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作家“全集”谈何容易的事!且不说它是为研究者提供可信可用的文本，需在校勘、注释上花大力气(仅花力气不够，更得兼有多年学养、专门知识)，单说把文章印齐了就不算简单的功夫。总不免这样那样的原因，于是“全集”不全。我是深有体会的。好几年前我编过上下卷的《凌叔华文存》，名为“文存”，其实完全当“全集”操作的，想一网打尽凌氏作品。然而付印在即，偏偏有个五万字的中篇小说尚难认定是否为凌叔华所作。待确证以后，《凌叔华文存》已经面世几个月了。最近我又编了一套《林徽因文存》，书名仍不敢冠以“全集”，因为明知道还有几篇林徽因文章，就是找不到文本而无法编入。桌如编的九大本《冰心全集》本是我心目中“很全”的“全集”。编者为资深冰心专家，所在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冰心本人尚健在，可谓天、地、人三者优势俱备。我几次撞见民国报刊上冷僻的冰心文字，疑其可能是佚作，每与“全集”核对，均属徒劳之举。近来方锡德教授仍然发现冰心佚作多篇，包括短篇小说《惆怅》和两篇散文、一篇讲演、一首旧体诗。“全集”不全实在是无可奈何的现象。建国以后所编《鲁迅全集》，初编加修订，三次都属政府行为，每次都是巨大文化工程，动用人员之多，耗费财力之大，持续时间之久，是编印其他作家“全集”不可期盼的。纵然这般，一次比一次有新的可观的补充。即将出版的第三次修订的《鲁迅全集》，据说新增佚文24篇、佚信18通及其它文字，篇幅共达十万言。到此岂敢说就一定齐全了呢，“全集”不全乃当然的事情吧。

　　这一番感慨来自韩石山先生编《徐志摩全集》的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它既是出得最晚的一种徐志摩“全集”，韩先生又写过徐志摩传记，这套“全集”的编辑优势自不待言，它收集作品的齐全非此前各种徐的“全集”所及。可是读下来还是发现漏了一段徐的重要佚文。这段佚文披露于欧阳兰的短文《文字的匀称》，文章发表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晨报副镌》。年代太久了，不大为今人注目。我曾撰文介绍，说明它对于研究徐志摩文艺思想、新格律诗理论发生过程等问题都颇有价值。拙文刊七八年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时已知韩石山先生着手编辑新的《徐志摩全集》，随即寄韩先生以便他补缺。不料这套“全集”出版拖延日久，其间编稿断断续续，时分时合。难免的差错留下这个十分惋惜的遗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份专业很窄的学术期刊，读者相当有限。韩先生来函希望重新刊布他主编的杂志，似有亡羊补牢的雅意。这样不予藏拙遮丑的气度可佩，那么再抄示如下：

　　……现在所谓新文学是一个混沌的现象，因为没有标准，所以无从评论起，少数的尝试者知识在黑暗中摸索，有想移植西欧文学的准绳，有的只凭着不完全不纯粹的意境作他们下笔的向导。到现在为止，我们应得承认失败，几乎完全的。但这失败的尝试中我们已发见了不少新的可能，为最初提倡新体文学的所为能见到的。我个人就深信不久我们就可以案定一种新的Rhythm，不是词化更不是诗化的Rhythm，而是文字完全受解放(从单类似的单音文字到分明的复音文字)以后纯粹的字的音乐(Word music)。现在的作品，不论诗与散文，还差的远，表示犯含糊病就是犯夹杂病。文字必须先纯粹，方能有文体的纯粹。三殿顶上的黄瓦是一个模子做成的；我们的新语言也得有那种纯粹性。瓦块不整匀时，便盖不成成品的屋顶。文字不纯粹时，便做不成象样的文章。

　　这单是讲方式与原料。思想的结构与意匠，那又是一件事。我们得同时做两种工分：一面造匀整的瓦料，一面打算将来建筑的图样。我们看问题要彻底，走半路折回头的办法不是男子的气概。你不见现在新体文不曾站得住，许多所谓新文人与新诗人又在那里演什么曲调与词调了吗?……

　　文章写好，收到刚出版的《新文学史料》（2005年4期），又见刊出才发现的徐志摩致英国友人奥格顿六封信的中文译文。

　　[韩石山附记]我编的《徐志摩全集》，出版社同时出版了《徐志摩散文全编》，我曾送给陈学勇先生一套（两册），陈先生发现没有收入他提供的一篇佚文，给我来信指出。我当时不知脑子怎么糊涂了一下，就说那你写篇文章说明吧。见了陈先生此文，我才想起这篇佚文实则是徐志摩给欧阳兰的信，欧阳兰引在自己的文章中。我把它编在《徐志摩全集》第6卷即书信卷里了。这要怪我。好在陈先生这篇文章谈的是个普遍现象，还是将它全文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