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　亮

　　1．母亲

　　我父亲是河南人，母亲是山东人，我是北京人。

　　青春年少之时，父母都曾是军人，都参加过当年残酷的内战。把另一拨中国人打到台湾岛之后，他们留在了北京。在军队领导的撮合下，他们结婚了。我认为对我母亲而言，这种撮合有点邪恶，要不然我母亲会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当时，她经过严格的体检，已经基本被录取了。她离驾着银色的雄鹰在蓝天中翱翔，只差一步之遥。

　　于是，我成了战争的产物（想想，要不是战争，我母亲便不会和父亲分在一个部队，也不会被领导无理地撮合到一块，最终我也不会呱呱落地于北京海淀医院那间昏暗的产房里），多年来，我很不喜欢自己身上这喊杀阵阵、战火硝烟的味道。

　　每次在什么什么表格上填籍贯的时候，我很想写上“随意”这两个字。

　　我这人没有归属感，没根儿。

　　因为我不喜欢河南；也不喜欢山东，更不喜欢北京。我好像对哪儿都不大喜欢。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因为我嘲笑过山东，我母亲恨得我牙根痒痒。她能容忍一切，但就是听不得有谁说山东的坏话。连我说山东人嗓门大，很适合唱意大利歌剧这样的话，她都生气。

　　她说我这小子类似于——那个（山东话，很粗野，与动物有点关系），说我的血管里没有一滴山东的血。

　　她认为我要是生在山东就不会是现在这个臭德行了。她把我称作——她认为蛤蟆比青蛙要丑——井底的蛤蟆。

　　母亲出生在山东即墨的一个小村庄里。

　　抗日战争期间，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常常冒着生命危险，为武工队送信。

　　我曾经胡思乱想：也许当年母亲总是将密信藏在怀里，奔跑在乡村与县城之间寂寞的土路上，因走得很急，汗水浸透了信纸，信上的墨迹会浸染她的衣服、皮肤，然后，与路旁野花野草的香味一道，蔓延到她的血液和细胞之中。

　　于是，在我生下来之后，我便鬼使神差跟文字打上了交道。

　　母亲热爱她的家乡。当年每每说起山东，她总是激动，眼中闪闪发亮。

　　可正是因为母亲，我一度特别不喜欢山东。在我的想象里，山东的女士们都跟我母亲一样，大嗓门，直肠子，说话不会拐弯；她们喜欢骂子女，喜欢战争（淮海战役时，母亲曾亲手干掉了一个敌人的团长）。最要命的是，作为党的好女儿，母亲号称永远不围着锅台转。

　　山东女人不温柔，这让我很不以为然。

　　记得还是在20多岁，一位山东丫头——很不幸地喜欢上了我（她热爱小说，并亲眼目睹我搭救了一位被滚烫的开水烫得昏死过去的人），但我像可耻的、受惊的兔子一样逃跑了。当时母亲听说她是老乡，咧着嘴巴非要见见她。那时候，母亲打骨子里希望我娶个山东姑娘为妻。

　　我没让母亲见那个丫头，问我原因，我说了一句对山东女士们很不恭敬的话，大概意思是我不太喜欢很男性化的女人。

　　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母亲勃然大怒，她看我时的眼神令我担心她要把我立刻砍落马下，像干掉敌人团长那样把我杀了。

　　那次母亲骂我骂得非常凶狠，咬牙切齿，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以为你写个破小说就了不起了，是个人物啦。我看你就是一只坐井观天的蛤蟆，别忘了你就是山东女人养大的，忘恩负义的东西。（在此我不得不再次省略那句山东粗野的，与动物有关的骂人话）

　　对母亲彻底改变她不温柔的印象，是在89年。

　　那年夏天，我受一个朋友所牵连，被无辜逮捕。警方查清我清白得如同一张白纸，最后将我释放。但我在拘留所里关了整整8天。当时家里人知道后都不敢告诉母亲，怕她受不了。

　　回家后，看到母亲，我当时惊呆了。似乎一夜之间，她的头发全白了。她坐着，垂着头，当我叫她时，她艰难地抬起脸来，疲惫不堪地冲我笑了笑。她的眼圈红通通的，似乎哭过。

　　没人告诉她我出事了，我后来猜测，也许她是凭着做母亲那神秘的感应知道了她的儿子受难了吧。

　　下午，当我正在看书时，她坐到我旁边，轻轻抚摸着我的后背，一言不发，眯缝着弯弯的笑眼瞧着我。我继续看书，她便俯过脸来，仍然笑眯眯地看我。我问她：老太太，干嘛呀？

　　她用很浓重的山东口音回答我：我瞧瞧，咱这只井底的蛤蟆变样没有。

　　山东人心眼好，这个我其实是很清楚的。我母亲就是如此。

　　在她年轻时，她时而会讲起她消灭敌人团长的事情，当时受政治影响，她认为这是很光荣的事情。但后来，她便只字不提了。再后来，她老了。有一天，她说出了真相——那次战斗很惨烈，死伤的人很多很多，她当时是卫生员，不论是国军还是自己人，见到谁就抢救谁。敌人的团长受伤了，躺在地上流血，她其实是想去救那人，给他包扎伤口。可跑到他身边时，没想到那人冲她举起了手枪。

　　她说她当时慌了神，不知怎么就用手榴弹结果了那人。

　　“都是中国人啊”

　　她用这句话为她的那段经历画上了句号。当时我分明看见她的眼睛里充满了痛苦的神色。

　　老年后，母亲备受病痛折磨。

　　说起来很多人不信，在母亲生命垂危之际，仍如顽童一般喜欢逗闷子。

　　那时候，她患上很严重的肺心病，身体虚弱，与令人伤感的残烛相仿，一阵小风就会将它轻易吹熄。但她常常在下午，或者晚饭后到我的房间里来溜达溜达。瞄瞄我的书柜，瞧瞧我的香烟（家里强制她戒烟），然后，便向我挑衅。

　　她深知我不喜欢谈论自己糟糕和丢人现眼的恋爱史，但她偏要哪壶不开提哪壶，总要把我挤兑一个遛够。

　　只要我生气，她就很开心。临走时，她不但要偷走我的几支烟，还会丢下这样一句话：你这小子，不是个好东西。

　　后来，她发现自己的小伎俩不中用了，在她搜肠刮肚挤兑我的时候，我不但不生气，连香烟也不放在桌子上了。她很失望。临离开我的房间时，仍然不忘做一番谈话总结：

　　你这家伙，没一点山东人古道热肠的劲，连颗烟也不给抽，小气鬼。

　　有一天，她在家突然昏迷了，最后被医院抢救过来。住院时，她不让我们去医院看她，说什么医院有传染病。其实她是不想让我们太劳累。但她说这话时很是一本正经，就跟真事一样。我暗暗发笑，这就像小孩子骗大人一样。这个老太太。但我确实很累，时间很久，身心俱疲。从医院回家，母亲依然病得很重，但她老是假装自己的病快好了，不用人照顾了。她其实是想让我离开北京。

　　当时，我把自己的窝安在了贵州。我的前妻在大学教书，无法到北京与我团聚。后来，我的姐姐从美国回来接替我照顾母亲，让我回贵州。

　　我很矛盾，母亲病重，我不想离开她。可在贵州，妻子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催我回去。

　　那几天，病病怏怏的母亲突然间变得很有精神，甚至在家里走来走去，以此证明她快痊愈了。她甚至还想亲自围着锅台转上一转。

　　我半信半疑地开始收拾行囊。

　　临走那天，母亲跟我握手，这是我们母子第一次握手，她的脸色很苍白，但还在笑着跟我开玩笑。说什么见了媳妇不要忘了娘之类老套的笑话。

　　不知为什么，我每次出远门母亲都特别喜欢送我，我很不喜欢这样，好像送瘟神一般。那天，我警告她，她要是敢踏出家门一步，我就不走了。老太太笑眯眯地不住地点头。

　　记得那天正是黄昏时分，北京的天空居然很清澈，淡蓝的西山和金碧辉煌的颐和园佛香阁，在夕阳的余晖中清晰可见。

　　走到大门口，我无意中回过头，突然间，我看见母亲站在楼门洞前向我摆手。夕阳的残晖照耀着她苍白笑脸，但我分明看出她抬起胳膊时那种艰难、隐藏在微笑后的痛苦。

　　我走了。但我后来才真正地明白过来。母亲与我握手，到门口送我，其实是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跟我诀别。

　　这是我看见母亲清醒时的最后一眼。

　　半个月后，我急急赶回北京，在阜外医院重病监护室再看见她时，她正躺在病床上昏迷着，戴着呼吸机。

　　她从此再也没有醒来。

　　十多天后，母亲去世了。

　　在我收拾她的房间时，我发现一张纸条，是母亲用铅笔写的，字体歪歪扭扭，像刚上学的小学生写的，上面写道——别救我，痛苦。

　　我清楚她说的痛苦是什么意思——一那是指她自己身体上的痛苦；还有就是看子女们每天为了照顾她劳累奔波，她因连累我们而内心痛苦万分。

　　母亲去世后，每年的清明我都要去八宝山扫墓。

　　大前年，不知怎么回事，我站在她和父亲的墓碑前，突然间，莫名地进入了某种短暂的幻觉状态：我看见，在山东辽阔的大地上，在某处美丽的荒野中，一个小女孩汗涔涔地匆匆行走在小路上。她时而摸摸藏在身上的密信，时而警觉地望望四周，时而噏动鼻孔，呼吸着弥漫在空气中的野花的芳香……

　　清醒后，我发现我这双与母亲很相像的眼睛里饱含着热泪。

　　眼下，我依然深爱我的母亲，因为她，我还开始爱上了她的故乡。但我从来没去过山东，没有更直观的印象。

　　前些日子，当朋友H姐们儿邀请我和另一位朋友去山东烟台——她家乡做客时，我欣然前往了。

　　去山东的理由很多——去看看母亲的故乡；去品尝H姐们的父亲包的饺子（无与伦比的饺子，她曾带回北京，我吃过）；再则去散散心，因为在秋天失恋，北京没完没了的秋雨令我真切地感受到人生的虚无和寂寞。

　　而我还另有一个目的，一直藏在心中——看看大海，我母亲此刻就住在那一望无际的、冰冷的深海之中。姐姐于大前年按母亲的遗愿，将她的骨灰洒在了山东的大海里。

　　我想，将来我要是死了，我希望有谁将我的骨灰也洒在山东的大海里。或许在海的深处能够再次和我的母亲团聚。我想永远去陪伴着她。

　　2.搭车

　　08年9月12号中午，应山东朋友H姐们儿之邀，我和朋友Y君驾车直奔烟台。这一天，天空晴朗，秋风徐徐，北京残奥会正开得热热闹闹。

　　刚进入京津高速，我们遇到了美女在路边求救。

　　在牛镇附近，一位长发姐们儿在路旁向我们招手。姐们儿很漂亮，皮肤白皙，染黄的头发在正午的光线中泛着亮光，加之金色的阳光笼罩着她，使她看起来很梦幻。她那辆蓝色的小车停在路边，门开着，似乎出了状况。

　　当时高速路上只有我们这辆车。姐们儿很焦急地向我们打手势求救。

　　不久前，一个朋友的朋友在京沈高速上遇到了一件事情。恰巧也是美女求救。他把车停下，走过去帮忙。

　　后面的故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那人和美女双双离开高速，在荒野外准备做些与快乐有关的勾当。猛然间，一辆汽车疾驰而来，几个彪形大汉登上了这不太光彩的舞台。

　　朋友的朋友得到了一通暴打，却失去了几万块钱。

　　所以，我只是看了长发姐们儿一眼，远远地把她抛在空旷的高速路上。

　　年轻时，我们都好干个好事。比如我们曾经扑灭过香山鬼见愁的山火，扑救过圆明园舍卫城边上的松林大火，解救过被拿着菜刀的歹徒追杀的女孩子什么的。但眼下，我们很难再干这些事情了。因为我们受过的刺激太多太多。

　　有一天看北京新闻，一位穿着蓝色校服的中学生痛哭失声。面对镜头，他说他再也不干好事了。起因是他救了一位被自行车撞伤的老太太，在将伤者送到医院后，他遭到老太太和她的一帮子女的讹诈，被诬陷，被索赔。

　　但这还并不是最刺激我的事情。

　　记得前几年的一个雨夜，我曾在四环路上亲眼目睹了一起车祸，很美丽的车祸。

　　夜里12点，住在望京的一位朋友邀我去他家聚会。我从中关村进入四环。当时雨很急，路上几乎没车。我开80迈，感觉已经很危险了。开到健翔桥上，突然一辆更快的车超过了我。黑色的大吉普，水花飞溅，在雨中划过一道黑色的闪电，转眼就消失在健翔桥的坡下。速度之美啊。

　　当我开上桥顶时，我看到了悲惨的一幕。

　　远处，在两辆加长的大卡车黑黢黢的影子间，吉普车的大灯穿透雨幕乱闪，刺眼、纷乱。我减速，慢行，远远地，我看见那辆吉普车撞在环路的铁栏上，车头撞瘪，一只大灯脱落下来，吊挂着，但依然亮着，就像一颗悬挂的眼珠。车内，在橘黄的路灯照耀下，司机——一个很英俊的年轻人静静地坐在里面，闭着眼睛，脸色苍白，头歪着，就像熟睡了一样，一动不动。

　　车的气囊没有打开，我估计他够呛了，不死也得重伤。

　　护栏外是加油站，两个职员傻愣愣地看着，而那两辆大车迟疑了一下，都开走了。

　　我想报警，但那天恰巧我的手机没电了。我想，加油站的职员、大货车司机，或者其他路过的司机会报警的，也许那个年轻人没死，也许还有救。

　　我叹了口气，继续前行，心中唏嘘不已。雨中的速度之美，转眼间就变换成死神亲笔绘制的惨状。真快。

　　于是，我本能地开始慢慢驾驶，不敢再开到先前的速度了。在到望京桥的这一段时间里，有7、8辆车从我身边驶过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有种预感——没人报警。

　　我加快速度，赶到朋友家，用他家的座机报警。

　　果然，睡意朦胧的清河值班交警告诉我，没人给他们打过电话。

　　从我看见那一幕到赶到朋友家，这期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

　　警察的原话是这样的：“操，真没人打电话啊，哥几个正休息呢。得嘞，我们去瞧瞧。”

　　他说话慢腾腾的，真有点埋怨谁的意思，不知是埋怨我多管闲事，还是埋怨车祸当事人没事找事。

　　放下电话，我心里隐隐涌起一丝悲愤。大货车司机、加油站职员、许多路经现场的人们，

　　冷漠的人们，祝你们晚安。

　　那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聊了一宿，聊生活，聊艺术，聊书籍，聊得很愉快。我呢，渐渐也把那个不知死活的年轻人忘到爪哇国去了。（唉，也祝我自己晚安吧）

　　春秋时，个头矮小、但机智万分的山东人晏子说过一句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这句话现在大多情况下是针对人品说的，大概的意思是一个人在一定的环境中是个这样的人，换了环境可能就变成那样的人了。

　　第二天凌晨，我们到达烟台。从这天早上开始，我经历了令我惊奇的几件事情，并深深领悟到橘子与枳子的区别。

　　H姐们儿的母亲早已给我们安排了住处——莫泰旅馆，10层，窗户面向大海。

　　睡了两三个钟头，我早早醒来，马上到海边溜达看海。

　　晴空万里，海水碧蓝。清爽的海风轻柔佛面，令人心旷神怡。沿着沙滩漫步，一位老人迎面走来。他的头发花白，穿着整洁，左手拿一只木头拐杖。当我们走到相距两米远的时候，他直视着我，面露微笑，用另一只手向我摆了一下，非常友好地说了声你好。

　　我很惊讶，向他致意之后，走了几步，我不禁停下脚步回头看他的背影。

　　他悠然地继续走着，不紧不慢，脚边的海浪一阵一阵涌上沙滩。在我看来，那涌来的浪尖很像一排排向你伸来的、欢跃的手指，仿佛有无数的大海的儿女在向岸边的人们致以真诚的问候。

　　在北京，我们从不主动向陌生人问好。

　　中秋的晚上，海边热闹非凡。天空中飘起一盏盏红色的孔明灯，人们在岸边祈祷，许愿，不时能听到年轻人的欢呼声。

　　我在岸边漫步许久。看着一家家的人们在一起边看大海边说说笑笑，我这个没有家庭的人感到有点凄凉。

　　夜深，海风带来了一丝凉意，这时候，大多数人渐渐散去，海边突然静了下来。

　　我继续走着，不远处有两个男子在聊天。沙滩上铺着一块白布，上面放着食物和酒瓶。这天晚上，有不少人就是这样在海边欢度中秋的。当我经过这两个人面前，并借着路灯打量压在白布边角上的书籍时，他们冲我笑了起来，一边问好；一边指着酒瓶，邀我一起喝酒。

　　像那位拿拐杖的老人向我问好时一样，我再次惊讶不已。那一刻，我的心中突然袭来一丝暖意。他们的问候多少冲淡了我的孤独感。

　　山东人啊。

　　第二天，H姐们儿带我和Y君去昆嵛山去看王母娘娘的洗脚盆。那其实是一潭不大的清泉，在半山腰上，形状很像一只大木盆。

　　在山上，还有好几潭这样的泉水。

　　下午，我们下山了。在准备上车的时候，一位30岁左右的女士突然拦住我，请求搭我们的车回烟台。

　　H姐们儿问她还有没有其他人搭车，那位女士犹豫片刻说还有个孩子，再犹豫片刻说还有老公。她的犹豫令我们想到了不太好的事情。Y君和H姐们儿立刻拒绝了，说我们的车里坐不下那么多人。

　　当时我的心里突然有些不爽，不是对朋友们不爽，也不是对那位女士的犹豫不爽。

　　我突然想起了父亲。也是关于搭车的一桩旧事。

　　父亲得了肝癌，在我母亲去世的前几年先走了一步。在他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前几天，他突然在病床上告诉我，他这一生有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也是深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两位女兵搭车的事情。发生这件事情的地点在贵州省贵阳市的花溪区。

　　父亲祖籍河南，曾是国民党某师师部的警卫排长。后来随全师起义，父亲因作战勇猛，被提升到连长的职务。

　　解放前夕，父亲随部队解放了贵阳，并继续南下。他的连队负责押运弹药，运输工具都是缴获的美国的十轮大卡。当时贵州很乱，国民党的特务、散兵游勇和土匪常常化装成解放军或当地老乡，专门去炸运输弹药和粮食的卡车。他们往往请求搭车，然后放下定时炸弹后跳车逃亡。解放军的损失非常严重。

　　就在我父亲准备出发的头一天晚上，一位女兵去厕所后再也没出来。发现时，女兵的头已经被割掉了。

　　父亲的车队准备把弹药送到惠水县城。

　　经过花溪时，前面的车队突然停下了，有人跑来向父亲报告，说有两个掉队的女兵请求搭车。

　　父亲是那种很死板的军人，作战虽然勇敢，但在其他方面却谨慎得近乎胆小。他害怕那两个女兵是特务，为了他的弹药不受损失，他拒绝了女兵搭车的请求。

　　车队继续前进，当父亲的汽车经过那两个女兵的面前时，他看见两个女兵正在路边哭泣。当时正是傍晚时分，父亲犹豫了一下后，终于没有让司机停车。

　　父亲不了解当时的贵州，不了解它的地势。当他的车队到达惠水时，已是半夜时分。

　　一路上山路崎岖，夜色黑暗，不见人烟。时常有人冲他们的车队打冷枪。

　　父亲说他当时心情极其沉重，悔恨不已。从那两个女兵在路边哭泣和装束来看，她们肯定是自己人。而花溪当时少有人烟，只有打冷枪的敌人出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兄弟部队也没有汽车随后跟来。

　　他估计那两个女兵凶多吉少。

　　这就是父亲隐藏了一生的愧疚。地点是贵阳的花溪。

　　而我，我生命中唯一的一次婚姻，正是在那里发生的。我的妻子恰在那里教书。

　　我现在才明白，父亲对我的婚姻为何很不喜欢。

　　巧合？冥冥之中的某种什么在作祟？他肯定想了许多。

　　父亲去世的当年，我又回到花溪与妻子团聚。而就在那一年的年底，在花溪，我经历了一次惊悚的瞬间。

　　一天傍晚，一群学生到我家吃晚饭，大家说说笑笑，很是热闹。中途，来了两个迟到的男生。说起迟到原因，他们说闲得无聊，去贵州大学的后面去溜达去了。并说还看见两个女兵的坟墓。

　　他们说，当地一个老乡告诉他们，这两个女兵是在贵阳刚解放的时候被土匪杀害的。

　　当时我体内的血液就像失控了一样，腾地全部涌入了我的脑袋里。

　　当Y君和H姐们儿在昆嵛山下，拒绝了那位女士搭车回烟台的请求时，我猛然间想起了那两个女兵。

　　说心里话，我很希望搭载那女士的一家。

　　那天是我们来到烟台的第二天。两天时间，我对烟台人印象非常好。

　　在街上，在餐馆，在海边，在旅馆商店，烟台人给我最大的印象是——他们的目光里毫无邪气，都很坦诚。

　　在这样的地方，遇见这里的人搭车，不知为何，我早已没有戒心了。再说，从昆嵛山到烟台的路上，我一直没看见有旅游大巴什么的。假如没车搭载，走回去恐怕要到半夜了吧。更何况还有个孩子。

　　但很遗憾，我们拒绝了。

　　我们的车向外驶去。经过大门口时，我们看见那位女士以及老公、戴着眼镜的女儿正用失望的眼神望着我们的车子。

　　车子开出几十米远时，我暗暗思忖，当年父亲经过那两位哭泣的女兵身边时，他是怎样的心情啊。

　　正想着，Y君突然停下车，并将车倒了回去。

　　当时，我惊喜万分。

　　3.回家

　　中秋那天晚上，我在烟台海边走了好几个钟头，其间，我想起了一位逝去多年的朋友C君。

　　他是中关村智商极高的混混儿，学习成绩优异，打架斗殴很入流，找了个漂亮姐们儿做女友，但他自杀了。

　　他的父母都是山东人，高级知识分子，在中国科学院某所工作，他家就在中关村北区，与我家一街之隔。

　　上中学时，C君在清华附中念书，我在海淀一中尝试着做坏学生。某个初春的下午，放学后，C君骑着自行车大老远来找我。聊了几句，他突然问我有没有仇人。我指给他看三个与我有些芥蒂的同班同学给他看。他二话没说，像疯狗一样走过去照着其中一人便打。

　　一场没头没脑的混战，我们赢了。但我发现C君在揉右边的拇指。我问他是否受伤了，他点点头，告诉我他的拇指可能断了，但不是打架时搞的，是早上父亲打的。

　　那天，我终于知道，C君从小就挨父亲的暴打。

　　他父亲是个小个子，很瘦，乍一看并不像山东人。我去过他家许多回，但记忆中他从来没笑过。

　　C君搞不清父亲为什么要揍他，每次都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动手。今天早上，仅仅因为他没有检查一遍昨晚写的作业，父亲便将他的书包扔在地上，往上面吐口水。

　　他父亲警告他，假如作业有一门没得5分，他就永远不要回家了。

　　往书包上吐口水，C君说他感到受了奇耻大辱，一脚将书包踢飞。他父亲打他，他用手去挡时，拇指的关节响了一声。

　　考大学时，C君本来是可以考上北大或者清华的，但他故意做错题，并在考场上将分数算得极其精确。最后，他考上了一个不入流的大学，离开了北京和父亲。

　　上大学时，他一直没有回过北京。在他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里，告诉了我原委。离开北京的那天，他父亲把他送到北京站的月台上，丢下一句话后扭头便走。那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会按时给你寄钱的，你不要回来了。

　　大学毕业后，C君还是回到了北京，并在一个小单位上班。我是在人民大学的夜市上见到他的。当时一位很漂亮的姐们儿挎着他的手臂，两人是吃罢晚饭出来闲逛的。

　　那次见面我们都很高兴，最后互相留下电话，准备抽空聚一聚。

　　那年，我去了趟广州，再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们没能见面。4个月后，也就是第二年的春天，C君的女友给我打电话，哭泣着说他自杀了。

　　我恍惚记得，那年的春天还像往年那样寒冷，不久，中关村南北区之间开始修建四环路。从那时起，我几乎没再去过北区。

　　想起C君，并不仅仅是在天空中飘浮红色孔明灯的海边，其实在那晚早些时候，我在H姐们儿家做客时，他父亲的一句话将C君从我的记忆深处翻腾了出来。

　　那天，我们从昆嵛山将搭车女士的一家送到烟大门口，便来到H姐们儿家过中秋。

　　H姐们儿的父亲——H先生，60岁左右，豪爽的山东男人。曾在烟台京剧团工作，唱京剧小生。在他家摆放着一幅他年轻时手拿长搠的剧照——隋唐的罗成，甚是英俊威武。

　　但在这英武的形象背后，H先生却有一段令人喷饭的经历。在两个女儿还很小的时候，某年过节，H先生突发奇想，想看看小孩喝醉酒之后是个什么模样。于是乎，他开始灌两个女儿，并等待着令他开心的一幕。终于有人喝醉了并落荒而逃，但这人不是大女儿，也不是小女儿，而是H先生自己。

　　山东姑娘的酒量啊，令人胆寒。

　　我们进屋时，H先生一家正在给我们包饺子，鲅鱼馅的。

　　在北京我曾吃过他女儿H姐们儿带来的、他包的饺子。作为地道的北方人，我吃过各种各样的饺子，我用“无与伦比”来形容H先生的手艺，自认为毫不过分。

　　那天，我和Y君吃得有些无耻，简直都快弯不下腰了。

　　我提议，请H先生将包饺子的手艺传授给他女儿，这样，我们在北京就可以经常大饱口福了（H姐们儿在北京工作，平时难得回家）。

　　不曾想H先生用很坚决的口气说，这可不行。把手艺传给她，她以后就不回家了。

　　就是这句话，让我想起了C君，还有C君的父亲那句决绝的话，“我会按时给你寄钱的，你不要回来了。”

　　那天在海边，我想了很多很多。

　　我母亲，山东老太太，在她的一生中，她失去了三个光荣：飞行员；战功；还有我（因她的溺爱，也因我一度的颓废，我没有像她渴望的那样有出息）。

　　C君的父亲更加可悲，据我所知，他一直就是个默默无闻、平庸的科学工作者，而他失去了他唯一的儿子。C君聪慧，有气魄，假如他有个正常的家庭，相信他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可惜他英年早逝，令父亲失去了生命中唯一的光荣。

　　而H先生，我相信他心目中的光荣是很朴实的——他的家庭就是他的光荣，这从他那句半真半假的玩笑话便能真切地看出，他爱他的家庭。他的夫人H太太，仪态优雅，令人肃然起敬；他的两位女儿美丽善良，都很大气。

　　那天在他家过中秋，我很快乐，因为，在父母去世后的这些年里，我终于又体验到了家庭那温暖我们心灵的、神圣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