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志辉

　　在唐代制诰发展史上，元稹是极为关键的人物。对此，学界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涉及其制诰的背景，制诰的理论，制诰创作地位和影响，元稹、白居易制诰的相似性，元稹制诰改革与古文运动的关系等。对于元稹制诰的新变，如内容上注重对士风的训诫，提供治术的指导，对事实的叙述，及其表现出来的文学特性，上述研究也多有涉及。这为我们理解元稹制诰奠定了基础，并予以本文重要的启发。然而，现有研究主要是把它当作静态的文本，关注其审美特性，而制诰作为王言之制的一种，无论是它的生成、运作，还是功用、目标，都附着着鲜明的制度属性。如果从制度的角度切入，或有助于重新理解元稹制诰改革，这也是目前学界较少关注的地方。

　　关于制度这个概念和类型，本文综合以下学者的观点。邓小南提倡“活的制度史”，她认为“制度基本上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之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制度既有文本的规定，也有应对现实的操作方式。有运作，有过程，才有制度”(阎步克 邢义田 邓小南等 108—109)。邢义田则认为，制度是有不同类型的，既有经历长久、约定俗成、无意中逐步形成的，也有依据特定权力分配关系、标准和程序而有意建构出来的多重秩序网络(45)。此外，周雪光也指出存在于中国官僚体制中的非正式制度，即“政府官员在日常工作中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习性”(228)，与邢义田所论的制度有共通之处。本文受此启发，从制度这个角度去探讨元稹的制诰改革，拟从四个方面展开：首先，元稹如何看待制诰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及在他的制诰观中，制诰内容所具有的制度属性是什么；其次，制度运转的程序和环节如何影响其制诰改革及文风形成；再次，元稹如何对待约定成俗的制诰传统；最后，元稹制诰如何体现其文学思想，及其制诰改革与同时期的古文运动、新乐府创作的联系。由于元稹今存制诰以授官制敕为主，这也是唐代制诰保存最多的文类，因而本文便以此为主要分析对象。

一、 “训导”与“指言”：制诰内容改革

自陈寅恪提出“公式文字，六朝以降，本以骈体为正宗[……]惟就改革当时公式文字一端言，则昌黎失败，而微之成功，可无疑也”(115—116)这一深具慧眼的判断后，元稹制诰的语体改革，即改骈体为散体，就成为最受学界关注的焦点(傅璇琮 590—591；鞠岩 50—57)。虽然这是元稹制诰的重要新变，但在他的制诰观中，内容与形式的重要性存在差异，前者为重，后者次之，而前者恰恰最能体现制诰的制度属性，这是有待进一步分析的问题。其《制诰序》是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理论文献：

　　制诰本于《书》，《书》之诰命训誓，皆一时之约束也。自非训导职业，则必指言美恶，以明诛赏之意焉。是以读《说命》则知辅相之不易，读《胤征》则知废怠之可诛。秦汉已来，未之或改。近世以科试取士文章，司言者苟务刓饰，不根事实，升之者美溢于词，而不知所以美之之谓；黜之者罪溢于纸，而不知所以罪之之来。而又拘以属对，跼以圆方，类之于赋判者流，先王之约束，盖扫地矣。(元稹，中册 1007)

　　这是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论述制诰的演变。他首先从制度特性而非审美特性角度去认识制诰。他将制诰源头追溯至《尚书》，尤其是“诰”“命”“誓”“训”等四种文类。《尚书》中文类众多，尤其以前三种为夥，关于其功用，刘勰认为“誓以训戎”“诰以敷政”“命喻自天”(上册 358)，分别是整饬军备、施行政教和授官命职。“训”则仅有《伊训》一篇，为伊尹陈述往古明君之德与天命之理以教导太甲。元稹认为，这四种文类“皆一时之约束”，即为当时的规章法令，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制度”。其内容可分为“训导职业”和“指言美恶”，两者又有明确的功能指向，“明诛赏之意”，即褒贬美恶。元稹指出秦汉以后的制诰大体遵循《尚书》确立的规范。然而，受到科举考试的影响，词臣(“司言者”)草诏表现出偏重辞藻雕饰的倾向，导致制诰内容偏离事实，对受官者德行政绩的叙述，令人不知其所以然，从而失去赏罚功能。他还指出，制诰受到骈文的影响，与举人应试所作的重属对、隶事的赋、判无别。也就是说，隋唐以后的制诰偏重审美，忽略了其应有的制度性。从论制诰内容与形式的篇幅大小，可以看出元稹更重视制诰的内容与功能，语体形式则属于次要方面。尹占华认为，元稹追用的“古道”主要不是指形式，而是指内容(蹇长春 尹占华 632)，这是符合事实的。在创作上，元稹基本上践行了其制诰观，其制诰语体有散体、骈体和骈散兼行三类，但内容大致不离“训导职业”或“指言美恶”。“训导职业”，即训示官职的责任、意义以及指导选人如何履行职责。“指言美恶”，是直接叙述受官者的功过得失。接下来分析他如何在制诰中贯彻其理念。

(一) 训导职业

不同官职有不同的职责，朝廷选择官员首先考虑受官者能否胜任职责，是否具有相应的品德、能力。唐前期(主要指初盛唐)的官诰，较少强调或者多是泛谈某个官职的职能与其所需的官员的品行，缺乏因职而异的针对性，如孙逖《授郑岩万年县令制》：

　　中大夫行尚书刑部郎中上柱国郑岩，形神俊秀，理识通明。标干术于公方，饰文词于吏道。累登华省，尝典剧曹。宜迁取则之邑，更展拨烦之用。可行京兆府万年县令。(董诰等，第四册 3142)

　　这可以视作唐前期制诰的典型，无论是论述受官者的品行才能、仕宦经历，还是交代新授官职的职责(“拨烦”)，孙逖用的都是比较程式化的语言。对于万年县的地位，他仅以“取则之邑”一笔带过。元稹《唐庆可守万年县令制》对于万年县的地位的论述则更具针对性：

　　辇毂之下，豪黠僄轻，扰之则狱市不容，缓之则囊槖相聚。是以前代惟京令得与御史丞分进道路，以其捕逐之急也。(元稹，下册 1154)

　　作者用较长的篇幅，相对具体地描述万年县治理之难，制词具有因职而异的独特性。

　　官职有朝官与外官之别，各自的事任、特征和充任所需的个人素质也有差别。元稹会根据职位与地域的差别有针对性地训导职业，如《范季睦授尚书仓部员外郎制》：

　　汝其往哉，予用训汝：夫廉贾五之，不争之谓也；出纳必吝，有司之常也。贰上下之价，则茫昧者受弊；杂苦良之货，则豪右者受嬴。惟一惟公，乃罔不同；惟平惟实，乃罔不吉。尔其戒之，无替朕命。(元稹，下册 1151)

　　元稹模拟皇帝口吻去训示范季睦，先论仓部之职的特点，进而指出失职会带来的弊端，最后诫勉他要做到均一公正，廉平严实。又如《裴注等可侍御史制》，“安可回惑顾虑于豪黠，而姑以揖让步趋之际为塞责乎”(元稹，下册 1156)，要求他们不必畏惧豪黠与权贵，保持刚直操守。郎官与御史都是京官，其事任与权责主要受官职影响，而且大体可以从相关的律令文本中找到依据。对于刺史、参军或县令等地方官来说，官职只是影响其事任的一个因素，此外他们还需要根据不同地域的风俗民情，来选择施政理念和方式。元稹制诰会着重强调地方特性，训示施政理念，从而改变了以往授官制诰较少根据地方民风来训导职业的惯例。如《韩察等可明通等州刺史制》：

　　明近于海，懦则奸生；通迩于巴，急则吏扰；沔当津会，滞则人怨。推是三者，引而伸之，然后可以忧人之忧矣。(元稹，下册 1175)

　　韩察等人被授明州、通州、沔州刺史，元稹概括不同州郡的特征及其禁忌，实际上是训导韩察等人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执政理念，如此才能替君王分忧。

　　元稹《制诰序》叙述自己从《尚书·说命》中认识到“辅相之不易”之理，是说像傅说这样的良臣贤相之难得。事实上，官员的选任在历朝历代都是难事。选任既是对充任者既往课绩、劳资的肯定，也包含对其未来政绩的期待。如何激发他们对职事的认同感，则是关乎其未来政绩的前提。元稹制诰强调官职的重要、朝廷的重视以及选任之难，其实就蕴含着提高充任者的认同感的目的。如《卢士玫权知京兆尹制》：

　　朕日出而御便殿，召丞相已下计事，而大京兆得在其中，非常吏也。诚以为海内法式，自京师始。辇毂之下，盗贼为先。尹正非人，则贤不肖阿枉。奏覆隔塞，则上下不通。(元稹，下册 1123)

　　从两个方面论述京兆尹的价值，一是可以参加皇帝召集的丞相计事，二是京师治安为天下范式，防盗捉贼之事尤为关键。如果此职选非其人，就会造成恶劣影响。元稹强调职位之要，既是向受官者传达帝王的宠任，也是提醒其职责意识，属于“训导职业”的一个方面。

　　上述官诰展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元稹常在制词中叙述更为丰富、具体的职官制度的细节，如官职的地域性，如京兆尹可参与丞相计事等……这些信息在唐前期的官诰中较少出现，甚至在《唐六典》等典章制度中也不可见，它反映的是一种“活的制度”。

(二) 指言美恶

元稹认为，“指言美恶”是制诰古已有之的制度属性。所谓的“美恶”，就是基于个人才行、政绩等做出的评价与判断。这是授官合法性的依据，因而是除授制诰应有的内容，但词臣对此的表述方式和详略程度有差异。一般而言，唐前期制诰对除授者功绩的评述比较简略，元稹则增加了相关的叙事成分与篇幅，如《柏耆授尚书兵部员外郎制》：

　　元和中盗杀丞相，疾伤议臣，齐冀之间，交以祸端相嫁。耆自青溪窖中，提《转丸》《捭阖》之书，驰于诸镇，使承宗累年隔塞，一朝豁然，纳质献地，克终于善。承宗既没，承元授事，耆又将朕教告，命于承元，万众无哗，一方底定。(元稹，下册 1144)

　　这道制诰涉及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杀事件。李师道与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互相嫁祸，王承宗欲起兵造反。朝廷为了息事宁人，遣柏耆往见王承宗，向其陈说大义，后者被说动，于是向朝廷质子献地。王承宗归朝后，成德军发生哗变，栢耆再次前往宣谕并平息了可能发生的变乱。元稹制诰基于柏耆独特经历与功绩，详细地陈述其事迹，陈述中寓含褒美。又如《授王播刑部尚书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制》：

　　昔我宪宗章武皇帝，枭琳(杨惠琳——笔者注，下同)于夏，擒(刘)闢于蜀，缚(李)锜于吴，而又继之以(吴)元济、(李)师道之役。十五年间，盖烦费矣。然而资用饶而人不加赋，朕甚异焉。谋及耆艾，以求其故，皆曰：“蜀帅(王)播是时司筦榷者八年，忠而能勤，善于其职。先皇帝咨访委遇，用之不疑。下竭其才，而上专其任也。”是用征自益部，授之刑曹，复以旧务烦之，式所以藉尔奉力之熟耳。(元稹，中册 1103—1104)

　　作者以元和元年到十四年，朝廷平定杨惠琳、吴元济、李师道等人的叛乱为背景，引述荐举者的言语，说明王播作为盐铁转运使在这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为授予他新的官职张本。

　　官员除授的依据，既有正面的、积极的，也有负面的、消极的。在升官的诰词中，正面性的评述内容比较多，而对于被贬者，元稹也会比较详细地叙述其被贬黜罢免的缘由。如《范传式可河南府寿安县令制》：

　　御史府多以法律见征，苟覆视之不明，于薄责而何逭？传式在先朝时，尝为监察御史，会孙革以厩牧竞田之狱来上，朝廷意其未具，复命传式理之。不能精求，尽以前却，使岐人众来告我，职尔之由。须示薄惩，用明失实。(元稹，中册 1204)

　　监察御史孙革奉命调查厩马使张茂宗侵占民田案，并如实还奏，引起张茂宗及其宦官同党的不满，后者诬告孙革所奏不实。朝廷又令范传式复查此事，但范氏依附张茂宗，不仅推翻了孙革的调查结果，而且还增占民田，导致民怨沸腾。朝廷再遣御史调查，发现了范传式欺罔之事，遂将其贬为寿安县令。“覆视之不明”为范氏被贬之名，制诰的主体为其被贬之实，元稹对后者比较详尽的叙述，体现了他对“黜之者罪溢于纸，而不知所以罪之之来”制诰旧习的改革。

　　制授、敕授对象一般在六品以上，属于中高级官员，他们往往是因为高级官员的举荐而被选任。唐前期制诰很少提及举荐者或引用其荐语，而元稹制诰意在表达除授的合理性，因此常常提及举荐者，甚至会用较大篇幅去叙述其举荐缘由。这分两种情况，一是直接提及举荐者的姓名，如《高允恭授侍御史知杂事制》，提及举荐者牛僧孺及其荐语：

　　御史中丞牛僧孺首以……高允恭闻于予曰：“允恭始以儒家子能文入官，在监察御史时，分务东台，无所顾虑。为刑部郎，能守训典。复以人曹郎佐掌邦计，悬石允厘，挠而不烦，简而不傲，静专动直，志行修明。乞以台郎兼授宪简，杂错之务一以咨之。”(元稹，下册 1142)

　　二是不提及姓名，但交代举荐者身份与职位、机构，并叙述举荐缘由，如《唐庆可守万年县令制》：“执事言：‘尔庆榷束池卤，生息倍称，布露饴散于篱落之间，而盗贼终不敢近。’”(元稹，下册 1154)执事就是宰相，具体名讳则不可知。

　　元稹论唐前期制诰，批判前人过度追求审美性，“拘以属对，跼以圆方”而丧失制诰的制度性。他在制诰中“追用古道”(元稹，《制诰序》；中册 1007)，恢复“训导职业”与“指言美恶”的内容，就是要恢复制诰的制度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制诰的制度性优先于审美性。前面引用的例子既有散体，也有骈体，恰好可以说明，作者虽然批评前代制诰过于重视骈对的风格，但他并非要彻底改变语体，语体所承载的内容才是其最关注的。因此，元稹的制诰改革，内容优先于形式。

二、 程序与效果：制诰改革过程

从《制诰序》来看，唐前期制诰内容、形式已经逐渐凝定。元稹所作改革，从小的角度来说，是文本的改革，从大的角度来说，则是制度的改革，因此会牵涉到它的运作过程。这里所说的“制度”，包括形诸文字的正式制度，也包括约定俗成的非正式制度，即虽不见于文本记载，但在实际操作中，是具有影响力和约束力的规则与旧例。接下来从制度运作的过程去论述其改革：

　　元和十五年，余始以祠部郎中知制诰，初约束不暇，及后累月，辄以古道干丞相，丞相信然之。又明年，召入禁林，专掌内命。上好文，一日从容议及此，上曰：“通事舍人不知书，便其宜宣赞之外无不可。”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不从中覆。(元稹，《制诰序》；中册 1007)

　　元稹的改革历经两道程序，即先后获得宰相与皇帝的支持。这牵涉到王言制度的运作，需要加以论析。傅璇琮指出元稹制诰在改骈为散或者骈散兼行方面，可能受到韩愈古文运动的影响(傅璇琮 591)，这是合理的推断。然而，韩柳的改革是出于个人意志的行为，不涉及制度运作与权力关系，其改革行为本身不会遭受政治阻力。元稹要改变相延已久的制度旧例，自然会遭遇来自制度、权力层面的压力。因为一道制诰，从其生成到宣署再到施行，需要经历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在这些程序中，皇帝与中书门下构成其无法回避的环节，他们都有权力干预、影响制诰运作。引文“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不从中覆”，就从反面说明，唐前期的制诰内容、文风不用“古道”的习气已然被约定俗成为非正式制度。如果要改革，则必须获得皇帝或者经过中书省的覆奏。因此，元稹的改革路径也就有所不同，即首先寻求最高权力(君权与相权)的支持，否则改革便无从展开。经过元稹的努力，形成了新的不成文制度，后来者可以效仿其做法而无须专门申请权力中枢的许可。

　　制诰的非正式制度性，还体现在穆宗要求元稹必须考虑“通事舍人不知书”的情况。经中书门下签署施行的诏令，往往需宣诏者宣读，这是制诰运行的重要环节。穆宗的要求，正是考虑到诏令是否便于运转这一现实。通事舍人，又称“谒者”，据《唐六典》载，其职责为：“掌朝见引纳及辞谢者于殿庭通奏(自注：若有大诏令，则承旨以宣示百僚)。”(李林甫，上册 278—279)又据《太平广记》载：

　　通事舍人宣诏，旧命拾遗团句把麻者，盖谒者不知书，多失句度，故用拾遗低摘声句以助之。及吕温为拾遗，被唤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遗不把麻者，自吕始也。(李昉，第四册 1398)

　　此事发生于唐德宗贞元年间，“麻”是书写制诰的麻纸，分为黄麻纸与白麻纸。充任通事舍人者，就连句度都容易失误，需要拾遗在一旁协助，这个现象值得重视。通检两《唐书》与《资治通鉴》，可知唐前期担任通事舍人者，不乏进士出身或者富有才学的士人，如张昌龄、许敬宗、沈佺期、元行冲、元万顷、王翰等。不过，中晚唐的情形发生了变化，很少有以才学著称者充任该职，个中原因何在？笔者推测可能与中晚唐内诸司使侵占朝官职权的背景有关。

　　

　　由于骈文句式多以四六为主，相对应的词汇之间有较强的偶对关系，加上整齐的句式的连续使用，读者在诵读时容易形成清晰的节奏，也便于断句。宋人谢伋论制诰等文体，认为“先唐以还，四六始盛，大概取便于宣读”(239)，明人吴讷论制诰也指出“辞必四六，以便宣读于庭”(126)，都是论述骈文适于宣读的特征。元稹虽然批判“拘以属对，跼以圆方”的制诰文风，但是，如果弃用属对，可能会给“通事舍人”造成宣读的困难。后文列举他的部分制诰有意模仿《尚书》，使用比较拗口的词汇与句式，可能会给习惯骈文的通事舍人增加断句的困难，进而影响宣读的语气、节奏。因此，制度运行的程序，构成了制约元稹“追用古道”的前提，这也是穆宗所提要求的出发点。元稹在《制诰序》提到“余所宣行者，文不能自足其意。率皆浅近，无以变例”(元稹，中册 1007)，此言虽有自谦的意味，但也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制诰文风，二是改革的彻底性。关于制诰风格，元稹虽然模仿《尚书》，但是他没有完全剿袭其“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第一册 147)的风格，而是形成了“浅近”文风。这种风格的形成，在内则与作者的文学思想有关，在外则应是与王言运作的现实有关，文从字顺的制诰显然更便于宣读。真德秀指出制诰“贵乎典雅温润，用字不可深僻，造语不可尖新”(王应麟 407)，“深僻”与“佶屈聱牙”相通，这类词汇无疑会增加制词宣读的难度，与之相比，“温润”之词更适合宣读，因而此论应当也是针对制诰需要宣读的实情。关于改革彻底性的问题，元稹批评了唐代制诰过度追求偶对的习气，但他在制诰中并未弃用对偶，大多数的句式都是整齐划一的。这说明元稹只是批判过度追求文学性的王言，但不是要革除审美性。具体来说，在语体方面，他较少使用精致工稳的句子，而多使用骈对色彩较弱的对偶句，如“词源奥深，机用周敏；授之以诏而益办，扣之以疑而益明。慎独以修身，推诚以事朕”(元稹，《授杜元颖户部侍郎依前翰林学士制》；中册 1106)，只是保持疏朗的对偶，与后文列举的中宗朝《授苏珦左台大夫制》(董诰等，第一册 197)相较，其对偶的精密性是明显弱化的。在句式上，他将少量的单行散句穿插于整齐的句式之间，而整齐的句式以四字句为主，六字句为辅，杂以其他句式。连续的整齐句式排比而形成的节奏感，是非常清晰可辨的。如前面列举的《范传式可河南府寿安县令》，已引用的部分制词，其构成是先后连续运用了一个九字句、四个六字句、一个十二字句、两个六字句、两个四字句、一个七字句、三个四字句。此外还有未引用的部分，“嗟乎！长人之吏，信在言前，当革非心，无因故态。过而不改，宁罔后艰”(元稹，下册 1204)，即一个二字句、六个四字句。对于这道制诰而言，骈文的色彩主要体现在句式方面，排比句是容易形成和谐整齐的段落感的。至于其中的杂言句，因为缺乏相同字数的句子作搭配，孤立无偶，不仅不能形成自身的节奏感，甚至还会破坏前后文的节奏感，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断句的困难。不过，这些句子数量很少，以及词汇比较浅近温润，所以造成的宣读困境也是有限的。元稹的制诰大都是如此样貌。因此，通事舍人宣读的实际情况，是他自叙“无以变例”，也就是语体改革不彻底的重要原因。由此可知制度运作的过程与环节，是如何影响相关文章的措辞、表达、风格，以及其改革效果的。

三、 古道与旧例：制诰改革的取径

新制度的生成多建立在旧制度之上，如何处理既有的律令、规范，这是改革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元稹要变革重审美性而轻制度性的旧例，为此他远溯《尚书》为典范，意图恢复已经“扫地”的“约束”，这似乎表达了作者明确的态度，即他所追用的古道与唐前期的制诰文风是相对立的。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评元稹“制从长庆辞高古”，自注云“微之长庆初知制诰，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白居易诗集校注》第四册 1801)，也将元稹制诰与此前的“俗体”对立起来。但是从创作来看，元稹对于《尚书》的模仿并非亦步亦趋，对于唐前期制诰也非绝对排斥，而是吸收了其中符合其理念的成分。

　　白居易认为“制诰，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于巧俗。自公(元稹)下笔，俗一变至于雅，三变至于典谟”(《白居易文集校注》第四册 1928)，指出元稹制诰由俗变雅，最终恢复《尚书》所确立的典范。对此，可从两方面去理解。内容上，前论训导职业与指言美恶的几个方面，都能在《尚书》中找到相应的成分。形式上，元稹对《尚书》的语言表达是有所模仿和扬弃的。模仿的有三个方面。首先是词汇，他大量使用“吾”“予”“汝”“予小子”“冲人”“尔”“若”等标志身份的人称代词，以及“於戏”等语气词，这些都是《尚书》常见的。其次，他在句式上也模仿《尚书》。比如《范季睦授尚书仓部员外郎制》“汝其往哉，予用训汝……尔其戒之，无替朕命”(元稹，下册 1151)，当是模仿《尚书·盘庚》：“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孔颖达 357—358)这种表述形式，营造了如君主耳提面命的叙述效果，拉近了君臣之间的关系。虽然制诰作为“王言”，本应该在其中体现君王的在场，但是这种在场，却有显隐之分。在唐前期制诰中，君王似多是以隐身的状态向对象不明确的他者叙论，如中宗朝的《授苏珦左台大夫制》：

　　乌台峻秩，望总铁冠。苍佩崇班，威高石室。诚副相之荣级，实次卿之通任。前岐州苏珦，词吞楚泽，量湛黄陂。既光大厦之材，堪入巨川之用。西京展骥，道掩题舆。右辅凭熊，风超露冕。朱帷雾撤，初停州县之劳。白简霜凝，宜屏权豪之气。(董诰等，第一册 197)

　　从文本来看，这道制诰似乎是第三者在概述苏珦德行政绩，缺乏明确的叙述主体和叙述对象。这与《尚书》和元稹制诰的表述有显著的差别。究竟是亲切地模仿皇帝语气向臣子发言劝喻，还是选择以第三者的身份训导叙述，其中就存在对“代天子立言”职分的体认程度的差别。如果从返本溯源的角度来看的话，元稹模仿《尚书》而作的制诰，无疑更为接近制诰的原本。

　　《尚书》的誓、诰、训等文类，记载了不少君王或者辅臣的话语，篇幅甚至占据大半以上。元稹受此影响，在制诰中引入了君臣的言辞话语，这是他模仿《尚书》的第三方面。如《杨嗣复权知尚书兵部郎中敕》：

　　

　　引用的话语为宰相对杨嗣复才能的评价，篇幅占整道制诰的泰半。又如前引《高允恭授侍御史知杂事制》，引述牛僧孺对高允恭家世、仕宦、德行的叙述评价，亦占据近半的篇幅。

　　身份代词的使用、句式的模仿、话语的引入，改变了此前制诰以评论为主的表达方式，增强了叙述的色彩，赋予了制词所涉内容的真实性，这是践行了作者讲究“事实”的理念(详后)。

　　值得注意的是，元稹虽然模仿《尚书》，但并非亦步亦趋，而是有所扬弃。首先就是前面所论的“浅近”的文风，无疑就是对《尚书》“佶屈聱牙”风格的摒弃。其次是他能有所发扬，甚至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宋人王禹偁曾与同僚评比唐代元和、长庆年间“诏诰有胜于《尚书》者”，认为元稹“杀人盈城，汝当深诫；孥戮示众，朕不忍闻”两句源自但胜于《尚书·甘誓》“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潘汝士 21)。后者为夏启在讨伐有扈氏前，训誓军士，如果不遵从帝命，不仅他们自身会被杀戮于社主前，其子孙也会被牵连诛杀(孔颖达 328)，其中透露出明显的威吓与残忍之意。而元稹的诰辞则戒敕牛氏勿好杀，凸显了帝王的好生仁德，其措辞语气更为雅正温和。两者两比，高下立判。

　　元稹对于唐前期的制诰，虽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但他对其中的某些成分仍然是有所沿袭和吸收的。首先，初唐除授三品以上官员，多举行册礼仪式，词臣会撰写相应的册文，如：

　　尔其悬衡处物，虚心待士，求贤审官，循名责实，祗承朝宠，可不慎欤。(《册唐临吏部尚书文》)

　　皇帝若曰：“于戏……尔其勤加恤隐，勉思为政。审之以刑狱，驭之以公平。革剽悍之风，归淳质之轨。钦兹宠命，可不慎欤。”(《册段宝元越州都督文》)

　　皇帝若曰：“于戏……玉门远控，金城遐阻，人兼北狄，地杂西戎，刺举为难。”(《册乔师望凉州刺史文》)(董诰等，第一册 167、168、169)

　　以上为高宗朝的册文，其中，身份代词与感叹词的使用，叙述授任地方的治理之难与君王的诫勉，与元稹制诰结构相似，可以说明他对旧例的沿袭。不过，册礼存续时间较短，“自神龙之后，册礼废而不用，朝廷命官，制敕而己”(刘昫等，第六册 1804)，即在中宗以后就基本停废了。册文被制敕取代，但是上述几个成分没有转移到制敕中。同时，册礼针对的是“三品已上，德高委重者”(刘昫等，第六册 1804)，包括都督、刺史等，使用范围非常狭小。元稹恢复这些结构，并将之扩展到三品以下官员的除授制敕中，无疑会在形式上增强中高级官员的荣誉感。

　　其次，长庆之前的制诰也可见训导职业与指言美恶的结构，尤其是初唐前期的。如高宗朝流放滑州刺史萧龄之的诏书《流萧龄之岭南诏》，称萧氏“心如溪壑，聚敛无厌。不惮典章，唯利是视。豪门富室，必与交通。受纳金银二千余两，乞取奴婢一十九人。赦后之赃，数犹极广”(董诰等，第一册 141)，细数其欲壑难填的罪行，这与元稹“指言美恶”的表述相通。高宗朝以后的制诰或有保留这两个成分，但是整体而言，措辞逐渐偏向于简略、宽泛甚至浮夸。对于这种文风，玄宗曾表达不满，在答张九龄的谢表中他就提到，“昔掌王言，以宣国命。顷来相习，多事游词”(张九龄，下册 803)，足以说明唐前期的典型制诰，就是多用不切实际的游词浮说。

　　以上分析了元稹如何处理《尚书》与唐前期制诰传统，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探求同时期的人对元稹制诰可能产生的影响，其中白居易尤其值得关注。

　　白居易前后两次担任词臣。第一次是在元和二年，他被诏入翰林。在此后五六年间，他起草、模拟了不少制诰，即保存在其文集中的“翰林制诏”(《白居易文集校注》第二、三册 873—1184)。有的制诰出现因职因地而异的表述，如《除裴堪江西观察使制》：

　　江西七郡，列邑数十。土沃人庶，今之奥区。财赋孔殷，国用所系。兹为重寄，宜付长才。同州刺史裴堪，素蓄器干，久经任遇。日者资其忠谅，入为谏议大夫。藉其良能，出为左冯翊。曾未周岁，政立绩成。区区一郡，未尽其用。钟陵要镇，可以委之。夫简其条章，平其赋役，徇公率正，以临其人，而人不安，未之有也。祗服厥命，往修乃官。仍兼中宪，以示优宠。(《白居易文集校注》第二册 974)

　　“江西七郡……宜付长才”部分叙述江南西道的重要性，“简其条章……徇公率正”部分则是诫勉裴堪如何履行职责，都属于训导职业的部分。不过，无论是与元稹相比，还是与他自身第二次代言相比，白氏此时所作制诰更加接近唐前期的，尤其是语体，基本都是骈体。

　　第二次是元和十五年至长庆二年间，他陆续担任知制诰、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与元稹知制诰时间几乎重合。其间制诰与前期相比，具有明显的新变。他将此次制诰集合为“中书制诰”，分为“旧体”与“新体”，前者的语言风格、措辞内容与元稹制诰极为相似。那么，如何看待元白在制诰改革方面的关系呢？笔者认为，鉴于元白交往之频繁以及彼此共同追求“实”的文学思想等因素，我们不能简单判断彼此的授受关系。元稹可能受到白氏早期制诰的影响，并从中吸取合理的成分，这也为他反省制诰的弊病提供了契机。从《制诰序》来看，元稹在代言之前对制诰弊端已经有所认识，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当元稹将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制诰中，与其同期代言的白居易认可并实践其理念，因此两人的制诰才表现出显著的共通性。元稹所说的“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不从中覆”，其中应当包括白居易。

　　由前论可知，元稹的改革是对长庆前制诰的扬弃，而非绝对的革新。他没有彻底摆脱他所批判的制诰的特点，双方存在一定的共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元稹的改革是不够彻底的。但我们不应否认其改革的意义。他的贡献，与其说体现在革新的彻底性方面，不如说体现在改革的自觉方面。他综合吸收了《尚书》与唐前期制诰的合理成分，在理论层面予以总结和反省，并在实践中创造出适合制度运转又能为后来者效仿的新体式。正是这种自觉的改革，使其与前人不自觉、缺乏理论认识的改革行动区别开来。

四、 事实与褒贬：制诰改革的用意

唐前期的制诰多施用笼统、宽泛、普适的浮词套话去评价选人政绩德行，这种表达方式逐渐形成惯例，即不成文的规定。措辞越具有普适性，就越便于词臣模仿参考，而它指称的内容、对象也就越笼统、越抽象，与事实的距离感也越大，从而形成浮游于事实表面的套话。读者无法根据这些措辞去了解选人真实、丰富的仕宦履历与绩效，制诰的褒贬功能也就无从发挥。

　　在《制诰序》中，元稹指出制诰制度的功能是“明诛赏之意”，但是因为词臣“不根事实”的创作，导致褒贬功能无法发挥。由此也说明，制诰功能依赖于制词“根于事实”的表述，也就是“知所以美之之谓”“知所以罪之之来”。元稹制诰训导职业的部分，无论是诫勉官员如何履行职责，强调官职的重要性，还是反映铨选制度运转的细节，都着重强调官职的特异性，所使用的措辞更具有针对性。就指言美恶来说，他比较详细地叙述选人的德行政绩、荐举者的姓名以及荐举缘由，充分体现其追求“事实”的思想。在表述方式上，他模仿《尚书》记言传统，大量使用标志君王身份的代词，突出制诰为“王言”的特性，强化了文本的纪实色彩。引用君王或者臣僚的言语，则交代了更为具体的选官事实。此外，其浅近平易的文风，可以避免因为引用过多典故、艰涩词汇而造成语义隐晦，也有助于明晰地传达事实。

　　追求事实是元稹一以贯之的文学思想。长庆元年，穆宗令元稹撰写德政碑，以嘉奖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朝的义举。对于这个任务，元稹曾有过深思熟虑。他认为如果诉诸雕藻与典故，“苟务文章，广征经典”，就无法达到宣德的效果，“非唯将吏不会，亦恐弘正未详，虽临四逹之衢，难记万人之口”。因此他决定“叙事直书”，“不隐实功，不为溢美”(元稹，《进田弘正碑文状》；中册 953)，这与其“指言美恶”的思想相通。元稹论白居易文章云“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下册 1281)，“实”与虚词、浮说相对，指风格质实，内容充实。这也是借评论他人的文章来表达自己的制诰观，“叙事直书”或“指言美恶”的表达效果就是“实”。

　　元稹恢复制诰“指言美恶”的功能，通过叙述事实来表明升黜官职的合理性。其制诰难免存在隐恶虚美成分，但总的来说是摆脱了唐前期制诰程式化的表达习气，以更为具象化、更具个人性的事实陈述与评价来达到褒贬的目的。这反映了他的以文学影响政教的思想，而其实现方式则象征着文章改革的新现象。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把它与同时期的文学活动联系起来考察。

　　中唐具有复古倾向的文学活动，还包括韩柳的古文改革、元白的新乐府创作。韩柳二人主张文章载道、明道，各自理解的“道”或有不同，但是针砭时弊、济世安民的理念则是共通的。元稹因感于李公垂所作《乐府新题》，“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中册 717—718)而和之，此举当是要发挥诗歌批判社会、匡扶时政的功能。受此影响，白居易创作新乐府，其用意更为明显，“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诗集校注》第一册 78)，即继承采诗传统，书写时弊民困，献纳朝廷，希望能影响朝廷决策。这是一种通过文学由下而上地影响政治的思路，也是传统士大夫以文干政的主要方式。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两次文学活动遭到很大的非议和阻力，并且似乎没有影响决策层。韩愈改革文体的主要目的是排佛与反对藩镇，他因为上表谏止宪宗迎佛骨而被贬谪潮州，就说明排佛的行为没有获得权力的认可。其古文改革虽然吸引了一批同道，但据其自述“仆为文久。每自则，意中以为好，即人必以为恶矣……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韩愈，《与冯宿论文书》第二册 816)，可知其审美崇尚与时代相抵牾。当古文没有获得足够的权力与受众支持的时候，其功用也就有限。柳宗元所属的“二王八司马”集团主导“永贞革新”以改革弊政，该集团的某些政策与柳宗元本人的主张一致，柳氏的思想或在其中发生作用，但这不易坐实(孙昌武 102—103)。元稹乐府诗所引起的社会反应似于史无征，但白居易在李绅、元稹基础上创作的《新乐府》及其他讽谕诗却饱受争议。元和十九年，他自述其《贺雨》《哭孔戡》《秦中吟》等讽喻诗，遭受众多非议，以至于权豪“变色”，执政者“扼腕”、军阀“切齿”，“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白居易文集校注》，《与元九书》第一册 324)。由此，我们就不难想象那些同样具有讽喻色彩的新乐府诗的下场。这也说明如果士人没有获取权力的支持，仅凭个人意愿，是很难以文干政的。以上两次文学活动，均发生在元稹知制诰前，而且他自身也是参与者，揆以常理，他应当会从中吸取鉴戒和教训。他的制诰改骈为散，当是受古文运动的影响。元稹新乐府的创作理念是“直其词”(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中册 718)，白居易新乐府的措辞“直而切”、内容“核而实”(《白居易诗集校注》，《新乐府序》第一册 267)，则是他们达成褒贬讽喻目的的方式，这与元稹制诰追求“事实”、恢复制诰褒贬功能的理念有相通之处。但是在具体的程序上，元稹却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在初知制诰时，他没有立即改革“俗体”，而是先后争取丞相与皇帝的支持。借助皇权、相权的威严，便可减少阻力和非议，进而顺利地将复古理念贯彻于创作中。他的改革影响了其他司言者，从而扭转了制诰的巧俗文风。换言之，他是利用自身处于政务运转核心即知制诰的身份，通过公文这种媒介，由上而下地实现文学的褒贬功能。这与意图由下而上地干预政治的古文运动、新乐府创作相比，代表着显著的新变。

　　中国古代文学的不同文体，产生的语境会有不同，这也会导致它们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如我们文学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以吟咏情性为主的诗文，在其创作过程中，作者个人的主观意愿起到主导作用，这类作品也表现出显著的审美特性。另一类以实用性为主的文体，它们的数量巨大，在古代文人的文学创作与政治生活中，意义也相当重要，如本文所论制诰以及章表奏议。我们不能否定作者个人爱好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但是还应该注意到的是，这类文体更多地会受外在因素的约束，如本文所论的制度，因而也会附着显著的制度属性。这种属性，不仅是指这些文本是制度运作的偶然性产物或者可有可无的结果，还更多地指它们本身就是制度的载体或者体现，密切地契合制度运作的各个环节与细节。换句话说，就是文本与制度构成相伴相生的关系。我们不能否认其审美特性以及从审美的角度对其加以研究的必要性，但如果从产生的语境切入，关注制度运作与文本的关系，那么我们对它们的生成过程、美学特征、流传演变等，就可能产生新的认识，而这些认识是仅仅从审美角度去研究所无法获得的。本文从制度角度切入研究元稹的制诰改革，即是这样一个尝试。

　　① 参见刘曙初：《制从长庆辞高古——论元白对制诰文体的改革》，《古籍研究》2(2005)：81—94；郭自虎：《元稹与元和文体新变》，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58页；鞠岩：《唐代制诰文改革与古文运动之关系》，《文艺研究》5(2011)：50—57；周艳波、岳五九、胡作法：《元稹制诰文简论——兼谈元白与中唐古文运动之关系》，《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11)：83—86；周京艳：《中唐元、白制诰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9.4(2012)：86—94；胡佩杰：《元稹制诰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刘万川：《唐代中书舍人与文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1—173页；田恩铭：《文官职位与元稹的身份意识》，《关东学刊》2(2020)：110—116。

　　② 胡佩杰指出元稹制诰能结合社会、政治现实，表达君王的期望、建议措施(42—43)；刘万川指出元稹的制文将前人好铺排罗列转变为“合理入情”(168—171)；郭自虎对元稹制诰的线性叙述、曲折结构、对君王的真实心意的表述、修辞手法的使用等，有比较细致的分析(35—58)；范洪杰指出元稹制诰批判清流无为、弊病重重的士风，将训诫与政治指导结合起来，阐述治术指导内容(41—49)。关于元稹制诰的“治术”内容，也是本文所论的重点之一，但切入点、分析的文本以及得出的具体的观点与范洪杰文有所不同。

　　③ 以中书舍人为例。舍人起草诏令，进呈皇帝御画日，然后中书省将皇帝御画日后的制书重写一份向门下省宣奏奉行，门下写好覆奏后再向皇帝覆奏，皇帝御画可，再返回门下省。门下省将皇帝御画可后的诏令重写一份，下放到尚书省施行。在这过程中，中书令、侍郎、舍人与门下侍中、侍郎、给事中，或者相关的执掌中书门下的宰相，会在制书中署名。翰林学士草诏之后，也需要经过中书门下签署施行。(刘后滨 316—322)

　　④关于骈文的形式特征，张仁清《中国骈文发展史》总结出五点，“一曰多用对句，二曰以四字六字之句调作基本，三曰力图音调之谐和，四曰繁用典故，五曰务求文辞之华美”(16)。元稹制诰的骈文色彩更多地体现为前两点，故本文主要分析这两方面。

　　⑤ 对于高层官员的贬谪制诰，出于迎合掌权者的旨意的动机，词臣可能会比较详实地叙述其罪状。如李德裕被贬崖州，崔嘏起草诏书，“坐书制不深切，贬端州刺史”(欧阳修 宋祁 5343)，就从反面说明，君主的憎恶或者政敌的打压会影响词臣对被贬斥者罪行的措辞表述。如果排除这一重因素，词臣出于避祸心理，担心激烈的指斥会引来忌恨和报复，则未必会选择激切的言辞，而倾向于用大而化之的套话。

　　⑥ 尹占华指出，白居易元和初任翰林学士时，创作的制诰基本都是骈体，元和十五年知制诰时，创作的“旧体”，是学习元稹的结果(蹇长春 尹占华 631)，此论不为不当，但似乎没有指出白居易对元稹的影响。因为这涉及元稹对“旧例”的接受，故本文捎带论及。

　　⑦ 关于元稹制诰对同时代人及后人的影响，参见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沈阳：辽海出版社，2005年，第591页；鞠岩：《唐代制诰文改革与古文运动之关系》，《文艺研究》5(2011)：50—57；范洪杰：《本源〈尚书〉：元稹制诰改革重审》，《文学评论》1(2022)：41—49。

　　⑧ 傅绍磊认为，元稹是因为攀附元和逆党而获重用，从而担任知制诰，元稹起草的部分制诰因此成为元和逆党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从而丧失其中立、客观的立场和态度(52—60)。本文不尽认可他对具体事例的分析，但是揆以情理，元稹制诰可能存在隐恶虚美的成分。

　　白居易：《白居易诗集校注》，谢思炜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Bai， Juyi.Collected Poetry of Bai Juyi. Ed. Xie Siwe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5.]

　　——：《白居易文集校注》，谢思炜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 - -.Collected Essays of Bai Juyi. Ed. Xie Siwe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1.]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Chen， Yinke..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78.]

　　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Dong， Gao， et al.， ed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杜文玉：《唐至五代时期閤门使的性质及其职能变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7.4(2018)：55—62。

　　[Du， Wenyu. “The Nature and Functions of Gemen Shi in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47.4(2018)：55-62.]

　　范洪杰：《本源〈尚书〉：元稹制诰改革重审》，《文学评论》1(2022)：41—49。

　　[Fan， Hongjie. “Originating from： Revisiting Yuan Zhen’s Reform of Imperial Proclamation Writing.”1(2022)：41-49.]

　　傅绍磊：《论宦官内争与元稹及其制诰改革》，《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0.5(2009)：52—60。

　　[Fu， Shaolei. “Yuan Zhen and the Reform of Imperial Proclamation Writing in the Context of Conflict within Eunuch Groups.”() 10.5(2009)：52-60.]

　　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沈阳：辽海出版社，2005年。

　　[Fu， Xuancong.Shenyang： Liaohai Publishing House， 2005.]

　　郭自虎：《元稹与元和文体新变》。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

　　[Guo， Zihu.. Hefei： Anhui University Press， 2010.]

　　韩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刘真伦、岳珍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Han， Yu.Collected Essays of Han Yu. Eds. Liu Zhenlun and Yue Zhe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胡佩杰：《元稹制诰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Hu， Peijie. “Research on the Imperial Proclamation Writing by Yuan Zhen.” Master’s Thesis： Liaoning University， 2015.]

　　蹇长春 尹占华：《白居易评传 元稹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Jian， Changchun， and Yin Zhanhua.；.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鞠岩：《唐代制诰文改革与古文运动之关系》，《文艺研究》5(2011)：50—57。

　　[Ju， Yan. “The Reformation of Imperial ProclamationWriting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its Relation to Ancient Chinese Movement.”5(2011)：50-57.]

　　孔颖达：《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册，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231—548。

　　[Kong， Yingda.The Book of Documents.Vol.1. Ed. Ruan Y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231-548.]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Li， Fang， et al.， eds.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1.]

　　李林甫等：《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Li， Linfu， et al.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2.]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

　　[Liu， Houbin.(-)：，，Jinan： Qilu Press， 2004.]

　　刘万川：《唐代中书舍人与文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Liu， Wanchua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7.]

　　刘勰：《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Liu， Xie.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Ed. Fan Wenl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8.]

　　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Liu， Xu， et al.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刘禹锡：《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陶敏、陶红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Liu， Yuxi.The Complete Works of Liu Yuxi. Eds. Tao Min and Tao Hongy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9.]

　　柳宗元：《柳宗元集校注》，尹占华、韩文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Liu， Zongyuan.. Eds. Yin Zhanhua and Han Wenq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3.]

　　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Ouyang， Xiu， and Song Q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潘汝士：《丁晋公谈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Pan， Rush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2.]

　　孙昌武：《柳宗元传论》。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Sun， Changw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9.]

　　唐长孺：《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252—282。

　　[Tang， Changru. “Palace Officials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ir Evolutio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1.252-282.]

　　王应麟：《词学指南》卷二，《四明文献集：外二种》，张骁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383—525。

　　[Wang， Yingling.Ci-. Vol.2.()Ed. Zhang Xiaofei.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383-525.]

　　吴讷：《文章辨体序题疏证》，凌郁之疏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Wu， Ne.Preface toEd. Ling Yuzhi.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6.]

　　谢伋：《〈四六谈麈〉序》，《欧阳修资料汇编》上册，洪本健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239。

　　[Xie， Ji. “Preface to.”. Vol.1. Ed. Hong Benj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9.239.]

　　阎步克 邢义田 邓小南等：《多面的制度——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Yan， Buke， Xing Yitian， and Deng Xiaonan，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1.]

　　元稹：《元稹集校注》，周相录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Yuan， Zhen.. Ed. Zhou Xianglu.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1.]

　　张九龄：《张九龄集校注》，熊飞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Zhang， Jiuling.. Ed. Xiong Fe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8.]

　　张仁清：《中国骈文发展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Zhang， Renqing..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