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的实践正在改变人类的文明形态和生活方式。在由媒介技术所创造的新型时空维度中，文学不断生成新的景观。影像、网络媒介带来了文学生态的重新分布，以作家为中心的独立创作转向作家读者的互动型创作，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学阅读转向以画面为核心的影像消费，以作品为中心的价值评判不断受到市场数值的干扰。文学介入社会现实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折。文学的另一副面孔——新媒介文学正在悄然成型。
新媒介文学是以文字语言、影像语言、网络语言为载体的文学，突破了以书写文字为本的传统文学形态，形成了文字、声音和图像共同关联的文学形态。新媒介文学包括以书写印刷文字为媒介的传统小说、以网络语言为媒介的网络小说、以影像语言为媒介的影视作品等类型，整合了它们的艺术表达和文化功能。新媒介文学是媒介融合语境下文学的基本形态，文学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拓宽了范畴而不是终结了意义。新媒介文学景观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媒介之变迁，媒介并非器物层面的物质载体，而是意义层面的物质基础。以一种媒介意识揭示文学存在的物质性问题，我们更能认清传统文学的历史延续和新媒介文学的景观生成。
一、新媒介文学的逻辑起点
历代文学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学创作、文学文本和文学阅读的具体问题上，探究由文字缔造的书写系统及其影响。文学理论在文学观念和文学特性方面进行探索，接踵而至的结构主义、新批评学派、接受美学、解释学美学深挖文本的内涵和外延，无关于媒介的进路。比较文学在国别和语言之间展开，有中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德国文学和法国文学的比较，而没有媒介之间的比较。遥远的口语传播时代和漫长的文字传播时代极易让人淡忘媒介如何塑造人们的表意行为，并如何造就文学的表达方式。数字媒介艺术释放了多元的文化力量，新一轮的媒介转型促使我们再次审视文学的媒介样态。新媒介文学的逻辑起点是媒介，即以媒介为基点来认识文学作品的物质基础和表意符号，这并不同于长期以来基于语言文字去认识文学的思维范式。1919年，俄罗斯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在《俄国现代诗歌》中提出“文学性”问题，指出文学性存在于文本的语言层面，文学性在于文学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对于日常语言的改造。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诗学带来文学理论的革命，他所标举的“文学性”就是语言性，是“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江飞 33)。美国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同样把语言文字作为文学作品最基本的存在，文学作品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韦勒克 沃伦 16)。实际上，文学性不能等同于语言性，而应是语言性和物质性两者的结合。语言文字在文学作品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是创造文学世界的表意符号；另一方面，它所依托的媒介具有物质特性。如果我们把语言文字理解为文学的媒介，那么媒介就应包含符号系统和物质基础两个层面。
近年渐受关注的媒介考古学重视媒介在文学叙事中的独特作用，以考古的姿态帮助人们理解与“传统相反的、真正新潮的和进步的事物”(胡塔莫 39)。德国学者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指出，以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为代表的媒介革命在20世纪初已然发生，直到20世纪60年代，整个社会才产生相应的媒介意识；媒介很快成为传播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问题，却没有得到其他人文学科的充分关注。基特勒推进以历史为导向的媒介研究，以媒介考古学的方法探讨媒介的古今联系。“媒介考古学旨在重新发现媒介文化现象及其相关议程中的遗迹，阐明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机制。同时，媒介考古学也强调历史叙事的多样性，并凸显其被建构、被意识形态决定的本质。”(胡塔莫 26)基特勒强调数字媒介的物质性，回溯到古希腊，对数字、字母的符号系统进行考察，试图开辟一条基于媒介本体论的思想路径。在媒介考古学者看来，媒介文化关乎客观事实，也囊括了质疑话语，因此它可以成为一种社会批判的工具。文学艺术的发展阶段一直是以社会发展史为纲的，现在文学艺术还可以以媒介史为纲。媒介的更迭引起了文学艺术的变化，其根源在于文学作品的媒介物质发生了变化。
新媒介文学何以存在？要从本源上辨析媒介在文学中的本体作用。以历时角度观之，文学媒介经历了口语、书写文字、印刷文字和数字化四个阶段。物质媒介与口语符号、文字符号、影像符号结合在一起，人们往往关注符号所传递的精神意义而忽略符号所依托的物质媒介。如基特勒所说：“哲学虽然一次又一次地研究物质媒介，诸如大气、光和水之类的基本元素，但从远古的文献一直到现代畅销书，却都完全忽视了其自身的技术媒介。”(基特勒，《走向媒介本体论》253)文学媒介包含物质基础和符号系统两个层面，那么，作为中介的语言文字在文学艺术的沟通中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表意符号，实现文学的交往功能；另一方面，它需要物质载体，维系文学的传承需要。语言文字在发挥艺术功能的同时，具有传播媒介的物质性。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使得文学的表意符号与物质载体这二重性逐渐剥离，媒介的物质基础显现出独立的价值。
从口头语言、书写文字、印刷文字、影像到网络的文学媒介在人类劳动实践中逐步形成。人类劳动实践存在于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的环境之中，康德将之区分为有机物和无机物，黑格尔将之划分为有机自然和无机自然，卢卡奇则把它分为无机自然、有机自然、社会这三大类型。文学作品的物质媒介是人类无机自然、有机自然、社会这三大存在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类在此基础上发展起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首先，文学可以追溯至口头文学。早期的英雄史诗、民间歌谣、神话传说等文学形态借助有机自然中人体的发音器官得以传播，文学以语音为物质媒介。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的《诗经》、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在口耳相传中形成文学作品，口语符号是其媒介。其次，在文学的书写和印刷传播时期，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体被区分出来，文学以有机自然的创造物即书写文字或印刷文字为物质媒介。再次，在数字媒介传播时期，影视剧、网络剧、短视频等文艺形式进入文学范畴，新型文学以数字技术的交流平台作为物质媒介，文学媒介运用人工智能的产物进行互动传播，实现物质基础的重组。在这样的媒介谱系中，语言文字所依托的物质载体被区分出来，文学作品在不同媒介中变更着交流和表意的方式，物质载体催生出文艺新形态。
新媒介文学是口头、文字、印刷、影像媒介共同作用的文学。我们在历史的追溯中可以重新发现旧媒介的特性，却并不能取缔它。“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媒介可以完全取代其前身。同样，新技术也不会使旧技术消失。但是，它们可能会改变其运作所处的文化和经济背景(例如，一种技能或手艺可以从劳动领域迁移到艺术领域)，并且还有助于建立新的叙事空间或新的媒介本体，正如许多(数字)艺术家重新发现了早期和古典的电影实践。”(Elsaesser 112)媒介学家通过媒介考古学重新发现口语实践、文字实践和电影实践，而数字技术媒介正在建立新的美学空间。媒介是文学意义和作品物质性的交汇点，文本中的思绪情感、理性概念、思考脉络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语言文字的依托则是物质载体。因此，语言文字并不能孤立地控制文学意义，它们在一定媒介的物质基础上创造意义。“文学不能仅仅通过其意义或物质性来理解，而只能通过我们遇到的媒介即在物质—符号学节点中意义和物质性的共同在场或退出来理解。”(Huck 61)媒介开启了探索文学意义的特定视野，文学媒介是文学作品的物质性和历史范畴的现实性两者交融的结果。
二、媒介唯物主义——一种审视文学的立场
从文学角度来看，媒介是物质基础和符号系统的结合体，媒介作为符号系统的表意功能是历来文学研究的重心，而媒介作为物质基础的塑造作用则被遮蔽了。一个普遍的见解是：思想通过语言这一媒介表达出来，思想先于语言而存在，语言只是工具。文字、词语是人们编排思想的特殊符号，是传递信息的客体对象，这些信息在被媒介表达之前就被人们拥有。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改变了这一思路，认为思想在语言表达之时才呈现出来，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塑造了思想。说话的主体并不能绝对控制语言，语言自成一个独立的体系。语言学的知识转型尚未彻底完成，它还要在根本上指向媒介问题。媒介在现代人文科学尤其是文学学科中应该显示其本体性的存在地位。语言论转向强调了语言塑造思想；假如会有媒介论转向，那么可以说媒介的物质基础决定了语言的符号系统，继而才有语言塑造思想。作为精神产品和审美活动的文学是具有物质性的，文学的物质性体现在文学媒介上，媒介的物质基础决定了文学的创作工具、生产方式和语言符号，媒介唯物主义可以作为文学物质性的理论视点。马克思认为生产工具的变革引起劳动的变革与社会的进步。《资本论》中谈道：“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马克思 429)马克思指出，“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是研究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实践过程的方法。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生产力大为发展。将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工具推衍到文艺工具上，我们可以注意到文艺作品的创作工具和制作工艺非常重要，文学的书写、印刷、数字技术工具作为媒介的物质基础可以引起文学关系的变革与文学生产力的发展。研究人类创造和使用媒介的文艺实践，并且解释文艺活动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一种“媒介唯物主义”，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唯物主义方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大众媒介文化研究产生了多元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导向。法兰克福学派以大众文化路径犀利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媒介文化及其文化工业，对文化工业中的意识形态进行系统的剖析。英国文化研究延续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思想，但改变了精英主义文化观，转而关心普通的日常生活。他们将文化置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体系中加以研究，打破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区隔，说明文化的诸种形式是如何巩固社会的控制或促使人们抵抗这种控制，从而多角度地研究文化。文化研究强调对生产的分析，以区别于纯粹文本主义的方法。
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号召一种“文化的唯物主义”，它是“对所有的表义形式进行分析，并将其置于生产的实际手段与条件当中”(Williams，64-65)。威廉斯把研究视角放在大众文学和文化上，开辟了以文化唯物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领域。“我们看到威廉斯在社会和政治再生产中对文化构成力量的核心强调，最终以提倡文化唯物主义而抵达高峰。”(Higgins 125)文化唯物主义在历史语境中强调文学的物质生产的特殊性与文化的日常性，将“物质”与“文化”并置一处，突出文化的物质实践性质。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指出文化观念不仅是对工业主义的反应，而且是对新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对民主所作出的反应，是对社会阶级新问题的反应(威廉斯，《文化与社会》6)。在《漫长的革命》中，他指出人们的整体生活方式“深受民主和工业的发展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威廉斯，《漫长的革命》3)。要理解人们所卷入的文化变化，就要将民主革命、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联系起来。在《乡村与城市》中，他围绕乡村和城市两种基本的人类居住方式展开论述，回顾16—20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对于乡村和城市的描写，将文学作品的叙述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比如，威廉斯列举了17世纪的田园诗，把田园诗与其创作背景联系起来，发掘诗歌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诗歌写作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秩序开创的年代，这些诗作中展现的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对封建秩序下自然经济的理想化描述，是对地主阶级和封建时代的价值观念辩护(威廉斯，《乡村与城市》4)。威廉斯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是将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世界置入现实发展的语境中，揭示其内在的意识形态功能，强调文学的物质基础。威廉斯将文学作品、工业革命、民主进程关联在一起，挖掘文学与政治、经济、传播之间息息相关的问题。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打开了封闭的文本，关注作品的人物命运中显示的社会阶级问题、艺术的抽象形式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功能，以此确证文学的审美意义只能在特定文学情境中显现。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之际，威廉斯溯源社会现实的文化进路被充分阐释，而有关媒介物质性的唯物主义则被略去了。事实上，威廉斯曾论述艺术的物质性基础，指出“在任何一种艺术之中都存在着物理性和物质性的意识”(威廉斯，《马克思主义》169)。“把‘文学’限定为一种与书籍印刷相关、笔与纸的特殊技术，这可以被看做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但由于文学同它所主动体现出的许多种实践活动有着种种关联，所以它不能被限定在任何一种绝对化的定义中。”(170)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首先应该是媒介唯物主义。
威廉斯说：“文学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特殊作品，其他事物虽然也重要，但都处于文学的外围：它们不过是实际的作品在其中展开或在其中被接受的情境，而这种作品本身则处于‘媒介’之中。”(《马克思主义》165)这种定义将文学判定为媒介之中的作品，而文学作品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转化。曾有学者指出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将文化视为“物质形式”。“文化的表述和意义具有某种物质性；它们植根于声音、铭写、客体、意象、书本、杂志和电视节目，在具体的社会和物质语境中被生产、制定、使用和理解”(张进 14)。威廉斯的学生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同样也指出文学作品的物质性：“文学作品既不是传达思想的工具、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不是某种先验真理的化身：它是一种物质性的事实，就像人们可以检验一台机器一样，文学作品的功能也可以解析，它是由语言，而不是由客观事物或情感所组成的。”(3)形式主义流派比如俄国形式学派是用语言来解析文学，实际上语言的符号性与媒介的物质性是相统一的。当我们探讨文学文本是如何发生作用时，除了研究文学特殊的语言组织，也需要注意文学文本的物质载体。在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知人论世的社会描述之外，文学作品的媒介及其物质属性也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维度，媒介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显示出重要性。
媒介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具有多种理论源流：麦克卢汉、伊尼斯、梅罗维茨的媒介传播学的路径，海德格尔、基特勒的媒介技术研究的路径，巴迪欧、齐泽克的哲学路径，等等。伊尼斯认为媒介具有时空偏向属性，偏重于时间或空间的媒介影响了帝国不同的统治类型，媒介改变了社会与文明。麦克卢汉认为媒介不仅能决定它所传播的内容，而且能决定传播得以发生的种种社会关系。媒介是人类感官的延伸，新技术的使用会影响人类的感官组织和文化结构。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媒介理论，将媒介史划分为口头、手抄、印刷和电子文化四个阶段，从中发掘传播技术除了传达的内容之外还产生了什么潜在影响。梅罗维茨关注媒介的物质性的改变所带来微观的感知方式、传播方式和宏观的传播环境、社会文化方面的改动。他指出：“思维方式的变化与物质环境的变化相呼应，人类的栖息地从蜿蜒的村庄城镇发展到网状城市的线性街道，新的身体环境通常会阻碍非正式的口头对话。随着媒介的变化，人类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从声音的圆形世界进入到线性的印刷形式。”(Meyrowitz 56)此外，海德格尔对物性和技术加以沉思。基特勒推进媒介考古学的研究，并自陈其研究是对海德格尔技术沉思的一种阐释。齐泽克展示当代媒介体系是如何作为一种崇高的意识形态体系而运作的，指出：“媒介体系并没有激发非理性的敬畏，而是实现了意识形态效果，发挥的是去崇高化的作用。”(泰勒 113)齐泽克用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例子，引领媒介话语的发展，揭示媒介内容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思想。这些不同路径的思考连接起媒介与文化的多重关联，理论家们从内部的媒介内容或外部的媒介环境展开了文化研究。
从马克思的生产工具论、文化唯物主义到媒介唯物主义的理论进路中，文学媒介的物质基础在不同程度上被强调。马克思指出在生产变革中劳动工具变革的重要性。“艺术品的精深思想和精湛艺术特色是用工具媒介制作出来的，这种制作的产品并不直接言说他的思想和艺术内涵，这是有意味的形式，所有精深思想和精湛艺术的内蕴都存在于制作的形式之中，工艺媒介制作出来的作品形式是呈现该作品特定精神内涵的惟一途径。”(冯宪光 91)创作和生产的工具并不直接言说思想，但它们却是表达思想和技巧的通道。作家面对纸张上的符号，画家面对画布上的图像，音乐家同乐器、声音打交道，这些物质性记号和表演都是手工技艺所造就的结果，依托于一定的物质媒介。当代有学者指出：“关键的举措是将物质性重新定义为文本的物理特征与其表意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Moulthrop 11)文本的物质环境与它所参与并创造的意义模式之间始终是动态关系。文字的媒介从书写工具、印刷工具发展到数字编码工具，媒介的这种物质性变化引起了文学活动的变化，产生了文学变革。
古往今来的学者作出了形而上的选择，也就是不断忽略艺术的物质性，而强化艺术的精神性。文学作品的生产过程中包含了人类最丰富的内在精神和审美经验，但只有发现其中的物质基础，才能清楚地理解文学经验。文学上许多危机都来自文学物质性的显现，像出版行业的变化、影视技术的革新，这些物质形式造成了文学叙事的困惑。传统文学活动中，作者是单独的精神劳动者，印刷与发行往往被视作附属性活动并脱离于作家的创作。在新媒介文学中，作家的创作常常与读者的阅读产生互动，作家的创作还与戏剧、电影、电视剧产生互文关系，其物质性进程就不再限于书写或出版阶段上的文字工作了，而是包括文字、画面、影像的全媒体传播过程。在这个复杂的进程中，以小说为代表的印刷文学文本面临诸多困境和转型，比如，当摇曳生姿的笔墨文彩转换成直观的视觉影像，原本曲径探幽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被截断，各种表面化、感官化的作品开始冲击人类的听觉和视觉感知；当讲究文本风格的个体创作与趋向集体合作的电影生产相遇，作家的主体地位就会受到牵制，这在作家的剧本改编中表现得尤为尖锐。此时，我们强烈地意识到文学作品特别是新媒介文学作品受制于生产工具和艺术制作。新媒介文学利用了不断更新的数字技术，将精神话语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数字编码，比如由数字技术进行直接的影像编码，或者从书写文字转换为电子文档的间接编码，文学作品的一切符号实际上已用数字编码来呈现。数字编码创造人类的交流符号，文学语言、图画影像经由数字符号编码而产生表意功能。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的存在方式、流通传播、生产消费产生更迭。文学的物质性不但反映媒介的物质基础与符号表意的关系，而且呈现精神活动与文化生产的面貌。
三、新媒介与复合文艺文本
新媒介文学融合了语言、文字、影像等多种媒介形式，它在文本形态上是多媒介化的，实现了文字逻辑和画面逻辑的交汇。新媒介文学文本包括书写小说文本、网络小说文本、影像文学文本，它们在文本逻辑上相互参照，构成了新型的复合文艺文本。从文本类型来看，书写小说、网络小说、影视文学各自具有或长或短的历史。中国小说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诸子的寓言故事、神话传说、史传等，魏晋南北朝时的短篇故事集如志人志怪小说《世说新语》《搜神记》已是小说的雏形，唐传奇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则揭开了小说史的正文。“在我国，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其‘本传’当由唐代开篇。但构成小说的某些元素，则早在先秦即已产生。这既包涵于神话传说、语言故事中，又表现在历史著作里。”(陈洪 13)宋元以后，小说大放异彩，明清两代更是白话小说创作的黄金时期。不可否认，书写小说的繁荣与刊刻技术、印刷媒介的发展具有紧密的关联，而媒介如何对书写小说文本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一点在小说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被情节、人物等内容问题与语言、修辞等形式问题消解掉了。1998年，台湾蔡智恒《第一次亲密接触》连载，通常把该事件作为中国网络文学开端的标志(欧阳友权 1)。网络文学的华丽出场，颠覆了印刷媒介为文学提供的诸多稳定状态。1905年，拍摄于北京丰泰照相馆的京剧短片《定军山》在前门大观楼放映，这意味着中国电影的诞生。书写小说、网络小说、影视文学分别前行，相互之间不断产生交集，比如小说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网络剧，作者基于影视剧而创作对应的小说，数字媒介技术真正使得这几个类别渗透融合。传统小说中的插画、连环画已经体现出一种语图关系，这是语言文本向视觉图像的延宕。新媒介文学更进一步，其复合文本不仅表现为书写小说、网络小说、影视文学三者之间的改编和借鉴，而且体现在内容、肌理和逻辑上所形成的新颖特征。
在数字媒介语境下，西方学者提出了超文本、遍历文学、数字文学、电子文学等概念。美国学者尼尔森(Ted Nelson)在1963年率先提出了“超文本(Hypertext)”的概念，他把计算机称作“文学机器”，在互联网背景下看待文学。在多次再版的《文学机器》一书中，他指出：“超文本包括相连续的文本，是写作的最基本形式。宽泛地说，在超文本中我们能创造写作的新形式，更好地反映写作的结构；阅读者选择一个通道就可能顺着自己的兴趣或者现有的思维线索展开阅读，而在此之前这被认为是不可能的。”(16)“超文本”是非序列写作的结果，文本相互交织，允许读者自由选择，这一系列经由链接组织起来的文本块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的阅读路径。亚瑟斯(Espen Aarseth)认为尼尔森所提的“超文本”着眼于文本结构而非叙事形式，超文本作为静态的文本结构尚不足以揭示文本的动态特征，因此，应该用“赛博文本(Cybertext)”的概念。亚瑟斯在“赛博文本”的基础上提出“遍历文学(Ergodic Literature)”(考斯基马 7)，关注读者对文本进行解释、形构、探索的行为。在考斯基马(Raine Koskimaa)看来，数字文学(Digital Literature)才具备文本结构上的多线性(超文本性)、文本形态上的动态性(赛博文本性)、阅读环节中读者/用户的参与性(遍历性)、创作/生产环节上的高度技术化和人机一体化(赛博格作者)等基本内涵。考斯基马分析了顺序阅读、逆序阅读、多线性、多序列文本、非线性本质等多种文本现象，关注文学文本的纵向变化，而回避了声音、图像、游戏对于文学文本的影响，其“数字文学”在历时范畴中秉持了一种相对传统的文学观念。也有学者更为激进，指出：“电子文学不是继续以印刷为基础的文学，而是被数字文本性所塑造的实践，它突出了新媒体的特殊性以及在可编程媒体上写作的新方法。电子文学与新媒体艺术具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其创造性同样引人注目。”(Janez 2)“电子文学”抛弃了印刷文学的特质，而在数据逻辑和过程处理方面寻找与新媒体艺术的共同性。
所谓遍历文学、数字文学、电子文学都是由媒介更新而形成的文学样貌，更准确地说，它们是新媒介文学的诸种理论表述。新媒介文学应该包括纵向和横向两种维度：纵向来看，它体现了文学从印刷文字向数字文本演进；横向来看，它吸收了影像和网络的艺术特质，生成了语图互动的文本样态。遍历文学、数字文学、电子文学充分归纳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新媒介文学自纵向和横向双重维度建构了复合文艺文本，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特别是印刷文学作品的创作特性、思维惯性、修辞风格会一贯延续；另一方面，新的文学类型如影视文学、网络文学乃至人工智能文学正在产生。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说，文学面临的挑战正是对文学作品特定的媒介分析。海勒提出，21世纪文学的计算机属性最为明显，文学作品是“数字生成”的，它在计算机上被创作和阅读，被数字化所塑造。“当文学从一种媒介跳跃到另一种媒介——从口头到写作，从手稿书写到印刷书籍，从机械印刷到电子文本——它不会放弃在体裁、诗歌惯例、叙事结构、修辞手法等方面所积累的知识。相反，这种知识被转移到新的媒介中，用新媒介的特性来突出地复制早期媒介的效果。”(Hayles 106)长久以来，文学所积累的知觉、感悟与经验并没有丢失，而是继续在新媒介中发挥作用。
新媒介文学文本在历时和共时两个向度形成了复合化的特性。历时地看，新媒介文学文本延续了书写小说的表达方式，经由电脑界面和虚拟空间形成多线的阐释循环、指涉的互文结构等特点，这些问题在遍历文学、数字文学、电子文学的理路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共时地看，新媒介文学文本整合了文字、影像和网络的多种表达方式，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视觉化叙述、交互性叙事等特点，特别是将文字逻辑和图像逻辑结合起来，其复合文艺文本更为突出地表现在共时向度上。小说文本和影像文本时常被视作不同的艺术类别，尤其是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之时，它们被当作平行的文本序列，讨论的重点总是人物形象的变化、故事情节的增删等。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层面，媒介的物质基础在根本上决定艺术的创作方式和文学的文本形态。戴锦华指出：“从小说到电影、电视剧、网剧，或者从小说到剧场，首先是媒介的转换，是不同的‘语言’系统间的翻译。”(276)随着影视文化的发展，影像媒介似乎获得了优于文字媒介的表达优势。基特勒认为：“文学——虽然从表现力上远不及电影，或者被电影所‘超越’——却力图挑战这种不可能性。”(基特勒，《留声机》192)在他看来，小说所模仿的联想过程具有留声机和电影的实时性，“小说中反复使用的镜像情境、联想和转换严格遵照了电影特技手法”(192)。在文学文本与影像文本的互文关系中已经产生了许多新型的创作特点，比如采取现在时态的讲述、视觉化的叙事、场景化的构设。印刷时代，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进入鼎盛阶段，小说的表意方式和感知形式都是以书写或印刷文字为基础而形成的，作品中草木凋零、世事维艰的景象都由文字创构。如今，文字的表达特权一部分让渡于画面和影像，印刷文学作品、网络文学作品与影视文学作品相互转换，文字不再占据文化的垄断地位，反而作为台词、形成意境、生成文学逻辑向画面渗透。
新媒介文学正在形成一种复合形态的文本，文字、影像、网络等多媒介的碰撞会重构文学符号，产生更多样的文学表达形态。复合文本形态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以印刷文本观之，书写文字是主导的表意符号，文本中包括图画与文字的交织；以影像文本观之，画面影像是主导的表意符号，在文字、声音、影像的互动中，文字产生重要的辅助作用；以网络文本观之，以数字编码的书写文字是主导的表意符号，数字技术的运用使得“超文本”“赛博文本”在网络文学中成为现实，多线叙述以及文字、画面、影像的超链接使文本呈现多元动态的特征。媒介的物理差异会对文本产生深层控制，数字媒介语境下文字、影像、网络等媒介汇合生成文学的新的创作逻辑和生产环境。
四、新媒介与数字文学情境
新媒介文学具有印刷文本、影像文本和网络文本交叉融合的文本形态，彼此之间借鉴、改编、重构，围绕新媒介文本产生了数字文学情境。基特勒说：“媒介决定我们的现状。”(《留声机》1)传播学者梅罗维茨继承麦克卢汉和伊尼斯的观点，并借鉴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描述信息技术如何塑造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转变，指出“媒介并不单纯是两个或多个环境之间传递信息的渠道，而且也是一种环境”(梅罗维茨 13)。他提出：“媒介问题至少与两个社会层面有关：微观的个人情境层面和宏观的文化层面。前者是指所选择的特定媒介如何影响特定的情况或互动。后者是指新媒介可能改变社会互动和社会结构。”(Meyrowitz 51)从印刷场景到数字场景，在不同的环境中，新媒介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新媒介最先得到传播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而他们更多地从社会角色、传播方式、传播效果等角度进行定量分析和外部研究。除此之外，新媒介还影响写作和阅读的文学行为方式，构成新型的数字文学情境。美国媒介理论家道格拉斯·凯尔纳指出：“人们不应该在‘互文性’的边缘止步不前，而应当从文本走向情境，走向文化和社会；是文化和社会构成了文本，文本的读解和阐释也就应在文化和社会中进行。”(48—49)伴随新媒介所形成的数字文学情境出现了三种明显的倾向。首先，新媒介文本是复合型的，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文字、影像、网络文本之间的对照和共处，这深化了商业化、产业化的数字文学情境。影像技术促使经典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网络媒介促进了网络小说的繁荣，网络小说进而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多种媒介的融合，使得小说、电影、电视剧产生了紧密关联，比如出现了以电视剧为蓝本而撰写的小说、为电影制作而撰写的小说。每一种媒介承载的文本既是原作的衍生品，又是新作品，彼此之间存在互文关系。近年，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的电影、电视剧、网络剧有相当比例改编自小说。2020年《中国影视蓝皮书》中公布了“2019年度中国十大影响力影视剧”榜单，十部影片中，《少年的你》《流浪地球》《撞死了一只羊》改编自小说，十部电视剧中，《都挺好》《长安十二时辰》《小欢喜》《庆余年》《陈情令》改编自小说，改编所占比例颇高。新媒介文本是序列化、动态化的，完成写作的小说并不是终点，它还可以再生产为电影、电视剧，其文学元素转移到影视剧中。小说原著无法决定作品的命运，改编和再创作会产生逆转性的社会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商业化、产业化已经成为日益明显的趋势，这显然会对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纯审美产生冲击。
其次，新媒介文学情境具有社交化乃至社群化的特征。新媒介文学的创作和阅读都产生了极大改变：对于作家而言，创作出现了去中心化的倾向，作家的写作更多地受制于读者或观众的反馈意见。对于读者而言，阅读形式多样化，包括书面文字的阅读和影像画面的观看。阅读、观看和评论是读者基本的交往方式，读者聚集在不同的网站和板块，他们在起点中文网、B站、爱奇艺、腾讯视频等门户网站观看和点评，在仙侠、科幻、都市、军事、职场、女频等不同板块阅读和评论。这些人分化成不同群体，组成粉丝团体进行实务操作，形成了对应的亚文化现象。从单一的文字文本到复合的影像文本，个体的功能在转换。面对传统的文学文本，读者是孤独的个体，逢其知音，千载其一。面对复合的新媒介文本，读者是互动的群体，知多偏好，各寻其类。影视、网络媒介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特定性，收音机、电影、电视特别是网络使得私人空间更容易为外部世界所接触，使得个体行为更容易进入群体，从而将之变成更为公开的事件。过去依赖于特定空间的文字文本及其阅读经验被数字媒介改变了，独自品味的声律丽辞、情采风骨让位于集体观赏的画面奇观、身体美学。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将社会生活描述成一出多幕戏剧，在戏剧中，每个人基于不同社会背景扮演不同角色。个人区分了前台和后台，在不同舞台上扮演各种角色、展示不同的自我。这种情况是由个人的角色、观众的组成、所处的环境共同决定的。新媒介文学的受众更积极地扮演起自身的角色，他们依据各自的观赏偏好进行文学社交活动，聚集为不同的群体。新的文学工业可能会破坏旧的行为模式，但是，在文学的交往中所形成的受众角色正在造就一个拟态环境。社群化的文学空间中，新媒介文学的受众一方面依据各自的审美偏好，依靠阅读的自主性、沟通的即时性建立了各种不同的分众空间，获得了群体化的行动能力；另一方面，他们又极易远离自身真实的存在，将自身的有限群体当作整个世界，忽略其他社群，造成一定的文化区隔。
再次，在新媒介的数字文学情境中，文学的审美特性不再局限于语言文字层面，而是延伸到画面影像层面，并强化了语言文字与画面影像的契合程度。在传统文学中，我们关注文本的语言性，在语言所营造的诗境中去体会文学作品的美感。在新媒介文学中，除了文本的语言性，我们更加关注画面的既视感和影像的冲击力。新媒介文学的文字印刷文本、影像文本、网络文本的诸种类别之间存在紧密的亲缘关系，相互之间借鉴、再创作，文本之间的可转换性就成为一种重要因素。此时，考量的不只是如何深刻地挖掘出字里行间的幽微思绪、充沛情绪和精妙玄想，而是如何直观地展现出人物形象、故事进展和矛盾冲突。比如，严歌苓小说《芳华》的写作和影片《芳华》的筹备是同步的，小说的创作意图中就包括电影呈现的需要，其文本体现出视觉化叙事的倾向。网络小说擅长讲故事，设置诸多悬念，延长故事情节，往往忽略辞藻章句的推敲斟酌，这种倾向有关于作家快速码字的写作方式和读者追踪阅读的接受方式。也有许多网络小说家的写作是直接和影视公司的改编合同捆绑在一起的。网络小说频繁地转换成电视剧、网络剧，它们直观化、悬念化的文本形态比较适宜于转换成影像文本。新媒介文学是语境化的，各种类型之间的相互转换产生了一种媒介间性，促使传统的文学特性产生了扩张。在新媒介文学情境中，对于文学作品的评判不再囿于审美主义的文辞考究，而是延展为多元化的文化考量。伊尼斯曾指出，不能广泛传播的媒介，或者需要特殊解码技巧的媒介很可能被特定阶层所利用，相反，如果一种媒介很容易被普通人接触到，它就会被民主化。实际上，被广泛接触的新媒介文学并不是完全民主化的，相反，它更容易被资本化、产业化和科层化。
结 语
物质性是理解新媒介文学景观的切入点，与文学的物质性相关的不仅是文本的语言、修辞、篇章，而且是作品生产与制作、阅读和接受的整个过程。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海德格尔、基特勒的媒介技术研究，伊尼斯、麦克卢汉、梅罗维茨的媒介传播学研究不同程度地涉及文学的物质性问题，在不同路径的理论阐释中我们仍然可以回到马克思“唯一的唯物主义”，即从精神活动的媒介工具入手，解释人类使用不同媒介的文艺实践。“正统马克思主义对于艺术的观点是：艺术作品(art-work)本身首先是物质过程。艺术生产的物质过程包括特定的生物学过程，特别是那些与身体运动和声音相关的过程，它们不只是基础，而时常是艺术工作中最有力量的因素。”(Williams，113)作为新媒介文学逻辑起点的媒介可以分为符号系统和物质基础两个层面。文学媒介的物质基础将文学的精神活动用文字符号、影像画面或数字编码表达出来。篆刻在碑石、书写在纸张、输入在电脑上的文字都具有物质基础，文学的物质性是普遍的，它不但塑造了符号的表意系统，而且创造了文学生产和接受的社会情境、关涉真实的经济关系和社会活动。新媒介文学景观预示着文学进入更加活跃、复杂的阶段。印刷媒介为长篇小说提供了物质基础，由此文学进一步繁盛。影像媒介的出现，使得长篇小说的部分功能逐步被电影、电视剧所取代。网络媒介出现后，网络文学快速发展，但是许多网络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后才得到更广泛的关注。传统文学的魅力在于文辞之美，影像媒介、网络媒介强化了图像及其动态之美，文字创造的美感反而被淡忘了。我们似乎面临着文学的折损、贬值乃至堕落。在多种媒介并行、数字媒介主导的时代，不是以新媒介撕裂文学的传统，而是激发文学的潜能。文学仍然是洞察世界和人性的重要窗口，文学需要借助新媒介以实现独特的艺术表达和社会思考。新媒介文学的印刷文学文本、影像文学文本和网络文学文本正处在对话和融合的过程中，文字、影像、网络媒介共同塑造了文学新颖的创作特征、文本形态和读者阅读方式。文学的过程始终是未完成的，一系列的重叠、断裂和变异无可避免。新媒介文学昭示了文学在数字媒介时代的生命力，这是由文学的物质性所驱动的转型。由此所带来的创作路径、文本图谱、阅读体验、产业运作正在演绎新的文学现实。
①《中国影视蓝皮书》由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联合发布，最受欢迎影视剧参见《〈中国影视蓝皮书〉发布2019年中国电影、电视剧年度十大影响力榜单》，《文艺报》2020年1月15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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