我的发言，从与李国涛先生的一番闲聊谈起。
2010年是李国涛先生八十岁寿诞，我从加拿大女儿家探亲返回南华门大院，在那两棵梧桐树下散步时，碰上李国涛先生。徐州的故旧乡亲刚为他祝贺了八十大寿。李国涛先生对我说，他的老朋友老同学看到了《人物》上我写他的那篇文章：《夜半钟声到客船——李国涛先生印象记》。大家说，你李国涛现在也成个人物了。说着，李国涛先生笑了。
李国涛先生笑，我却笑不起来。我说，你本来就是个人物，在山西文学史上，在中国文学史上。我心中涌起一丝淡淡的苦涩。
李国涛先生一向为人低调，仅举一个例子即可说明问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省里组建作家系列的高级专业职称评审委员会。省委宣传部请他担任评委。要说，这是个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李国涛先生却断然“谢绝”了。他的志向不在此，心思也不在此。做学问还能“功夫在诗外”？尤其退休之后，国涛先生更是远离了文坛的“刀光剑影”，告别了昔日的“鼓角峥嵘”，一头沉潜在他自己喜爱的“事业”里。文坛多少人退休后，耐不得寂寞，不愿退出舞台上那道炫目的“追光灯”。有人问起李国涛先生退休后的心境，他这样回答：“近来有朋友问我，于老年情怀有何言说，我想了半天，一下子也说不清。如果用简单的话来概括，或者有一句古诗同我的感受倒是相近。那句诗就是：‘夜半钟声到客船。”李国涛先生说：“我不知道用这句诗来说明我个人的感觉有什么明显的道理，至少在心情上，在情绪上是一个很不错的概括。它澄澈、冷静而且肃穆。”
为了撰写山西文坛脸谱系列，在我对山西诸多成名作家的访谈中，无时不处都闪现着李国涛先生的身影：
现在人们都津津乐道成一的成名作（抑或处女作）《顶凌下种》，正是这篇小说使成一一举获得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由此高起点开始了成一在中国文坛的征程。然而有谁知道，这篇小说几乎“胎死腹中”的背后花絮？在成一崛起的形象中，有着李国涛先生的身影。
现在人们都赞不绝口，钟道新为山西文坛带来一股别开生面的清新之气。然而有谁知道，要不是李国涛的慧眼识珠，也许钟道新就去从事了其他行当。当我赞叹说“是金子在哪也会闪光”时，钟道新毫不客气地反驳说：“物弃物用，其实全在人的一念之间。只能说你碰得人对。韩非子讲过一个和氏璧的故事。同一块玉，怎么一会儿是一钱不值的石头，一会儿成价值连城的宝贝？那深山老林里埋藏的金子多了去。”为此，钟道新说“李国涛那双眼睛很‘毒”，以此表达对李国涛的感激之情。
现在人们都清楚，作为文学后进或晚辈，心念李国涛提携举荐之恩，请李国涛为其新书写序作评，倒也不足为怪。然而，可称之为一代小说宗师的汪曾祺请李国涛为自己的小说集《矮纸集》作序，恐怕令人颇费猜度。为什么小说大家汪曾祺会把李国涛引为“知音”。
现在我们都知道，马烽与李国涛的情义非同寻常。一般都认为这是因为几十年来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交道所致。然而有谁知道，马烽为什么会把李国涛作为“真正能倾心交谈”的人……
在我与李国涛先生四十年的交往中，留下了众多刻骨铭心的印象。这是我写作《夜半钟声到客船——李国涛先生印象记》最初的创作冲动。
写李国涛先生的那篇文章，在《人物》杂志社搁置了有将近一年，大概是他们没有认真看，仅仅“顾名思义”，觉得李国涛还够不上他们的“标准”吧？但当他们一旦认真读了，才恍然大悟，像阿里巴巴发现了“芝麻开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他们对我说，你们山西还真是藏龙卧虎。这才有了以后《人物》杂志为我开的“山西作家专栏”。
说起山西的老一辈作家，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山药蛋派”。 据西戎夫人李英介绍，“山药蛋派”这一名号由来已久：“早在‘反右的时候，范彪、张晓禹、陈仁友（山西文学界的几位‘右派文人），几个人在一起议论的时候说，他们都是一些土里土气的土豹子，能写出什么大气洋气的东西？也就是一些土得掉渣渣的‘山药蛋。‘山药蛋派是个贬词。”在山西文学圈还有这样一种贬低的说法：说“山药蛋派”的笔下，土豆丝、土豆块，在锅里炒来炒去，还不是一盘土豆土豆一盘，再变，连碗土豆烧牛肉也端不出来，更别说“土豆沙拉”了。
是李国涛先生“化腐朽为神奇”，赋予了“山药蛋派”全新的含义。李国涛先生于1979年11月28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且说“山药蛋派”》；此后又在1982年的《山西文学》上发表《再说“山药蛋派”》。把一种文学现象提炼升华为一个高度凝练概括的名词，这是创造的一种境界。
三十年后，李国涛先生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本来，只要有文学，就会有文学风格文学流派，但当年正处于那样一个非常时期，由于过去几十年来我们政治生活中某些不正常因素的影响，人们有点谈‘派色变，不愿触及‘派这个字眼。宗派、右派、反动派、走资派，只要跟‘派沾上，几乎都没有好下场。文学流派也沾上‘派字，就忌讳让人与宗派小圈圈挂起钩来。建国三十年来，我们的理论文章虽然也常把文学风格与文学流派相提并论，但具体分析某位作家的文学风格有之，而具体谈一个文学流派的却非常罕见。也正是借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春风，才敢把流派名正言顺地提出，这也正是百花争艳的一个体现。”李国涛先生为“山药蛋派”正名。
汪曾祺在提到李国涛先生时，冠名“评论家兼小说家”。李国涛先生的小说，得到了小说名家的认可。
李国涛先生曾这样介绍“自己是怎么写起小说来的”：
我写作的阶段性很强。正如人们嘲笑没有恒心的笨伯，说他们像黑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永无积累。
1989年以后，我停止了研究和评论的写作。可是，不提起笔写点什么，心里觉得空荡荡的。写什么呢？我想到写小说。
平心静气一想，其实自己不是一个写小说的材料，阴差阳错，因为当了多年的编辑，接触了许多作家，看过许多原稿之后，也便附庸风雅，胡乱涂抹起了小说。打个比方说，就像一个药罐，里面煎熬过各种草药，从天冬、地黄、甘草、贝母，到人参、牛黄、犀角、灵芝，免不了沾上诸种药味。现在药罐经年不使，药味散去，又加清水煮上三过，还有什么呢？空空一个砂罐而已，用以煮粥烧肉都无不可。这才是药罐的真面目吧？
这倒颇有《文心雕龙》所言：“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的意味。
李国涛不愿借用自己原本评论家的名声，起笔名“高岸”，以自然投稿的方式，把写成的小说投向各种文学刊物。谁曾想，竟然一举中的并且百发百中。从1989年到1993年四年中，竟写下长中短篇小说八十多万字。这真让有些一世为文的小说家汗颜。
山西文坛乃至中国文坛都发出惊呼，需要研究“李国涛现象”！
李国涛先生在《世味如茶》中，写下这样的文字：
鲁迅写过三首悼诗，其中有句云“世味秋荼苦”。……鲁迅那时才三十岁刚过，已感到世味之苦。他不嫌世味太薄，薄还是淡，淡薄而已。世味是苦的，还嫌薄吗？
荼是什么？迄无定论。有一说倒说得好，有文字学上的根据，就是：荼即茶。古无茶字，后由荼变来，字音字形都变了，意之所指还是那种东西——茶。所以，不管叫什么，都苦，也都香而有微甘。
……不论鲁迅嫌苦也好，不论周作人说爱其苦也好，都是由于世味是以苦为底味的。
这是一个饱经沧桑老人对时世的感叹。
李国涛先生与我谈起，这次拍他的专题片中用了一个词：“李家公馆”。他说，这个词过去提起都让人“谈虎色变”。这还了得？紧藏慢藏还怕给人落下一个“封资修”的印象，这不是不打自招了吗？
李国涛先生出生于徐州一个大世家。据李国涛先生讲，他们家的公馆几乎占据了徐州市一个“半岛”的“半壁江山”。当年分为前公馆后公馆，前公馆是包括他家大房在内的九家住，后公馆则住了四家。这个“李家公馆”的规模，这样说也许更为明确：日本人占领徐州后，把李家后公馆辟为“兵营”，因为它原本建筑就像一座城堡，而那四座高耸的角楼，现成成为兵营警戒的瞭望哨。
这样的出身让李国涛先生一生都是如临如履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
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那都是刻骨铭心的生命碎片。李国涛晚年的记忆衰退得很明显，我在与他的交谈中，提起许多别人对他记忆犹深念念不忘的“大事”，他都淡然一笑说：“我不记得了。”然而，他“吃对虾”这样一件小事，却是不厌其烦地多次与人忆及。
李国涛说：“五十年代初，我在山东泰山脚下教书。那时，早餐顿顿有对虾。难道一个穷山脚下一个穷学校这般阔气？当然不是，时代不同了，事情当然不一样。那时人口少，捕捞也不多，虾的个头大还便宜，谁也不当回事。那时各种食品之间的比价和现在也有极大的不同，咸菜一碟二分钱，酱油鸡蛋一个五分钱，酱油煮的对虾是一角钱一只，也就是说一只对虾顶两个鸡蛋。对虾的价钱低于猪肉。在学校吃早餐的人，有三分之一只吃咸菜，三分之一的人加一个鸡蛋或两个鸡蛋，三分之一的人吃一个对虾。我家境比较富裕，每月伙食费十二三元，算是讲究的了，十次早餐我总有五次吃对虾。1957年我由山东调到太原教书。我来太原以后才开始‘反右。我山东学校原来的头，一心想把我弄成右派，转来许多大字报，其中有那么两条就是关于我吃对虾的事。一条说，他总爱吃对虾，资产阶级思想；一条说，他吃对虾时把头扔下不吃，资产阶级思想，右派作风。当时我看到这样的大字报，真是有苦难言有冤难诉有怒难发。现在看来，简直就是笑话。可在当时，却一一都是罪状，给人的思想压力很大。为这事我受了好多次批判，直到把问题提到阶级立场的高度。我自知我爱吃对虾，从来都是把对虾的头尾吮吸得干干净净才扔掉，我怎么会发疯把虾头扔掉呢？虾头好吃，我爱吃；就算我不爱吃，又犯什么罪？那时候我还记得这份大字报作者的名字，后来忘记了，好像也不是什么很要好的朋友。后来到了新时期，我见到一位同我要好的同志讲，当时领导要求他写大字报，直到拍桌子叫他站稳立场，揭发问题。所以他也写了。他说：‘我不写我怎么过关呀？我想也对，要换个位置我也会写。实际上我在太原不是也给别人写过类似的东西。这时我才觉醒到，其实那个为吃对虾的事给我写大字报的人真是个好心人。当他不得不写点什么的时候，他就写这种事情。虽然这事不真，却伤不了人。即便伤了人，总也不是政治硬伤，伤得不重。何况他也许真看到我在早餐桌上扔过对虾头，这也说不定。这么一想，我觉得我对1957年那位写大字报的人还是应该心存感激。他没有在政治问题上作伪证写假材料，他也算得是个好人了。那时候，好人难做呀！”吃对虾成为李国涛先生对人生的品味。
当那场严酷的政治风波尘埃落定，李国涛先生最终得一个“免予处分”的政治结论时，竟然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笑声。
这是一种如释重负的笑？恐怕也是一种自我解嘲的笑。笑命运之荒诞不经，笑人生之怪异无常！也许这笑中，还有一丝庆幸，还有一丝“阿Q”式的苦涩与辛酸。一个出身豪门富家，与生俱来就被立入另册，又戴着一顶“臭老九”的帽子，无疑是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作为这样一个角色，却能在一生绵延不断经历的险恶政治风浪中有惊无险逢凶化吉全身而退安全着陆，这还不让人“偷笑”？
李国涛在说到老年的感受时有这样一个比喻：“老人的滋味像泡过三汤的茶，还有一点色，却没有什么味。有味，也是小苦，小苦之外并无甜意，却带一点涩。”
李国涛在《老年赋》中写下这样的文字：
杯中已空。
你对着夕阳或深宵的残烛，仍然可看出醇酒的当年色泽，深红浅紫也罢，浓绿淡黄也好，一一清晰。甚至当年溢出而留在杯外的痕迹，也宛然。当年怎么让它流了出来？真正可惜。不过你现在已不再心疼，反正也是饮完的杯子，你不过是再欣赏一下这个杯子，和它上面的残迹。这杯子透明，任你端详。这时，连夕阳的光，或那烛影，也渐渐暗淡下来。你觉得这杯子也可随时扔出手去。不过你没扔，却仍然细细地看着它，甚至闻一闻杯里的余香。
李国涛先生无疑对人生持一种乐观的态度。这是一种超脱飘洒的境界。然而，我从李国涛的文章中，还是读出打翻了五味瓶，“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当今，与共和国同生共死的文人学者的晚境，大概都会有一种苦涩感。每当我夸赞李国涛先生对山西文坛的影响及他旧日文章所起的引导作用时，他总会感叹一句：“好不到哪去，你不能离开当年的时代背景。”你在一个时代鏊子里烙出的饼，难道还能大出那个鏊子去？知人者明，自知者智。把生命的华彩乐段锦绣年华，许多都耗费在写“遵命文学”，应时应景文章上，大概成为这一代文人学者永久的心病心疼。怀一腔“千古文章未尽才”的遗憾与惆怅。
李国涛先生在《破书与断砚》一文中，描写了他们家收藏的那些价值连城的古籍与珍稀珍贵的端砚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命运。用精致的木匣子装起，二十四个匣子合起来成为一个完整书架的“百衲本”二十四史、《金石萃编》、《渊函类稿》，以及《李文忠公奏稿》等现在拍卖市场上的抢手货，在那个年代，竟然当作“破烂”一卡车拉走，只卖了三百元。全家人还“大喜，遂即成交”。
李国涛先生说：“我家前两代都是读书人。那时候他们有闲钱有闲时间又有闲房间，三闲，所以也就买书，买书之外又买字画、碑帖，想当收藏家。在我印象里，好像主要财力都花在砚石上，藏砚。”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李国涛先生回到老家，发现一方铭文上有“端州石室”的端砚，且不论它是新坑老坑、上岩下岩之类，竟然用作垫了床脚。李国涛先生颇为感慨地说：“它难道一制成就专门垫床腿吗？不会。再看砚上擦痕条条，极明显，很深，很粗，可以想象它在床下与其他石块相磨擦相碰撞的情况，那样子可以说惨不忍睹。就算是假古董吧，也毕竟是砚，怎该如此呢？”
中国的传统文化，素来有状物寄情触景生情之说。当我们了解了李国涛先生的经历和命运之后，我们能感受到，李国涛先生在对古籍贬值和端砚命运的平静描摹中，内心却翻腾着一代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慨叹！
李国涛先生前半生的职业是教师，后半生的职业是编辑。大概可以说，李国涛倾其满腹笔墨毕生精力，都担当着“垫床腿”，为别人做嫁衣裳的角色。
李国涛写过两篇文章：《无情的文学史》、《名单尚可添几人》。李国涛先生说：“一个人，至于在文学史上，能否被提到一句两句，三行两行，那就由不得自己，也不必去念叨。杜甫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后事，谁人料到？”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文人皓首穷经，“上穷碧落下黄泉”，谁人在内心深处不存有“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心理潜意识。莎士比亚有名言，延续生命的途径有两种，一是留下后代，一是留下文章。
李国涛先生在前几天与我的交谈中，无意中或者是脱口而出说，这个会前几年开就好了。这句话对我内心很是触动。我们已经开过无数次的各类发布会座谈会研讨会，甚至有些人还是多次。我们说过了“西李马胡孙”，我们说过了“晋军崛起”，也说过了“后赵树理写作” 的诸位后起之秀，还说过了十几个地市的“各路诸侯”，“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我们长久以来却忽略了一个真正在支撑山西文坛的身影。我们不能因为国涛先生的低调淡泊，“有眼不识金镶玉”。我们不能只认识睁眼的金刚不认识闭眼的佛。
在我的印象中，为李国涛先生开这样一个会还是“破天荒”。也许迟了点，但“迟饭是好饭”，开了总比不开强。这次，五卷本的《李国涛文存》出版了，李国涛先生的专题片也问世了，《山西文学》还开辟专栏刊登了一组组评论文章……我为李国涛先生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山西文学》1982年第二期上，李国涛在为徐学波的一篇小说写的编稿手记上，写下这样的文字：“以后写到队长和科长的大名和小名，你以为是顺笔举例吗？不是，是很有用的伏笔，在结尾时才显出作用。写袁师傅是重点。先写‘聋子的小名广泛使用，以致使他的大名无人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袁师傅。这是很好的铺垫。于是，结尾的一场‘正名之争，就显得很有声势，使读者受到震动。”
我们理应为在山西文坛默默耕耘数十年的李国涛先生正名！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