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军：我们这学期开了一门博士课：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我们在前面课程的讨论中主要是从现实主义这一维度切入当代的理论和作家作品，在期末的时候我们想做一些实践性的课程讨论，请一些重要的作家、批评家来给我们开阔视野，提供最新鲜的经验。这次课，我们邀请了付秀莹、叶炜、徐勇等著名作家、学者来参加。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急剧变化可能体现在很多方面。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记得一位学者曾说，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于中国、对于亚洲乃至对于世界来说，它的影响可能都是深远的，截至今天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
德国的一位学者曾说今天这个社会是一个“加速社会”。社会发展非常快，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快。我记得上次李云雷说过，今天这个时代变化快，好像我的前世一样。大家是熟悉的陌生人，我们很熟悉，可是我们又感到很陌生。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特殊的变化。
从技术方面来说，我们会发现，今天的大数据、高铁等科技创新都对人的生产、生活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前几年我们请马来西亚的华裔作家黎紫书老师到山东做演讲，她就提出，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具有种种便利，但是在这个技术的时代里，我们都是透明人，我们是在看与被看的语境之下。与之前自然的、具有个人空间的社会相比，这是一个质的差异。从大的语境到个人生活空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发生了巨变。特别是21世纪以来，我们会看到，今天的乡村少年和城市少年没有区别。前几年，在山东跟《当代小说》主编刘照如老师在一起聊，他说，20世纪80年代，乡村青年从农村走到城市，一看他就是一个乡村的小伙子，他的穿着、打扮、行为举止跟今天的乡村少年截然不同；而今天的乡村少年，可能头发染得比城市少年还要黄，穿的牛仔裤的洞比城市少年的还要多。现在变化太快、冲击太大，乡村少年和城市少年的区别根本就看不出来。今天，我们的整个乡村文化已经从根上发生了变化。
我们知道，每一个村庄都是有历史，有文化，有情感，有祖先记忆的。千百年来，中国的审美文化、田园诗文化、乡村牧歌文化都是从乡村出发的，创作的审美起点也是乡村文化，但今天这种审美起点与身份基础都发生了质变。就像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中写的一样，梁庄已经发生了巨变。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语境。乡土文学遇到了巨大的挑战。我们怎么回应这个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但是，乡村振兴从哪里出发？如何振兴？面对这种现实，文学如何书写今天的时代巨变？如何写出新的山乡巨变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很多作家做得非常棒，像我们的付秀莹老师、叶炜老师，他们都写出了今天很多新的、正在发生的、热气腾腾的乡村社会、乡村文化。我们特别想听听作家们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如何回应时代的挑战的。先请我们的嘉宾付秀莹老师来谈一谈。
付秀莹：刚才丽军老师说得特别好。作为一个作家，面对评论者，我其实感到很紧张。
这几天甚至今天早晨，我还在应一些报刊的邀请写创作谈，是关于新书《野望》的，只觉得自己阐释自己的作品很难。记得有一回，在海南博鳌论坛的一次会议上，早餐时，敬泽老师走过来，他说：“哎呀，这几天看了你们的创作谈，那个话术——”我后来就一直在反省这个问题，小说家之言究竟有几分可信？当我们谈论自己作品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关于乡土写作，我有很多话要说。平时经常有人问你在写什么，这首先问的是题材。也有人会说付秀莹你为什么还在写乡土，哎呀，乡土有什么可写的。为什么你还在写乡土？你都离开那片土地多久了，你在城市生活的物理时间比在乡村的童年少年那段经历要长多了，你为什么还是一遍遍地要回到乡村，回到那个村庄，写乡土，写芳村——你究竟为什么？这也是我不断被询问、不断在思考的问题。是简单的乡愁吗？恐怕不是。乡愁这个词，在这里好像太轻浮了，它轻飘飘的，缺乏重量，还是太简单轻率了。我想，我之所以如此执着地书写乡土，大约还是因为在时代巨变中，作为一个作家的一种强烈的历史冲动和历史激情。身处大历史之中，个人何为？作家何为？有很多时候我也会有一腔热血，要表达要抒发。我是有乡村生活背景的作家，我对那片土地那么熟悉，至今我的亲人们、我的所有的亲戚关系都还在那个村庄里，在那片土地上。我作为一个走出乡村的知识分子，作为作家，我有责任记录时代，记录时代巨变中这个村庄、这片土地经历的一切。这其实是有一份责任感在里面的，准确地说是一种时代责任和艺术责任吧。 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一直深刻地存在于写作背后，它是一种强大支撑。其实也不是一种艰难的坚持，而是一種源自赤诚的热爱。那片土地始终能给你灵感，给你激情，给你创作的冲动，我愿意把我全部的激情、灵感、想象和艺术才华都倾注到这里面，反复地执着地书写乡土。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宿命，是一种使命。你从那片土地走出来，你最终要回到那片土地上去。
谈到时代巨变，乡土中国正处于这种时代巨变之中，如何写出这种巨变之下的乡土中国，写出这些人的命运变化和心灵变迁，写出他们内心世界的波澜壮阔，这是作家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面对新时代山乡巨变，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记录这个时代的日新月异、波澜壮阔。我们要有巨大的历史勇气，要有强烈的时代担当，去书写，去呈现，去记录，去镌刻，让后来者看到我们这一代经历了什么，我们这一代人是怎样生活的。
张丽军：非常感谢。付老师讲得非常精彩，特别是她面对这种大历史，作家何为？小说何为？这样一种历史冲动可能是很重要的生命情感，冲动之后还有一种责任、一种记录。从日记到小说，记录中国，记录时代的巨变，我想这是文学的一种价值和使命。她呈现出了我们这一代人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如何对待巨变中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情感。刚才付老师也提到她和家乡的亲人之间密切的联系，这可能也是我们和时代、和生活的联系，这很重要。我特别喜欢她的《陌上》和《他乡》。《陌上》写的是热气腾腾的生活，它就像一幅乡村的画卷一样，村东村西、各家各户的细节都写得特别真实，它的语言十分独特，极其凝练、简洁、个性化。在《他乡》里，我特别喜欢翟小梨这一形象，我个人认为，翟小梨这个形象实现了一个进城农民的梦想，这是路遥《平凡的世界》里面的孙少平没有实现的梦想，孙少平依然回到了大地，而翟小梨成功地进入了城市，开始了她的新的城市生活。我觉得她把那种乡村家庭的磨砺、城市的磨砺被写得特别真实。我现在正在读《野望》，我觉得付老师是将《陌上》《他乡》中的东西进行了重新书写，我真佩服她的勇气。下面我们请叶炜老师讲一讲他是怎么思考这个话题的。
叶炜：谢谢张老师！秀莹老师讲完之后，我也可以不讲了。她说的我都同意，也深有同感。我接着秀莹老师的话往下说。
70后的写作，一直集中聚焦在乡村的好像不多。尤其是调到浙江工作以后，好多人也问我，你怎么还在写乡土啊？浙江这边比我原来的工作地苏北地区要发达一点，城市化进程要快一点。和其他写城市的作家在一块儿开会，有人非常真诚地告诫我，你怎么还在写乡村题材的小说？现在没有人看这种小说了，除非你的小说被拍成电视剧，但乡土题材的电视剧能够出圈的也很少。当时我就说，我只能写乡土，其他的我写不了啊。虽然我上大学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城市，但我总觉得自己对城市的把握还不到非写不可的程度，而且现在写城市的人太多了，我可能写了也不如他们。这自然不是说我乡土写得就很好，在我们之前写乡土的前辈作家像一棵棵大树一样，我们想超越也很难。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在写乡土？意义何在？有时候人到了一定年龄，像我已经45岁了，到这个年龄也在慢慢思考写作的意义。尤其是最近两三年，因为疫情，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意返乡了。虽然联系还比较多，但是不能回家乡，不能与父老乡亲见面，确实也是一种遗憾。对我来说，这个时候写一些家乡的事情其实是一种释放。因此，写乡土首先对我自己来说是有意义的。
另外一点，虽然现在看乡土文学的人不多，但总还有人在看，这是我们的理想读者。不管怎样，还有一批人在看，我相信自己的写作终究是有意义的。其实刚才秀莹老师也提到了，我们的读者可能不是很多，在圈内也可能不受关注，但总是有一点意义的，我们的作品将来会有人偶尔想起，像《陌上》《他乡》《野望》等。这些作品还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东西，我们通过它看到了一个村庄，看到一个村庄就看到了一个乡土中国。
我还想对张老师确立的这个题目“新时代如何书写新山乡巨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新时代”总体来说是一个时间概念，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谁也逃不了，将我们的写作放在“新时代”这个框架下，其意义也值得我们思考。我觉得“新山乡巨变”是一个空间概念，不一定都是“山乡”，有的是“水乡”。但不管是“山乡”还是“水乡”，确实都变化很大。另外一个关键词是“书写”，这个词对我和秀莹老师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关于书写，我曾经在“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地》出来以后写过一个创作谈，我当时提出了“新乡土写作”，在《中国作家研究》上开了研究专题。当时我想，我们应对“新时代”这样一个时间概念，应对“新山乡巨变”这样一个空间概念，应该提出“新乡土写作”这种书写姿态。其原因有如下几个：
第一， 我们的书写对象发现了巨变，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书写对象的巨大变化。当然，一些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老作家也在写新世纪乡村，个别80后、90后也在写，但是我总感觉70后可能是对故乡还有这么深的感情、还能书写的最后一代人。你说他们是承上启下也好，说他们是过渡阶段也好，反正这一代人对乡村的书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看到的变化是与这个时代同频共振的。改革开放初期他们就出生了，这四十年来的巨变，他们是感同身受的，不由自主地就写下了新的山乡巨变。老一代的作家可能功成名就后在城市中待的时间比较长了，而新的80后、90后对乡土又没有那种贴着生命的感觉，他们有的很想彻底离开那个地方，当然这并不绝对。只有我们70后还想回去，还想退休后与父老乡亲在一起。我觉得这种新乡土写作对象的变化对我们而言是非常直观的现实变化。
第二， 我刚才提到了作者群体的变化。我们这一代70后作家，书写手法和前辈、后来者是不一样的，多多少少有区别，我觉得这也是新乡土写作的一种特征。我不知道秀莹老师怎么想，反正我自己还是有意识地想去写出点和莫言、张炜等作家不同的地方。至于效果怎么样，那另当别论。
第三， 读者也不一样。从读者的角度来说，新乡土写作的读者可能是不多了。我从文学期刊的发行量和课堂做的调查中发现，现在很多本科生都不太看杂志上的文学作品了。当然这只是一个学校的情况，不能代表所有的学校。这种阅读状况确实也给我们的写作带来一些困惑。
现在新的山乡巨变也有新的问题。比方说我老家，它的名字和我作品中的那个麻庄不一样，这个村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有两个。一个是在生活上，这几年由村改社区。改了社区后，有一部分农民开始上楼了，原来住的平面的房子变成了立体化的楼房，上楼生活是村庄最大的变化之一。还有一个变化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样，但我们那里确实是越来越多的适婚青年找不到对象。为什么呢？大部分女孩子都到城里去了，考上大学的女孩子肯定不会再留在农村，没考上大学的女孩子也去城里打工了，她们会嫁到南方，或者其他更发达的地方。农村女孩纷纷往外走，剩下的一批农村适龄男青年就找不到对象了。以前我们山乡，每个村子有几个光棍，有一个女疯子，有一个男傻子，这都是正常现象，但是光棍可没现在这么多。现在的青年找不到媳妇儿的太多了，而且他们娶亲的花费很高。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为了结婚花了100多万元，女方提出的要求很高，要在县城有楼房，不是说你在农村家里盖房就行了，汽车也要有，男方下给女方的彩礼也非常重，真不是以前那样了。但是我们现在的文学却很少写到这种变化。还有就是张老师提到过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队”，留守妇女、小孩、老人大军这一现象在我的家乡比他说的还严重，但是我们书写的时候有没有充分地关注到。我觉得这些最新的变化也是我们需要呈现、书写的问题。
最后再说一句，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写一本能给家乡父老鄉亲看的书。说实话我现在写完的，比方说“乡土中国三部曲”，有时候你给他们看的时候，心里会打鼓。一方面是作品中会写到一些他们的影子。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你写的东西后会说你写的这不是我们，你自己以为你写的是我们，但你写的其实是经过你内心过滤的、你想象中的我们。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现在的阅读还是《杨家将》《七侠五义》《明英烈》。在许多作家看来，这些作品是通俗作品，不是纯文学作品。我们不得不承认，农村看纯文学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当然我们有理想的读者，但是我们那些更多的读者在哪里？我想能够写出一本给他们看的书，不是说写在文学史里面的书，也不是说经典评论家开研讨会时说这本书写得好，但没有读者。到了我这个年纪确实有时候会想得多一点，但我想这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想得多一点，或许对我们的写作是有好处的。
张丽军：好，谢谢叶炜兄。我觉得叶炜兄从山乡来到水乡，肯定有很多新的感受、新的体验，尤其，他既是一个文学写作者又是一个文学研究者，他的思考肯定是多重的。叶炜兄提供了很多具有独特生命体验的维度，非常感谢。下面请我们年轻的评论家徐勇老师来跟我们交流一下他的想法。
徐勇：谢谢丽军兄，谢谢付老师和叶老师。我跟张老师和叶老师应该都是同龄人。我刚刚听了付老师和叶老师讲的，感触很深，也非常认同。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乡土问题应该说不仅仅是一个老问题，还是一个新问题，与全球化的语境息息相关。我觉得，乡土问题作为一个新的问题，在石一枫最近出版的《漂洋过海来送你》中，有特别的、极具症候性的呈现。书中的主人公作为一个乡土的打工者，他不仅是走到城里去了，也不仅是走到了北上广，而是跑到国外去了，他是一个国际化的务工者形象。在这里，乡土问题是与全球化语境及其进程联系在一起的，跟高晓声时代的乡土问题（比如“陈奂生”系列）截然不同。这样一种不同，就像开始丽军兄说的，其中很重要一点是，这是一个加速时代。如果按照吉登斯或有些社会学家的话来说，这是一个风险社会。在这样一种加速和风险时代里面，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的命题呈现在乡土中国的儿女们面前。
我觉得这样的新命题在付秀莹老师的小说里也得到了呈现。付老师的乡土写作写出了真实的乡土体验下的乡土生活。我之所以说是真实体验，是因为我觉得她不像有些作家那样，用一种隐喻化的方式去写乡土。我们很多作家在写作乡土时都有一种先设的隐喻，或者不如说他们是在现有的预设下去写乡土的。这种写作在作家中主要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以阎连科的乡土写作为代表，他延续的是鲁迅的国民劣根性命题，《炸裂志》《中原》《日熄》等都是一种极端化的写作。这种写作的预设色彩很浓。还有一个极端，是以山西作家葛水平的乡土写作为代表。她的写作带着一种对乡土的原乡似的惋惜和喟叹，这也是一种极端化写作，同样有其预设的色彩。这两种写作，立场虽然不一样，但都表现出对乡土社会的简单化的呈现，他们写出的是一种预设下的单极化的乡土，不管这个乡土是一种什么面貌，我觉得多少都失之于简单和片面。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付秀莹老师的乡土写作中有一种真实的乡土体验。就从我对付老师小说的解读来看，我觉得她很好地把握住了乡土社会在这个加速时代，或者说风险社会中的真实状态。从小说叙事学的角度来看，作家自己主观介入跟客观呈现之间的关系把握得非常好。从表面上看来，付老师的小说，比如说《陌上》，一方面是一种风俗画的乡土写作，但是当我们仔细读过后，便会发现风俗画的乡土想象在全球化或者加速化时代里又遭遇了一种时间冲击，风俗画在付老师的写作中显示出来一种风俗的消逝。付老师之所以能够写出真实的乡土体验，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她在情感上是认同乡土的。她不是以预设的方式去写乡土，而是以一系列的矛盾或二元对立去表现乡土，这种写作方式将乡土社会的复杂性呈现了出来，同时也表达出了作者强烈的情感介入，这种写作尺度的把握特别好。
第二个方面的意义是，她的小说写出了诸多困扰乡土社会的矛盾对立。其中最集中的是变与不变。她的作品里特别提出了风俗，它代表一种生活方式，但是这种生活方式在新的时代遭遇了生产关系的转变。在城市化、全球化进程中，乡土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出现了一种裂变，以前的邻里关系被一种新的雇佣关系所取代，被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取代之后，以前的生活方式，比如风俗、婚俗等就发生了一些裂变。付老师作品中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对立是复杂化和简单化的对立。复杂化是一种对复杂乡土裂变的呈现。我们可以把简单化理解为是种抓手，用吉登斯的话说，简单化也可以说是一种“象征标识”。比如，我前面说的风俗画，可以理解为情感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农村男女的情欲想象，因为在农村社会里，情欲跟城市里面是不一样的，乡土社会里的情欲关系用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去阐释是无力的。通过描写这种情欲关系、风俗画以及风景去努力把握乡土社会的复杂进程，文本就呈现出了简单化和复杂化的矛盾统一。另外，还有一种是传奇化和“反传奇化”的对立。付老师的很多小说都体现了一种反传奇化的倾向，特别在《陌上》中，它有一些小的情节，但没有贯穿故事始终的故事轴线，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种反传奇化的方式；但是付老师又试图以一种传奇化的方式来描绘这个乡土，这种传奇化方式尤其表现在作品中大量梦境的书写中。这证明了传奇化的方式和反传奇化的情节设置已然构成了一种冲突。我觉得付老师的小说以各种矛盾的、二元对立的角度来记录下时代巨变中的乡村变迁，换句话说，就是想努力呈现时代巨变跟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既是时代巨变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也是个人因应时代的方式的不同。
这就牵扯到我要谈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在这个新的时代如何书写山乡巨变的问题。前面说的都是小说的内容表现层面，另外一个很重大的命题就是文体命题。应该说，如何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既是一个内容问题，也是一个文体命题。说到文体命题，我特别喜欢付老师的《陌上》。我认为这部小说创造了一种新的乡土写作的文体。贾平凹最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秦岭记》，他是以一种笔记体来写作乡土的。比较一下，我们发现，付老师的《陌上》与贾平凹的《秦岭记》既相似，也不相同。相似是因为，两部小说都可以称之为“新笔记体”。贾平凹借鉴的是《山海经》等传统笔记体小说的写法。《陌上》是一个开放式的长篇小说，这跟贾平凹的笔记体不一樣，因为贾平凹的笔记体里面是由几十个各自独立的片段组成的，而付老师的《陌上》却是一个整体，你可以说这个整体是反故事的，它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有的是情节，有的是芳村的一个个男女主人公的小故事，但是每个章节里始终都有一个共同的人物或者叫中心人物。文本的中心形象就是芳村，你如果把芳村理解为一个村庄，可能就简化了。我觉得付老师的《陌上》有点像孙惠芬的《上塘书》，她们都是把村庄作为一个人来写，这是一种将村庄人化的做法，是一种对村庄审美化的路线。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写作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笔记体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都不一样。这个村庄的形象既是以村庄的男女主人公在新时代的命运变迁为底色，同时对村庄的表现里又糅合了付老师对村庄的认知和情感结构，我觉得这种文体可以暂时用新笔记体来概括。
总之，我觉得付老师对新时代如何书写山乡巨变做了非常成功的尝试和努力，她实现了一种新的文体的创造。《陌上》创造了新的乡土写作的文体。这种文体在今天的写作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它是一种新的创造，既糅合了付老师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同时又呈现了新的时代里面乡土社会复杂的裂变。这和贾平凹不同，贾平凹更多的是拒绝现代社会的入侵，但是付老师的乡土写作对现代社会是既拥抱又有所保留的。
张丽军：谢谢徐勇老师，付老师可以回应两句。
付秀莹：我刚才一直很认真地在倾听，这样面对面地跟评论家学习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首先我要感谢丽军老师提供这样的机会。其实平时我们也开过研讨会，但大家也就是泛泛而谈，像现在这样一对一的真诚交谈并不多。我能够在这里倾听评论家以他们自己的眼光和视野去阐释和点评我的作品，非常受益，非常受启发。我自己虽然没有跟徐勇老师见过面，但刚才听他谈《陌上》，谈文体的变化，谈常与变、变与不变，我感到他特别知我的痛痒，这样一番点评、阐释和解读，对我来说受益良多。
张丽军：刚才徐勇兄提的问题非常好。特别是他以付老师的作品为例，我觉得“贴切”这个词他用得非常好，付老师实际上就是贴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来写。而且徐勇兄还提到付老师作品文体语言风格的独特性，这其实也是我们书写新山乡巨变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你的创新度在哪里，不仅是一个主题的创新、现实书写内容的创新、人物的创新，还是一个文体审美的创新，这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挑战。非常感谢。下面听听我们的博士们怎么来谈这些话题。
陆王光华：我想接着刚才各位老师提到的关于预设这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我感觉到乡土文学写作里面有一种提纲挈领的焦虑，很多作家希望抓取一个有超越性、概括性，或者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
现在的乡土世界变得很繁杂，甚至面目模糊。作为90后，我们跟乡村接触的时间肯定远远比不上各位老师，而且我们的经验也是很单薄的。提纲挈领的动因，我想可能不仅仅是写作者的追求——传达其自身独特的乡土经验、编织乡土历史中那些关涉“可然律”的故事，也属于我们读者期待视野的一部分——对乡土生活的好奇与隔膜、对乡土历史的追寻与探问。因为我们想知道乡村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它现在又是以怎样的面貌去和时代产生互动的。但是观察现在的创作，我们会发现主题裂变来得非常快，这种寻求共鸣的努力是非常艰难的，而这种焦虑无法断绝。
在乡土创作的新探索上，我觉得目前的一个趋势就是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在以往写作中，乡土日常生活是被革命、改革的命题所牵引的，如今重提日常生活是很重要的。比如，在付秀莹老师的创作中，我就看到了她对恒常生活的关注，那种非线性的东西，那种乡村生活的机理，细节之处隐藏着小说的奥秘，字里行间充满鲜活的气息。关于叶炜老师的创作，很多研究者都提过了平视的目光，我觉得这是创作者正在逐渐深入乡村生活内部的一种表现。“代言式”写作和“居高临下地俯瞰”都不是最适合乡土小说的视点，当作者沉潜到乡土世界内部，将乡民的内心世界、思维习慣乃至语言习惯琢磨一番，再以知识者的思考去谋篇布局时，或许会收获新的效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付老师和叶老师的创作都在以自己的探索去“结构”他们所熟悉的那个乡土世界。小叙事补充着“宏大树木”的叶脉，平视则帮助我们调整着观察乡土的“望远镜”。
另外，目前“乡村志”以及“非虚构写作”也在参与乡村叙事，比如说贺享雍的《乡村志》以及梁鸿的“梁庄三部曲”等。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土文学发展的瓶颈状态，我们从作品中能够看到它们各自的追求。“乡村志”的引入是我们对历史和地方性这两个维度的看重和追求，史志丰满着文学的厚度和底蕴，文学延伸着地方史里面不起眼的细枝末节。而“非虚构写作”的加入，体现着文学界对真实这个维度的新追求。
张丽军：好的，谢谢光华博士。她提出了几个新话题，提到作家设置前提，以非理念前行的方式来进行新的写作。她以付老师和叶老师的作品为例，指出他们写的事情、他们的写作姿态等，这都是很重要的。后来光华提到了我们今天写作的一种新模式，也就是非虚构以及地方志等，这些都是今天这种乡土新变化写作中产生的新的文体或者写作的探索。
刘禹彤：听了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发言，我对“新乡村”和“乡土”的母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我今天主要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出发，来谈一下对乡村、乡土的感受。
首先，我在看比较早期的乡土文学作品时，很明显地感受到了时间落差带来的隔阂感，再看近些年的新乡土作品时，我更感受到空间落差带来的隔阂感，整体上来说，就是隔阂感很重。刚刚光华同学也提到了我们这一代相对缺少对乡土语境的了解或生命经历，我们处在一个发生了巨变的时代里。我在看《出梁庄记》时，梁鸿老师笔下，成长中的苦难浓缩在不便捷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学习氛围中，但是对我们，或者比我们更小的在城市中长大的同学来说，我们成长中的苦难可能是小时候的疯狂补课。在前辈们眼中，这些所谓的苦难不值一提，甚至是一种幸福的“凡尔赛”，但这就是我们的现实一种。这也造成了70后、80后、90后、00后在同一个历史横截面中的严重割裂。
我觉得缺少相应的生命体验就会导致认知的浅薄。我曾经多次到西部乡村支教，看到的是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现代化的教学楼、良好的生活环境，以及政府支援的物资。当时我很天真地以为，那就是当代的中国乡村了，但是当我接触了更多，才发现自己的认知是多么浅薄和错误。同样，在阅读这些作品时，缺少体验，认知必然浅薄，甚至存在偏差。我们能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看见”乡村的现实问题，见证乡土变迁，但又因为缺少生命体验有一种距离感，或者说无法真正建立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情感关联，导致我们在阅读或评论作品时呈现一种极其傲慢的姿态，而这种傲慢往往是无意识的。很多作家是以平视的视角创作的，但作为年轻的评论者，或者缺少这种生命体验的人，他们在评论时仍然有一种若有若无的傲慢姿态，这种傲慢也是创作者和接受者在远离被书写者的语境中的一场狂欢。
回到新世纪新乡土作品的题材上，我们看到，乡土秩序破坏、乡村人口流失、农民工进城、农村留守者等问题都得到了一定的关注。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不管是留在乡村还是进城，都处于一种边缘状态；从书写环境来看，乡村、乡土也在逐渐被边缘化。一方面，这些作品是以一个长期居住在城市者的身份去观照乡村的。另一方面，高度现代化、网络化导致的人的异化非常明显，但这并不是仅靠作家和评论家就能谋求出路的。我们走在现代化的路上，阵痛期不可避免，乡村的边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个体而言，城市化进程很可能意味着完整的生命历程，观照和记录这些生命历程，是文学赋予我们的使命。从个体出发，将个体的真实感受放置于历史的真实中，形成个人史诗化的书写，就像刚刚几位老师都提到的，要做记录者，写给后来者看，写给被书写的群体看，替无法通过书写表达自己的那些人发声。许多作者也采用了这样的书写路径，比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以离乡多年又为了形成文字而再次回到故乡，追忆个人成长经历，并将个人经历跟乡村历史相结合的方式，最终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乡村叙事。
从鲁迅时代的“归乡”到当代创作者们的“再次归乡”，书写途径更加多元化。非虚构、纪实文学等层出不穷，叙事方法也灵活多变。或许我们也可以探索新的书写模式的可能性，将乡村的记忆化为情感的积淀，这可能是乡土创作中一种不自觉的取向，将苦难的部分淡化，沉淀成更深的情感色彩。比如，《中国在梁庄》里写到了“坑塘”，“从家里到学校不过300米的路，我们一路上不知道踩多少粪便，看到脚趾缝里挤出来黑色或者黄色的污物，散发着臭味的粪便，浑身的汗毛都要竖起来”，但“虽然如此，小学前的坑塘仍然留有我美好的回忆”。这个“坑塘”就是作者情感的一种积淀，承载着乡村的过往和作者的成长体验，正面情感被无限放大了。
对更年轻一代来说，乡村和乡土可以是一种血脉追忆。对我们来说，了解乡村的方式，可以通过阅读作品，也可以通过父母辈、爷爷奶奶辈的回忆。因此，对这一群体来说，乡土可以被称作一种更广义的想象的共同体。
城市化不仅是中国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这也不仅仅是纯文学需要处理的题目，大众文学也可以有。比如，美国作家塔拉·韦斯特弗2018年创作的小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通过个体经验描写乡村和教育，同样给人带来很大的冲击。我觉得能够给读者和社会带来冲击的文学作品未必就一定不是大众的。
张丽军：禹彤讲得非常好，也特别真切，其实这就是我们对话的意义所在。刚才徐勇兄提到我们就是70后，那么我们听听90后博士们的对话和思考，真是有不同的感受。
刚才禹彤也提到她们这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之间的区别，我一直认为我们70后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代人，我们有完整的乡村生命体验，也经历过完整的中国变迁的过程，同时我们又在城市和乡村的流动中有丰富的体验。刚才禹彤提到了我们今天新一代的年轻人和乡村的关系，说新一代的年轻人与乡村是一个外来者、他者的关系，他们没有那种生命体验，也没有那种情感的维系，他们该怎么去看待城市和鄉村？肯定是一种有形或无形的傲慢姿态，这就是以城市人的眼光去看乡村。这一点我觉得刚才禹彤同学谈得非常好，因为这可能正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和症结所在。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去日本时看到他们的乡村也是一种荒芜的面貌，还有法国矿区的落寞，所以这很可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前几年，我看迟子建老师提到过，她写了《额尔古纳河右岸》后到澳大利亚去，看到澳大利亚的土著后就想，我们今天为什么谈那些消失的民族、消失的文明、消失的文化。她说，我们今天想重新回过头去看这些消失的东西，这是想让那些有益的文明的花朵为今天焦虑和不安的人提供一种安心的方式。这肯定也是迟子建老师自己的思考，那些农业文明、农业文化、农业生活开展的方式、大自然和人的关系，都给今天的人类提供了一种哲学智慧和生存智慧，这可能就是我们作家要思考的问题。
如今的乡村变化很大，我们为什么那么重视乡村，我个人认为这是因为乡村里呈现的是一种血脉的关联，或者说还有我们文脉的关联。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对于一个文化、文明的内在的根源性的关系，乡村应该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启示和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乡村看到这个民族的文化、民族的生活，同时，乡村看待世界和自然的关系也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有意义的启示。好，我们继续往下进行。
陈雪洁：我接着光华同学谈的做一点补充。其实我想的主要是关于年轻人的代际问题，也就是说在现在的城市化进程里面，新一代的年轻人其实很少会有乡村的生命体验。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说年轻一代是以一种他者的目光来观看我们的乡村和过去，但其实年轻一代还抱有另外一种感觉，那就是一种寻根的感觉。我们可能会在乡村里想象着一个精神寄托，而我们的乡村可能指的也不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乡村，而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乡村，我是这样理解乡土文学的整个概念的。
因为中国非常大，所以，如果从全国范围来看，现在的乡土书写可能无法有一个整体性的东西。比如说，南方和北方的乡村差异是巨大的，一些乡村的城市化水平比较高，但如果更深入内陆的话，那些乡村明明是处于同一个时代，但它们的生活环境可能更加恶劣。因此，我认为关于乡村的把握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乡村一直以来都被赋予了很多社会内涵，对于新乡土文学，我们又应该选取怎样的美学态度去连接它的历史与现实？
除此之外，我还想到了关于读者、受众的问题。刚刚老师们也提到了，说现在的年轻人对阅读的关注越来越少，他们对乡土问题好像也不怎么重视。但是我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一些直播或者网络平台，之前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很火的博主叫李子柒，她描绘的其实就是中国的乡村，但她是用一种拍摄的手法把中国人的田园牧歌式的东西给表现出来，不仅得到了国内的很多关注，在海外的影响也非常大。我觉得她表现出来的也属于一种新乡土精神。基于这种现象，我会感到比较好奇，为什么我们国内开始描写乡土的时候，年轻人不重视，反而是海外的人比较关注我们的乡土，更加好奇我们乡村里展现出来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东西呢？
张丽军：好的，谢谢雪洁博士。雪洁也跟我交流过，她说，老师我们没有乡村体验，没有乡村生活，我们怎么去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乡土社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今天在城市中生活的人，或者在海外生活的人，他们对中国这种内在的东西肯定是在探寻的路径中。我记得前几年，李敬泽老师曾经给梁鸿的书写过一个封面语：“不读梁庄，何以认识农村？何以认识当代乡土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路径，就是说今天我们认识中国，文学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路径。这也正是刚才付老师和叶炜老师提到的记录，这种生活的记忆价值。其实我觉得，对于华侨来说，可能我们乡土文学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精神寻根、文化寻根的意义，这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让我们一代人对生命、对民族国家有更深刻的了解。
李超：我很同意大家的看法和观点，特别是徐老师对付老师作品的解读，我觉得特别精彩。
剛才徐老师说付老师的《陌上》写出了真实乡土体验下的乡土生活，我特别认同这个观点。因为我是一个有农村生活经历的90后，所以我读付老师的作品时很有共鸣。有时我们的作家在写乡土时，可能是太想以乡土去观察、思考或者批评、反思当代的中国，这样一个很有目的性的写作可能会忽略乡土生活中很多热气腾腾的生活面或者说是真实面。但是我读《陌上》时，我可以读出当下正在发生着的乡土现实的面貌。我在查资料时曾看到过付老师说的一句话：“小说家很事儿，世俗生活中的各种乐趣都喜欢去享受，去探险，有这种特质或前提，你才有可能去写烟火人生。”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很有感触。我在读《陌上》的时候，能感觉到付老师在写之前或者写的过程中，她对乡土生活观察的那种享受，在描述乡土时的那种耐心与热情，那种娓娓道来。我感觉我读出的是一种对一个自然村落的那种自然流淌着的日子的描绘，对芳村的烟火人生的描绘。那天我在农村的家里面读《陌上》时，房子外边就是我们村的街道，好多妇女在那里聊天，我当时就感到我在读着她们的生活，就是外面正在发生着的生活，这种感觉很奇妙。
另外，我读《陌上》时的一个很大的感受是它缺少对土地的描写，这与之前的乡土小说不同，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可能跟当下的乡村真实情况是契合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紧密、越来越疏离了，因此，土地缺位的叙述正好是对当下农村现实的一个真实写照。我跟我自己的同辈在聊天时，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其实是没有土地和庄稼的，他们跟我们的父辈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现在收麦子的过程跟我小时候收麦子的过程完全不一样。我记忆中收麦子的过程真的是有一种仪式感存在的，那是一种集体愉悦的心情；而现在收麦子其实很匆忙，可能三四天就完事了，全是机械化的操作。与之前相比，收麦子现在在农村也不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了。
还有一点是刚才叶炜老师和付老师都提到的，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不再看乡土作品了，为什么现在还在写乡土？而且叶炜老师说有人告诉他说写乡土很难出圈，如果明知道这个情况，作家们仍然在坚持写自己的乡土，我认为这其实是作家的生命律动所在，或者说是作家的职业生命律动所在，这是作家弥足珍贵的地方。其实，从农村走出去的作家，或者说从农村走出去的知识分子在城市中扎根后，他们可能都会有一种冲动，去反观自己是从哪里来的，那个地方现在发生了什么，自己能为那个地方做些什么。举一个例子，秦香莲和陈世美的戏曲故事有好多版本，我曾看到过一篇文章就是评论陈世美这个形象，文章说陈世美是一个从农村或者说从底层进到统治阶层的人，同时陈世美也是一个走上去之后背叛了自己阶层的知识分子，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爬上统治阶层的读书人对劳动人民的反叛，陈世美最终才招来那么多人的唾弃。我说这个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的文化就有一种对从底层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规训，这种规训被编入了他们的文化基因中，或者说成了他们的一种文化良知。
还有就是刚才叶炜老师提到的乡土小说的预设读者这一问题。我们的乡土文学作家在写乡土文学时，这个预设读者到底是谁？是城市的读者？是学院的批评家？还是农村的人？他的预设对象不一样，他写的内容和笔法就不一样。我们现在的乡村教育确实是在为我们以后能够进入城市做准备，现在农村的教育缺乏一种让我们农村出身的孩子从文化层面或理性层面去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形式，我觉得这是乡村教育一个很大的缺失。跟我那些现在还生活在农村的同辈们聊这个问题时，我发现他们其实有很强的对自我认识的冲动，只是没有一种很好的方式让他们去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所处的文化语境。这时我就觉得，我们的文学可能会弥补这方面的空缺。我认为，有时候读者看不看一个小说，可能跟题材没有关系，而跟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进入这个题材、它的预设读者是谁有很大的关系。
我就说这么多，说得比较散，请大家见谅。
张丽军：李超谈得很好，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很棒的，特别是他谈到对付老师作品的阅读感受，说付老师写的自然流淌的日子，而且那种感觉很好。还有就是他提到付老师作品中的书写同以往乡土文学书写的差异，确实是这样，以往我们50后、60后的一些作家，他们的土地意识很浓，土地如何？人和土地的关系如何？而我们今天的人肯定写的是我的生活如何，我的村庄如何，呈现的是对土地的疏离，这也是我们当下真实生活的呈现和书写。我觉得李超这种感受非常好。
另外，李超也提到我们今天从乡村走出的人怎么回馈乡村。其实早在1928年叶圣陶就提出这个问题来，他在1928年写的小说《倪焕之》中就说，你们这帮师范教育是失败的教育，你们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城市人。后来费孝通等人也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乡土教育依然是非常缺失的，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文学来实现对乡土教育的补全，所以这也是文学建构的意义。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志小说，其实它们对一个地方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去读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一样，我们知道沈从文还有那么一个湘西，可以去湘西寻找乡愁；看过汪曾祺的小说后，我们知道了高邮湖如何，江南水乡如何。它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学建构。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乡土文学书写的意义所在。
王薪茹：我本身是一个有乡村生活经验的90后，还是一个从乡村走到城市的读书人，今天我就主要谈一下付老师和叶老师的作品，还有我自己对乡土文学创作的思考和感受。我重新读了一遍付老师的《陌上》，因为我本身是河北秦皇岛人，又在晋州工作过，也去过无极。我对付老师写的那个皮革很有印象。因为我同学家的楼下就经常会看到一些三轮车拉着很多皮革来来回回，有时候确实会闻到一点皮革的味道。即使无极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被皮革生意拉动，但它现在其实还是很穷。事实上，皮革生意虽然影响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但却不能没有它，问题是我们将来怎么去处理它们之间的矛盾。但现在这个矛盾还没有被提出，没有被解决，这才是现状。从这里入手，我对付老师《陌上》里面的风景画、风俗画就有了很深刻的体验，比如，我们家乡那边也说“待戚”，而不说“来客人”。《陌上》里面写到的很多乡土人情跟我们家乡那边的风俗民情類似，里面写到的邻里之间的对话，让我感到自己又回到小时候成长的环境中去了。付老师的《陌上》有一种像赵树理一样对农村日常生活的了解。虽然付老师现在生活在城市里，但是她本身的乡村生活经验是非常深刻的，因此，她对日常生活的描摹、对农民语言的锻造等都是非常生动的。小说里的语言都很短，但是它的叙事容量又很大，读来明丽而流畅。在风景方面，小说包含了像孙犁那样对明丽风景的追求、对家乡景物的热爱，同时又在风景中融入了时代的变化。在风情方面，付老师在小说中通过邻里妯娌、上下庄的变化等体现出地域色彩、地方风情和人际关系的变化。这些变化是随着小说的叙事不断被推进的，它是慢慢发生变化的。风景其实也这样，比如她写到了很多环境的污染。
付老师的很多作品描写了村子里一些不起眼的女性的形象，从老到少。《陌上》中，从爱梨到爱梨的婆婆，又到爱梨婆婆的婆婆，她们每个人都有心事，每个女性都有自己所要烦心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交涉，她们对日常生活的担忧和矛盾正是这个时代带来的一个变化。这是我对付老师《陌上》的另外一个阅读感受。我觉得《陌上》写得很深刻，里面凝结的东西非常丰富。从叙事方面讲，虽然每个章节都不长，但其实就像刚才徐勇老师说的，通过很多梦境，不断地体现出人的焦虑。
叶炜老师的《后土》，我感觉它其实正好可以和付老师的《陌上》形成对比，付老师的作品是从日常生活视角切入，而叶炜老师的作品是从一个更加宽广的历史视野切入的。刚才徐勇老师谈的时候，我也有同感，《后土》的传奇化，或者说是对民间信仰的描写。看了小说后，土地庙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疯子”为什么要在土地庙前脱衣服？怎么给土地庙换地方？人们怎么给它找风水？所有的事情和土地庙都有关系。虽然作者把一些历史事件融入小说当中，但是曹东风和刘青松两个人表现出的内里性格却不同。我觉得刘青松始终有一种中国人在传统道德规训下形成的品质，他虽然是一个好干部，但他又是一个和其他女性发生性关系的男人。人无完人，这其实正好是对他性格的补充。叶炜老师在文体上也有创新，这种创新意识可能是作家、批评家们一直在努力追求的。《后土》从惊蛰开始，最后又回到惊蛰，这种以节气来命名章节的手法其实也是一种文体创新。
最后再谈一点我对乡土文学未来发展的一点思考。刚才老师们说乡村符号化、生活史、个人史、书写文体等，我觉得从形式与内容方面去结合的话，好的小说一定要形式和内容都非常完美。我们要把创作出来的作品与这个时代相融合，与政策和媒体进行互动，进而获得更多元的意义。
中国的乡土文学带给读者的不仅是一种文学主题的叙事类型，它还蕴含了乡土中国的变化，包含着中国文化的根脉，包含着将来乡村发展的理想建构，还指导着现代化、后工业时代人们的精神如何自处。我们不是要在纷繁复杂的语境中让乡土文学沉下去，而是要在现在这样一个流媒体时代将乡土文学显出来，这是我的一点思考。最后我想以付老师作品中一句话结束：“风吹过村庄，把世世代代的念想都吹破了。年深日久。一些东西变了。一些东西没有变。或许，是永不再变的了吧。”我认为乡土文学在目前几百年内的发展会很好，不觉得它会衰落。
张丽军：我赞同新茹的观点，乡土文学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依然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它是一种永存的东西，这也是叶炜老师和付老师提供的价值意义。
妥东：我主要结合我的阅读经历谈一些简单的看法。最近我也在读付老师的新作《野望》，这部小说还是写芳村的故事，让我有一种熟悉之感。付老师刚才也讲到，自己是因为熟悉而写作，我觉得这首先就是一种非常诚恳的态度，熟悉到非写不可的这样一种状态，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写作状态。这让我联想到自己之前看过的作家黎紫书的《流俗地》。她在后记里提到：“若吾不写，无人能写。”写作其实就是一种因熟悉而生的自信，这种自信也是一种非常诚恳的态度。在付老师的作品中，我同样也看到了这种态度。
除了写作的态度之外，视角其实也很重要。付老师写作主要聚焦的是她那一代人的生活经历，她的视角是从乡村的日常生活出发，通过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来展现时代的变化。这种乡村日常生活的叙事其实有一种观看世界的眼光在里面。我觉得这种日常生活的叙事，体现的是学者张光直提到的所谓的连续的世界观。什么是连续的世界观呢？简单来说就是生死无疆域。人和物、人和乡村内部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沟通、互动。比如《野望》里边人物的命名，像翠台、素台、臭菊，其实这些名字体现的正是一种看待世界，或者说是一种理解乡村、理解生活的独特眼光。我觉得付老师的《野望》用节气作为每章的章节题目，包括每章开头部分的季节和诗词，其实就包含有一种智性的提携。这种世界观带来的写作方法是很重要的，它意味着作家的腔调必须是地方性的，必须是文化内部的东西。所以，她的写作腔调中其实就流露着其看待事物的眼光和观点，以这种眼光去看待乡村的变化。其实正像徐勇老师刚才提到的，文本中就有了一种对直观变化的内在对比。比如，风俗观念的变化，以及乡村自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人伦关系的变化。这些变化揭示的正是付老师理解乡土、理解时代的独特眼光。
另外，像刚才徐勇老师讲到的，付老师作品里边有“简单与复杂”的对比。所谓复杂，当然是指乡村与现代化的东西碰撞之后产生的复杂裂变，这是一种局势的复杂性；简单则更多是从这种眼光出发的、看待乡村本身的、比较超然的叙述眼光。《野望》的结尾，写翠台站在她的院子里看院墙底下的砖缝中长出的一丛野蒿子。冬季的野蒿子虽然一碰就碎，但是它的种子却因此落到土地里，待到冬去春来之时，它们又会遍地生长。我觉得这就是熟悉乡村的写作者看待乡村的独特眼光。它有着关于生命、关于命运的体悟经历。《野望》就像这乡村的冬去春来、草木生长一样，写到最后其实就是删繁就简。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很看重付老师刚才所强调的熟悉的感觉，为什么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诚恳的态度。我觉得能够将乡村社会潜在的、本质的变化，以一种抽丝剥茧的方式写出来，正是要依靠对乡村的熟悉才能完成的。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付老师的小说完成了这个目标，写出了乡土中国的朴素、本真之气。
刚才听了叶老师的发言，我也有一点想法。我觉得对于当下的作家来说，所谓的新变化或者说山乡巨变的书写新变化，可能有两点。第一点是形式问题。如何在形式上保持一种创新性？付老师的《野望》、贾平凹的《秦岭记》其实都有一种形式的创新感在里面。刚才叶老师讲，他最重要的一个愿望就是要写一本给家乡父老乡亲看的作品，其实我觉得这里可能会涉及一个问题，即如何去写的问题。叶老师刚才讲，父老乡亲喜欢的都是《七侠五义》《杨家将》，这些故事自然是形式包裹下的文本，它内在核心仍然是传奇故事。那么如何找到一个父老乡亲们喜欢的故事形式呢？我觉得以形式带动内容的讲述，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操作方式。这里面其实涉及一个转化问题。上次，王十月老师讲到奥尔罕·帕穆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其实这个作家做得就很好，他本身写的是纯文学的东西，但是他给小说套了一个侦探的外壳，因此，这部小说就变得有趣多了。第二点，孔子时代可以述而不作，但我们现在這个时代，毕竟是一个传媒时代、网络时代，因此，我觉得文学创作者若想要获得更多的文学读者，既要“作”也要“述”。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作家除了要精于创作外，同时也要懂一点传播学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所谓的破圈，或者突围。
张丽军：刚才妥东结合自己的阅读来谈，我觉得非常好，特别是引用黎紫书的观点：我若不写，无人能写。这也跟我们提到的付老师和叶老师的意义和价值联系起来了。他们把一个从未被呈现、在心中有很深记忆、能够传给后人的东西呈现出来，这就是意义和价值。妥东也提到了这种书写的创新的可能性。今天也有几个老朋友过来，我们也请他们来跟我们交流一下。
文红霞：我之前读得比较多的是阎连科、李锐、韩少功、李佩甫、梁鸿等人的作品，他们的作品中反映最多的是乡土苦难，还有就是徐勇老师刚刚说的预设式写作。今天，在新的山乡巨变的背景下，怎样认识今日的中国？怎样记录或者描写当下的乡土巨变？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并且非常重要的课题，值得我们去专门讨论。
我还没有读过叶炜老师的作品，但我读过秀莹老师的作品。我觉得秀莹老师的作品非常接地气。我很喜欢她对乡土人生的一种真诚理解，在她的作品里面，对乡土的热爱非常让人感动。我想，当下的乡土写作确实非常需要这样一种真诚去面对乡土世界中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不管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它们都需要一种真诚的关怀。
其实我觉得像乡土文学，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像它目前的受关注程度并不高，但我们在短视频世界中会发现，乡土类的短视频特别受欢迎，像刚才有人提到的李子柒，还有贵州周周等，那种田园风光和乡土人的生活状态让我非常怀念。我在看这些短视频时，感觉就像李超博士说的那样，题材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怎样去呈现这个题材才是更重要的。
张丽军：好，谢谢文教授。非常感谢你能给我们提供这么多新的东西、新的体验，也希望我们后面继续关注、继续合作。许玉庆教授对乡土文学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同时也出版了很多专著，我们请许老师来跟我们交流。
许玉庆：这几年我并不在咱们这个学科里边，因此，我主要是进行业余阅读，还有就是我现在一直都在做乡村旅游，我觉得从社会学的角度，咱们的乡村确实变化非常大。这几年叶老师和赵德发老师他们写的乡村和过去的乡村差别非常大，我觉得以后的乡村写作肯定还会有很多新的变化。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来讲，如何探索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独特的文化现象和一些独特的人物？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另外，我现在读到的各位老师的作品里，我感觉大家对乡村人物的塑造已经不仅局限于乡村了，而是将之看成我们中国人心路历程的变化来书写。我们现代人的家园到底应该是什么？我觉得两位老师对这个问题探讨得比较深刻，与原来的书写相比，这个变化特别大。
最近，我在做关于赵德发老师的一个课题，是关于作品的独创性方面，尽管现在还没有成型，但是我觉得对乡土文学的研究，换一个视角来看，可能会看出一些新的东西来。
张丽军：好的，谢谢玉庆兄。特别感谢玉庆兄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特别是乡村的新的人物形象，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也向付老师和叶老师提个问题，其实也是我的一个困惑。刚才文老师说到我们新山乡巨变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是近几年来的一个热点。今年中国作协提出了一个新山乡巨变的写作计划，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就是一个新的体现。刚才我们徐老师也提到，山乡巨变是当代中国的新现实，就是我们当下正在发生的活生生的现实，它需要得到我们的关注。
现在有一些学者，像华中科技大学的周新民老师，他认为我们今天的山乡巨变缺少风景的书写，他说我们今天的作家对风景的书写是不够的。20世纪50年代梁斌写的《红旗谱》中有大量对河北春天的气息、生命的气息的书写，格非老师的“江南三部曲”中也有很多风景书写，沈从文、汪曾祺等的作品里面也有很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风景书写等。因此，我在想，今天我们的山乡巨变如果能呈现出一种自然风景的变化，一切景语皆情语，那么风景书写可能也会成为作家地理空间建构的一种地方性书写，成为建构地方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学依托。我们应该如何书写风景？
还有一个问题。我特别喜欢付老师作品中那种日常生活流淌的东西和生命情感的东西，但缺乏新时代的新人形象。我看到叶炜老师作品中有很多新人物，比如小说中的侄子大学毕业了，他到乡村去做挂职干部，要振兴乡村。但是我觉得这些新人形象的书写还缺少感人性，他还未能立得住，还不能够让人一看就难以忘记。我们知道，文学作品要进入文学史的图谱，它需要有一个新的经验、新的人物，或者是新的方法，因此，今天的新山乡巨变，除了刚才妥东博士提到的需要新的传播方法等，我想更重要的是要写出新人物，这其实也是最重要的。我看到吴义勤老师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关于新山乡巨变的文章，他也提到说，我们要写出新人物、新变化、新英雄、新奋斗者、新改革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文学如何能立得住？它依然是要靠形象立得住。我们今天的山乡巨变如何写出新的人物？这是一个挑战。去年，我跟李遇春老师交流，他也提到，今天这个新时代、新乡土文学，谁能够写出这个时代里的新人物、新农民形象，谁就是这个时代文学经典的建构者。我觉得这话说得非常有道理，所以我想听听几位老师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
付秀莹：刚才谈到这个新的人物、新的英雄、新的形象，我觉得这也是我下一步致力的方向。尽管《野望》里边已经出现了一些萌芽，但是对于他们返乡之后如何作为这一点，作品其实还没有更多触及。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去谈《野望》，刚才看到妥东博士拿出《野望》来，心里还是很忐忑，作品刚出来，这就好像一个丑媳妇见公婆一样，新作刚出来正是最脆弱的时候。所以，我不妨给自己设立这样一个目标，就是刚才丽军老师谈到的新的人物、新的英雄、新的文学经典形象，这需要时间，这些时代新人，他们回乡后引起的种种震荡，他们如何搅乱芳村的一池春水，肯定会引起波澜，甚至是波澜壮阔。这个壮阔的情景究竟如何，我想我会在未来的作品里去表现。
另外，我也回应一下刚才谈到的当下乡村中性别失衡这一问题，娶妻难这一问题我也特别有感触。《野望》一开始就是抓住了這个问题，要是不熟悉这种农村现状的，可能会说，这事儿有什么可写的，但它是翠台全家焦虑的一个中心，他们的焦虑点就在这里。夫妻两个吵架了，妻子回娘家了，怎么办？如果请不回来，很可能就会妻离子散，很可能就会使生活发生巨变，命运发生陡转。这就是他们会如此焦虑，反复在这件事上思量纠结的原因。熟悉当下乡土的读者可能会明白我为什么从这里入手。
李超：我想向付老师提个问题，因为我的毕业论文是跟小说与戏曲相关的，付老师在《陌上》里面会自然而然地带入一些戏曲方面的东西，我想问一下付老师，您自己是不是很喜欢中国传统的戏曲？您是不是会自觉地让戏曲在小说中承担一些东西？谢谢老师。
付秀莹：作品中其实就是一些戏曲的自然插入，我当时没有出于装置性、技术性的考虑，但是现在看来，你之所以会觉得非常贴切自然，可能是因为这些民间性的元素其实就在民间茂盛地生长着，它是一种根脉性的东西，它就在这些乡人的血液里流淌着。乡村百姓随口就能哼出一曲河北梆子、丝弦、京剧等，因此，我觉得戏曲是一种民间文化的自然呈现。另外，谈一下我个人的一种感受，我在最近的一个访谈里说过，人到了一定年龄，审美会向传统回归。我现在喜欢听戏。原来并不喜欢，咿咿呀呀的太慢了，不耐烦，现在却发现忽然喜欢上了听戏。听戏会让我沉静下来。身处于一个巨大的传统中，觉得安心、安宁，所有的世俗喧嚣、红尘滚滚全部抛诸脑后，传统的东西、 根脉的东西，一下子就让我安静下来了。
张丽军：非常感谢付老师给我们答疑解惑，而且给我们乡土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信心和力量。请叶炜老师给我们做个回应和点评。
叶炜：对于新的风景、新的人物，我其实也一直都在思考，确实是像张老师刚才说的那样，如果不提供一些新的审美价值，你想留下点东西确实很难，我也一直在努力，但可能是力有所不逮吧。我现在还在努力当中。其实像刚才张老师说到的，我有一些作品里面也点到为止地提到了一些新的人物，比如挂职的干部、回家创业的人等，但是要把这些人物写好的确很难，因为你必须真正了解他们，有时候我们隔着自己的肚皮去想他们，往往并不是很切合他们的实际情况。所以，我觉得提供一个新的人物形象是所有作家的梦想，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业余作家在内，能否成功，还要看自己的能力和机会。一直在努力，一直在路上，以后也还是这个状态，也还是要去寻找，要去坚持写作。
张丽军：好，谢谢叶炜兄。刚才我们妥东博士也听出来了，叶炜老师想写一部给家乡的作品，让家乡人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其实我们的作品如果能被家乡的人们喜欢，这肯定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功。刚才付老师也提到，她的《陌上》引起家乡人的关注，这可能是最令我们高兴的了，因为他们最熟悉我们，他们是最大的挑剔者，他们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喜爱，这就是我们能够立得住的东西。
今天这个时代的巨变是前所未有的，我真的担心再也找不到我的乡村，这可能就是今天的现实。即使乡村还在，但是它里边的人已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了。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怎么安放我们的情感？怎么看待这种现实？到底怎么来振兴乡村？从哪些方面来振兴乡村？我们文学以何种方式去助力、呈现、书写、建构？
我们这些从乡村走出来的一代人可能还有血脉，还有一种精神的情感关联，可我们的孩子却与乡村疏离了，我因此而感到一种危机感。把我们的乡村经验，把我们的生命联系，把我们对中国的认知传递给下一代人，让他们理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让他们去感受真正的中国，让他们对中国产生认同感，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70后这代人承担的任务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系，我们要把我们的历史、情感、维系、根性文化、根性传统建构起来，进而传递给未来。所以，我特别期待我们的作家有好的作品，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出好的阐释。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博士们能够把这种责任和情感承接过去，能够理解我们的这种感受和焦虑，能够对新的作品做出更多新的阐释。我们要去了解中国的复杂庞大，了解它的历史、根脉、肌理、情感。文学研究就像一个深入的东西，它要具有历史感、文化感，这肯定是我们的文学研究能够立起来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有意义和价值。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的乡土文学，关注我们的现实和未来，汲取力量来安慰我们的内心，寻找一个温暖内心的东西去滋养我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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