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槐兰

　　一段时间以来，我总是听见一种声音。那是一种重重的撞击声，听了令人心烦。猝不及防，随时就可以吓你一跳。但仔细一想，我又没有听到什么，只是确信自己听到了，我知道那些声音一定是有过的，而且是很惊人的。更准确地说，那些声响是我听见的，这就很奇怪了。更奇怪的是，没有人谈论它们，甚至没有人在意它们。这些从高处跌落的撞击声沉闷有力，令人心碎绝望。因此，小心翼翼地，无声无息地，在雨雪交加中，走入那片芦苇荡才是最好的方式吗？我不能回答。哪怕三十天之后，所有人都在质疑，都在揣测，我也不能回答。我想知道的问题，从来没有人问过。我在数雪花。我要数够二十万朵雪花。我终于可以不去在意谁说什么，用大把的时间来做一些别人感觉无用的事。

　　我耳朵里老是听见那些声响，心里张皇，又说不出。怎么说呢，那些声音极难描摹，找一个恰切的词，是噗通，有时是咕咚，有时是啪嗒，有时还带着水花飞溅的余响。那是属于谁的一声呢？每个人都有这么一声吗？自然，有时可以没有这些叫人胆寒的动静，完全听不到一丝声响。那一个女孩，穿了一袭白衣，从远处急匆匆赶来，连一刻迟疑都没有，翻过栏杆，然后就消失不见，画面上一如固体，一如照片，再就是静默的夜和跳动的时间。扔块石头还听个响呢。小时候打水漂，那一路飞起开往远处的白莲花，带着嗖嗖的擦音，此生彼灭，凌波微步远逝了。还有一个，是在一处风景宜人的山上，栈道是半腰凌空架设。木质的栏杆光滑朴素，看上去却奢华高级，好像以前看到的外国的那些度假地。这次是个高个男孩，他左右迅速张望一下，把背上的包一丢，一步跨出栏杆，下坠的身形滞留了一瞬间。要不是明白他这一举动的后果，甚至可以说他大鹏展翅的样子很优雅很炫酷，一点都不忸怩作态。然后也是一片空白一片静默，就像鸿蒙之初。更多的，是在一幢建筑的最高处，然后自由下落，最优秀的跳水运动员姿势也不过如此了。周围到处是目击者，大多是暗暗地摇头，然后，一言不发。

　　我总是能听到那声最后的证明，一个人所能制造出的，最为悲伤的大音。那声音血光四溅，飞起的红点所留下的线条，如芒，如刀。被这利器伤到的人有几个呢，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种事也流行起来了，简直是一种时尚了。在各种媒体的醒目位置，到处是寻人启事，失联的人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最多。那上面带着他或她的照片，青春勃发，健康阳光。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大街小巷挤满了人，却每天都在寻人，这也是奇怪了。自从我们可以坐着瞬间升起的铁盒子，一眨眼就到了半空中的十八层，然后就容易得多。只要你从窗子向外一探身，就结束了。我总想知道，结束之前，他会专心去听那一声吗，他还听得到吗？有时他会发出一声大叫，是欢呼吗？是恐惧吗？是告别吗？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也不对，还有的，通常叫做后事，可是这些事都不需要他做。这也奇怪，明明是他的事，却由别的一大群人来做。而且，他们似乎很情愿，简直有几分积极，更可恶的是还有一丝暗暗的兴奋？总之他们不会推脱，堪比义务劳动，有时陌生人也能加入，仿佛这是他们最爱替别人做的事。也有一些声音，不过是从喉咙、腹腔发出的，但有些几乎来自生命最深处，带着无法抚慰的痛楚。比如，一位母亲。

　　你上哪？你呢，到哪里？你到终点？两个老太太拽住车门，哼一声，借助门框拉自己上来，把另一只手里的小本亮给司机。一个老头从后门下去。车门关闭，车鲤鱼甩尾般回到中间车道。司机说，美女换老汉。老太们坐下，司机说，下车说一声啊。你吧嗒吧嗒嘴儿，我就活动活动腿儿。美女换老汉。乘客们发出预期的笑声。司机继续话唠似地说着，一面开车。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脾气的人，尤其没见过这么好的服务态度。一个又一个固定往返，他總是默默地上车，扫一下支付宝，坐下，塞上耳机。他照样可以听到满车的话语。可是他感觉头脑不清醒，这是所谓头大？不知为什么，自从他回到家乡，就有些疲累，仿佛自己多了一个脑袋。里面总是有原本不属于他的思绪，塞得严严实实，让他头痛，让他晕晕乎乎。回家乡也是经过反复思考才最终决定的。按照他读研的初衷，这根本不是一个选项，他会一步步向上，向远方，找到自己喜欢的位置，然后回望。但是几年下来，他的想法就完成了向后转。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最重要的一个，只有他自己最清楚。那原本是无数凌晨中最寻常的一个吧，虽然下着雪，又冷又湿，但是人们都在忙碌着为一件事做结，为一束日子捆扎上一道彩绸，再系上一个漂亮的蝴蝶结。一个电话陡然响起，把睡梦中的他吓得一激灵。找谁？庸国墒？你打错了，我是他舍友。他以为自己可以找回寒冬的清晨时光最难得的温暖睡眠，重又仰在枕上，第一声呼吸没到一半，铃声又来了。他烦躁地抓电话，准备说些怨言，电话里急切地问，国墒在哪里？睡觉了吗？怎么不回家呀。他光着脚跳下来，推开里间的门，房间里一切照常，床上被子枕头都和昨天一样，桌上的电脑、书籍也像是随时要使用。他缩回自己被窝，逆向还原一天之间的事情。昨天差不多也是凌晨时分，或者更早？国墒从里间出来，经过他房间，他刚刚朦胧欲睡。当时他想问一句，还出去啊，这么晚了？或者，这么早？但是国墒的习惯就是昼伏夜出，再说，国墒可能也是要回家吧。他也习惯了。他原准备晚一点儿回家，今天是一年里最后的一天。只剩这一天了。后来所有人都在问他，国墒在哪？国墒去哪了？好像是他把国墒怎么样了，他把国墒藏匿起来了。老师警察的话都还能应答，国墒的姐姐、妈妈那心惊胆战的追问，简直不堪面对。

　　车一靠站牌停下，司机总是问乘客，你要上哪？你别管我上哪，你说你上哪？有些神情发懵的老人好像听不到司机的话，自顾自问，还有车吗？有，黑天还早呢。过年还早呢。今天凉台集啊，赶集去啊。你上哪儿？你上哪我上哪，我上哪你上哪？你别管我上哪，你只说你上哪，你上来咱就到了。你要去，我就送。我哪里也去啊，我哪里也不去。那个大夫，好些日子没见着了，上了哪？哎呦，这人，你不敢说怎么着，那天听一个坐车的熟人说，死了，刚五七。就像是去赶集了，上了凉台。每天，他就听着这些重复的问答，然后再听司机师傅的感慨，参禅似的。这一路上，车里都是大悲咒的循环。

　　我也听到了那些来自彼岸的音乐。某日早上，恍惚身在异乡，一瞬间我迷惘了，我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我不明白，只能随着车的摇晃，看人们上来下去。我也希望我应该知道自己去哪里。可我哪里也不去，哪里也去不了。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从来没人问。记得地铁里拥挤如蚁的人，没有人问你去哪，也不关心，若是你问人家，人家不理你，肯定以为你蠢，或者包藏异心。就那样挤得结结实实，像互相嵌住的水果白菜，一开门，却都变成液化的东西，粘滞地迫不及待地流淌着。

　　有一次，读本科的时候，宿舍里集体睡过头了，舍长抬起半个身子环顾一下，还去吗？去了也不一定听得懂。一个说，听懂了也不一定考过关。第二个说，考过关也不一定能毕业。第三个，毕业了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第四个，找到工作也不一定买得起房子。第五个，买了房子也不一定能娶得着媳妇。第六个，娶了媳妇也不一定生孩子。第七个，生了孩子也不一定是自己的。舍长道，嘁，那还去个屁！八个人同时往后倒头又睡。这是四年里偶尔的纵性一为，更多时候我们过得都很紧张，教室——食堂——宿舍来回往复。几个人同时都收到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也算是我们幸运。不过，之后的情形就各自不同。我见过导师不久，一个师姐看见我，热情地说：呦，新生力量来了。她滔滔不绝地说了好些，通常第一次见面说这么多的，只有女人。是那种自信过头，热情过度，自我感觉甚好的中年女人。她说，这个专业啊，就业前景不明朗，所以她毕业二十年了，毫无建树，就是在一个调研部门拿工资。现在啊，进这样的部门是不可能的，就是毕业，也难啊。我极力地告诉自己，不要把女人的话当真。后来，就不想再碰见她。不幸的是，她说的都对，这让我更厌恶她了。虽然以后并没有见过几次面。

　　果然，才上车的老太太对话，这个师傅脾气好，数着他好。有的，黑着脸，不看你的证，还得拿出来，不拿出来又嫌弃你。这师傅心眼好。

　　想着哈，坐着别动，就动嘴，你说下车，我就给你办了。吧嗒吧嗒嘴儿哈，你吧嗒吧嗒嘴儿，我就活动活动腿儿。谁下车咳嗽一声哈。下一站有吗，早打招呼哈。不时地有人站到门口，要求下车，听起来他们的口气那么确定，毫无犹疑。

　　他时常感觉到国墒的存在，他走着，国墒随着他的步子，甚至呼吸，甚至思想。读书的时候，其中一个出门，或者回来的时候，另一个会望一眼，然后互相点头，偶尔简单一句对话，回来了，吃过了之类，并不多谈论。他们专业不同，兴趣也不同，国墒偶尔调侃过，挖石头的，采回来石头然后研究。他听得出其中的无奈。他无暇顾及此事，但一闲下来，总是想，如果他认真和国墒讨论，结局是不是会不一样？如果在国墒冒雪出门时，他跟国墒聊一聊过年，是否国墒就会真的回家？关于国墒的一切仍然是个谜。他为何在凌晨三点出门？为何要到六点五十才到水库，这三四个小时他在干什么？又为何没回家而是去了水库？到达水库后为何又消失？最后又去了哪里？监控显示，他凌晨出门，穿着那件熟悉的衣服，什么都没带，他走的那座桥，跟家的方向相反。看着国墒最后的身影，他明白过来的时候，真想哭一通，张开嘴，却发不出声，内心郁结着一股悲伤。

　　他知道，国墒被延期毕业，已经是第二次。第一次时，国墒消失了一个月。当时警察、老师、同学和家人都很紧张，好在后来国墒终于出现了。被延期毕业，也不是多丢人的事，不少人都经历过。只要赶紧写论文，出成果，依然不影响毕业找工作。当然也不容易，但一帆风顺不过是个词语呀。他就是明白这个道理，才坚持下来的。甚至，忍痛退回到出发的地方，家乡的某个小学校。

　　三省，是你吗？

　　他看见一张面孔。他极力地眨眼，不断刷新脑屏，还是一片雪花。对方告诉他，他们是初中同学。他自己一路读本读硕读博，恍惚听说这个同学先是没考上学，后来上了一个电视大学，后来当老师。他们如今成了同事。这一刻，他知道自己的决定还是不周密。反正是权宜之计。这么想着，他的头疼得厉害，无法好好思考。

　　三省？这是哪里？怎么会有人知道三省？又为什么把我认作三省呢？他们说了那么多我并不知道的事，也不和我说话，好像看不见我，难道我成了跟踪者？我不想回家，不想被父母眼巴巴地望着，问你毕业、工作、前程。我想找个地方自己呆着。我跟妈妈说，下午就到家，我当时就那么想的。我说的是实话。

　　我是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些声音的？是论文第二次没有通过之后，还是之前？说不清楚。也许我早就看过那些默片般的影像，时不时地，几乎肯定。这和论文没有关系。我对这个专业本不喜欢，但因为冷门，录取的可能性大一些，当时我只想保证自己可以再跨一个台阶，以后的事看情况再说。所有考博的人都是这么想的。我报考的就是地球化学，等待我再选择的时候，就有这么多细致又模糊的自然地理学、现代地貌学、环境演变、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计量地理学、测量地图学、地理信息系统、区域地理等。相近专业还有地理科学、资源环境与城市规划管理、地理信息系统、系统理论、系统科学与工程。这难以企及的高深，来拜读的书生应该心存景仰，可是，我却没有。那一刻，我感到了困惑。

　　河流冲刷对地球外貌的影响？有还是没有？我想不明白。在一个人的一生中，那影响不是微乎其微吗？为什么非得说它利害攸关？那种冲刷，根本不如一个躯体的撞击更能左右人们的生活。“自然而然地飞扑到事实真相上，像石块的下坠一样干脆，像飞鸟的降落一样精准”，伍尔夫的预测，如一片叶子，一只水鸟，不知道下面是水还是泥土，或者是石头。若是一片水塘，当然会击飞一团水，那力量把最柔软的液体变成碎块，瞬间飞起。从水块飞起的高度和角度可以判断，那声响肯定不小，但由于距离远，什么都听不到。这距离，是空间，也是时间。这就是奇怪之处。但如果是泥土，必然是不同的声音，类似于砰，或者噗通。要是坚硬的水泥地呢，那声音应该更清脆，可选的拟声词是啪嗒吧，或者哗啷。而飞鸟般的身体，会碎裂为几部分吧，就像在一些黑店里，不小心着了店家的道儿，失手打碎了一个把件。但同样没有人听到。他们只是轻轻地惊呼一声，然后就把一句什么言语咽下去，走开。有的去接孩子，有的去买菜，有的去見三儿或者四儿。这真是太奇怪了。为什么只有我能听到呢？明明那只是一幅画，如果按了暂停。其实我也是什么都没听到，可我知道，当然有一种撞击声，破碎声，嚎哭声。

　　现在我承认导师是正确的了。不要说河流，哪怕是一阵微风，你都不能轻视了它。只不过，你知道了还是无济于事。它照样要裹挟着你呼啸而去，而不会因为你知道它的流向，流速，泥沙含量而对你客气一点儿。

　　他在车上重复了无数次转圈，从这头到那头，从起点到终点。几乎每一天，他都感受到国墒的存在，甚至他会突然看到，国墒站在岸边，不明白要何去何从。他大叫一声，不要！然后就醒过来。这样的情形真叫人发狂。就在年前，大规模的搜救持续了两天，其他的人就散去了，只有国墒的爸爸妈妈和姐姐不肯作罢，他们在国墒最后消失的地方，迟迟不肯离开。他也团团转圈，希望突然间看到国墒，他甚至觉得国墒就在旁边某一处草丛中，忽然现身，就像上次一样。那样的梦做了无数次，有时国墒在梦里会说，我在这里，来捉我吧。笑嘻嘻地，仿佛自信自己藏好了。就在他几乎忍受不了的时候，某一天，头条里一个新闻：前段时间失踪的某某大学某博士的遗体在芦苇荡被发现。他的头轰轰作响，简直要炸开。他动身前收拾行装，忽然从镜子里看到一张脸。他看到了国墒。这怎么可能？镜子里看到的会是国墒？

　　当他一路风尘赶到那片水域，打捞队刚刚完成作业。他突然浑身一轻，就像卸下背负着的一个人。国墒的妈妈在哭，一边诉说，在村里国墒一直都是别人家的孩子，不招惹是非，学习成绩出色。到现在，家里的墙上还贴着十几张奖状。国墒年年都得奖，就是读硕士的这几年也不例外。本科毕业后就不再跟父母要钱。打个电话，总是说些安慰的话，一直说我很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国墒自己清楚。他静静地横卧着，为了驱赶恐惧，盯住每一片坠落的雪花。据说，二十万片雪花的重量，有21克。从一到万，十万，十万一，十万二，……飞入芦花皆不见。那是三省吗，我要跟三省在一起，我要读博，我会成为我一直希望成为的人。

　　我看到了妈妈，不由得惊喜，好多天没有跟妈妈说一句话了。其实我很想妈妈。我拉住妈妈的手，妈妈毫无反应，只是哭着，已经身处世界的出口，再也难以相见似的。我默默陪着妈妈，心酸难言。走到一处山岗，我突然感觉此地非常熟悉，放眼一望，却见一处簇新的土包，旁边是一个石碑，上面写着：吾儿国墒。我惊讶地看着，然后抱住自己的墓碑，仔细看了看，是石头的，接着放声痛哭。国墒，国墒。我终于不用假装自己还活着了，再也不用听那些叫人心驚肉跳的恶声了。我是在风雪之夜一步一步走到水中央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