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国

　　1

　　我读南非作家库切的小说《耻》，最初很失望，教授与学生的私情，单身老男人的迟暮空虚，要说事也算事，要说不算，就是点鸡毛蒜皮。鸡毛蒜皮也会大有深意，可是，一部长篇小说总不能太简单，库切的《耻》，最初给我的感觉就是太简单。

　　我之简单并非与喧嚣热闹相对，有的小说安静而单纯，像一幢人去室空的老楼，或一座整齐划一，干净美丽却死气沉沉的城市，城市的远方密布着风暴将至的阴云，那些阴云永远不会滚滚而来，风暴只在传闻中埋伏，人们却一筹莫展，坐以待毙，那样的小说就不能算作简单。比如卡夫卡的《审判》，那部小说人物少，事件单一，阅读时总让人打不起精神，内容却很复杂。一座寂寞无边的空虚城市，鬼影丛生，处处玄机，叙述者的身后，藏了太多飘忽不定的眼睛。相比之下，库切的《耻》就是一点耻而已，人物的遭遇和相互关系在明明白白的叙述中顺势而下，一步步走向焦头烂额的结局，并没有给我带来更多惊异。

　　几年后再读《耻》，我喜欢上了这部小说。一个看上去简单明白的故事，缝合在并不复杂的结构布局中，却让人羞耻、困惑、心痛和狼狈不堪。我被库切先生叙述的简洁清晰，丝丝入扣所吸引，为小说中人物关系的巧妙安排与合理转变、场景和细节描绘的生动、感情起伏的准确揭示叫好。

　　库切先生喋喋不休，不会只为把故事讲好。讲好一个故事很重要，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也重要，《耻》的娴熟流转与演变，植根于库切先生的人生感悟。“耻”不止生长于男女性爱的迷茫中，还生长于种族主义的黑白混战与对立，生长于家庭伦理的困惑与难堪。这份思想是库切有关南非生活的观察所得，也是南非社会中的重要问题，却常常被如我一类中国读者所忽视或忽略，以至造成误读。

　　不是因为未发现小说家库切的思想而对文本失望，是外国小说叙事内容之后的思想核心，很难被中国读者准确发现或完全领悟，误读在阅读开始时就已经发生。一部小说是一座围城，通向城里的路不止一条，隔着文化、政治、历史和人种的重重雾障，中国作家进入外国小说的“围城”，最容易眼花缭乱和无所适从，进门之初就摸错了房间，出现这样那样的误解，也就在所难免。

　　2

　　风行中国二十余年的《百年孤独》，被冠之以“魔幻现实主义”之名，至今仰慕者众。这部小说很容易让人以为是马尔克斯闭门造车的唯我独尊之作，中国作家经常对其中生死混淆的魔幻技巧着迷，忘记了书里无处不在的哥伦比亚现实。所以，这部小说在马尔克斯的故乡哥伦比亚能发行上百万册，就曾经让我长时间感到不解。当马尔克斯说他在街上看到买菜的女人篮子里有一本《百年孤独》时，至少我觉得这份介绍非常“魔幻”，是马尔克斯随口说出的一个小玩笑。一本叙述技巧花样百出的小说，让中国作家为之惊异和迷糊，没几个人读懂和读完，普通的哥伦比亚市民竟会对它趋之若鹜?难以相信。我想，用外国出版商擅长推销，操作成功什么，是无法解释的。

　　我读过多遍《百年孤独》，后来发现这部宏伟的小说，一个村庄的几十年发展史，一家几代人的惶惑和奔忙，与神幻鬼怪的联系，远不如与哥伦比亚社会的无情现实关系更深。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所有爱情迷茫、夫妻吵架、小发明爱好者的孤寂和固执、杂技团表演、怪梦和怪癖、尸骨碰撞的咯咯声、打斗与造反等，均是哥伦比亚人无比熟悉的生活现实，那些事件填满了哥伦比亚人的记忆，也才能顺理成章地填满马贡多的百年历史。

　　所以《百年孤独》不是天上文章，是明白无误的地上事实，是哥伦比亚人体验最深的孤独生活史，是那片土地上人种混杂、文化混杂、现实与历史混杂、生死混杂和人鬼混杂的真实历史，是脚踏实地的人生叙述，并非作家凌空蹈虚的技巧表演。不是作家马尔克斯创造了魔幻，是哥伦比亚社会的魔幻历史成就了马尔克斯。不是马尔克斯想象力激越飞扬后取得了成功，是他放弃作家虚无缥缈的不可靠想象力，回到温暖的故乡和值得依赖的哥伦比亚大地，才发现了伟大小说成功的秘密。

　　3

　　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是我喜欢的另一部小说，也许这部小说才能真正称得上魔幻神奇。哈扎尔公主的名字是人的灵魂的四种状态，听上去不可思议，想想也有道理，人名取得古怪，外国有，中国也有，可是说她的脸像盐一样有七种不同的面貌，就难以理解。至于那个十七世纪君士坦丁堡的著名刀客阿韦尔基，杀人无数不提，却长了四片嘴唇，其中两片永远在说话，就怪异得可以，我觉得那两片永远在说话的嘴唇，也许正是作家帕维奇先生的嘴。

　　《哈扎尔辞典》这部小说半人半神，半真半假，似梦非梦，历史与非历史融会，幻象与现实混淆，集小说家的想象之大成，上天下地，肆无忌惮。它所提供的事实是，小说家似乎可以乱写，花样翻新就好，其实不然。作为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教授的帕维奇，思维之缜密精确，远比其小说家想象力的恣意妄为更甚。帕维奇创作了一幅人与非人、虚构与历史、梦与非梦混合的杂乱拼图，这幅拼图却不是信笔所为，其中处处留下了有迹可寻的证据。收拾那些证据，就可以曲折查出人类思维与情感史的历程，查出欧亚大陆包括美洲大陆的生命史，查出民族、文化、语言、宗教由混沌荒诞走向清晰规范的艰难，从而把“永恒的白昼和像蛇一样将我紧紧箍住的世界”逐渐看得明白。

　　如果说《哈扎尔辞典》太过混杂怪异，那么，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也许就比较容易解释。相比大学哲学教授帕维奇，作家鲁尔福要亲切和实在得多。他的小说同样人神混淆，叙述却较为单一，儿子回故乡寻找传闻中的父亲，查证母亲口中支离破碎的情感史、故乡史和家族史，最为常见的叙述模式，却把读者导入魔影重重的幻景。

　　回故乡的叙述者“我”、故乡的三亲六戚和旧友，包括势力庞大一贯恃强凌弱的父亲，都已死去，又被时光惊动，像灰尘一样腾起并重现，“戴面纱的女人一闪而过，仿佛根本没有存在过一般”，同床共枕的女人像泥水一样融化并消失，乡村土路上处处有回声，石头下面也有时间的回声，令人悚然。小说写得无比轻盈，浮在半空，好像与大地无关。

　　我所中意的小说，最初就是这样，早期我就写过类似小说。虚构一个地区，纵横驰骋，真假莫辨，以此为荣，自鸣得意。不过，我的想象因为只是想象，文字的自由前进中，就无时不感到为难和困惑，找不到出路。我在词语的丛林里横冲直撞，胆大包天，却没有感情，无心潮起伏的体会。笔下生生死死，那些生死却与我无关，也与确凿的文化、地理和民族无关。想象没有依据，只是些似是而非的猜测，写作的勇气就丧失得很快。我后来放弃那一路写作，原因即在于此。我对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等小说并没有真正理解，只见奇崛诡异的文字，未能领会文字之后作家的心灵依据。

　　《佩德罗·巴拉莫》写得神鬼莫辨，生死混淆，其实有根有据。墨西哥山民的独特思维样式和生活方式，拉丁美洲大地上原本的人鬼共存文

　　化，部落头领的强悍粗暴，女人的柔弱、无助、迷信与善良，仆人和下民的胆怯与忠诚，日子的艰辛，月亮的美丽与山风的温柔，无不与墨西哥山地及其历史息息相关。

　　鲁尔福具备优秀小说家的非凡想象力，那想象力却不是空穴来风。《佩德罗·巴拉莫》是一部真正的美洲小说，这部小说精神空间很大，严格遵循土著居民的思维方式和知天达命的人生态度，写出了墨西哥土著与世隔绝并自得其乐的生活，展示了荒凉寂寞的美洲大地上无处不在的神灵统治和强权政治，既充满小说的感性色彩，又具有学术写作的谨严和苛刻。正是这部小说启发了马尔克斯，使他幡然猛醒，认识到美洲文化经验的重大意义和价值，才写出后来世所瞩目的《百年孤独》。

　　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从美洲出发，脚踏实地，有理有据地走向宽阔的文学世界，所以这部小说就满怀深情。小说中遍布时光回声的半月庄，并非鲁尔福的真正出生地，却是他的心灵和情感的故土。那里，发黑的墙壁上映着淡黄色的夕阳余晖，母亲的照片在“我”的怀里出汗，照片上布满虫蛀的小洞，那些小洞是所有亲人的眼睛。黑夜降临后，月亮扭歪着脸，在天上待一会儿，没有发出一点光亮，就躲到小山后面去了。陈旧的大地吐出黑暗，发出震动。天使在歌唱，天边的天堂发出柔和的光芒，上帝高高在上，注视一切，像祖父一样慈祥。这些文字情真意切，无半句戏言，莫不让我感动和震撼。

　　4

　　说另一部书。

　　两年前的一次逛书店经历，让我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获得了短暂的愉快。那天我揣着一张单位赠送的购书卡，去昆明的南屏街新华书店购书。南屏街是昆明的著名老街，现在被时代的玻璃幕墙修葺和装饰得有几分可疑，半真半假，似是而非，仿佛《哈扎尔辞典》里出现过的某条街。不过，我的记忆却一直停留在半真的那一面。这条名为南屏的街道，曾在过去的漫长时光里，伴随我度过仓皇的中学时代，恰如《佩德罗-巴拉莫》小说中所言，昆明的南屏街充满了时间的回声。那些悠长的回声像找不到回家之路的狗，在我的身后，远远地踉跄奔跑，被呼啸而过的汽车驱赶得左右躲闪。

　　从前我家离昆明的南屏街很近，这就是时间回声始终在那条街上萦回不散的原因，中学时我每天穿过南屏街数遍，去上学，中学毕业后，每天回家，我都趁晚饭未熟的短暂时机，溜出家门，去南屏街新华书店，在里面流连忘返。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经在南屏街新华书店门口排队买书，那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感动也最令人感慨万端的一个时期，全中国人民疯狂购书，就像现在疯狂购房和购车。全中国人民谈文学和讨论文化，就像现在很少再谈文学和再谈文化一样。当时的南屏街新华书店在我的眼里已经够宽大，却只有现在的五分之一面积不到，里面挤满了人，在书店里与老朋友相遇再正常不过。朋友相见分外眼红，红是血红，温柔的血，熬夜读书挤出的血丝，目光里蓄满红色的深情。互叙友情后，心潮起伏地各夹几本书离去，那种场面绝对真实，无半点魔幻神奇。

　　买的书多半是外国书，也多半是文学书。

　　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源头是外国翻译作品，这是文学的另一条河流，这条河流绕过雄伟的中国古代文学高山，独自流淌，一意孤行。依靠外语专家提供的汉语翻译文字来研究外国文学写作，本来就可疑和不可靠。加之外国作品后面的人生意义与中国人面临的问题相去甚远，麻烦就更大。所以，从开始到现在，中国现代小说写作的先天不足就显而易见，又无法弥补。这个与生俱来的硬伤几乎可以算作一份原罪，只能在后天的努力中尽力寻找救赎。

　　这就像昆明的南屏街，我还要说那条故乡的街道。这条街和它所依托的昆明城，曾经远离中国的战火，独自面对四季如春的天空。昆明的南屏街，也就成为中国著名的金融街，街上站满了多家外国银行。抗日战争时期，国难当头，中国的金融家们纷纷逃亡，躲到群山拥抱下的昆明城，于是昆明就变得不真实，似梦非梦，就像中国现代小说的写作从来不太真实一样。事实上，昆明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真实，身份模糊。它为云南南诏国的白族所建，元军进云南，明军再进云南，昆明就变成了汉族文化中心。中国诸省的汉人在昆明城里满街走，比如我和我的先祖，却对自己的血脉渊源之地混沌不知，更不会想到昆明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竟然一度变成中国著名大学、著名现代工厂和外国银行的避难所。昆明造出过中国的第一辆汽车，谁会相信呢?莫不是《哈扎尔辞典》里的神话?

　　不相信，或不完全理解，也就不会受感动，更不会引起相关的沉思。

　　我要说的就是感动和沉思，这份感动和沉思，由德国人本哈德·施林克写的小说《朗读者》引起。

　　那天我在南屏街新华书店，意外买到了德国人写的小说《朗读者》。

　　我不相信别人的廉价推荐，那段时间也很少上网，当时美国人的电影《朗读者》还没有拍摄，更没有获奖，所以那天之前我对《朗读者》是一本好书一无所知。我只对这个优雅的书名感兴趣，对书的灰色封面设计和隐藏得若隐若现的小说标题感兴趣。书被塑料纸严密封住，打不开，是自信它是一书好书不用打开?还是担心读者打开后大为失望才把它封住?我认为是前者，于是把它买下。

　　是一本好书，一本因简单而令人惊异，因真切而让人感动的好书，一本因为好而让人沉思反省的小说。当然今年上映的美国人拍的同名电影很差，导演和他的同伙被作家施林克几近完美的写作镇住，再无创造力，那是后话。我说得太多，有些故弄玄虚，现在把书打开。

　　5

　　《朗读者》这部小说讲了一个奇异的故事，15岁少年与35岁女人的爱情，包括毫不隐瞒的性爱，突如其来，又倏然而逝。再加上纳粹历史，人性的残忍与文化尊严的混合，司法的严格与疏漏，自我坚守的无望沉默等。七七八八的内容，均被朗读这个非常隐私的个人行为严密贯穿，够奇，却用很单纯的笔调讲完。单纯是为了讲清楚，讲清楚是为了让人明白。我读懂了它，也就受感动。

　　这部单纯的书，用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借书中人物之口，直接展开写作者的沉思和追问。这是德国人的谨严，不把事情搞清楚，誓不罢休，也是作家施林克的方式，它不愿意留下空白，要把所有疑问填满。

　　填满是为了讲得更明白。

　　施林克在小说《朗读者》中设了足够分量的悬念，一把锋利而沉重的剑，始终悬在读者的头顶，摇摇欲坠。叙述者在词语的密林里七拐八绕，最后让那把剑无声地轻巧落下，刺在读者的书桌上，让人看得清楚，感慨而心惊。

　　一部书难以让人感动，这部书就好不到哪里去，从前我并不这样认为，现在却不得不服气。以前我反对滥情和煽情，主张不动情感的写作。滥情和煽情当然不好，完全的冷漠和无情，作品的价值就会大大降低。自己满无所谓的事，别人何必为你操心?不是一往情深就庸俗，是一往情深表达得不好，就可能滑向庸俗的陷阱。落入这样那样的绝望陷阱，是作家写作中经常发生的事。一件事写得不明白，也许是本来就没有想明白，

　　没有想明白，当然感动不了自己，也同样感动不了别人。

　　就像昆明城，我在这座城市出生，我的父亲和祖父也在这里出生，可是我对这座城市始终不懂，滇池由清变浊，盘龙江无言地流淌，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有朋友说昆明这座城市很有意思，它明朗而温暖，又来路不明。四季如春表明气候好，却是时间停滞不前的标志。为什么所有的城市时光如梭，惟独这里让人恍惚，风全部在空气中凝固?时钟的指针也停住不走?所以这座城市值得写，可以写成一座迷宫。

　　我一直没有写它，因为我一直没有把这座城市搞懂，不懂就难以动真情。青年时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渴望远走他乡，寻找祖先的故地，故地在何方又不知道。游荡在南屏街的时光回声，只是提醒我曾经在这里度过一些无法抹杀的岁月。既如此，我怎么能把这座城市写明白?我不清楚为什么写昆明?要写出一部令人感动的小说就不可能。

　　我要说的是，从前我认为小说写清楚了不好，写得让人读后掉泪也不好，现在我知道写得不清楚，要让人掉泪根本就不可能，那种杞人忧天的事不会发生。老实说我翻开《朗读者》时，看了几页，曾有与最初阅读《耻》一样的失望，我觉得这部小说讲述得太清楚，每隔一章就有一节抒情与沉思的文字也不好，太直接和露骨。后来，不知不觉间，失望像阳光下的水渍悄然散去，不知去向，风消失在风中，水融化在水里。我跟着书中少年一起，进入车站路和鲜花街，上了老式的旧楼，在散发出陈旧气味的内走廊上，从半开半闭的门边，看到那个女人在屋里换衣服，看到屋里的女人略为惊异地回头，少年红着脸夺路逃走，蹿到街上飞奔而去。

　　写作是人生的追忆与反省，是一种艺术劳动，也是一份智慧活动，还是发生在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一次诚实的情感交流行为。想清楚要写的事，再写清楚，在清楚的事件后面，有宽阔的迷离背景，明明白白地摆出了问题，再留下供人反省的疑问，让人被惊动和受感动后思绪难平，才好。

　　《朗读者》就是这样，读懂了，看得清楚，却不回答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事件发生?不回答那个女人为什么毫无必要地选择沉默，步入监狱，步入酸腐的老年，最后又在期待已久的出狱通知下发前，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自缢而亡。

　　什么叫感动?感动就是被真诚的写作打动，把内容看得清楚，情绪被触动，却说不清楚。说不清楚是作家没有告诉读者答案，作家为什么不告诉读者答案?因为人生其实很简单，答案说不说出来，不重要，重要的是经历，一次明明白白的愉快阅读，这样的经历值得回味。

　　6

　　中国小说翻译到外国，也难免被误读。据说《红楼梦》曾被译为《一个男人与一群女人的故事》，《水浒传》也被译为《一百零八个强盗》，单凭这书名，就可以想象外国读者会把这小说误读到哪里去。

　　中国与外国不一样，这句话是废话，往下解释，这句话才有价值。什么解释?就是中国有中国的问题，外国有外国的问题，乌鸦解决乌鸦的麻烦，老鼠享受老鼠的欢乐。中国作家写爱情，也许为的是表达生的喜悦，外国作家写爱情，可能恰恰是解释死的无奈。当下，二十一世纪，或者早在二十世纪，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社会科学列出的诸多人生问题，财富、司法、平等、男女关系、就学、就业、环保、官与民、政治与经济、战争与和平等等，欧洲诸国解决得差不多了，中国正在解决。

　　欧洲诸国的问题少，中国的问题多。问题多是社会的痛苦，却是作家的福气。欧洲诸国的作家无所事事，只能写内心挣扎，写无问题的苦闷和孤寂，写解决完一般人生问题后，满街是空寂回声的更大迷茫。中国作家写的却是实在人生，是波澜起伏的大事件。中国有很多大事，欧洲诸国看上去只剩小事，所以中国作家的小说写得动静很大，外国作家的小说写得安详沉闷，好像都是鸡毛蒜皮。两边完全不对等，各忙各的，错位，阅读和研究也就少不了误读和理解上的困难。

　　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写作的源头是外国小说，误读带来的结果就是误用。读到鸡毛蒜皮，就以为鸡毛蒜皮是文学的最高境界，是外部之小衬出的内心之大。我们照着鸡毛蒜皮写，给人的感觉是无关痛痒，可有可无，人家写出来却广受欢迎，当然是在他们的国家受欢迎。殊不知在我们这边是鸡毛蒜皮，在他们那边其实是当作大事来写的。我们的大事是历史的翻天覆地，他们的大事是聚会中的一个白眼，床上的眼泪和咖啡馆的忧伤。他们的抢劫也许是因为不愿工作，我们这边发生的抢劫却大多是因为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小姐就是小姐，我们的小姐却是别的。所以我们读外国小说，最容易看清的是叙述技巧，最不容易领会和理解的是技巧之后的人生之痛和生命之“耻”。

　　所以才有中国作家重新返回传统和中国古代，寻找与生俱来的中国问题。

　　7

　　美籍华裔作家哈金，写了几部书，得过几次奖，不久前我在网上读到他的《等待》，几年前出版的小说。那部小说写得如此明白，又如此清晰，让我吃惊。习惯于写得云山雾海的中国作家，热爱法国人西蒙和罗伯·格里耶的中国写作者，我想不会喜欢哈金的《等待》，我也是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去浏览哈金的这部小说。不知觉间，小说就读完了，我略感惊讶。小说最后，借人物之口，明明白白地解释了主题，让我觉得好笑，又觉得其实并不那么突兀，好像也可以接受。于是我查找了其他相关资料，包括哈金接受采访时的自我解释，以及他写的零碎的创作谈之类，他的一番话，引起了我的兴趣。

　　哈金的这部书在美国得奖，人家认为写得太老实，太传统，直截了当，没有任何花样，书评为了回避这个遗憾，曾挖空心思用回到巴尔扎克时代什么来抹平。我当然觉得这个解释很牵强，却反复思考为什么我还是有耐心把这部书读完?

　　《等待》这部小说，是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作家写的中国故事，非常传统的中国故事，用同样传统的讲故事的方法完成。政治、乡土、亲情、无望的等待、乡村土屋与偏远小镇、军队大院与值班护士等，无任何出格和惊奇之处。可是细读后，尤其是读了哈金关于小说的言论后，我发现这个故事的写法，与中国大陆作家自以为熟悉的路数完全不同，确实有差别，甚至是很大的差别。

　　小说讲了一个耐心等待了十八年的爱情故事。部队男军医乡下有妻女，却被医院的护士爱上，为了信守自己对女护士的承诺，他一年又一年回家，带乡下的老婆去办离婚，那个老实的女人却总在关键时刻反悔。老实的乡下女人从来没有想过反抗丈夫，所以每次都跟着他去办离婚，又因为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丈夫，所以总在法院工作人员盘问时，摇头、张口结舌或无声流泪。这场离婚就办不了，直到夫妻分居十八年，婚约自动解除。

　　故事再明白不过，写得如书中的乡下女人一样老实，而且，情节链条、人物身份及外貌、人物活动的场景、人物动作、落在乡村草垛上的阳光、土路上晃晃荡荡驶来的马车、黑夜里的夫妻对话等，大的纲要和小的细节，全部写得清楚准确和井然有序。作家搭建了一架稳固的楼梯，带读者

　　往上爬，引读者一步步朝前走，再悄悄把身后的木板迅速拆除并丢弃，一次不得不走向结尾的阅读，就这样顺利完成。

　　哈金是东北某大学的英语系毕业生，后来在山东读同样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才去美国读博士。他在中国大陆学的是语言，不是文学。中国大陆的英语系叫英国语言文学系，当然也会学文学史，阅读文学作品并练习写作，但我想他们还是以语言学习为主，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英语专业其实很理性和很科学，离文学有些远，美国我想就不一样。如果在美国也读英国语言文学，那就相当于中国的汉语言文学，学的就是文学了。哈金后来变成作家，我想与研究方向的实质性改变有关，据说他在美国受过西方的写作技术训练，写出来的样式才与中国大陆作家不同。

　　哈金在成为作家并几次获奖，而且是美国的重要文学奖后，有了发言权，对中国大陆作家的写作与欧美作家的写作有过对比，如果我没有记错，他是这样对比的：他说中国大陆的作家对西方的各种现代技巧很熟悉，却在写作的基本要领上训练不足。

　　这很快让我想起了卡夫卡的小说。保险公司职员卡夫卡，写小说历来精确，作品中的人物从左边走过来，抬起右脚，跨过一把椅子，左脚轻轻踮一下，绕开什么，抚一下领带坐下，嘴巴张了张，喉结微微滚动，咽下口水，然后呆呆地看着来访者。他总是写得细致清晰，一丝不苟，不敢马虎，也不会马虎，像保险公司的统计表。

　　我们有的作家，认为卡夫卡是虚写，其实他写得很实。卡夫卡从来没有如某些中国作家理解的那样纯粹玩感觉，他的细节相当精准，写得很实在，又能在实在、精确和可以触摸的具体质感中，营造出无处不在的虚幻和迷离。他不会大而化之地玩感觉，不会让小说变得真正模糊不清，他的小说历来都很清晰。模糊不清就很难被人充分理解，读者难以理解得充分，作家怎么去获得成功?把一块石头写成石头当然是本事，也是作家必须经过的第一关，把一块石头写得确实是石头，这块石头却能在恍惚间浮起，是作家经过的第二关。我的理解是，哈金认为中国大陆作家一上来就进入了第二关，第一关的训练先天缺失。

　　8

　　中国大陆作家肯定会有人说哈金算老几?凭什么说三道四?这就不讨论了，我要说的是，他的话引起了我的思索。再回头看，我发现他的小说确实写得准确和清晰，这就是哈金小说与中国大陆小说的不同之处，真正的不同。我们读外国小说，怎么就很少意识到这个区别呢?

　　这就出现中国人读外国小说的第二个误解了，先是摸不清别人的思想，也就是为什么写?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写作的二元论中徘徊，反复研究写什么和怎么写?我却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写?这部小说你为什么要写?这首诗你为什么要写?为什么写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写什么和怎么写就无用。

　　现在的问题是，连怎么写都有了毛病。

　　我们的怎么写和他们的怎么写，不是一回事。我们的怎么写是研究各种花样翻新的现代技巧，紧追急赶，惟恐老土，三十年蹿遍了西方文学史的几百年。他们的怎么写是先回到基本原则。像一个本分的木匠，把锯子、锤子、刨子、凿子、锛、墨斗和线等等摆开，从把木头锯得平直开始，逐渐确立自己的木匠身份。

　　中国古代的意境、象等等，看上去很玄，都是大而化之的解释，好像我们的祖宗从来就不讲写作的基本动作，其实不然。古代的中国老先生，教学生写诗，就先从对子练起，天对地，雨对风，同样一丝不苟，没有马虎过。起、承、转、合，都是基本路数。我们让一个个古代的少年先把四书五经统统背完，上正道，坐直，行稳，再教他对这样对那样，再让他反刍，把吞进去的那些经典慢慢吐出，细细理解和品味。然后，旁门左道什么来，只会让他丰富和更饱满，不会让他迷乱，他也才能写出天下文章。现在不同了，我们从小学的语文课起，选取的文章很多就是旁门左道，学的又都是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什么。字和字怎么组合，词语之间如何形成动作，镂刻出画面并串联出思想，不讲，也讲不来。大学的专业写作课，也好不到哪里去，无非是中小学语文课的放大，文章变长和变多了而已。

　　文学可能完全无用。可能什么都不是，也可能包容天地，因为语言就包容天地，永远不会死。人只要坚持说话，就会把说的话记下来，变成文学。不过，文学与音乐美术相比，力量又有限。文学只是一个个字词的组合，文字只是思想的暗示和把读者从梦里唤醒的虚幻声响，不是实物。音乐是声波的传递，是实在的声音，声音是一个实体，美术是可见的颜色和线条，是明明白白的形象。钢琴弹得不能上台，在家里表演，自娱自乐，总是可以的。画家画得不好，作品挂在家中也可以看。作家写出了不成功的小说，给别人看只是让人受罪，因为那堆文字里。什么也没有。所以文学的写作其实很困难。

　　几年前我坐火车穿过中国北方冬天的土地。看到窗外一片灰雾，没有绿色，不见人影。所有的树都掉光了叶子，褐色的树干和树杈干净利落，站在开阔而空洞的大地上，无比清晰地指向天空。树杈之间，一个个乌鸦和喜鹊巨大的巢全部暴露。清晰可见，它们高高地挂在天上，好像一颗颗脑袋，沉默不言，俯瞰着树下水沟里冰冻的溪流。

　　那是在我的故乡绝不会看到的风景，我的故乡永远树影杂乱和葱绿，鸟巢严密掩藏，不会暴露。我在昆明从小到大，一次也没有看到过树上的鸟巢，它们是绝不会暴露的世间秘密。如果鸟巢是树上结出的小说的核，鸟是小说家的灵思，它们有必要在冬天冰寒的天气完全暴露?还是一生一世长久隐藏在昆明的迷幻春色中?哪种风景更好，我不知道。火车缓缓而过，窗外的风景一成不变，我爬上中铺，读小说，当然是一本外国小说。

　　责任编辑吴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