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春阶

　　2022年7月下旬，烈日炎炎。我参加了全国党建研究会农村专委会组织的乡村组织振兴齐鲁行调研活动。有幸与作家厉彦林先生朝夕相处了一周。近距离接触，对他的人和文，就多了些理解：他是深扎沃土的倾情讴歌者，他是怀揣梦想的不倦探求者，他是谦逊低调的默默耕耘者。

　　对厉彦林先生，我是先观其文，后识其人的。

　　若干年前，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和《人民文学》上，经常看到厉先生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他的亲情散文。文字不长，却耐人寻味，常把我的思绪拉回故乡，拉到母亲身边。比如他有篇散文《舍命保花》，写的是母爱。“记得那年开春，娘把牡丹花移栽进院子里，那棵牡丹真给娘长脸，花开得特别大，特别艳。第二年，那棵牡丹长得很瘦弱，刚冒出花骨朵，很快就萎缩了。第三年，枝干一直干瘦，无力舒展，这成为我心中的一个‘谜。”后来，他到牡丹之乡菏泽请教花农，花农解释：“开春移栽牡丹会伤根，伤元气，牡丹开花大，又通人性，一旦有了花骨朵，就必定使出所有的劲儿，耗尽所有的营养，供应花骨朵开放成鲜艳的花朵。春栽的牡丹只要开花就难存活，即使活下来，两三年也缓不过苗，整个花干瘦，不开花……牡丹是‘舍命不舍花呀！”厉彦林听罢，潸然泪下，他为牡丹舍命保花的举动而感动。他想到了他的母亲，他的为了儿女而奉献了一生的萱堂，一生在“舍”！这个“舍”的意象，深深打动了我，我想起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说的话：“不能给人的视力增添一点点敏锐，就算不得作家。”

　　调研头一天，我得到了厉先生的长篇报告文学《延安答卷》和《沂蒙壮歌》，我又发现了他宏阔和深邃的一面。他选择开掘大主题，以大视野观照、描摹时代之大气象，书写山河之大美，让新时代这棵大树的年轮清晰可览，展示了一位有抱负、接地气作家的气度、格局和胸襟。

　　调研第一站是济南市长清区的马套村，那天晚上非常热，我们调研组成员一起参加了村里组织的消夏晚会。吕剧、山东梆子、柳子戏等节目不少，这些传统戏曲吸引了众多村民。看完演出，在回来的路上，谈到农村文化生活，厉先生说：“在抗战时期，我们沂蒙老区流行这么几句呱，‘日本鬼子扒窝，国民党吃喝，共产党唱歌。唱歌，鼓舞士气，文化是潜移默化的。”我把这几句话记到了本子上。厉先生笔下好多这样的“老呱”，比如他写祖父说过的话：“开春吸几口新鲜空气，炒盘第一刀韭菜，喝碗新剜的野菜熬的粥，人就气血畅通，就接上地气了。”（《地气重凝》）一个农村老人的幸福感跃然纸上。比如写母亲过年爱贴窗花，母亲说：“窗花不撑肚皮，不当棉衣，是个念想，映照这红火的好日子。”（《窗花》）这些大实话，勾勒出朴实的生存智慧，窗花是一种寄托，寄托人间美好。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这些话语，都是厉先生留心所得。如果不留心，就如雨珠落大海矣。

　　在曲阜市小雪镇武家村，有一面信息墙，墙上公布着各家各户的生活用具，比如螺丝刀、钳子、小推车、药罐子等，上面有电话，可以互通有无。这面墙，成了老百姓的方便墙、连心墙。武家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文明村。村支部书记武波说：“千金买马，万金买邻，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好邻居都是麻烦出来的，干群关系也是麻烦出来的。”厉先生对我说，高手在民间啊，这就是管理智慧，往大了说，这就是政治智慧。你可以把这里作为一个“点”，深挖一下，乡村治理是篇大文章，从哪里破题，这个村支书的做法给人启发。我后来在调研报告中單独写了这个村，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我发现，厉先生善于捕捉这些灵感火花，在别人不经意间，体味出深层次的东西。比如他参观延安杨家岭党的七大会址，大会的会标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好多人都注意到，主席台两侧的贺幛，一侧是陕甘宁边区的，一侧是山东根据地的。一般人，看了也就看了，但厉先生爱较真，他继续追问，当时，我们党比较重要的根据地已有十七块，为什么单独把这两块根据地突出出来呢？可见在党中央、毛主席心中，这两个根据地分量最重。厉彦林埋藏于心中的一个目标终于被激活。在建党百年之际，他要写延安，要写沂蒙。花了五年时间采写，于是有了《延安答卷》和《沂蒙壮歌》，展示了两个革命老区的时代风采和创业故事。有评论家称其为“姊妹篇”，这充分表达了一位党员、一名沂蒙子弟、一位老组工干部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和对文学的虔诚。

　　不断地观察、思考，还要重视自己的思考，梳理自己的思考。无论什么时候，都带着“脑子”，手中的笔是有立场的，要有理性判断。灵感的闪电闪过了，要把“闪”的图景琢磨透，并尽最大可能地留下来。厉先生的这点很值得我学习。

　　在泗水，在莒县，在沂水，在蒙阴，我看到厉先生特别愿意跟老人聊天，问这问那；对老房子、老树特别上心。长清灵岩寺边上的青檀，莒县那棵四千年的银杏树，他都看了又看。我问他，这些地方是不是都来过？他说基本都来过，但是每次来，都有新发现，有新收获，有新感悟。他写过定林寺边的那棵银杏树，“屏息抬头仰望，只见老银杏峻拔奇崛，稠密的枝丫遮天蔽日，嶙峋斑驳的树干刻满沧桑，蓬勃有力的枝条直插苍穹，荫覆庙宇。站在老树下，身心被树荫庇护，伸出手掌接一束穿过枝叶间、雕镂人心的阳光，珍贵而温暖。闭上眼睛侧耳细听，分明听到风吹银杏叶簌簌的声音……”（《浮来银杏王》）“伸出手掌接一束穿过枝叶间、雕镂人心的阳光，珍贵而温暖。”这近乎顽皮的姿势，是面对四千年古树的敬畏。

　　厉先生说：“我是从农村出来的，看到花啊，草啊，老树啊，农作物啊，就特别亲切。”他还很留意老百姓的穿着，其实老百姓的穿着能看出社会的变迁。他回忆写《延安答卷》的写作过程，说去延安采访，对陕北的白羊肚子毛巾有了自己的认识。白羊肚子毛巾和羊皮袄是陕北汉子传统的装束。过去，陕北风沙多，因此一年四季，婚后男人头顶上都会戴着一块白羊肚子毛巾，包裹着大半个脑袋（未结婚的不戴）。头发整个包裹在毛巾里，然后拉住毛巾的两端拧两圈，再把两端向前绕到额头上方，交叉一系，额头上便竖起了两个毛巾的边角，犹如山羊的两只角一般。太阳毒，白毛巾能防晒还吸光。风沙大，白毛巾可用于揩汗、挡尘、护发，甚至保暖。毛巾由后往前系着双耳形的结在额前，显得人更精神，能遮阳、护脸，还可避免风沙吹进眼睛。劳动之后回到家，解下头上的毛巾，抖掉毛巾上的沙粒尘土，顺手用毛巾擦擦脸上的汗，抽打身上的尘土，然后用水冲一把拧干，第二天继续用。如今风沙少了，白羊肚子手巾成了一种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厉先生对系头巾细节的观察和感悟，是独特的，他把这些都融入自己的创作中。

　　一走进沂蒙老区，我发现厉先生的眼神都变了，听着熟悉的乡音，他的眼窝都发湿。他跟我讲，三十多年前，他跟着县委书记到了一个小山村，中午吃饭，有羊汤，可是喝了几口，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后来乡里的干部急急忙忙赶来说：“盐来了，盐来了。”把盐撒上，羊汤就好喝了。当时交通不便，连吃盐都成了问题。看看现在，真是今非昔比。

　　抓一把家乡的土，他说：“我们老家有句老呱，‘地种三年亲似母，农民把土地当成老祖宗敬奉侍候。每当土地被铧犁翻卷过来，泥土便散发出那种沁人心脾的气息，使人倍感舒畅。我们真的不能忘了土地的恩惠。”他有篇散文叫《土地》，有这样的句子：“我是一个怀乡症患者，当站在山顶高处鸟瞰脚下的土地时，喜欢一遍遍轻声低吟‘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站在高楼上鸟瞰土地，每次都会有眩晕的感觉，楼层越高觉得离庄稼越远，疲倦时合上双眼总是梦见自己站在一大片庄稼地里……记得爷爷曾经整天坐在田头，吸着旱烟。烟窝、眼窝都通红、通红……”浓浓的土地情结，像长在身上的胎记，怎么能抹掉呢？

　　我们那次调研，主要是乡村振兴。对这个题目，厉先生最有发言权，他看得仔细，问得详细。很明显，他是带着问题在调研。他在《沂蒙壮歌》中提出了一个“三生理论”。“生产·生态·生活xN=乡村振兴样板”。这是厉先生多年研究出的一个公式，其中生产、生态、生活是核心的平行、平等三元素，“N”是指现代、时尚、科技、信息、文化等赋能元素，实现乡村在农耕文明与时代因素的推动下榫卯契合与觉醒重构，不断发育、生长和成熟，复活与提壮农耕文明基因、智慧与密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家园，撰写具有中国特色、沂蒙特点、适合国情民情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方向的乡村振兴方案和新史诗。这样的概括，看似简单、平易，却是他积累多年的智慧之结晶。厉先生的这个公式，是规律性的把握，这是独到的发现和深邃挖掘的收获。他还说，沂蒙老区翻天覆地的变化，说明这里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红色。红色其实是一种资源，是精神资源，也是物质资源；红色更是一种品牌，一种生机勃勃的象征。厉先生的话，让我想起作家苗长水的一个观点，他说，到了沂蒙山，“感觉山是红色的，河是红色的，土地、庄稼、村庄和人好像都是红色的。红色激情或热情，红色的性格或人品。红嫂，红哥，红大娘，红大爷，红娃娃，红妹子，红河，红路，红村，红乡，红县，红市。这种红色，是一种历史时代的意象。原本象征着那个遍及全球的求公平、求公正、反抗剥削压迫、寻找自由解放的运动，最贫穷的人们曾经一呼百应。”我翻看《沂蒙壮歌》，发现厉先生其实一直在表述这样的感悟：新时代，饱含着丰富政治分量、理论含量、精神能量和实践力量的这种红色，“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将更加夺目，成为沂蒙腾飞的无可替代的巨大优势。

　　他是清醒的，看到各地都在建设田园综合体，他发出了自己的思考：“田园综合体是新生事物，是一个值得开拓探索、实验体验、总结完善的‘世纪命题，如何‘长命百岁，领跑乡村振兴，避免超越现实、垒盆景和同质化等问题，都还需要在实践中正确把握、科学回答。”

　　厉先生说话很少，每到一地，都是不停地看、听、记。用餐，清清淡淡，细嚼慢咽，但总是吃得盘子里干干净净。“浪费真的是犯罪。”过去在农村，他尝过挨饿的滋味。在他的散文《家训》中，写爷爷大年夜盼着吃饺子的那部分，让人鼻酸。能写出这样文字的人，他能忘本吗？能浪费每一粒粮食吗？

　　别人说他写了那么多好东西，他只是笑笑，拱手说：“多多批评。”我说厉先生做到了古人说的“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他谦虚地笑笑：“可不敢那么说。”他说，创作都是业余时间，正常工作不能耽误，而且必须干得更出色。回忆起来，写作不但没耽误正常业务，还促进了工作，提高了工作能力和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很感谢文学。

　　他说他特别认同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写文章的两个理想：“一是谨严，一个字不能加，一个字不能减，一个字不能换；二是流畅，像吃鸭梨，又甜又爽口。”这种美德，写作者都应该兼而有之。

　　他说自己长期从事机关文字工作，形成了逻辑思维方式和机关语言体系，语言的转化是比较难的，有些重大政策问题必须在准确的基础上表述，这就更难。他说，为了创作《延安答卷》和《沂蒙壮歌》，先后讀了500多本书，咀嚼吸收了许多前辈和专家学者的观点，努力从某些侧面为这个时代留下身影和足迹，一丝人间烟火气和打动人心的东西。

　　我能体会到厉先生在两套话语体系之间的转换之苦。但是厉先生不觉得苦，因为写作对他来说有“瘾”。诚如白居易所说：“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万缘皆已消/此病独未去。”

　　一周聚首匆匆过，厉先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一直在思索，说不定哪一天，又把自己的思索形诸美文，发在了报刊上。

　　我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