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民

　　1977年农历新春，寒风凛冽，刺肌透骨。经过头一年10月那场斗争，“四人帮”束手就擒，亿万人民额手称庆，载歌载舞，翘首企盼着尧天舜日的到来。可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抓纲治国”论，却像一把烧红的烙铁，向着遍体创伤尚未结痂的人民共和国的肌肤上狠狠地烫去，人们似乎听得出那被烙得吱吱作响的声音，看得见火红的烙铁下冒出的丝丝白烟，嗅得出皮肉被烧焦的腥臭味。

　　当代的“绛侯”粉墨登场，第一道指令就是坚决镇压一切反对华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公安部为此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在短时间内打一场歼灭战。顽固坚持极左路线的山西省运城地区的主要头头不甘落后，立即祭起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武器，向着广大无辜的干部群众挥起了屠刀，几天之内就抓了一大批所谓现行反革命分子。紧接着，地区公安处从这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中精心挑选了8个“典型反革命”，把他们五花大绑，挂着黑牌，押上卡车，游街示众。为了防止这几个现行反革命分子集体暴动，或者跳车自杀，又给他们戴了手铐，然后用一根粗麻绳把他们连在一起，把绳结牢牢地缚在大卡车的马槽板上。卡车上安装的高音喇叭从早到晚反复播放着事先录制好的批判8名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录音。公安干警荷枪实弹押解着这“一卡车反革命”，逐乡逐村游斗批判，杀鸡儆猴。从1977年3月1日到31日整整一个月，游遍了运城地区13个县的县城和大村大镇。

　　这“一卡车反革命”，果真像高音喇叭里批判的那样，是“最凶恶、最危险的阶级敌人”吗?果真是“与人民群众不共戴天”吗？果真是“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人民公敌”，果真“应该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吗？我当时就是这8名典型的现行反革命之一，我同他们7位一起挨批挨斗，朝夕相处，对他们所谓的反革命罪行的真实情况（案情）了解得一清二楚。下面，我将用同一个模式来叙述他们各自的故事，即以他们的名字作小标题，然后用楷体字记下游斗时高音喇叭里播放的批判词，亦即政府对他们的政治结论。接下来再原本本地讲述他们各自的故事。

　　李跃文

　　现行反革命分子李跃文，男，现年55岁，富农成份，高小文化，运城县车盘公社人，捕前系该公社联校校长。该犯出于剥削阶级本性，一贯仇视社会主义，仇视共产党，仇视伟大领袖毛主席。去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该犯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拍手称快，肆意发泄刻骨的阶级仇恨。英明领袖华主席上台后，该犯多次狂呼反革命口号，其反动气焰嚣张已极。罪行严重，民愤极大，现已逮捕，定予严惩。

　　1976年春天，李跃文20岁出头的二儿子已到了讨媳妇的年龄，媒人们把李家的门坎都踢断了，争着把闺女嫁给这个家道殷实、颇有人望的人作儿媳妇。老两口七挑八拣总算定了下来，良辰吉日就定在农历8月16日(公历1976年9月9日)。这天一大早，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来贺喜。李家的小院里大红灯笼高高挂，鲜红的对联贴门楣。正午时分，新妇进门，登时鞭炮齐鸣，鼓乐喧天。两鬓斑白的李跃文夫妇笑得合不拢嘴，贺喜乡亲纷纷翘起拇指，连声夸赞小两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喜庆的宴席甫散，跃文夫妇叮嘱村里的年轻人晚上一定来闹洞房——无人闹洞房在这儿被认为人气不好，大不吉利。下午四时，迎亲送亲的客人还未走散，忽然，大队部高音喇叭传出了惊天动地的噩耗——伟大领袖毛主席因病医治无效，于9月9日(农历8月16日)凌晨不幸逝世，并公告在国丧期间，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以示哀悼。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把全村男女老少都惊呆了，人们顿时觉得天塌了，地陷了，村里巷里一片啜泣。沉浸在喜庆气氛中的李跃文也悲从中来，大滴的泪珠顺着布满皱纹的腮帮子流了下来。国丧期间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的告示给他的印象最深，他不敢怠慢，赶忙找到他家的婚事主持人，让他立即告诉村里的年轻人，晚上就别来闹洞房了。

　　毛主席逝世，华国锋继任。全国各地又是游行，又是集会，敲锣打鼓，鸣鞭放炮，欢庆接班成功。一连多日，所有报纸头条都是拥护华国锋作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的报道。李跃文校长和往常一样，每天早饭前要组织全体教师搞一小时的“天天读”，内容却是由过去的学毛选变成读报纸。这天一大早，他把全校教师召集到自己的办公室，亲自领读《人民日报》的头条新闻。当他念到“坚决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时，习惯性地把“拥护”读成了“反对”(因为“文革”期间今天反对这个，明天打倒那个，报纸文件上尽是“反对”、“坚决打倒”、“彻底打倒”的字眼)。一位女老师立即提醒他：李校长，你念错了，是“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是“反对”。一向谨小慎微的李跃文立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忙说，那我重念，便又念了一遍。谁知一紧张，鬼差神使地又把“拥护”念成了“反对”。在座的十几位教师“轰”地笑了。李校长放下报纸，抹了一把额角上的冷汗，狠狠地敲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惶恐地说：真是越急越出错，我这脑子真是不管用了!

　　这个偶然的、无意识的差错，谁也没有在意。不料却在另一个地方被人无意中捅了出来。大约过了十几天，学校的姚老师在学生家吃派饭，正巧派出所的公安特派员也在这家吃派饭。饭端上来了，却苦得难以下咽。主妇说她急中出错把碱面当成盐下到锅里去了。姚老师说：人啊，就是越急越出错。于是就把前几天李校长急中出错将“拥护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念成“反对”的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说者无心，听者亦无意。就连在场的公安特派员也附和着说：“是啊，人就是这样，越急越出差，不然这饭怎能苦得难以下咽呢?”这位特派员回去后，无意之中又把李跃文校长急中出错和那位女社员把碱面当盐的故事讲给了机关同志。

　　过了不久，上面发了文件，要求全国自上而下立即开展一场严厉打击“反对华主席”的反革命活动。公安局找了好多天找不下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局长急得团团转，感到抓不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无法向上级交待。忽然他想到了王特派员前几天给他讲的李跃文急中出错的事，便立即叫来王特派员，对他说：“你不是说有个校长念报纸时念了坚决反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吗?这不是现成的现行反革命活动是什么？”王特派员回答说：是有这么回事，但李校长可不是故意的。局长板着面孔说：你呀，真是一个政治上的大糊涂虫，脑子里缺的就是阶级斗争这根弦!他随即叫来了治安科长，叫他立即带人到车盘公社联校调查此事。经过一番“调查”，治安科长汇报说，李跃文出身富农，父亲和哥哥曾被政府管制，他对党和社会主义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华主席上台之后，李跃文不仅多次呼喊反对华主席的口号，而且，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革命群众万分悲痛的时候，他家却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设宴待客，公然发泄地富分子对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公安局长听了汇报，欣喜万分，这下可抓到了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于是大笔一挥，立即签发了逮捕证。

　　1976年初冬的一个下午，李跃文校长正在给全校师生做时事报告，一辆警车呼啸而来，几个干警跳下车一拥而上，不由分说将他五花大绑，扔上警车，投进监牢。就这样，一位兢兢业业、谨小慎微、温文尔雅、深受师生尊敬和爱戴的老校长便成了运城县惟一的“双料”现行反革命分子：既反毛，又反华。

　　1977年元月，我被公安处以现行反革命罪抓进监狱，正好和李跃文关一个牢房里。他对我说，公安局强加的罪名，他怎么也接受不了。他又说，只要法院看了他的申诉材料，冤情就会澄清的。他对此满怀信心。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丧尽了天良的法官竟然无视他的申诉，不顾客观事实，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他十一年有期徒刑，发配到永济县伍姓湖农场劳改。起解那天，李跃文沮丧地说：没有公道!没有天理!看来，我这把老骨头肯定撂在伍姓湖了!

　　张玉莲

　　现行反革命分子张玉莲，女，现年40岁，贫农成份，文盲，芮城县陌南镇人，捕前务农。该犯一贯不务正业，装神弄鬼，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罪恶极大，民愤极大，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这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张玉莲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更老。中等身材，剪发头，黝黑面皮，肿眼泡，虚胖脸。她对我说，三年前患了肾炎，脸虚胖是吃激素药吃的。游斗期间她还不断地服药。我问：这喇叭里讲的你的问题是事实吗?她说：喇叭里说的话和电影里的话一样，我一句都听不懂。我说：那是普通话，也就是北京话。玉莲说，我连县城都没去过，哪里能听懂北京话?

　　玉莲告诉我，她是一个神婆，尊奉的是观音老母。观音菩萨很灵验，能治村里大小人的病。神一来，她就昏昏沉沉，一连七八天不吃不喝，不拉不撒，治病开药全在昏睡中进行。至于昏睡中如何治病如何开处方以及讲说了些什么，清醒以后她一点印象都没有。去年，即1976年三四月间麦子泛黄的时候，神来了，她昏睡了好几天，听村里的乡亲们说，这几天她老是低声地，却是很清晰而且很有节奏地重复哼着这样几句顺口溜：

　　七月底，八月半，

　　毛主席，升了天。

　　毛主席，升了天，

　　华国锋，来接班。

　　华主席，坐江山，

　　最多不过三年半。

　　当时这个顺口溜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到了八月半头（农历8月16，公历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紧接着华国锋接了班。玉莲在半年前昏睡中哼的那几句顺口溜果真应验了。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一传十，十传百，不出十天半月，传得十里八乡都知道了。大家都说玉莲是个活神仙，能知过去，预测未来，天灾人患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求她治病，也有求子女问前程的，也有邻里纠纷、家事不和的，都来找玉莲这位无比灵验的大神婆。

　　“玉莲那神真灵，麦前她就知道毛主席八月半要升天（逝世）的！”

　　“玉莲早半年就预测到华国锋要接毛主席的班!”

　　“玉莲还知道华主席只有三年半的江山!”

　　“玉莲啥病都能治。我儿媳进门都七八年了，还不见动静，去年春上叫玉莲看了，只吃了一服药，今年夏天就抱上了大胖孙子！”

　　“可不是，不管是啥疑难杂症，到玉莲那儿没有治不了的。”

　　纷纷议论，议论纷纷。

　　一时间，张玉莲成了远近闻名的神婆，成了包治百病，无所不晓，无所不能得活菩萨。隔河相望的河南省灵宝、陕县，陕西省潼关、华县都有不少人慕名前来求神拜药。

　　旧历年前，芮城县也在忙着抓现行反革命。有人说，陌南镇的张玉莲麦前就诅咒伟大领袖毛主席八月半升天，咒得毛主席正好在八月半头(8月16日)不幸逝世。这个女人有一种魔法，叫你活你就活，叫你死你就死，而且叫你哪天死你就得哪天死。说不定毛主席就是她用魔法害死的呢。这个牛鬼蛇神不但害死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她还恶毒攻击华主席，说什么他只有三年半的江山!华主席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十亿人民的英明领袖，怎么只会是三年半的江山?张玉莲如此诅咒英明领袖华主席，难道不是最恶毒、最阴险的现行反革命行为吗?

　　没过几天，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妇就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经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15年。据说有人提出要以“用魔法和妖术谋害领袖罪”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因为证据不力，最后才定为15年有期徒刑。

　　批斗卡车上，我乘看守人员打瞌睡的机会小声问玉莲：你听说过毛主席吗?她说，知道，毛主席在北京坐朝廷哩。我又问：你知道现在谁当主席吗?她说，不知道。我说：你去年收麦前哼的那个顺口溜不是说华国锋来接班吗?玉莲满脸的迷惑，她说神一来我就迷糊了，说过啥唱过啥我都不知道。有人说我给他治好了病，我也不知道怎么治的。

　　张玉莲，这个贫农出身，一字不识，连县城都没去过的农村妇女，被作为反革命判刑、游斗，可是她自己连“反革命”是怎么回事都弄不清楚。这也是我在同她谈话中了解到的。我问玉莲：你知道判了你几年罪吗?她说：15年。我又问：你犯的什么罪?她回答说：政府不叫信神，我顶着神，就是犯了顶神(当巫婆)的罪。我又说：和你当神婆没关系，你犯的是反革命罪。玉莲大惑不解说：“我们村有反革命，都是过去的地主老财。我家寒……”言下之意，她不是反革命。

　　这个可怜的农妇，政府判她现行反革命罪，是政治犯，她却认为他们村的地主富农才是反革命，她不过是个神婆而已。说实在的，这位大字不识一个、足不出户的农村妇女连当政治犯的起码资格都没有。

　　史海云

　　现行反革命分子史海云，男，现年19岁，贫农成份，初中文化，临猗县北景公社石家庄人，捕前务农。该犯长期偷听敌台，与敌秘密通信，阴谋里应外合，武装暴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翻人民政权，罪行严重，负有民愤，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20年。

　　这个年轻的反革命分子，高挑个子，眉清目秀，唇红齿白，说话还带点稚气，几个月的牢狱生活使他瘦骨嶙峋，双目塌陷，两颊突出，头发和胡髭都长长的，不仔细，看不出是个不满20的毛头小子。

　　游斗了一天之后，我们躺在牢房的大通铺上。36V的电灯泡闪着淡黄的光，罪犯们都睡熟了，小史却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于是，我们无拘无束地扯起了闲话。

　　“海云，你不是贫农成份嘛，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咱们翻了身，你怎么和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秘密联系呢？你知道不知道这是要杀头的？”

　　“我没有和他们联系，我是想骗他们（台湾蒋帮）一下弄点钱，谁知道聪明反被聪明误！”

　　小史讲起了他犯罪的动机和经过。他说，我家是贫农成份，过去贫，现在还贫。父母挣的工分还不够米面油盐钱，弟弟和妹妹都没钱上学。前年（1975)秋天，我交了个女朋友，兰家庄人，很漂亮，我们打算过了年就结婚。可女方的父母提出，订婚要先送180元彩礼，过门的时候还得要有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这“三大件”，不然，不能结婚。我们队一个劳动日只值二毛五分钱，哪来这么多彩礼钱，哪里有钱置办“三大件”?有一天晚上，我听收音机，忽然听到一个电台说，如果愿意配合国军反攻大陆推翻共党暴政，他们愿意提供经费。仔细一听，是台湾台。我灵机一动，机会来了，我的婚事有指望了。我何不趁机骗他们一下，就说要配合他们反攻大陆，让他们寄来一笔款用。主意已定，我又一次弄准了地址，就按电台提供的办法，醮着米汤在粉连纸上给香港九龙写了一封信，第二天一大早就到邮局寄出去了。

　　为了能把台湾的钱骗到手，我还真费了一番心思，我在信中说，我是大队的民兵营长，我的父亲因历史上参加过国军，运动中被逼得跳井身亡，母亲因此一病不起，我和共产党有杀父之仇。现在我有50支半自动步枪，2000发子弹，100枚手榴弹。我已经联络了60多名基干民兵，趁乱（“文革”中的两派武斗）先把公社和县上的头头干掉，然后再往大的方面发展。为了确保反共大业成功，让他们速寄1000元活动经费来。

　　信寄出去后，我谁也没告诉，想拿到这笔钱后再给父母和女朋友一个惊喜。我计划着用800元结婚用，用100元给弟弟妹妹上学，剩下的钱再给爸和妈买一身绒衣绒裤。要是再有余钱的话，和巷里的伙计们去猗氏（即临猗县城）城美美地吃他一顿羊肉泡馍。

　　我问：你当过民兵营长吗?你们村有那么多枪支弹药吗?

　　海云说，我连民兵都不是。我们村倒有几支半自动步枪，一粒子弹都没有。手榴弹也有几十颗，但都是假的，是民兵训练用的。我的父亲、母亲以及联络基干民兵的事全是瞎编的。我说过了，这一套全是用来哄骗台湾的阶级敌人的。

　　“你怎么想到用这个办法骗敌人的钱?”

　　“上头不是号召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嘛，毛主席说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解放战争中我们的枪支弹药全是靠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运来的，就连国庆大典中的飞机、大炮、坦克都是敌人送的嘛!我也想让蒋经国当当运输大队长，给我运点钱来，我结婚好用。”

　　“这些情况法院审问时你都讲了吗?”

　　“讲了，全都讲了。”

　　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在那极左思潮肆虐的日子里，一些公安、审判人员昧着良心判案。他们无视事实，草菅人命，哪里有什么法律的公平与公正！

　　我问小史：“政府给你定现行反革命罪，你服气吗？”

　　“当然不服，要是给我定个诈骗阶级敌人钱财(未遂)罪，我倒是没说的。”

　　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企图诈骗敌人钱财的小伙子被提前释放了。但“庄严的法律”和大染缸般的劳改场所却彻底扭曲和污染了他的灵魂，他变坏了，抢劫、强奸、轮奸、盗窃，无恶不作。我从地区中级法院罪犯案卷审讯记录中得知，他是有意为之的，他是用最无耻的手段来报复法律，报复社会，报复他遭到的不公正待遇。1983年5月的严打斗争中，他又一次被逮捕，并以抢劫、强奸、轮奸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年24岁。1983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在运城街头亲眼看到史海云戴着手铐脚镣，背上插着亡命牌被押赴刑场。

　　杨文康

　　现行反革命分子杨文康，男，现年52岁，贫农成份，初小文化，永济县青渠屯公社青渠屯大队人，捕前系该大队赤脚医生。该犯用极其污秽、恶毒的语言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现已逮捕，将予严惩。

　　杨文康老汉总是耷拉着头，双眼紧闭，一语不发。由于连续一个月游斗卡车上的颠簸，马槽板把棉大衣前胸的棉花套子都磨掉了，露出白花花的里子，粗劣的食物及无休无止的批斗，使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看得出来，他在深深地懊悔自己所犯的罪过。当人们问起他时，他总是那句话：“我这是自作自受，我真后悔错走了这步棋。”

　　杨文康中年丧偶，但凭着有一手包治百病的绝活，经济状况比一般农户富裕得多，就娶了一个小他十几岁的媳妇。这个媳妇年轻、漂亮，能歌善舞，县上公社的头头来村里下乡，倒茶续水非她莫属。因而也就经常引得村里的后生们有病没病都要到保健站来买几颗止痛片，几盒清凉油什么的，为的是和文康的媳妇调笑几句，兜搭一番。日子一久，这媳妇也就不安分起来，村子里风言风语，颇有传闻。

　　文康的徒弟、所里的另一名赤脚医生黄伟，三十二三，白净面皮，一米七八的个儿，上过两年晋南卫生专科学校，因1962年困难时期精简压缩，学校下马，这才回到农村跟着杨文康学中医。这小伙子不但虚心好学，而且经常到杨大夫家问寒嘘暖，帮助磨面，粉碎饲料，喂猪喂牛或干点自留地里的杂活，文康的媳妇也殷勤相待，经常攒点果子点心给黄伟吃。一来二往，这两人便勾搭上了。没有不透风的墙，自己老婆和徒弟的闲言碎语，杨文康也听到一二，只是没有真凭实据，不好发作。他偶尔旁敲侧击地说上媳妇一句：“做人要正经，免得旁人说闲话。”媳妇听了大怒，说：“放你七十二条心吧，人正不怕影子歪，用驴毛把你那耳朵塞严，不要瞎听那些没来由的话！”

　　1976年4月初四，文康一早就打点好行装，要到西省（西安市）进药，说是第二天下午就回来。万万没想到，一上了火车就被小偷盯上了。下车后，文康发现丢了钱包，幸喜另一个口袋还剩下几张零票票，一清点还够返程路费，便乘当天的车返了回来，赶到家门口时，已经凌晨一点多了。他敲敲房门，没人答应，再敲，仍无人应，他把耳朵贴在门缝中细听，似乎听到屋里有窸窸窣窣的声响，文康心里就起了疑，莫非是屋里有野汉子?这么一想，不知哪来的力气，一脚就踹开了房门，一拉电灯开关，果然一个一丝不挂的男人蜷缩在床头，还未来得及演“柜中缘”呢。这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徒弟黄伟。气极了的文康操起门背后的一个铁镐朝黄伟铲去，媳妇见势头不对，光着身子跳下床把文康死死抱住，黄伟趁机破门而出，一溜烟走了。

　　自打出了这件事，文康一连生了几天闷气。告发吧，自己是场面上人，丢不起这个人；再说儿女们也老大不小了，连孙子外孙都懂事了，这种丑事张扬出去，大家都没脸活人；不告吧，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卸下他一件吧(指打坏他肢体的一部分)，老头子怎敌得年轻人，且师出何名?想了几天，他都无计可施。这天晚饭后，他在大队部看了一场电影，影片中有个情节是说主人公模仿他仇人的笔迹，写了一封辱骂仇人顶头上司的信，仇人的上司看了这封信，处处挤兑他，给他小鞋穿，逼得他几次想仰药而死，但他始终不知道是哪里走了气。主人公最终总算出了口恶气。看了这个片断，他心想，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好办法就在眼前，我何不照着这个法儿治一下黄伟那小子？一来可出这口恶气，二来也可遮住家丑。于是，从那天起就照着黄伟开的药方，练他的笔体，练了个把月，他自认为写的差不多了，就照黄伟的笔体给毛出席写了一封信，信中只有一句肮脏的村话：“我×你妈！”，落款署上“黄伟”的名字，写上日期地址：“1976年6月23日于青渠屯”。他写好信，又仔细地看了几遍，心里说，像，绝对是黄伟的字！这一下可够他狗日的喝一壶了。他一路小跑，把那封沉甸甸的信送到了公社邮政代办所。

　　第二天一大早，大队保健站来了几个穿制服的公安刑侦人员，他们只用了半个小时便办完了案，咔嚓一声给杨文康戴上了手铐，牵走了。

　　蹲在游斗卡车上的杨文康神情沮丧，悔恨不及。他深吸了一口气，对我说：唉！我真是昏了头，什么办法不能想，就想了这个鳖办法！真是害人如害己啊，这一下恐怕我就要蹲死在监牢里了。

　　邱江财

　　现行反革命分子邱江财，男，现年25岁，贫农成份，高中文化，夏县水头公社水南大队人，捕前务农，该犯一贯好逸恶劳，思想反动，恶毒攻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民愤极大，现已依法逮捕，押在监。

　　旧历9月底，西风渐起，正是农闲季节，玉米、谷子、豆子都已入库，红薯、柿子、蔬菜也已入窖，霜后的涑水河岸畔万木萧索一片空旷。忙活了大半年的农民这时不是修路修渠，便是修缮房舍。邱江财家的房舍早就该修了，房顶漏雨，山墙也歪斜了，只是手头没有余钱，一时买不起砖瓦木料。这天吃过晚饭，突然有人敲门，江财开门一看，原来是村支部书记的内弟刘杰。刘杰一迈进大门便对江财说：“你不是要买砖瓦吗?”江财说：“是啊，只是眼下没钱，我想先到运城拉几天平车，挣下钱再买。”刘杰就对着小邱的耳朵低声说：“给大队烧砖瓦的几个河南人都回老家了，咱们俩今晚后半夜到窑上去，拉它几平车。昨晚我就见二队队长偷砖了，就是以后查着了，也不只是咱两个，我估摸着这事可以干。”

　　江财心想，和村支书的小舅子一起偷砖，即使事发了也关系不大，有他刘杰在前头撑着哩!于是，他俩趁着夜深人静，每人偷了三平车青砖。

　　这俩年轻人第一次作贼，一点经验都没有。小平车在坎坷的乡间小路上一颠一簸，青砖上的新灰便从车厢底板的缝隙中抖落了下来，走一路落一路，从砖瓦窑一直落到他们家的大门口。

　　几天之后，河南烧砖的师傅回来了，他们发现少了几摞青砖，便顺着车辙和新砖上的灰粉末，毫不费力地找到他俩的院子里，几百块青砖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院子当中，证据确凿，一点抵赖的余地都没有，他们只好老实交待、退赃。

　　大队治保组立即做出决定，邱江财和刘杰一起到大队部写检查，交待问题。于是两个一起被关进了大队部。没过两个小时，村支书的小舅子刘杰被“释放”了，他临出门时，给江财做了个“鬼脸”。

　　江财被关在大队部，白天扫地，抹桌椅，在基干民兵监视下拉大粪，扫大街，晚上写检查，交待问题。

　　检查材料写了几十张，也在大队的广播喇叭上自我检查了十几遍，大队支书还不放他回家，这已经是第十天了。他的媳妇从窗户里扔进一个小纸团，他展开一看，知道媳妇已经给支书下过跪了，要支书千万饶他这一次，把江财放出来。

　　江财一看，十分恼怒，心想老支书你处理问题太不公平了，你的小舅子和我比起来，他是主犯，没过一个时辰就放了，我是协从，我媳妇都给你下跪了，你还揪住不放！他想一旦放出去，就在这个偏心眼的老家伙房背后放他一把火，把他那五间北房烧成灰!可是转念一想，这样做有点丧天良，来不得。他躺在地脚上，脑子里转着圈儿想怎么报复一下，既不过分，又给他添个大麻烦。他思来想去，忽然成竹在胸，他翻身爬起来，趁监视他的民兵熟睡的当儿，轻手轻脚走到大门口，用粉笔在大门上写了十三个大字“华××和江青穿的是一条裤子！”他想，这么一来，给他支部书记制造个小麻烦，叫他也不得安宁。接下来大队就要弄这个政治案子了，他这件小偷小摸的事就会退居其次，他就可以被“释放”回家了。他说他用的是《春秋》上“围魏救赵”的办法，自以为得计。

　　小邱这一着可真给老支书惹了麻烦。村子里发现了反对华主席的反动标语可不是小事情。公安局立马出动到水南大队破案，一番三查六问，年轻幼稚的邱江财只得老老实实地承认了这条反标是自己所为，并且向公安局交待了自己的作案动机和作案过程。他并没有被大队“释放”回家，却被县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行判处有期徒刑20年。

　　批斗卡车上的邱江财，神情麻木，少言寡语，看样子神经已经有些失常了。公安人员的呵斥和责骂，他都无动于衷。他一天到晚反复地说同一句话：“我不该偷砖，我不该偷砖！支书太不公平啦，太不公平啦!”

　　后来他被押往临汾三监狱服刑，因为精神彻底崩溃，生活不能自理，三监狱拒不接收，就以重病犯不宜狱内服刑为由改为监外执行。

　　1982年的一个秋日，我在运城县二郎庙饮食市场上转悠，无意间碰到了邱江财，这时他已成了个疯子，衣着破烂，一手拄着一根长棍子，一手提着脏里叭叽的馍布袋，长发散乱，满脸污垢，目光呆滞，与几年前的邱江财判若两人。我随手送一块煎饼给他，他傻笑着，漫无目的地说：“我不该偷砖!我不该偷砖！支书太不公平啦!太不公平啦!”

　　两年之后，我到邱江财的家乡夏县任县委副书记，在水头镇下乡时，我顺便问起小邱的情况，村长老侯告诉我，小邱入监后，媳妇离婚了，刚满周岁的儿子随娘到了另一户人家。小邱监外执行回到村里，疯疯癫癫，到处流浪，后来就失踪了。他大概是去年冬天冻饿而死的，今年春天大雪融化后，人们才在涑水河边的麦田地里发现他风干了的尸体。

　　贺玉生

　　现行反革命分子贺玉生，男，25岁，初中文化，北京市人，捕前系绛县插队知青。该犯恶毒诽谤英明领袖华主席，罪行严重，现已逮捕归案。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贺玉生在运城地区可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位面孔黧黑、身材魁梧、充满活力的产业工人家庭出身的小伙子，1968年冬离开父母双亲，离开自幼生活的首都北京，来到山西省绛县安峪公社的山沟里插队落户。他是不折不扣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广阔天地炼红心的。他不像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也不大像一般城市里生、城市里长的孩子，身上半点娇气都没有。一日三晌下地劳动，从不旷工，晚上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马恩列斯小册子。天阴下雨就到村里的五保户、烈军属和老贫农家里帮忙，扫地、挑水、打柴，什么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干。他自己省吃俭用，舍不得多花一分钱，却把挣工分得来的钱送给缺衣少食的社员和上不起学的儿童。那些年，天气连年干旱，村里缺水，他就动员自己的父亲拿出积蓄，帮助村里修水库、修蓄水池。有一次他连续三十多个小时抢修水渠，累得昏了过去。全村男女老少都来看他。玉生醒来，看到大家都为他着急，感动得热泪盈眶。社员们把玉生看做自己的亲儿子，玉生把村里人看做亲父母。为了改变山区贫穷落后的面貌，玉生组织了青年突击队，打坝、造地、打井、修堰，什么活苦，什么活累，他就出现在什么地方。几年下来，村里的面貌变了，工分值由1968年的三角五分增加到八角五分，这在当地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玉生带领青年社员发愤图强，改变山区落后面貌的故事，安峪人人都能讲上几个，他受到山区社员的衷心爱戴。1974年，他光荣出席了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之后，他在全国各省市巡回演讲。他的模范事绩鼓舞了那个时代的亿万青年，大家为他的献身精神深深感动，不少人为他洒下过激动的泪水。

　　1976年岁末，贺玉生从北京探亲回到安峪，激动地向乡亲们讲述京城粉碎“四人帮”的故事。村里的一个退伍军人对他说：“听说华国锋要不是跟上叶剑英转得快，那就是五人帮了！”玉生顺口说：“那我就说不清了。”

　　一旁有个戴坏分子帽子的人（他因和村里几名妇女通奸，并调戏过现役军人家属，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被贺玉生批判过，对玉生恨之入骨，总想找个机会报复他，听了贺玉生和那退伍军人的对话，感到有“辫子”可抓，便添油加醋，无中生有，给公安局写了一封揭发信，说贺玉生说了，“王、张、江、姚、华是五人帮”，又说贺玉生含沙射影攻击中央其他首长。公安局正愁抓不到“反对华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接到这封信，连调查都没有做，就以“现反罪”把贺玉生抓了起来。

　　被拴在卡车马槽板上的贺玉生，除了一口地道的京腔未变，一切都变了。他穿着鼠皮一样的囚衣，头上白发足足有二寸长，络腮胡子几乎把脸遮了一半，驼着背，俨然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儿。我说，玉生，去年秋天你在军分区礼堂作报告时，还是腰板挺直、满头黑发，怎么半年不见，你竟成了这个样子?玉生告诉我，绛县看守所的土炕是今年春天用湿土垫起来的，潮得忒厉害，在土炕上睡了不到一个月，脊椎骨就变形了，生疼生疼，连大声说话都疼痛难忍。说到他的白胡子白头发，玉生难过地说，过去听说过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须发的故事，想不到我也旬日之间头发胡须全白了！我实在是想不通啊!想不到自己一颗红心干革命，到头来却落了个现行反革命!这十年来，我离开父母千里迢迢来到绛县，为的就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广阔天地里锻炼自己。这么些年，我从来未想过自己的事，一心一意替贫下中农办事，一心要改变安峪的落后面貌。工厂招工，上头点名让我去，我没去，把指标让给同伴；军分区招兵，也点了我的名，我又把机会让给同伴；机关单位招干，我也没动心。扎根农村做贡献，我铁了心啦!组织上也给了极高的荣誉，我曾幸福地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我曾在全国几十个城市向工人、机关干部和解放军官兵做过报告。我曾奋不顾身地抢救过社员、学生，使他们免除水灾、火灾、房倒、窑塌的吞噬。如今，我竟然成了人民的罪人，我实在想不通啊!我日夜难眠啊!事到如今，我也可能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之下，但我问心无愧!当我含冤负屈去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时候，我相信这些伟大导师会说，玉生啊，你是无辜的，是屈死的冤魂。他们会在阴间为我平反昭雪的。

　　如泣如诉，含着泪，含着血。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冥冥之中的毛主席能听到这些。我不由地想到《窦娥冤》里窦娥在刑场上那段动天地、泣鬼神的唱词：“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堪贤愚枉为天！”难道好人到头来终无好报，难道这世道就永远黑白颠倒，是非混淆?

　　1977年3月30日，这一卡车“反革命”来到绛县安峪公社贺玉生插队的村子游斗。车上的高音喇叭一响，全村男女老小都从家里跑了出来，围在车前，用目光搜寻着他们亲人贺玉生。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一两个月前刚刚离开村子里的小贺已经须发全白，弯腰驼背。他们最先从挂在贺玉生胸前的黑牌子上认出了他。多好的一个小伙子啊，旬日之间竟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心疼小贺的老乡们纷纷涌向卡车，几百双手伸向小贺，他们可能没有看清，贺玉生的双手正被冰冷的手铐紧紧地锁在身后。一些男人、女人、小孩快步地走回家去，从蒸笼里取了蒸馍，还有过大年攒下的麻花、鸡蛋、红烧肉，一齐往车上堆。值勤的公安干警厉声呵斥着“敌我不分”的安峪的男女社员，要他们离批斗车远点。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从衣兜里掏出一块钱，双手递到值勤人员手里，颤巍巍地说：“玉生是个好娃，你用这点钱给他买些吃的，他瘦得皮包骨头了。”车上的公安人员被眼前发生的一切弄懵了，不再凶神恶煞，转而和颜悦色地说：“老乡们，你们把钱和吃食都拿回去吧!贺玉生在监狱里能吃饱。”

　　把贺玉生押到安峪来批斗，按原计划是要在村里开批斗会的，并要求村支书记带头批判他。公安人员看到这种情景，临时取消了批斗会。有几个老共产党员给公安人员说：小贺绝不是反革命，我们拿党性担保!此时的贺玉生满眼泪花。他被剥夺了公民权，连话都不能说一句，他心里暗暗地念叨着：安峪的父老乡亲，世间只有你们了解我，只有你们对我好!这是一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热血青年，这是一位一心为别人，一心为集体，心里惟独没有自己的北京知青（写下这句话，我感到不太妥当，因为“毛泽东思想”被称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贺玉生显然不是用这个“结晶”武装起来的青年，也许把他评价或定位于那位副统帅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忠实实践者”更为合适）。他对押解他的公安人员说，我已经做好了与安峪、与北京、与父母双亲和弟妹们永诀的准备，我已经活了二十五年，这就够了。我热爱十年来养我育我的安峪，热爱这里的男女老少。热爱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请转告安峪党支部，要是我被枪毙了，烧成灰了，把我的骨灰撒在安峪的沟沟坎坎上，撒在我曾经挥洒过汗水的层层梯田里。

　　他确实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在那个时代，这种准备一点也不难理解。

　　这一卡车“反革命”中还有一个永济县的年轻人。他所以遭此厄运，是因为公社一位副书记和他的妻子通奸，他得知情况后，操起菜刀就来到这个领导人办公室要他的命，幸而被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挡住，才未酿成命案。这位公社领导为了掩盖自己的丑行，并达到长期霸占那个美艳妇人的目的，先发制人，就唆使他人诬陷这位年轻人诬蔑华国锋，说华国锋木讷，没有治国能力。他就这样被投入暗牢。华国锋去职后，他的冤案得到平反，被释放回家。这时却患上了食道癌，又过了差不多一年就走上了黄泉路。

　　本文开头说过，作者本人也是这一卡车“反革命分子”之一，而且是一个“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捕之前，我给地委书记作秘书，在机关也算个很有前途的青年干部。地委书记因为敢于犯颜直谏为民请命，被当时的省委书记点名批判，说他疯狂反对毛主席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示，是“四人帮”伸向山西的黑手，随即隔离审查。省里一纸圣旨传下来，我这个小秘书也在劫难逃，于是就成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进而被人采取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凭空捏造的手法，罗织了一个很可怕的罪名，以“反对毛主席、反对华主席、反对周总理”的现行反革命罪，于龙年岁末被投进监狱。

　　这一卡车“反革命分子”的故事讲完了，跟精心编造下似的，不敢叫人相信这是历史的真实。其实这就是当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我亲历和目睹耳闻了这些事，我讲述的这一切全是真的，没有半点儿虚假。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所谓政治，所谓阶级斗争，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可以说那是极左思潮肆虐到极点的时期，同时也是这一思潮回光返照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