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括起来,我对李治邦小说的印象大抵是,近距离描摹人们感同身受、人间烟火呛鼻的生存现状,继承的大体属于我们曾经十分熟悉却久违了的19世纪现实主义传统套路。李治邦数量繁多的小说,经过近四十年的笔墨经营,已经呈现出一种平民化的叙事风貌,并逐渐显露出具有标识度的“李氏”特色。他的小说常常透过人们习焉不察的生活现象,悉心编织普通人的生存经纬,营造如临其境的故事氛围,直抵人生本质。这个过程中,他的写作轻车熟路,自然随意,仿佛漫不经心,又似乎有些小题大做,却总能击中生活和人性的要害,而且你在其中不会嗅到丝毫的贵族气息。他喜欢以直来直去、快人快语的叙述姿态示人,从不玩弄花活,从不故作玄奥,一如既往地讲述当下那些很有现场感的人间故事,他写的这些故事与人物既非传奇,也不惊悚,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似曾相识,却又鲜活独特,可以归结为难以重复的“这一个”。他的小说驾驭故事也有自己的绝活,或者说,他有一种让小说故事由暗转明的戏剧化的逆转能力。读者对小说有多元化需求,包括是否好读,李治邦的小说无疑属于好读的小说之列。他擅长运用对立手法刻画不同人物。比如《城市五景》中黑子与盲少年真钞与假币的对峙;守夜值班员与幼儿园阿姨之间的善良与颓废之间的比较;博物馆李崇好对画的审美追求等等,结尾处更是独具匠心。比如他写的《佛爷》,佛爷有良心的不安,道德的尺度,作恶有底线,而且专与不义之徒特别是强权贪官对着干,小说结尾处“他们惊呆了,看到张一鸣叉着腰站着,费局蹲着”,一个神偷居然叉着腰,而让贪官慢慢蹲在地上,这个场面有些搞笑,也让人回味。
李治邦的许多小说,通过人物的对立与博弈,凸显不同性格差异,角逐过程不无悬念,戏剧性的困境中闪烁着娱乐化的光亮,有的小说写小人物种种近乎荒唐的不如意,无伤大雅的纠结,怪异的生理毛病,无厘头的悬念。还有他的《我吃的药不能告诉你》,主人公“我”偶然发现他的领导也在寻找治疗忧郁症的良方,里面暗含了反讽意味。领导也在打探那种药,却闪闪烁烁不去明说,没有得到答案,“领导背着手气哼哼地走了”。包括《巴黎老佛爷店》的结尾,一直很自负的木马沉思地看着“我”说,你小子太奢华了,都属于点睛之笔。《碰撞》中的交警作为弱势的英雄,与仗势欺人的违章者的叫板,另一篇《暗示》的戏剧化就非常奇葩。刘迟平时有个放响屁的习惯,吃什么药都不管用,一次在厕所见到经理,经理对他说,你这个爱放屁的习惯耽误前程,我在台上讲话正带劲,下面刚要鼓掌,你这一个屁就给搅黄了,刘迟诉说了无药可治的苦恼,经理说,给你调换一个地方,就不能放屁了,说完经理提着裤子走了。放屁给刘迟人生命运带来的荣辱起伏,虽很有“包袱”效果,但似乎正是这个笑点稀释了作品本来应有的更多意蕴。太多的生物性细节,容易弱化本来应有的严肃性的主题深度。莫言在不同的小说中多次写到大便,用他所擅长的习惯性渲染性手法,有质感,有画面,有视觉冲击的效果,李美皆在一篇评论中曾对这种“粪便美学”提出异议,表示自己“保留恶心的权利”,莫言本人也认为中学生先不要读他的小说,可以读他的散文。这说明作家的一些容易给读者带来生理不适感觉的描写,有个“度”的美学分寸需要把握,就像走钢丝,属于高难动作,一定要把握好分寸。一流小说家,即使在小说中呈现出戏剧化味道,也应该是“不着痕迹的戏剧化”。再有,你对几近口语化叙述的运用手到擒来,李治邦就有了这个不留痕迹的本事。从《碰撞》、《暗示》到《巴黎老佛爷店》,尽管描写内容不同,但这些作品都拒绝使用艰涩的语言,拒绝貌似高深的叙事氛围。李治邦的语言具有特殊的天津味道,但不是掉书袋掉出来的方言,应该是那种骨子里的,有着明显辨识度的地域特色。
李治邦小说的快节奏叙述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批评家王彬彬曾把这类小说叫做“赶路式小说”,以区别于“散步式小说”,还是比较形象的。李治邦小说确实很少大段的静态描述,而多为行色匆匆的“赶路式”快节奏叙述姿态,有时偶尔也会于故事推进中插入少许散步架势,也只如蜻蜓点水,宛如碎片,相当于喘口气的小憩片刻,比如他的《我怎么就得了这种病》有这么一段:“离婚以后,毛伟杰一个人过着单身的生活,他答应前妻照看闺女,起码有孩子在身边也能有个家的感觉,可闺女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就跟他的父母生活。闺女的理由很充足,跟你在一起,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你不让我玩游戏,不让我看电视,不让我出去跟小伙伴们玩儿。他自己用热水泡脚,但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前妻在的时候,会在热水里撒些中药,那股子味道很冲。有年冬天暖气来得晚,屋子里像是冰窖。前妻提前钻进他被窝里,给他捂被窝。两个人就裹在一个被窝里取暖”。从中可以看到无论如何,李治邦的小说人物大多都具有快速行动能力,他习惯于用人物行动带动故事发展,串起情节,推进叙述,对话更是永远不会饶舌。见不到他笔下的人物的长篇大论,侃侃而谈,场景转化也从不做刻意交待,转身灵活,行为迅速,从不拖泥带水,这一切构成了他独特的小说叙述常态。
说起李治邦的小说《我怎么就得了这种病》,他近十年来写了十几部反映抑郁症题材的小说,比如《心理医生》、《暗示》、《我吃的药不能告诉你》、《孤独行走》等,都产生了比较好的影响,因为写抑郁症的作家在国内还很少,也形成了李治邦选材方面的独特和新意。如今,中国民众对抑郁症这个词已经不再陌生。据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哈佛大学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抑郁症已经成为排在中国疾病负担的第二位置。不过,对于这种心理疾病的定位需要综合判断才能下结论,不是说,有人自述今天心情不佳,就是患了抑郁症,抑郁症主要表现为显著而持久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自责自罪,有睡眠障碍,重者则悲观厌世,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在李治邦笔下的以抑郁症为题材的小说,症状部分与之类似,而且还在日益加剧。应该说,他在《我吃的药不能告诉你》中描述的主人公博物馆的馆长高动意,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并非是个案。这与人性的善与恶没有关系。不过,这样一位多愁善感、情感脆弱的博物馆馆长,患了抑郁症也不会令人奇怪。很显然,李治邦小说的醉翁之意不在写高动意,只是让高动意的日常生活场景、心理疾患形成和性格成为表现的载体。这也是李治邦的习惯处理方式,为的是强化一種日常生存状态的近景描述,以展示复杂微妙的社会世相百态。
当然,李治邦的小说不仅仅是反映抑郁症题材的,他的资源有自己的优势,题材内容丰富,故事品种多样,如《城市五景》使我们再次领略他的小说叙事宽度。写了城市的五个主要景点,但更主要的带出来景点里边的人和事。五个景点的五个人物都有不同,而且互相的性格差异,人物角色都相差很大,反而有了一种象形的对比。这样作家往往有着参与生活的热忱,兼具观察者的冷静与敏锐,以此切入芜杂纷乱的生活表象。他的小说人物画廊男男女女林林总总、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却很难发现其中的人生轨迹彼此雷同,相互重叠。这些人物未必都经历过惊世骇俗、大起大落的悲欢离合,却有着各自的苦恼、烦扰、失落,同时也不乏具有日常美学色彩的小欢愉、小确幸、小满足。在这个过程创造性的活动中,作家内心沉淀着爱与痛苦,克制着炫技的冲动,挣脱着华而不实的修饰,非常难能可贵。李治邦写小说的语言用非书面语即口语,达到看似轻松实则意蕴深切的叙事效果,这也是他一直追求的书写境界。叙事中,语言渲染要有冲击感和新鲜感,小说的语言和对话、要是没有冲击力的话,就让人没有感觉,不能引起震动,自然就没有读者。所以说李治邦在小说里边的语言,注重了视觉冲击力和语言冲击力、情节的冲击力、对话的冲击力,让这些有语言力量的文字都摆在了小说读者面前。我们不能不承认小说是需要技巧的,小说是需要通过叙述技巧来提高整个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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