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黎

　　五卷本的《李国涛文存》置于案头，心里先是泛起了一种钦敬和感动：国涛先生年过八旬，且近年目力不佳，还勉力编出了这样规模的文集，真是不容易！然后就涌起了一阵欣喜和急切——一个饕餮之徒面对一桌合口味盛筵的那种无法按捺之兴奋。读有些人的文字，你会一下子“宣判”：“非吾友也！”我读李国涛其文，则是“一见如故”。一见如故之后，断断续续追读了很多年。结果如何？真的是获益良多。尤其他的一本随笔集《世味如茶》，和张岱的《陶庵梦忆》、莫砺锋的《苏东坡传》，几年来成了我的“睡前书”——这样一说，李氏文章在我心目的位置已无庸多言。因此，虽从未见过面，但我早已“自封”是李国涛的忘年交。

　　对李国涛的第一印象就是：有眼光。不论对生活，还是对文史掌故，更多的是对文学作品，他的眼光都是那么准确，往往还颇独到，感觉极敏锐又极灵动。这应该和他的编辑家生涯有关 （他曾任《山西文学》主编），但我想主要还是归功于天赋才情，天份是不可强求的，很多文学中人其实都是天生的，李国涛就是其中一位。

　　李国涛是多面手，写评论，写书话，写随笔，还用“高岸”的笔名写小说，他的创作颇有“杂花生树”之感，但作为“文章圣手”汪曾祺的多年铁杆读者，他起初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他的《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以及几篇写汪曾祺的随笔。汪曾祺的代表作，一般人都认为是《大淖记事》《受戒》或《故里三陈》，唯有李国涛，他选定是《职业》。高山流水获知音，汪曾祺非常高兴，出《矮纸集》时就点将要他写序。后来我重读《职业》，觉得：如果说汪曾祺小说是当代小说的神品，那么《职业》犹是其中的超逸之作。若非李国涛，几乎错过这一篇，仅此一点，我也对李国涛格外感激。此外，他指出汪氏小说文体三个支点：“回忆、结构、语言”，非常准确明晰；他注意到汪曾祺对高邮风物的季节感，认为背后是一种文化意识，发现细微，表达贴切，但阐述得十分深入……对其中妙处体察得准，品味得深，表达得也风雅，我觉得，就要这样的研究和文字，才对得起汪曾祺。

　　此外，他对林斤澜等人的小说研究也是如此，本身的文体也美，往往表达力避俗套和现成词汇，高度个性化，适当新颖化，偶尔来一点很年轻的古灵精怪，叫人觉得格外清新别致。

　　第二个印象是：有学问，且有趣。中国古典文学的功底，给他气度、风雅和温润；西方哲学、文艺理论，给他开阔、现代感和自由气息。既然“家底”如此深厚，于是他出手豪爽，每每在短短的随笔中都奢侈用“料”，有时是冷僻的掌故、轶事，随手拈来，意象纷呈，手挥目送；有时是众人熟知的句子和典故，但他偏偏“自作主张”地解出新意，让人恍然大悟而拍案叫好，继而沉思良久。比如，他用“夜半钟声到客船”来概括老年情怀，说那是一种“澄澈、冷静而且肃穆”之境，并联想到“杜甫晚年的诗里常写到舟船”“好像杜甫把舟船作为老年生活和生命里程的一个象征了”（《说老年情怀》）；比如，由金性尧选注《宋诗三百首》前言中的一句“老归故纸，人间一乐”，他宕开一笔地联想到了：俞平伯、郭绍虞、朱自清、闻一多、台静农、沈从文、冯沅君，有那么多的“五四”以来的大家，在叱咤风云、领尽风骚之后，在新文学里作了或长或短的旅行之后，都“老归故纸”——皈依了传统文化（《说“老归故纸”》）；再比如，张爱玲《金锁记》的开头，著名的写月亮的那句——“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模糊。”从来不觉得有什么玄机，但李国涛偏偏问：“为什么是朵云轩？”当然，朵云轩在上海，当然，眼泪落在宣纸信笺上会有湿晕，但为什么不能是荣宝斋、清秘阁的信笺？张爱玲会不知道其他老铺子？或者，为什么不单说宣纸信笺而要点出“朵云轩”？李国涛来揭秘了：“朵云，是托月的。” （《为什么是朵云轩？》）可不是吗？一语道破。

　　这也已经能看出他对趣味的重视。李国涛文章大多趣味盎然，有时幽默，有时微微自嘲，有时“谑而不虐”，有些地方还暗藏《红楼梦》所谓的“精致的淘气”，看得人会心莞尔。

　　第三个印象是：文字好。李国涛的文字雅洁、自在、萧散有味，是一种功力内敛、点到为止的大家态度。往往所论很重要，发现也颇重大，语气却只是闲闲淡淡的；明明见解新锐甚至领风气之先，而表达依然克制蕴藉、留有余地；有时融入些许文言、外语、方言，越显清新鲜活。这样的文字，与他的浓烈人间情怀和人文底蕴形成张力，相得益彰。

　　第四个印象：他的结尾有特点。常常一路分花拂柳、抚石依泉地将读者送到了园子门口，却不推门，甚至连门都不敲，只微笑道：“就是此地了，看那些粉蝶纷纷飞过墙去，想必园中芳菲正浓”。此时的我，却因“所来径”景色清幽，一路行来渐渐流连，到了此刻不由得依依怅怅——也太惜墨如金了，为何文章写得这样短？

　　幸而如今有了《李国涛文存》，春日里，正可以新茶一杯，细细读来，重温那种心领神会与心驰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