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聊斋志异》中的一些篇章描写到文士治生，主要集中在处馆、佣书、书画、经商几个领域。《聊斋志异》对文士治生的摹写，反映了清代文士治生的社会现实；元代许衡的“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治生思想及其后受其影响的明清文人的治生理念，为文人治生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反映了下层文士艰难的生活状态。蒲父和松龄父子自身的治生生涯，使他对文士治生这种社会现象有所关注，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对下层文士治生生态有所反映。蒲松龄的治生实践为《聊斋志异》注入了新内涵。
《聊斋志异》中描写文士治生生态的篇章虽没有《儒林外史》那样集中，但前者所涉及文士治生的描写，如描写处馆授徒和文人经商的情形，却非常细腻和深刻；而其他如佣书自给、绘画治生等多是依附于小说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构建的需要，有的甚至附以神异色彩，并没有以之为小说描写的重点，在小说中仅起到铺垫作用。在文言小说中，像《聊斋志异》这样描写文士治生的实不多见。我们不能忽视《聊斋志异》中的文士治生描写，因为它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古代下层文士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蒲父和松龄父子自身的治生生涯和感悟也为创作《聊斋志异》注入了活力。
明清时期，文士治生的现象非常普遍，学界前贤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笔者亦有近20篇已发表的论述文士治生的核心期刊论文和学术专著《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中华书局，2019年)。关于蒲松龄做塾师、游幕生涯和《聊斋志异》中的文士经商现象的研究，学界同仁多有关注，这些研究成果对本文的撰写具有一定的启迪。如果我们认真翻检《聊斋志异》《蒲松龄全集》等相关文献，就不难发现在蒲松龄的文集、小说等中，描写文士治生虽然主要集中于处馆、游幕这两种途径，但也涉及其他治生途径，而且蒲松龄对文士治生及其影响颇有感悟；如果再与现存文献资料相印证，不难发现蒲松龄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文士治生，与明清文士治生的现实很吻合；蒲松龄的治生观念与前代先哲的治生思想一脉相承。研究《聊斋志异》文士治生这一课题，有助于我们深化研究蒲松龄。本文拟结合蒲松龄的相关文献资料对《聊斋志异》中文士治生生态进行探析，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 《聊斋志异》对文士治生生态的描摹
《聊斋志异》中所描写的文士治生，主要集中在处馆、经商两个方面，其次也对文士佣书、书画治生进行了描写，这四种途径也是明清文士从事治生所常采用的手段，《聊斋志异》对前两种文士治生途径不吝笔墨，对后两种文士治生途径进行简要描写，从而使《聊斋志异》对文士治生生态予以展现。中国古代教育，注重家中男丁的启蒙教育，而且特别尊师重教。蒙馆之风，虽在唐代已行，但以宋代最盛。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不仅对此曾有记载，而且对主人和蒙师之间的称谓、蒙师种类、教学内容和方式作了说明。对于有志于科举者，教师对弟子“以八股试帖为正课，其余诗赋文辞为杂作”(刘禹生 2—3)。除了蒙馆之外，又有宾师之说(徐珂 3580)。宾师不同于蒙师，宾师之职责，比较广泛。延订宾师之书，曰关书，亦曰关聘，上载所任之事及酬报之数，好似今日之契约书。送关书时，必附以聘金。宾师的范围较蒙师为广，既有蒙师一类，也有幕宾一类，从事游幕的文士，官员也称之为西席，有时也称其“席宾”，称谓在不同时代也有所不同。
《聊斋志异》对文士处馆和授徒的情形也多有描写，涉及的篇幅也比较多。如第一卷《宅妖》言王俊生处馆：“长山李公，大司寇之侄也。康熙十七年(1678年)，王生俊升设帐其家。”(《聊斋志异(图文本)》 9)第四卷《念秧》言清苑人许生在官员府中设帐授徒：“我清苑人，许姓。临淄令高檠是我中表。家兄设帐于官署，我往探省，少获馈贻。[……]先是，临淄宰与王有旧，王曾入其幕，识其门客，果有许姓，遂不复疑。”(211)第十卷《又》虽以神鬼为背景，但也提及文士以处馆授徒治生的情况：“金生，字王孙，苏州人。设帐于淮，馆缙绅园中。”(547)第三卷《庚娘》言河南名门之后的金大用在被扬州王十八设计陷害而未死，后流亡至淮扬一带，被当地富室尹翁聘为塾师：“初，金生之溺也，浮片板上，得不死。将晓，至淮上，为小舟所救。舟盖富民尹翁专设以拯溺者。金既苏，诣翁申谢。翁优厚之，留教其子。金以不知亲耗，将往探访，故不决。”(143—144)
第九卷《爱奴》虽以虚幻之鬼魅为描写对象，但蒲松龄用大量笔墨详细描写了文士以塾师治生的情形，包括东家延请塾师的程序、束脩厚薄及应聘者的素质，如文中所描写的河间徐生以授徒为生，注重诚信，面对第二位东家的利诱，不愿违约而就，只愿在空档之时，在不违背信约的情形下，答应第二位东家的聘请(《聊斋志异(图文本)》 459)。徐生对所教学生要求严格，即使面对东家的歉意，甚至宁愿辞馆也不愿放弃自己的教学标准和原则：
然公子不善读，诃责之，则夫人辄为缓颊。初犹遣婢传言；渐亲出，隔户与先生语，往往零涕。顾每晚必问公子日课。徐颇不耐，作色曰：“既从儿懒，又责儿工，此等师我不惯作！请辞。”夫人遣婢谢过，徐乃止。自入馆以来，每欲一出登眺，辄锢闭之。一日，醉中怏闷，呼婢问故。婢言：“无他，恐废学耳。如必欲出，但请以夜。”徐怒曰：“受人数金，便当淹禁死耶！教我夜窜何之乎？久以素食为耻，贽固犹在囊耳。”遂出金置几上，治装欲行。夫人出，脉脉不语，惟掩袂哽咽，使婢返金，启钥送之。徐觉门户偪侧；走数步，目光射入，则身自陷冢中出，四望荒凉，一古墓也。大骇。然心感其义，乃卖所赐金，封堆植树而去。(459)
同篇又描写了章丘朱生的处馆情形，他和徐生一样，对弟子严格要求，面对主家的求情，严词苛责，甚至痛骂主家之溺子：“章丘朱生，索刚鲠，设帐于某贡士家。每谴弟子，内辄遣婢为乞免，不听。一日，亲诣窗外，与朱关说。朱怒，执界方，大骂而出。妇惧而奔；朱迫之，自后横市臀股，锵然作皮肉声。一何可笑！”(《聊斋志异(图文本)》 459)同篇又生动描写了受聘者与东家之间的微妙关系，一方面，东家为了让受聘者尽职尽责，锱铢必较；另一方面，受聘者设计应对，令东家苦不堪言：
长山某，每延师，必以一年束金，合终岁之虚盈，计每日得如干数；又以师离斋、归斋之日，详记为籍；岁终，则公同按日而乘除之。马生馆其家，初见操珠盘来，得故甚骇；既而暗生一术，反嗔为喜，听其复算不少校。翁大悦，坚订来岁之约。马辞以故。遂荐一生乖谬者自代。及就馆，动辄诟骂，翁无奈，悉含忍之。岁杪，携珠盘至。生勃然忿极，姑听其算。翁又以途中日尽归于两，生不受，拨珠归东。两争不决，操戈相向，两人破头烂额而赴公庭焉。(《聊斋志异(图文本)》 459—460)
与之可作印证的是第九卷《云萝公主》。此篇除了描写受聘者与东家之间的微妙关系外，还描述了受聘者夫妻对待束脩厚薄之不同态度：
又耿进士崧生，亦章丘人。夫人每以绩火佐读；绩者不辍，读者不敢息也。或朋旧相诣，辄窃听之：论文则瀹茗作黍；若恣谐谑，则恶声逐客矣。每试得平等，不敢入室门；超等，始笑逆之。设帐得金，悉内献，丝毫不敢隐匿。故东主馈遗，恒面较锱铢。人或非笑之，而不知其销算良难也。后为妇翁延教内弟。是年游泮，翁谢仪十金。耿受榼返金。夫人知之曰：“彼虽周亲，然舌耕谓何也？”追之返而受之。耿不敢争，而心终歉焉，思暗偿之。于是每岁馆金，皆短其数以报夫人。积二年余，得如干数。(《聊斋志异(图文本)》 492)
《云萝公主》中描写了章丘孝廉李善迁不愿走科举仕进之路，以教授音乐为生，最后也成为孝廉(《聊斋志异(图文本)》 492—493)。
古代文人称受雇为人抄书而获得报酬的人为“佣书”，不同时代的称谓有所不同，如魏晋南北朝时称之为“经生”，唐时称之为“钞书人”。历代不乏文人佣书之事，文献中对此多有记载，如《后汉书·班超传》记载了班超携其母到洛阳后，因家贫为人佣书自给：“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左右皆笑之。”(范晔 1571)《三国志·吴书·阚泽传》记载会稽山阴人阚泽早年因生计为人佣书自给之事：“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后成一代饱学之士、东吴显宦。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记载扬州人仲简“少习明经，以贫佣书大年门下，大年奇之”(欧阳修 27)。明清时期，文人佣书自给的现象更加普遍，大多是贫寒书生出于生计所迫而为之。今仅以与蒲松龄同时代的文人以佣书自给为例，如浙江秀水人钱文端“幼贫甚，隆冬早起读书，灶无宿薪，汲井水盥手，肤为之坼。未弱冠，依人京师，佣书糊口，冬无裘，入市以三百钱买皮袖，自缀于袍，钞纂益力。[……]如是者两年，学大进，遂以文字邀异遇。[……]士之匿影蓬毕，憔悴谋生者，观于公，无自戚戚也”(葛虚存 209)。乾隆时人王源，“年四十余，以家贫父老，始游京师，佣笔墨”(周家楣 缪荃孙等 4749)。金家坞人金廷蕙，在未仕之前，因家贫先以佣书度日，后以授徒自给：“家素贫，弱冠游京师，佣书度日。久之，见知怡邸，延之授读。”(彭延庆等 609)
文人以佣书治生的现象在《聊斋志异》中也多有涉及。如第一卷《娇娜》篇描写孔氏后人孔雪笠应做官之友人所招，前往相聚，却因友人不幸去世而落拓，只好以为寺庙抄书治生：“孔生雪笠，圣裔也。为人蕴藉，工诗。有执友令天台，寄函招之。生往，令适卒。落拓不得归，寓菩陀寺，佣为寺僧抄录。”(《聊斋志异(图文本)》 20—21)第七卷《胡四娘》篇描写陕西剑南人以佣书治生之事：“程孝思，剑南人。少惠能文。父母俱早丧，家赤贫，无衣食业，求佣为胡银台司笔札。”(367—368)第十二卷《房文淑》篇描写了开封人邓成德先因游学而佣书：“开封邓成德，游学至兖，寓败寺中，佣为造齿籍者缮写。”(655—656)后在逃妇的劝说下，处馆授徒。
书画治生也是一些文人经常采用的手段。明清时期文人以书画治生的情形很普遍，特别是明中期以来，文人墨客渐渐将书画商品化，将书画艺术推向市场，出现了许多职业和兼职书画家。文士以书画治生而获利者代不乏人，尤为突出的如明代吴派书画家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清中期扬州八怪等，借书画治生，因其在书画界的盛名，其书画作品为世所重，时人争相购求；晚清“海派”书画家，如赵之谦、虚谷、任熊、任薰、任颐、吴昌硕等名家的书画作品非常畅销，对上海书画市场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清中期始，有的书画家甚至明码标价，以金银为标的，郑板桥首开先河。郑板桥曾为此制定了书画价格和出售规矩，即《板桥润格》。郑板桥之后，吴平斋、周存伯则加以效法，明定书画价格：
书画润笔，皆准板桥所定，即以此帖为仿单，不复增减。[……]余谓东坡字在当日只换羊肉而已，吾辈率尔落笔，便欲白银，亦大罪过。然年来以笔墨为人役，亦甚苦之。读板桥此帖，辄为诵古诗曰：“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退楼诸公闻知，当干笑也。(俞樾 29)
引文中的“退楼”，即吴平斋；“范湖居士”，即周存伯。
宋人作画，尚未直接要求求购者需付具体数额的酬金，主要根据求购者的意愿，或物品，或酬金，或物品兼酬金；而清人为人作画，则于宋人大不同，如清末书法家侯云松，擅书画，求者接踵，他也仿效郑板桥，不讲情面，一意以书画价格为衡量是否作书的标准。他曾作《金缕曲》二阕贴于门上以达此意：
对客频挥手，愿诸君收回绢素，那容分剖。书画词章三绝技，此语最难消受，况八十龙钟衰朽？终日涂鸦涂不了，惯直从辰巳交申酉，问所得，几曾有？尤多亲友之亲友，贴签条某翁某老，不知谁某。积压纵横放散失，寻觅几番搔首。愧爽约又将谁咎？要不食言原有术，或先将润笔从丰厚。问破钞，可能否？
润笔由来久，古之人一丝一缣，不嫌情厚。翰墨生涯论价值，不出板桥窠臼，于廉惠何伤之有？风雅钱仍风雅用，向荒园老屋添花柳。五簋约，燕良友。漫嗤自享千金帚，算老来只余拙笔，尚夸人口。便类碔砆同瓦砾，索报却须琼玖。书数目榜之门右，博得道涂闻者笑，谓是翁罔顾言之丑。掩两耳，掉头走！(马宗霍 104)
文人以书画治生的情形，《聊斋志异》中也有所涉及，只是着墨不多而已。如第二卷《侠女》篇描写南京人顾生以书画自给：“顾生，金陵人。博于才艺，而家綦贫,又以母老,不忍离膝下，惟日为人书画,受贽以自给,行年二十有五,伉俪犹虚。”(《聊斋志异(图文本)》 79)
文人经商自古有之，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复国后，隐退经商，成为富商的事迹众所周知。降及明清，特别是自明中期以来，商品经济日益发达，一些文人出于各种原因涉足商业界，文人经商较之前代更加普遍。清代初中期最有成就的当属徽商，号称“无徽不成镇”，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如盐业、木业、茶业、典业、放贷业等，从商的方式主要有佐人经商和独立经商两大类，这其中都不乏文人身影。到了晚清，随着西方列强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入侵，上海成为文士寻觅治生之乐土，许多文士投身于实业，更有商战救国之论，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民族实业家。笔者曾有专文予以论述，恕不赘述。
文人经商的情形，《聊斋志异》中也多有描写，如第九卷《刘夫人》篇比较细致地摹写了彰德人廉生弃儒经商的情形。小说先是描写廉生虽家贫，却痴迷于读书，起初虽经一妇人劝说，仍不愿弃儒就商；后在妇人的极力劝说和帮助下，廉生才决定下海经商。廉生虽不懂经商之道，但在妇人及其手下人的鼎力辅佐下，获利甚多，成为一代盐商。即使如此，廉生仍不忘读书本业，最终放弃经商获利之道：“然生嗜读，操筹不忘书卷，所与游皆文士；所获既盈，隐思止足，渐谢任于伍。”(《聊斋志异(图文本》》 498)
第二卷《纫针》篇描写了王心斋因家道中落而贷款经商却失利之事，女儿差一点被债权人所谋夺的情形：
乃知其夫王心斋，亦宦商也。家中落，无衣食业，浼中保贷宫室黄氏金，作贾。中途遭寇，丧资，幸不死。至家，黄素偿，计子母不下三十金，实无可准抵。黄窥其女纫针美，将谋作妾。使中保质告之：如肯可，折债外，仍以廿金压券。(《聊斋志异(图文本》》 643)
《聊斋志异》其他篇章也在不同程度上描写了文人经商的情形，如《罗刹海市》描写了马骥出身于商贾之家，其父因年老“罢贾而归”，马骥在其父的劝说下，继承父业，弃儒就商；《雷曹》描写了乐云鹤科试屡败后，面临生计问题而不得不弃儒经商，经商半年就略有小成；《房文淑》描写了邓成德因开馆授徒难以维持生计所需，无颜回家，遂弃塾师之业而出外经商，历经四年而获利归家。
由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到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些篇章已触及文人因各种原因而治生这一社会现象。《聊斋志异》中描写了文人治生的一些途径，如处馆授徒、佣书、出售书画、经商等，其中对文人处馆授徒、经商这两种治生途径的描写着墨较多，这恐怕与蒲松龄父子从事治生的方式不无关系，蒲松龄试图将他的这种情感注入《聊斋志异》之中，实现他的“意图力”与“叙事个性化”的有机结合。
二、 《聊斋志异》反映的文士治生生态
《聊斋志异》中描写了一些文士治生的情形，虽有的篇幅较短，但一些篇章却描写得很生动，主要反映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文士生态。文士从事治生活动，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如子贡、范蠡、白圭等人都是文士治生的典型代表；又如战国四君子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广收门客，许多身怀一技之长的文士慕名投奔其门下，成为他们的食客或贵宾，当时的许多文士游食于江湖；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在出山辅佐刘备之前，就曾与他的弟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另外三国时期的许多名士徐庶、庞统、荀彧、荀攸、贾诩、郭嘉等，都是依附于乱世豪杰的杰出谋士。其后历朝历代都不乏治生之文士；不过宋代之前的文士治生状况，文献记载较少，这可能与宋代之前对文士治生重要性的认识不足有关系。延至宋代，文士治生开始逐渐增多起来，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宋代的许多文士从事治生活动，名人或踏入仕途的文士从事这类活动多不是生活贫苦所致，其治生手段主要是通过为人作文或撰写碑铭来获取报酬，且具有一定的商业化和文化性特点；下层文士常常是因生计所需不得不从事治生活动，甚至从事一些为时人所不齿的行业；去职或遭罢官的文士，也加入了治生行列。对此笔者曾有专文予以论述。
元代，虽历时不到百年，但亦不乏文士治生者。元朝建立后，一些文士鉴于统治者对中土文人采取的打压和歧视政策而不得不隐于民间，参与词曲创作，元杂剧因之而兴起，至于文士参与戏曲创作和舞台艺术而取酬的现实，虽缺乏文献记载，但研究者多认为这种现象会有所存在。元代末年，刘基弃官隐居家乡，以授徒为业。而尤为重要的是，不仅元代文人亲身实践，而且在治生理论上也独树一帜，元代理学家许衡提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的治生理论，深深影响了明清文人的治生理念。
降及明清两代，科举制度日益完备，众多文人孜孜以求于科试中第而穷首皓经。虽然科举中式名额较之前代不断增加，但相对于不断增长的文士数量，中式比例却日益下降。生计问题摆在了众多未仕士子面前，成为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寻求适合自己的谋生之道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明清时期，文人治生的现象较之前代更为普遍，涉及的治生领域日益集中，记载文士治生的文献资料较之前代更加繁多，这显示出明清文士治生的普遍性。
“治生”一词，语出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后为历代多采用，言即通过授徒、游幕、行医、问卜、业农、经商等手段谋生。古代士大夫一向注重治生，在《论语注疏》中，《解经卷第七·述而第七》曾云：“言人能奉礼，自行束脩以上，则皆教诲之”(96)，孔子认为授徒治生是很正当的行为；《解经卷第七·述而第七》又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98)，又认为治生求富是很正当的需求，即使从事一些低贱的行业也无所谓；如果做不到治生求富，也可从事个人的兴趣爱好。《解经卷第四·里仁第四》又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52)，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类正常的欲望，需要以正当途径获得，贫贱是人类所不希望的，但如果不用正当手段摆脱它，就难以消除这种不利状态。有道德的人，需要时刻注意仁德，即使在困境之中也不能忘记。
迨及南宋，以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的永嘉永康事功学派兴起，他们主张“农商并重”和“功利并举”，与朱熹等人所代表的传统理学观念发生了激烈碰撞和冲突，被朱熹等理学家视为“功利之学”而大加鞭伐，也进而引起众多文人对义、利何者为重的思考，即义利之辩。及至元代，理学家许衡明确提出了“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的观点，他认为治生应是学者首先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治生是治学的物质基础，只有解决了治生这个问题，才不至于妨碍治学和自身的品行修为：“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许红霞 576)这种观念奠定了文人的治生理论，深深地影响了明清学者，不少明清文人对许衡的这种治生思想进行继承和延伸，形成了很有学理性的明清文人治生思想。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易代之际的思想家陈确《学者以治生为本论》一文，是继承和发展许衡治生思想的集大成者(陈确 158—159)。其后无论王守仁的“四民异业而同道”、李贽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唐寅的“书画治生论”以及清代学者陆以湉、全祖望、戴名世、张履祥等人的各种治生理念，都是在《论语》中的治生理念和许衡的“学者以治生为急”治生思想上的继承和发展，治生之风气弥漫于社会各个阶层。明代《增广贤文》亦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视之有度，用之有节”(冯国超 83)，对文士治生进行理论上的规范。
与蒲松龄差不多同时代的文人也对许衡的这种治生思想多有继承和拓展，如理学家张履祥，除了自己勤于治生，如处馆授徒、从事和研究农事外，还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治生观，即“治生以稼穑为先”：“许鲁斋有言：‘学者以治生为急。’愚谓治生以稼穑为先，舍稼穑无可为治生者。”(张履祥 994)清代理学名家戴名世提出种树作为文人治生的论断。他认为尽管种树属于勤苦的劳作，而且历时十年左右才能获利，不过它却是最适合文人治生的途径。戴名世认为，种树可在读书之余操作，用时不多，不仅不会因之荒废学业，而且比起处馆授徒所得微薄束脩，更能因之得获厚利；戴名世又提出种树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土质、区位选择最适宜的种植品种。(戴名世 83—84)
一些文人士大夫虽仍坚持正统的儒家理念，但也对文士治生给予理解，如沈德符认为：“士大夫黩货无厌者，固云龌龊下流，然为子孙计，或是一理。”(沈德符 210)正如上文所引《聊斋志异》第九卷《刘夫人》中妇人劝廪生治生所言：“读书之计，先于谋生。公子聪明，何之不可?”蒲松龄在小说中借妇人之言，道出了他的治生理念，在《贺宋静轩入泮序》中又言：
古人云：“读书之计，先在谋生。”岂非以富者贵之资耶？至于士也者，执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之物以为业，既不得分其身以事生产；不惟不得，亦不能。甚且八口啼号，往往掬破砚而食之，日日芸人田，而家多废垅，其膝下痴儿，有肯以闲放之身，忍冻抱馁，而矻矻于斯者无之矣。故今日士之子，求其能躬亲耒耜之外，犹记姓名不讹，亦已过望，敢云肯我堂构乎？(《聊斋文集》卷2；《蒲松龄全集》第2册 85)
蒲松龄《卷堂文》中有云：“学以致圣为先，不可无谋食之计。”(杨海儒，《蒲松龄遗文》 63)这也从侧面体现出蒲松龄的治生观念与元代许衡“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的治生观念一脉相承。
蒲松龄虽数十年从事处馆授徒和出外游幕，但他很重视农桑，如他在《家政外编》的序言中云：
窃以四民之生,胥资南亩；八口之计,重赖西成。今日而无宵旰之劳，则明日遂无寝食之适。人生斯世,虽欲无劳,不可得矣。然或贵介之子孙,不分菽麦;秀才之庄稼,贻笑耕夫。日用之事,习而不察者,宁少乎哉!他如朝饔夕爨,云剪夏畦之蔬;乘屋牵萝,实落秋园之树：为橐驼之弟子,乃神农之功臣也。下此则释耒耜而问花竹,亦田舍之高风;去淫赌而耽林泉,犹陶朱之令嗣：又乌知蓝蔚之生风月,非所以慰藉劳人乎？集为外政,公之同人。(《杂著》；《蒲松龄全集》第3册 173)
蒲松龄又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正月为《农桑经》所作的序言中写道：
居家要务，外惟农而内惟蚕。昔韩氏有《农训》，其言井井；可使纨绔子弟，抱卷书生，人人皆知稼穑。余读而善之。中或言不尽道，或行于彼不能行于此，因妄为增删;又博采古今之论蚕者，集为一书，附诸其后。虽不能化天下，庶可以贻子孙云尔。(《杂著》；《蒲松龄全集》第3册 247) 247)
从蒲松龄对农桑重视的言语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张履祥“治生以稼穑为先”治生理念的影子。从时代来看，张履祥是明末至清中期人，稍早于蒲松龄。作为清初中期著名理学家、农学家的张履祥，十分重视农桑，晚年时，他一边出外处馆，一边身体力行，带领家仆从事农事活动。张履祥还根据自己历年的农业实践，对沈氏《农书》进行了增删和修订，著成他的农学著作《补农书》，为后世所重。从这个方面来看，张履祥不仅有长期的农作实践，并善于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实践性很强的农学理论。
三、 蒲松龄的治生实践为《聊斋志异》注入了新内涵
蒲松龄的一生，与治生密切关联。蒲松龄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其父早年虽立志科举，但因屡败科场，只好弃儒经商：“初，松龄父处士公敏吾，少慧，肯研读，文效陶、邓；而操童子业，苦不售。家贫甚，遂去而学贾，积二十余年，称素封。”(《聊斋文集》卷7；《蒲松龄全集》第2册 301)后厌倦商事，“不理生产”，将精力放于读书教子和施济建寺，家产随之败落。至蒲松龄时，蒲家已是处于贫窭之境。因家道中落，无力延师，蒲松龄早年所学都是在其父教育下完成的。尽管如此，蒲松龄早年在科场上奋发有为，县、府、道试连拔头筹，然其后连挫科场，难有建树，七十余岁时才成岁贡生，直至被其妻苦心劝阻才作罢。迫于生计，不得不治生：“然自析箸，薄产不足自给，故岁岁游学，无暇治举子业。”(《附录》；《蒲松龄全集》第3册 4)蒲松龄主要采用游幕和授徒两种治生手段：应原同乡、后出任宝应县的知县孙蕙所请，在其幕中做幕宾数年；其次，蒲松龄又在本县西铺村毕际友家处馆，授徒四十余年，直至年届七十岁才撤帐归家。蒲松龄及其子孙为了生计，各自出外处馆，平时难得一见，如其子蒲箬《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中言：“此三十年内，不孝辈以次析炊，岁各谋一馆，以自糊其口，父子祖孙分散各方，惟过节归来，始为团圆之日。”(《附录》；《蒲松龄全集》第3册 4)蒲松龄与所处馆主家的交情很好，而且也是深怀感激之情的，毕竟像蒲松龄这种落第文人，想长期受雇于一家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尽管如此，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田七郎》中，一方面掺入了恩报主题，另一方面也隐约揭示了这种恩报主题背后隐藏的不平等性，显示出蒲松龄的这种复杂心态。蒲松龄一生落拓不第，笔耕不辍，治生数十年，对下层文士的窘态深有体验和感触，如在《蒲松龄全集》的一些篇章中，他对自身落拓科场和治生窘况深感无奈和苦闷，如他在《聊斋词集》[附录]《念奴娇》中感慨一生落拓不堪、贫病交加的凄惨遭遇，令人读后忍不住潸然泪下：
韶华易逝去，叹凫沉鸥汛，年年落魄。四十衰同七十者，病骨秋来先觉。梦鸟惊笼，吟虫吊砌，多是眠难着。梧桐知否？一宵冷透帘箔。[……]
前身何似？想半生贫贱，不偿业果。春去秋来常是病，辜负柳丝花朵。未听新莺，早惊客雁，瘦影愁千里。煎心自急，便同鹦鹉骂锁。[……]
我狂生耳，自摸索今世，已拼寒窘。老大只求癯骨健，犹似苍苍未允。烂漫花朝，团圞月夕，俱向床头尽。揽衾长叹，韶光空掷虚牝！堪怜多病沈郎，频移带孔，未觉腰围。憔悴那禁秋气烈！但怨露娇风忍。禾稼不询，妻孥总置，真似无肠蚓。伶仃病鹤，抟秋漫羡鹰隼。(《蒲松龄全集》第2册 19—20)
蒲松龄在作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答汪令公见招》诗中言道：“年年落魄抱烟霞，回首平时意转差。倘有一人能相骨，何妨四海更无家？儒冠未达狂生刺，呵叱恐遭醉尉加。踪迹迂疏应勿怪，生平曾不到公衙。”(《聊斋诗集》卷2；《蒲松龄全集》第2册 121)作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的《偶感》诗中云：“潦倒年年愧不才，春风披拂冻云开。穷途已尽行焉往？青眼忽逢涕欲来。一字褒疑华衮赐，千秋业付后人猜。此生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聊斋诗集》卷2；《蒲松龄全集》第2册 151)
蒲松龄为生计游幕四方，虽被幕主所礼敬，但他对于游幕之苦颇多感慨，如他在《又小启代孙蕙(据手稿)》中言：
卑职刍牧微司，冲疲苦吏，送迎缓急，贱卑不啻马牛，浩荡河渠，溢涸总属罪罹。名为钱谷职掌，每半夜而接使臣者二三，任他几案尘生，恒十日而在河干者八九；兼之连岁水荒，抚绥整顿，心血几枯，万苦千辛，无可控诉。(《聊斋文集》卷4；《蒲松龄全集》第2册 156)
他又在《上藩司徐代孙蕙(据手稿)》中云：“卑职职同牛马，苦若檗冰。”(《聊斋文集》卷4；《蒲松龄全集》第2册 158)离乡游幕，备尝艰辛，不仅事务繁冗，而且官场之事又时常风云变幻，如履薄冰，如蒲松龄《附小启代孙蕙(据手稿)》言：
卑职牛马冲疲，苦难名状，三年以来，心碎血枯，直落得一副佣保骨，伶仃仅在，不意又以浮名而贾实祸，复蒙诸上台委署秦邮，东撑西欹，捉襟肘见，如处颓屋，面面皆风；明知保障之为难，只觉茧丝之不忍。(《聊斋文集》卷4；《蒲松龄全集》第2册 187—188)
蒲松龄游幕三年，游幕所得脩金微薄，除了日常用度，几无剩余，如蒲松龄《十二日答平原张讳德伯代孙蕙(据手稿)》言：“但弟遭逢不偶，牛马冲疲，宦业三年，囊空如洗，所不乏者，日暮江云，只恨不堪持赠耳。”(《聊斋文集》卷4；《蒲松龄全集》第2册 198)这种贫窘之态，仅能维持日常生计，要想过上体面生活基本上是一种奢望，更谈不上像明代文人那样追求闲情逸致和奢侈性食品消费了。
蒲松龄一生废于科举，为生计奔波，穷愁不堪，他屡在所作中抒发自己的愁苦之情，如他在作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诗作《拨闷》中言：“白云绿树隔红尘，湖海飘零寄此身。花落一溪人卧病，家无四壁妇愁贫。生涯聊复读书老，事业无劳看镜频。何日得钱十万贯，烟波深处买芳邻。”(《聊斋诗集》卷1；《蒲松龄全集》第2册 56)他为治生计拙并因治生而荒废举业而愁苦，如在作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咏怀》诗中言道：“谋生计拙探鸠巢，半夜寒窗忆故交。岁月已随人事故，诗书总为世缘抛。”(《聊斋诗集》卷1；《蒲松龄全集》第2册 60)蒲松龄又在作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诗作《九日同王如水登高，时定甫欲北上》中言：“穷途落魄叹遭逢，把酒登临问化工。三载浮名怜主弃，十年孤调与君同。《离骚》欲读羞名士，山水之间见醉翁。夜夜丰城高剑气，谁从雷雨辨雌雄。”(《聊斋诗集》卷1；《蒲松龄全集》第2册 86)
蒲松龄为屡败科场，难博一第而备感苦闷，羞对妻子，如他在作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诗作《语内》中云：“少时嫁衣无纨绔，暮年挑菜供盘飧。未能富贵身先老，惭愧不曾报汝恩。”(《聊斋诗集》卷4；《蒲松龄全集》第2册 316)他在作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的诗作《蒙宾朋赐贺》中言道：“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亦羞。”(《聊斋诗集》卷5；《蒲松龄全集》第2册 352)
尤其遇到自然灾害时，虽有治生所得束脩，但仍入不敷出，蒲松龄一家面临饥寒之窘境，如在他作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的诗作《霪雨之后，继以大旱，七夕得家书作(据手稿)》中言：“方今秋成谷腾贵，市上斗米如斗珠。吾家妇子三十口，丰岁不免饼晷虞。况有累弟老无力，四壁圮尽半垅无。家书览愁不寐，但闻蛩声唧唧泣向隅。”(《聊斋诗集》卷4；《蒲松龄全集》第2册 250)蒲松龄在作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诗作《敛毕》中亦言：“倚杖衡门下，瑟瑟秋声寒。年荒新谷贵，宁免冻馁干？田舍对妻孥，脉脉蹙愁颜。邻父有好怀，携酒相与欢。座中无杂言，各道秋成悭。亩田无斗粟，今岁一酿艰。倾觞宜尽醉，后此宴会难！”(《聊斋诗集》卷4；《蒲松龄全集》第2册 314)
在蒲松龄之前，针对文人落魄和穷愁之境，有的文人曾作《贫士吟》类的长篇诗作或词作，如明人唐寅曾作《贫士吟》以自嘲，并作《风雨浃旬，厨烟不继，涤砚吮笔，萧条若僧；因题绝句八首，奉寄孙思和》诗诉说贫士之苦；《金瓶梅词话》作者借用《别头巾文》痛诉科举制度下士子的悲惨境地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痛苦。无独有偶，蒲松龄也作了《学究自嘲》曲子，揭示了“只少一张雇工纸”的教书先生的“为师之苦”和“为师之贱”(《附录》；《蒲松龄全集》第3册 53—57)。有诗一首：
暑往寒来冬复秋，悠悠白了少年头！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
课少东家嫌懒惰，工多子弟结冤仇。有时遂我平生愿，早把五湖泛轻舟。(53)
另外，蒲松龄所作的《教书词》《辞馆歌》《先生论》《塾师四苦》《训蒙诀》《卷堂文》等文，道尽了塾师之劳苦，抒发了他因科举不第而不得不为了生计治生的无奈和抑郁、愤懑之情。如《教书词》中言：“可叹吾儒太薄命，室常如悬磐。无计去聊生，谋馆教书苟延性命。”(杨海儒，《聊斋遗文》 81))《辞馆歌》中言及塾师之苦：来去须依主家之意，教导子弟须看主家之脸色；塾师须使所教子弟出成绩，否则又会受到主家的白眼和责备，可以说塾师在主家面前尊严丧尽：
连年流落在江湖，江湖生意多萧索。一生去住由主人，三飡迟早由奴仆。[……]俨如有罪人，坐在无罪狱。利觅蝇头且莫言，弟子愚顽难教育。教育规矩严，护短不容加鞭扑。教育无功程，又责先生才不足。此情此情诉向谁？长叹一声自藏蓄。(杨海儒，《聊斋遗文》 82)
《先生论》道出了塾师背井离乡出外处馆授徒的诸多苦楚，如塾师为生计不得已别离妻子，离家出外授徒，但常常处于所得脩金微薄，难以维持生计的窘境：
舌耕之苦楚，只可自知。身将离而仍合，心欲改而悔迟。饥来青灯不谌(堪)煮，寒时黄卷难为衣。不得已，还借教书为活计。依然假馆作生涯，束脩数金奉身去。柬帖十二送愁来，于是背井离乡，舍我田园而不顾。咬文嚼字，求人衣食欲何之？恋蜗角之微名，直(置)妻孥于行路；谋蝇头之小利，难侍父母于庭帷。(杨海儒，《聊斋遗文》 83))
《先生论》又对主家不尊师重教，以艰苦的饮食和住宿条件对待塾师的情况予以无情控诉：“白日里厌餐疏水饥如饱，到晚来怕睡孤衾冷如冰。[……]等闲霜落少年头，半饥半饱怀愁客，无枷无销(锁)自在囚。”塾师对于教学之宽严程度难以自己决定，对待所授子弟宽松了，主家不满意；若对子弟严格了，又容易引起所授子弟之不满：“课少东君言懒惰，功多弟子结冤愁(仇)。宽严都是难为处，谁与先生一解忧。”(杨海儒，《聊斋遗文》 84))塾师只能仰主家之鼻息，不敢对于处馆待遇和脩金有所索求：
今而后揣东君之意，爱的是学生朴野，莫粗暴也；训诲淳淳(谆)，弗惮劳也；杯瓶痛绝，戒醇醪也；菜羹疏食，忌嘉(佳)肴也；终身监守，坐囚牢也；束脩薄取，价不高也；家常便饭，终岁熬也；搬送车马，一笔消也；担簦负笈，往来跑也；下气柔声，休发黪也；虽极无理，犯不校也。(杨海儒，《聊斋遗文》 84))
《塾师四苦》又道出塾师四大苦处：一是教书辛苦，束脩不定期支付：“清晨便教书，口舌都干苦。方才教写字，又要教读古。[……]开学不回家，清明到端午。临期候书金，看看日将午。若还不至诚，留待后人补。”二是教书环境低劣：“塾堂两三间，东穿又西破。上漏并下湿，常在泥中坐。炎天气郁蒸，难学羲皇卧。一朝朔风悲，林端发恐怒。窗破不能遮，飕然入门户。一吹寒彻骨，再吹指欲堕。爆日无阳鸟，拨炉又绝火。”(杨海儒，《蒲松龄遗文》 60-61)三是教书待遇低下：“两捆乱稻柴，一条粗衾布。虽有青麻帐，又被鼠穿破。夏间灯烬时，便受蚊虫蠹。倏忽秋冬□[至]，霜雪纷纷堕。枕席凉如冰，四体难捱过。才闻鸡喔声，不寐而常寤。”四是主家给塾师的饮食比较粗劣：“粥饭只寻常，酒肴亦粗卤。鱼肉不周全，时常吃豆腐。非淡即是咸，有酱又没醋。烹调搃[总]不精，如何下得肚。勉强吃些饭，腹中常常饿。渴来自煎茶，主翁若不睹。”(《蒲松龄遗文》 61-62)
《卷堂文》中又道出塾师之苦：离乡背井，抛妻舍子；束脩微薄，难以维持生计；主家要求塾师尽心教授，却对束脩付出锱铢必较，甚至拖延支付。塾师之业，如同“无枷无锁”之囚徒：
一金虽薄，俯首于浊富之门；百里莫辞，委身于不亲之地。视生徒犹骨肉，遂弃子与抛妻；以馆舍为福地，遽离乡而背井。坐时动经累月，不道归迟；去时未经半旬，却嫌久滞。无枷无锁，实为自在之囚；不哑不聋，化作痴呆之汉。[……]总觅得一两五钱，怎添补千窟百孔，徒使斯文扫地；岂知富贵在天，几番欲发奋辞归，当不得婉言留住。[……]算功课论长说短，欲诉无门；讨束脩指东说西，要归不得。农工商贾莫非人，奚必教书为业；城市乡村皆有利，何须处馆营生。从今奋翼，定飞过愁山；及早回头，好脱离苦海。(杨海儒，《蒲松龄遗文》 63)
与蒲松龄差不多同时代的文人对于处馆授徒的窘况颇有感慨，如清代浙江山阴人金埴，曾作诗诉说处馆之艰难：“谋馆多艰觅食竦，旅禾谁与借书娱？此乡自断闻君后，羹店牙行总绝无。”(金埴 99)汪辉祖《佐治药言·范家》亦言及处馆授徒的束脩微薄：“寒食课徒者，数月之脩，少止数金，多亦不过十数金。家之人目击其艰，是以节啬相佐。”(汪辉祖 4)郑板桥对此也深有感受：“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而今幸得青云步，遮却当年一半羞。”(郑燮 198)
蒲松龄又作《除日祭穷神文》《穷神答文》《历下吟》以自嘲。在蒲松龄死后，其子等所作《祭父文》对蒲松龄的治生状况作了总结：
若夫家计萧条，五十年以舌耕度日，凡所交游，皆知我父之至诚不欺，胸无城府；而东西师生三十年生死不二，至托诸梦魂者，则又无过于刺史毕先生家。呜呼！我父奔波劳瘁，七十岁始不趁食于四方，虽有儿辈四人，将焉用耶！[……]我叔荡析离居，日以薄产修仪，不能兼赡其多口为恨。(《附录》；《蒲松龄全集》第3册 8)
由上论析来看，自蒲松龄父辈虽经商却因后期不理生产而致家道中落后，蒲松龄面临着严重的生计问题，他不得不一边备考，一边治生，为家计奔波四方，劳碌一生，不仅在科场上屡遭败绩，而且在治生所得上也是捉襟见肘。科试无成和生计所迫如同两座大山一样，重重地压在了他的身上，令他愁苦异常。蒲松龄这种窘态使他难以做到像中国古代，特别是明中期以来的所谓“山人”那样能脱离世俗，率性而为，不以功名为念。这种贫窘之态令他对人生感悟甚深，故而蒲松龄在他的诗文词曲中，经常抒发自己穷愁苦闷的情怀。数十年的离家外出治生生涯，也使蒲松龄对文士治生的迫切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在《聊斋志异》中所描写的文士治生情形显得细致而深刻，主要集中在处馆授徒和文士经商两大类，这也正是蒲松龄与其父、其子长期从事治生的主要途径和手段，这无疑给《聊斋志异》描写文士治生注入了素材和活力。
结 论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用不少笔墨描写了文士治生。他所描摹的文士治生主要集中于处馆授徒、经商两个方面，另外也对佣书自给、文士书画治生予以描写。这一方面真实反映了明清时期的文士治生生态，明清文人治生现象较前代尤为普遍，有些文人为治生薪酬不再遮遮掩掩，甚至锱铢必较，明码标价，这在江南一带尤为突出。元代许衡的“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治生思想深深影响了后世学者，明清文人的治生理念多是继承和发展许衡的思想，这些思想为文人治生提供了理论基础，正统文人开始理解和尊重文士治生，社会风气也随之发生了巨变；另一方面揭示了下层文士面临的艰难处境，下层文人多因家贫不得不为生计而治生，面临的窘况令人心酸。一些文人开始以诗文词诉说这种艰辛，如明代唐寅、《金瓶梅词话》作者，清代张履祥、郑板桥、蒲松龄等，或作“贫士吟”类自嘲，或作反映科举制度下下层文人窘况的篇章，这都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蒲松龄一生困顿科场，为生计辛苦治生数十年的经历和对此的深切感悟，为《聊斋志异》文士治生的摹写注入了活力。《聊斋志异》所描写的文士治生情形，有的着墨不多，有的进行细致摩画，反映了小说作者的取舍有别：对于自己很有感悟的治生情形，如处馆授徒和文人经商进行细致描写，这恐怕与蒲松龄及其父、子的治生经历不无关系。蒲松龄父亲经商多年，蒲松龄处馆授徒数十年，这些长时间的治生经历自然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子。蒲松龄父亲经商多年，虽有所得，但后因不理生产而致家境败落。在其父死后，蒲松龄一方面致力于科试，屡试不售；另一方面不得不挑起维持家庭生计的重担，出外游幕和处馆，所得束脩微薄，一遇天灾，一家面临窘境，这对蒲松龄的冲击很大，故而在他的诗文词曲中多有抒发愁闷、凄苦之辞，读后令人叹惋。
研究《聊斋志异》中的文士治生和蒲松龄的治生情形，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聊斋志异》中所表现出的文人生活史，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蒲松龄的心路历程。
① 关于吴门画派、扬州八怪书画治生的论述，笔者曾有专文予以论析，请参见拙文《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文人与书画治生》，《苏州大学学报》3(2009)：97-101；《明清时期扬州与文人治生》，《安徽史学》6(2011)：52-60；《晚清时期上海与文士治生》，《学海》6(2011)：164-168；《唐伯虎治生探微》，《安徽史学》6(2014)：37-42。
② 参见拙文《明清时期徽州文士的治生与经商》，《安徽大学学报》5(2013)：121-127；《晚清时期上海与文士治生》，《学海》6(2011)：164-168。
③ 关于意图力与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个性化关系的论述，请参见公维军、阳玉平：《意图力与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个性化关系研究——以明清小说文本为例》，《明清小说研究》4(2019)：141-155。
④ 关于文人治生情况的论述，请参见拙文《宋代文人的治生与商化》，《社会科学辑刊》2(2005)：100-105。
⑤ 关于明清文人的治生理念以及受许衡治生思想的影响的论述，请参见拙文《明清时期文人的治生观念》，《中国文化研究》4(2011)：123-129。
⑥ 关于《聊斋志异·田七郎》恩报主题的具体论述，请参见陈瑜：《“士为知已者死”的观念嬗变——从《聊斋志异》经典文本微观分析出发》，《明清小说研究》1(2019)：232-246。
⑦ 关于明代奢侈性食品消费的论述，请参见刘晓艺：《明代奢侈性食品消费的阶层下移趋向——兼考〈醒世姻缘传〉中的罕异方物名吃》，《明清小说研究》2(2019)：133-149。
⑧ 20世纪80年代学界发现的蒲松龄《教书词》《辞馆歌》《先生论》《讨青蝇文》《塾师四苦》《训蒙诀》《卷堂文》等文等道尽塾师之苦。参见杨海儒：《聊斋遗文〈教书词〉〈辞馆歌〉〈先生论〉〈讨青蝇文〉》、杨海儒辑录标点《蒲松龄遗文〈塾师四苦〉〈训蒙诀〉〈卷堂文〉》。以下引自《教书词》《辞馆歌》《先生论》《塾师四苦》《卷堂文》的文字均据此而来，不再注明出处。
⑨ 关于中国古代山人文化的论述，请参见冯保善：《山人文化视野中的〈儒林外史〉》，《明清小说研究》4(2019)：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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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楣 缪荃孙等：《光绪顺天府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Zhou, Jiamei, and Miu, Quansun, et al.. Beijing: Beiji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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