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敏

　　现代学术分科体系的建立，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大关纽。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自有源流脉络，文苑传、文集、诗文评构成文章之学的自有体系，古代典籍中的“文学”并非专有名词，甚至并非名词。以词的观念检索古籍可以看到，“文学”二字大多时候可作文、学分解，近于文教、学术之义，具体含义随时代而变化，虽有指文辞的用法，但并非约定俗成。正由于这种特点，在19世纪的中西交往中，“文学”逐渐被用来对译“education”“literature”等不同的西文词汇。而在19世纪的西方语境中，“literature”处于变化中，复因中西传通中的因时改造与误解背离，与之对应的“文学”概念随语境而变化。甲午以后日本的影响逐渐突显，在中、西、日多元知识资源交融下，“文学”含义变动不定，只能在具体情境中辨析。

　　近代“文学”观念与学科的演变，受到学校教育、报刊出版等媒介载体的直接推动。进入民国后，学校教育在延续清末以日为师总体方向的同时，教育宗旨因应时代变局进行调整。小、中、师范等初等学校定位于普通国民教育，有别于大学为研究高深专门学问而设，对学科观念在社会的流通具有重要意义。前人对近代“文学”概念的研究侧重词义辨析，对学科观念演变与历史的关联似着墨不多。本文试图回到民初教育变革的历史现场，探讨1917年文学革命主张流布开来之前，在不同知识资源、教育理念影响下，初等学校教育中“文学”观念的复杂形态，以期深化对近代教育与“文学”学科观念建构之关系的认识。

一、新学制创立过程中的“文学”歧见

民国建立后，前清遗留的学制已不适应共和时代，新学制的制定势在必行。在学制酝酿出台过程中，不同教育理念者对初等学校教育与“文学”关系的认识各异。学制方案在照搬日本的同时，还与当局教育方针息息相关。新学制中的“文学”观念，受到西学观念、人事、教育理念的多重影响。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教育部总长的蔡元培，因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与该馆诸人多次商讨教育方针，商务印书馆深度介入新学制的制定。据蒋维乔回忆，蔡元培于1912年1月8日造访，谈及对各级教育的看法，特别提到“以美育代替宗教”(蒋维乔，《从南京教育部说到北京教育部》1)。陆费逵等人则在报刊发表议论，冀以往日投身教育的经验及自身理念，影响教育改革。陆费逵在《敬告民国教育总长》一文中，提出速宣布教育方针、颁布普通学校暂行简章等四项建议(吕达 101)。在他列出的中、小学校及初级师范课程办法中，初、高等小学国文科以习字、作文为主，中学校、师范学校国文科第四学年增加“文学史”一项(112—116)。蒋维乔、高梦旦、陆费逵等人还参与教育法令的起草。《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对初高等小学、中学、师范学校的课程科目、时数作出了规定，改变了清末各地学堂“国文”“中国文字”“中国文学”混用的状况，一律设“国文科”(《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课程标准(呈正副总统咨各省都督)》5—8；《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课程标准(续第四期)》10—12)。

　　各级学校国文科的课程设置，虽与清末大同小异，但其背后支撑的教育理念却根本不同。1912年2月8日，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定教育方针为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美育主义。此五大主义分配于各教科，而所占比例视其性质而异，“国语国文之形式，其依准文法者属于实利，而依准美词学者，属于美感”(蔡元培 15)。蔡元培的理念与商务印书馆诸人较为相契，但各自的侧重却不同。陆费逵对其偏重美育、世界观颇持异议，认为教育宗旨应“以养成‘人’为第一义”，其首要在培养谋生之技能，“欲达此目的，非采实利主义为方针不可”(吕达 119)。世界观、美感为养成“文学家”及高深学问所专有，不适用于普通国民教育(119)。教育部北迁后，发布一系列教育部令，教育宗旨以蔡元培的理念为基调，“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璩鑫圭 唐良炎 651)。初、高等小学校国文科，注重简单普通文字之练习，未标示与“文学”的关系(691)。中学校、师范学校国文要旨，除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外，“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669)。从小学与中学、师范的差别来看，接受了“文学”为较高深专门学问的理念。

　　将新学制方案与日本明治三十三、三十四年间(1900—1901年)发布的各级学校规则相比较，可以看出，前者几乎照抄后者。如，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国语汉文要旨，在使生徒能了解普通言语文章，正确自由表彰其思想，兼养其文学趣味，以资智德之启发。”(黑田茂次郎 土馆长言)日本自明治五年(1872年)颁布学制后，各级学校规则几经修订，国民教育理念早已成为社会通识。民初新学制中学校、师范学校国文科中的“文学”“文学史”等名词，即来自日本。而小学校国文科之所以未强调“文学”，亦本之于日本学制，只是在移植到中国时，被赋予新的教育理念。

　　新学制注重美育、“文学”，但社会舆论对此却有不同意见。寄鸥认为，中国衰弱的原由在于过度重视文字，而文字只是教育的媒介，不能代表教育全体。“如雅典之诗歌，虽合于审美的教育，而以偏于文事之故，国势上受其影响，遂有斯巴达武力侵入之结果”，因而“文学家”不足以称为“教育家”(寄鸥 5)。当日亟需的是“教育家”，而非“文学家”。所说“文学”以文字为载体，具有审美的特质，诗歌是其一部分。对于轻视美育的观点，余箴的看法相反。他认为一般人把“专门意义”的美育与“普通意义”的美育混为一谈，以为美育仅为“造就文学家，若艺术家之准备，故不宜于一般教育”(余箴 72)。事实上，真正的文学家、艺术家有专任美育的学校。而普通教育上的美育，目的在于使人的感情获得完全发展，并非欲养成“文学家”“艺术家”。主张以小学校国文，培养国民的审美趣味，“使他日者真正之文学，若艺术，藉是以得孕育之地”，以鼓动国民元气，铸社会品性(78)。

　　这些观点都将“文学”与审美、艺术相联系，是当时西学影响下较普遍的看法。但近代中日汉语文化圈内的“文学”概念，远未统一，民国初年教育议论中的“文学”亦具有多样性。1913年，驻日常任调查员袁希洛报告《日本各种教育之系统》，分为文学教育、工业及理科、法律经济政治、农林蚕桑水产兽医、商业等不同类别的学校系统(袁希洛 1—10)。所谓“文学教育”指文科，与理、法、商、医等科目并列，含义较审美、艺术更为宽泛。

　　教育部所定学制虽已颁布，但民间舆论在不同教育理念下，对初等学校中“文学”的含义、性质、功能的认识及取舍态度，并未达成一致。杨昌济自欧洲回国后，具有世界眼光，对国粹与欧化采调和态度，主张注重国文、国学。他认为“文学”的作用，并不仅限于“读书识字，作为文章”等与人交往方面，更在于对精神修养的作用，“如此之影响，得之于本国文学也易，得之于外国文学也难”。以莎士比亚戏曲对英美的影响为例，他指出：“一国之文学，乃一国民族精神之表现[……]欲陶冶青年之心性，不可不有赖于本国之文学。”当时学校有重“实科”而轻“文学”、重外国语而轻国文的倾向(杨昌济 54)。“文学”与“科学”对举，国文、国学、戏曲包含其中。

　　虽同样强调“文学”的重要，但各自含义、性质却有差别。啬厂认为，中国教育固有特色及今后教育要点在于道德与文学。“文学所以和人情性，使之悦乐，博其兴趣，而发其美感，亦改造精神之要术也。文明国之教育，蔑不重文学者，故诗歌、小说列于诵习。”(啬厂 3)范源廉辞去教育总长后，担任中华书局编辑长。他认为当日中国处于过渡时代，“中国为文学之国，凡欲为过渡时代之渡船者，不可不自文学方面转移国人之思想”(《约翰大学毕业式志盛》10)。国文科“以教授文字为主旨，文字者国民精神之所寄，而个人理想之所由著者也。其教材之内容，常足以使生徒发生文学之兴趣，及资以启发智德或兴起其美感”(范源廉 2—3)，肯定国文科对“文学”“美感”的积极意义。

　　在国民精神改造的共同旨趣下，另一种观点则将“文学”看成专门高深之业，认为不适用于国民教育。张直生指出，山西小学教育弊病在于“不明小学教育之本旨”，“小学教育非养成官吏仕进之阶梯，亦非养成理学家或文学家也，且并非养成豪杰也，在养成一般普通之国民而已”(张直生 3)。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中国民气沸腾，国民教育更受重视。凤兮认为今后教育，首须排除国民教育之障碍，“国民教育不可以文学为唯一目的”。一国文字固然为其文化之代表，但国家设学目的，在于培养大多数健全国民，“非必举国民全体皆为精深之文学家”。小学校应教普通应用文字，“至高深之文字，如近人所主张之词章学、经史学，则应让之于专门研究者”(凤兮 2)。将“文学”视为高深学问，以文字为基础的词章学、经史学都包含其中，并不仅限于文辞。王朝阳认为，文学有卑劣、高贵之别。“超自然之文学”能“解去人心之桎梏，开拓灵界之自由”；“国民文学”则“讴歌民族之特性，表扬立国之精神”，二者能导人类于进化。而“卑劣文学”则使人精神软化，志行堕落。“文学”高卑之辨，以思想为衡断，而不当以文词分别。“故无论为诗歌，为小说，为剧本，善用之皆为救济人心之良药。”(王朝阳 1、2)他所说“文学”，即指以文字为载体的诗歌、小说、剧本等艺术形式。虽同样视“文学”为高等学问，但意涵范畴有所差别。

　　由此看来，新学制虽接受日本西学经验，“文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名词，但其内涵外延并不固定，这是长期以来“文学”概念变动不定的结果。朝野舆论中，不同的教育理念并存，对“文学”的性质的认识及取舍态度也截然不同。学制制定过程中的分歧，意味着实际教学中也难以达成共识。

二、国文科与“文学”的关系

正如各级学校课程标准所定，各教学科目中，国文科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中学、师范学校课程标准虽规定“涵养文学之兴趣”为国文要旨之一，但在实际教学中，国文科与“文学”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在统一的学制方案下，国文与“文学”的联结显得理所当然，但同时也有人质疑“文学”的适用性。

　　民国建立后，官方教育理念虽发生了变化，但各地实际授学对清末旧办法有所继承。清末以来，初等学校国文科多以教授文字辞章为目的，在一些官方或民间表述中“国文”与“中国文学”等同，所编国文教材或讲义即径以“文学”为名。清末直隶第一师范学堂教员张佐汉，曾奉学部令编定《文学教授细目》。所说“文学”专指文辞，教授法中西兼采，主张“文学教材以《古文渊鉴》为主，而兼采子史各集之平易雅训者”，其体裁则损益《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分为纪载体、告语体、著述体三种；以《说文通训定声》《经传释词》《名学》《文通》《文典》等为“文学参考书”；取姚鼐所阐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中的后四字，作为初等师范生习文之标的(张佐汉 31—34)。1913年，《直隶教育界》重刊此文，欲将此办法沿用到课堂中。

　　在“文学”等同文辞的意义下，如何将中国旧有的文章学资源接入新式课堂成为问题。教员为应对国文教学，编辑各种教科用书，既受到学制规约，又融入个人学术理念。南社社员顾平之自称担任学校讲席十余年，“中国文学之书，汗牛充栋”，难于取择。而晚近文章选本，如姚鼐、曾国藩诸家所编，“于统系不甚注意，且非教科体裁”。欲编辑国文讲义，借鉴中国旧有的选本体裁，“以文学史之性质甄择之”，期于文章之源流派别有所得(《顾平之编述国文讲义宣言》6)。1913年秋，姚锡钧受聘为浦东中学国文教员，其间作《文学论卮言》一文，评述唐迄清文章派别得失，为后辈学文指示门径，认为“真知唐宋者，必不薄六朝；真能古文者，必不鄙骈丽”(姚鹓雏 645)，试图调和古文与骈文之争。任教于松江中学校的雷瑊，创办《文艺杂志》，“以商榷文艺，网罗典籍，保存国粹为宗旨”(《编辑大意》2)，同时选清代名家之文，辑为《新编国文读本》。他认为生徒学文当先从事于清代名家之文，学有所得再返观唐宋八家、秦汉诸子，“苟读是编，而不出以轻心怠心也，则文学一途”，可升堂入室(雷瑊)。雷瑊还选录论说文字，编辑《初等学校论说新编初集》《高等学校论说新编二集》《中学校论说新编三集》，供各小学、中学之用(《各校应用之书》第4版)。

　　为应对共和时代的教科需要，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竞相编辑教科用书。出版既是生意，又促进文化的更新嬗代。商务印书馆编辑小学教科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为宗旨，注重图画、文学的审美性质，称：“书中附图书及五彩图，便与文学相引证，并以引起学生兴趣，而启发其审美之观念。”(《民国纪元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落成大纪念 新编共和国教科书五折收价》第2版)在各科教科书中，国语、国文类与“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林万里等编《订正国语教科书》广告称：“全编大致由浅入深，虽异文言，却非俚语。且足引起儿童兴会，由此进步足为研求文学之阶梯。”(《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4)蒋维乔编辑《教授法讲义》阐发各科教授要义，强调：“国文之材料新鲜，趣味丰富，则读者不知不觉，自能养成文学上之趣味。”(蒋维乔，《教授法讲义》34)国语、国文课程注意语言文字的练习，为研求“文学”必经之路。国体更革后，陆费逵抓住时代机遇，联合同仁脱离商务印书馆，创立中华书局，即起意于编辑教科书。所编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以养成中华共和国高等国民为宗旨”，“于普通各种文体，大略均备。多选名人文字，以助文学之进步”(吕达 96)。这些编纂者对“文学”的追求，与教育部所定课程标准相一致。

　　作为学校教科的主干科目，国文科教授方法改良被广泛讨论。苏州景海女学毕业生华慧纬认为，游历能增长见识，有益于作文。若仅靠批阅、诵读旧籍，难以适应世事变迁，“迂谬少当，不足以言文学”。司马迁、杜甫因在诗、文上的成就，最终为“吾国文学家之鼻祖，而所以补益其文学者，无一不从游历来”(华慧纬 9)。针对有人认为“文学”无用，文字不必深究的观点，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国文教员沈昌直指出，当日文字衰落已极，中等以上学校之毕业生出而任事，于文字之应用左右支绌。从选文、改文、练习应用文字等方面提出改良办法，尤其强调诵读的必要性(沈昌直 1—7)。当时“文学”面临的价值危机，与实用科学的冲击密切相关。1915年，倪羲抱在上海创立国学昌明社，并向社会征文讨论国文教授法改良。泰县启明高等小学校教员丁年甲认为，国文堕落肇因于过分强调实用。“欲图文学之进步”，当先预知国文之重要、近日国文不振之状况及学校国文教授之缺点(丁年甲 1)。从教授、选文、改文三方面谋求补救之法，最根本在于“教者宜将文学之功用，恺切晓谕”，以养成学者坚忍笃信之心(8)。这些论述都将“文学”等同于文辞，认为是中小学校国文所亟需。

　　祁垚焕同样强调中等教育“文学”的重要性，但对“文学”所指却大为不同。他认为“文学者，五千载相传之典籍，经、史、子、集皆属之”，不可漠然处之。将“文学”与“科学”对举，近似于国学。同时又将国文与“文学”等同，认为中学国文之目的虽在于造就“科学”基础，而非辞章士，但以半通之文必不能吸取“科学”之精粹。提倡自动的教授法，以教者为之讲解，学者能自读、自看、自作为目标(祁垚焕 35—36)。他所说“文学”既与“科学”对举，指涵括经、史、子、集在内的国学，又用来专指文辞，含义具有多样性。

　　在国文教学讨论中，另一些论者从不同理念出发，对国文科与“文学”的关系持否定态度。近代教育的发展趋重实用之学，科学获得至高地位，中国文字有废弃之虞。1914年，东吴大学学生组织同门会，主张保守国粹。针对有人认为中国文字不能准确表达“科学之的义”，竞习他国文字的现象，潘襄成认为应一面改良国文教授法，一面明定科学名词。学校国文科，应教授有裨于推阐各种学理之文字。至于“美的文学”，“如晋唐以来之乐府俪文、古风近体，以迄宋之诗余、元之词余等，蔚成文学界大观”，当列诸专门科，以存国粹(潘襄成 20)。如何将小、中学校国文教学与“科学”接轨，受到普遍关注。《中华教育界》专对此征文讨论。江苏省立第七中学校长缪文功认为，中小学校国文病根“在于无系统，尤在于不合教育的，而徒为文学的”(缪文功 1)。“近出教科书，小学犹有教育的研究，中等国文则主义不定，搜罗甚富，而合于教育的独少，以其专知有文学也。”(6)国文教学“若徒事古代之文学的，恐于世界趋向之新理不合”(6)，主张“先求其成为科学，须寻出系统。系统既得，仍宜以教育的教材配置之”(7)。言下之意，“文学”性质与教育、科学有别，国文教学不当徒重“文学”。

　　

　　进入学校国文教学的“文学”，在不同理念的冲击下，地位动摇不定。滦县段洙编辑《中学文法要略》称：“此编第为中学说法，助之产生理想，俾成完全知识耳。若曰神明律吕，蔚为文学名家，则有高等专门之教。”(段洙 3)即便官方学制已确定中学国文课程的“文学”旨趣，但在实际教学中，仍有不少人将“文学”视为高等专门之业，认为非中学文法练习所宜。这是当时教育理念与“文学”观念多元性的结果。

三、《中国文学史》的争议

在以西学为框架的新式学校课程体系中，“文学史”是小学以上国文科的规定内容。清末民初相继出现的国人自编《中国文学史》，普遍受到日本同类著作的影响，但并无固定程式，体例、内容的取择存在广泛的争议。学界先行研究已指出，源自欧洲的“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观念，在经日本引入中国的过程中，因受历史、教育制度、意识形态、中西文化等因素影响，《中国文学史》写作存在差异。从近代“文学”概念流变的进程来看，民国初年《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争议，正是分科教育初创期“文学”观念纠葛的表现。

　　民初商务印书馆聘请人员编写《中国文学史》，在各级学校国文教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教育部所定中学章程规定，中学第四学年国文科除讲读、作文等外，兼授“中国文学史”，王梦曾《中国文学史》即遵此编纂。该书“准诸文学变迁之大势”，“编纂方法以文为主体，史学、小说、诗词、歌曲等为附庸。文字为文章之源，亦著其因革，其他经学、理学等只旁及焉”(王梦曾，《中国文学史》1)。该书以阐述文章演变为主，除应对学校教科需要外，还有在欧化潮流中保存中国固有“文学”的用意。该书编就后，王梦曾因原书限于篇幅，多引而不发，故编纂《中国文学史参考书》，依照原书章节，对书中所列作品详细援引成文。经教育部审定，称可作为中学校教科书及教员参考书(王梦曾，《中国文学史参考书》1)。张之纯编纂、蒋维乔校订的《中国文学史》，遵照部定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供本科师范生第三、四学年之用。该书以“经传为文学之正宗”，兼及与“文学”相关的训诂、性理、内府藏书，词章之中以韵文为多，对于近世日益发达的小说、戏曲，亦择要叙列(张之纯 1—2)。在内容上，与王梦曾所取有较大差异。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广告称：“凡历代文学之变迁、经传之流别、汉宋诸儒之学派及韵文、散文、小说、戏曲，无不详为叙述，洵文学家之南针也。”(《商务印书馆新出版图书》6)内容较为广泛。

　　正由于对“文学”概念的不同理解，坊间所编《中国文学史》内容取择存在极大差异。教育部欲将学校课程纳入统一的轨范，对王、张所编教科书的审定评价甚为悬殊。教育部批示称，王梦曾所编“简括得要，甚为合用”(《批商务印书馆中学〈中国文学史〉教科书及参考书各一册改正后一并送核》87)。张之纯所编，“以文学史立名，而支条蔓衍，往往溢出范围”，“如学派异同胪列至十余节之多，殊非文学史上之要点”。“经学家之师承、学校之制度、教育之成才、科目之设置、书籍之存亡、楷书草书之体法等，皆似为中国学术史或文化史之材料。至算学、医学之类，尤与文学无涉。”(《批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学史〉上下册须大加删汰以合教科书体裁此书无从审定》73)内容过于庞杂，“须大加删汰以合教科书之体裁”，“无从审定”(74)。

　　《中国文学史》的出现，是19世纪以来欧洲的学科观念条理中学的产物，对于当时的国人是全新的事物，借鉴日本已有的《支那文学史》成为有效办法。王燦翻译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以《支那四千年文学史》为题发表(王燦 1)。与古城贞吉原书对比，该文只是原书第一章，包括四节内容。全书于1913年翻译完成并出版。这些日本著作的翻译刊出，对当时的国文教育具有持续影响力。

　　1914年秋，正在日本学习的曾毅，接到泰东图书局主人来信，嘱其编纂《中国文学史》，“俾择东籍善本译之”。曾毅收信后，感其创始之难，又不满于日本人所编，乃自编以应命(曾毅 2)。经研究指出，该书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儿岛献吉郎在1912年出版的《支那文学史纲》为蓝本，而有所增删(陈广宏 628—653)。从文本对比来看，曾毅此书在章节结构、内容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儿岛献吉郎的书。曾书以历代诗文为主，兼及学术，如“中古文学”包含东汉训诂学；“近古文学”中有宋代道学，并涉及戏曲、小说。从曾毅所写《凡例》可看出他对“文学”的认识：“文学之变迁升降，尝与其时代精神相表里。学术为文学之根柢，思想为文学之源泉，政治为文学之滋补品。本篇于此三者，皆力加阐发，使阅者得知盛衰变迁之所由。”(曾毅 1—2)泰东书局图书广告称，该书“杂探经传、史策、诸子百家之言，叙述文学上散文、骈文、诗词、歌赋、剧曲、小说及与有关系之经学、史学、理学、小学。凡一切源流派别变迁之远由，并各时代盛衰升降之特色，靡不钩深索隐，所绍旁搜”(《中国文学史》)。可见其内容之庞杂。

　　同时期，钱基厚编纂《中国文学史纲》。据称，该书为作者1914—1915年讲学时所辑，“内分‘正名’、‘原始’、‘考论’、‘谭史’、‘攻子’、‘考文’六节”。印行时，“考论”改为“阐经”，末尾增“完体”一节(陈玉堂 10—11)。其内容包纳经史子集，并不限于文辞一途。

　　由于编纂者旨趣、编纂方式的不同，此类书的体例、内容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谢无量的系列著作尤具代表性。就职中华书局期间，谢无量编著《中国六大文豪》《中国妇女文学史》《中国大文学史》三部著作。对于正处草创期的国文学科，如何编写体例、内容适用的专门之书实为难题。谢无量意识到“吾国文学甚难知”，旧有的专集、总集、文苑传、诗话文评各有所偏，不能得“文学”要领(谢无量，《中国六大文豪》1)。能代表“中国文学”者，不外屈原、司马相如、扬雄、李白、杜甫、韩愈六家。《中国六大文豪》即以此六家为纲，先论文章与时势之关系，次及作文岁月先后，并证以其行事，“文之精粹，颇加采掇，悉下诠注，并著后之评论，以见指归”，“由是以辨古今文学之源流”(4)，欲融合文集、文苑传、诗话文评的特点于一编。他所说的“文学”即指文辞，《中国妇女文学史》亦专论闺阁文章(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2)。

　　当时学界对“文学”含义及“文学史”内容的争议，在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中有所体现。他列举中外学者对“文学”的定义，将当日受西学影响出现的“文学”一科，指为“施于文章著述之通称”，并上溯到《论语》中的“文学之科”，认为古今一贯。所列中国古代“文学”实为关于“文”的论说。他对“文”与“文学”的认识，受到章太炎与阮元、刘师培之间分歧的影响，并接受西方“文学”具有美、表情特质的观点。在综论各家学说后，采用章太炎有句读文、无句读文的分类，归纳中国古今文章体制(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6)。《中国大文学史》在民国时期影响甚大，该书内容庞杂的特点引起了批评。1919年在北大读书的傅斯年，批评该书“并不是用文学史的作法去做的，也不是一部著作，不过是小文学史的长篇”，“但论材料，也不能使人满意。《淳化阁帖》里面荒唐无稽的上古书契，居然引据到‘字形之变迁’里来”。认为没有批评的价值，“想把原意扩充，不单评谢先生这部书，去做一篇《中国文学史的编制法》”(傅斯年 390)。傅斯年的批评，恰反映出以西学为准的学科范式创立过程中的艰难与曲折。中国的文章之学以文集、文苑传、诗文评为载体，自有特点，与西来的“文学”“文学史”观念差别悬殊。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中文世界的“文学”一词受中、西、日多元观念影响处于变化中，在民初虽较多地指向以文字表达“审美”“艺术”之义，但仍具有多元变化的特点。在近代学科体系草创期，当国人面对全新的西式学科形态时，由于知识眼光的差异，看法难免歧异。

　　民国初年初等学校教育“文学”观念纠葛的历史，给中国教育与文学留下了无尽的思考。近代分科的学术观念，以西学为基准演化而来，不仅改变了近代以来的知识形态，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世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认识。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知识体系，需对传统文化进行更多的探索，求其本真，避免简单地以外来观念附会之。而近代以来的学校教育，改变了中国旧有的文教体系，不仅是学术传承的主要媒介，而且关系着民族精神、审美趣味等文化品格的养成。初等学校教育应明确教育的目的和意义，立定方向，国文教学面向大众的同时不失高雅，以锻造多元文化品质。凡此种种，尤须突破近代以来的学科畛域，以贯通的眼光上下求索。

　　① 学界先进对近代“文学”概念的研究，存在以后来形成的对译“literature”或专指辞章之学的固定用法，回溯其历史之嫌。笔者前期研究对19世纪“文学”的含义作了具体辨析，与前人有所不同，提请读者注意。见桑兵、关晓红主编：《分科的学史与历史》，“第一章 近代中国‘文学’源流(1819—187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5—95。李敏：《从书报传播到学堂立科：1896至1898年间“文学”概念的流播》，《广东社会科学》5(2020)：121—131。李敏：《清末学制改革与“中国文学”的演生》，《史学月刊》9(2021)：49—57。

　　② 文、史学界代表性研究主要有：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栗永清：《知识生产与学科规训：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学科史探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余来明：《“文学”概念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陈广宏：《近代中国文学概念转换的历史语境与路径》，《文学评论》5(2016)：84—98。桑兵、关晓红主编：《分科的学史与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罗志田：《近代“道出于二”语境下学科认同的困惑》，《天津社会科学》1(2015)：175—183。

　　③ 近代日本的“文学”概念，可参阅铃木贞美：《文学的概念》，王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④ 参见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⑤ 参见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纲》。东京：富山房，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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