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放

　　“我凭什么要对你说？那是我的事。”他停了下，又说：“我的事，为什么要对你说？”老头歪着脖子，身子往前倾着。他的眼睛在并不太明亮的屋子里，被苍茫的天光给笼罩了。他见我没回答，将身子又往前倾了倾，差一点就挨在床沿上。我赶紧伸手扶住他。他躲了下，这个躲的动作，迅速而准确，不太像个久病独处多年的人。他又重复了一句：“凭什么要对你说？”

　　“老先生，不是我要您说，是黄总让我来陪您的。”

　　“黄总？哪个黄总？”

　　“黄念鲁，荣成集团的老总。”

　　“我不认识！”老头梗着脖子，事实上，三天前，是黄念鲁带着我进了这深巷子里的小屋。那时候，老头正坐在屋门前的竹椅子上，面容清净，看不出异样。见我们来，他也不招呼。倒是黄念鲁上前喊他，他不应。黄念鲁说：“他话少。有时，好几天也不说一句话。”

　　“谁说我不说话？我不想和——人——说话。”老头突然冒了句。

　　黄念鲁没吓着，我倒是被吓了一愣。老头的青桐本地口音中，夹杂着普通话的味儿，且共鸣很好。老头从竹椅子上站起来，走了两步，正好擦过我和黄念鲁，蹲下来，看着墙根。

　　墙根与地面之间有一条很长的裂缝，长着青草。老头蹲在那里，黄念鲁也蹲了下去，我站着，就听见老头问：“还不出来？”

　　问谁呢？我张望了下，除了我们三人，这深巷小院里没别的人。院子很旧，很低矮。从外面的大街走进来，估计有三四百米。巷子越走越窄。这院子是巷子尽头的最后一座宅子。青砖墙皮已剥落，墙上开着些黄花。黄念魯说他几次要安排人来翻修这屋子，老头就是不同意。有一次，差点用菜刀砍了来翻修的工人。四周很静。老头又问了句，声音大了，有些苍哑：“还不出来？”

　　“它们不会出来的。”黄念鲁应了句。

　　“胡说！”老头起身，他身子有轻微的佝偻，脊椎的弧度如同初月。他也不看我们，只是走向院子的另一边。狭小的院子，宽不过三米。他走到一口大缸前。这是口有些年头的大缸，缸身上长着青苔。他拿起缸内的水瓢，舀了半瓢水，然后又走过来，蹲在墙缝前。他将水灌向墙缝间的一个大洞。一边灌，一边问：“还不出来？”

　　“从我来这屋第一天，他就这样了。一直灌，一直灌！”黄念鲁笑着说。

　　“灌出什么了？”

　　“不知道。”

　　那天，黄念鲁看着老头灌完洞，然后将我拉到老头面前，说：“他是专门来陪您说话的。您不是有许多话要说吗？”

　　老头翻了下白眼，那白眼，浑浊，但却有力道。他丢了句：“我不和——人——说话。”便进屋了。

　　黄念鲁走后，我在门前的竹椅上坐了一个小时。想想我这样一个也算有点名气的作家，如今要来给这个不愿意跟人说话的老头写传记，我心生悲凉。不过，看着墙缝间的洞，想着老头怪异的腔调，我又来了兴致。说不定老头就是我下一部小说的主角，我需要故事，我的写作一直没有突破，就是缺乏好的故事。我直觉认为这老头有戏。想到这儿，我的心甚至比这深巷里的屋子更明亮。

　　当然，那一天，我没有再听到老头说一句话。他一直蜷缩在床上，也不睡，坐着。到中午时，他起来喝了点水，又灌了一次洞。他没理会我，视我如空气。我只好离开。第二天，几乎是第一天的重复。到了今天第三天，我一进屋，老头竟然招呼了声，说：“那一年九月，一直下雨。九三年，还是九四年？”

　　“这……”我有些兴奋，虽然我不知道确切的答案，但这是一条河流的开始，我不能让它停了。我说：“九四年吧！”

　　“不，九三年！”老头斩钉截铁，“那年九月，我们公司开大会。”

　　“对，那年九月，您的公司开大会。什么状况？”

　　“一万多人了。那时，我手下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一万多！”

　　“一万多？大公司。您是？”

　　“鲁总。鲁总！鲁总坐在主席台上，台下黑压压一片人头。那鲁总清了清嗓子……”他此刻清了清嗓子，说，“公司业绩破十亿了。来，大家庆祝下！”他挥起手。那是一双枯瘦的手，挥着，他嘴角冒出白沫，突然就停了。

　　“鲁老，鲁老！”我喊着上前看他，他摇摇头。他的手从空中慢慢耷拉回来，又在床边的桌子上摸索起一只茶杯。他端起杯子，喝了口水。冷水刺激着他，他咳嗽了一阵。他胸腔里呼啦呼地像红旗翻卷。他的嘴张着，却再没声音。我要接他手里的杯子，老头却盯着我，说：“我的事，凭什么要对你说？”

　　老头从床上下来，套了鞋，到院子里，先蹲在墙缝前看了会儿，然后走到水缸前。我对老头说：“老先生，您要真不说的话，将来谁知道您那一万人的大公司？”

　　老头回过身。深巷里正飘来一阵桂花的香气。老头长叹了声，说：“我的大公司？在哪儿？你？还是那个黑胖子？怎么都不出来？都不出来？”

　　我发现一个怪现象：墙缝间的青草都向大洞倾着，它们盖着大洞，而若隐若现之中，正透着一星半点的亮。

　　黄念鲁打电话问我进展如何，我抱怨了句：“没进展。一直不说话，灌洞。”

　　“那没办法。王老师，耐心点。”黄念鲁跟我说话，一直客客气气。他说自己也是个文化人，至少算一个倾慕文化的人。他的荣成集团，是青桐第二家上市企业，市值八十多亿。以前，我一般不太和这类功成名就的企业家打交道。但黄念鲁是个例外。他通过文联的领导要到我的电话，然后他请我出来小坐。地点居然就在我经常一个人喝酒的云天居。他点的几个小菜，也都是我经常点的。甚至茶水，也是我喜欢喝的黄茶。他陪我喝本地的青桐老酒，喝尽三杯，他转到了正题上：“我想请您写本传记！”

　　“不行。”

　　“王老师，别急着拒绝。不是为我写传记，而是为另外一个人。”他用杯子碰了下我的杯子，然后一口尽了，说：“他值得写。我必须请您为他写。”

　　“是谁？”

　　“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您答应了，就知道了。”他从包里拿出一张纸。纸上打印着大概三五百字。他递给我，我扫了眼，应该是他口中的传主的小传。他说：“这是目前最简单也最全的资料。他这人就像没来到这个世间一样，留下的痕迹太少。不过，他心里的东西一定很多。”

　　“你怎么知道他心里的东西？他是你的？”

　　“我去见过他多次。不过，他基本没跟我说话。至于我跟他的关系，很复杂。我请您不要再追问。同时，如果王老师您答应了，酬劳请您自己定。但必须保密。”黄念鲁说，“这事要抓紧。我有感觉，他活不了多久了。”

　　“是因为他活不了多久，您才如此着急来找我？”

　　“也算是吧，但不全是。”黄念鲁我平时在电视上经常见，是那种当下企业家应该有的气场。但这会儿，他眯着眼望着我，眼神恳切，甚至有些庄严。这打动了我。当然，打动我的还有些其他的原因。我说：“我得先看看。”

　　“行！”黄念鲁跟我约好时间，就起身告辞。我一个人坐在云天居里，听着丝竹，看那张纸。确实简单，只有姓：鲁，没有名字，出生年月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后面写着：曾任某报记者，某大公司副总。三十五岁时因病隐居青桐。

　　我将纸的反面也看了下。就这么简单，三五百字。倒是后面的“隐居”二字让我兴趣陡增。事实上，当我进到深巷时，隐居这两个字，就时时浮现上来。大隐隐于市。这难道是大隐？我也曾不止一次有过想隐居的念头，但隐的地方不是城市，而是青山与绿水之间。和古人的话一比较，我是低了格的。我就在这深巷屋子里待了三天，老头，应该是鲁老头，说了不到十句话。按这个进度，也许十年八年也出不了一本传记的。

　　我问黄念鲁：“还能采访到其他人吗？”

　　“应该有。但没法采访。”

　　“这……”

　　黄念鲁声音小了，说：“王老师，既然接了，就慢慢来吧。我不会亏待您，至少比您写小说好。”

　　“那不一样！”我挂了电话。其时，我正在深巷口，大街上落着黄叶，有些车辆跑得一点声音也没有，而有些车辆则闹腾得欢。我看了会儿车辆，回头进巷。阳光随着我进巷的步子，一寸寸矮下去。到了巷子尽头，阳光已矮到了墙根儿。我穿着薄羽绒服，刚才在大街上，我解开了扣子。现在，扣子已全部扣上，我的身子却一哆嗦。门是开着的，我进门喊了声：“鲁老！”

　　一个漆黑的影子哗地站起来，就在门边上，影子立马堵住了我。我推门时，眼睛应该是望着门的上方，因此忽视了这影子的存在。我往后退着，说：“这……”我明白过来这是老头，他应该是刚从墙缝那边灌完洞。他拍着上衣。这个男人干瘦，但干净。他的屋子里，也没有久居病人的那种气味。而且，我甚至怀疑黄念鲁所说的这是个久病独处的人是否准确。我笑道：“秋天了，阳光向西，晒到东墙了。”

　　阳光近似梯形，映着东墙。老头坐到竹椅上，我正要跟过去，他却突然起来，走到门边上向外张望。

　　“望什么呢？巷子里没人的。”

　　“该来了。”他声调轻柔，又说了句，“该来了。”

　　“谁该来了？”我一下有了兴致。

　　老头没回答，接着他转身，关门，重新回到竹椅上。他望着天空，一行大雁正在空中列着人字形飞过。“一，二，三，四……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他戛然而止。

　　“三十五，还有呢！”我说。

　　老头将目光从空中拉回到我脸上，说他是老头，其实也不确切。黄念鲁说他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那应该才六十岁左右。早些年，物质贫困，人长得老。我们儿时，六十岁的人戴上一顶帽子，脸上满是皱纹，像个核桃，就是个老人样。现如今，六十岁的人在商场上、情场上、官场上，都还在很活跃，脸上也光光净净，顶多是中年的尾巴。也许是久病独处，他身上有一缕暮气。但整个看来，还没有龙钟之态。他盯着我，摇了摇头，转身回屋。我想跟进去，他掩了门。一分钟不到，他手里捧着一大堆折纸出来，也不问，就直接塞到我手上。全是大雁，但个头小，每个头上都点着红色的眼睛。我数数，三十五只。正好三十五只。刚才，他数到三十五时戛然而止。我问：“这是？年龄？还是一个人？”

　　“都不是。是我。”他眼睛睁大了，问我，“我是谁？你为什么在这儿？”

　　“你姓鲁！想起来了吧？我是来和你说话的。”

　　“我不和——人——说话。”他生气了，小跑着蹲到墙缝前。接着，又转身从水缸舀水，再转身往洞里灌。水咕咕响，接着便是寂静。院子和屋子都沉入寂静。在我离开时，他忽然站到门口，说：“雁，走好！”

　　他每天断断续续总要说上三五句话，没头没脑。但连贯起来，我总算有了些印象。他姓鲁，这我知道。而且，我知道了他叫鲁成。鲁成从前是个上万人的大公司的副总，公司上市，他坐在台上，手一挥，成万上亿的票子就满天飞。

　　那应该是他得意的时候。

　　中间下了一场秋雨。秋雨下一场，天冷一分。他坐在竹椅上，用手掌接雨。每三天便有人来给他送菜。我拦住送菜的人，这是个比鲁成更老的男人。我问他：“送多少年了？谁让你送的？”

　　“送三年了。在这之前，应该也有其他人在送。有人出钱，我们就送。”男人狡黠地笑，点了根烟。烟气在深巷里盘旋着。一部分似乎进入了小院，老头咳嗽了声。

　　“你知道这人的事？”我进了一步。

　　男人用手捏着烟屁股，摇着头，说：“不知道。一句话也听不见他说。”

　　那天下午，雨在送菜男人走后，忽然停了。不仅停了，且出了大太阳。那太阳少有的大面积地照着小院子，老头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攥着手，居然唱了句：“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

　　“你声音还真好听。”我赞美道。

　　他却停了。望着我。

　　“为什么上市不到一年就面临破产？”他拉住我的手，問：“你一定知道。我们破产了，你来并购。为什么？黄大荣，我认得你！”

　　“黄大荣？”我刚问出，便立即改了口。我必须成为老头口中的黄大荣。我便回道：“我来并购你，那是因为你们公司搞不下去了，市值一跌再跌，几番停盘。我来并购，是解救你。”

　　“哈哈哈，哈哈。”老头松了手。他的手颤抖着。接着，我看见他整个人都在起伏，随之，便是“哇”的一声号啕。号啕声直接充满了整个院子，一直延伸到巷子里。有些声音，也一定沉向了墙缝，他接着便蹲在洞前，喊着：“出来，出来！一直争，争！我不争了，不争了！出来！”

　　“跟谁争？黄大荣？”

　　他的号啕像被刀劈断的竹子，陡峭而起，陡峭而停。他起身，走向水缸。那过后，便是我看了十几天的那一套动作。他将水灌在洞里，灌，灌，他声音轻柔，说：“出来吧，出来！”

　　那天晚上，青桐的几个写文章的聚在一块儿。大家喝酒，聊天。我趁着酒意，问道：“黄大荣，誰知道？”

　　东门的李愁予将酒杯放到桌上，开口道：“是黄大荣吧？以前就住在我家边上。二十世纪在上海搞企业，做得很大。现在回来了。听说住在青桐山中的一座别墅里。”李愁予当年倾慕诗人郑愁予，因此起了个笔名李愁予。

　　“住山里？”我轻声道，“也是隐居啊！都怎么了？”

　　“没怎么。有钱人隐居，深山也是都市。他儿子的荣成集团，知道吧？上市公司。我曾经想写写他们。那可是一对有故事的父子啊。老王，你写小说，应该写写他们。”李愁予呷了口酒。

　　我也呷了口，说：“写不了，没故事。”

　　“我有啊。当年，黄大荣在上海开公司，一番搏杀，成了龙头。后来也衰落了。当然，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了。他儿子将公司迁回青桐。上周，我还在东门口见到黄大荣，穿着一身汉服，后面跟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那女人原来是个空姐……”

　　我敬了李愁予一杯，拉着他就要走。他急了，问：“干啥？”

　　“去山里。找黄大荣。”我说完，他抓住桌子角，不干了。我问为啥，他不说。倒是三子有些暧昧地说：“他哪儿敢去？上次差点被打断了腿。”

　　三子还要往下说，李愁予呼地跳起来，扑在三子身上。三子不说了，只望着我坏笑。我正要再问，黄念鲁打来了电话，说：“正喝酒吧，王老师？可别忘了我的正事啊！”

　　“没忘。”我不太高兴，说话也冲。李愁予憋着嗓子喊了声：“老板，上来吧！”

　　黄念鲁在电话那边笑了下，说：“不耽误王老师了。我给你找了些资料，明天带给你。”

　　半夜酒醒，我看手机上有李愁予的好几个未接电话。我回拨过去，他一接电话，就老实道：“哥哥，我不能去山里啊。我老实说了吧，我跟黄大荣的女人……”

　　“你真能！”我说。

　　第二天，黄念鲁在深巷口等我。他交给我一沓材料，说是请上海那边的朋友搜集的。同时，他递给我一张卡片，说：“去找下这个人。”

　　我看看卡片，上面写着“白草巷27号胡恒秋”。我点点头。黄念鲁又递给我一张银行卡，说：“这是五万，算是第一期酬劳。王老师，辛苦您了。”

　　“等写好再说吧。”我推辞着。黄念鲁将卡塞进我口袋里，又拍拍口袋，说：“你不能去找黄大荣。他不会说实话的。”

　　“为什么？你们可是……”

　　“这个您别问。别去找他，就对了。”说罢，黄念鲁上车走了。

　　老头手里拿着一把口琴，我问：“哪儿来的？能吹吗？”

　　口琴是白色的，但因为时间久，明显能看出琴缘上微微的黄色。老头斜睨着我，然后将口琴放到嘴边。

　　没有声音，我等了会儿，还是没有声音。我想问。突然，声音起来了，舒缓，明亮。像无边的大草原，风吹草浪，而牛羊正在草浪间静静地吃草。接着，便是那望向天空的目光，那些询问，那些回答，那些流淌的爱情，将草原充满。口琴声遥远，如同穿越时空而来，又向着广袤的时空而去。

　　曲子突然换了。

　　我听见，对，是听见，一群大雁正飞过，它们翅膀与空气摩擦的声音，它们唇间所散发出的热气，还有它们始终往南的执着……口琴声折断了。老头的手和嘴都在颤抖。他热泪盈眶，直直地走向墙缝。他盯着洞，喊着：“出来吧，出来！出来！”

　　那天下午，我与老头相对无言。他没说一句话，只是漠然地盯着那洞。他灌了三次水，就在那过程中，他手上的口琴消失不见。我也没问，直到黄昏，我将离开。老头却拉起我的手，说：“台下那么多人看着我，走，我们到屋里说话。”

　　我们进了屋。屋里更苍茫了。他摸索着，从床后拿出个帆布袋，扔给我。他说：“工人文化宫那边，有一大片葵花。你看见过吗？”

　　“没有。”我想了想，又说，“也许看过。”

　　“你不可能看过。”他说，“那里只有我和她看过。那里只是我和她的。”

　　“她是谁？”

　　老头狠狠地瞪着我，骂道：“我不和——人——说话！”

　　那天晚上，我翻看着黄念鲁给我的材料，内容丰富。一个公司和一个人的历史渐渐浮现。上万人在台下坐着，上万双眼盯着台上的人。而台上，空空荡荡。台上那个上万人公司的副总，如今蜷坐在深巷里的小屋中。黄念鲁为什么要给我这些？仅仅是为了这老头的传记？而他为什么要请我给这老头写传记？材料已提供了脉络。荣成集团的前身即是当年黄大荣在上海的集团，而黄大荣的集团与这老头的上万人的公司，又是什么关系？

　　我为此头疼。一个作家，显然缺乏厘清这背后事实的能力。我放下材料，眼前又闪过墙缝间的洞。老头在喊什么？那些长年累月灌进去的水又去了哪里？那只口琴又消失在哪里？

　　唉！

　　凌晨五点，手机里蹦出信息：“我想见你！”

　　“你是谁？”

　　“云天居。上午九点。”

　　云天居九点开门，这人时间掐得很准。而且，这人清楚我喜欢到云天居。我稍稍猜了猜这人是谁，但旋即否定了。我吃了早饭，九点准时到了云天居。正在将盆栽移出门外的老板指着里面说：“已在等了！”

　　是个女人。看起来不到三十岁，标致。也没招呼，她直接问：“我知道您在写鲁成的传记。”

　　“是的。”

　　“确实应该写。”她掠了下头发，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也许你写传记用得着。”

　　“好啊。”

　　“当年黄大荣在上海创办企业的时候，他的第一桶金就是来自你现在要写传记的那老头。”她将咖啡杯子放下，又端起来，说：“他杀死了那老头的一万人的大公司。后来，那老头就疯了。”

　　“你听谁说的？”

　　“这个，我不必告诉你！”

　　“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说？”

　　“我父亲是当年跟着那老头的一位高管。企业破产后，我父亲就酗酒，后来就中风了，到现在还瘫在床上。”她叹了声，“一切看起来就是个轮回。我却到荣成集团来了。”

　　“荣成？你是黄念鲁公司的人？”

　　“我在那儿拿钱。但在他父亲那儿做事。”

　　我立即想到李愁予说的那女人。但我没点破。我问：“当年，黄大荣怎么挖了他的第一桶金？”

　　“我也不清楚。我能知道的就这些。”女人站起身，我其实还想从她口里听到更多关于老头的信息，但显然，她不准备再告诉我了。或者说她确实已经没什么可告诉我了。她往门口走，我送她。在门外握手告别，她问了句：“这个传记写作，对您这个作家来说，有意义吗？”

　　没等我回答，她已经转过街角。一阵落叶，覆盖了她的背影。

　　她是谁？我没来得及问。而她问我这个传记写作有没有意义，这让我在云天居独自坐了一上午。

　　下午，按照黄念鲁给的地址，我找到白草巷。这同样是青桐隐秘的一条巷子，不过，它两头通透。27号，门开着，院子里晒着被子。我叩着门，问：“有人吗？”

　　“有。你找谁？”一个个子不高、满头白发的老人出来，他戴副眼镜，眼光柔和，问我：“你找谁？”

　　“胡恒秋。”

　　“我就是。”

　　我们往院子里走，院角有一方小亭子，里面有椅子、桌子。胡恒秋——不，应该叫胡老——让我坐下。他一边倒茶一边说：“我们面生，第一次见吧？”

　　“第一次。我想向您打听一个人。”

　　“谁？”

　　“鲁成。”

　　“啊！”胡恒秋恍惚了下，他沉默着。风从亭子上吹过，亭子里面能听见风的波浪。他再一次给我倒茶。坐下后，他说：“鲁成是我的学生，我教了他三年。还有黄大荣，他们是一个班的。两个人好得不得了，后来也一起考了大学，分配回青桐。之后一道辞职下海，去海南，再到上海。两个人都经商，都做得大。只是后来……”

　　我们一直坐在亭子里，风渐渐向晚。胡恒秋说到最后，摘下眼镜，拭了拭眼睛。我说：“两条平行的河流，一旦交叉，要么就更阔大，要么就是消亡。”

　　胡恒秋将地上的一片落叶捡起来，在手心里摩挲着。那是片银杏叶，金黄。早些年我们经常在那上面写诗。我问：“鲁成最后疯了，您知道吗？”

　　“疯了？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只听说他的公司破产了。他现在还在吗？”

　　“还在。就在青桐。不过，我不能对您说。”我告辞时，胡恒秋说将来传记要是出版了，一定得送他一本。

　　“那一定！”我说。

　　今年的雪来得早。第一场雪落下的时候，我正在老头的小屋里。看了黄念鲁的材料，又认真地整理了老头扔给我的帆布袋，对于这老头的一生，我总算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也正因此，我开始能将他断断续续的话，连贯起来进行考虑。他每天总要一次次地灌墙缝前的洞。在第一场雪中，我竟然看见那洞中长出一株小葵花。不到一尺高，却顶着一个比巴掌大的花盘。那花金黄，雪花落在花盘上，迅速被花盘给吸净。

　　“那葵花？”我问老头。

　　“从天上长出来的。”老头很严肃。

　　我说：“那么大的花盘。”

　　“脸。脸。多好看。”老头咕噜着，说，“一万多人坐在台下，多像这葵花！一万朵葵花。飘浮着，没了。”

　　“怎么没了？”

　　“我总记得有一个人。是谁？为什么不出来？”老头从床上下来，趿拉着鞋子，要冲出屋去。我拉住他，说：“雪太大了。”

　　“对，就是雪。我们的老师姓胡，老师说，全班就你们三个最有出息。”老头回到床上，眯了会儿眼睛。忽然又睁开，问，“你为什么来陪我？”

　　“你为什么一直在这儿？”我也问。

　　老头用手拍着脑袋，眼睛里放着绿豆似的光芒。老头说：“雁，你为什么在我床上？你不是雁，你到底是谁？”

　　我愣了下。我无法回答老头的问题，我看着他又从床上下来，趿拉着鞋子，冲进了雪中。他蹲在墙缝前，然后舀水往洞里灌。葵花在他倒下去的水中一點点矮去，然后消失。我想起那只口琴。

　　我也蹲下来，想抢住那朵葵花。但就在我的手指接触到葵花的花盘时，它不见了。老头已重新站在门边上，说：“我不跟——人——说话。”接着，他说，“已经几十年没人来了。”

　　我其实一直有个企图，想告诉老头我是被黄念鲁请来给他写传记的。或许，这样会出现奇迹，会唤醒他，会让他配合我。不过，我否定了自己的企图。在老头的眼里，他没跟——人——说话。他所有的话语，都是自言自语。而我，只是空气，只是浮尘，只是——那洞中的一个。他在他的世界里，那个世界离我们的距离，绝对远过这城市和深巷。

　　雪中，我们沉默着。

　　我打电话给黄念鲁，说我要去一趟上海。黄念鲁让人为我订了机票，当天晚上，我降落在虹桥机场。上海没下雪。高楼与人流，也许跟三十多年前相比，并没有改变。我去寻找那个万人的公司。

　　没有一点痕迹。三天后，我回到了青桐。

　　李愁予边给我倒酒边说他们那个筒子楼要拆迁了。他昨天晚上又在那早已是危房的筒子楼里转了圈，心里还真有些伤感。他碰了下我的酒杯，说：“不过，我还是感觉，时光似乎压根儿就没动过。我七岁时在筒子楼的墙壁上画下的那只螃蟹，现在还在活着。”

　　“一个人，一幢建筑的生命，在时间上是没有刻度的。”我想到了洞。

　　李愁予望着我，说：“太哲学了。老王，难怪最近没读到你的小说，原来面壁去了啊！”

　　“面壁？”我又想起那洞。老头也许才是真正的面壁者。我没跟李愁予说。我们继续喝酒。最后，我不经意地问：“上次你说的那个黄大荣的空姐，现在？”

　　“好像走了。反正再没看见。”李愁予开始伤感起来，说，“我为她写了一大组诗，还没来得及献给她。”

　　“啊。”我说，“黄大荣也走了？”

　　“没有。还在山里。”

　　“一个人？”

　　“当然不是。他不止空姐一个女人。他还有。”

　　“他没夫人？”

　　“听说死了三十多年了。”

　　我们没再继续关于黄大荣的话题。黄念鲁有言在先，我得慎重地对待他的话。李愁予坚持让我听他写给空姐的诗。说真话，确实不错，甚至有些感人。他写到黄昏、河流、石头、树与独行的飞鸟，还写到星辰、山、屋顶上的水渍……听到最后，我想如果李愁予在诗里写到葵花，应该就更好了。

　　雪停后，我步行去深巷。刚到巷子口，就迎面撞上一个人。他穿得厚实，四块瓦的帽子，大围巾围着整个脸，还戴着副墨镜。他低着头，直到与我撞着，才匆匆抬起头，向我拱手作了个揖。我说：“雪天，也不看路？”

　　他又作了个揖，但他步子并没停。等这个揖做完，他已经出了巷子了。

　　这是我在这深巷里碰见的第三个人。黄念鲁，送菜的老头，再就是这人。我回头追出深巷，整个大街都空着，如同一个被清空了的洞穴。

　　我进小院时，老头正跪在雪地里。

　　我看到一行脚印，沿着墙缝前的洞，若隐若现。我问：“谁来过？”

　　老头没回答。

　　我又问：“黄大荣？”

　　老头动了下，接着，他的喉咙里开始翻滚，他将双手伸向空中，嘴里发出号叫。仿佛一只狼，对着无边空寂的大漠之月。

　　最后，他倒在了雪地之中。

　　春天很快来临。在冬春之交的这段日子里，我一直待在青桐的书房里，或者去云天居。老头一直住在医院里。据黄念鲁说，老头从进医院开始，就没再醒过。我本来打算去看望老头，但想着这传记，怎么着也得往前加紧赶。我从前觉不出这传记的分量，现在感到它越发沉重。我只有把它写出来，我也必须把它写出来。

　　完稿那天，我看了下电脑字符。六万八千字。我如释重负。这些年写小说，没有一部小说能让我有如此感觉。我到云天居喝了酒，又到深巷子那边，一直走到院子里。墙缝间正伸出一丛茸茸的小草，但那个洞，老头一直灌着的洞，却不见了。

　　不见的东西太多。我无法深究。我给黄念鲁打电话，告诉他传记写好了。

　　“那发给我吧。”黄念鲁很快就否定道：“其实也不必看。你明天将打印的传记和U盘一道给我。记住，自己的电脑里再也不要存了。不要存！”

　　“我不会存的。传记是属于老头的，我何必存？”我答道。

　　“那好。我下午让人跟你结账。”黄念鲁似乎叹了口气，说：“老头怕是得走了，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王老师，你赶上了趟儿。”

　　“啊？真不行了？”我问。

　　“他撑了太久了，都三十多年了。”黄念鲁说，“这样，你明天等我通知。”

　　晚上，我又仔细地看了遍传记，校订了几个小错误。然后将老头给我的材料都装进他的帆布袋。这些，我明天都得交给黄念鲁。做完这些，已是凌晨。人一下子空落起来，我甚至给李愁予打电话，想约他出来喝酒。但他的手机关机。我想起那个约我到云天居喝茶的女人。仿佛这一切都是幻觉，只有这六万八千字的传记是唯一的真实。

　　早晨八点，黄念鲁发来短信：老头走了，三天后火化。

　　我问：“传记呢？”

　　“到时带过来。打印稿和U盘。”

　　“好。”

　　殯仪馆偌大的告别厅里只有我和黄念鲁两个人。“从来不知道他有哪些亲属，也没法通知。所以……”黄念鲁解释着。

　　我将传记打印稿和U盘递给黄念鲁。他接过，看都没看，就蹲下身子，将打印稿放进了正在燃烧的盆里。我下意识地伸了伸手，但很快就缩回来了。打印稿随着那些黄纸，被烧得翻卷起来，然后向上飞舞，接着再落下，最后成为灰烬。这过程，仅有短短的两三分钟。

　　黄念鲁又拿出U盘，看了下我，将它扔进了灰烬里。

　　这回我的手没伸。U盘在灰烬中突然闪爆，声音苍茫且热烈。黄念鲁笑着，说：“老头应该是看到了。瞧他这脾气！”

　　“是该看到了。”我说。

　　黄念鲁道：“因为时间，一切都没有意义了。知道吗？待会儿，我们公司就要宣布破产了。”

　　我没有惊讶。因为时间，一切都没有意义。连同我写的传记。而闪爆已归于平静。黄念鲁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那信有些发黄了。他小心地打开信封，只有一张纸。他看了会儿，然后，又将信封连同信纸一道扔进了盆里。

　　很快，它们都消失了。大厅里却开始弥漫起汩汩的水声。水声中，老头正在喊着：“出来吧，都出来吧！出来！”

　　那天离开殡仪馆时，我似乎看见一个戴着四块瓦帽子的有些熟悉的人影一闪不见。我想起我刚才用眼角瞥到的黄念鲁那封信。那应该是一个女人的笔迹，清秀，在信纸的最下方，写着一个很小却异常清晰的“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