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玲

　　摘要：陶渊明一生充满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对鸟的吟咏与歌颂贯穿陶渊明诗歌创作的全部过程，他笔下的“飞鸟”形象陪衬、渲染、烘托着诗人的主观情感，充分展示了他的内心世界，清晰完整地勾勒出诗人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陶诗中一再出现的归鸟意象，启示着现代社会关注人的精神世界，构建美好的精神家园，实现对现实异化的超越。

　　关键词:陶渊明；诗歌；鸟意象；心路历程；现实启示

　　叶朗说，中国传统美学的中心范畴是“意象”，中国传统的审美活动就是要在物理世界之外建构一个意象世界，即“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通过宇宙来走向整体思考。[1]诗的意象带有强烈的个性特点，最能体现诗人的风格。在现存的122首陶诗中，写到鸟的多达38首，可见鸟是陶渊明诗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

　　陶渊明一生充满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既表现为出仕与归隐的反复，也表现为归隐以后内心的苦闷与愤懑。对鸟的吟咏与歌颂贯穿陶渊明诗歌创作的全部过程，他笔下的“飞鸟”形象陪衬、渲染、烘托着诗人的主观情感，充分展示了他的内心世界，清晰完整地勾勒出诗人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

　　一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杂诗》其五）[2]陶渊明在青少年时代就充满了“大济苍生”的理想，诗人犹如翱翔的飞鸟背负猛志超越四海，憧憬着在浩浩太空高洁地自由颉颃，充分显示了诗人“少时壮且厉”（《拟古》其八）的乐观奋发的豪情和爽侠气魄。如果说这种“志”还主要是年轻人血气方刚常有的意气的话，那么，他踏上仕途的主要原因是家庭的薰陶和所受教育的影响。

　　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然而，东晋社会讲究世族与门第，陶侃是少数民族出身靠武功搏得高位，和正统的中原汉族大姓相比，作为夷狄后代的陶氏家族终属“望非世族”，在以门第和名望是举的东晋，实在是入不了高门大族之列。陶渊明的祖辈和父辈承袭陶侃的余荫做过官，但他们这一家的政治地位在一代一代地向下降，到陶渊明出生时，陶家的家道已经趋于衰败破落。在寒门士人念念不忘有朝一日能跻身世族高门行列，世族之胄千方百计善保家门的社会大氛围中，如何发扬宗族之光，光耀门庭，重振族风，成为陶渊明内心深处一种沉甸甸的责任，这种责任感不是出乎外在的压力或官方的意志，它实际上近乎内心律令。尽管陶渊明在《饮酒》十九云：“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归去来兮辞并序》云：“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坦诚其出仕是为“贫”而仕，但毋庸置疑，陶渊明因为经济原因而出仕只是一个显层因素。

　　至于陶渊明出仕的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建功立业、兼济天下以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而这一原因源自其早期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入世情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研读陶诗，我们可以感受到陶渊明的进取之心，功业之志。儒家提倡积极入世，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安社稷、定黎元，是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梦想。晋宋易代之际，战乱不已，赋税、徭役繁重，民不聊生，陶渊明的家乡浔阳是当时军阀混战的必争之地，其惨状可想而知，据《晋书·刘裕传》载：江州(今江西九江地区)“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财殚力竭，无以至此。”[3]面对百姓如此之惨状，陶渊明是不是无动于衷呢？宋徐铉《送刁桐庐序》曰：“陶彭泽古之逸民也，犹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是知清真之才，高尚其事，唯安民利物可以易其志，仁之业也。” [4]可谓从另一方面，道出了陶渊明多次出仕的目的。

　　“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停云》）陶渊明怀着拳拳用世之志步入仕途，企盼着知音伯乐的赏识。然而，这是一个“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感士不遇赋》）的社会，陶渊明所处的晋宋易代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等级森严，作为一个有大志的末落官僚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陶渊明是“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污浊昏暗的社会使诗人的“猛志”无法得以实现，诗人的理想和现实发生矛盾，由此形成了五官三休的独特经历。

　　陶渊明不断出仕，又旋即辞官，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他对现实的不满和不适应。陶诗在叙及他这一经历时，总是把自己看成是失去自由的鸟儿，或者是不如飞鸟自由。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说：“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中又说：“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也是后悔不迭的语气，把为长官使都奉表解职看作“从役”，说自己连云翮——飞鸟都不如。陶渊明居官的本意是为实现政治上的抱负，获得人生价值实现后的更大自由，而实际上，他非但没有拥有期待中的“自由”，反而失去了更本源的自由，变得无比孤独凄切。这种孤苦不仅是对政局动荡、杀戮疯狂、战争频仍、朝不保夕、疾病肆虐、生死难料、祸福无常的焦虑，更重要的是“诗人之理想之极高远，一方面既对彼高远之理想境界怀有热切追求之渴望，一方面又对此丑陋罪恶而且无常之现实怀有空虚、不满之悲哀。此渴望与不得满足之心，更不复为一般人所理解”。[5]所以，陶渊明将自己“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咏贫士》其一）的悲苦寓意于鸟，让鸟载负他的孤独与寂寞。“春燕应节起，高飞拂尘梁。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离鹍鸣清池，涉暑经秋霜。”（《杂诗》其十一）那离乡的鹍鸟不就是诗人，步入仕途后与自己理想相离而又终日奔忙的写照吗？

　　“魏晋南朝人最大的悲哀即是人不得不为外在的浮名扮演许多自己不愿扮演的角色，在一种违背真情枉屈意志的生存方式中被世俗之网牵着鼻子走”。[6]消解这种悲哀的最好的方法是挣脱“世俗之网”，回到生命本身的状态，为心灵寻找栖居之地。对东晋走马灯式的乱和篡都看惯了的陶渊明，终于认识到仁政理想的虚幻性，在大彻大悟之后，“鸟倦飞而知还”。

　　二

　　陶渊明虽有兼济天下的入世情怀，但同样也有着“质性自然”的人格理想。纵观陶诗，我们看不出他把当官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恰恰相反，在《命子》、《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咏二疏》等诗中，诗人对曾祖父、外祖父、二疏等人功成身退的潇洒人生尤为赞赏。“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之志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表现，但在玄风盛行的两晋，道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回归自然、追求人格的独立、个性的自由也是诗人所渴望的。因此，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归隐田园——求得个人价值的实现， “功成身退”是陶渊明理想中的完美人生道路。

　　然而陶渊明“身退”之前并未“功成”，可以说，他的政治理想落空了，他的每一次为官都获得了与其理想追求相反的人生体验。在对社会的理性审视中，他认识到所处的社会是“道丧向千载”（《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 (《饮酒》其二十) ，“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 (《感士不遇赋并序》)，整个上层社会都为名利所驱动，是一张虚伪的人际关系所织成的“密网”。

　　对社会有了清醒的认识后，陶渊明对自我也做了深刻地剖析，他在彭泽归田后作的《归去来兮辞并序》写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这是他几次出仕后对自我认识的总结，在一次次出仕，一次次“矫厉”和扭曲自我、迎合官场的痛苦经历中，他认清了自己淳真自然的“质性”，官场并不适合自己，因此尽管多次“勉励从兹役”，精神上总感到“一形似有制”（《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于是，他高唱“归去来”，抽身官场，归耕田园。

　　田园生活中的陶渊明，不仅有“四体诚乃疲”（《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的感触，而且受到饥寒困穷的威胁，“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只有真正饱尝过饥寒煎熬的人才会有这么深的感受，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的艰难竭蹶中，诗人依旧固穷守洁，“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巽田舍获》），鸟儿的轻松乐观，却更突出了饥寒中诗人那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的高洁。陶渊明虽如愿归居田园，可事实上他是“身在江湖之上，心居魏阙之下”，“总不能超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7]当长夜不欢而顾影独饮，他想到了飞鸟，《饮酒》其四写道：“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晨，来去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所得，千载不相违。”据宋人汤汉陶诗注以为《饮酒》组诗作于诗人归田后的第十二年，[8]即52岁时，这时既面临晋宋易代之际，也是“饥寒饱所更”（《饮酒》十六）的困顿时节，诗中未必不包含着对时局的关注。当此之时，“借饮酒以寓言。骤读之不觉，深求其意，莫不中有寄托”。[9]是趋炎附势，寻找依托，还是一直隐居不仕，走归耕之路，面对两条道路的抉择，诗人以鸟自比，戢羽敛翮，托身得所，含蓄地表明自己宁可固穷守拙，也不愿沉沦世俗。诗人晚年所作的咏怀诗，处处表现了这种安贫守贱不慕荣利的高品和愤世嫉俗壮志难酬的感慨。“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精卫鸟那种至死不渝的信念，不正是诗人猛志长存、理想不泯的体现吗？

　　三

　　研读陶诗，我们不难发现，在38首写到鸟的诗中，有9首是在写鸟的归还，占到近四分之一：

　　翼翼归鸟，戢羽寒冬。——《归鸟》

　　晨鸟暮来还，悬车敛馀晖——《于王抚军座送客》

　　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连夜独饮》

　　厉厉气遂严，纷纷飞鸟还。——《岁暮和张常侍》

　　栖栖失群鸟，……敛翮遥来归。——《饮酒》其四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

　　日入群动息，众鸟趋林鸣。——《饮酒》其七

　　翩翩新来燕，……相将还旧居。——《拟古》其三

　　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咏贫士》其一

　　在陶渊明看来，生活本应像飞鸟般自由自在，归鸟般有家可依。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异化的社会中，人们往往失落生命的本我，为外在之物而奔波，失却了精神家园。正是由于对精神家园的呼唤，陶渊明的诗中才一再出现归鸟意象。面对世俗，陶渊明的内心肯定是痛苦的，但他没有因痛苦而自杀，也没有因痛苦而用激烈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他在痛苦中体味着生命，在与大自然的响应中摈弃世俗的烦恼，在自我建立的精神世界中体味着人生的奥义。林语堂在《人生的盛宴》中说：“陶渊明代表中国文化的一种奇怪特质，这种特质就是肉的专一和灵的傲慢的奇怪混合，就是不流于灵欲的精神生活和不流于肉欲的物质生活的奇怪混合，在这混合中，感官和心灵是和谐相处的。”[10]的确，当外界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的地步时，陶渊明却挺立起高度自珍的人格，他把道家对精神自由、个体人格极端推崇和儒家对志节操守极端重视融汇在一起，在欣赏自然中感悟生命，在寄心归鸟中寻求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实现着对现实异化社会的超越。

　　在人类社会向现代化大步迈进的过程中，人们在面对知识、经济、人才、信息等的挑战的时候，很难再保持一种轻松的态度坦然面之，人的世俗化程度与物化程度迅速膨胀，很多人把追求占有某些东西和利润作为生存的目标，甚至于把幸福的程度等同于占有东西的多少，重金钱轻友情亲情的事情时有发生，因生活工作压力过重而忧郁甚至轻生的人常见于报端，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受到严重撕裂。丢失信仰、缺乏理想，人类精神的家园受到冲击。关注人的精神世界、构建美好的精神家园是时代的呼声，除了物质欲望外，人的灵魂企求升华，这正是陶渊明对人生意义的探求和思考给我们的启迪。

　　参考文献：

　　[1]叶朗：《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意味》，见《国学研究》2卷，1994年，第14-17页。

　　[2]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本文所引陶诗均见此书。

　　[3]（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4] 徐铉：《徐公文集》卷二十四，张元济辑《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5] 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7页。

　　[6]祝菊贤：《魏晋南北朝诗歌意象》，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246页

　　[7]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6页。

　　[8]转引自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9]陶必铨：《萸江诗话》，引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陶渊明资料汇编》（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8页。

　　[10] 林语堂：《人生的盛宴·人生的爱好者，陶渊明》，

　　http://read.anhuinews.com/system/2005/02/01/001124

　　16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