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连伟

　　我的故乡位于沭河西岸不足千人、名叫坊坞村的村庄。

　　一

　　故乡，是有厚重历史的。

　　故乡史称“樊母村”。相传汉朝大将樊哙的母亲在此居住，故取名樊母村。我的故乡曾在明崇祯年间建樊哙庙。如果相传属实，故乡的历史应超过两千年。

　　冯氏老祖再次回到樊母村是在明朝初期。历经六百多年的风风雨雨，现在已经到了第20代后人。

　　位于沭河滩的公墓林里，仅存的一块为冯氏第十世先人叔尼所立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段话：

　　据冯氏世居后樊母村传闻元季避难海东明初宪瑜边海东民於兹我冯氏祖率属西归尚记先茔地址因符土重封即村西北隅祖林地。

　　解读墓碑上的这段话，证实了故乡始称樊母村。而冯氏老祖世居樊母村，元朝时避难于海东，明朝初期又根据政府的命令，冯氏老祖率全家西归回到樊母村，祖林则位于村子的西北方向。

　　老祖墓碑上的“避难海东”，曾让冯氏后人困惑，“海东”在哪里？

　　六百年前，老祖冯鹤峻到底是从“海东”怎样跋山涉水来到樊母村的呢？

　　冯氏第一次修谱是冯家当时清朝时唯一的秀才冯大兴主持的，冯大兴是冯鹤峻的第十二世传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第一次修的族谱就是一张褪了颜色的红纸上，列出了从重新回到樊母村的冯鹤峻作为第一代始祖，到第十二世“大”字辈的繁衍传承，没有更多的文字说明。直到2017年，求教于从事史志编写的专家，冯氏老祖从哪里来有了明确的答案。

　　据《云台山志》载：云台山以南在海中。海东，指连云港云台山沿海一带半岛或岛屿。

　　冯氏老祖不是从山西大槐树那里迁徙而来，而是从二百华里外的连云港云台山的海岛上重返故里。之所以又返回来，这是根据明朝皇帝的命令，强令海岛上的居民迁移内镜，于是冯鹤峻老祖率先人肩挑手提，回到了曾经的故乡樊母村。

　　而这片有着厚重历史的土地上，几百年来一直和睦相处着两大姓氏——冯和诸葛两姓。

　　冯姓子孙都是冯鹤峻老祖的后人，历经600年的风风雨雨，现在已繁衍成200余人的大家族。诸葛姓氏的老祖来此安家晚于冯氏老祖，但两姓相处共生也有几百年的历史。据说诸葛姓氏当时是五兄弟来此打天下，后来子孙繁衍超快，从过去的樊母村到1863年改名为坊坞村，又根据方位命名了前坊坞（大坊坞）、后坊坞（小坊坞）、西北坊坞、西南坊坞，这四个村现在主要是诸葛的后人，据诸葛族谱，他们的先祖为诸葛亮同祖。

　　脚踩一片地，共饮一井水，冯氏与诸葛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冯氏家训为“宽厚德隆，耕读传家”。从我记事起，我的大伯就告诉我，我们冯家在清朝时出过秀才，但此后冯家后人再没有比秀才更高的举人之类的，我看到的我的叔伯婶子大娘我的爹娘都是两腿插在泥土里，以种地为生。

　　和睦相处、睦邻友好是我对故乡深深的印记。

　　从小我就知道我们村有个“二指先生”，在我的爹娘的口中，这是我们村最有学问的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既懂阳间事，又可安顿阴间神。

　　2017年，我专门拜访了这位已经80多岁的“二指先生”，他已经驼背非常厉害了，在我的跟前似乎弯腰了九十度，我在与他对话时重点询问在他的同辈人中为什么只有他识字，而且还有那么深的学问，他满口说一句话给我叫一声“表叔”，对我提出的问题说了个详细。

　　“二指先生”告诉我：他是在他爹57岁的时候降生的，对他爹来说也是“老来得子”，对他格外宠爱，同时又寄予厚望，他们家也有几十亩地，等到他可以识字的年龄，他爹教他识字，而且他爹很严厉，给他布置的读背写完成不好，就要挨板子，而且打得很重很重。他边说边感叹：“表叔，我识这些字是我爹用板子打出来的啊。”

　　我接着就问他一个问题，你爹又是谁教的呢？“二指先生”激动地说：“我爹就是你们冯家的老秀才教的啊。我爹临死的时候对我说：‘咱们爷俩识的字都是老冯家教出来的，今后老冯家的爷们找你帮忙，不能收一分钱啊。”

　　拜访了“二指先生”，我对老爷爷老秀才冯大兴有了新的认识，我也对冯氏后人与诸葛后人世代和睦相处有了新的了解。

　　故乡有一对父子烈士，这对父子牺牲于1947年还乡团的枪下。2017年我在采访时，找到了我本门一个已92岁的大哥，当时他是村里的民兵，而牺牲的姓诸葛的老村长在被枪杀之前曾经与他在一起躲在村东头。他说：“他是真为老百姓好啊，特别是对我们冯家这些穷人好，他被枪杀后，这对爷俩是我们姓冯的给安葬的。”

　　这就是我的故乡，邻里相亲，守望互助。我的母亲晚年自己生活在故乡的老宅里，每当周末我回老家时，总能碰到乡亲中的左邻右舍在陪娘说话拉呱，这些陪娘解闷的乡亲有姓冯的后人，更多的是诸葛氏的媳妇。娘多次对我说过：“乡里乡亲都是一家人啊，我活了80多岁，从没分出这个姓那个姓，我当接生员的时候，咱们村有一二百人都是我接生的，有姓冯的，更多的都是姓诸葛的。现在我老了，平时给我送吃送喝送点稀罕东西的，姓冯的姓諸葛的都有，永远不要分出内外来，都是一家人啊。”

　　二

　　故乡的父老乡亲，还是淳朴善良的。

　　我记事的时候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家的左邻右舍绝大多数是冯家的子孙，住的宅子差不多都是黄土院墙的两间或三间草屋，院子里都有一盘石磨，都有一个草棚锅屋，院墙低矮，院内有散养的土鸡，门口有看家的黄狗;平时吃的是地瓜干煎饼，生活条件好的时候会用一些玉米或小麦和地瓜干混合起来，烙出的煎饼比黑乎乎的纯地瓜干煎饼色泽美观，味道更香;生活条件差的时候，地瓜干里掺的配料可能是麦糠之类的，烙出的煎饼让人难以下咽;喝的是地瓜糊糊，春夏时节没有地瓜的时候喝的是地瓜干糊糊，现在条件好了，地瓜也成了孩子们口中的香甜食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绝大多数对地瓜都是又爱又恨，现在到了老年再想吃地瓜的愿望已经是很小很小了。

　　那时是人民公社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早上天不明就会听到当爹娘的喊孩子起床推磨的声音，配上大公鸡的打鸣声、老黄狗的汪汪声、孩子的哭声、偶尔的吵架声、喊骂声，天还没亮，已经是一片嘈杂;此后黑夜彻底褪去，太阳从东方露出一点点笑容，于是生产队长敲响了老槐树上的铁钟，这是早上上工的铃声。那时的生产队长是我本门的大叔，他站在大槐树下，敲一遍铁钟，然后从腰间摸出旱烟袋开始吸烟，一般要连敲三遍，勤快的懒惰的忙的闲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凡是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的，都汇集到大槐树的周围，听我大叔给大家分配一天的活计。

　　我读长篇小说《创业史》和《平凡的世界》，颇有同感。我的父辈在新中国成立前多数都给地主当过长工，新中国成立后当家做主人了，没有很奢侈的愿望，如果能够把草房换成瓦房，如果饭桌上能够顿顿见到荤腥，平时里家里来个客想吃水饺包水饺想吃馍馍蒸馍馍，身体不适有个小病小灾的时候，吃上几个荷包蛋，最好还能加上红糖，泡上油条（我们俗称香油果子），这样的生活就天天赛神仙日子了。

　　这些今天看来平平常常的需求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是难以实现的愿望。大家都过着这样艰难的日子，太阳出来就出工，太阳落山就收工;生产队长一吆喝，推起小车快步走，这就是当时我的叔伯婶子大娘的生活写照。我印象中一年最热闹的日子除了春节就是夏收和秋收秋种的两个时点。艰难地熬过了春天余粮不足的日子，看着地里金黄金黄的麦穗，有时随风一吹点头哈腰，有时就像平静的湖面沉默的老人。为了搞好夏收，铁匠担子提前半个月就在村中落下了，随着老铁匠生火点炉子，铁锤火剪摆出来，然后加上抑扬顿挫充满乐感的吆喝声，先是我们这些孩子们围上来了，拥拥挤挤嘁嘁喳喳，一会儿就是家里的大人们拿着镰刀来了。铁匠铺安下了摊子，离麦收的日子就越来越近了。

　　每到夏收和三秋大忙的时候，总是我们家家户户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一句话，那就是“累并快乐着”。

　　记忆中每到夏收和三秋大忙的日子里，生产队都要集中管上几天的饭。到集中管饭的那几天，对我的父老乡亲来说，尽管累得腰酸背疼腿抽筋，但却赚了个口香肚儿圆。那时收割和播种的场面热闹非凡，老的不服输，年轻的勇争先，男劳力挑重活，女青年敢挑战，多少年的时光已消磨殆尽，但提起那无悔的岁月，我的已年迈的叔伯婶子大娘还津津乐道。为了让在地里收种的人们吃好喝好，在后面提供后勤保障的婶子大娘比给自己的家里人做饭还用心，蒸白面馍馍的把面揉了一遍又一遍，蒸白米干饭的一遍遍地淘洗，用心挑得不存一粒沙子，熬出的一大锅五花肉白菜粉皮香气扑鼻，让这些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亲人们吃得饱吃得好。

　　故乡的父老乡亲总是怀着善良的愿望，互帮互助，和睦相处。如今生活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人情薄如纸，近邻不相识，相识不往来，我就更加想念那虽然贫穷但亲情浓浓的故乡。

　　我至今还很怀念故乡的一个风俗，我自己给它起名为“送喜饭”。所谓的“送喜饭”，就是家中有娶妻生子嫁女这些大喜事，待客结束后，喜主家要向同街同巷的左邻右舍没有赴宴的人家去送“喜饭”，让这家人也一定吃上“喜饭”，同喜同乐。那时农村重大喜宴待客的饭一般是白面馍馍白米干饭两道饭，待客的菜一般是四碟八碗，鸡鱼肉蛋都有。给未赴宴的人家送“喜饭”也是根据喜主家的财力，富裕家的喜主会安排厨子新做菜，穷的喜主则是把待客剩下的菜做成一锅杂烩菜，帮忙送“喜饭”的端着一个红漆染的木托盘，托盘上一般要配上两个馍馍一碗米饭一碗杂烩菜。这顿“喜饭”送到家，往往是解了这户人家孩子的馋，当爹娘的把馍馍米饭和这碗带肉片的杂烩菜按人头分成几份，让每个孩子都吃上几口。

　　我作为姊妹中的老小，就是这“送喜饭”风俗的受益者。娘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兼接生员，娘给人家接生了孩子，到喜主家孩子“剪头”（故乡的风俗，新生儿九天或十二天，当姥姥的带着亲戚来送礼）的那天，喜主都要邀请娘去赴宴，可是娘总找出借口不去，于是喜主家就给娘“送喜饭”，这顿给娘的“喜饭”就填饱了我的肚子。现在有条件到大酒店吃饭了，饭后看着还有那么多的剩菜，有的打包带走了，更多的是被收起来去喂猪了，想起当年吃“喜饭”的日子，真是五味杂陈。生活条件是好了，但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浪费，更不能忘本啊。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故乡也是物是人非。我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子大娘住的草屋早已换成了瓦屋楼房，但居住的主人也变成了他们的儿孙;当年通村的土路已被铺成了水泥路;从村东头到村西头，看不到当年的独轮车，却停放了不同品牌的小轿车;走进院子，再也看不到石磨的影子，现在的孩子对“磨棍”是什么一问三不知;当年的老槐树早已不见了踪影，但围着“前汪”却建成了广场和花园。

　　当年悄悄地往我的褂兜里塞了一把花生一块糖一个鸡蛋的叔伯婶子大娘绝大多数都到了另一个世界，剩下的两个大婶子也记不起我的乳名。爹娘的坟墓也已经和我的老爷爷老奶奶爷爷奶奶的坟墓按方位聚在一个林地上。

　　再回到故乡，我已经从当年喊别人“爷爷”成为今天孩子们口中的“爷爷”了。爹娘故去，但老屋还在，冯家的后人還在不断地繁衍生息。

　　三

　　在记忆深处，我一次次回望着的，是位于村东头的那口水井。

　　井口的周围铺着长满了青苔的青砖，井口圆圆的，水井深深的，井口上方没有在电影或电视剧里常见的水车。我的记忆中前来打水的人都是用钩担挑着两个水桶，这两个水桶有的是泥土烧制的，我们俗称泥罐子。从井里往外打水的人会用井绳一头钩上水桶，一头攥到打水人的手上，把井绳慢慢地往下放，等到水桶和井里的水面接触时，打水人会把手中的井绳左摇一下右摆一下，随着手中井绳的左摇右摆水桶中就开始进水，泥罐开始下沉慢慢灌满了水，打水人就会双手用力左提一下右提一下，把盛满水的水桶提上来，然后再重复一遍刚才的动作，把另一个水桶灌满。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压水井进入农户前，我的爹娘我的父老乡亲每天都是这样从这口水井里打水给我们做一日三餐的。

　　河滩，是的，那是一片片充满鸟鸣洒满柳荫铺天盖地迎面扑来的芦花刻下欢乐记忆的河滩。

　　故乡就建在沭河的西岸。沭河风光旖旎，草木丛丛，景色迷人，有诗曰：“河输漓江半山秀，江逊沭河七分幽。无边烟柳水天碧，春在琅琊沂州东。”沭河滩是我们这些顽皮小子们最好的娱乐场地，在这里，春日到，“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夏天来，脱下短衣短裤扔到河滩上，到沭河滩的浅水里戏水摸鱼;秋日的沭河滩，景色迷人，特别是几十亩的芦苇荡“摧折不自守，秋风吹若何。暂时花戴雪，几处叶沉波。”沭河滩，给我儿时的记忆刻下了深深的沟痕。

　　四

　　如今，爹走了，娘没了，故乡里已找不到爹娘的身影，但爹娘留下的老宅还在。老宅还在，爹娘的灵魂就在;爹娘的灵魂在，故乡的根就在。

　　老宅里留下的，是我关于故乡年少时无忧无虑的时光和记忆。

　　儿时居住的老宅，五十年前位于村子的东头，三层青石为基，黄土为墙，麦秸覆顶;院内东侧临近主屋依院墙搭起的一间草屋为锅屋。

　　院子里有四棵果树。院子东侧的两棵果树分别是石榴树和葫蘆巴梨树，西侧的两棵果树则是灵枣树和软枣树。

　　这几棵果树都在我的童年岁月里刻下了美好的烙印。院内的葫芦巴梨树，其果形状就似小葫芦巴子，我看着满树的葫芦巴子梨一天天长大，其果皮的颜色从绿至黄绿色就具备了采摘的条件;这个阶段的葫芦巴梨果肉白色，肉质细脆甘甜;如果采摘后放一段时间，果皮的颜色由黄绿到金黄，这时的果肉细软多汁，富有香气，我一般都要把葫芦巴梨存放到这个阶段才舍得享受它的美味。尽管现在国内的国外的各种品种的梨子都有机会品尝，但葫芦巴子梨在我心中的位置则是无可替代的。

　　院子里那棵灵枣树也让我难以忘怀。父亲移栽的这棵枣树是从最初的老宅因拓宽大街被拆迁的老宅院子里移过来的，见证了爹娶妻娘进门，见证了我们姊妹5人的降生和成人。长大了，我曾经查阅过关于“灵枣”的释义和出处，灵枣的释义曰：犹仙枣;南朝齐谢朓《谢隋王赐紫梨启》：“将恐帝妙台棠，安期灵枣，不得孤擅玉盘，独甘仙席。”南朝梁庾肩吾《谢赉梨启》：“事同灵枣，有愿还年;恐似仙桃，无因留核。”遗憾的是，这棵灵枣树后来被一棵银杏树取代了。

　　院内最早被移走的一棵果树是软枣树。这棵树还是在房子初建我们还没入住时栽下的，位于院内的西北侧，我们入住后，在离这棵软枣树不远的地方安放了石磨。随着软枣树长得越来越高大，开始影响石磨的使用，于是刚刚享受了两年的软枣树就被爹给移走了。其实，软枣成熟后是黑色的，我们俗称黑枣子，软枣不是枣，它是柿树同科的植物，用软枣树嫁接灯笼柿则是另一种风景了。

　　三间正屋有两个门，我们叫堂屋门和西屋门。跨进堂屋门，就是房子的正屋，堂屋其实是两间，外面的这间屋是正宗的堂屋，是待客的地方，也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一般的人家正面都安放一个高腿桌，还有一个矮的饭桌;两间屋之间要有东西隔开，里面的那间屋就是卧室。我记得当时我家堂屋靠门的门后垒了一个土炉台，是到冬天取暖用的;堂屋的正面是一个带三个抽屉的大长桌，抽屉里经常放的是常用的针头线脑日用工具，桌面上有一座毛泽东主席的石膏像，正面的墙上是一年一张的年画，堂屋的西墙上则是我和哥哥上学获得的“三好学生”奖状。堂屋里两间屋之间的隔墙是用高粱秆子垒起来的，那时我们称高粱秆子为秫秸筢子。

　　童年的时候到了夜晚照明的灯具就是灯光如豆的煤油灯。每到黑夜来临，喝碗地瓜糊糊，吃个地瓜干煎饼，我就和二哥到西屋睡觉，早早地躺下了，睡不着。夏天蚊子咬得全身从脚上腿上胳膊上到脸上，一个又一个的红点点，麻木瘙痒的;冬天冻得睡不着，我和二哥两个人盖着一床破棉被，把我们两个人的棉裤棉袄都压在被子上，还是感觉被子那么轻，风还是毫无顾忌地往身上扑来，我往头上拽拽，一会二哥又往他那头拽拽，两个人都冻得瑟瑟发抖。

　　长大了，上初中的时候，村里有了自发电了，我这个当班长的在我家西屋建起了学习小组。我们村里的六七名同学晚上都到我家西屋聚在一起做作业。这两年的时间，是老宅西屋最热闹的时光。记得有一年冬天的夜里，我们的班主任从三里外的家里骑着自行车打着手电筒到我家检查我们的学习小组，把我爹娘激动得不得了，遗憾的是，想泡茶没有茶叶，想递烟只有爹的旱烟袋，最后娘倒了一碗白开水端给我老师。多少年后，我参加工作后的教师节，请我班主任吃饭的时候，班主任老师还说起到我们家的情景。他说：“见了你的爹娘，我才知道你们兄弟为什么都能考上大学，对老师的敬重也是对学问的敬重啊。”

　　我和大哥都是从老宅里考上大学的。老宅的这盘石磨每周到星期天的那天早上，都要磨出一盆“糊子”，娘用这盆“糊子”在铁鏊子上烙出四五十张煎饼，这些煎饼支撑起我们在外求学时的伙食。我上高中的三年，吃了一万多张麦煎饼。我上大学离开老宅的时候，爹却流着泪蹲在老宅的门前，娘和哥姐把我送到了洪瑞车站。

　　我们兄弟仨都是在老宅把媳妇娶进门的，我的二姐是从老宅发嫁的。我们的孩子都是在老宅里享受了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的疼爱。

　　老宅，承载着我们一家三代人的回忆。

　　五十年后的今天，爹娘都走了，现在故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到乡村，能够落脚能够找到乡情乡俗乡味的地方也只有老宅了。院子里的葫芦巴子梨树石榴树灵枣树都没有了，银杏树却越来越粗了，那条老黄狗还在，看到它们，旧日快乐的时光便会一一重现。

　　无论城市多么繁华，走在城市的街道上我总有飘飘的感觉，我总找不到故乡泥土地上的踏实感。我知道，故乡才是我的根，坐在蹲在走在故乡的小路上，呼吸说话都是幸福和快乐的。

　　我的一生，只有一个故乡，是早已融入血脉之中的故乡和曾经温情着的旧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