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我手捧白花,像捧着一团雪,肃立在太姥姥的墓前,凝视着那张黑白照片上慈祥的笑靥,仿佛在凝视她留下的半个多世纪的牵挂。
上次来到这里,还是和太姥姥一起给太姥爷扫墓。当年,太姥姥伫立在雨中,显得有些单薄,她的皱纹渐渐隐去,雨幕中浮现出一张年轻的脸。阶前的雨打湿了尘土,也打湿了太姥姥一辈子深长的梦境,在她的讲述中,我看到了那个惨烈而动荡的年代,凝结在她身上的军与民不可磨灭的鱼水情。
一
1927年的大年初七,太姥姥出生在临沂市蒙阴县公家庙子村,伴着已经稀疏的土鞭炮的声音,大概也能感受到一丝年味的温存。太姥姥是一个遗腹子,她的父亲撒手人寰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她的母亲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没有能力抚养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的。如果不是娘家长辈从嘴里一口一口省下来些救命粮,太姥姥怕是长不大的。
很小的时候,太姥姥就表现出了对读书的渴望。那时候村里重男轻女还很严重,哥哥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也是唯一一个能去上私塾的孩子。太姥姥年纪尚小,还不用像两个姐姐那样终日在地里干农活,总是偷偷溜到私塾去,先生在屋里教写大字,她就随手拣一根树枝,一笔一画地在地上跟着写,就这样识得了几个字。太姥姥一生都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童年时期认的这几个字,她写了一辈子。
和所有的农村女孩一样,太姥姥裹了脚,咽了泪水,接过了沉重的铁锄。
二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太姥姥十四岁那年,村里的青壮年大多都去当兵了,其中就有太姥姥的哥哥。部队出发的那一天,妇女们纷纷挤到村口为新兵们送行,这些人里有母亲,有妻子,一双双殷切而坚定的目光凝视着队伍,一直望到地平线的那端。不论过去多少年,太姥姥始终记得哥哥临行前的情景,他攥着她的小手,郑重其事地教她写她的名字,昏黄的灯光下,笔尖的毫毛在纸上留下长长的剪影。
“乡亲们,俺们得做点啥。”年过半百的梁大娘第一个站了出来。平日里,她总是温和地笑着,佝偻着身子绕着小石磨遛弯,此时她却站得笔直,语气坚定有力。
“对,俺儿都上战场了,俺这个当娘的,也不能搁这歇着!”这是卫姨的声音。
太姥姥抬头看看母亲,母亲正好也在看她。操劳半辈子,母亲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眼睛里有疲惫,有慈爱,但更多的是一种她从来没见过的光芒——那是一种一往无前的坚定。
“梁大娘说得对——俺们得做点什么!”
“不能让他们瞧不起咱们村里的女人!”
“打跑日本人,守住沂蒙山!”
妇女们突然群情激奋,无论是颤颤老妪,还是花季少女,都喊叫起来,包括太姥姥在内。
后勤保障工作,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第一个提出要做后勤保障的梁大娘,成了村里最有威望的人。她召集所有人到小石磨旁开会,将村里的妇女分成了三拨——手巧的那一拨,负责缝军衣、做军鞋;胆大的那一拨,负责推小车运送物资,抬担架;年纪小的那一拨,负责烙面饼、煮稀饭。太姥姥和其他十几岁的小姑娘一起被分到了烙面饼的那一拨。
村子里热闹非凡,妇女们都争分夺秒地忙碌着。小推车不够用,梁大娘带着一群身强力壮的妇女抬出库里的生木,握着锤子“咚咚咚”敲了一个白天,敲出来两三辆虽不甚美观但相当结实的小推车,一群人累得直打哆嗦,坐都坐不稳;卫姨带着村里三四十岁的妇女,大清早就推着装有军装、军鞋、军粮的小木车,进山里去,三四个时辰的工夫,又灰头土脸地把装着旧军装、破军鞋和空碗勺的车推回来,歇息片刻,准备傍晚再一次进山。
累点、饿点都没关系,最重要的是让山里的战士们吃饱穿暖。每每想到这一点,太姥姥浑身都充满了干劲。
入夜,村里寂静一片,像是整个小山村都随着山间升腾起的雾气安睡了。太姥姥蜷缩在被子里,看母亲坐在马扎上缝补军鞋,磨损较轻的,就缝两针,磨损严重的,就贴块布头或重新纳个底。母亲动作很轻柔,像是怕惊扰了什么,她布满老茧的手像一只灵巧的蝴蝶,上下舞动,一针一线里都是缱绻的温柔。太姥姥看著煤油灯,橘黄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母亲的侧脸渐渐模糊。她闭上眼睛,在“沙沙”的针线摩挲声中睡着了。
三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周,太姥姥终于按捺不住自己急切的心情,她鼓起勇气对卫姨说:“卫姨,俺也想跟你进山。”
卫姨看着眼前这个只有十四岁、因为营养不良而一脸菜色的小姑娘,有些意外,她沉思了一会儿,正欲开口拒绝,太姥姥的母亲走了过来,轻声说:“让她去吧。”
卫姨迟疑道:“她年纪小,俺不放心……”
太姥姥的母亲说:“让她去吧,这是咱村女娃娃应该做的。”
卫姨终于点了头,太姥姥脸上终于浮现出几分属于少女的喜色。她转身跑回房,没一会儿,抱着前一天晚上母亲缝补好的军鞋踉踉跄跄地跑回来,把军鞋小心翼翼地放进小推车。
这是太姥姥第一次跟着卫姨她们进山去给军人们送物资。山里的军人不只是从村里走出去当兵的男丁,还有分派到沂蒙山游击队的八路军,他们利用沂蒙山错综复杂的地形和日军打游击,每次送军资之前,都会和村里的妇女商量好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太姥姥和另外一个妇女一起推着一辆小木车,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山路。这路极其难走,没走多久,太姥姥的脚底板就被硌得生疼,她终于明白为什么军鞋会磨损得那么快了——战士们在这样的山里面,一跑就是一整天哪!
不知走了多久,当太姥姥觉得自己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卫姨低低地说了一声:“到了。”太姥姥停下脚步,四处环顾——这是一个小小的低洼,四处的树木形成天然的屏障,安静得太姥姥能清楚地听见风吹过树梢的声音。等了片刻,树林外传来一阵轻微而整齐的脚步声。有人在靠近。卫姨护住太姥姥,低声命令大家低伏下来。太姥姥刚伏下身子,就见有人拨开树丛,警惕地四处张望。
“王叔——”太姥姥认出了那人,小声地唤了一句。
王叔听到太姥姥的呼唤,似乎有些惊喜,“是荣妮儿!”他转身探出树丛,把后面的人也招呼进来。一共有三个人来取军资,除了王叔,另外两个人都是生面孔,大概是本就驻扎在沂蒙山的八路军。太姥姥怯怯地让开一步,看着三人清点物资。
两个八路军清点完物资,便推着推车走了,王叔留在这里守着村里的妇女们。太姥姥抬起头端详着王叔——平时在村里有些吊儿郎当的王叔,此刻穿着一身整齐的军装,在她们面前站得笔直。原来一个人真的会为了他想守护的东西,而彻头彻尾地改变。
王叔走到卫姨的面前,握着卫姨的手,诚恳地说:“真是多亏了你们,这段日子,你们受累了。”
卫姨摆摆手:“哪里话,你们在山里打仗,俺们也得为你们做点啥不是?”
王叔笑着点点头,他的视线移到太姥姥身上,半开玩笑地说:“没想到荣妮儿也来了,真是长大了。”这诙谐轻松的语气,像是在拉家常。
太姥姥略一思索,开口问道:“王叔,俺哥呢?”
王叔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还没等太姥姥反应过来,王叔就拉过卫姨说了几句话,脸色十分凝重,卫姨沉默着点了点头。正好这时,两位八路军推着破旧军衣军鞋回来了,卫姨接过推车,揽过太姥姥,低声说:“咱走。”
太姥姥虽然还是个孩子,但也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她机械地推着小木车,就这样往前走,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的山。一路上,她一直在回想哥哥教她写自己名字的情形,回想哥哥走向大山时的背影……
下山回到村里,刚进村,卫姨就扔下小推车,将太姥姥一把搂进怀里。她的肩膀在微微颤抖,有苦涩的液体顺着脸颊流下来。太姥姥走到已经空无一人的私塾,在地上一遍遍写着自己的名字,歪歪扭扭的字体,不似少女的稚嫩,反而处处透着残忍。
“后勤工作不能停,当下,俺们只能先照顾活着的人。”母亲这样说。
母亲一如既往地平静,一如既往地在石磨上磨玉米面、在煤油灯下缝补军鞋,情绪似乎未起波澜。但她也清晰地看见,母亲几乎一夜白头——母亲怎么会不难过?怎么会不心碎?只是,她说得没错,战争还没有结束,当下更应该照顾活着的人。
四
沂蒙山反扫荡战役的胜利,已近在眼前了。
两天前,山里的八路军突然让妇女们中止运送军资,但妇女们不敢停下后勤工作。于是,大家一边继续准备军粮和军装,一边每天派人在进山口翘首等待,一等就是一天。
那天,最先从山里撤出来的,是卫姨的儿子——卫大哥。他曾经是村里的会计,进山时还是一介书生模样,出山时,已是一个皮肤黝黑、铁骨铮铮的硬汉。进山的男丁们在一周内,相继撤了出来,他们的母亲、妻子或孩子,抱着他们又哭又笑。
“日本撤兵了!”王叔从山里出来时,冲着村里的女人们这样喊着。他挂了彩,右腿受了很严重的伤,以后可能走路都是跛的。
闻讯,村里像过年一样欢乐,“胜利”二字,实在是来之不易。很多妇女都在这场战役中失去了亲人,胜利的喜悦和切肤之痛交杂、纠葛在一起,有种恍若隔世的错觉。
太姥姥的哥哥,终究是没能出来。太姥姥陪着母亲在进山口坐了许多天,但那个让他们望眼欲穿的身影,永远不会回来了。最后一天,夜色渐渐从山顶压到山脚时,太姥姥和母親起身回家,再也不做无谓的等待。
几年后,太姥姥向她的母亲问起过这件事,母亲笑得十分苦涩:“每一个革命战士,都是我的儿子。”
五
“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口饭,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
“每一座山头都燃起抗战的烽火,每一个村庄都举起抗战的旗帜,每个人都拿起抗战的武器。这片贫困闭塞的山地上,善良质朴的沂蒙百姓爱党、爱军队。”纵横八百里沂蒙山,曾用甘甜的乳汁为战争淬火,用独轮车碾碎精良的美式大炮。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沂蒙红嫂,已经成为沂蒙山区的红色记忆符号。如今,当年的红嫂大多已经故去,尚还在世的,也已耄耋之年。但那段患难与共的岁月和记忆,却永远不会磨灭,它承载着军与民血乳交融的至深情怀,向我们诠释着这样一句话——军民鱼水一家人。
红嫂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它是时代赋予沂蒙女性闪光的称谓。
我将白花放到太姥姥的墓前。雨水划过我的面颊,我却丝毫不觉得冷。我的身体里像是燃烧着一团火。战争年代总有太多的遗憾,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张张或稚气未脱或饱经沧桑的面孔,他们有的永远留在了那个英雄的时代,有的和我们一起迎来了崭新的时代。这些遗憾,或许终生都无法弥补,但以太姥姥的哥哥为代表的一批人,用生命守护住了我们脚下的这片热土。军人冲锋陷阵、赴汤蹈火,为人民负重前行,人民也应当成为军人最坚固、最温暖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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