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林

　　摘要：在李长之看来，文学批评永远应该是感情和理智的起伏。他所追求的是在感性与理性两者之间寻求一种结合，进而达到对二者的综合与超越，体现了其文学批评的现代性特征。这对现代文学批评的建构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李长之；文学批评；建构；现代性

　　李长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一格的批评家。他大力倡扬“感情的批评主义”，认为“感情就是智慧”，没有感情，就达不到充实、详尽，捉住要害。因此，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李长之注重以感情的“体验”作为批评的具体实施过程，并提出了以“感情的型”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强调文学批评要以批评家强烈的情感去拥抱、体验艺术家的情感世界。可见，“感情”在他的批评理念中始终是至关重要的。不过，这并非说要放任情感而弃绝理智，对情感的张扬并没有妨碍理智的发挥。在他看来，批评应永远是感情和理智（理性）的起伏。也即是说，感情和理智二者是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因此我们认为在李长之的批评理念中，感性与理性、艺术性与科学性二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才是理想的文学批评。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专注于张扬批评的情感色彩的有创造社成员；偏重批评的理性分析的有左翼批评家；有些批评家在批评理念上既重感性因素又重理性作用，像李健吾、梁实秋等人。如果仔细分析，在感性和理性相统一这一点上，李长之与上述诸家形成鲜明对比，显示了自己独特的更具现代性的批评理念。这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观念的建构、科学批评范式的建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成仿吾是创造社的重要成员。他明确表示“文学始终是以情感为生命的，情感便是他的始终”，“不仅诗的全体要以它所传达的情绪之深浅决定它的优劣，而且一字一句亦必以情感的贫富为选择的标准”。这与张扬以情感为中心的李长之是大致相同的。不过李长之的情感需要理智的调和，成仿吾则断然拒绝理智的参与，他认为：“理智是我们不忠的奴仆”，“它是不可过于信任的，如果我们过于信任它，我们所筑成的效果便难免不为它所打坏。”因此，成仿吾偏执地呼吁：“我们要发挥感情的效果，要严防理智的叛逆。”由于对情感的偏好，成仿吾的文学批评往往局限在情绪的共振之中，在此意义上，成仿吾的批评理念是偏颇的。他的文学批评成为纯粹的激情迸发、感情宣泄，李长之的文学批评则成为情理激荡的艺术创造。

　　不妨再将李长之和新人文主义者梁实秋作一比较。梁实秋因推崇以理制情的人性而推崇理性，同时也因推崇理性而强调人性必须是理性节制情感的二元人性。他也不否定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情感，但要求情感受理性节制。因此，他对理性的推崇始终是首要的。在梁实秋那里，理性是古典的要求；对李长之来说，古典则是浪漫的附庸，他始终是以浪漫主义者的精神姿态向往古典精神的。梁实秋援用的是布瓦洛的古典主义，李长之则羡慕那种狂飙突进的在理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情感力量，接受的是德国的古典精神。如果说李长之是一个古典主义者，也只是一个浪漫的古典主义者。梁实秋的情感需受理性节制；李长之的理智对情感的作用，充其量只是一种调整、支撑，情感本身则不受任何限制。

　　就京派批评家而论，李长之同李健吾的批评观念较为相近，同样反对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同样主张感情与理智的调和，但详加分析，我们会发现二人有着较大的不同。李健吾强调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应该独具慧眼，一直剔爬到作家和作品的灵魂深处。他认为对艺术创作起直接作用的是感性直觉：“伟大的艺术家，根据直觉的美感，不用坚定的理论辅佐，便是自然天成，创造惊天地泣鬼神的杰作。”当然，他也没有完全排斥理性在直觉中的作用，他提出“直觉的情感的理”的概念，也就是说直觉中有理性，不过这种理性已“混化”于直觉的情感之中，已不再是纯理性，故其依然是一种直觉。情感和理性调和的结果，是理性变成了直觉，批评便依靠直觉来进行印象主义的批评。李长之也赞成艺术直觉说，但他认为，理智应在直觉之外，直觉是情感体验的直觉，理智则是理解作品的工具、褒贬作品的权衡。感情和理智的调和，使其批评成为一种客观的判断。批评理念的不同，导致了批评实践中的差异。李健吾往往由自己的感悟体验入手，以激情洋溢的语言和灵动的笔调抒发作品的情感、技巧、意味及整体内涵的个人化体悟与理解。这种批评文本尽管卓有见地，但又总让人觉得所流露出的更多是直觉感悟，显得灵动有余而科学评价不足；热情有余而深入分析不足，总给人浮光掠影、浅尝辄止之感。李长之的文学批评则是在情感体验的基础上，力避个人主观情绪倾向的干扰，以清晰的理性思维，对作品隐含的人生的、社会的、审美的等方面的内涵与意义，对作品的成就或不足，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在这样学理分析严谨、论断令人信服的批评境界中，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都能得到更多的启迪和教益。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重在对批评对象的感性体悟，直观性、模糊性、情感性是其突出特征，但往往显得模糊零碎，缺乏严格的系统性、周密的思辨性和开掘的深刻性；而西方的文学批评则重在逻辑严密、长于雄辩，理智性、确定性、判断性是其突出特征，但往往又采取判官姿态，显得过于古板、专横、独断。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应该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艺术性与科学性的结合。成仿吾偏执于情感的宣泄，拒绝理智的发挥；梁实秋认为情感受理性节制，最终肯定的是理性；李健吾主张感性与理性调和，但最终还是走入了感性直觉；至于茅盾等左翼批评家，由于推崇客观主义与写实主义，则往往把作品的形象上升为理性的历史认知，显现出重分析、重判断的价值取向，因而，注重理性、崇尚客观成为左翼批评的重心所在。由前文所述可见，在李长之这里，感性与理性应是并行不悖、完美统一的。

　　因此，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李长之既不属于感悟印象批评一派，也不属于理性价值判断一派，而是在感性与理性两者之间寻求一种结合，进而达到对二者的综合与超越。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综合与超越实现了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转换。他的理性使他能够以科学的方式在规范化的批评术语中从事批评，发现人们难以发现的内容；他的艺术感悟使他能够以强烈的情感体验而沉浸于批评的快乐之中，捕捉到艺术创作中美的所在。我们认为，李长之感性与理性完美统一的批评理念具有了一种“纠偏”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批评理念对文学批评现代观念的建构、科学的批评规范的建立无疑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