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中宣部工作的后两年到二次离职（1985——1992）
1.作协四大以后到1987年反自由化之前
李：我想，这段时间里您感受到的压力一定很大，您大概没有想到过，文艺界的事情这样复杂吧？
贺：不是“感受到”，而是实实在在的客观现实。经过了在这之前的一连串想不到，面对压力，倒是我不难想到的了。境内境外一波又一波的谣言、流言、恶言倒也由它去了，使我难过和忧虑的倒是来自文艺界党内高层的“实言”和“大言”。例如张光年同志在作协四大刚一结束，就在作协的一次整党会议上公开指责中宣部，动员给中宣部提意见，说是不能让中宣部的人“呼啦呼啦一下子就过了关”，而是要按他在作协四大上传达和宣传的“中央精神”检查。实际上，在作协四大期间，他就对一位同志说过：“我们现在就是要反对他们，我们不能再要中宣部领导了。”
李：真是这样说的吗？不会又是文艺界的传言吧？
贺：这是1987年5月在中顾委召开的党的生活会上，与会同志当面对张光年同志提的意见，他并没否认，也没解释，已见于会议记录。事实上，中宣部在整党进入个人检查阶段时，确实听到了张光年同志动员给中宣部提出的意见。别的领导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个人倒确实联系着京西宾馆会议和作协四大进行了反思，但不是按张光年同志的口径，而是按京西宾馆会议结束到作协四大期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客观现实，反思我怎么就会一度接受了“以反‘左为主”的教训。
李：作家协会“不要中宣部的领导”见诸事实了吗？
贺：至少从清污开始。前面咱们谈过的一系列事实其实都已可以说明了。不过我在1987年那个党的生活会之前，还真以为是传言呢。因为按照党向来的组织原则，不要说党龄比我长得多，又长期担任领导工作的光年同志，就是任何一个普通党员，反对任何个人，以至提出撤谁的职要求查办谁都是允许的；但是在中央决定之前，总不可以就这样完全不顾组织原则，公开对人宣布“不要中宣部领导”吧？
李：这个问题，张光年或者作家协会，正式向中央提出过吗？
贺：这我不知道，至少是没有从中宣部听到。至于是否向哪位中央领导个人或通过哪个“渠道”向耀邦同志反映过，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在一段时间之后，我的工作问题是被提了出来的。先是胡乔木同志给一位中央领导写信说：现在文艺界很乱，中宣部已无法实行领导，是否考虑换一个分管文艺的副部长？我不知乔木同志的本意为何？我自己的态度是：在京西宾馆会议那次事件时，我已经正式提出过请求退下来，因为我即将满60岁了。但现在这样谣言漫天飞着糊糊涂涂地退，无论对人对事都是不负责任的，也不会有好的影响，于是我在等着退的时候又同时想：至少会有个说法吧。
李：中央或中宣部领导给您答复了吗？
贺：没有。有趣的是：不久就有一位宣传部门的同志来看我，说是耀邦同志要他来向我“取经”，以便他来接替我的工作。虽然事先没有任何人和我谈过，但因为我本来已经作好了退的准备，所以也就把我一贯的观点和新的体会，和这位同志作了很诚恳的交谈。再后来不久，中央发文宣布邓力群同志不再兼任中宣部部长，由外省调来一位同志接替他。我想，随后就该发文宣布我退的，但不知为何，正式宣布的中宣部新班子名单，我的名字却仍在其中。
李：这是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还是耀邦同志又改了主意？
贺：我不清楚，也没有向任何人打听。当时我想：这可能是耀邦同志听到了不同意见，也可能是他不想一下子换人太多，还可能是像他一贯处理这类问题时那样，“多换思想少换人”？
李：能不能说，这对您是一个重要的支持呢？
贺：是的，至少在缓解对我个人的谣言攻势上，客观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这当然使我对耀邦同志和中央领导的慎重从事心存感激，但我同时又深知这种局面不会维持长久的，今后实际上也是很难正常工作下去的。虽然我对新来的部长寄托希望，但在当时总的形势下会怎样？我无法预料。所以我对个人的去留问题，心情很复杂。从个人来说，过一个短时间，再次请求退下来是最好不过的；但同时也不能不想，作为受党多年教育，经历过大半生风风雨雨的一名老党员，即使到了晚年也不应只考虑个人冷暖，即使形势再严峻，也应当存有希望。这样，我就硬着头皮，重新走进了中宣部的办公室。
李：这以后的工作和生活，相对地平静下来了吧？
贺：表面看是这样。从这时起直到1986年底，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看起来没有像前几年那样风雨不断或风暴骤起，但“两个不提”加上新上任的部长提出的“三宽”（宽松、宽容、宽厚）作为思想战线的指导方针，给本来就畅行无阻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提供了更大的方便，在实际上潜伏着更大的不平静。就我个人来说，因为给了我半靠边的处境，无须我再去直接面对道道难题，但我的内 心却从无一点轻松感，也可以说是随着越来越不平静的文艺态势而越来越痛苦。
李：那段时间您都做了哪些事情？依然坚持原来的观点和看法吗？
贺：我在一年多的时间从东到西跑了许多地方，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成就当然使我感到振奋，但精神文明、政治生活的消极现象却都在证明“两个不提”和以“三宽”作为战略方针的绝对不妥。我曾向不止一位老同志倾吐当时的心情：为我自己不能像魏征那样“面折廷争”而十分惭愧（当然当时即使“面折廷争”了也不会起什么作用）；却自信完全可以做到像范缜一样决不“卖论取官”。因此，这一段时间内，我在北京和外地，在各种场合，用各种方式，直接和间接地表达了与“两个不提”不相符的看法。有同志私下提醒我：會有人抓小辫子的。我说我的态度是：认识上只能以客观实际为准，行动上只能以中央正式文件为准。1985年4月，我在一首新古体诗《访黄岛开发区》中有这样的句子：“开怀尽纳五洋水，炯目长龙善澄污。”我回答读者提问时说： “澄污”就是“清污”，因为“清污”即使叫“反对精神污染”也行，是符合实际的，是中央正式文件上有分析地正面评价过的。也有人和我讨论，说：“精神污染”、“清污”这样的词句，事实上中央以后不用了。我说问题不在词句而在实质，二中全会时小平同志讲话中早就说过，搞精神污染实质上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中央文件在从未否定“精神污染”这个词的同时，更是从未否定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
李：在这之后不久，1985年9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讲话中又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这在宣传部门是怎样贯彻的？
贺：问得好。因为你们大概也感觉到实际上没有什么反响。1985年8月我在《贺敬之文艺论集》的《前言》里写了这样的话“……文艺战线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缺点错误，其中，有大量不属于思想倾向性质的问题，但也确有属于思想倾向性的问题存在，这主要是两种倾向：‘左的思想倾向和对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迁就迎合的右的倾向，这两者在长时期内都还会存在，片面强调一个方面忽视另一个方面是不符合实际的。”——这当然是和“两个不提”直接抵触的。不过，由于你刚才念的小平同志在党代会上重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使我当时也认为：在《红旗》上发表这篇《前言》，应该是不会又惹出什么麻烦的吧。
李：是不是整个情况、政治形势又有了变化呢？
贺：当时还不能这样说。甚至在1986年9月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之后，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仍未见在宣传部门有任何动静。正像《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说：“这个会强调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内容，没有立即得到认真有力的贯彻，对于实际存在的右的错误倾向，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
我当时的心情一方面为中央又有了正式决议而感到高兴，一方面又对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落实感到难以预料。
2.关于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李：可是没过多久，从1986年底到1987年初，整个政治形势就陡然发生了变化。
贺：是啊，1986年底发生了波及不少城市的学潮事件，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2月30日，邓小平同志就学潮问题发表讲话，再一次明确提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出学潮闹事的原因：“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这篇讲话作为1987年中央1号文件下发。紧接着，又以中央2号文件名义下发了邓小平同志1986年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出：“实际的情况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1月28日，中央又发出4号文件《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说：“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否正确地坚持下去，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继承，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以及社会主义的前途。”《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都要重新认真学习十一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统一认识，明确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深远意义，站在斗争的前列。”指出各级党委要“联系政治思想的实际，把这场斗争作为今年的一件大事，团结一致，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领导好和组织好。”《通知》还详细地规定了政策界限，部署了具体的工作步骤。——这样，由中央发动和领导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就开始了。
李：不久就报道了关于胡耀邦的消息：1987年1月1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耀邦同志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会议一致同意他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您是什么时候得知这个消息的？
贺：报上的消息和党内的传达我都是当时就得知的。前边我已经提到过，对耀邦同志一些重大政治原则的失误，其中包括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两个不提”的失误，我深深痛惜；现在中央又批准他辞去总书记职务，我心里更是十分难过。正如中央决议中指出他失误的同时也指出他工作的成绩一样，我在想到他重大失误的同时更想到他的重大贡献。因为我在想到他失误的主观原因之外，不能不想到他的客观环境，想到多年来他所接触的思想战线、特别是文艺战线党内的复杂情况对他的误导、推拉所造成的后果，我不能不在痛惜之中又进一步深思。
中宣部同时也换了部长，在新部长王忍之同志领导下，中宣部领导班子成员，包括我在内，大家确实是精神振奋地按照中央决议，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今年的一件大事”而努力工作的。整个工作的开始阶段还是比较顺利的，也是取得了明显成效的。这主要是中央的决心和直接领导的结果。不仅是直接抓方针政策的制定，而且直接抓了重大的组织措施。继改换总书记之后，接着又调整了中宣部及《人民日报》等重要舆论阵地的领导班子，同时还对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进行了组织处理。比如，对上海的王若望、安徽的方励之等等，分别给予了开除党籍、劝退或留党察看的组织处理。
李：您直接参加了对这些人的处理吗？
贺：当然没有。这是由邓小平同志向中央书记处和中纪委提出，按党的组织生活原则，由他们各人所在单位的党支部讨论通过，经各级党委、纪委批准实施的。我是事后听传达知道的。
李：从正面、又从反面采取的这些组织措施，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贺：是这样。正是中央的正确指导思想和有力的组织措施，有效地推动了这场斗争的开始，中宣部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进行本职工作的，就文艺方面来说，我和文艺局的同志所做的，就是推动文艺部门对中央文件的传达、学习；联系文艺战线的实际，作应有的解释；推动文艺理论批评的开展；有选择地对引起广大群众和文艺界同志强烈不满的错误文艺论点和文艺作品进行批评和争鸣；以及其他有关的许多具体工作，这就不必一一细说了。
我在那个时期的讲话里面，除了强调要坚定地开展这场斗争外，主要讲的就是要注意掌握好政策，不能以“左”反右，不能陷入片面性，更不能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和“双 百”方针对立起来。
李：您在中国文联及其各文艺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党的负责人会议上讲话的时候，发出这样的呼吁：“我们党内的同志，我们大家都提高我们自己吧！都向真理靠近，都向中央精神靠近吧！”
贺：我是很真诚的，是真心实意希望大家都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共同反思工作中的缺点、失误、错误，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在中央文件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还不断重复这样的话：就我个人来说，我的水平、经验、能力都很差，只不过由于偶然，我被安排在这个岗位上来工作了。我和同志们没有任何不同，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我很不够，希望同志们多批评，多帮助我。我是真心希望大家都能在党中央的精神指引下，消除隔阂，团结起来，把党的事业和革命工作干好，为真理而斗争。我还讲过：我个人在这里向各协会党组织、党员同志们发出一个沉痛的呼声，我们应该解决一个尽管一直很困难，现在仍然很困难的问题，就是团结的问题，就是在提高认识、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问题。我还讲：每一个有不同观点的同志，认识上都可能有对的一面，但我们每个人也都应该虚心地看到，我们自己，首先是我自己，掌握的不一定全都是真理。有的人对的较多，有的人对的较少；有的人错的较多，有的人错的较少。因此，在统一认识方面，每个人都有提高的任务。过去有句话，叫“得理不让人”，我们现在应当把这个“不”字去掉，改成“得理要让人”，好不好？
李：您苦口婆心地讲了这么多，效果怎么样呢？
贺：我当时听到的反映是：许多同志很感动，即使是不了解情况甚至观点不同的不少同志，也程度不同地有所同情和理解。但是光年、冯牧等同志反映如何，我直接和间接都还了解不到。
李：贾漫的《诗人贺敬之》书中说，某某某同志这期间曾经在某某正式会议上作过自我批评，这指的是谁？
贺：这是指的张光年同志，这个会就是前边提到过的由中顾委主持召开的党的生活会。
李：您参加了那个生活会吗？开了多久？
贺：这个会是在中顾委书记薄一波同志领导下，由中顾委机关党委书记伍修权同志主持召开的，参加的有外地的宣传文化战线的中顾委委员夏征农、欧阳山同志，在京的与会者有中宣部、中国作协和文联的有关同志。我也参加了。生活会是1987年5月13日开始，一共开了八次，每次半天时间，前后延续了一个半月左右。会前中顾委负责同志明确指出，文学界这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张光年同志负有重要责任。生活会要按照党章规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张光年同志的错误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帮助，以达到提高认识、增进团结的目的。会前曾征求我对他的意见，我表示拥护这样的会议宗旨，同时也提出了我对光年同志的全面的、历史的看法：他在解放前长期从事革命文艺工作，是有显著成绩的，特别是由他作词的《黄河大合唱》，在革命文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解放后的十七年中，他是执行了“左”的路线，在几次政治运动中伤害过一些好同志，发表过不少错误的批判文章，但与此同时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文革”中他也是受打击迫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恢复作协和文学界拨乱反正的工作中，他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希望并且相信，对他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时一定会采取与人为善、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他本人，也一定会正确对待，收到良好效果的。
李：您在会上发言了吗？
贺：没有。我是考虑，他在解放以后长期做过我的领导、上级，我到中宣部工作以后，我们在工作中打交道也比较多，为了对他的尊重，有事都是我上他家里去商量，一度合作得也比较好。现在他对我有了意见，我就更不想在这样一个严肃的场合发言了。我想我们是不是在会下，或者会议之后，个别地交心比较好，摆开了谈，有些事情也可以谈得细一点，深一些，谈的时候，我也要把自己摆进去。
李：很希望您能多介绍一点那次生活会的情况，发言的都有哪些人？有作家协会的人吗？
贺：会议中先后有二十多位同志发言，都是作了充分准备的， 摆事实讲道理地对张光年同志进行了诚恳的批评和帮助。中国作协的唐达成、束沛德、谢永旺，这些多年来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也都发了言。发言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错误态度；支持文学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具体表现；在诬告京西宾馆会议问题上的责任；在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和“两个不提”问题上的责任；不利于党内团结的言行等等。
李：最后张光年在会上作了检讨？
贺：是的，在听了大家的批评之后，张光年同志做了检讨，承认自己有错误，承认自己在一些问题上应该负主要责任。他说：“是否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在这个问题上旗帜不鲜明。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听任它泛滥成灾，破坏了社会主义与改革的大业，我想要维护的文艺界安定团结的局面也就谈不到了。”“我对文艺界自由化的危害性估计不足，是很错误的。近年来文艺界自由化泛滥成灾……”他认为自己在作协“四大”工作中有“重大失误”，“从作协和文学界来说，我应负主要的直接的责任。”他还表示：“有一种对党深深负疚的心情。”
李：对这个检讨的反映如何？
賀：大多数与会同志认为检查得虽然还很不够，并且还有所躲闪，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认了文学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性和“个人负有主要的直接的责任”，这是应该肯定的。会议领导同志就此表示欢迎，同时希望张光年同志进一步深刻反思。我在这时也考虑，是否可以向光年同志提出和他相互交心倾谈。
李：如果能那样，岂不是很好吗？你们谈了吗？谈的结果如何？
贺：很遗憾，根本没谈成。因为没过几天，张光年同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6月9日，他突然向中顾委党委发出了一封反批评的信。信中的内容是指责会前印发给与会同志的一份参阅材料：《中央书记处讨论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工作会议的传达稿》。张光年同志信里说：“《传达稿》这个材料，可能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参加那次书记处会议的习仲勋、胡启立、万里、乔石、郝建秀等领导同志，也都要多多少少对‘两个不提共同负责。这样扩散，不利于党内团结，而且不符合伍修权同志宣布的会议纪律。”信末，他明确了矛头指向，他写道：“这个材料，大概是中宣部提供的。”——我作为与会的中宣部的一员，不禁愕然……
李：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贺：不知道是他又听到了什么，还是谁又给他出了什么主意？反正这封信使大家都很惊讶……生活会结束的时候，伍修权同志作了一个总结，在总结最后，他回答了张光年同志这封信的指责。伍修权同志讲了三点：“第一，《传达稿》这份材料，并不是什么人或者什么部门提供的，恰恰就是作家协会现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唐达成根据张光年同志指示，在作协四大会上传达的原件，根据张光年同志‘都可以传达的指示，当时就已经扩散到全国各地和港澳。第二，生活会上印发这个材料，目的是澄清事实，批评张光年同志违反党的纪律、造成恶劣影响的做法，这是完全正确的，根本不存在所谓‘在会内外重新扩散，不利于党内团结，也同伍修权同志代表党委宣布的纪律不相符合的问题”。伍修权同志说：“张光年同志这样提出问题，是很奇怪的，很不严肃的，希望进行检讨。第三，我要郑重声明：我在生活会开始时就说过： ‘对上边的同志，也只是联系到胡耀邦同志，其他同志就不要联系了，这算是一个限制吧！我们的会，就是这样做的，除涉及到胡耀邦同志外，没有批评任何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希望张光年同志认真思考自己的问题，不要在这里做文章，不要把心用到别的地方。”
李：张光年大概对你还是有疑心。
贺：许多同志都和我一样，感到遗憾，都想不到张光年同志会在这种时候做这样的“文章”，从而使大家对他作检查的诚意不能不产生了疑问，也就不能不担心他是否还会“把心用到别的地方”？
李：还会用到什么地方呢？
贺：当时我想到的只是光年同志恐怕是像以往一样，很难作什么自我批评的，因此反复一下也难免。但很快我就和其他同志一样，觉得没那么简单了。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一段说的：“1987年初展开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由于赵紫阳同志的消极对待，没有坚持进行下去。5月中旬，赵紫阳同志武断地宣布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倾向已经具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等的危险，需要同等的加以反对。这样，斗争就被扭转了方向，一度收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重新泛滥起来。”
李：这一段话听起来好熟悉啊。前边谈“清污”时引过同一本书中的话： “由于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消极对待，未能进行下去，造成了严重后果。”两段话意思不是完全一样的吗？
贺：是啊，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惊人地相似，在三四年时间内，竟完全重演了一遍。这也就是后来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两位党的总书记都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的确如此，两位总书记都是在从积极反“左”到只要反“左”；从消极反右到不要反右；都是不得不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开头应付一下，很快扭转方向，马上引起反弹，使得思想文化部门领导层的右倾错误更加发展，整个政治思想战线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更加泛滥。而坚持改革开放，同时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力量（包括领导干部、群众和理论、新闻、文艺界的好多同志，一再受到打击和伤害。这一次和前一次不同的，只是它的严重后果已不止是“两个不提”造成的思想混乱和全国性学潮，而是产生了1989年的动乱和暴乱。
3.反自由化夭折后离职
李：政治形势的又一次突然变化，对于您个人有哪些影响？
贺：那就是在又一次境内境外对我的造谣中伤之中，正式决定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
李：这中间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贺：以赵紫阳5月13日《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后半部分为信号，转向批所谓“保守倾向”。不久，就着手进行组织处理，把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表现积极的单位改组并调离人员，对中宣部的文艺局长就是这样做的。得到要调离这个文艺局长的命令时，我请部长王忍之同志向上反映：文艺局是我领导的，如果上边认为我们执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中央决定是错了的话，那责任在我，被调走的应该是我，而不是别人。王忍之同志向上反映之后的结果是：说文艺局长不过是正常调动，与别的什么事都无关系，于是正式把文艺局长调走了。过了一段时间，接着就通知我退，理由当然也是正常的：我六十三岁了，年龄过线。
李：那是在什么时间？
贺：1987年12月16日，中央正式发文，免去我中宣部副部长的职务。
李：可是两年之后，您的年龄又增长了两岁，中央却决定要您复出，重新在文化部和中宣部这两个重要的部门担任主要的领导工作，真是风云多变。您个人的政治命运，和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紧紧相联系。这中间又是怎么个过程呢？
贺：1989年“六四”之后，我参加十三届四中全会，因为我虽然已经从中宣部副部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1987年党的十三大时，我仍然被选为中央委员。在这次一年零九个月后的、不平凡的中央会议上，我在小组会上发言，衷心拥护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关于“资產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的论述，同时发表了意见，认为对游行初期群众强烈不满的党风问题和腐化现象必须重视。会议结束后，我是带着虽然兴奋却犹有新忧、痛定思痛而思绪万千的心情离开会场的。
李：你和柯岩一起去北戴河写作，就是在这次会后不久吧？
贺：是，我记得我和柯岩是在秦皇岛和当地驻军一起过的“八一”建军节。是在这之前到的北戴河。
李：您想重新拿起笔来，做一个作家、诗人，过一种比较平静的生活了？
贺：而且我很快就适应了，每天除了和朋友进行一些有关政治时局和百姓情怀的交谈之外，就是看各自带来的书籍和写作材料，柯岩继续她这些年一直没停止过的写作，我则做创作的酝酿，这是我们很久以来一直向往的生活。就我个人来说，我希望并且相信，按自己本来的意愿和兴趣，不要多久，我就能重新捡回我的旧业，写出让人还算看得过去的新作品来的。
李：为什么说捡回？那两年，您不是已经写了不少被人称道的“新古体诗”了吗？
贺：我的意思当然是“老骥伏枥”，希望能写出一点大东西来……
李：但您却又一次没能如愿！
贺：是啊，事情往往总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这样调子的生活还没过几天，突然北京就来了电话，先是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同志打来，告诉我中央决定要我复出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兼部长。接着，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同志也从北京打来同样内容的电话，并通知我中央领导同志要约我谈话，叫我立即返京。
我当然感到突然，思想上难以接受，柯岩更是十分激烈地反对我“再做冯妇”。从此就开始了柯岩嘲讽我的“十二道金牌”的电话“马拉松”。我在电话中向王忍之同志，也向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王维澄同志一再申诉我不愿受命的理由，请他们一定代为转呈中央给予谅解。然后，连夜赶写了一封给中央的信。
这封长信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王忍之、王维澄同志并请转江泽民、李鹏、宋平、李瑞环同志：
王维澄同志通知我说，中央已发文任命我为文化部党组书记，并建议人大常委会批准我任文化部长。对此，我完全没有精神准备，事先也没有听到负责同志和我谈过。根据我对文化战线情况的了解和对我自身條件的认识，我认为我不适合担任这一工作，建议中央重新考虑这一决定。理由如下：
一、我再过三个月就满六十五岁了，身体也不是很好。我希望组织上允许我在有限的余年做一点我力所能及的文艺创作和研究工作。
二、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许多年来，国内外的敌对分子和文艺界搞自由化的人，对我和其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方向的同志制造了许多谣言，不断进行人身攻击（其矛头当然是针对中央的正确方针，不是针对哪一个人的）。现 在，中央工作组刚刚进入文化部和中央一级的文艺团体，中央对文艺战线的许多重大的思想是非和组织是非还未进行澄清。在这个时候，文化界的干部和群众必然会有一些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由我去代替一位比我年轻的原任部长？这样，就会给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以制造新的谣言和新的鼓噪的可乘之机，这对工作是很不利的。
三、十几年的事实说明，思想文化战线工作的首要问题是，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还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党中央的领导，现在赵紫阳同志的问题虽然初步揭开……此外，文艺界的广大同志都知道，也还有另外的个别中央领导同志是不赞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他们在文艺界有广泛联系和重大影响，不仅过去是、到现在仍然是被搞自由化的人看成并公开说出是他们的希望和靠山。虽然我对这个别的中央领导同志无任何个人成见，对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功绩也是钦佩的，但由于在文艺战线要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原则问题上看法和他们不同，我过去没有，今后也不大可能使这些领导同志满意。鉴于以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几次夭折的教训，在文艺界大家都知道上边实际上过去有两种声音，今天仍有不同的看法的情况下，派我或者别的一两个坚持反对资 产阶级自由化的同志去一两个具体单位任职，是无法改变这种复杂局面的。不仅不可能在文艺界真正贯彻中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而且难免再出现反复，致使一批同志再次受到打击，资产阶级自由化重占上风。
我作为受党多年教育的一名共产党员，谨在此向中央诚恳地汇报上述情况，说出自己的看法。当否，请予批评指示。
信末写明日期是1989年8月3日。为了尽快把信送到，柯岩建议当天返回石家庄的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周申明同志绕道北京，直接把信交给王忍之同志转呈中央。我和周申明同志都同意，就这样做了。
李：中央是怎么答复您的呢？
贺：几天后，王忍之同志从北京来电话，说信已转呈，但中央领导同志要我回京面谈。我再次请王忍之同志转代我再次请求中央俯允我的要求，并同意我暂不回京。但很快给我的答复是：必须马上回去，这是命令。不然中宣部就要派车来拉我回去。这样，我就只好和柯岩匆匆返京，准备面见和我谈话的中央领导时，再当面申诉我不愿受命的理由。
接着，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孟良昆同志先来我家，正式通知我，中央政治局会议《纪要》上关于任命我担任文化部长和党组书记的决定，并告诉我：由于原任部长在动乱暴乱气候下的各种表现，已不适合再任原职。考虑到国内外诸种因素，以本人要求提出辞职为好。并告诉我中央组织部也已告知本人。
与此同时，分工管组织工作的中央常委宋平同志找我谈话，不同意我提出的不愿受命的理由，说中央已经决定，不能改变，希望我作为一名老党员，延安出来的老同志，一定要服从组织决定。1989年9月6日，中央正式发文，任命我为文化部党组书记、代部长，并同时再次任命我为中宣部副部长。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服从中央决定，但我仍提出请求：希望这只是一个短期的过渡，请求中央尽快选择更合适的年轻的同志上来。
4.复出到二次离职
李：在这种时候，您又重新披挂上阵，可以说是临危受命了！
贺：不能说是“临危受命”，因为那样的“危”已经过去了，党和国家的情况有了新的转机。此时再遇到的“危”总是小多了，或者说有的“危”也暂在隐伏状态。从国际上说——我是指国际共运，空前的大“危”还没有马上出现在眼前。就个人身处其中的思想文化战线来说，暂时也不会像“两个不提”“三宽”那些年那样风疾雨骤了。当然，其实风雨一点也没有平息，大体和我在北戴河上呈中央的那封信中设想的一样，工作确实是很困难的。
李：不说“临危受命”，至少也是“迎难而上”吧？您在一个敏感的时期，又重新出现在一个敏感的位置上，面临着复杂的局面。这是您一生政治生涯中的又一段重要的经历。
贺：我先说一句：这段时间不长，从1989年9月到任，到1991年底住院病休，总共只有两年半的样子。我们怎么谈？我想是不是这样：一、这段时间内的工作情况大部分已见诸媒体。我的思想情况大部分反映在我主持起草的正式文件和我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可以不再重说。二、这段时间的工作是有一些成绩的，其中自然也有我的努力，但主要是中央的领导和文化战线广大干部、群众的劳动。这不是套话。至于我的缺点和不足，希望你们当面或以后批评帮助。这里也不多说了。三、这段时间内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困难仍然是和前些年一样的，虽然表现方式或某些细节略有不同，实质上还是过去就不断重复的再次重复。因此虽然需要提到，但也不必细说。四、也有一些问题和情况，从大局出发，目前还不宜述说，这一点你们一定理解并会谅解的。这样，我们的谈话是否改变一下方式？
李：那就采取一开始咱们说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吧！
贺：主要的是“则短”吧，你问的尽量简要，我回答得尽量简明，如何？
李：好的。您这一次复出，感觉面临的主要矛盾，或者主要困难是什么？
贺：还是反倾向斗争问题，具体说就是还要不要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六四”之后，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的讲话中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对立”的论述，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中提出当前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与斗争。可是很快，新上来的“权力话语”对宣传文化战线提出的却是“一手抓扫黄，一手抓繁荣”。抓繁荣当然是对的，扫黄当然也是应当抓的；可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没有了。我上班的第一天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严峻的形势。既然非叫我干，我又从来不是个支应差使的人，就不得不反复思考这个重大命题了。对公报提出的“当前重要任务”，又是我们这条战线的本职工作，视而不见或装聋作哑都是不负责任的。可究竟怎样办好呢？我思来想去，最后在文化部党组会和中宣部部务会议上建议：是否用“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榮”来具体指导工作？“整顿”这个提法是小平同志刚刚在一次谈话中提到的。抓整顿包括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抓整顿可以包括扫黄在内，而只提扫黄，就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丢掉了。经讨论，大家一致同意；但向上汇报后，却没有得到什么反应。
李：后来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用了“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提法。
贺：是呀，所以我也就在讲话和文章中都正式这样提了。正是因为这样，就使得我一开始工作就碰上了不小的困难。
李：以后呢？
贺：以后我就把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了，这当然就使我更进一步迈人了困难的境地。不久，一批打着反“左”旗号的文章、小册子和访谈录之类连续出现，把原本是中央的正确决策和包括文艺战线在内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言论和行动，一律当作极左大批特批。不仅在境外炒得沸沸扬扬，境内的媒体也连续鼓吹和宣扬。
李：关于“主旋律”和“多样化”的提法，也在这个时候遇到了麻烦吗？
贺：是的，要有“主旋律”，同时也要有多样化，这是关于指导文艺工作的方针性问题。这个提法是在文艺工作者中逐渐形成的。1990年初，由我主持的一份公开发表的关于繁荣创作的正式文件中，把这个提法写了进去。1991年底，文艺界有人歪曲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要发动一个所谓反“左”大行动，就把“主旋律”和“多样化”这个提法当做“文艺新形势下的极‘左表现”加以批判，在一些半公开的场合歪曲事实，直接点出：“贺敬之搞出这个口号，就是要否定‘双百方针。”
李：又是“左”和右的问题。看来您又要像过去一样，被当做所谓“左”的主要靶子，痛加攻击了。您是注定摆脱不掉“左”和右这两个政治概念了。
贺：是的，再一次地重复了过去，只是变本加厉了。尽管我仍然是像过去一样讲两个基本点，讲两条战线斗争，讲不能以“左”反右，不能以私反右，讲团结，讲爱护文艺队伍……但仍然要被一些人硬当做“左”的主要靶子，从境内到境外用更凶猛、更荒谬的谣言加以攻击；与此同时，也像过去一样，和我相同或相近观点的，包括素不相识的许多同志，也被直接间接地与我拴在一起，受到排斥和伤害。我当然知道，这是那些人斗争的需要和一贯的手法。本来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必须付出代价的，无数前辈已经为信仰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仍然相信：时间和历史最终会证明一切。
李：在这种情况下，1987年反自由化时受到批评或组织处理的那些人，又要对你兴师问罪了吧？
贺：一点没错。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受到组织处理的人很少。由于这场斗争半途而废，使得受到处理的人中多数在1989年的风波中重犯错误，或干脆成了动乱精英。这些人在这段时间内，反攻倒算的情绪高涨是必然的。但是，由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特别是平息暴乱的正义性和广大群众的人心所向，加上中央对清查清理工作的政策规定在有关单位得到认真贯彻，因此，涉及到的人员大多数表现是好的。不过，也确有少数人要为自己的错误翻案，甚至要翻“六四”平暴的案。其中，文艺界自然不会风平浪静，个别人为了同样的目的，歪曲事实、张冠李戴地用各种方法对我个人进行人身攻击。这你们大概也是知道的。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必须努力解决前边说的那些重大原则分歧造成的困难，相比之下，对我个人的造谣中伤也就顾不上去管它了。
李：您真的多难啊！就是这样一直工作到住进医院吗？
贺：是，1991年底，我在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作过主旨报告后不几天，就被宣布为“绝症患者”躺在医院病床上等待手术了。也就是柯岩和她的抗癌明星朋友们正在和医院协商、共同为我制定了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苏联解体、红旗落地的消息……
李：对于你们这样的老同志，老战友，老夫妻，这一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消息，当时你们想的是什么？谈的又是什么呢？
贺：一起面对着远在万里之外那面落地的红旗，又一起面对着近在咫尺天安门广场上正在飘扬的红旗，你一定想象得出：我们想的是什么，谈的又会是什么……向来不失眠的我，那几天几乎是彻夜地难以合眼。我眼前总像是流着延河的水，流着黄河的水，情不自禁地低声哼唱着《白毛女》，又哼唱着《黄河大合唱》……你会设想到，我想的是什么。在当时，在此后许多年，直到将近耄耋之年的今天，你可以设想，我想的最多、最强烈、最长久的是什么……
李：是的，从当时到现在，我完全能够想象到您想的是什么。在我们的访谈开始的时候，我说过，您在我心中就是一个革命诗人的形象；现在，我们的访问就要结束了，我想说，我对您的认识，最深刻的是两句话：坚定的信仰，执著的追求。通过采访谈话，使我更进一步增加了对您的认识和理解。我觉得，坚定的信仰和执著的追求，对于一个党员干部来说，是必须具备的素质。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种难得的品质，是一种崇高的境界。可惜真正具备这种素质的干部，还是太少了。
贺：不，不对。像我这样的，比我强得多的同志、文艺工作者、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是很多的。你对我的过奖实在不敢当。我这一生为党、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而缺点错误很多。我唯一自信的只是：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后，都不会改变初衷。
在结束我们的对谈时，我念两首我当时在病床上有感、后来写成的新古体诗中的几句，以表示你对我激励的感谢吧：
三生石上笑挺身，又逢生日说转轮；
百世千劫仍是我，赤心赤旗赤县民。
……无须问我，鬓侵雪，岁几何？
料相知，不计余年，此心如昨……
2003年10月
（全文完）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