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平

　　父亲先是领着母亲摇河浪子，每天几毫克(他们叫毫毫)，也就是每天几块钱。1985年到1990年，父亲除了种包产地就是淘金，不分春夏秋冬。清早扛着金门出去(金门上顶着金锤、耙子)，晚上扛着金门回来。母亲背着背篼跟在后面，背篼里装着摇篼、铁铲、提桶、金盆。

　　春天摇河浪子，身边是金灿灿的油菜花，是蓝幽幽的江水。父亲选地方，挖沙石，提沙。母亲捡石子，装沙。父亲是村子里公认的能人，眼水好，自己也信。金隔一层纸，难得有人看穿那层纸，父亲总是可以的。把沙运到水边，母亲摇门，父亲添沙。有时父亲也摇门。父亲是心疼母亲，看见母亲身上打湿了，看见母亲出大汗了。摇够沙，就把门齿里的金沙冲下来，聚到金盆里。然后将毛沙、钨砂出掉。叫下门和出金。下门和出金是淘金的两个关键步骤。金好的时候，是可以在门齿里看见沙金的，有像辣子米的，有像南瓜米的。有像葵花米的，有像麦麸皮的。因此沙金便有瓜子金和麦麸金之分。下门前，是要拈掉金门上的石子儿的，是要往金门上冲些水的——缓缓悠悠地冲，冲掉些表层的毛沙。金克木，金子是附着在木头上的，毛沙里不会有金。很多的时候，在水花里都看得见沙金，从上面的门齿翻滚到下面的门齿，黄闪闪的。母亲接盆的时候，看见金总要吆喝：“快看快看，这儿有一搭，这儿还有一搭，那儿也有一搭，那儿很有几搭，那儿还有几搭!”听见母亲叫唤，父亲的脸就笑烂了。“这回整到事了，要是能这样出它十天半月就对了。”父亲不满足于眼前，马上贪婪起来。也有不急于下门的时候，冲了毛沙，父亲母亲都趴在金门上找金子，这一搭，那儿一搭，大呼小叫，“像辣子米米呢，像南瓜米米呢，像个掏耳屎的瓢瓢呢……”陶醉着，享受着黄金——这样的享受，要远比戴了金耳环、金项链安逸。父亲很少吃烟，出盆前就吃一颗母亲给的水果糖——要是母亲身上揣了。父亲抿一颗，母亲自己也抿一颗。父亲边抿水果糖边出盆，蹲在水边的石头上，或穿了水靴踩在水里。金盆在水面进进出出，父亲的手掌不断地抖动，力使得均匀，毛沙、钨砂便一点点被水带了出去，渐渐看得见沙金了，一堆堆一层层一会儿在金盆的中央，一会儿又在角落。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沾金了，把剩在金盆的沙金沾在特制的竹筒里。竹筒是用筋竹特制的。竹筒的塞子也是特制的，用上好的棉布。父亲谨慎地，又是带了享受地，把塞子倒了过来沾金盆里的金，一次。两次，三次，直到沾尽，每沾一次，都要小心翼翼地把塞子塞上，在石头子上磕一磕，确定塞子上的沙金都掉进了竹筒才拔了塞子再沾。

　　父亲淘金的河段要是静水，便是死一般的寂静。天空、河床、石头坝、对岸的山崖，偶尔划过水面的水鸟也丝毫影响不到寂静的纯度。上午的寂静是清凉的，河坎上、河对岸的桐子树和核桃树的叶子也是清凉的，照在远处山坡上、田野里的阳光也是清凉的，投在河心的山崖的阴影也是清凉的。下午的寂静就炎热了，有时还带点烦躁，到处都是白光光的。当然，我说的是夏天或初秋。冬天满是阴暗，混合了寂静的阴暗，冷倒是被劳动的汗水驱逐了。

　　1987年，父亲开始与人合伙开槽子，用木头架厢，类似于开煤窑，取地下深处的金沙。地下沙的含金量是地面的很多倍，尤其是靠近板上(我们把地壳叫板)的沙。板沙颜色和质感、质地都不同于地表的沙，因为含金量高，润泽而油腻。父亲先是在我们家园子外的河坎下开槽子，用木桶打水，砍了柴林里的青(木冈)树架厢，用清油点灯(他们把灯不叫灯，叫“红”)；一路取沙，一路又把石头砌成墙子，既可以减少工程量，又可以支撑槽子。他们把砌墙不叫砌墙，叫“还墙子”。他们把沙背出槽子，再运到水边。背沙的背篼不叫背篼。叫须笼。须笼的确也不同于背篼，虽然都是篾条编的，但要小很多，且底部尖尖的，类似于劳改犯背的尖勾子背篼。背沙也不叫背沙、运沙，叫拖沙。一个“拖”字，足见其艰难。最深的槽子有30多米的，曲曲折折，从地下通出来，有很多道坎。我早年拖过沙，不是体验生活，也不是挣钱，是读书读出了神经衰弱，专门折磨自己。从槽子里拖一回沙上来，好些地段都是要爬过的，四肢并用。对拖沙最好的形容是父亲时常挂在嘴上的话：“背上压着，勾子上一股水淌，脑壳都碰起包了，磕冒儿都磨脱皮了。”父亲说的磕冒儿就是膝盖。

　　金夫子因分工而各得其名。握金锤的叫匠人。挖沙，卖眼水，掌握金槽子发展的方向。拖沙的叫马尾子，算是金槽子里级别最低的，不需要动脑筋，也就是搬运工。耙子手多为女人充当，就是装沙的，把匠人挖出的沙筛一下，把大石头捡掉，装进马尾子的须笼。匠人也负责还墙子，挖一段，就还一段。

　　合伙开槽子不存在老板，不存在剥削，匠人、耙子手、马尾子分的金都一样多。谁家的地，地主抽点成。抽成也很少，一成或两成。父亲他们把地主抽成叫抽地课。在父亲的金槽子里，匠人是王金德和王金勇，我大爸和二爸的儿子。耙子手是袖珍，我最早的性幻想对象。有时我母亲也充当。马尾子有我大哥、哑巴、张连国、李金全。

　　金槽子里有很多避讳的话，除了灯叫红、背篼叫须笼，还有很多：水叫灰，吃饭叫造粉子，黑了叫夜了，槽子垮了叫扯了，撒尿叫吊线子，拉屎叫坐笋子……做一个金夫子不是从卖眼水、使蛮劲、胆子大开始，而是从学习掌握这一整套用语开始。把日常用语拿到金槽子里去说，轻者就要挨咣，重者就要被开除或者被毒打。把日常用语带到金槽子里去意味着不吉利，如果真有个塌方、透水什么的，责任就在你身上。

　　寒暑假。我总要回老家住几天，闭门读书、写诗。父母天天下槽子，出门一身衣裳，进门一身衣裳。出门进门都说的是金槽子里的事、金槽子里的话，特别是父亲，在家里也把吃饭说成造粉子，把水说成灰，把灯说成红，把撒尿说成吊线子……“还不快造粉子，王金德三爷子都下河坝了!”父亲造完粉子，剔着牙齿对隔壁的王金勇说：“水缸里没灰了，我回来就挑了几挑灰。”王金勇坐在门槛上连吃烟的劲都没有了。1988年，我的大侄子大侄女已经会说话了，满口都是灰啊红啊造粉子啊坐笋子啊，为此大哥大嫂没少争冤枉话。1987年暑假，父亲的槽子有几天挖得很好，出的金大颗大颗的(父亲叫利颗利颗)。父亲回来，边洗身上的泥沙和汗边唱歌，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脊背黑红黑红、肉鼓鼓的，很健美。夜里称金的时候，父亲还把金拿给我看，真是利颗利颗的，辣子米、葵花米、南瓜米都有。当然多数是麦麸。沙金在等子的托盘里还没有装筒，油漉漉的，不是橙黄是暗黄。那几天父亲不恨我，不说我只晓得吃、睡，不说我把他的电费照贵了——金出多了，几个电费算什么?“把木头房子拆了修楼房，三层或者四层，干脆五层，我们老两口子一层，四个娃娃每个一层，在外面上班的逢年过节回来了住。”父亲一屁股坐在饭桌上，跷起个二郎腿，收录机里放着张帝。那时候，我真希望父亲挖到好金，不是指望有我的份儿，只想他有钱了免得天天黑脸、天天骂人。可是好景不长。红滩没出两天，又没金了，父亲的脸又黑了，声气又难听了。不是金隔一

　　层纸，是挖到了“空”。“空”也是金夫子的用语，就是前人挖过的地方。

　　在老家，在整个涪水上游，祖祖辈辈都挖金，1949年后才被禁止。没有人考证过我们的老祖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挖金的，府志记载唐朝这一带就盛产沙金，且拿沙金向朝廷进贡。可以想见，几百年上千年的开采，地底下已经千疮百孔，再说古人今人都是凭眼水觅地，采用的又都是原始方法，没有不挖到“空”的。听年岁大的人讲，老祖宗都是挖槽子金，也叫钻槽子，规模最大的叫挖瞒天过海，就是把槽子开到大河底下去，从河这边钻到河那边，一直挖见地壳，取地壳上的沙。那时的大河还真是大河，生态没有被破坏，河水丰沛，河水对槽子的压力也比今天要大得多，一旦挖漏透水，情景可想而知。所以老祖宗一般都选择冬天枯水期挖瞒天过海，雨季挖山槽子。老家的山上也有金，金沙不同于河谷的，我们叫草米子沙，但沙里同样有河卵石。父亲一心想要住的金洞子就是一个最大的金槽子，单槽口就晒得下好几床簟，往里面走两三百米也不需要弯腰。村子里已经没有挖过瞒天过海的人，只是还有个别白胡子老头儿记得，不晓得他是小时候见过，还是听老一辈讲过。我能够想起当时的情形，冬天大河的水枯了，对岸山上还没有雪，也是合伙，有的出木料，有的出清油，有的出水桶，但都得出棉絮堵漏洞。槽子钻到了河心，擦着地壳走，取到了朝思暮想的金沙，槽子分槽子，再分槽子，叫砍尖子，尖子砍得越多取到的金沙就越多，当然危险性也越大。槽子尖子在河底下四通八达，木料一根根被送进去架厢，且不再是青桐木，而是楠木(楠木经得住水泡)。尖子砍多了，漏水的地方自然就多，棉絮被一床床送下去，好多人家晚上没有被子盖只有烤火过夜。经过千百年河水的冲刷，河床下切，好多当年瞒天过海的槽子都瞒不过天了，露了出来，一根根楠木发黑。粗壮坚硬如钢铁，拿金锤去挖。真有钢铁的响声。我在河边亲眼看见过那些楠木，几百年上千年的楠木，它们一头露在空气中，一头深埋在沙石里，没有人能够拔出。今天，也时常在金槽子挖到白骨，一堆堆的白骨，张连国还捡了胫骨和自己的胫骨比，边比边说：“这个金夫子比我要高得多。”挖瞒天过海也会出事故，塌方或者透水。塌方阻断槽子，把底下的人隔绝在里面，任何人不敢救。塌方等于活埋。一条大河灌进去，又是刺骨的雪水。透水往往伴随着塌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古人的话由古人的事应验。当然也有出红滩的时候，金沙源源不断地拖出来，倒在水边。一山一山的，到了傍晚，淘出的金大袋大袋的。金夫子都安全地从槽子里上到地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婆娘女子也赶到了河边，嘻嘻哈哈，叽叽喳喳。涪水静静地流淌着，对岸人家的油灯一盏盏亮起来，什么时候房子上、猪圈上、树上都铺了厚厚的雪。

　　父亲还挖过窝子金。不是一窝窝的金，是在河坝挖一个大坑，几米到十几米深，四面砌石头墙，早先用木桶打水，后来买了潜水泵，用柴油机抽水。他们叫抬窝子。父亲抬窝子，全村的人都抬窝子，密密麻麻的人，密密麻麻的窝子，从笼嘴子到锅坨漩。为了取到更多更好的金沙，窝子里又开槽子，槽子里又砍尖子。那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工程，开始有投资了，慢慢投资越来越大了，从几百块到几千块，老板出现了，剥削出现了，利润出现了。当然亏损也出现了。愿意入伙的都是老板，不愿意入伙、只愿意下窝子干活的便是马尾子。也可以既当老板又当马尾子，又分红又挣血汗钱。入伙也是冒险，也是赌博，都懂得金隔一层纸，要是窝子挖下去没有金，便是血本无归，所以入伙不是一件草率的事。好在父亲跟人入伙挖了几个窝子，虽然没有像有的人一夜暴富，却也没有亏血本，除去本钱多少还赚了几个。我们村子有暴富的，一口窝子挖下去，就万元户了，就十万百万了。1988年冬天，父亲在挑水路成头抬窝子的时候，我当过几天他的马尾子，扛木头、拖沙、捡石头，雪风吹得整张脸都是口子，手上也是口子，血没完没了地往外浸。24小时开着柴油机，吵得耳朵好几个月才恢复正常的听觉。实在受不了，就磨洋工，躲到棚子里烤火，父亲跑出窝子来骂，我装着没听见。当时我是教书先生，其他人并不计较。1989年，有人在曾家门前的麦田里挖出了红滩，父亲也跟人合伙开了槽子，我去上过一个夜班，槽子刚钻了十几米，还没见灰，我拖了两三转沙就倒在柴草里呼呼大睡，后来分得4块多钱，几毛几分记不清了。1988年冬天和1989年初春，全县的金老板都聚集在那片麦田里，柴油机、电动机、警察、台球桌、酒馆、妓女、藏刀、匕首、自制手榴弹都搬进了麦田。沙金出得实在是好，走在田埂上都能捡到。一田田的麦苗被任意挖掘、掩埋、践踏——谁还稀罕几个白面馍馍?金子!金子!金子!挖到了金子，可以买一火车皮的白面馍馍。父亲是见过火车皮的，1981年大水过后送我去油江念师范的时候，师范学校就在火车站旁边。好多人都在曾家门前的麦田里发了财，父亲不但没有发财反倒把多年淘金挣的老本赔上了。父亲的槽子塌死了人，两个，而且都是有点来头的，不敢敷衍，花了不少钱营救。亏了老本，父亲看起来认输了，其实并没有认输，他找人偷了几背金沙出来，挑了水晚上在家里淘，淘出了黄斑斑的金。父亲偷金淘还偷出了个插曲，他称了金又拿给我看，其实是炫耀；沙金在等子的托盘里，好大一堆，层层叠叠，用父亲的话说足够打好几对耳环，我看着看着就拿手去抓，我想找找金子的手感，沉重?冰凉?滚烫?我一只手还拿着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我慌乱中打翻了托盘，金子撒在了地上。我知道我为什么慌乱。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想而知：咆哮，谩骂，动手打人——要不是母亲挡住，他手头的板凳准把我的脑壳砸开花。还有想不到的事发生——父亲把我们全部赶了出去，一个人拣撒落的金子，拣了不算，又扫了整间屋子的灰土倒在金盆里去出。那天晚上，父亲半夜都没睡，一个人坐在电灯下魂不守舍。看着他的样子，我觉得又可怜又好笑。第二天清早起来，发现父亲居然挖了那间屋子的大半边地坪，把泥土都背到河边去淘过了。

　　1989年春夏，父亲在后山开了山槽子。父亲站在山梁上两手叉腰看涪水的走势，时不时指指点点，给王金德、王金勇讲解，很得意。父亲不只是看现在涪水的走势，还看古代涪水的走势，沙金就这样被他看出来了。那时候，后山顶还不曾被开垦成旱地耕种，还是一梯梯的草坡，草已经发青，齐整整的，零零星星地开着碎小的野花，只有沟谷边和土坎上才生长着灌木丛。草坡下面是六七十年代飞播的马尾松，已经成林，郁郁葱葱。在我的记忆中，整个涪水上游1989年春天都是滋润的，野草萌发得早，野花也开得早，整个后山都返青得早。星期六，我骑40公里的自行车从教书的学校回来，在父亲的槽子里拖一天沙。1989年，我的神经衰弱开始好转，但对金钱的欲望又增长了。父亲的槽子外面是黄土，里面是草米沙，金黄色，几乎没有河卵石，草米沙很坚实，估计远古时

　　候就板结在这里了，匠人挖起来就像挖在铁板上，但挖出的草米沙含金量很高。挖山槽子的还是多年跟随父亲的那帮人，父亲的侄儿侄女，母亲的远亲。王金德和王金勇是特定的匠人。取了沙，背到马尾松林子边一个泥塘去淘。泥塘是平常牛喝水、卧水的地方，很小，仅仅容得下两三头水牛，水也少，所以用水很考手艺，不能像在大河边那样泼洒，且得回收用过的尾水，澄清了再用。只要夜里下雨，父亲就一定要邀约上王金勇去山上看水、蓄水，生怕洪水冲毁了泥塘。有几次为了治水、蓄水，忙到天亮回来，两个人都成了泥人。后来出的金沙多了。又遇上伏旱。泥塘干了，父亲就在槽子脚下开了崩流，直接把金沙流到山下的大河边。金好沙贵，为了扫尽停在崩流里的金沙，父亲专门扎了棕扫帚，亲自爬到崩流里去扫。父亲是个非常细的人，总是把危险的事留给自己，不过并不是他善于自我牺牲，而是对他人不放心，怕出了事赔钱。我好几次看见父亲爬在崩流里，从上往下，把停在崖缝里、泥窝里的金沙扫得干干净净，他的身下是万丈深渊，是滚滚的江水，他的身边是雪白的野百合花。

　　父亲的心情一直都好，他已从曾家门前麦田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父亲发财了，早上裤子一笼嘴里就开始哼歌—情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电影《柳堡的故事》里的插曲《九九艳阳天》。他在山槽子里也唱，在大河边也唱，摇门、下门、出盆的时候都唱，他甚至忘了金槽子里忌讳的用语。我发现父亲在袖珍面前唱得最好听，那声音润滋滋油漉漉的，跟他吊在腰间的竹筒里的沙金差不多，还有颤音。父亲发财了，也大方了，不羡慕我们“打钟吃饭、盖章拿钱”的人了，说我们每个月领那么一点点工资也不顶事，打点饭平伙压压汽车滚滚就完了。我每个星期回来挖一天，他能发我一百多块钱，比我的月工资还高。

　　然而一到夏天，父亲的好心情就没了，山槽子挖到了尾声是一个原因，或许还有最最关键的原因，最最背后的无人知晓的原因。1988年春节，父亲鸟枪换炮。把收录机换成了电视机，在我们村虽不是先例，也是前茅。一台黑白电视机，叫金凤牌(父亲对金子情有独钟，买个电视机的牌子也是带金字的)，天天晚上看。太阳大的时候父亲常常回家看电视，不再守着他的山槽子。需要补充一点的是，这回挖山槽子不再是平均分配的“股股摊”，而是父亲先抽成，也不是抽地课。父亲当了老板。山槽子是他发现的，金子是他发现的。他抽百分之二十，剩下的平均分配，平均分配他也有份儿。后来，父亲经常心情突然就不好了，骂骂骂咧咧，又说现在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么好，还有人这不满那不满。父亲骂人的时候面前的茶几上摆了酒肉。但他扔了筷子不吃了，站起来指着酒肉问我，要是没有改革开放今天我们有这些肉吃有这些酒喝没有。父亲接着就有点指桑骂槐了，我当然听得出来。指桑骂槐是父亲的一种天赋，我们四兄妹从小都没少领教，父亲形象地把这种方法比喻成“打柱头惊扇凳”。我端了父亲的酒杯猛地干了。

　　我最早发现父亲做金生意是在1986年冬天，有一次回家，看见一个陌生人躺在我的床上吃烟。父母都不在，院子里出奇的安静，只有刚下了蛋的母鸡在叫唤。陌生人看见我不说话，也不下床，照样吃他的烟。屋子里很暗，我开了灯，他叫我关上。他说的是普通话，带着广东腔。开灯的瞬间，我看到了他的脸，一张广东人的脸，油黑油黑，两个颧骨冒得很高。广东人在我的床上睡了三天，父亲在金河坝跑了三天，都是晚上跑。两个人关了门说话，神神秘秘的，整个老屋都神神秘秘的。我问母亲陌生人是做啥的。母亲支支吾吾不肯告诉我，母亲也神神秘秘的。我听见了数钱的声音，像深秋里落木叶。我还看见木柜上带轮子的皮箱。1987年广东人又来过两回，春天和冬天，还是提着那口皮箱。春天那次我在曾家门前碰见，我认得他的高颧骨。广东人提着一皮箱“大团结”来，一捆捆的，父亲就拿了那些“大团结”四处收金，收了交给广东人，每一克赚两块。后来我晓得了父亲与广东人的交易，父亲还让广东人打开皮箱给我看过。我第一次看见那么多的钱。却没有产生任何的冲动。父亲给我看那些成捆的钱，不外乎是让我开眼界，如果硬要说是想改变我务虚的思想观念，也只能是在潜意识里。1987年冬天广东人走后，我私下与父亲谈过，不只是谈了我的担心，还谈了我的爱国。父亲说过，广东人的上线是香港人，因此我有理由把父亲的行为理解为参与走私，理解为卖国。老实讲，1988年的我虽然已经接受了很多西方的东西，但也只局限于艺术，在人格和道德感情上，我还是非常单纯的(未必就是纯洁)，还是非常国家的。

　　我在父亲的抽屉里翻到过广东人写给他的信，旁边是一副老光镜，文字还是热乎的，叫父亲大哥，信里说金价还要猛涨，要父亲在岁末多收购一些，他一定来取货。广东人在来信里还讲到他的久病的爱人和有智障的儿子，可见他对我父亲的信任。我甚至在字的行间读出了两个男人的感情。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给广东人回过信，我想凭我对父亲的了解应该是回过的，他的摇钱树远在天涯海角，他不会不挂念。1988年春节前夕广东人来过最后一次，我和大哥没有让他进门——快过年了，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都不希望父亲像王老师一样出事。广东人提着皮箱坐在我们家房背后的竹林里，一支接一支地吃烟，父亲端了开水从屋里出来被我们拖了回去。已经听见了一些风声，也包括父亲做金生意的传言。我们一遍遍赶广东人走，求他不要再来找我们的父亲。我们就差没给广东人磕头了。父亲红着眼睛在屋里打狗驴子转转，时不时停下来从泥窗去望广东人，望广东人屁股底下的皮箱。即便父亲告诉我们，他事先已为广东人收购了几百克金，钱都是他垫支的，他总得让这批货脱手，我们也没有妥协。我们把父亲锁在屋里，任凭他摔东西砸门窗，我们拿了火枪吓唬广东人，决不让他进屋与父亲完成最后一笔交易。当中我真的想过报警，最终还是放弃了，我想到了我们的父亲，也想到广东人家中生病的妻子和弱智的儿子。父亲最终还是破门而出与广东人完成了交易，赚了几百块钱。过年的时候，当我们吃着父亲用交易所得买来的好烟好酒，又都觉得我们的做法滑稽可笑。1995年，父亲早已金盆洗手当起老太爷，非常意外地收到了广东人的来信。我看过那封信，是娟秀的笔迹，娟秀的笔迹里却浸润着粗粝的苦衷——1988年冬天广东人在青海被抓了，判了7年，写信时刚刚出来。

　　责任编辑白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