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情感、哲思、审美的多维交织
洪放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诗歌，诗歌数量不多，质量却不低。诗歌创作之于他的整个创作只能算是“闲笔”。他的主业在小说领域，同时也兼修散文。他的组诗《苍茫》曾经产生过广泛影响，让世人知晓了作为诗人的洪放。组诗《中年书》是诗人人到中年对时光和生命的感悟以及对日常生活诗意的呈现。《小松林》中，抒情主人公“驻足于松林后那黄土的坟墓。简朴的碑，近乎无字”。诗人将自然的物象与对生命的感悟融合起来，对“不朽”和“无法不朽”的生命/精神现象进行形象化的吟咏，人到中年的体悟都氤氲在诗歌的意象和语词中。《过故人庄》中，“故人早已不知踪迹。江湖高远，谁能蹈尽盈虚之数？”诗人无意间经过“故人庄”，满目的荒凉，诗人将庄内的荒凉和庄外的“喧闹”进行对比：“庄外，那宗族的大坟，一到夜晚，萤光流落，流磷四散，旷野里一片光明。人影憧憧，笑语喧哗。”这样的故人庄，江淮大地上星罗棋布，多少个庄台和郢子在现代性的历史征程中，走向了沦落和荒芜。“阡陌成了草场，一人多深，足以淹没我生出白发的头颅。”人到中年的况味和乡村的破败荒凉彼此镜像和映照，似在凭吊逝去的，曾经充满人性、人伦、亲情、友情的村庄，也似在感叹早生华发的人生沧桑。组诗里面的《与小弟》：“小弟……笑声，被你一千倍放大。而我的心，却一万倍的收拢”，正反极度富有张力的诗句写出了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兄弟之情，血浓于水。《同学会》则以叙事的语调，写出了“她”和“他”同学时代的朦胧情愫，时过境迁，“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曾经的诗意情怀，还能在疲乏、油腻的中年回归吗？当然这组诗还有《白马》《今夕何夕》《过武昌湖》《预测者》《秋日山坡》《早点夫妻》《彼岸花》《夜游者》《西风禅寺》《死亡者》《蓝》《本命年》……共29首诗。这组诗歌既有对形而下物象的吟咏，也有对形而上神思的喟叹;既有现实的人事、人间烟火的描摹，也有心灵呓语的深夜独白;既有地理风物景致的流变迁徙，也有禅意和神秘的命运预感和直觉，更有对乡土、人伦、情感的沉溺和对人性幽昧的窥探。这是纯粹的中年写作，摈弃了年少的浮华，变得愈加内在和沉潜。诗人兰坡对这组《中年书》评价道：“没有功利的诗歌写作，比以前更加深入内心，也更加契合他此刻的心境与灵魂。洪放写了多年小说，其实也还在写诗。只是诗歌更加私密和个人化了。不再讲究抒情，也不讲究诗歌为何人写，有何人读。他现在的写作，是一种内在的写作，近乎零度。这是转折，或许也是一个标志。”（兰坡：主持人语，《诗歌月刊》，2015年第10期）这种诗歌观非常类似于评论家杨庆祥对诗歌的理解——自己的写作就是自由表达，“当我想念某一个人或者有某种情绪的时候就会写诗，如果成功了，这种情绪就没有了，反之这种情绪就仍然存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的诗歌是管理情绪的一种方式，甚至是管理我自律生活的一种方式。同时，诗歌也成为我个人疗愈的一种方式。”（杨庆祥：《诗歌是我个人疗愈的一种方式》，中国新闻网，2017年2月27日）诗人洪放人到中年，繁杂的社会生活会导致内心的疲乏和困顿，生命的内在激情或许也会消退。恰恰这个阶段更需要诗歌对其内心进行疗愈，所以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更多的是写给“自己”，是更内在的生命体验。最近两年，洪放的诗歌创作似乎又“回来”了，复苏的迹象明显。按照李云的说法：“洪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纵横诗坛，后来去写小说了，并有了很大的斩获。近期，他又携自己的重磅诗作‘王者归来。他的近作依稀有抒情旧痕，更有新的发现。他在传统美学里汲取营养，并给予新的素描和当下经验的介入，他多用‘审美情感来审视事物的本质特征和诗性呈现。”（李云：主编荐语，《诗歌月刊》，2021年第7期）2021年《诗歌月刊》第7期推出头条诗人：洪放的诗。这是洪放“王者归来”的宣言。《敬亭山之暮色，独处有诗》写“独处之时，人生最能明白”;《濡墨》里有墨色洇染的人生和“无数分岔的小径”，雨天、濡墨、缅想，时间、空间、心境和想象妙合无垠。《从泥土开始》或许能表达诗人的立场或姿态，“泥土包容了一切/使所有的狭隘/成为了悲悯。”《安静》借一枚石子的火洞透情感或生命，从而让心趋向安静。《某些地方》中“某些地方”曾刻骨铭心地进入我们的肌体，构成了我们内在的生命，我们也因“某些地方”而获得了超越或个性化的体验。《雪：远处的法则》中“雪/我們彼此来过/互相注视，遵循了/内心的法则”……还有《山长水远》《荷》《托克马克》《远看山》《虚影》等，这些诗歌的抒情性有所降低，诗歌侧重点从“主情”转向了“哲思”“领悟”和“超越”。组诗借助一系列物象、心像表达内心的清寂、孤独、安静的在世体验，有一种阅尽沧桑之后的淡然。当然，诗人也没有完全退回内心的静守，《虚影》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将个人体验与社会观照有机交融，可谓气象万千又独抒机杼。整体而言，洪放的诗歌将审美、哲思、情感多维交织在一起，无论是从早期的《苍茫》，中期的《中年书》，还是近期的《洪放的诗》，在时代语境递嬗的宏阔背景下，洪放以诗歌为心灵的依凭，向外，呈现了存在的广度，向内，开掘了心理体验的深度。
散文：个人的心灵史与“智性”的参悟
洪放散文集《南塘》的封底有这样一段文字：“这是一本一个人的心灵史。从青春到秋风，从苍茫到澄澈，从张扬到内敛，渗透了作者对生命、自然与高远的天空以及悲悯的大地的观照。”这段文字可以理解为作家的散文观。他的散文和诗歌一样，经历了从青春、苍茫、张扬到沉潜、澄澈、内敛再到悲悯的“美的历程”。散文当然和诗歌不一样，诗歌可以秉持内心，在此基础上虚实互证，具有汪洋恣肆的跳跃、飞升、超越。散文虽云“形散而神不散”，格式自由活泼，但散文毕竟是写“真实”的文体，自由中也有“质”的规定性。如果说洪放的诗歌是心灵内在的敞开，有一定的个人性，也呈现出一代知识分子较为普遍性的精神症候，那么散文则是他纯粹的“个人心灵史”和对生命特有的“智性”参悟。
“南塘”可以说是作家的心灵憩园，尽管散文集《南塘》里实写“南塘”的篇幅并不多。文集以“南塘”命名，可以想见作家对“南塘”的寄寓与心之所属。《南塘》里许多散文都具有良好的质地：《纪念落日》《西部：怀念与倾诉》《黑暗中的花朵》《花开》《浮现》《烟雨徽州》《清香桐城》《呈现与消隐——内心的城市》《告春及轩》《勺园》《白雪覆盖的村庄》《穿越山谷》《在泪水中重走祁连》《在语词中行走》《和一朵花一道经过黄昏》等。这些收集在《南塘》里的文字都漫漶着个人对生命、自然、社会的追问，是个人心灵的倾诉与体悟。文中有很多经典的句子已经深深镌刻在读者的心里。诸如：“既然死亡是宿命的、生存是无由的，那么生命的过程，是否会是无奈的？”“就像生命，即使没有了怀想，春天却照旧会来。”“春天收留青草，南塘收留灵魂。”“是不是人类的每一次前进，都将以个体的丧失为代价？是不是生命的每一次蜕变，都必须以自我的痛苦为契机？”作家俞胜认为：“从书的基本情调上来看，《南塘》有着一种淡淡的感伤，但绝不悲凉。因为个体的生命虽然短暂和渺小，但通过自己点滴的努力仍然可以聚沙成塔，甚至创造出一些伟大的事物。”（俞胜：《身在红尘 心存隐逸——读洪放的散文集<南塘>》，中国作家网，2009年12月17日）个体生命时间的有限性和宇宙无始无终的无限性确实让人心生怅惘，感受到自身的卑微和渺小，但洪放的散文却以旷达的姿态，超越个体的困惑和无奈，在个体有限的生命中寻求生命内涵与情感的无限丰富，从而让生命自身的存在从混沌、迷茫、有限走向澄明。正如俞胜所言，“作者澄怀，才能从自然中见宇宙之道，见生命之道。作者澄怀，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守住‘南塘的一片安宁。”
洪放的散文不仅仅表现的是“个人的心灵史”，还表现为审美“智性”的参悟。评论家江飞曾从三个方面对其散文的“智性”进行了分析：“第一，对诗意缺失的个体生存境遇乃至人类命运的反思。第二，警惕缺乏思想的时代，寻找安放性灵的憩园。第三，从事物和语词出发，实现审美与审智的交融互渗。”（江飞：《洪放<南塘>：建构散文的诗性与智性》，《安庆日报》，2010年1月16日）智性写作或者说散文中的智性，体现了作家作为思想者的主体品格。作家深感当代人的生活包括作家本人沉沦于世俗、表象、肤浅太久，而普遍缺乏内在的、有精神向度的、丰富的心灵生活。洪放以客观冷静的叙述揭示个体生存境遇的这种生活无事的“悲剧性”。如“更多的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梦。我们行走在尘世之中，思想消失，对美的感觉迟钝。除了机械的生存，我们已经毫无诗意可言。（《白日梦中的草原》）”。这种“悲剧性”是海德格尔所言的“此在的沉沦”，也是马尔库塞意义上的“单向度的人”或索尔·贝娄所指称的“被悬挂起来的人”，一维化的生存、单一的生活彻底抽空了灵魂的充盈和丰富，沦为麻木、被动、不觉醒的缺乏生命主体性的生存动物。洪放用生活的現场、生存的实感将这种智性的思想融入散文的字里行间，看似漫不经心，实则触及了我们生存的根基和内在的苍白、撕裂或隐痛。
最近几年，洪放主要从事小说创作，诗歌也是“王者归来”，但洪放一直很看重自己的散文，他甚至认为他自己的散文不在小说之下。他的散文创作一直没有中断过，不像其诗歌创作断断续续的。客观而言，现在是小说强势的时代，小说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散文相对落寞。洪放的散文有思想、有情怀、有见地、有真诚，其散文品质如果不从影响力来判断，仅就文学性、审美性、思想性来考量，似乎也可以和其小说等量齐观。
小说：“在场”的书写与思想的“深度”
小说是洪放创作的主阵地，迄今为止，他创作了十余部长篇小说和数十部（篇）中短篇小说，另外还有少量的非虚构叙事。长篇小说主要有《秘书长》《挂职》《领导司机》《最后的驻京办》《党政班子》《政绩·政纪》《党校》《班底》《撕裂》《井中人》《追风》等。中短篇小说则以《清明》《失踪者》《绘声绘色》《守夜》《大飞机》等为代表。非虚构类叙事则有《领跑者》《安徽造》等。可以说，在小说及非虚构叙事领域，洪放取得了令人羡慕的丰硕成果。
第一类，新官场小说：官场小说的别样形态。他的新官场小说数量多，对官场的各种现象、心理及人性进行了深入的开掘，具有别样的形态。洪放被称为“新官场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之一。这里仅以《秘书长》为例来简要阐析，该小说是其新官场小说的代表作。在洪放看来：“真实的官场是很平静的，所有的一切都在水下。我的《秘书长》从一开始写作就力图表达这一点，这也是它不同于同类小说的一个亮点：真实，平静，内在，深度。”小说塑造了市委秘书长程一路的形象，尤其是深入描摹了作为“秘书长”这个角色的心理、行为。按照黄亚明的解读：“我们知道，秘书长无疑是特殊的职位，坐上这位置就意味着要接触各路人马，看到、听到、了解到一般人无法了解的事实（包打听），很多时候，又并没有那么消息灵通，却还得假装通透（聋哑人）;必须在最需要的时间、地点随时出现（消防队员），又得随时准备留守（守门员）;把一切看在眼里，是最清醒的参与者（潜水员），又是最‘近视的局外人（近视眼患者），不能从属于任何派系（无党派人士）;要慎言慎行，不能有丝毫懈怠，绝对的八面玲珑（管家），必须是最能踩着钢丝跳舞的人（走钢丝者）。也就是说，秘书长永远站在刀尖上跳舞，扮演老生小生花旦诸般角色，成为钱穆先生所云之‘不器者。”（黄亚明：《现实主义者的悲悯之刀——读洪放<秘书长>》，花间一缸啤酒的新浪博客，2007年8月4日）小说之所以能将南州市秘书长的角色塑造得如此真实、鲜活、饱满，与作家多年的从政经验有很大的关系。洪放从1983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徽省桐城市水利局干事，市农委科长、副主任，市文明办主任，从政的经历让他获得了官场第一手的经验，因此他的新官场写作可谓驾轻就熟。“在场”的写作，一方面指的是作家本人的“在场”，熟悉官场的生态、规则和运作，另一方面则是指他的新官场书写直指当下生活中的官场现状。之所以洪放的官场小说被赋予“新”的含义，主要在于他的官场系列不是完全聚焦于官场的贪污、腐败和官场内部的黑暗，而是将笔墨聚焦于在官场中活动的“人”，写他们命运的波诡云谲，写官场人物在欲望、权力、地位、规则中的挣扎及其可悲、可叹的人生境遇。写作的目光是平视的或者说是内聚焦的，所揭示的官场形态不是表象的，而是抵达了时代、人性、世道人心应该有的思想深度。洪放曾说：“写作源于生活，思想来自于对生存和当下境况的思考。”
第二类，庐州“井中人”的历史与今朝：洪放的合肥书写。除了对“新官场小说”有一系列贡献之外，洪放在书写合肥（庐州）的文化、历史和人的命运方面，有一部出色的长篇小说《井中人》。“长篇小说《井中人》是洪放的代表作，也是他从官场写实到富有历史深度写作的转型之作。小说以庐州（合肥）百花井为叙述基点，深度镜像了‘井中人命运的现实人生并追问了历史源起，以人的命运串接起历史与时代，对人性与情感进行了多维的书写，小说也对庐州的地域文化有多方位的呈现，同时文本也展现了作家不俗的语言功力和结构艺术。小说的思想深度、历史厚重感源于历史、现实、时代、人性和人在历史、时代中的命运起伏与情感纠葛。相较于文学皖军较为彰显的徽州文化书写、皖江文化书写、淮河文化书写，庐州地域文化的书写也有了较为厚重的文本，因此，小说不仅仅具有文学审美的意义，也有了地域文化的审美拓展。”（陈振华 张登林：《“井中人”命运的现实镜像与历史景深》，《合肥師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文本以丁成龙的曲折一生作为小说的叙述主线，为叙事的时间纵轴，以丁成龙的人生命运折射百花井、庐州城乃至中国大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与世道人心的嬗变，正如题记所言：“星空浩茫，世事倥偬，江流石转，岁月不居。”学者吴义勤指出：“历史/时代与人的关系是文学作品惯常的母题，历史/时代的不可抗拒性以及人与历史/时代命运的同步性是大多数作品处理这一母题时的基本模式。对历史/时代主体性及其对人的命运支配性的强调常常使得某些文学作品给人一种‘历史/时代大于‘个人的感受，‘历史/时代成为文学的主角，而‘人反而成了配角。”（吴义勤：《大时代的“小生活”》，《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3期）这部小说成功避免落入这样的窠臼，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小说在处理历史、时代与人的关系的时候，是以“人”为中心的叙述，而不是相反。洪放直言：“丁成龙就是这些人的代表，他几十年的生存体验，改变不了时代，唯一能够改变的是他自己的生活情态。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和过来人，丁成龙都还没能在时间的缝隙里梳理完自己情感的羽毛，便又被另一个步履匆匆的新时代裹挟着向前迈进了。我希望通过这样一种范围广阔的文学意向的宣泄，去捕捉住我们内心那柔软的悸动，以此来烛照着人物命运的多舛和人性良善的伟岸。”我个人觉得，这部小说对于洪放自己有着特别的意味，有着重要的转型意义，同时也是对庐州文化、地域、地理的深度书写，对于合肥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实而言，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审美价值。至此，洪放的长篇小说创作告别了昔日的官场写实，将现实的“在场性”书写更进一步拓展至历史、人性和地域文化领域，并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功。
第三类，新时代叙事：直面时代的云起云飞。洪放的新时代叙事包括两副笔墨，一副是非虚构的时代纪事，代表性文本是《领跑者》和《安徽造》。《领跑者》分重器、群雕、领跑之路三个部分，聚焦安徽，特别是合肥科技创新，全方位地呈现了安徽省科技创新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果，重点展示了一批热爱国家、不断进取、奋发有为的科技创新群体形象，对合肥科技创新作了一次全景式的深度解读。《安徽造》既有宏观层面叙述，又有典型案例呈现;既注重立体勾勒，又不无细节描摹;既有领风气之先的大型企业发展轨迹介绍，又有若干人物故事穿插，力求体现思想性、时代性、地域性和文学性。（参见中安在线报道：《深耕合肥沃土 厚培文艺百花》，2017年7月14日）另一副笔墨是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追风》，是对合肥这座城市“追风”精神的艺术虚构。作为中国第一部全面反映一个省会城市科技创新奋斗历程的长篇小说，洪放表示，这是一部以合肥为蓝本创作的小说，“合肥的科技创新精神深深感染了我，这是我对这座城市的献礼。” 小说没有以城市的科技创新的事件为主线，而是以“人”写城，写这个城市心怀“追风”梦想的政府领导、企业家、科学家、大学教授、产业工人及普通劳动者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业品格，尤其是整个城市所具有的“追风”精神。小说写北京来的一个宏观经济学家杜光辉南下到南州担任副市长，通过他的视角、经历、情感、境遇串联起南州的人文地理、人情世故、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城市规划和产业布局，其中科技创新是南州这个城市发展的灵魂，处在时代的“风口”，也是这座南方城市“追风”的底气和梦想。小说将主人公及其主人公周围的人的理想、信念、创新精神有机地融入城市的发展蓝图中，以“人”带“城”，以“人”的思想、意识、观念引领城市的发展，以“人”的行动擘画城市的经济蓝图，以“人”的命运和境遇彰显城市的包容与胸怀。小说不仅写出了“人”与“城”的追风精神，同时在塑造人物方面也取得了成功，杜光辉不是一个“理念人”而是一个“生活人”，他到南州的经历，他的人生信仰、价值追求和家庭、情感的冲突，他的踌躇满志以及在重要关头内心的矛盾、纠结、忐忑以及如何克服心理障碍都被展示得非常充分，同时杜光辉周边的人与事也很好地为中心人物的形象刻画起了重要辅助作用。杜光辉是新时代的改革英雄，他和改革之初的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李向南（《新星》）不一样，他的历史任务是面向未来、带领南州产业升级，城市如何在科技创新中谋得先机，如何在“风口”的历史机遇期完成“追风”的时代和历史使命，而乔光朴、李向南则是如何清理“文革”留下的积弊。从这个意义上讲，杜光辉的形象在当代改革文学系列中，有其不同的时代内涵和审美意义。
除长篇小说外，洪放的中短篇小说也可圈可点。中短篇小说比较随性，他对生活、情感、世界、人性等的理解或认知可以以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比如他的中短篇小说《清明》《失踪者》《绘声绘色》《守夜》《大飞机》等，每篇都意味深长，无论是故事、人物、情境、语言还是对生活、人性、心理的丰富性、复杂性甚至悖论性的艺术表现都属上乘。它们或许没有像长篇小说那么醒目，受到更多世俗的关注，然而它们的思想艺术自有其价值存在。
综上所述，洪放的文学创作从整体上体现出“在场/内在/智性/深度”的特征与品格，为当代安徽文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当代中国文学的繁荣做出了一己的努力。洪放的创作还在路上，人在中年，正值文学创作思想、艺术稳定成熟的时期，创作的势头良好，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并且洪放的语言表现力很强，这得益于多年的诗歌、散文、小说创作对语言的涵养。在取得既有成就的基础上，思考创作如何超越既有的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在原来的框架、体系、风格中如何突围，如何在三栖的文学路径上寻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如何在繁杂的事务中保持宁静的内心，如何在写作气象中更具个人辨识度等，是作家在未来写作中要思考和面对的。我想，还是要慢下来，写作慢下来，心慢下来，慢工出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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