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社会学者梅斯特罗维奇(Stjepan G. Mestrovic)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并发展了“后情感主义”(Postemotionalism)理论,他认为“后情感主义是一种情感操纵,是指情感被自我和他者操纵成为柔和的、机械性的、大量生产的然而又是压抑性的快适伦理(ethic of Niceness)”(qtd. in王一川 8)。“在其中合成的和拟想的情感成为被自我、他者和作为整体的文化产业普遍地操作的基础。”(8)在此境遇下的人们“不仅认知性内容被操纵了,而且情感也被文化产业操纵了,并且由此转换成为后情感”(8)。“表演”是后情感主义文化的表征,“快感”是后情感主义文化的本质。在这一背景下,类型化、市场化、产业化及大规模量化模式下发展的网络文学,逐渐呈现出“贩卖情感”“引爆燃点”“追求即时爽感”“商品化”等特征,文本通过人物塑造、情节设置等来迎合和满足读者的情感欲求。后情感主义把情感话语碎片用作文学书写中想象、戏拟或反讽的原材料,成批生产这些虚拟情感。情感作为一种产品在网络文学中以工业和流水线的方式被生产出来。在此背景下,情感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只是这种情感更多成为代替性、虚拟性情感。而“碎片化”“游戏化”“戏谑化”“视觉化”等网络文学有别于传统文学的创作特征为其“后情感”表达提供了契机,影响着网络小说话语言说与情感抒写的方式。由此,网络文学中的“情感”以极强感染力、量化生产、即时放纵、瞬间满足、符号化、商品化等方式在大众市场发散热量。
一、 消费文化下情感的“快适”追求与“展示”
首先,新世纪以来,以“后情感主义”为核心的后情感文化在以消遣娱乐为宗旨的大众文化中成为主流。王一川指出“我国文艺和文化中已经形成后情感与后情感主义潮流,从而呈现出一种后情感文化现象”(王一川 8)。在此背景下,网络文学也逐渐告别了“情感主义”文学表达的严肃与深情,追求的不再是美、审美、本真、纯粹等情感主义时代的“伦理”,而是侧重强调日常生活的快乐与舒适,以快适为目标,以对表面的、易得的快感、爽感追求取代对生命本真的追求,给情感表达带来了一些新的特点,即情感的“感性化”“碎片化”“快餐化”“零度化”和“祛魅化”(郭景萍 81—82),也即“后情感”。网络文学“在情感与语言问题上,在以流畅和有趣为特色的语言中表现的情感,尤其投合于浮浅的感官快适满足”,“在情感与真实问题上,情感已不必指向以往至高无上的客观真实,而只需满足公众的快感欲求就是了”(王一川 9)。网络文学以最少的积累与沉淀带给读者即时、易得的审美快感,从而实现读者情绪的释放及情感的寄托。即便一些严肃议题或世界观架构,大多也会以网络化、娱乐化语言进行包装,传统、经典、严肃文学的话语模式很少出现在网文中,这在小白文、宫斗文、快穿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文本口语化特征明显,以对话、短句为主,通俗易懂、直白浅显,情节模式简单,多借鉴传统通俗小说章回体模式,一个章回一个故事一个任务,人物每次的系统升级、博弈争斗都能引爆燃点,给读者带来瞬间爽感。如古言小说《后宫·甄嬛传》,在“玛丽苏护体+爽文+黑莲花逆袭”的模式下成为大众市场的爆款,酣畅淋漓的宫斗情节使读者获得感官享受。而这种快感正是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消费社会》中提到的人们在消费时共时情调与氛围营造的结果,它展示了欲望主体在“合成的和拟想的”情感占有中获得的压抑性快适抚慰。其次,网络文学中的情感是一种被消费的商品,无论是颇具噱头、话题性的主题创作还是赢得读者“有爱经济”的同人文本,都在情感渲染中成为一种消费符号,但它仍保留着纯真的本性,依旧是个人自发的、真实的“梵音”,在“贩卖”文字及商品化包装下隐藏着人们虚拟但又真实存在的情感体验,给当下社会青年提供情感幻象,只是变成了一种预先被包装好的“类情感”。消费时代文学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使文学的情感表达被批量生产,并被贴上某种明确的情感标签投放到市场。网络小说不同类型文在各自的叙事风格、主题意蕴中传达和建构情感认同,如虐恋文通过相爱相杀的情爱故事传递宿命论、爱情观,读者沉浸在激烈博弈、相互折磨的情爱之中,思考爱情的真谛;甜宠文在“禁欲系男神”“宠妻人设”“互宠双强”中展现两性平等互爱的理想关系,读者在阅读中感受积极正面的爱情力量,孕育出值得珍爱的自己;种田文在家长里短、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中重新书写两性关系,人物去掉主角光环和金手指回归到庸常的生活状态,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恨情仇与多角恋纠缠,更多是简单平实、专一平淡的细水长流或日久生情,等等。各类型文在相对模式化、套路化创作中传递着“类情感”,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虽文本创作有类型化趋向,但情感的生成与表达是真挚的,并未完全失去纯真与独特性。这种“类情感”表达并非指情感的消失或终结,而是指情感的一种社会性转化,它更为准确地捕捉到了当下青年渴望爱情、怀恋青春、追求平等等情感需求与心理症候,也以相适方式迎合当下社会和人们生存中“凡事都过分地用情感来渲染的状态”(左其福 91)。但另一方面,在大量复制性、重复性文本中,个体情感体验被泛滥、无节制呈现,导致话语表达与情感抒写的“贬值”,营造出一种“虚假滥情”的印象,如穿越文对“康熙九子”爱情故事的过度书写、对宫斗生活的反复刻画、对青春爱情的重复性追忆、对小人物成长逆袭的批量书写等,使网络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步入了“矫情甚至滥情的后情感主义乐园”(左其福 95)。这种后情感时代的后情感表达与传统情感书写以情动人、以人生穿透人性的方式截然不同,后者突出情感的真实与诚挚,而前者在营造意境、烘托气氛、增强观赏价值方面有着突出体现。在商品化、市场化的发展机制下,这种刻意迎合读者阅读需求、慰藉读者精神欲求的情感书写被消费文化化了,但它在与消费文化的结合中应自觉避免变成丧失灵魂的情感符号,这是网络小说内在意蕴与艺术审美坚守的最后且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再次,消费社会给人们生活带来“无数梦幻般的、向人们叙说着欲望的、使现实审美幻觉化和非现实化的影像”(迈克·费瑟斯通 98),在此文化语境下发展的网络文学在情感渲染和意境营造方面具有鲜明特色,呈现影像化叙事特征,读者在浅显的文字中捕捉快速移动的视觉碎片。如早期安妮宝贝、黑可可等的小说,继承了20世纪末陈染、林白、卫慧、棉棉等女性作家的影像化叙事风格与“刹那主义”审美趣味,描写被时尚元素包裹的都市生活,侧重追求生活与艺术中的瞬间美感和刹那捕捉,忽视过去与将来,在听觉与视觉双重感官中获得美感。如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黑可可的《晃动的生活》、尚爱兰的《性感时代的小饭店》侧重对客厅、卧室、酒吧、咖啡馆、计程车、街道、商店等都市生活、时尚商品的描述,展现变幻莫测、车水马龙、忙碌又迷失的混乱生活,体验都市生活带来的暧昧与刺痛,且无论叙事者还是塑造的人物都呈现出一副乐于沉溺感性奇观的留恋状态,并在这种感性经验中表达自己的情感与心绪。一些文本利用声、光、色的配合与氛围营造来构建生存空间,使读者身临其境,如《无限恐怖》中常出现颇为生动的词如“漆黑”“猛的”“刷刷”“彭的一声”“轰飞出”“冲”“凝聚”等,将场面的色彩与音效形象地呈现出来,展现了颇具网游效果的斗争场面。另外,网络小说在时间线索的模糊性、穿越性,空间转换的多样性、跳跃性方面致力于构造一种分镜头的画面衔接感,展现时空交错的审美效果,这加强了文本的影像化叙事特征。如随身空间种田文、系统文、无限流小说等,人物穿梭于一个个移动变换的空间,而线性时间在空间转换中也被具象化,加重了其纵深感,文本在不断转换的场景中展现人物零散的、片段式的情欲生活。读者也醉心于各种神秘奇观的刹那空间,在视觉审美中感知世界的未知和神奇,这种创作风格的兴盛向我们展现了网络文学影像话语的审美霸权。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言:“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156)这同这一代人自小生活在数码媒介环境中,有着“数码原生代”标签的成长际遇也有很大关系。在他们的世界中,“日常生活经验与视觉艺术设计之间的传统界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消费逻辑主导的‘拟像’(Simulacres)符号操作所抹平”(林品,《“二次元”》 25)。他们这一代对“技术魔法化”要比“数码移民”有着更为强烈的体验和想象。而这种影像化、视觉化书写方式驱散了作品的想象深度,淡化了深刻的情感表达,遮蔽了读者对现实的真正感受,使读者习惯“肤浅、感官、惰性的审美心理”(郑崇选 51),进而陷入“后情感”而不自知。后情感是一种依附于视觉冲击的情感。出生并成长于后情感时代的读者逐渐告别了以往情感主义时代所习惯的深情“注视”,转而在一帧帧快速移动的视觉碎片中尽情享受“闪视”(王一川 8)的快乐。
同时,相比以“情感主义”为导向的文学作品,网络小说在表达“情感”时因话语形态的不同,“由过去对情感的‘表现’逐渐转向对情感的‘展示’”(左其福 93)。在此类作品中“‘表现’是一种以主体为导向的现代性的情感表现模式,即情感-主体模式,它以‘情真’为目标,以语言工具论为指导;‘展示’则是以语言为导向的后现代性的情感表现模式,即情感-非主体模式,它以‘愉悦’为旨归,以语言本体论为基础,是‘主体之死’或‘主体隐退’的产物”(93)。这两种情感,“前者可以称之为表征型情感,后者可称之为创构型情感”(93)。从网络小说的情感话语中可以窥见“后情感主义”的创构与“展示”,如“唯美”“感伤”“怀旧”“自恋”等情感抒写。网络小说中“唯美的情感并非浪漫主义那样是主体自身的情感表达,而是一种语言的虚构”(93),并因其在消费时代,人们对艺术形象的狂热追求往往伴随着对商品形象的消费式体验,他们对时间的审美感受也完全类似于“商品消费的瞬间快感”(周小仪 101),因而在此背景下创作的网络小说,在唯美情感的表达方面追求的更多是一种“多样而短暂的自我感觉”,“它就像在商品消费中寻求自我但又无法真正确认自我一样”(左其福 93),例如耽美文《魔道祖师》大量唯美意境、意象与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青春暖伤文《匆匆那年》《何以笙箫默》以大量诗性语言书写个体成长与迷茫,都市言情文《告别微安》《八月未央》用忧伤的意境、荒凉的环境及漂泊不定的灵魂展现个体生命的孤独与脆弱,等等。这些唯美又感伤的意境营造,并非切入现实深处的人性痛感,更多是作者在情感话语展示上刻意追求的结果。
又如校园青春文、都市言情文中的“怀旧”书写。无论是《匆匆那年》中方茴、陈寻等人对爱情与过去的追思与回避,还是《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陈孝正与郑微对逝去爱情的追忆和释怀,本质而言只是个体生命空洞、无所依附、“自我表演”及“情感展示”的一种体现,并未深入对个体生命进行深刻的体悟与反思,只停留在对生命体验空泛的感知方面。“正是匮乏强烈的现实感,所以,才匮乏对现实状况的批判性反思,所以,才会启动怀旧这种造梦的工程。”(周志强 5)《何以笙箫默》中人物个体的终极追求与生命意义就是青春时期的爱恋;《匆匆那年》中一群人制造的悬念不过只是分手、失恋、打架、劈腿、怀孕、堕胎的爱情往事,书中营造的神秘性与复杂性增添了一代人生活的苦难感,但当真相揭示时才发现,这不过是一代人青春时期年少无知不懂爱、错过爱的过往,对它的夸大彰显了一代人生命的空洞、虚无与乏味。“越是执着于情感的千姿百态,就越是显示出生活想象力的苍白单调;反之,越是处在单调苍白的生活意义之中,就越是具有强烈的情感偏执狂的诉求”,这种“无甚可说的表意困境”,“构造了奇特的‘青春失语’”(13),映照了当下网络文学对情爱、青春、成长主题的泛滥表达,多语即失语,也展现了这一行为的“掩盖”作用。这是消费时代青春消费与爱情消费的一种常态,怀旧的消费化造成了文本自身的空心化和娱乐化。故而,怀旧书写也是个体空泛人生的独特补偿。创作群体通过对青春与爱情的怀旧给苍白单一的成长填补了一段精彩纷呈、惊心动魄的历史,以此证明自己“活过”“爱过”“青春过”“成长过”,除此之外,这一代人再也找不到什么可以证明自己生命与生活价值的意义了。这也是后启蒙时代,一代青年人在经历启蒙理想失落之后寻找生命价值与人生意义的一种尝试,爱情的幻境可以帮助他们制造自我“绝境”,在这一“绝境”中,人们通过不平凡的爱情体验展现生命的多样性。爱情在后启蒙时代对于青年人来说成了拯救平庸、陷落与不甘的一种手段,在“情感”的展示之后人们才安于归顺与认同平凡生活。经历了渴求爱情、拯救平庸的体验之后,人们的平凡生活呈现出新的意义,它负重了一代青年人的精神成长。创作群体在文本中大量渲染青春、爱情与自我成长,在文本营造的异托邦世界中满足自我幻想,以此支撑与慰藉琐碎庸常的现实生活。
但通过“怀旧”式的表达,我们能看到这一代青年人身上的复杂性,他们不单单通过浮华浅薄和泛滥的情感故事来织构个体生命的厚度,同时也传递着怀旧者的卑恋情结,隐藏着青年人对当下现实的否定,反映的是青年一代对现代社会的迷茫失落、被丛林现实刺痛的呻吟和哀怨,以纯真爱情来表达“不愿意陷入被物质主义所围困之社会的强烈欲望”(周志强 9)。青春怀旧的背后彰显着年轻一代对“正在发生着巨大改变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活逻辑的警惕与不安”(8),他们以一种“梦幻乌托邦”的想象或“青春失落者”的形象表达着自我的情感经历与生存感受,在“巨变中国”面前以这一美好、感性、诗意及脆弱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对现下遭遇与未来生活的期待或丧气。怀旧式情感的展示成为他们无所依靠时的一种情绪表达,安放他们不安、急躁、流于浮华、沉迷时尚、被诱惑包围的灵魂。此后人们便自然地跨入消费文化中来,在快适、娱乐、消遣的文化环境中慰藉心灵,试图在琐碎的“日常生活的俗世”和“‘最近比较烦’的牢骚”(9)中寻找生活的价值与真实性感受。
二、 日常化、数据库写作背后的情感碎片
网络文学逐渐远离“宏大叙事”,走向碎片化、日常化的写作模式,这影响着文本内在情感的表达与书写。消费时代生产出了“各种消费的影像与场所,从而导致了纵欲的快感。这些影像与场所,还混淆着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迈克·费瑟斯通 31—32)。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的《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和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的《重构美学》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展现了消费时代文学审美性与神圣性逐渐被日常生活侵蚀的趋势,同时也表明日常生活正在被吸纳到文学创作中并正被审美化的发展趋向。文学叙事生活化与生活日渐审美化现象同时进行。网络文学在后现代性影响下,“主体在文化态度上对于崇高、典范、儒雅、宏大叙事、元话语的能指疑虑和表征确认”(欧阳友权,《网络文学论纲》 62)被消解,没有传统文学文以载道和神圣高雅的追求,叙事主题回归到“日常生活原生态”的细节描写方面,网络小说疏离了严肃的、主流的、宏大的“情感主义”书写,而逐渐走向感性化、日常化情感表达的写作风格。这一方面表现为“用个人的感受方式、个人的精神立场和个人的价值观念去关照时代、社会、文化和历史等等”的个人化写作(刘茂华 221),如安妮宝贝对女性个人情绪的抒写、对带有鲜明性别标记的生活的表现,木子美以日记体形式对自己性生活的诗意描写,竹影青瞳在个人主页上更贴小说,发现并质疑女性身体,等等。她们注重对自我感觉的审视与感知,将感官感受与理性审视结合起来,由此追问生命体验与价值。另一方面,随着类型文的迅猛发展,种田文、穿越文、甜宠文等渐趋展现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写作风格。如《平凡的清穿日子》《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重生开心农场》等小说,全文大段篇幅停留在装饰、屋院、饮食、耕种等生活环境、衣食住行的刻画上,故事在家长里短、油盐酱醋茶中推进,作品通过平凡的日常状态展现个人成长体验,背离了对宏大主题的关注。且日常生活的叙事也显示出小人物的平凡,消解了以往言情小说中人物超乎常人的坚韧与智慧的特征,人物被还原为正常化的“俗人”。“但由于以往在主导意识形态控制下,平凡人的隐私、欲望、身体被遮蔽和置后,从而成为一种显在的无意识。过渡压抑势必会造成强力反弹。俗人的出场,使各种被压抑的欲望大大膨胀起来。”(张春梅 161)在网络小说,中我们可看到人物或有理想,或理想消解转为欲望,它们都将成为人物行动的根源或目标。文本以相对口语化、通俗化的语言展现人物的日常生活与漫漫人生。“当各种各样的生活随感大量出现,对欲望和利益的肯定以直白不加修饰的口语来表达时,文学中的日常生活阐明一个文学事实,即文学中的叙事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被打破。”(161—162)网络小说一直以展示个体生命价值与历程的自况性写作代替深度的诗学意蕴,追求当下与直观,而非深度与意义,这彰显了网络小说中宏大叙事“能指漂浮”与“理性逻各斯消解”(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概论》 128)的现象与表征。而网络小说的个人化、日常化叙事风格与传统小说相比,其区别在于,后者对个体自我与日常生活进行剖析与思考,仍会深入到对人性、自由、主体性等问题的拷问,关照人类生存及生命的终极意义;但前者只停留在“一亩三分地”与“家长里短”的日常叙事上,“安稳度日”或“寻得一个好夫家”成了个体的生活追求与人生信条,“一地鸡毛式”的生活背后仍旧是一堆零散的、琐碎的鸡毛蒜皮。且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日益泛滥也将导致文本叙事诗意的消解,使其陷入困境,这也是学者质疑文学诗性与审美性质疑的原因。“日常生活与文学叙事几乎在同一平面上进行,导致反思意识缺失,叙事平面化、私语化,自恋意识凸显和欲望扩张的文学叙事出现。”(张春梅 158)这契合着网络小说重情节、轻深度挖掘的文本特征,在此过程中,文本没有宏大的政治背景与历史脉络,也没有深重的意识形态痕迹,更多的是对个体人生与私人情欲的展现。
但有一些网络小说渐渐走出了对日常生活浅薄、表层的叙写,摆脱了消费文化“娱乐至死”“及时行乐”“追求平面化”“拒绝深度化”的风格,试图通过日常生活叙事探索表达情感欲求的新方式。如六六的《蜗居》《双面胶》、唐欣恬的《裸婚:80后的新结婚时代》《大女三十》、阿耐的《欢乐颂》等现实题材小说,她们立足于探索个体在复杂、浮躁的社会环境中的自我选择与生存境遇,且通过对社会热点的关注与描写,展现当下人们面临的诸多问题,如聚焦于“婆媳矛盾”“小三”“孔雀女与凤凰男”“房子”“阶层分化”“城乡差异”“胜女必剩”“裸婚”“欲望与都市”“毕业与失业”等现象,并在这些现象中探究人们面临爱情、婚姻、家庭、血缘、工作等问题时的处境与成长。油盐酱醋茶不仅是开门几件事,而且是关涉现代人整个生活日程的事件,这些事件由于中国现代化程度的局限,更成为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烦”“忧”“惧”。可以说,日常生活焦虑正成为人们现代性的主要焦虑领域或对象,基于此,当创作群体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人和物时,网络文学就通过日常生活直指人心,拨动了读者最感性的心弦。于此,网络文学在彰显后情感文化的同时,也潜藏着对情感主义的部分坚守。
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写作趋向外,网络文学的数据化写作也正在挑战着“宏大叙事”,这也影响着网络小说的情感书写。深受日本ACGN文化影响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一代“网络原住民”(90后、00后)在网络媒介环境影响下,比“日本第一代御宅族更具有东浩纪在《动物化的后现代》一书中所说的‘数据库动物’的属性”,他们在网络文学方面的喜好,即便不是东浩纪所判定的“不需要大叙事”,但也有着“宏大叙事稀缺症”和“宏大叙事尴尬症”的嫌疑(邵燕君,《网络文学》 4)。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数据库”写作,注重片段式、散点式、一个世界又一个世界平行宇宙式或随机拼接式的叙事模式,以吐槽、拆解、顽梗、打碎、重组等叙事手法对宏大题材进行解构,并在重新组合、拼贴、挪用、恶搞、模仿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
古今中外的知识体系、人文景观、新闻事件等都可被作为“素材”收集到“数据库”中,进而构建“大数据”体系,由此,网络文学逐渐进入“大数据”写作时代,其中包括角色数据库、爽点数据库、萌点数据库、技术流数据库、历史流数据库以及其他各种常见的情节或叙事套路的数据库,这种数据库的写作方式共享于网络世界内部的作者与粉丝之间,孕育了同人写作环境。数据库保持开放状态,新的角色类型或叙事风格一旦诞生,立即会被收录到数据库中。数据库建构着网络文学世界,网络文学也建构着数据库。这种数据库思维可以涵盖的范围几乎是无限的,并且是随意、零散的,这是现代社会以数据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给文学带来的变化。“大数据技术的后现代性主要表现在其破碎的世界结构、个性化的思维方式和相关性的认知模式上,这是后现代主义解构、多元、非理性三大主张的技术表现。”(黄欣荣 1)所不同的是,后现代主义的破碎是为破碎而破碎,而大数据写作的最终目的是对这些数据整合、利用后将之形成一个整体或结构为文本服务。大数据技术将整个文学世界甚至现实生活世界碎片化为海量的数据,数据规模越大,说明世界被破碎得越精细。大数据写作时代将“一切信息化为数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体现了“解构、破碎的后现代世界观的技术化表征和技术实现”,且“混杂、多样、个性的大数据思维正好与后现代的去中心化思维相吻合,并且从技术上将中心祛除,实现了每个个体都是中心的理想”(7)。而由此写作方式建构的故事及故事背后的情感表达也有着碎片化、拼贴化、数据化的特征,彰显着后情感色彩。
东浩纪笔下提出的“角色数据库”就是这一“数据库素材”发展的一种体现。角色之所以能够被重复利用,并非角色本身性质使然,而是因为角色被收录到了这样一种人工数据库之中,这个数据库保持着开放性、自由性,一些经典的角色类型、性别特征、萌梗等会在创新基础上被多次运用,这培养和孕育了二次元言情小说及其他网络小说的发展,创作群体与阅读群体在数据库世界中满足自我幻想。如网络小说中的“拉郎配”故事,典型的如“林黛玉与伏地魔”,作者选择性地采用数据库中的角色,将角色的萌元素进行创造性分解,并以“拉郎配”等组合方式编织新的故事,将不同时空下的角色或人物进行配对,这与爱无关,与原创文本无关,“拉郎配”的叙事方式像是一种随机抽签的创作手法,作者只需要在数据库中选取角色,接下来的一切将会顺理成章。文本指向的不是被“拉郎”过来的具体角色,而是数据库的系统与作者的应用问题,文本挖掘的是人物角色的萌元素,是将他们放置在一起的可能性与创造性,这迎合和满足了喜爱这些人物及故事的ACGN文化圈粉丝们的接受心理。文本营造与传递的情感更多是为满足粉丝的猎奇、求新心理,在多个角色与角色内在萌元素影响下进行情感的拼贴与组装,以梗、段子或一个个小故事点燃读者情绪,每个小故事之间的连接性又没有那么紧密,读者更加注重文本带来的瞬间阅读感受。如《BE拯救世界》吸取了很多ACGN元素,多次出现路飞、卡塔库栗、索隆等人物描写,且这些描写保留了人物在原著中的萌元素与性格特征,并与“我”在新的文本中组合,进而形成反差萌。人物离开原定故事环境,以其萌属性穿梭于其他故事之间,而“拉郎配”的创作手法又以脱离原作的人物关系解构着原作中的故事线,在角色刻画中又重置情节与故事,在此,情感的深度表达变得不再重要,读者追求的更多是大数据拼贴、混合、组接等作用下产生的新的化学反应,新奇、刺激成了文本及读者的共同目标。
三、 游戏化写作中的“情感”表达
网络小说结构模式与叙事逻辑的游戏化特征也影响着文本内在情感的抒写与表达。一些小说直接采用游戏系统设定,情节随着系统设置往前推动,文本通过人物在不同空间、场域、地图或世界中的活动变化营造爽感与刺激感。如系统文大致经历这样的过程:受辱、金手指、打脸、秘籍、训练、升级、继续打脸、换地图、升级、继续打脸……在系统设置中,主角和配角的性格可以自动生成的,人物功法与成长轨迹也是按系统设置自动发展,从而减少作者对文本逻辑和故事连接点的考量,剧情的推进与刺激高于故事的合理性,小说通过贩卖爽感吸引读者关注。如恋爱系统文,故事主线被“恋爱系统”支配,从“角色数据库”中选出来的人物在“拉郎配”的创作模式下经过游戏系统被安排到不同世界去完成任务,认识不同的人,经历不一样的情爱体验,在系统模式下展开成长和恋爱故事线。如《巫女葵的恋爱》《恋爱日常》《她只想恋爱》《横滨恋爱故事》等,小说通过游戏设置串联起人物“谈情说爱”的故事经历,人物进入另类世界,在系统升级和地图转换中获得情爱体验。虽然文本围绕人物情感故事展开,但闯关冒险、系统升级的情节设置才是文本最吸引和打动读者的地方,女主人公打着攻略男主的旗号享受拯救世界、过关斩将的爽感,使读者也易产生情感共鸣。《恋爱日常》围绕着女主人公寻找真爱的任务线展开,在女主人公与各种男神如佐田君、中村楠辉等的相遇与相爱中推进故事发展,小说涉及多部动漫人物,如《狼少女与黑王子》中腹黑属性的S星人男主角佐田恭也、《守护甜心》中的阿夜和月咏几斗、《蜂蜜与四叶草》中的山田亚由美等,主人公在恋爱游戏的系统中展开与动漫人物的情感互动,满足了创作者自身的动漫幻想,而以女性视角切入使女性读者更容易获得情感共鸣。在此,文本不再有传统写作中弥留、深沉的情感表达,更多是游戏化的结构逻辑带来的感官刺激。它们轻松、诙谐、热血,以萌点、梗和段子组合而成,人物在一个个游戏任务中进阶、升级。
网络小说在叙事方面除具有鲜明的游戏系统设定外,在情节设置方面还呈现出鲜明的游戏化色彩,在通关升级、过关斩将、扬善除恶、逆袭成长中展现叙事结构的游戏性、娱乐性特征。如穿越文、种田文、职场文、仙侠文等,虽没有鲜明的“系统”体系,但它们有另一个马甲,即“废柴逆袭”。如《后宫·甄嬛传》中的甄嬛,在前期不争、中期被陷害、后期腹黑归来的成长线下逆袭成为后宫最大赢家。又如《浮沉》中的乔莉,相比后期独立承担一个7亿元项目的工作达人而言,前期作为销售打杂人的她可谓一个十足的废柴。又如苏小暖的《邪王追妻:废材逆天小姐》,女主人公苏落是个身手不凡的高手,穿越到以武为尊的玄幻世界后却变成了一个废柴,后来凭借自身意志和天赋不断进步,最后逆袭成大神,并在成长过程中与“邪王”谈了一场棋逢对手的恋爱。文本设置了众多关卡,如无限衍生的灵力等级,女主人公从最弱的一级一步步升级,在“碧落大陆”中灵力从弱到强不断提升,最终从任人欺负的废柴成长为“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紫阶”上品,在此过程中,男女主情感线也随着女主自身能力的增强而递进,情感线和成长线并行推进。而无论是情感的表达还是人物自身的成长都以零散化、碎片化、地图式、升级式的叙事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体验酣畅爽快的阅读快感。
这种爽文机制与夸张变异的书写形式展现了当下青年的情感诉求,以游戏态度解构当下社会的生存秩序。在废柴文的意义结构中,废柴的废、穷、地位低下等特征与尊贵、富有等形成对立。这一类文体的结构安排与人物模式呈现一定的社会象征意味,它的叙事结构是“该亚文化社群对于他们在改革开放推进和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感受到的中国社会发生的‘断裂’的夸张化‘表征’(Representation)”(林品,《断裂》 56),也是社会结构定型化发展趋势及其对人们生活影响的双重映射。现实生活中的青年男女面对社会分层秩序与阶层固化现象无能为力,他们终其一生想要通过不同的资本优势来进行资源置换,但都遭遇了社会阶层固化秩序的打击。因而众多青年男女通过对废柴文的书写与阅读,在观念中实现对“断裂社会”“定型化”或曰“结构化”阶层关系的想象性突破。
废柴文通过“逆袭升级”打破了封闭循环的既有社会结构,但却不一定能够开启另类的社会生存模式。废柴逆袭大多以认同既定社会规则为前提,他们借助上层社会的生存法则来实现自我价值,虽然对手是强权社会,但最终实现逆袭的帮手也来自强权社会,这种对抗,其本质仍旧没有全面突围出封闭的权力秩序,如《邪王追妻:废材逆天小姐》《后宫·甄嬛传》中人物对“胜者为王”“丛林法则”“以暴制暴”生存秩序的遵从与操纵;这种复仇行为虽然达到了爽式情节的书写效果,实现了读者在现实中受挫及被压抑情绪的释放,但却在正义、善良、救赎等问题的思考和较量中走向人性的虚无与滑坡,这种叙事逻辑很容易走向自我狂欢的极端境地,使人们沉浸在精神胜利法的伪饰与空洞之中。逆袭的意识形态症候既体现在逆袭途径的封闭性上,也体现在逆袭目标的单一性上,如《后宫·甄嬛传》中,甄嬛将整个青春年华付诸皇宫,其目标全在“复仇”二字,虽最终在步步为营中复仇成功,但这样的目标和格局似乎还是太小。相对而言,《金枝欲孽》中女性出走、远离宫斗纷争、过自己安逸人生的选择不得不说更具有解构意味,以“另类出路”解构男权体制与残酷的丛林法则。同时,这些小说充斥着显而易见的男权话语,女性遵从传统男性中心主义权威,屈服于男权社会带来的阶层秩序与性别模式。
游戏化的废柴逆袭流露出鲜明的“成功学”及“中国梦”的叙事论调,但大多通过穿越、重生等虚假情节来对“草根逆袭”进行反讽,彰显了青年群体犬儒式的抵抗状态,在废柴逆袭的叙事致幻性中“人们很清楚那个虚假性,知道意识形态普适性下面掩藏着特定的利益,但他拒不与之断绝关系”(斯拉沃热·齐泽克 40)。由此,废柴文所彰显的以高富帅、白富美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价值指向与生存法则依然成为废柴们实现身份转化、进行个体重建、彰显自我价值的追求目标,“保证其规则畅通无阻的不是它的真理价值(truth-value),而是简单的超意识形态的(extra-ideological)暴力和对好处的承诺”(42)。这体现了青年群体犬儒式的反抗模式。面对残酷的现实社会,除了将自我放纵于这些虚幻的、伪饰的世界中,他们别无选择,读者只能沉溺在文本中进行自我麻痹或释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后冷战时代典型的全球文化症候之一,“废柴文化”或“游戏精神”成了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表征之一,也因此具备了与新主流意识形态耦合的超强适应性,创作群体与阅读群体在共识基础上默契地创造了游戏化、娱乐化的系统升级、逆袭、打脸、崛起等情节,以补偿性、幻想性、逃避现实的快感追求满足个体情感欲求。
除此之外,近些年网络小说也发展了一种与游戏化、升级打怪结构逻辑截然不同的叙事模式,它以一种过于平和的、消极怠工的方式展现了当下部分青年的生存境遇。近些年网络小说在主题表达与角色设置方面受到佛系青年亚文化的影响,如种田文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背景下,刻画人物随遇而安的享乐心态、去理想化的精神诉求,以及“不思进取”的生活态度。小说提倡一种知足常乐的生活观。主人公大多是平凡的小老百姓,在一地鸡毛式琐碎平实的日常中享受与家人、爱人相互扶持、同甘共苦的生活点滴,满足读者在现代生活快节奏、高压力、冷淡人际交往等环境下对悠闲田园生活的期待,其中也反映了当下青年群体与世无争、消极抵抗的心态。
随着社会的发展,“佛系青年”已然成为我国青年一代的重要标签,也是我国青年亚文化体系的重要表征,其背后隐藏着一代青年群体的心理状态与多元诉求,体现了他们对自我、社会、未来、生活的思考与判断。网络小说部分类型文的书写映射了当下“佛系青年”的生存状态,同样,这也开拓了一种幻想性想象与象征性反抗相结合的文学创作与审美表达方式。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的明兰,她虽聪明伶俐、步步小心,但她前半生在盛家的生活状态不乏顺其自然、得过且过的佛系态度。她从现代都市穿越过去,对自己的新身份以一种消极态度处之,对周遭环境及日常生活也是采取得过且过的随意态度,对穿越成庶女地位的现实境遇持“丧”之态度,总体上每天按部就班地生活着。成人后所思考的问题只是争取“嫁”个好夫婿,安稳度日。每天关注的也只是屋内、宅院的“一亩三分地”与“家长里短”。她的思想已完全适应了古代环境,并没有过多反叛情绪。这一定程度上展现了“青年一代丧失激情、丧失动力、丧失理想,每天按部就班,过于追求安稳,而丢失自我、忘却家国责任的厌世现象”(第天娇 16)。这与佛系文化的内在精神有一定契合性。
但另一方面,佛系态度的叙事风格也部分地彰显了中国人自古就有的田园理想和隐士情怀。无论是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状态的追求,或者是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生活的向往,还是对“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的生活环境的期待,一定程度上都寄托了文人渴望返归田园、回到本真、遵从内心、保持精神独立的隐士理想。这给在现代生活中拼命生存与奋斗的人以慰藉,使人们放慢脚步,思考当下,呼唤纯真生活。这也使我们看到网络文学在彰显后情感魅力的同时,展现着对情感主义的诚挚关怀与追忆。后情感主义在当下社会并非独秀一枝,而是与情感主义、非情感主义、隐情感主义等共同构成多样并存的情感状态。我们置身于以后情感为组成部分的多元情感共存的文化状况中。
从广义上说,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强浓或弱淡地表现着情感,而后情感的出现重组和新构了情感家族的结构。当下网络文学多类型齐头并进、多元发展,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网络文学在后情感表征及其叙事的功能性设置方面各不相同。近些年网络文学也逐渐向主流化、经典化方向迈进,在政策引导、市场规训、网站监管、作者自觉探索、读者有爱选择等多因素综合影响下,网络文学在情感叙事层面的探索越发多样,或深入现实生活、展现人生百态,或把握时代症候、聚焦社会热点,在开拓“异托邦”“元宇宙”、探索浩瀚时空、追问生存价值的同时也回到“水深火热”的现实世界,拥抱各种挑战。“情感”是故事的内核,“后情感”表征也是情感叙事的样态之一,它们共同织就网络文学多样的内在叙事肌理。
总 结
本文旨在在对网络文学存在基础、外在环境与内部特征进行关照的基础上,探讨互联网时代新媒介环境下文学情感表达的新形式、新样态、新困境与新的内蕴价值,并以此探讨这一现象背后当下青年的生存处境与价值追求。总体来说,网络小说多样、独特的叙事机制彰显着鲜明的后情感主义色彩,这与创作群体、阅读群体所渴求及希望满足的情感展示、表演欲望、幻想与逃避心理等有着密切关系,这些心理诉求是网络小说后情感主义文化生成的深层动因。网络小说的创作、生发与繁荣不以深度的情感表达为宗旨,游戏态度与深度消解是它在给人们提供“另类选择”的同时产生的文本意义。创作群体与阅读群体通过快感机制、视觉效果、日常生活审美化、角色数据库、游戏系统设置等叙事方法来书写故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一种“想象共同体”,致力于以虚拟世界的建构和现实空间的开拓来表达自我。网络文学“不知道、不关心、不care,自己和自己玩”(邵燕君,《从乌托邦到异托邦》 25)的自嗨式无深度、即时性的表达方式,追求爽感、燃爆情绪、刺激感官的书写方法为读者在现实世界之外、文本世界之中建构了“异托邦”,它是人们的自我狂欢场域,充满宣泄性、颠覆性、幻想性,在此世界中,创作群体想象性、创造性地建构了众多“情感”故事,契合后情感主义热衷成批生产情感、兜售情感的理念,也体现了当下社会严肃情感被消解后兴起的一种新型情感表达方式,这比传统写作更有利于调动读者的积极性,使之产生情感共振,有利于其欲望表达与情绪释放。同时,网络小说侧重描写琐碎日常生活、淡化审美体验、注重视觉感官效果的书写方式,也迎合了读屏时代读者快速阅读与信息填鸭式的接受方式。
网络文学的书写形态与情感表达方式是文学活动及文化呈现的一种具象反映,如果把“变迁”“重组”“出新”看作文学与文化的基本特质,网络文学中的“后情感”表征也并非一种情感表达的“替换”或“终结”,而只是时代变迁、媒介变革中文学、文化在不同形式下的一种继续。如果说“后情感”是一种批判和解构的话,那它同时也在肯定和建构,为文学和文化带来新的多样可能。在文学创作方面,“后情感”叙事影响着文学在交互式书写、沉浸式体验、时空结构的想象、建构世界的方法等方面的呈现。它在更新文学的情感表达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主题与接受方式,甚至为文学带来了新的叙事模式与类型样态。
情感的产生、诠释、表达与重组均与一定的文化景观有着密切关系,两者相互影响、彼此制约。网络文学彰显的情感结构是当下情感文化的一种体现,某种程度上也喻示着“新情感时代”的来临。后情感叙事呈现出“次元”风格,在角色塑造的独特另类、情节设定的反转意外、情感表达的个性化特征等方面与热衷网络活动、热爱网上社交、自成一派的青年一代(当前Z世代为主力军)不谋而合。而喜欢这类网文的读者也在“不必当真”与“真实情感”、“抽离旁观”与“全情投入”的对立情感中自由游走。这也印证着这一代人在回避“宏大叙事”,反复回到人工建构的环境中经历与体验人生、生产着自身局部小叙事的人格特征。这一代人在网文世界中以“自嘲又对抗、随意又颇具主见、潜藏深重又表现浅薄、郑重其事又游戏谐谑、逃离现实又解释世界、接纳万物又圈地自营、解构意义又建构价值的精神样态”(王婉波第3版)来寻求意义,并借此在文本阅读与接受过程中建构想象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而这一表征及其形构下的观念更像是一种指导现实生活的有效信念与态度,影响着青年一代思考更加适恰于当下时代语境的个体生存及其价值问题,重新认识“真”与“实”、“真实”与“现实”“虚拟”的关系及其间展现出的独特魅力。
网络小说是个体欲望展示与情绪表达的舞台,但意义多元化与非确定性的宣扬,情感的瞬间性、碎片化和类型化展示,个体精神的张扬与自由的表达,去中心、去权威、去等级话语模式的盛行等在帮助人们获得解放与自由的同时,又使普遍价值规范陷入缺席与搁置的地位。过于追求快感机制、游戏升级、视觉效果会使人们陷入虚妄,丧失对深重情感的感受力与思考力,这值得引起创作群体与阅读群体的警惕。
① 王一川在《从情感主义到后情感主义——兼谈后情感文化》中将情感主义定义为:“有关文艺必须表现人对现实的真实主体态度的知识假定,它相信文艺中的情感应是真实的。”(324)“情感主义是那种有关文艺必须表现主体本真情感的话语,其经典形态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328)“可以说,情感主义是对于泛政治主义的一种剧烈反弹,为‘新时期’以来文艺创作的开展及阐释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知识型,其标志性作品当有小说《黑骏马》《北方的河》《古船》等,影片《青春祭》《巴山夜雨》《良家妇女》《角落》《野山》等。”(325)
② 虽有学者提出网络文学在故事整体性、时代背景设置等方面颇具“宏大叙事”特征,但“宏大叙事”不仅体现在文本主题和结构的完整性、连贯性与同一性,更为重要的是其隐含着使某种世界观合法化、权威化的本质与内蕴,有着揭示史诗与史学性特征的政治特质。它象征着一种政治理想的建构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有始有终的构想型式,但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文化传承,它始终与意识形态、政治结构有着密切联系,是一种历史叙事与历史构想。
③ 废柴逆袭是废柴文(或废材文)的核心内容,也是其他类型文常用的叙事套路。表现为小人物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实现逆袭的人生故事,这为追寻平等与成功的读者提供了现实生存方式的参照。“废柴”(或废材)的用法相对广泛,除男性之外也常指女性。
④ “佛系青年是褪去宗教色彩,特指以不争不抢、怎样都行、顺其自然、失之淡然、得过且过的态度对待现实世界的中国社会的青年人。”(第天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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