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兵

　　摘要: 文章阐述梅、兰、竹、菊“四君子”题材始终伴随着中国花鸟画的发展。这不仅是由于“四君子”本身的自然属性而呈现出的一种自然美,更重要的是古人把一种人格力量、文化内涵注入到“四君子”之中,最终“四君子”成为古人托物言志,寓兴自我,展示高洁品格的绝佳题材。

　　关键词:花鸟画 ;“四君子” ;人格化 ;美学

　　中国绘画史,花鸟画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以其独特的寓意象征性,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观察世界、表达感情的思维方式,即天人合一、物我贯通的哲学思想理念。在众多的花鸟绘画中,梅、兰、竹、菊(四君子)是经常表现的题材。历代文人墨客不断颂咏描绘,使之历经千余年而常画不衰。“四君子”题材入画的时间现在难以查证,但基本上是在宋代独立成科,到元代文人画兴盛时期开始流行起来,明清两朝花鸟画开始勃兴,“四君子”题材的繁盛则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古人为何如此钟情于“四君子”题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国花鸟画的美学特征及花鸟画的寓意和象征性。

　　一、中国花鸟画的美学特征

　　花鸟画起始的具体时间,很难断言。任何绘画的起源很难划定一条界限,也很难说某某创立,民间艺术对花鸟画的影响不能说不大,无名的民间艺人也不能说无功。而且石刻、画像石、青铜器、漆画、壁画自原始时代起已有大量的花鸟画。可以说花鸟画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形式因素也是相当复杂的。花鸟画的概念,只是与人物画、山水画相对而言的。除了人物画、山水画的形式之外,一切独立表现的生物形象,如飞禽、走兽、虫鱼、花草……都是属于花鸟画的范畴,当然还包括一水、一石、一木、器物之类。

　　在花鸟画中,客观对象的生命信息居于明显的主导地位,而在借物抒情的花鸟画中,作者主体的生命信息则居于明显的主导地位。元僧觉隐说:“吾尝以喜怒之情的兰与竹。倪云林是不管似芦似麻,只写胸中逸气。郑板桥则将竹声引喻为民间疾苦声,文与可的其身与竹化等等。这里,自然之竹的生命信息,已被主体的生命信息所吸收,所融化,所改变,而成为逸气借以抒发的媒介,其中无不包含着自然对象和作者自身这两种生命的信息,都表现了一种对艺术的一往情深的真诚,正是这种真诚,才将对象的生命和精神与自己的人格和生命融入其中,达到既超越于物也超越于我的妙语自然,物我两忘的境界。

　　在中国花鸟画中,往往将自然人格化,如梅兰竹菊象征着人们的崇高品格化身。人们从自然生活体验中,发现了这些坚强美好的品性,从审美的意义上说,它不但超出自然美的范畴,而且也超出艺术美的范畴,上升到人生哲理的高度了。“荷花己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中国花鸟画由于诗的介入而使画中的生命信息量极大地丰富了。正如歌德所说,“在艺术和这里价格确定是一切”。花鸟画是自然与自我生命的升华。唐代张璪云:“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化是自然的生命,心源是自我的生命,二者的信息量是丰富的、无限的。中国花鸟画审美层次的高低和审美价值的大小,是与其所含两种信息量的多少、强弱和品格密切相关的。

　　二、中国花鸟画的寓意与象征性

　　艺术形式是生命信息的载体,因此,要能充分传达生命的信息,就应在绘画观念不断发展的同时,不断地研究艺术形式,探索艺术语言以及表现技法。这种对载体的研究发展,一定能给生命信息的传达带来更大空间。

　　借景抒情,托物寄意,是中国传统花鸟画重要的表现形式和美学思想的体现。所谓象征性,就是作者缓过移情赋予自然物以人的品格,来表达作者主观的思想感情与精神追求,从而达到情与景谐、意与景浑的境界。这种精神境界是通过所表现物体的象征性来体现的。如传统象征君子的梅、兰、竹、菊的自然品格来象征四种高尚的人格,达到人格化的象征意义。再如松鹤延年这一传统题材更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松柏在中国人的眼里历来被看作是万古长青的象征。仙鹤被沈誉为长寿的代表。人们将松鹤这两种不同生存环境,互不相属的东西,通过意象的有机联系,完美的组合在一起,象征长寿,给人们以良好的祝愿。如此象征的题材在传统艺术中是很多的。因此,象征性这一重要而特殊的表现形式和方法,在花鸟画形象的塑造上是不可缺少的。艺术实践证明,只能通过移情使自然物人格化,生命化,才能突出作品的象征寓意,使作品更加传神动人。

　　花鸟画的目的性,不是为了表达对象,或者说“对象”不再是画家一生刻苦追求的东西,他们追求的是哲学上、美学上或思想境界、情感上得到启迪的抽象形态。所以说:画竹,并不是竹子;画兰,并不是兰花;画石,并不是石头;画鸟并不是飞禽。所以花鸟画中常常和“四君子”、岁寒三友(松、竹、梅)联系在一起,被赋予了艺术生命。花鸟画中物象转化的作用,进一步证明中国花鸟画不是为直接表现对象而画对象。因此,“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形式逼真”都是中国美学所反对的。中国花鸟画所表现的都是人的思想感情、人的哲理、人的审美价值,这才是它的目的性。

　　三、“四君子”题材的人格化表现

　　“花欲言,鸟欲语”这是中国花鸟画在艺术上的人格化表现。

　　花鸟画如此注重梅、兰、竹、菊“四君子”题材的表现,有它的历史原因。

　　从东晋到隋是人物画兴盛的时期,从唐、五代到宋是山水、花鸟画兴盛的时期,特别是工笔花鸟画在宋代达到第一个高峰。所以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说:“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今。”他的“古”是指唐以前,“近”是指五代以后。他的这个论断,基本反映了绘画在当时的发展情况。到元代工笔花鸟画无起色,写意花鸟画有所发展,特别是墨竹,盛行一时。在当时特殊社会条件下,绘画没有像戏曲那样惊天动地的发展,因为画家采用了不合作的消极态度,隐避不仕,将画竹人格化,“有节”“不屈”斗“风霜”“高风亮节”是当时的主题。所谓“四君子”即梅兰竹菊,因画家以其表现气节,身价甚高,画竹讲“节”;画梅讲“骨”;画菊讲“傲”(霜);画兰讲“清”(高),其香独秀,不与他人为伍。

　　明代“四君子”画有所发展,把梅兰竹菊提到了重要地位。梅花抗严寒,不怕风雪,有宁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之志;竹、兰清香,不落凡俗;菊花傲霜,“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菊花枯黄也不落叶,老死不变。古人既以“诗言志”,也以“画言志”,画梅兰竹菊就成为文人的时尚。

　　到了清代,民族矛盾激化,“四君子”画掀起了高潮。中国花鸟画的对象,已经不是自然景物的模写,而是人格化达到了极致。如,郑板桥画兰竹五十余年,留下了大量有关竹子的题画诗记,提出了经典传世的不朽名论,即“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他的作品存世较多,自清代以来,被世人行家所叹服,成为“人争之宝”的珍品。“四君子”是民族正义、道德品性、感情理想的象征。因此我们不能低估了“四君子”人格化的教育作用。

　　梅,枝干苍老虬曲,能在冬天寒冷中开花,表达一种在严酷的环境条件下坚守信念的顽强精神。

　　兰,生于幽谷无人之处,没有鲜艳招摇的颜色,而有幽香,表达不求闻达,在隐居中独守情操的高雅精神。

　　竹,未曾出土先有节,至凌云处尚虚心,宁折不弯,表达士人行为上的品质、操守,谦虚而刚毅的精神。

　　菊,于深秋百花凋落时,还可以傲霜雪而开放,即使枯干残败犹有抱霜枝,表达士人在困难来临时的勇敢精神。

　　梅兰竹菊四君子,千百年来以其清雅淡泊的品质,一直为世人所钟爱,成为一种人格品性的文化象征,这虽然是自身的本性使然,但亦与历代的文人墨客、隐逸君子的赏识推崇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梅、兰、竹、菊“四君子”题材始终伴随着中国花鸟画的发展。究其原因,这里映衬出的不仅是由于“四君子”本身的自然属性而呈现出的一种自然美,更重要的是古人把一种人格力量,一种道德的情操和文化的内涵注入到“四君子”之中,通过“四君子”寄托理想,实现自我价值观念和人格追求,最终“四君子”成为古人托物言志,寓兴自我,展示高洁品格的绝佳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