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 敏

引 言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一剧中安东尼奥忧郁的原因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中外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读。凯瑟琳·贝尔西（Catherine Belsey）认为安东尼奥那原因不明的忧郁是源于“无望的同性爱欲”（Belsey 49）。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西摩·克莱因伯格（Kleinberg 113）、阿伦·辛菲尔德（Sinfield 53 67）等。西方学者倾向于从心理学及同性恋的视角来解读安东尼奥的忧郁的根源。当然，也有西方学者对上述解读提出了质疑，认为将安东尼奥的忧郁归因于主体（无意识地）拒绝（同性）欲望对象，没有充分考量该剧（人物）所面临的伦理和政治困境。因此，对该剧人物的欲望的阐释，需先理解剧中人物均面临的两难的伦理与政治抉择（Turner 418）。

　　德鲁（Daniel Drew）梳理了对安东尼奥的忧郁的一系列相互矛盾的解读：因失去他者而引起的忧郁症（Drew 207）；由主体（无意识）拒绝（同性恋）对象构成的普遍哀悼（207）；忧郁症为主体提供了认知真理的途径（210）；对海外贸易风险的担忧引起的忧郁（210）；忧郁症的表面善良和幸福掩盖了耻感、内疚感和病态，使其能积极攻击他人（212）；令人忧心的忧郁情绪表达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如此难过”的公开声明不过是抑郁症患者累积文化资本，以获得如圣人或天才般特权地位的工具（214）。德鲁认为上述阐释仍然不够全面。他从忧郁症向受虐症转化的角度，阐释了安东尼奥忧郁的源头与他令人讶异、难以解释的想要在审判时受难的欲望之间的联系（218—234）。他认为“接受一磅肉的割取体现的不只是安东尼奥的自虐，也体现了他对周围的政治（环境）和伦理的服从”（209）。

　　中国学者更多从社会、经济环境的角度来阐释安东尼奥忧郁的根源。吴兴华认为安东尼奥的忧郁是整个生活环境的产物。在威尼斯城表面繁华的背后，潜藏着复杂的新旧矛盾、宗教冲突和经济势力的对立，尤其是商业资本与借贷资本之间相克相生的矛盾关系。李志斌认为使安东尼奥陷入忧郁之深渊的是暗影重重的社会大环境——安东尼奥具有的崇高、优美、真诚、纯朴、无私等理想人格被周围脸带笑容的奸徒、心如铁石的对手所包围（李志斌113）。刘立辉指出，安东尼奥忧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作为基督徒，安东尼奥不认同夏洛克的高利贷行为，认为有悖于基督教经济学伦理标准，且有悖于海外贸易时代的大环境（刘立辉127—128）。肖丰认为安东尼奥的忧郁源于他对自身伦理身份认识的暧昧与模糊：“安东尼奥以商人身份存在于威尼斯的现实生活中，精神和灵魂却总是追索已经逝去的封建贵族式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时时处于精神诉求难以满足的撕裂式生存状态，一种痛苦的焦虑灼烧之中。”（肖丰46）华有杰认为安东尼奥忧郁的经济根源在于安东尼奥的海外贸易的海盗属性，导致其在威尼斯城邦的经济地位和伦理地位不相匹配（华有杰384）。

　　西方学者深感单纯从心理分析视角讨论安东尼奥忧郁的根源的不足，并尝试从心理分析出发，联系伦理与政治环境解读安东尼奥的忧郁，然而却忽略了经济环境对人物的心理影响。事实上，莎士比亚研究越来越关注经济对社会关系的影响与支配，特别是新经济批评或经济 文学批评领域的众多学者。如格拉夫（Peter Grav）就指出，《威尼斯商人》等作品表达了莎士比亚的担忧：“鲍西娅认为经济已成为人类意识的基石”（Grav 99）；《一报还一报》则呈现了“市场思维下冷酷无情的交换模式”（126）带来的可怕后果。正如霍克斯（David Hawks）所述：

　　莎士比亚和他的同时代人意识到了前所未有的从古希腊时期对美学价值的追求转向前资本主义时期对货币价值的追求，并见证了传统的本体论上认为无法商品化的三类事物的商品化：土地、劳动和金钱。［……］“土地”的商品化意味着外部环境的商品化，即客观世界本身。而“劳动”的商品化指向的是包括人的生命本身以及主观活动的商品化。（Hawks，14）

　　客体的主体化和主体的客体化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它颠覆了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对人类社会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段强烈变化的时期恰好与莎士比亚的一生同步，他的戏剧富有洞察力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经济认知结构的改变而导致的社会和心理的改变（179—180）。

　　陈开举在《货币哲学》一书的导读中指出，“自卡西尔起，文化哲学重点关注由符号表征和建构的社会生活［……］（西美尔）从具体文化社会现象即货币入手，展开对社会、文化、个人与群体心理的分析［……］”（陈开举12—13）。本文的分析正是从货币、信用、借贷等文化社会现象入手，展开对个人与群体心理的分析。《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作品中商业气氛最浓郁的一部剧。因此，除了结合伦理与政治环境探讨人物的心理动因外，结合经济认知阐释人物心理更是不可或缺。国内学者对此已有积极的探索，但主要是从高利贷、海外贸易等视角出发。西美尔认为货币在社会经济事务中产生了宏观效应，更重要的是引发了社会文化主导精神观念的转变和对个体心理气质的影响（陈戎女2—3）。因此，本文秉持视域融合之理念，依托《货币哲学》关于金钱、信用的实质的讨论，从货币、信用、借贷等文化社会现象入手，揭示经济结构的变化对人物的心理影响。通过分析莎士比亚所处的前资本主义时期金钱、信用与借贷的实质及变迁，并联系身体、情感、种族等问题，探讨剧中主要人物的心理特点及冲突实质，以期更深入地理解该剧的人物、主题与作者的创作意图——莎士比亚通过安东尼奥的忧郁所表达出的隐忧，同时，进一步拓展了经济文学批评理论（焦敏25—33）的批评实践。

一、借贷与利息

借贷问题一直都是人类生活的主旋律。“大多数社会中，借贷与信用都普遍存在，因此借贷与信用也普遍存在于欧洲各个历史时期。”（qtd.in Muldrew 95）塔萨（Thomas Tusser）在1573年就写道：“谁活着要是不被借钱，那就一定会要找人借钱；不然买卖就是空中楼阁。”（Tusser 22）由此窥之，莎士比亚所处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借贷非常普遍。莎士比亚戏剧中关于借贷的话题频繁出现。《哈姆雷特》的第一幕中，当年轻的雷欧提斯动身前往法国，他的父亲波洛涅斯给了儿子非常实用的关于借贷的建议：“不要向人告贷/也不要借钱给人/因为债款放了出去，往往不但丢了本钱，而且还失去了朋友；/向人告贷的结果，容易养成因循懒惰的习惯。”（《莎士比亚全集》（五）300）这里体现了放贷管理的困难，以及借贷导致友谊和收入的崩溃。《罗密欧和朱丽叶》一剧中，劳伦斯神父责备罗密欧自杀的企图，指出自杀的人“他的美貌、爱、智慧都将蒙羞，他就像高利贷者一样，拥有颇多/却没有将其用于正途”（Shakespeare 1027）。莎士比亚戏剧中借贷这一概念的反复出现反映了借贷在当时的普遍性及对借贷带来的问题的思考。

　　《威》剧的剧情围绕安东尼奥代表巴萨尼奥向夏洛克进行借贷展开。安东尼奥对夏洛克的鄙视源于夏洛克借钱予人却又收取利息，而他“从不讲利息”：“夏洛克，我跟别人互通有无，/借进借出，利息不收不付。”（《威尼斯商人》23）这与《圣经·诗篇》中的陈述颇为相似：“他不放债取利。”（，Psalm 15.5）而夏洛克则引用《圣经》中雅各为舅父拉班牧羊时直接取利来反驳：“只要不偷不抢，天理也爱赚钱。”（《威尼斯商人》24）。由此，利息之争上升到了种族与宗教的层面。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基督徒被禁止从事放贷，但犹太人却被允许放贷。（Hassel Jr.373）不让犹太人放贷，意味着让他们失去生计。而安东尼奥的进一步反驳则道出了他反对取利的核心：

　　安东尼奥［……］你提起这一件事，

　　是不是要证明取利息是一件好事？还是说

　　金子银子就是你的公羊母羊？

　　夏洛克 这我倒不能说；我只是叫它像母羊生小羊一样

　　地快快生利息［……］（《莎士比亚全集》（二）19）

　　安东尼奥认为钱生钱与公母羊繁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哪有朋友之间通融几个钱，也想靠它生出钱崽子成串？”（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25）安东尼奥对钱生钱的不满折射的也是莎士比亚对钱生钱的隐忧。笔者认为，莎士比亚的隐忧是在潜意识层面，虽然担心，却无法确切表达，只能让安东尼奥陷入无可名状的忧郁中，而从西美尔的货币哲学的角度却能让我们窥见钱生钱带来的社会与心理效应：

　　从来还没有任何对象能象货币一样，如此畅通无阻、毫无保留地发展成为一种绝对的心理上的价值，一种控制我们实践意识，牵动我们全部现实注意力的终极目的。这种对货币最大限度的追求必然要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货币担负起了作为纯粹手段的特质。这意味着货币可支配对象的范围在持续增加，事物也在越来越毫无防范地臣服于货币的力量，而货币自身也越来越缺少个性；但与此同时，货币在与事物的关系中却变得越来越力量强大。（Simmel 232）

　　正如西美尔所述，货币已经成为一种绝对性的心理价值，一种控制我们实践意识、牵动我们全部注意力的终极目的。货币本质的内在极性表现为货币是一种绝对的手段，因此在心理上成为一种绝对目的：“货币从绝对的手段向绝对目的的转换是现代货币经济深度化的逻辑产物，西美尔认为，经济活动导致了人们心理认知和心理依附的重心偏移，货币替代其他的价值上升为生活追求的最终目标。”（陈戎女8）货币引发的手段与目的倒置的文化转型现象深入现代人的精神领域。“方式凌驾于目的的过度增长，在外部生活凌驾于我们灵魂生命的力量中，找到了它的顶点。最终，人的精神中最内在、最隐秘的领域也被货币这种‘绝对目的’导致的物化和客观化占领了。”（陈戎女8—9）这一切都加深了社会本已存在的世俗化倾向。金钱不仅成为物质 经济世界的流通者和统辖者，它还成为精神世界的流通物，占据了精神世界的地盘。货币成了现代社会的宗教。（陈戎女9）马克思在1844年的《经济学和哲学》的手稿中，也描述了金钱对金钱拥有者的心理异化作用：“货币权力的范围即是我的权力范围。金钱的特性即是金钱拥有者的特性和权力的本质。”（Marx，137）

　　《威》剧以安东尼奥的忧郁开启帷幕。可是他为何忧郁？安东尼奥的担心，切合威尼斯当时的情境：信仰、尊严、信用都要被置于货币的审视之下。纵观全剧，莎士比亚并未再回归到安东尼奥的忧郁。安东尼奥的忧郁，折射的是莎士比亚对金钱的矛盾认知：“莎士比亚的作品表现了其对金钱的认知从充满矛盾，到越来越焦虑，到最后对金钱对生命、爱情、艺术和人类灵魂的破坏性影响感到绝望。”（Hawks，272）然而，安东尼奥的隐忧，超越了莎士比亚的认知，难以名状，让安东尼奥陷入不知所措的忧郁中。西美尔则将这一心理与情感的感受与“由伦理、道德支撑的传统道义社会向现代功能性社会的转型”联系起来，与现代性联系起来：“齐美尔从货币的影响及其所带来的文化后果来分析货币这一不可或缺的经济符号，并成功地将原来是经济符号的货币转化成为一种现代性的表征符号。”（陈开举13）

二、借贷与信用

除了追问金钱是否可以被允许自我繁殖外，另一个被拷问的经济问题是信用的本质是什么。信用（Credit）在16世纪后期主要被定义为“信任”（trust）。尼古拉斯·格里马尔德（Crimalde）在1556年翻译西塞罗（Cicero）的《论义务》（）时，将“信任”译为“信用”，格里马尔德用信用这个词所表达的是一种社区、邻里的信任：个体履行承诺和债务才能获得社区的尊重，这种信用与个体的声誉利益攸关。（Atkins xlvi）今天，“信用”一词有两种基本的用法。一种是指个体的声誉，是对个体品性或其声望可信度的评估。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维坦》（1651年）中指出：“个体的价值（value），或价值（worth），是除了价格外的所有其他的东西：也就是说，价值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要与赋予他的权力相匹配：个体的价值取决于他人的要求和评价。［……］我们彼此价值的体现，就是通常所说的荣誉和耻辱。”（Hobbes 59）“信用”的另一种用法源于人类经济行为的功利主义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动机被简化为对事物、利润和财产的可量化的欲望。（Muldrew 3）

　　在安东尼奥看来，信用的本质是个体的声誉、人格以及个体间的情感纽带。巴萨尼奥为向美丽的富家女鲍西亚求婚而向安东尼奥告贷时体现的就是类似的信用观。他自喻为希腊神话《金羊毛》中的伊阿宋（Jason），既机智英勇，且魅力无边。“安东尼奥啊！只要我有相当的财力，/可以和他们中间无论哪一个人匹敌，/那么我觉得我有充分的把握，一定会达到愿望的。”（《莎士比亚全集》（二）11）巴萨尼奥提供的除了他认为胜算颇大的一个还款计划外，还以他个人的人格与魅力作为信用担保。而安东尼奥则说：“只要您的想法跟您的为人一样/体面、光明，那么，我的钱囊、/我的资源，还有我这个人本身/全都向您敞开。”（《威尼斯商人》15）安东尼奥认为，人格与借贷用途便是合适的借贷信用。由于他所有财产都在海上，现在既没有钱，也没有可以变换现款的货品，他决定去试一试他的信用：“哪里有钱，我就必到哪里赊账，/一凭我的信用（trust），二凭我的声望。”（《威尼斯商人》17）安东尼奥所指的信用是他的财产的信用，还有他过往的商业信用，而声望则应该是指他的人格与声誉。

　　然而无论从声誉、人格还是物质财产方面来看，安东尼奥替巴萨尼奥作保均为不明智之举——巴萨尼奥举债过多，濒临破产，挥霍浪费，且其投资项目是令人无法捉摸的“爱情”。安东尼奥为何仍然替他担保？完全无关经济目的，更关于情感纽带，他声称：“求上帝，让巴萨尼奥来亲眼看见我替他还债，我就死而无怨了！”（《莎士比亚全集（二）64）安东尼奥偿付这笔一磅肉债是为了让巴萨尼奥目睹他的牺牲——如果巴萨尼奥感激地珍惜他，则他的牺牲是值得的。“这种救赎使接受人欠债权人，使债权人——哪怕只是在情感上——比债务人更占优势。安东尼奥在《威尼斯商人》中希冀用这种方式来保持与巴萨尼奥的情感关系。”（Ingram 102）可见，在安东尼奥看来，信用的实质除了声誉、人格外，也包含情感的纽带。

　　而夏洛克的信用观则明显表现为对事物、利润和财产的可量化的欲望。当巴萨尼奥向安东尼奥的宿敌夏洛克借三千块金币，借期三个月，由安东尼奥作保时，巴萨尼奥提出的借贷抵押是安东尼奥，他的人格及他的声誉。而夏洛克则说：

　　夏洛克 安东尼奥可是个好人哪。

　　巴萨尼奥 难道有人说过相反的话？

　　夏洛克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说他是好人，是要你明白他是有些财产的人。不过他的财产有点不可靠：他有一艘商船开往的黎波里，还有一艘开往西印度群岛。我在商务交易所里时，还得知他有第三艘船在墨西哥。第四艘呢，驶往英格兰去了。他在海外各地还有些零星的买卖；可是船毕竟只是些木板，水手也只是些普通人。要知道岸上有鼠，水中也有鼠；岸上有贼，水中也有贼——我说的是海盗——此外还有危险啊，风险、水险、礁石险。不过话又说回来，他这个人倒还算是有点资产的。三千块金币，我想我可以把钱借给他。（《威尼斯商人》21）

　　双方对“好人”一词的解读出现了分歧，巴萨尼奥强调的是安东尼奥的人品与声誉，而这些对夏洛克而言却无关紧要，他眼里的好人是“有些财产的人”，因此在他看来，安东尼奥是有瑕疵的人，因为他财产的风险比较大，“我一定要万无一失才行。只要我万无一失了，我就考虑借钱这件事”（《威尼斯商人》21）。由此，双方对信用的不同理解便浮上水面。安东尼奥理解中的信用，与个人的正直、信任度以及社区、邻里密切相关，还与个体间的情感纽带息息相关。而在夏洛克看来，信用是像木制商船一般的物质存在。

　　此外，在夏洛克看来，信用的实质除了物质外，就是血肉——夏洛克要求安东尼奥以一磅肉为巴萨尼奥作担保。在夏洛克看来，金钱的实质的的确确是血与肉。当得悉女儿与基督徒私奔之后，夏洛克的反应是：

　　哎呀，糟糕！糟糕！糟糕！我的钻石丢啦，［……］我们的民族当下被诅咒了，我以前从没有过这种感觉。一颗两千块钱的钻石，还有其他贵重珠宝。我希望我的女儿死在我跟前，耳朵上挂着那些珠宝！我希望她在我面前安葬，那些钱就放在她的棺材里！（《威尼斯商人》56）

　　夏洛克对金币与宝石的看重远胜其对女儿的看重，他恨女儿偷走了珠宝，要女儿死，旁边是他的金币与宝石。因此，当夏洛克说“我自己的骨肉（flesh and blood）造反了。［……］我是说女儿是我自己的血肉”（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54—55），毋宁说女儿是血肉，还不如说，金币与宝石是他的血肉。对女儿恨之入骨，找回女儿无非为了找回宝石和金币。当他说他自己的血肉造反了时，其实指的是他的金币与宝石造反了——女儿带着宝石与金币离开就宛如剜了其心尖肉。正如马克思在对前资本主义时期信用体系的变迁中的论述：

　　在信用体系中，人代替金属或纸张成为交换的媒介。然而，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资本和利益的存在（此在）。［……］金钱的实质、肉身、外衣、及灵魂不是钱、纸，而是个体的存在（此在）——我的血肉、我的社会价值和地位。信用不是通过实际货币，而是通过人的肉体和灵魂体现货币价值。（Marx，“Comments on James Mill”）

　　夏洛克认为信用是可以用物质财富精确衡量的，是对个体物质财富的量化，其实质是个体的血肉。而在安东尼奥看来，信用有着丰富的内涵，是社区与邻里的信任，是过往履行承诺与义务后的累积，是人格与魅力的积淀，是倾注着情感的，流动且丰满的，支撑这一信用的是基督教的教义：“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对承诺和其他形式的债务的信任的基础主要源于对基督教信仰的正确性的强调。从基督教的角度而言，这种信任源于对上帝的信仰。基督教社区因信仰一个神、信任神的天赐以及基督教教义的真理而团结在一起。”（Muldrew 130）由量化的货币主导的信用与基督教的教义支撑的信用之间的深层冲突在剧中也被呈现：

　　夏洛克［……］我可以跟安东尼奥谈谈吗？

　　巴萨尼奥 只要你乐意跟我们一起吃一顿饭。

　　夏洛克 乐意啊，乐意闻猪肉味，乐意吃我们拿撒勒先知让魔鬼附体的脏身体！陪你们买，陪你们卖，陪你们闲聊，陪你们逍遥，如此这般，我都可以奉陪，但我就是不能陪你们吃，陪你们喝，也不能陪你们做祷告。（《威尼斯商人》21—22）

　　巴萨尼奥邀请夏洛克一起吃饭应该说是当时威尼斯的基督教社区的生意惯例，即生意与友情的共存，交换、借贷的过程也伴随着情感的投入。夏洛克则害怕以至抗拒建立这种情感联系。夏洛克体现的是货币经济带来的情感与生命的萎缩：“货币经济也使人与人关系中的内在维度不再必需，人与人内在情感的维系被人与金钱物质的抽象的关系取代［……］人的情感一旦寄托于这个无动于衷的中介物之上，生命感觉注定要随之萎缩。”（陈戎女7—8）

　　此外，还需要关注的是货币经济与宗教信仰的冲突：夏洛克利用巴萨尼奥邀请时未注意到犹太教不吃猪肉的疏忽，拒绝了吃饭的邀请并表达了他的愤懑：一是被忽视的不满；二是被同化的恐惧；三是被歧视的愤懑。犹太人在欧洲的存在历史久远，而巴萨尼奥却全然不了解他们的风俗与禁忌。“没有什么比犹太人的存在更能说明货币影响力与社会性剥夺这两极之间的相关性。”（Simmel 224）在基督徒眼里，犹太人就是没有血肉存在的他者，然而犹太人拥有的货币所具有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觑。西美尔认为犹太人作为外乡人，不能有机地与其所处的经济群体发生联系，这一事实把他们引向了贸易及纯粹的货币交易，导致犹太心灵的基本特征是对逻辑 形式的关系更有兴趣，而较少对物质性的创造性生产感兴趣。（西美尔，《货币哲学》（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155）犹太人的这一特点使之更容易接受货币经济，也更易受符号经济的影响。与此相对应，基督教社区信用的基础是信仰一个神，信任神的天赐以及基督教教义的真理，更不易接受货币经济。如果夏洛克不收取任何的抵押与担保，某种意义上就是接受基督教社区的信用体系，甚至是接受基督教信仰与教义：“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上帝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与你。”（Deuteronomy 23.20）因此，夏洛克必须将一磅肉的条款写入借款合同以示其与基督教教徒的区别——意即这一磅肉只是象征性地写入契约：

　　亚伯兰老祖宗啊！瞧这些基督徒因为自己待人刻薄，所以疑心人家对他们不怀好意。请您告诉我，要是他到期不还，我照着约上规定的条款向他执行处罚了，那对我又有什么好处？从人身上割下来的一磅肉，它的价值可以比得上一磅羊肉、牛肉或是山羊肉吗？我为了要博得他的好感，所以才向他卖这样一个交情；要是他愿意接受我的条件，很好，否则就算了。千万请你们不要误会我这一番诚意。（《莎士比亚全集》（二）21）

　　巴萨尼奥可能也真的以为夏洛克只是以此表示其并非基督教社区的成员。然而，剧情的发展却揭示了夏洛克的欺骗性——“货币纯粹的手段特征成为那些不被社会圈子所容的人的领地”（西美尔，《货币哲学》（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151）。这一磅肉量化的是夏洛克的仇恨——不仅信用可以以金钱量化，以人身抵押，情感，包括仇恨也可以被量化为金钱，以血肉作为抵押物。门茨（Mentz）也注意到了身体在该剧中的重要性：“《威尼斯商人》中，审判令人讶异的圆满结局折射的是契约背后身体的持续存在：鲍西亚聚焦于夏洛克的契约所象征的一磅肉的真实性——不带安东尼奥的血的精确称重的肉才得以使上述借贷合同失效。”（Mentz 179）鲍西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金钱更精确地用血与肉进行了量化。由此观之，两种信用观的冲突揭示的是背后信用体系的冲突——以血肉量化的信用与基督教教义所支撑的信用之间的深层冲突。上述分析充分说明《威尼斯商人》一剧以信用体系的冲突为主线，阐释了信用与身体、情感、种族以及宗教的联系，以及上述冲突对人物的精神气质与心理的影响。

结 语

本文的分析表明，《威尼斯商人》中冲突的实质是金钱观与信用观的冲突，以及背后所折射的深层文化与种族、宗教差异。夏洛克秉持的货币与信用哲学，如钱可以生钱，意味着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被侵犯，客观实体可以以主体方式行事，而人的主观活动则被具化、商品化；事物，包括情感、信仰等的空心化：“货币使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得到平衡，通过价格多少的差别来表示事物之间一切质的区别。［……］货币挖空了事物的核心，挖空了事物的特性、特有的价值和特点。”（齐美尔265—266）夏洛克对生活的理解，他对信用、身体、情感甚至宗教的理解已经完全物化、商品化、符号化，能指层面下的所指——意义、内涵于他已经完全被抽空，手段于他而言已经完全成为目的——过去积累金钱是为更好地生活，而夏洛克则是为了金钱而积累金钱。“人们受到能指的轰击，渐渐无法赋予其‘所指’即意义。”（拉什厄里4）这种“现代主义所发端的抽象化、无意义性”（拉什 厄里5），是安东尼奥所无法认可，却也无法言说的，他面对货币社会无可避免的到来只是感到手足无措，继而忧郁。夏洛克不知不觉中极化了货币经济的逻辑，却将安东尼奥对他的不屑归咎于宗教歧视。然而两者的差异，正如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差异一样，不仅仅是符号/能指层面的差异，而是意义/所指层面的差异。

　　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使人们认识到，货币是一个符号，而非拥有实质与内涵的东西，对以符号（货币）的自我衍生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的认识带来文学研究的新视角。而上述新的视角可以为解决文本阅读中的顽症带来思路：为何安东尼奥充满忧郁？安东尼奥对生命意义、情感与内涵的追求的受挫产生了忧郁——剧中，最后鲍西亚将金钱与债务更精确地用血与肉进行了量化，暂时化解了安东尼奥与巴萨尼奥的危机。然而，用这一方式化解危机也标志着以量化的血与肉为代表的信用体系的胜利，以及基督教社区的信用体系开始走向溃败。

　　由此观之，安东尼奥的忧郁折射的是莎士比亚时代的集体视野——对货币因具有自我衍生能力带来的心理影响力的隐忧；对以血肉为抵押的信用体系取代充满情感纽带与社区归属的信用体系的隐忧；对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的逐渐商品化、物化、符号化的隐忧。霍克斯概述了马克思对《雅典的泰门》的评析后，指出莎士比亚的作品所传递的重要信息：首先，金钱化本质为外在；其次，金 钱 使 人 物 化（Hawks，40）。通过塑造安东尼奥这一商人角色，莎士比亚揭示了他对逐渐货币化的前现代社会的隐忧。

　　注释［Notes］

　　①更多关于安东尼奥忧郁的解读，参见Lars Engle.“‘Thrift is Blessing':Exchange and Explanation in，”37（1986）:20 37；Cynthia Lewis，“Antonio and Alienation in”48（1983）:19 31；Karen Newman.“Portia's Ring:Unruly Women and Structures of Exchange in”38（1987）:19 33；Steve Patterson.“The Bankruptcy of Homoerotic Amity in Shakespeare's，”50（1999）:9-32.

　　②徐振认为安东尼奥在夏洛克的镜像中看到了同性情欲的自我身份和异教信仰的犹太身份具有一致的象征，都是不能见容于天主教世界的异端。这是安东尼奥忧郁的深层次原因。（徐振122）

　　③更多关于“经济 文学批评理论”，参见Seybold，Matt.& Michelle Chihar ed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8；Akdere，Cinla&Christine Baron，ed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7；Woodmansee，Martha&Mark Osteen ed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

　　④根据牛津词典，高利贷被定义为在一段时期内放贷以收取利息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与今天不同，当时将收取利息定义为高利贷，而不管这个利息率是多少。

　　⑤原文为“A relationshipbetween two parties meant that the one trusted and relied upon the other.Hence the word can mean either‘trustworthiness'or‘trust'，‘faith'”。虽然原文用“faith”，但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指的是履行承诺，而非信仰，因此译为英文用“credit”更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