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崇轩

短篇小说的再度崛起

在整个短篇小说萎靡不振的背景下，山西短篇小说却接续地域文脉，风生水起地活跃起来，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在众多中青年作家热衷“效益好”的中篇、长篇小说乃至纪实文学的潮流中，山西的新一代青年作家却孑然地投身短篇小说创作，现在已有十几位在这一领域耕耘多年、收获丰硕，构成了一个生机勃发、令人瞩目的“新锐作家群”。

　　山西有一个强劲的短篇小说创作传统。在60年的文学发展中，短篇小说无疑是最有实绩的一种文体。它曾创造过两次文学高峰期。一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山药蛋派”时期，赵树理以及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等老一代作家，都以短篇小说著称，发表了大量土色土香而又雅俗共赏的艺术精品，已写入文学史册。第二次是八九十年代的“晋军崛起”时期，成一、李锐、张石山、王祥夫、曹乃谦等一代实力派作家，长、中、短篇小说并举，但他们起步、成熟于短篇小说，创作了一大批思想新锐、艺术精湛的优秀作品，成为那一时期的经典。两次高峰期，既有内在联系，也有各自特征，前者更具有时代特征与地域色彩，后者更富有精英思想和开放品格。

　　尽管山西的短篇小说佳作众多、风格各异、写法不同，特别是八九十年代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依然可以找到一种一以贯之的东西，那就是开放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品格。不管是“山药蛋派”作家，还是“晋军”作家，都有一种自觉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从社会的底层走出，对普通民众有一种深切的理解和感情。他们选择现实主义文学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在题材上往往选取的是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变迁和重要方面，在创作重心上都努力塑造富有深度和个性的人物形象，在艺术表现上则追求一种朴素、精练、厚重的形式和风格。而在取材上以农村和农民生活为主，以工业、城市、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创作，发展一直缓慢。这是山西短篇小说的特色，也是它的局限。

　　山西在政治、经济上是滞后的，但却是一方文学的沃土。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整个社会加速了市场化、世俗化进程，文学已然边缘化，还没有走出低谷。但山西文学仍保持了稳健的势头，老中青几代作家还在潜心创作和探索。到新世纪初期，更年轻的一代作家悄然地、陆续地走上文坛，并显示了他们独特的素质和风采。如果从山西作家的族谱上去划分，他们应当属于“第五代”。他们出生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大多数生于70年代，年龄相差十六七岁。当时在二三十岁左右。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村，也有一部分出自城镇，对底层生活的体验，是他们重要的人生资源。他们比上一代作家的文化学历略高，大多上过大学本科、专科，却一般是本省的普通院校。他们散落在社会基层，当农民、做教师、搞文化宣传、进城打工…… 数年的奋斗，多数进入县、市直至省的文学体制——文联和作协。他们涉足文学，源于对文学的喜爱和钟情，并没有太多的功利目的。在市场社会，依靠文学获得名利，已越来越难。他们的文学目标和理想，要比前几代作家远大，不满足于成为本省的地域性作家，一出道就力图标新立异，冲击全国文坛。他们对山西的前代作家和作品，虔诚地学习借鉴，但绝不愿邯郸学步，丧失自我，更期望超越前代、取法多师，重塑自己。同前代作家保持了一定距离。

　　

　　在山西青年作家群落中，诗歌、散文、纪实文学乃至科幻文学（如影响强烈的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小说）等领域，都不乏才俊，成果累累。而小说是其中最整齐、最精悍的一个方阵。十几个富有潜质的青年作家，又均把短篇小说作为他们的主要文体。他们通过短篇小说出道、成名，又通过短篇小说锻炼、提高自己。短篇小说是他们的根基、标志。具体分析，又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长、中、短篇小说乃至其他文体兼而写之的作家，如葛水平、李骏虎、闫文盛、孙频、张乐朋、燕霄飞等，他们兼写多种文体，而短篇小说也毫不逊色，成为他们创作中的重要部分。另一种是主攻短篇小说、其他文体为辅的作家，如王保忠、杨遥、杨凤喜、李来兵、手指、小岸等。他们把短篇小说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在读书、写作中刻苦探索它的艺术规律和奥妙，推进着短篇小说的发展。这样的作家在当下文坛中已不多见，而山西涌现出一批新秀。

　　新世纪十几年来，山西新锐作家在短篇小说的艺术之路上，甘于寂寞、上下求索，收获渐丰、影响日增，成就了他们自己，推动了山西文学。现有文学体制给予了他们多方面的关心和扶持。他们承传和发扬了山西短篇小说的优良传统，同时呈现出一种更加个性、现代、自由的创作状态。他们的作品在全国重要文学刊物上“遍地开花”，有多篇作品获得了《小说月报》奖、《中国作家》奖、《上海文学》奖和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尽管他们的创作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前途是广阔的。

“写什么”的继承与突破

回顾既往山西短篇小说，可以发现，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性作品，往往有两个特点，一是深入地表现了社会现实生活，二是塑造了独创的人物形象。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和最大“亮点”。譬如赵树理《登记》、《“锻炼锻炼”》，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知道”》，张石山《镢柄韩宝山》，王祥夫《上边》等等，莫不如此。从整体上看，山西新锐作家在宏观把握生活、谙熟人物方面，并不具有很强的优势，但他们深受山西前辈作家的言传身教，在这两方面作出了自觉的努力，并有所突破，这就显得格外可贵！

　　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在新锐作家的创作中不乏佳作。它们或许还不够宏大、深刻，但却格外真切、细腻、客观，带上了他们这一代的色彩。这里首先要说到王保忠，他秉承了山西本土作家的较多思想与精神，直面晋北农村的社会变革与突出现象，切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矛盾深层，揭示了社会现实的脉动与走向。譬如获得《小说月报》“百花奖”的《家长会》，就是一篇现实主义力作。发生在博人中学“家长会”上的一番冲突，绝不是校长与家长之间的个人意气之争，而是代表了以“煤金”为标志的世俗文化与人民教师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一场较量与博弈。学生家长的煤老板余黑子，自恃有钱有势，显得狂妄、狡黠、霸道；而校长汤河，肩负教书育人使命，一派正直、严厉、清高。从二者的对峙与斗争中，我们看到了当下社会的扭曲，教师与教育的弱势以及人民教师身上的良知、正义和力量。同样是晋北作家的李来兵，对农村现实生活也有较深入的洞察和把握。他的《别人的村庄》，把一个普通村庄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写得入木三分。村长俨然是一个“土皇帝”，大权独揽，强占女人，但工作软弱疲沓，黑恶势力横行。却一心想当副乡长，上窜下跳，行贿乡领导。韩文仲是一个有仁有义、胆识过人、身怀武功的民间“硬汉”。他在乡村社会脱颖而出，被委任治保主任，惩治村霸、推动计划生育、解决煤矿事故，威胁到了村长的权力，最后在处置村长的偷情事件中贸然出手，被警察依法拘捕。从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农村活剧中，我们看到了现实乡村政权的变质、村干部的腐败，以及底层民间力量的崛起和它自身的脆弱性。此外，李骏虎《留鸟》写郊区农村大拆迁中农民对土地和传统生活的留恋，李燕蓉《飘红》写全民炒股大潮中一个简易股票交易所的兴衰历程，都是表现当下社会生活的优秀篇什。

　　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底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存在。底层文学的凸显实际上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深化与扩展。山西新锐作家在底层文学创作中，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和贡献。杨遥的经历曲折、多样，对底层社会有着广泛了解和深切体察，他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定格了底层社会的一幕幕情景，雕塑了浮雕般的底层民众形象。《二弟的碉堡》描述了一位粗俗、大胆、不择手段“发财”的家庭妇女，同贫穷、世俗、正统的乡村社会的对立与较量。《谯楼下》刻画了一位以卖碗托赚钱“拉边套”的男人，他的艰辛屈辱以及对被损害的女大学生的同情与维护。这些作品斑驳凝重、触目惊心，而又发人深思。张乐朋是一位有个性、有追求的诗人，近年来改换门庭“染指”短篇小说，在他的《童鞋》、《偷电》、《边区造》等作品中，独辟蹊径，深入揭示了底层人物身上自私、卑劣、狡猾、盲从、残暴等人性和文化的“劣根性”，表现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主题思想，是对现代文学“启蒙”精神的继承。

　　表现城市社会以及各种人物，一直是山西文学的薄弱环节，近年来却在新锐作家的手中得到了较大改观。他们描述城市变迁、公司内幕、富商隐情、打工者生存等等，使山西文学的面貌突然变得多姿多彩起来。李骏虎有两副笔墨，既写乡村、也写城市，而且两副笔墨都已达到了熟能生巧的程度。《局外人》、《流氓兔》是城市题材的优秀之作。前篇写一位身涉危局的“官员”，逃到一个陌生城市感受到的梦幻一样的自由和爱情，揭示了上层人物荒诞的生存和深重的危机感。后篇写一家公司复杂、多变、紧张的人际内幕。老总的独裁和心机，其情人的骄横与营私，副老总们的争斗和算计，都通过视角人物“我”的行动和观察，显示得一清二楚、纤毫毕露。玩具流氓兔则是一个巧妙的象征，它既可用来关爱，也可用来撒气，蕴含了男人与女人一种微妙的情感和关系。“80后”的手指，作品不算多，但篇篇精到，篇篇出新，显示了他对社会的独到观察和创作上的严谨。他最拿手的是对城市同代人生存与精神状态的描写。《我们干点什么吧》、《我们为什么没老婆》是他的代表性作品。两篇小说写的都是“80后”的一代年轻人，他们没有精神世界，没有谋生能力，在现代生活中随波逐流、吃喝玩乐。他们渴望“干点什么”，但屡试屡败、一事无成。他们渴望爱情和家庭，却两手空空，幸福离他们越来越远。空虚、期望、焦虑、叛逆，成为他们基本的精神状态。手指没有给出这一代人生存和精神出路，但能把他们的精神世界描绘得如此鲜活、精准、传神，提出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也是一种成功。此外，燕霄飞的《红云》写大款老新去寻找昔日邂逅的山村和女孩，闫文盛的《掌上的星光》写打工者许蔚，以骗婚为职业带来的家庭悲剧和精神创伤，都出色地表现了城市的腐化堕落和不同阶层人物的精神扭曲。

　　山西新锐群中还涌现出几位女性作家，她们在表现爱情、婚姻、家庭领域方面，可谓得天独厚、各有千秋。小岸的小说单纯、明净、好读。《熔》叙述了现代人两种不尽相同的婚爱悲剧，意在反思人们在爱情上的随意、不专等现象。《茉莉花》用优美的意境、抒情的手法，刻画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对各自深爱的人的一片痴情、坚贞不渝，歌颂了一种纯真的、传统的高尚爱情。孙频同样专注于表现人的情感世界，她目光锐利、视野开阔、才气横溢，受到了文坛的广泛关注。她的《流水，流过》写一位孱弱的男人对亡妻的终生爱恋、对女儿的苦心教育，一个平凡的生命放射出灿烂的光辉。获《上海文学》短篇小说新人奖的《鱼吻》，则洞幽烛微地展开了现代青年男女之间，那种混沌、复杂、错位、畸形的爱情关系和心理碰撞，雕刻了韩光、江子浩两个独特的青年形象，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别样的社会人生图画。

　　传统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把塑造人物形象视为创作的核心。但现在的青年作家普遍忽视了这一问题，短篇小说见物不见人成为一种严重现象。山西新锐作家深受前辈作家的影响，继承了写人的良好传统，在他们的作品中谱写了各种各样的人物。王保忠倾心的是乡村社会中的普通人物，发掘的是他们真善美的人情人性。《美元》以20美金为道具和线索，凸现了一位固守着淳朴、善良品格，在现代文明和金钱面前由向往转向舍弃的山村姑娘形象。《前夫》一笔写了两个人物：真诚宽厚、温情自尊的农村女人巧枝，穷则思变、富而仁厚的煤老板“前夫”。我们从这些人物身上，感受到的是底层社会的温暖和传统文化的魅力。葛水平以中篇小说闻名，她在《甩鞭》、《喊山》等作品中，都塑造了结实、丰满、强烈的乡村人物形象。在短篇小说写作中，同样延续了这种路子。《我望灯》写了一个山村的神汉，为了改变贫穷而装扮神汉，装神弄鬼便拥有了钱财和女人，又因为内幕的败露而葬送了他年轻的性命。作者把乡村社会的愚昧落后和某类农民荒诞的人生，写得深刻而传神。《第三朵浪花》写的是革命根据地在土改运动中，一位教书先生错划成地主的悲剧故事。他在乡村的贡献与地位，他在运动中的担忧和恐惧，他在错划成地主后的悲愤和抗争，把一

　　位乡村文人文雅、谨慎、正直、悲壮的精神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说对于我们认识那场革命和乡村文人的命运，有丰富的启迪意义。杨凤喜熟悉乡村社会的各种人物，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传统农民形象。《镰刀》中的老田驴就是一位朴实、执傲，一生忠于“大集体”的旧时代人物。手指的《齐声大喝》则饶有趣味地讲述了“我爷爷”——一个以偷为乐、敢于承认、最终因偷而死的“贼”的形象。山西新锐作家在塑造人物上的丰富经验，值得研究、总结、推广。

“怎样写”的借鉴与探索

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写什么”是关键，“怎样写”是保障。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同前辈作家相比，山西新锐作家在“怎样写”方面似乎更加重视、自觉。他们一面借鉴既有的表现形式，一面探索新的方法和手法。在短篇小说的艺术模式、新的写法和技巧、叙事风格和语言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拓展和实践。

　　山西短篇小说在几十年的发展中，从艺术模式上看，已经相当成熟和多样了。新锐作家们认真借鉴了这些经典模式。譬如杨遥惯用的是情节模式，同时在情节的推进中精心雕刻着人物形象。《闪亮的铁轨》就是一篇独具匠心的佳制。一个流浪少年寻找失踪的母亲，找得执著而艰苦，而铁道边的弧村，人们从关爱到戒备、到驱赶、最后装在麻袋里送走…… 故事曲折、悲凉，人物鲜活、突兀，其间蕴含了多少社会人生内容啊！譬如王保忠在创作中形成了一种以人物心理为主线的表现模式，即以主人公的心理演变为脉络，熔故事情节、人物间的交往以及作者的叙述、抒情、议论为一炉，创造出一种既单纯、集中，又丰富、厚实的结构形态。如《张树的最后生活》写年轻力壮的放羊汉张树，竟被村主任借故强行安置在养老院，连起码的情感、愿望也难以满足，最终只能服毒而死告别人世。作品的情节并不复杂，通篇主要是主人公琐细沉重、回环哀怨的心理流动，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全部内心世界。譬如葛水平的创作，特别善于捕捉那种新奇独特而又内涵丰盈的细节，用它贯穿整个作品，形成一种戏剧化的艺术效果，这实际上是一种细节化的情节小说模式。如《玻璃花儿》中的主人公柴晚生，从娘胎里带了一种眼疾，俗称“玻璃花儿”。这是小说的核心细节。这眼疾促使他背井离乡外出经商，这眼疾又使他婚姻生变、遭到报复而钱财一空。人生中的一个细节竟牵动了他整个命运，读来让人感慨深思。

　　情节小说到今天又有了新的变化，一面是向单纯演变，一面则向复杂发展。也许是受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影响，山西一些新锐作家开始构筑一种复杂结构小说，显示了一种高远的追求。譬如张乐朋的《涮锅》，写教师节一群教师去火锅店会餐。这样的故事情节自然可以写得单纯、流畅、短小一点。但作者从老师们打车、到吃饭、到洗浴，一共写了13000多字的篇幅。六个人物不分主次，同时行动说话。不厌其烦、精雕细刻地展示了整个过程和每个细节。而情节的变化和推进，人物的表现和个性，又显得井然有序、合情合理、天衣无缝。这种复杂结构的运用，逼真地、突出地显示了当下社会的教育生态和人民教师的精神性格，带有反讽和审视意味。李来兵在小说结构营造上与张乐朋可谓不谋而合。如《节日》写的是农村兄妹几个为老人发丧、陪老大住院治病等日常生活，《教师节》写的是某学校庆祝教师节活动的详细过程，作者均解构了那种情节化的发展方式，完全用生活的自然流动来呈现。精心描绘场面、人物、细节，展示出的是一种原生态、全画幅式的社会人生图景，让人们从整体中去感悟生活的主潮、底蕴等等。现代生活变得复杂了，小说自然可以写得复杂，但过分琐碎、庞杂地再现生活，也容易走向自然主义和失掉读者。

　　此外，散文化结构小说模式，也在山西新锐作家的创作中涌现出来，代表作家是孙频，她的《流水，流过》、《鱼吻》、《月祭》等，有着明显的散文化、抒情性特色。这是一种高难度的小说艺术模式，期望更多的新锐作家去实验。

　　现代小说方法和手法的借鉴、运用，多年来处于低潮状态，而山西在这方面显得更保守些。但在山西新锐作家的创作中，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李燕蓉是一位执著探索现代小说的“先锋”作家，她表现了现代社会挤压下各种人物精神情感的异变，借鉴了许多现代表现形式。譬如《3%灰度》里刻画了两位城市白领家庭生变后的无所适从和对世事人生的迷惘困惑。譬如《底色》中描写了一位大学生在婚爱、就业上的屡屡失误、挫败，表现了人生就是一种荒诞的主题思想。手指则惯用写实的方法，创造出一种现代味小说来。譬如《去张城》写“我”与王爱国劳神费力前往张城，抵达的却是张镇。两个城市与出发城市，恰好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我”面临着困难的选择。其中蕴涵着一种荒诞感和黑色幽默。当然，更多的新锐作家只是在小说局部运用了现代表现手法。譬如李骏虎的《乡长变鱼》里写乡长酒醉后成为一条鱼身人心的红鲤鱼，显然是荒诞手法。燕霄飞的《湿淋淋的声音》中写农村一对年轻夫妻对电话的苦苦等待，则有一种象征意味。

　　小说叙事语言的个性和格调，往往能表现出一个作家的才华和追求。山西老一代作家的叙事语言，共性的东西多，形成了文学流派。而山西新锐作家竭力追求的是自我的和个性化的叙事，构成了一种姿态纷呈的语言特色。如李骏虎的两副笔墨，写城市生活时是一种“游戏”心态，语言轻松、准确、流畅、机智，而写乡村题材时则是一种虔敬态度，叙述变得细腻、温馨、忧郁、抒情。如杨遥的叙事语言，真切、简练、锋利、有力，外在的冷静中隐藏着内心的炽热。如孙频作为女性作家，在叙述中倾注了自己的感情和才华，自然形成了流畅、华丽、飘逸、抒情的语言个性。如杨凤喜以写农村和农民生活为主，叙述语言朴素、温暖、厚实，有一种泥土气息。如张乐朋追求语言的精确、理性、从容、睿智，不时夹杂零星的方言土语，给人一种洞若观火的审美感受。如李来兵营造的是一种逼真、细密、锐利、深刻的语言格调，颇有一点大气象。这些新锐作家的叙事语言还在形成之中，自然有许多不足，但他们起点高、追求远，一定会达到一种更高的境界。

有待克服的创作“瓶颈”

每一代作家都会有自己的优势，也会有自己的局限。新世纪初才步上文坛的山西新锐作家，他们置身的社会、文化环境更加复杂而多变，他们投身的文学事业也走向了边缘和衰弱。而他们自己又缺乏足够的思想、生活、艺术方面的准备。尽管他们在十几年的历程中，已克服了诸多困难，取得了可喜实绩，但依然有不少问题横在他们面前。概而言之，阻碍他们创作发展的“瓶颈”，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思想资源匮乏。这已成为山西新锐作家一个普遍的、严重的问题。过去，“山药蛋派”作家和“晋军”作家，都有自己的思想根底和体系，前者主要是主流政治思想，后者基本是精英文化思想，因此他们的作品才融入历史、影响深远。而山西的新锐作家，遭遇的是一个多元文化思想时代，没有思想“靠山”可以依凭，再加上他们对思想理论的忽视、厌倦，就造成了他们思想薄弱、观念模糊、凭借感觉和才气创作的状况。他们难以有力把握现实生活的规律和走向，分辨不清各种人物思想情感的来龙去脉，因此常常停留在生活和人物的外在形态上。譬如闫文盛作品数量庞大，涉及生活宽泛，但作品总是给人浮光掠影、冗杂雷同的感觉，原因盖在作者缺乏理性把握和分析能力。譬如杨凤喜生活库存丰富、作品情节独特，但同样存在着就事写事、缺乏理论提升的缺憾。甚至像李骏虎、王保忠这样走向成熟的作家，也有作品形象淹没思想内涵的倾向。因此，山西新锐作家要想超越自己、有所建树，就必须广泛汲纳思想资源，读一些历史、哲学、美学、心理学乃至文化学、社会学等，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在创作中用思想理论照亮生活和人物。

　　其次是生活天地狭小。读山西一部分新锐作家的短篇小说，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他们创造的生活天地和精神空间显得憋屈、封闭。他们只熟悉一个领域和某一类人物，而不了解更广大的世界和更多样的人物。一旦去写他们自身之外的东西，就难免胡乱编造、捉襟见肘。而对他们钟情的生活和人物，则显出一种孤芳自赏的情感态度。有一种“自恋”倾向。譬如小岸的创作，写爱情婚姻故事得心应手，洋溢着浪漫气息，而写现实的社会人生等等，就力不从心了。譬如杨遥写乡村社会底层人物的生存与精神状态，栩栩如生、简练有力，写城市世界和上流人物，则浮浅冗长、形神散乱。这些都反映了作家生活的狭窄，精神的单薄。我绝不反对写小领域、小情节、小人物，但这“小”须在“大”的土地上生长出来，“自我”体验要与“大我”共鸣才会富有意义。一个作家，从小天地走向大世界，再回到小天地，才会真正强大起来。

　　第三是文学修养欠缺。山西的十几位新锐作家，其中的大部分已走向全国，受到广泛关注。但同全国那些新实力作家相比，似乎显得缺乏气势、力量和个性，特别是群体冲击力。其主要原因就在他们的作品思想艺术上还不深厚、不新颖、不纯粹，鲜有真正文学的独创性。文学修养的薄弱和残缺，自然开不出灿烂的艺术花朵。譬如这些新锐作家，绝大多数选择的是现实主义创作路子，但对现实主义短篇小说怎样提炼情节、怎样塑造人物、怎样营造结构、怎样形成语言风格？又如何融汇现代的、古典的艺术形式和手法？并没有做过深入扎实的学习和研究。你的作品如何既能纯熟自如又能合乎艺术之道呢？另外有些作家，如李燕蓉的大部分创作、手指的小部分作品，运用的是现代小说的方法和手法。但仔细琢磨就会觉得，这些方法和手法用得有些生涩、粗放，还不足以形成自己的一套路子。因而，山西新锐作家要加强对古今中外文学经典与文学理论的修养，夯实自己的文学功底，才有可能融汇百家，自成一家，立足文坛。

　　最后是艺术表现模式和手法单一。短篇小说是小说家族中的“先锋”，它既有自己稳定的特性和规律，又在不断地变革和创新。在艺术模式上已有情节型、人物型、心理型、意境型、散文型等等，而且依然在发展中。在表现手法上也是不拘一格，不断地引进和扩展的。山西新锐作家从群体上看，其创作模式和表现手法还是迥然不同、姿态多端的，但从单个作家看，却是比较单一、呆板的，甚至出现了雷同现象。譬如李来兵习惯用写实的复杂结构样式，读他的少量作品你会觉得厚重、震撼，但读多了就会不堪忍受、喘不上气来。短篇小说艺术模式很多，为什么不能变换几种？一个作家总是固守一二种模式，一生能写多少作品、怎样丰富自己的艺术风格呢？这是值得年轻作家深思的。又如孙频的叙事语言，已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和特色，这是她成功的重要因素。但如果你每一篇作品都使用一套语言，而不能按照题材和人物改变语调，你的作品势必会出现千部一腔的雷同现象，读者就没耐心继续读你的小说。这种语言上的套子化现象，在其他作家的创作中也有，是需要格外警惕的。

　　山西新锐作家尚在成长之中。弹指间他们已到而立、不惑之年，正处在生命的黄金时段，已是山西文学中的主力方阵了。我们期待着他们能弄清问题，寻求对策，不断进取，在短篇小说创作中，跃上一个更高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