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仁青

　　至今，我依然记得那一天的情景。

　　那是10年前的夏天，我去了青海三江源区的泽库草原，那里的海拔近4000米。

　　那一天，我们坐在离泽库县城不远的一片草滩上，草滩上搭了几顶花帐篷，不远处，还有一顶黑帐篷。这是县上设立的一个草原风情旅游点。朋友们正在其中一顶花帐篷里喝酒吃肉，他们用藏语猜拳行令的声音和忽然响起的酒歌不断传出帐篷。我侧脸看着花帐篷上绣织的吉祥八宝图案。图案绣织得过于夸张，与牧民家里平常见到的那些图案相比，显得过于硕大而华丽。我知道这是为了旅游的需要，是刻意放大了的民俗，那种讨好和炫耀的意味显而易见。而不远处的黑帐篷，却反而很简陋，用几根比大拇指稍粗一点的弱不禁风的木头杆子搭成。微风不断走过草原，黑帐篷在风中摇摇欲坠。花帐篷与黑帐篷之间形成的这种强烈的反差，我猜测同样是为了旅游的需要，让那些远道而来的游客看完花帐篷之后再去看黑帐篷，高原牧民在这高寒的草原上生活的艰辛也就不言而喻地显露了出来，有点故意哭穷，赚取别人同情的味道。我心里不禁有些感叹，我看到了在强大的物质文明面前，原生态的传统文化的畸形变异。

　　花帐篷里摆放着藏式的矮脚四方木桌和藏式卡垫，所以花帐篷除了观赏之用，还可以接待客人，而黑帐篷里却空空如也，看来它完全是个摆设，为的就是让别人看看。

　　我刚刚认识的朋友公保南杰走出帐篷叫我一起去喝酒，他看到我拿着照相机正对着一簇黄色的野花按快门，便走过来静静守候在一边。他告诉我，我正在拍摄的这种野花名叫梅朵赛琼。他的一句话，却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于是我让他跟我一起去辨认草原上的野花，看谁认识的野花多。那一天，我和公保南杰走在花帐篷和黑帐篷附近的草原上，不断走向一簇簇野花，停下来，看谁抢先说出一朵朵野花的名字。一种遥远的亲切感被唤醒了，我有一种恍若回到了童年故乡的感觉。

　　就这样，我和公保南杰一如草原上两个懵懂而又充满好奇心的顽童，从一种野花走向另一种野花，就像是在一一叩访一个个藏身于山野之中的高人雅士。我还拿出记事本，把这一个个花名郑重地记了下来：吉嚓梅朵、然玛嫩玛、嘉沃剑、梅朵嘎布、赛吉括洛……

　　这些久违的名字就这样以艳丽的色彩和扑鼻的芬芳重新走来，时间开始迅速后退，退到了我的童年时代，退到了我那业已消失了的、废墟上的故乡。

　　我的故乡叫铁卜加，海拔高度同样是近4000米，地貌和植物分布与泽库草原几乎一模一样。我一直不知道铁卜加这个汉语谐音的地名是什么意思，在一篇描述故乡的文字里，我还大胆推断这是吐谷浑语，因为我的故乡曾经是中国历史上存国时间最长的少数民族国家吐谷浑王朝的领地，伏俟城遗址作为这个已经覆灭了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象征，依然耸立在我的故乡，在激荡的风雨中沉默不语。这座伏俟城，使我的故乡显得很有深度。

　　那一天，就在泽库草原上，我却听到了一个关于我故乡地名的藏语解释。公保南杰告诉我，铁卜加是一种丝绸的名字，意思是“一百只大拇指”。他的解释令我激动不已，因为故乡正是处在古丝绸之路南线的要道上，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驿站，故乡被以一种丝绸的名字命名，理所当然。而我更在意的，是我的故乡地名中所蕴含的意义。“一百只大拇指”，我认为这是一句诗句，是对故乡的最高赞美，手法夸张，情真意切，诗歌采用了高原民族最为传统的赞美方式，那就是伸出大拇指，并且是一百只大拇指！

　　人们常说，文学是一种境界。于是我就时常想，如果把所谓的境界还原成一种具体的意象，那么它所呈现出来的样子，一定是故乡的样子。

　　我的文字，似乎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的故乡。那片永远被美丽和梦幻围拢着的草原，寂静地仰卧在青海湖畔的一隅，那里是我的生命出发的地方，是我童年梦想最温暖的栖息之地。

　　那时候，仓央嘉措的诗歌还没有像前些年那样成为一种流行，成为男女爱情的鸡汤，因此也没有流俗成为一种被人们造假和仿写的网络名片。很少有人问津，他的名字和他的诗歌，或许只有藏学界或者藏传佛教界的少数人知道。而我有幸在那时候读到了他的诗，藏文原文，干净、简约的表述，与我当时接触到的藏文诗律学和辞藻学所提倡的对装饰性的强调大相径庭。或许就是这种不事雕饰的干净和簡约吸引了我，我开始在有限的范围内搜罗他的诗歌，于是，我手中便有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的《仓央嘉措情歌集》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仓央嘉措情歌研究资料汇编》。 我痴迷、流连于他的诗歌之中，这两本书被我翻阅了不知多少次，每一张纸页上都浸润着我的汗渍我的气息。

　　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在阅读他的诗歌时的一个发现，抑或是一种感悟吧——那些直白得一如出自质朴的牧民之口的语言，却表达着诗人内心极端的纠结：精神与世俗、爱情与信仰，就那样交错于他的文字之中，那种撕心裂肺的痛，那种无可奈何的怨，使得书写着他的诗歌的那些纸页，似是浸泡在一种心绪之中， 散发着一种隐忍的悲苦的光泽。在这一切的背后，却也隐藏着些许的甜美，那甜美来自于诗人的故乡。当诗人那颗敏感多情的诗心在不断的纠结和错乱中，变得无着无落的时候，故乡便带着些微的水汽出现在他眼前。门隅，这样一个词汇也就会出现在他的诗歌里，似是镶嵌在他的诗歌中一枚温润的玉。我猜测，诗人每每写下这两个字，他的内心会有一种柔情渐次化开，慢慢地，让他暂时忘却悲苦和烦恼，从那么多的纠结中走出来，喘一口气。门隅，这是诗人的故乡，意思是门巴人的老家。这位门巴族的少年，就这样让自己的故乡成为他内心的一种温暖、一种慰藉。偶尔，让自己的心超越了一切，在想象与怀念中，短暂地飞翔在自己故乡的上空。

　　可以说，这是我关于文学与故乡关系的一种认知，从那时候起，我隐约看到了存在于故乡与个人之间的隐秘因缘，并且由此使文学获得某种个人独特气质的可能的确凿证据。我之于铁卜加，就像是仓央嘉措之于门隅一样，只有从这里出发，笔下的文字才会鲜活起来，才会带着脉脉的温情，有着安逸和甜美，有着梦的成分。

　　故乡对一个人还有着极强的塑造能力，它就像是一个性情有些执拗的唐卡大师，以它的喜好甚至偏执勾勒、绘制着每一个人。它以它足够的耐心，从每个人的肌肤的纹开始，从每一根发丝开始，一笔一划地画出一个个与众不同的人，让他特立独行。我们也几乎从每一个人身上，轻而易举地可以看到故乡在塑造他的时候，留在他身上、心上的线条、色彩，甚至些微的笔误。从他的身体、语言、气息里，感知到隐身于他的背后的绘塑大师——故乡。

　　故乡把每个人的一小部分，很小很小的一小部分寄存在了它那里，让一个人只有回到故乡的时候，才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自己。因此，每一个人都有着思乡情结，回家也就成了每一个离开故乡的人在一生中不断要完成的一项使命。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一个词叫落叶归根，说的便是一种人生企图，企图一种终极目标的完成，一种完美理想的实现。

　　记得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走出故乡到当时的公社寄宿小学去读书，成为故乡唯一一个在公社读书的孩子。离家远，小小的我只能留住在公社里，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每每熬到星期六学校放假，我就兴奋得有些魂不守舍。回家，那是多么欢愉，多么令人激动的事情啊！孤独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幼小的心灵已经深深体悟了什么叫归心似箭。现在想来，那时候，回家就是我孤苦的求学之路上对我的最高奖赏。

　　10年前，第一次为对我来说有着知遇之恩的《芳草》杂志写创作谈时，我便写了一篇叫《文学：故乡的赞美诗》的文字，表达了我上述的这些意思。如今，10年过去，当我梳理和检点我之于文学的这种认知的时候，我依然相信它在逻辑上的科学性，我甚至确信，它关乎文学的异质性，关乎如今被我们不断提倡讲好“中国故事”。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当我知道写出的文字可以投递给报刊杂志，就把我的一些文字装进信封寄到那些我从未涉足过的城市，我几乎并没有遇到像许多文学青年所遇到的诸如“石沉大海”、“一去不复返”（经常在一些热爱文学的朋友介绍自己文学经历的文字里看到）之类的事情。第一次，当我把我用藏文写成的一篇短文寄给一家藏文报社，不几天就接到了编辑给我打来的电话，接着，这篇现在看来也就是一则幽默的短文出现在了这张报纸的副刊上。这篇短文的题目是《良药》，写的是故乡的一位老人到城里医院看病的事情，隐约流露了我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工业文明面前出现的变异的担忧和顾虑，这也似乎成了我以后的文字中的一种不变的感叹。有时候我也想，我对故乡的那份挚爱，或许就是对一种传统文化的固守，故乡显然在我的文字中被美化诗化了。

　　我的第一篇汉文作品发表在《西宁报》（《西宁晚报》前身）上，编辑是当今诗坛中赫赫有名的唐燎原先生。他叫我到他的办公室，给我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接着，这篇文字很快就出现在了报纸上。这是一篇不到千字的小小说，题目叫《演员》，写的是一个耿直憨厚的牧民被一个电影剧组所骗，无意中成为一名冒险的替身演员的故事。故事是从这位牧民一直梦想成为电影明星的女儿开始讲述的，依然是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碰撞的故事，依然是对那种被我美化诗化了的田园牧歌似的景画会遭到破坏的担忧和顾虑。

　　记得十几年前，我给《西藏文学》寄去一个短篇小说，结果收到了当时担任该杂志主编的色波先生的来信。他对我的小说大加赞赏，并且约我在一月内再给他寄去几篇小说，他要给我编发一个个人专辑。这在当时，对我这样一个刚刚开始写作的人来说，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记得当时，除了寄去的那篇小说，我手上没有一个已经完稿的东西，但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从收到信的当天晚上开始，便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创作，但终因时间不够，这个专辑没有编发出来。当我把用一个月时间写下的一个不到一万字的短篇寄给色波先生，他主编的《西藏文学》便以头题的位置刊发了这篇小说。

　　这篇小说题目是《失去家园》，写的是在现代工业文明背景下逐渐加速的草原沙化给故乡的牧民生活带来的毁灭性的打击。小说中我还写到了一个面对草原上的沙丘大声叫好的摄影师。现在回头再看这篇小说，我依然看到了我那美丽却又脆弱的故乡。

　　也是在十几年前，《中华文学选刊》选发了我发表在《西藏文学》（因为色波先生的原因，我对《西藏文学》情有独钟，喜欢把作品寄给这个杂志，但至今我也没见过色波先生）上的一个短篇小说《情歌》，讲述了一个久居寺庙的喇嘛兴冲冲回家探亲的故事，走在回家之路上的喇嘛身上自然有了我本人的影子。为了得到我的创作简介，《中华文学选刊》煞费苦心，他们不知道我的地址，甚至不知道我是哪个省的，而《西藏文学》编发我那个短篇的编辑当时也去了北京，于是他们采用了类似“海选”的办法——先后给西藏、甘肃、青海等好几个有藏族生活的省区联系，希望得到我的地址，他们判断我所在省区的唯一依据来自我的小说——我写的是藏族题材。

　　诸如此类的事情感动着我，使我不能放下手中的笔。

　　十几年前，《芳草》杂志在同一年为我编发两期个人作品特辑，这样的厚待，可能也就被我撞上了。著名作家、主编刘醒龙先生更是赞叹我的小说有着“天籁般的人性”。我想，人性是文学对人的塑造，那么，天籁则是故乡山水赐予的造化。而所有这一切，让我更加坚信，我从故乡的铁卜加起步的文学之旅，将永远带着故乡原野的气息，“以及青海湖、草尖上的霜花、和一个拥有了望远镜的孩子，发出自己的声音。”

　　好吧，现在需要简单说说我的故乡。除了我上面提及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是吐谷浑古国的遗址，它身处青海湖畔，青海湖的水气和传说永远氤氲在这里。这里是出土过大量古丝绸的吐蕃大墓的延伸地帶——小时候，那些挂在芨芨草上随风飘舞、被家里的大人称为“裹尸布”而不让我们靠近的碎布条，后来我才发现那是在文武黑市上方寸大小便可以获取几十万元意外之财的古丝绸。这里世居着藏族、蒙古族牧民，这里也以故乡才有的胸怀接纳了汉族、回族、土族、撒拉族等众多民族。这里游牧与农耕文明交错，在这里，能听到“花儿”的哀怨，也能听到“拉伊”的悠扬。我在这里长大，在我的肌理和发丝间散发出的体味，便有着这片故乡的气息。如今，我出生的小牧村已经是一片废墟，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它的思念，如今，它在我的思念和想象里变得更加丰盈，有着难以比拟的大美。

　　新近读了谢有顺先生写的一篇文字，恰好谈及文学与故乡的话题。在这篇文章里，作者罗列了那些一直在书写故乡，最终被故乡塑造成为一代大师的中外作家和他们的故乡——鲁迅笔下的鲁镇、未庄，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韩少功笔下的马桥，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史铁生笔下的地坛，福克纳笔下那个像邮票一样大小的故乡，或者马尔克斯笔下的那个小镇……把这段文字抄录在这里，也是为了给自己关于故乡与文学的认知一个佐证吧。在这篇文字里，谢有顺先生用了两个词来描述故乡：“发源地”、“根据地”。“发源地”，让我想到了巴颜喀拉山北麓那条叫约古宗列的涓涓细流之于黄河，正是它汩汩的泉眼成就了黄河的伟大；而“根据地”这个词汇，却是给了我一种蓄势待发、奔赴文学沙场的激励和热情。

　　公保南杰是泽库草原上一个民间歌舞团的负责人。那一天，在泽库草原上那顶花帐篷里，当在大家酒酣耳热之际，他叫来一位刚刚走出草原的藏族女歌手为大家献歌，女歌手右手举杯，用左手微微遮掩着自己的嘴，唱起了一首高亢悠扬的酒歌：

　　世上恩重如山的

　　是我可爱的羊儿

　　它用皮毛温暖了我

　　它用血肉喂养了我

　　除了可爱的羊儿

　　我还需要感激谁

　　世上恩重如山的

　　是我饱满的青稞

　　它用糌粑强壮了我

　　它用美酒沉醉了我

　　除了饱满的青稞

　　我还需要感激谁

　　我也记得当我听完这首歌之后，在给女歌手以热烈的掌声之后的沉思。在这里，羊儿和青稞，都是故乡的同义词。故乡也有其他的同义词——如果不断扩展故乡的外延，那么，故乡的同义词是祖国，如果不断探向故乡的内核，那么，故乡的同义词是母腹。那一天，我在歌声中陶醉，就像我沉醉在故乡的怀抱之中，陶醉在文学创作的欢愉和痛苦之中，因为我从歌声中听到了对故乡的最真诚最朴素的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