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　山

　　摘要:韩国著名作家崔仁浩撰写的《王道》一书中说，平庐军节度使薛平对唐朝廷“禁止买卖新罗奴隶”的“禁令没有正常执行”，因而张保皋“向薛平提出了强烈抗议”。 这样的描写，不符合历史事实，忽略了唐朝廷在“禁止买卖新罗奴隶”中的主导作用，否认了平庐军节度使薛平在“禁止买卖新罗奴隶”中的重大贡献。

　　关键词:张保皋；薛平；禁止人口买卖

　　一

　　张保皋是朝鲜半岛新罗国时期①的民族英雄，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范文澜也称赞张保皋“禁止人口买卖，无愧为新罗国的英雄”。[1]韩国著名作家崔仁浩以张保皋为主人翁创作了历史小说《王道》，特别是随着根据《王道》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海神》在韩国的热播，张保皋成了韩国家喻户晓、举国敬仰的历史人物。由于唐代著名诗人、文学家杜牧曾写过《樊川文集·张保皋、郑年传》，[2]张保皋还曾出资在登州文登县赤山村（今荣成市石岛镇西车村）建了赤山法花院，②2004年9月，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发行了《王道》的中文版本以后，张保皋也再次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关注。由于《王道》一书在对中国历史人物的描述中有多处严重的与历史事实不符，笔者曾撰文对《王道》一书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批评，③但因限于原文的主题和篇幅，对《王道》一书中关于平庐军节度使薛平的记载没有涉及，而《王道》一书对这个问题的记载更是严重地背离了历史事实，误导了读者，所以更有必要予以澄清。虽说历史小说的情节可以虚构，但对于历史人物，特别是涉及国际关系的历史人物的描述，如严重的背离了史书的明确记载，不仅容易给读者产生误解，贻误后人，也容易伤害国人的感情和自尊心。

　　《王道》第一部第三章写道：

　　公元821年，平庐军节度使薛苹曾向皇帝上奏指出：海盗掠夺新罗良民贩卖到中国，将他们变为奴隶。同时奏请皇帝下达禁令根除这种非法行为。因此，皇帝下禁令禁止买卖新罗奴隶，并将其遣送新罗。但是禁令并没有正常执行，对此，张保皋通过外交途径再次向薛苹提出了强烈抗议。

　　公元828年10月，在张保皋建立清海镇六个月之后，薛苹以皇帝的名义，再次下令执行禁令。

　　通过张保皋的外交抗议和军事手段，海盗很快就被消灭，将新罗人掠走的奴隶贩卖活动也彻底消失。在张保皋的努力之下，大海终于恢复了平静，海上贸易也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起来。[3]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平庐军节度使薛平被写成了薛苹，虽说薛苹和薛平是同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又都是今山西万荣县人，而且都是史书称赞的良吏，但薛苹并没有担任过平庐军节度使。《旧唐书·良吏传》说，薛苹“河东宝鼎（今山西万荣县西南宝鼎）人”，官至“左散骑常侍致仕”。[4]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秋七月 “左散骑常侍致仕薛苹卒”，而在同一年三月，朝廷任命“薛平为青州刺史，充平卢军节度淄、青、齐、登、莱等州观察等使”。[5]也就是说，薛平任平庐军节度使、观察使时，薛苹早已致仕（退休）了，而且在薛平任平庐军观察使时的同年七月就去世了。《旧唐书》记载：薛平是绛州万泉（今山西万荣县）人，曾祖父是唐高宗朝名将薛仁贵。[6]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四月，朝廷“以右神策大将军康志睦检校工部尚书兼青州刺史平卢军节度使”。五月，“以前平卢军节度使薛平检校左仆射兼户部尚书”。六月，“以检校左仆射兼户部尚书薛平检校司空河中尹河中节度使”。[7]这说明薛平在公元825年四月就不再担任平卢军节度使了，在公元825年六月就调任河中节度使了。“河中节度使，治河中府，管蒲、晋、绛、慈、隰等州”。[8]《旧唐书》还记载：太和四年（公元830年）“以前河中节度使薛平为太子太保”。六年（公元832年）“司徒致仕薛平卒”。[9]说明薛平在公元830年才回到京都任职，并于公元832年去世。《王道》一书说，公元828年10月，“薛苹以皇帝的名义，再次下令执行禁令”，这是不可能的。公元825—830年，薛平任河中节度使，管辖的范围在今山西省境内，并不负有与新罗事务的责任，怎么会“以皇帝的名义”下达“禁止买卖新罗奴隶”的禁令呢？

　　《王道》把平庐军节度使薛平描写成了对唐朝廷“禁止买卖新罗奴隶”的“禁令没有正常执行”的地方官员，从公元821年一直到公元828年10月，薛平都没有禁止住买卖新罗人口的弊端。贩卖新罗人口的问题，是“通过张保皋的外交抗议和军事手段”，消灭了海盗得以解决的。这样的描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忽略了唐朝廷在“禁止买卖新罗奴隶”中的主导作用，否认了平庐军节度使薛平在“禁止买卖新罗奴隶”中的重大贡献，一味的片面的突出张保皋在“禁止买卖新罗奴隶”中作用，反而适得其反，容易使读者对张保皋在剿灭海盗，“禁止买卖新罗奴隶”中的重要作用也产生质疑。

　　二

　　张保皋剿灭海盗，“禁止买卖新罗奴隶”的史料主要来自杜牧的《樊川文集》，据《樊川文集·张保皋郑年传》记载：

　　新罗人张保皋、郑年者，自其国来徐州为军中小将，……俱善斗战，骑而挥枪，其本国与徐州无有能敌者。……后，保皋归新罗，谒其王曰：‘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愿得镇清海（今韩国全罗南道莞岛），使贼不敢掠人西去。其王新罗海路之要与万人，如其请，自大和后，海上无鬻新罗人者。[2]

　　《樊川文集》说，张保皋、郑年都是新罗人，两人都有一身好武艺，特别善于在马上使用长枪。张保皋先行回到新罗国拜见了新罗国兴德王，向兴德王请求了万人兵卒，镇守新罗清海镇附近的海面，有力地打击了贩卖人口的海盗，唐大和（唐文宗大和年间，即公元828—835年）以后，海上再也没有发现贩卖新罗人口的海盗了。

　　“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此语显然过于夸张，但也反映了当时海盗贩卖人口的猖獗。在唐文宗大和年间之前的九世纪初，新罗西部地区频繁的自然灾害与蜂起的叛乱使得难民数量激增，大量的难民不得不逃亡海外，这也使海盗贩卖人口的现象更加猖獗。《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对新罗宪德王年间的叛乱和灾害有如下的记载：

　　宪德王七年（公元815年）秋八月，“西边州郡大饥，盗贼蜂起”。

　　宪德王八年（公元816年）春正月，“年荒民饥，抵浙东求食者，一百七十人”。

　　宪德王九年（公元817年）夏五月，“不雨”，冬十月，“人多饥死”。

　　宪德王十一年（公元819年）三月，“草贼遍起”。

　　宪德王十二年（公元820年）春夏，“旱，冬，饥”。

　　宪德王十三年（公元821年）春，“民饥，卖子孙自活”。[10]

　　以上记载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饥荒和叛乱发生的区域是在“西边州郡”， 有的百姓为了活命，“卖子孙自活”，说明了当时朝鲜半岛“西边州郡”的饥荒严重及人口贩卖的社会背景。居住于该地沿海或海岛上的海上生活者，即海民，他们熟悉海路，为了生存，最便捷的就是把人口运送到山东半岛。山东半岛当时到“新罗国，得好风，两三日得到”。[11]海盗为了赚取钱财，也乘机做贩卖人口的勾当，“掠人西去”，甚至拐卖蒙骗，将大量的新罗人贩卖到中国。

　　张保皋是“海岛人”，[12]出身低微，做过下层军官，不仅对下层人民有着深切的同情心，而且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他亲眼目睹了大量的新罗人贩卖到中国之后，即对贩卖人口的海盗深恶痛绝，在从唐土回到新罗后，立即向新罗王请战，决心要清除海盗，“使贼不敢掠人西去”。 张保皋从民族大义出发，在新罗兴德王的支持下，以武力扫荡了新罗西南沿海贩卖新罗人口的海盗，救普通百姓于水火之中，并确保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张保皋的这一历史功绩不仅将永载韩国历史史册，也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敬重，和张保皋同时期的唐代著名诗人、文学家杜牧能为张保皋作传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明张保皋在当时的中国就有很大的知名度和很正面的影响。杜牧评价张保皋说：“国有一人，其国不亡。夫亡国，非无人也，其未亡时，贤人不用。苟能用之，一人足矣”。[2]唐之后宋代修撰的《新唐书》里关于张保皋的记载和杜牧的《樊川文集》里的记载基本一致。《新唐书·东夷列传》在对张保皋的评价时还写道：“先国家之忧，晋有祁奚，①唐有汾阳、②保皋，孰谓夷无人哉！”[13]《新唐书》称张保皋和晋朝的祁奚、唐朝的郭汾阳一样，都是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对国家有大功之人，称张保皋是新罗国家中的杰出人才。前面提到，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范文澜也称赞张保皋“禁止人口买卖，无愧为国的英雄。”直到今天，中国人民仍在怀念这位打击海盗，禁止贩卖人口的韩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山东半岛的荣成市石岛镇，在原赤山法花院旧址重建了赤山法花院，法花院还建有“张保皋传记馆”，院内还铸造了张保皋的铜像，主要建筑物大雄殿内悬挂着张保皋的画像。

　　但中国人民对张保皋打击海盗，禁止贩卖人口的敬重，并不是抹杀唐王朝及地方官员，特别是平庐军节度使薛平在打击海盗，禁止贩卖新罗人口中的重要作用，更不允许歪曲历史，以美化和抬高张保皋做为手段来诋毁平庐军节度使薛平在禁止贩卖新罗人口活动中的正面形象。张保皋能够在唐大和年间完成剿灭新罗沿海贩卖人口的海盗，是借助了唐朝廷打击买卖新罗人口这一有利时机，如果没有平庐军节度使薛平在打禁止贩卖新罗人口中的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张保皋也难以完成禁止贩卖人口的重任。打击海盗，禁止贩卖人口的成功，是唐

　　①祁奚，历事春秋时期晋景、厉、悼、平四世，在位约六十年，为四朝元老，急公好义，誉满朝野，史称“祁傒可谓不党矣，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隐子”（见《史记·晋世家第九》）。

　　②汾阳，指唐汾阳王郭子仪，对唐王室耿耿忠心，几度扶危济国，被封为汾阳王。《旧唐书·郭子仪传》赞曰：“猗欤汾阳，功扶昊苍。秉仁蹈义，铁心石肠。四朝静乱，五福其昌。为臣之节，敢告忠良”。

　　朝廷和新罗国合力完成的结果，唐平庐军节度使薛平和新罗国张保皋不过是这一活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执行者而已。

　　三

　　薛平是史书记载的唐代忧国忧民的良吏，《旧唐书》记载：元和七年（公元812年），薛平任滑州刺史、郑滑节度观察等使时，滑州“每岁常为水患” 薛平亲临现场考察，“访得古河道”，“开古河南北长十四里，决旧河以分水势，滑人遂无水患”。 薛平任平庐军节度使期间“在镇六周岁任，兵甲完利，井赋均一。至是入觐，百姓遮道乞留，数日乃得出。”[6]因为薛平关注和同情下层人民的生活，为普通百姓做了友谊的事情，所以才能得到了百姓的爱戴，以至于调职离开山东半岛时，“百姓遮道乞留，数日乃得出”。《旧唐书》还提到：“以（薛）平为节度、观察等使，仍押新罗、渤海两蕃使”。[6]说平庐军节度使薛平负有迎接、护送新罗、渤海两国使节进、出中国的责任，负责两国人员出入唐境时的审核、安置、事务处理等业务。正因为薛平担负着唐朝廷与新罗关系的诸多责任，加之薛平对下层贫苦百姓有着深厚的同情心，所以，薛平才能向朝廷上书要求禁止贩卖新罗人口，并着力清除贩卖新罗人口的祸患。

　　《旧唐书》记载：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三月“平卢（节度使）薛平奏：海贼掠卖新罗人口于缘海郡县，请严加禁絶，俾异俗怀恩。从之”。[14]长庆三年正月勅:“勅:不得买新罗人为奴婢，已在中国者即放归其国”。 《唐会要》也记载：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三月平卢军节度使薛平奏：“应有海贼诱掠新罗良口，将到当管登、莱州界及缘海诸道，卖为奴婢者。伏以新罗国虽是外蕃，常禀正朔朝贡不绝，与内地无殊。其百姓良口等常被海贼掠卖，于理实难。先有制敕禁断，缘当营久蹈域中，承前不守法度。自收复已来，道路无阻，递相贩鬻，其弊尤深。伏乞特降明敕，起今已后，缘海诸道应有上件贼诱卖新罗良人等，一切禁断。请所在观察使严加捉搦，如有违犯，便准法断。”敕旨：“宜依”。

　　三年（公元823年）正月，新罗国使金柱弼进状：“先蒙恩敕禁卖良口，使任从所适。有老弱者栖栖无家、多寄傍海村乡，愿归无路，伏乞牒诸道傍海州县，每有船次，便赐任归，不令州县制约”。 敕旨：“禁卖新罗，寻有正敕。所言如有漂寄，固合任归。宜委所在州县切加勘会，责审是本国百姓情愿归者，方得放回”。[15]

　　我们从薛平的奏章中了解到，薛平的前任控制山东半岛时，当时贩卖新罗人口的活动非常猖獗，虽唐王朝明令禁止贩卖人口“有制敕禁断”，但由于薛苹的前任，即李氏家族，即李正己及其子李纳，孙李师古、李师道统治山东半岛时“不守法度”，致使海盗“诱掠新罗良口”，贩卖到李氏家族管辖的登州、莱州和其它的沿海州郡。唐代宗年间，高丽人李正己得到皇帝恩宠，被封为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十州节度使，除掌管地方军政大权之外，还负责山东半岛沿海的开发和对外贸易，实际控制了整个山东半岛的海运。后来，李正己的儿子李纳，孙子李师古、李师道承袭了节度使之职，继续垄断山东半岛的海运和对外贸易。李氏庞大的家族在山东半岛经营了五十多年，他们在垄断了山东半岛海运和对外贸易的同时，还听任海盗大肆贩卖新罗人口。李氏家族握有很大的权利，完全有能力制止海盗贩卖的自己同胞，但却对海盗的行径听之任之，而且成了海盗的保护伞，这不能不使我们怀疑李氏家族就是当时大量贩卖新罗人口的后台和帮凶，并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唐王朝消灭了李氏家族的割据势力后， “道路无阻”，山东半岛与新罗之间的贸易活动和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又逢新罗宪德王十三年（公元821年）春，“民饥，卖子孙自活”，大灾之年，更为人口贩子提供了可乘之机，“递相贩鬻，其弊尤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薛平上书朝廷，要求加大对贩卖新罗人口的打击力度。

　　同时，我们还要说明一点，贩卖新罗人口的问题，不仅是山东半岛沿海，江浙沿海也同样存在，这从前面提到的新罗灾民纷纷到“抵浙东求食”就可以推断出。此观点，《王道》一书也是认可的，而且甚至认为扬州的“十里长街”是“最有名”的“买卖奴隶的人肉市场”， 新罗大海盗兼人口贩子“阎文的奴隶就在这里以最高的价格被买卖”。[16]扬州的“十里长街”是不是中国当时“最有名”的“买卖奴隶的人肉市场”，这个问题我们另题别论，但这可以说明贩卖新罗人口的问题遍布中国东部和东南沿海，而最先向朝廷上书，要求禁止贩卖新罗人口，严厉打击“海贼”的驻山东半岛的平庐军节度使薛平怎么反而成了谴责和抗议的对象了呢？

　　从公元823年新罗国使金柱弼进状得知，唐朝廷所采取的禁止买卖新罗人口的重大举措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对此，新罗国谴使对唐王朝表示感谢，同时希望能给要求归国的新罗难民提供帮助。被贩卖的新罗人口多在平庐军节度使管辖的登州、莱州界，说明平庐军节度使薛平在打击贩卖新罗人口的活动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无论是主动向朝廷上书，要求加大对贩卖新罗人口的打击力度，还是积极执行朝廷禁止买卖新罗人口的禁令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庐军节度使薛平都功不可没。《王道》一书凭空想像，说薛平对禁止买卖新罗人口的禁令执行不力，并杜撰出“张保皋通过外交途径再次向薛苹提出了强烈抗议”的情节，不仅歪曲了历史真相，容易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不利于对张保皋正面形象的弘扬。

　　既然唐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取得了打击贩卖新罗人口活动的重要成果，怎么会有后来张保皋对新罗王所说的“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的话呢？张保皋说这话的时间，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记载这句话的《樊川文集·张保皋郑年传》并没有说明张保皋是哪一年回到新罗，是什么时间对新罗王说的。张保皋回到新罗向新罗王请求一万士卒的时间，虽说高丽史学家金富植在1145年（中国南宋绍兴十五年）写成的《三国史记》和明代成书的《朝鲜史略》均有记载，但记载的时间也并不一致，《三国史记》记载的是兴德王三年（公元828年）夏四月。[17]《朝鲜史略》记载的是唐文宗太和元年(公元827年)。[18]即使张保皋说这话的时间是在唐长庆三年（公元823年）之后，正如前面提到的，这不过是为了求得新罗兴德王给于支持的一种夸大之词。即使唐长庆三年（公元823年）之后贩卖新罗人口活动的仍然猖獗，但也丝毫淹没不了薛平对禁止买卖新罗人口所做的贡献。买卖人口问题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是封建社会难以根治的毒瘤，不能因为买卖新罗人口问题没能解决，就乱加指责，更不能把矛头指向那些为禁止贩卖人口而做出贡献的有功之臣。对张保皋在打击海盗，禁止贩卖新罗人口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要事实求实的评价，过高的拔高也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张保皋所率领的士卒镇守在朝鲜半岛的西南海岸，守卫的主要是唐、日、新罗之间的贸易通道。当时张保皋的权利还难以染指朝鲜半岛西北部的大片海域，更无法阻挡通过陆路通道的人口贩卖活动。即使《樊川文集·张保皋郑年传》记载的“自大和后，海上无鬻新罗人者”这句话成立，这也是唐朝廷和新罗国朝廷合力的结果，是包括许多象薛平、张保皋这样有正义感的两国官员协同努力的结果，而绝非张保皋自己的力量所能办到的。实事上，唐文宗大和年间，并没有从根本上制止住贩卖新罗人口的弊端，这从大和二年(公元828年) 十月朝廷再次下旨要求禁止贩卖新罗人口可以看出：“应有海贼诱掠新罗良口将到縁海诸道卖为奴婢，并禁断者，虽有明勅，尚未止絶。伏请申明前勅，更下诸道切加禁止。”[15] 大和之后，奴婢现象仍然非常严重，“江淮人数至多”，唐朝廷再次下旨，要求各地要特别安置好奴婢中的“老弱嬰孩”。[15]就象上面提的一样，我们不能因为薛平在平庐军节度使任上没有彻底制止住贩卖新罗人口的弊端就否定了他在这方面应有的功劳，我们同样不能因为大和年间仍然有“海贼诱掠新罗良口”的现象和大和之后奴婢现象仍然严重，就否定了张保皋在打击海盗，禁止贩卖新罗人口中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尊重历史，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客观、公正的评介，薛平、张保皋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职权范围内做到了他人没有作到的事情，打击了海贼，制止了贩卖人口的弊端，并保障了中、韩、日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就应该予以赞颂。

　　注释：

　　①新罗，在朝鲜半岛东南部，公元675年，在唐朝政府的帮助下，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清川江以南地区。公元935年被高丽取代。

　　②日本圆仁和尚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在唐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六月七日写道：“赤山纯是岩石高秀处，即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山里有寺，名赤山法花院，本张宝高（指张保皋）初所建也。”见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第166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1。

　　③见祁山：“张保皋、郑年‘小将释义”一文，载《当代韩国》2008年秋季号。

　　参考文献：

　　[1]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353页。

　　[2]杜牧《四库全书·樊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81册第576页.

　　[3]崔仁浩《王道》[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99页。

　　[4]刘昫《二十四史·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五》[M] .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285页.

　　[5]刘昫《二十四史·旧唐书·本纪第十五·宪宗》[M] .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16、317页.

　　[6]刘昫《二十四史·旧唐书·列传第七十四》[M] .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397、2398页.

　　[7]刘昫《二十四史·旧唐书·本纪第十七上·敬宗》[M] .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49-350页.

　　[8]刘昫《二十四史·旧唐书·志第十八》[M] .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63页.

　　[9]刘昫《二十四史·旧唐书·本纪第十七下·文宗》[M] .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65、371页.

　　[10]金富轼.《三国史记》(校勘本)[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41—142页。

　　[11]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M]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50页。

　　[12]明《四库全书·朝鲜史略·卷三·新罗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66册第410页.

　　[13] 宋祁、欧阳修《二十四史·新唐书·东夷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480页

　　[14] 刘昫《二十四史·旧唐书·本纪第十六·穆宗》[M] .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31页.

　　[15] 王溥《四库全书·唐会要·奴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07册第288页.

　　[16]崔仁浩《王道》[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103页。

　　[17]金富轼《三国史记》(校勘本)[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44页.

　　[18]明《四库全书·史部·朝鲜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66册第386页.

　　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齐鲁文化研究中心项目，编号QL08G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