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军

　　讨论现代小说观念的形成，通常有两种研究范式。一种是从理论入手，在小说思潮与文学运动中寻找理论资源，论述其对传统小说观念转变的推动作用。一般聚焦于晚清的小说界革命与民初的新文学运动，主要在小说的属性与地位、价值与功能等方面区分小说的中西之别。另一种是从作品入手，在传统小说与域外小说之间发现文体差异，强调域外小说对现代小说创作的示范作用。一般集中在晚清民初的翻译小说与自创小说，主要从创作技巧、叙事模式等方面阐述小说的古今之变。本文无意评述这两种研究范式的长短优劣，而是试图解决一个问题：西方小说理论如何被中国作者与读者接受并形成新的小说观念？说具体点是：“新小说家”与“五四小说家”等知识精英掌握的小说“新知”，以何种途径、何种方式转变为普通大众的小说“常识”？很显然，只有当最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具备这种“常识”，现代小说观念才称得上真正、完全意义上的形成。

　　梁启超曾引犬养木堂的话说：“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曰学校，二曰报纸，三曰演说。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梁启超 5)其实无论国民识字多寡，就传播新知的影响力来说，报纸和演说都无法与学校匹敌——报纸的读者和演说的听众限于一时一地，而学校的学生可以世代传承。胡适1935年1月在香港港侨中学讲演，就坦承“我们讲文学革命，提倡用语体文，这些问题，时常与教育问题发生了关系”(胡适，《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第4版)。钱理群也指出：“五四文学革命所创造的现代文学是通过进入中小学教科书而真正在国民中扎根的；在当时就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钱理群 46)诚然，考察近代西学东渐的传播路径，学校教育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就文学领域来说，教育宗旨的确立、课程标准的设置、教科书的编纂，乃至课程练习与考试等环节，都将影响学生文学观念的形成。我们认为，近代知识精英掌握的小说“新知”，正是通过国文教育才得以转化为普通民众的小说“常识”，这可以从中学的国文课程与大学的国文系两个维度得到印证。鉴于篇幅，本文只讨论近代中学的国文教育与小说观念之间的关系。

一、文章与文学：国文概念的内涵转化

在现代语境中，小说属于文学的一种。要讨论现代小说观念的形成，先得弄清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而要从国文教育的角度讨论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又先得弄清近代国文概念的生成与发展，即作为一门课程，“国文”如何被定义？其内涵又发生了哪些转化？考察国文课程的宗旨、标准、教材等内容，可以描画近代国文概念内涵转化的轨迹，进而呈现现代文学与现代小说观念的形成过程。

　　

　　以上简要梳理了国文课程的设置经过与课程名称的演变历程。总体而言，自晚清开办新式学堂，至新文化运动前后，“国文”概念的内涵大致包括文字、文法与文章等方面。尽管《奏定学堂章程》使用“中国文学”指称国文课程，但彼时的“文学”，并非现代意义的“文学”，而是指“文章”与“学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京师大学堂拟为中小学堂编纂“文章课本”“诗学课本”“经学课本”等教材，其中对“文章课本”有如是说明：“文章课本，溯自秦汉以降，文学繁兴。揽其大端，可分两派：一以理胜，一以词胜。凡奏议论说之属，关系于政治学术者，皆理胜者也。凡词赋记述诸家，争较于文章派别者，皆辞胜者也。”(舒新城编 354)所言“文学”，便包括文章与学术。1906年，刘师培编纂的《中国文学教科书》出版，第一册“序例”云：“《中国文学教科书》计编十册，先明小学之大纲，次分析字类，次讨论句法章法，次总论古今文体，次选文。”(刘光汉，《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序例》17)所言“文学”，同样包括文章与小学等学术。

　　文学革命与白话文运动以后，国文课程的宗旨、标准与教材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文”概念的内涵相应发生了转化，由以传统意义的“文章”为主转向以现代意义的“文学”为主，且偏重现代意义的“小说”。1923年，教育部颁布由叶绍钧起草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其所开具的阅读书目里，便包括小说、戏剧与散文三种类型。1929年，教育部颁布由孟宪承和胡适起草的《高级中学普通科国文暂行课程标准》，其中“作文练习”规定：“文学作品 凡小说，诗歌，戏剧，各种散文，皆可令学生试作。其有特别天才者，当就其性情所近，指示他多读名家作品，以作模范。”(《专载：高级中学普通科国文暂行课程标准》7)1932年颁布的《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1940年颁布的《修正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相继强调中学生阅读、创作小说等文学作品的要求。至此，国文课程的内容设置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小说等现代意义的文学作品登堂入室，并逐步取代传统意义的文章，成为国文教科书的主体。需要指出的是，新学制下的“课程纲要”“课程标准”将文学作品分为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类型，说明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文学“四分法”的观念经由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而确定为官方意识，再通过国文教育的普及成为文学常识。在这个阶段成长起来的学生，无论将来成为作家、教师、学者、编辑抑或从事其他职业，都将接受并形成新的文学观念，且代际传承。

　　除了章程、课标、纲要等制度层面，国文教科书的编纂同样体现了“国文”概念的内涵从“文章”到“文学”的转化。黎锦熙将近代国文教科书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为“姚选标准时期”(清末)。这一时期的中学国文教科书“所选大率为‘应用的古文’(胡适氏用以称桐城派者)，其高者亦不出姚氏《古文辞类纂》等书之旨趣与范围”，以林纾编《中学国文读本》、吴曾祺编《中学国文教科书》等为代表。第二期为“曾选标准时期”(1912—1918年)。这一时期学制没有大改，国文教科书只是内容稍有扩大，“由姚选进而取法乎曾选之《经史百家杂钞》也者”，以刘法曾、姚汉章编《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许国英编《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等为代表。第三期为“新文学勃兴时期”(1919—1926年)。受文学革命与白话文运动影响，这一时期的教科书“所选多采自当时报章杂志，间及旧白话小说诗歌语录等”，以顾颉刚、叶绍钧等人编《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沈星一编《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为代表。第四期为1927年以后。这一时期初中入学考试不考文言，因此“初中选本中，语体文之分量当然增加”，以开明书店编《开明活页文选》，赵景深、姜亮夫编《北新活页文选》等为代表。(黎锦熙 1—23)

　　黎锦熙曾在教育部编审处任职，负责教科书审定，所论自然精当。只是如果仅从“国文”内涵的转变来划分，则近代国文教科书的发展又可浓缩为两个时期，即上述“姚选标准时期”与“曾选标准时期”为传统文章时期(清末—1918年)，“新文学勃兴”以后为现代文学时期(1919—1949年)。我们将以其时流传甚广、影响较大的几套教科书为例，展示“国文”概念内涵的转化。

　　1912—1913年，刘法曾、姚汉章编《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共四册)由中华书局出版。编者有感于“中学校学生，国文程度渐深，急宜授以古人作文义法。顾古文之佳者，不能遍读。而古文之选本，存者又多不适教科之用”(刘法曾 姚汉章辑评)，故综合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梅曾亮《古文词略》等诸家选本，选录自先秦以迄晚清的议、论、辩、序、说、书、表、箴、颂、文、赋、诗、歌、诏、记、赞、铭、传、檄等数十种古代文体。以第一册为例，选录《谷梁传·郑伯克段于鄢》《论语·先进篇节录》、项羽《垓下歌》、贾谊《吊屈原文》、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赞》、班固《封燕山铭》、刘伶《酒德颂》、李密《陈情表》、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韩愈《讳辩》《送殷员外序》、柳宗元《驳复仇议》《游黄溪记》、李商隐《乐游原》、苏轼《前后赤壁赋》、谭嗣同《与沈小沂书》等篇目。显而易见，这是一部深受桐城家法影响的国文教科书，其所理解的“国文”，指的是传统意义的文章而非现代意义的文学。1913年，许国英编《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共四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套教科书不但编纂理念与《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雷同，如认为“中学国文程度较高于小学，故宜授以适当之作文法理，且使略知本国古今文章轨范，以期共保国粹”(许国英编，张元济等校订)，就连选录的课文类型也几乎一致。以第一册为例，选录薛福成《海瑞论》、梅曾亮《士说》、刘大櫆《焚书辩》、宋濂《送东阳马生序》、姚鼐《登泰山记》、苏轼《方山子传》、魏禧《陈文长画竹册叙》、王守仁《瘗旅文》、于成龙《与友人荆雪涛书》、欧阳修《秋声赋》等篇目，仍然没有跳出传统文章的范畴。至于更早的林纾编《中学国文读本》、吴曾祺编《中学国文教科书》不用多说，本质上就是地道的古文选本。如《中学国文读本》第一册为“清文”，选录的是方苞《原人上》、姚鼐《李斯论》、周树槐《汉高帝论》、魏禧《陈文长画竹册叙》等文章(林纾编)；《中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为“明文”，选录的是宋濂《太古正音序》、方孝孺《深虑论》、刘基《苦斋记》、高启《南宫生传》等文章(吴曾祺编)。

　　文学革命与白话文运动催生了国文教科书革命。新文学取代旧文章，成为国文教科书编纂的基本理念。除了选录通俗文学与白话文学作品作为范文，不少国文教科书还大量选录理论文章，借此普及新文学知识。朱毓魁编《国语文类选》共三卷，第一卷即命名为“文学”，选录了罗家伦《什么是文学？》、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改良刍议》《论短篇小说》《谈新诗》、知非《近代文学上戏剧之位置》、朱希祖《文艺的进化》、周作人《人的文学》等文学革命的系列成果，既有宏观的文学概论，又有微观的文体分论。朱剑芒编《高中国文》分“文体研究”“文学史”和“文学概论”三册，第三册“文学概论”包括“文学通论”“诗论”“小说论”“戏剧论”与“批评论”五讲。“文学通论”一讲选录了李笠《文学标准不同之四大派》，郭绍虞《文学观念的变迁》，郭沫若《文学的本质》，朱自清《文学的一个界说》，(日)本间久雄著、章锡琛译《文学与时代》，沈雁冰《文学和人的关系》等六篇文学专论；“小说论”一讲选录了黄仲苏《小说之艺术》，胡适《论短篇小说》，(美)马太斯撰、华林一译《小说法程序》，鲁迅《中国小说源流》，俞平伯《中国小说谈》等五篇小说专论。编者甚至直接引用西方文学理论，给“文学”与“小说”两个概念作了界说：

　　英语称文学为Literature，但照欧美学者所下的定义，也有不少。就它的范围讲，大别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方面是包括哲学、论理学、政治学等，与其它一切科学相对立——凡表示情志活动者称文学，表现知识活动者称科学。狭义方面，即专指诉之于空想及情感的艺术的作品。(朱剑芒编，《高中国文》第三册上编“文学通论” 1)

　　英语称小说为Fiction，一般文学者，都认小说为人及生活状态的反映，换言之，即是人间生活底一种表现。至于小说底分类，虽因所取标准不同，各主各说，而最普通的，大抵区分为叙事的小说(即客观的)，抒情的小说(即主观的)，与小说的小说(即主客观的)三种。(朱剑芒编，《高中国文》第三册下编“小说论” 1)

　　此外，不少国文教师的自编讲义和中学自制国文课程标准也纷纷引用西方文学理论，推动了新文学观念的普及。潘梓年著《文学概论》是作者在保定育德中学文学研究会的讲义，后来作为教材多次出版。作者认为，“文学是用文字的形式，表现生命中的纯粹情感，使人生得着一种常常平衡的跳跃”，“文学的内容要充实、真确、自然。文学的形式要精密、熨帖、自在”(潘梓年，《什么叫文学》；《文学概论》8)。这种文学观便是来自西方的新文学。马国英编《国语文讲义》是上海国语专修学校的国文讲义。全书共七讲，除第一讲为“概说”外，其他各讲均以文体命名，如第二讲“论说类”、第三讲“文牍类”、第四讲“小说类”、第五讲“诗歌类”、第六讲“剧本类”、第七讲“杂文类”。前两讲属应用文体，后四讲属文学文体(马国英编 21)。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制定的课程标准将课文分为“文学文”与“学术文”两类，其中《初级中学国文选修课程标准》规定“文学文选讲有最好的思想，有想象，情感，且合于艺术组织的文学作品；如诗，词，小说，及其他美文”(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编，《初级中学国文选修课程标准》36)；《高级中学普通科第一部国文专修课程标准》规定“文学文教材以诗，赋，词为主，兼授戏曲，小说及骈散文”(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编，《高级中学普通科第一部国文专修课程标准》39)，同样体现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四分的新文学观念。

二、传统与现代：小说课文的选录倾向

在国文教育中，直接影响学生文学观念形成的是国文教科书的编纂与使用。教科书的编纂理念、课文的选录标准以及教师对课文的理解与讲授，会对学生文学观念的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考察近代国文教科书中小说课文的选录情况，可以大致呈现现代小说观念的形成过程。

　　新文学观的确立给国文教科书编纂带来的最大的变化便是古文的退出与小说的进入。凭借文学范本与国语语料的双重身份，小说终于摆脱千百年来“君子不为”的“小道”地位，以“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的面貌成为教材新贵。相比晦涩难懂的旧体文章，白话小说显然更受新文学家青睐。当他们苦于缺乏白话教材时，便纷纷将目光投向白话小说。钱玄同认为《儒林外史》“不但是文学的研究品，并且大可以列为现在中等学校的‘模范国语读本’之一”(钱玄同，《儒林外史新叙》1—2)，蒲江青主张“可选宋元以来白话小说的精华，从京本通俗小说、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等约略十部书里选出合于初中学生的口味部分来编成一个教本”(蒲江青 11)。国文教科书中旧体文章与白话小说的此消彼长，正是文学革命与白话文运动在国文教育中的直接反映。1918年，胡适提出：“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293—294)胡适认为，编纂国语教科书，并非把现有的教科书全部译成白话那么简单，而是要另起炉灶，重新选录篇目，“‘留侯论’‘贾谊论’‘昆阳之战’……之类，是决不可用的”，“应该多取小说中的材料。读一千篇古文，不如看一部《三国志演义》[……]小说之中，白话的固好，文言的也可勉强充数，总比读《古文辞类纂》更有功效了”(盛兆熊 胡适 488)。1920年3月，胡适在北京高师附属中学国文所发表题为《中学国文的教授》的演讲，系统阐述了他关于中学国文教育的构想。谈到国文教科书时，胡适建议学生“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话小说。例如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七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等。此外，有的短篇白话小说，也可以选读”(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3)。时任光华大学教授何仲英呼应胡适的主张，认为小说应该成为国文教材的主要内容：

　　[……]就现在教材底分量说，小说实在是比较的多、比较的好，就教材底课外适宜说，小说实在是比较的有兴趣，比较的能持久。再深一层说，与其读一部高等小学理科读本，不如看一部《上下古今谈》；与其读《徐霞客游记》，不如看一部《老残游记》；与其读尽乾嘉时文人底专集，不如看一部《儒林外史》；与其模仿这篇传，模仿那篇传，不如看一部《水浒传》，与其学诗、学词、学歌、学赋，不如看一部《红楼梦》和一部《镜花缘》。所以我敢说白话(小说)在现在，虽不能说是国语文底唯一教材料，也当占国语文教材底大部分。(何仲英 4—5)

　　在新文学观影响下，小说成为国文教材的主要内容，这是顺理成章的事。19世纪二三十年代编纂的国文教科书，包括国文读本，大多会选录数量不少的小说篇目。对于编者来说，选不选根本不成问题，怎么选却大有玄机。小说课文的选录标准，能够体现编者本人与所处时代的小说观念，并且以所选小说课文为媒介，最终将小说观念传导给学生，这才是编者念兹在兹的事。早在1918年1月15日，钱玄同就致信胡适，主张“中国今日以前的小说，都该退居到历史的地位；从今日以后，要讲有价值的小说，第一步是译，第二步是新做”(钱玄同，《答胡适之》)，钱玄同的设想，基本上可视为文学革命前后学术界、教育界与出版界关于国文教科书编纂的共识，即重视翻译小说、自创小说等现代小说，轻忽传统小说。1923年颁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附录为中学生开具的小说书目为：

　　1.西游记 2.三国志演义 3.上下古今谈(吴敬恒) 4.侠隐记(法国大仲马原著。君朔(伍光建)译) 5.续侠隐记 6.天方夜谭(有文言的译本) 7.点滴(周作人) 8.欧美小说译丛 9.域外小说集(周作人) 10.短篇小说(胡适) 11.小说集(尚未出版)(鲁迅) 12.阿丽丝梦游奇境记(赵元任) 13.林纾译的小说若干种(叶绍钧 108—109)

　　不难看出，这份涵盖古今中外的小说书目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典型的新文学运动的产物。十三种小说中，传统小说只有两种——《西游记》和《三国志演义》；翻译小说有九种，分别是《侠隐记》《续侠隐记》《天方夜谭》《点滴》《欧美小说译丛》《域外小说集》《短篇小说》《阿丽思梦游记》以及林译小说；自创小说也有两种——吴敬恒《上下古今谈》和鲁迅《小说集》。选录标准固然因人而异，入选书目也具有偶然性，但里边传统小说、翻译小说与自创小说数量的对比却多少能够反映新文学运动前后知识精英的小说观念，即逐步摒弃传统小说，积极拥抱翻译小说，努力创造现代小说。

　　依附于课程标准，这份小说书目自然就有了示范性和代表性。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学国文教科书中选录的小说篇目，基本上都以翻译小说、自创小说等现代小说为主体。少数传统小说得以入选，也无非是编者看中其现代文学的特质和白话语料的价值，可以作为国语教科书的缘故。接下来我们将以影响较大的几部中学国文教科书为例，具体分析其中小说课文的选录情况，通过编者在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之间的取舍，来论证现代小说观念的形成。

　　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范祥善、胡适、叶绍钧等人编校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初级中学用)。全书共六册，选录课文260篇。其中小说作品39篇，含传统小说、翻译小说与自创小说三类；小说理论3篇。具体篇目分布及分类见表一：

　　

　　表一：《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初级中学用)小说篇目分类表

　　192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沈星一、黎锦熙等人编校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全书共三册，选录课文118篇。其中小说作品33篇，含传统小说、翻译小说与自创小说三类；小说理论3篇。具体篇目分布及分类见表二：

　　

　　表二：《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小说篇目分类表

　　与19世纪10年代出版的《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等教科书比较，这两套教科书在课文选篇方面有了显著变化，小说俨然已成国文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初级中学用)因考虑文言与白话过渡的问题，为了使小学与高级中学自然衔接，古文占了不小比例，故挤压了小说的空间，小说篇目占比为16.15%。《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则因近年来国语已逐渐改善，文言日渐式微，故除了部分传统小说，其他课文都选自现代文学，小说篇目占比高达30.51%。

　　在入选教材的小说内部，各类小说的分布比例也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翻译小说、自创小说、小说理论等现代小说(理论)的数量远远超过传统小说。各类小说的分布比例见图一、图二：

　　

　　图一(左)：《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初级中学用)各类小说与小说总数篇目占比

　　

　　图二(右)：《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各类小说与小说总数篇目占比

　　据上图可知，《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初级中学用)选录的小说中，翻译小说数量最多，占55%；其次是自创小说，占21%；传统小说数量最少，只占17%。《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选录的小说中，自创小说数量最多，占42%；其次是翻译小说，占31%；传统小说最少，只占19%。如果将翻译小说、自创小说以及小说理论视作一个整体，则现代小说(理论)占选录小说篇目总数的比例非常之高，《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初级中学用)为83%，《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为81%。

　　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选录倾向，在近代国文教科书中具有普遍性，我们不妨再举两例。吴遁生、郑次川编《新学制高级中学国语文读本·近人白话文选》分类选篇，其中“小说类”选录叶绍钧《义儿》《云翳》、冰心《梦》、庐隐《华严泷下》、郭沫若《牧羊少女》、胡适译《二渔父》、周作人译《欢乐的花园》《铁圈》《不自然的淘汰》《黄昏》、鲁迅译《时光老人》、胡愈之译《街之歌者》等十二篇小说(吴遁生 郑次川编)。胡怀琛、陈彬稣、汤彬华编《新时代初中国语教科书》共六册，选录吴敬梓《王冕》、李汝珍《女儿国》《君子国》、包天笑译《医院中侍疾之童子》、胡适译《最后一课》《柏林之围》《爱情与面包》、梁启超译《小豪杰放羊记》《荒岛游历记》、刘复译《流星》、周作人译《先驱》、叶绍钧《母》、谢婉莹《到青龙桥去》、吴敬恒《谈风》等十四篇小说作品，外加一篇小说理论——胡适《什么叫短篇小说》(胡怀琛 陈彬稣 汤彬华编)。前者选录了十二篇现代小说(七篇翻译小说、五篇自创小说)，占100%；传统小说为零；后者选录了十一篇现代小说作品(八篇翻译小说、三篇自创小说)、一篇现代小说理论，占86%；三篇传统小说，占19%。我们查阅了大量的近代国文教科书，可以基本判定小说课文的选录倾向：在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之间，优先考虑现代小说。在传统小说中，优先考虑具有现代意识的白话小说；在现代小说中，早期以翻译小说为主，后期以自创小说为主。为了配合现代小说作品的讲授，会选录现代小说理论作为辅助。教材编者及其所处时代的小说观念，就这样内化为教材的选录标准，并投射到选录的小说课文之中。再经由教师的讲授以及学生的习作、测试等教学手段，最终形成学生的小说观念。近代国文教科书在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之间的选录倾向，无疑会影响学生现代小说观念的生成。

三、理论与方法：小说观念的生成路径

近代国文教育以一种系统性的联动机制对学生的小说观念产生影响：小说作品起示范作用，经过对小说作品的鉴赏与评价，学生从情感上亲近现代小说；小说理论起启蒙作用，经过对小说概念、术语、范畴的阐释，学生从思想上接受现代小说；小说作法起指导作用，经过对小说创作方法与技巧的讲授，学生从行为上实践现代小说。上文分析了教材中现代小说篇目的构成比例，接下来我们将从理论与方法两方面论述现代小说观念的生成。

　　近代国文教育如同整个教育体制，本质上都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在西学背景下，“文学”被重新定义；作为新文学范畴的一种，“小说”也被重新定义。从西方传入的新小说理论，在学术界人士的推动下，很快进入教育界，出现在教材、读本与讲义之中。在百余年的国(语)文教育史上，从未有过像近代这样重视理论教育的时代。许多在当时振聋发聩、至今仍有影响的小说著述成批地进入中学课堂，在学生的认知世界里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小说理论体系。

　　前文提及朱剑芒编《高中国文》第三册下编“小说论”选录的黄仲苏《小说之艺术》、胡适《论短篇小说》等五篇小说专论，从小说的属性、功能、类型、源流等诸多方面为中学生建构了一个现代小说理论体系。黄仲苏《小说之艺术》很少被当今学界关注，但它对西方小说学史的梳理至今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论文原稿系作者留美时期的课程作业，选取19世纪末20世纪初五位欧美小说名家的理论著述——瓦特·柏逊脱《小说之艺术》()、亨利·詹姆士《小说之艺术》()、路易·斯蒂芬生《谦卑的抗议》()、莫泊桑《论小说》()、法郎士《麦息莫泊三批评家与小说家》()——展开论述，向中国读者展示了原生态的现代小说观念。比如作者引斯蒂芬生的话说：“小说与图画，雕刻，建筑等艺术皆立于同一的水平线上，且可超越一切艺术之上，盖文学为一种代表的，模范的艺术，而小说又为文学中最高尚的作品，故小说亦称为最高尚的，代表的，模范的艺术矣。”(朱剑芒编，《高中国文》第三册下编“小说论” 6)论述生动具体且有内涵，比“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式论调更有价值。《论短篇小说》是胡适1918年3月15日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科的演讲稿，后发表于《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5期。胡适给“短篇小说”下了个定义：“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胡适，《论短篇小说》395)。胡适将“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比作树的横截面和年轮，将“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比作“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395—396)，这种新颖别致的观点，在中国小说史上几乎新建了一种文体类型。胡适的短篇小说理论源自美国学者哈米顿，后者发表于1904年2月号《读者》()的短篇小说定义说：

　　The aim of a short-story is to produce a single narrative effect with the great economy of means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utmost emphasis.(短篇小说之目的，在以最经济之法、最能动人之力，使发生独一之叙事文感应。)

　　胡适曾翻译过多种短篇小说，如《最后一课》《柏林之围》《二渔夫》等，这些小说都被选入国文教科书，他称得上短篇小说创作与研究的行家里手。《论短篇小说》至今都是短篇小说理论的经典论述，多次选录为国文教材，如朱毓魁编《国语文类选》，朱剑芒编《高中国文》，罗根泽、黎锦熙等合编《高中国文选本》，南开中学编《南开中学高一国文教本》等都选入此文，对中学生短篇小说观念的影响不言而喻。

　　除了教科书选录的小说理论著述，教师自编的国文讲义也讲授现代小说理论。潘梓年著《文学概论》比较了小说与诗歌、戏剧的区别。他总结小说和戏剧的区别有六点：(一)剧本受时间限制，而小说可收放自如。(二)编剧自己不能说话，而小说作者可以自言。(三)小说是写给人读的，戏剧是演给人看的。(四)剧本的时间空间受限，故情节不如小说容易操纵。(五)小说可由个人完成，戏剧需要通力合作。(六)小说家需要研究人物心理，编剧不但要研究人物心理，还要研究观众心理(潘梓年，《文学分类和其比较》；《文学概论》110—113)。间接概括了小说的文体特征。马国英编《国语文讲义》论小说与记叙文的关系：“小说是用文学手段，描写人生的一种记述体文字。普通的记叙文，只要依照事情的次序，老老实实的平铺直叙出来就算了事。小说可不是这样，论他的事实，是空中楼阁；论他的对象，的确是真实人生的表现。所以小说是受过艺术的洗礼，得到文学的灵魂的文字，他的要素就是美。”(马国英编，《国语文讲义》“小说类” 21)课后给学生布置了两道练习题，以巩固和加强学生的小说观念：“1.小说和普通记事文有甚么区别？2.我们怎样去做小说？”(31)编者将小说视为虚构记叙文的看法，实际上就是现代小说观念——小说属于虚构的叙事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投射。夏丏尊、叶圣陶等合编《开明国文讲义》注重训练学生的文体意识和写作技术，每四篇范文匹配一篇文话，阐述相关的理论与技巧。讲完《李成虎传》《荆轲传》与《孔乙己》《大泽乡》后，“文话·小说”比较了传记与小说的区别：材料来源不同，“传记的材料是被事实所限定的，必须传记中人有过这回事，起过这样想头，方才可以写入传记。小说的材料却是悉凭作者取舍的；有的小说完全由想象构成，便是用事实做蓝本的小说，也尽可搀入想象的成分”；写作目的不同，传记“目的在把其人其事记录下来；故非‘传真求信’不可。小说的目的却在表达出作者所见于人生的、社会的某种意义；故任何材料得以自由驱遣”(夏丏尊 叶圣陶 宋云彬 陈望道合编 210)。

　　受篇幅与课时限制，中学国文教材与讲义中的现代小说理论大多不够全面。系统阐述现代小说理论、介绍现代小说创作方法的是小说作法。小说作法指有关小说创作的理论与方法，是20世纪早期各大、中学校专为小说课程编纂的教材或讲义。小说作法以阐述小说的基本原理、介绍小说的创作法则为旨归，包括小说的本体论(什么是小说)与艺术论(怎样作小说)两方面的内容((刘晓军，《晚清民初的小说作法与中国小说文体的现代化》139))。专为中学生编纂的小说作法有孙俍工《小说作法讲义》、马仲殊《中学生小说作法》、李菊休《现代小说研究》、石苇《小说作法讲话》等，我们将以孙俍工《小说作法讲义》为例稍加论述。

　　孙俍工是文学研究会会员，曾担任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国文教员，《小说作法讲义》是他任教东南大学附属中学时编的“中学国文读本参考书”之一。全书共四章：第一章“绪论”，讲授小说的定义、价值以及小说作法的意义；第二章“作者”，讲授小说作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如人生观、经验、想象力、情绪、思想、态度等对小说创作的影响；第三章“方法”，是全书的主体，系统讲授了小说创作的方法，包括描写法(人物描写与环境描写)、结构方式(长篇与短篇)、小说体式(日记式、书简式、自叙式、他叙式)等；第四章“余论”，讨论了创作与研究的关系、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创作与练习的关系、创作与批评的关系等。尽管被鲁迅嘲讽为专掏青年的腰包，“即使将这些书看烂了，和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鲁迅 第一版)，但客观地讲，小说作法对学生小说观念启蒙的价值不容小觑。它未必会使学生成为优秀的小说作家，但至少会教给学生基本的小说理论与创作方法。比如讲授人物外貌描写的方法时，孙俍工以屠格涅夫《前夜》中白尔森涅夫和苏宾两人的年龄、身材、容貌——包括鼻子、额部、唇、神色、眼、发，以及外衣、草帽等处的细节描写为例，强调“无论写一个什么样的人，尽先必要介绍那人物底年龄几何？怎样的身份职业？容貌若何？服装是怎样？而一一加以详细地说明”(孙俍工编 31。讲授人物会话描写的方法时，孙俍工以《复活》《猎人日记》《人心》等小说为例，强调要注意作者所处的地理环境对人物语言的影响——“地方语是会话中最普通的标准语，也是表现人物底地方色最重要的一种方法。如在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底作品里人物底谈话，多用俄国人通常的套语，在莫泊桑底作品里多用法国人通常的套语”(119)。诸如此类看似简单甚至肤浅的理论与方法，对于初学者来说实则很有必要。正如石苇《小说作法讲话》所言，“这类的入门书，帮助无数的中等学生以及一般的青年读者解决他们在初学小说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基本问题”(石苇，《序言》；《小说作法讲话》3)。

　　小说课程讲授的理论与方法究竟对学生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以一本中学校刊的小说发表情况为例稍作说明。《礐光》是地处东南一隅的广东省汕头市礐光中学的校刊，设有“论说”“科学”“文艺”等栏目，“文艺”又分“小说”和“新诗”。1929年第3期的“论说”栏目发表了高三朱惠民《什么是做短篇小说者必需的条件》，开篇便引用了胡适的短篇小说定义；“小说”栏目发表了十三部短篇小说，依次是高三洪美娟《忆》、初二丁文映《一个流浪人的秋宵》、高二谢德贞《残页》、高一陈兆谦《绮秋园》、高一黄存养《恢复》、高二吴朋敏《雪夜里》、高二郑比竹《四分邮票》、高三朱乔丸《逃婚》、高二苏政辉《一个漂泊者的黄昏》、高三朱乔丸《中秋夜》、初二杨诒书《到贫民窟以后》、高三陈雄德《旧家庭里的新人物》、高一曾友梅《寒夜的阿K》。作为学生习作，这十三篇小说的质量高低其实不甚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既不同于唐宋传奇，也不同于“三言二拍”等传统小说的文体形式，它们是全新的短篇小说，其中《残页》《到贫民窟以后》还是日记体，《恢复》还是对话体，这是传统小说从未有过的形式。毋庸置疑，这正是现代短篇小说观念在学生中的回响。

　　以上我们从国文概念的内涵转化、小说课文的选录倾向以及小说观念的生成路径三个方面论述了近代中学国文教育对现代小说观念形成的影响。我们认为，中学国文教育从最基本、最庞大的学生层面树立了国人的新文学观念，文学成为表现人类情感与想象、反映社会现实与表达人生理想的艺术，小说是一种虚构的散体叙事文学，包含人物、环境与情节三要素。国文教科书选录课文时有意偏重代表现代小说观念的翻译小说、自创小说和小说理论，给学生营造了接触、亲近现代小说的文本空间。经过小说作品的讲解、小说理论的阐释以及创作方法的指导，学生从思想上接纳了现代小说，并以小说习作的方式进行文体实践，最终形成现代小说观念。新文学与新教育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本文选取其中一个较小的角度，尝试从近代中学的国文教育入手探讨现代小说观念的形成。不周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② 1915年颁行的《中学国文教授要目草案》规定国文课程的内容为“文章”“文法”与“文字”。“文章”分为记叙、议论、词赋三类，选授不拘时代，以清真雅正，切于实用为准；“文法”以《马氏文通》为主，参以《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二书；文字先读《说文》部首，再读王筠《文字蒙求》。(《中学国文教授要目草案》40—45)

　　③《点滴》收录周作人1918—1919年翻译的21种短篇小说，1920年8月作为“新潮丛书第三种”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短篇小说》收录胡适1911—1919年翻译的10种短篇小说，1919年10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吴敬恒《上下古今谈》属传统章回体小说，但使用的是现代白话，符合胡适主张的“国语的文学”。

　　④ 编纂宗旨与选篇缘由详见两书第一册“编辑大意”。

　　⑤《王冕》节选自《儒林外史》，《女儿国》与《君子国》节选自《镜花缘》，《小豪杰放羊记》《荒岛游历记》节译自法国人焦士威尔奴(今译凡尔纳)著、梁启超等译《十五小豪杰》，《谈风》节选自《上下古今谈》。

　　⑥ 哈米顿《小说法程》第十章“长篇小说中篇小说与短篇小说”译者注说：“此定义初载于1904年2月号Reader。自是以后，各书凡论短篇小说，几皆引是定义。”(哈米顿 153)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编：《初级中学国文选修课程标准》，1926年。

　　[Affiliated Middle School of National Beiping Normal University，ed.“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Elective Chinese Courses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1926.]

　　——：《高级中学普通科第一部国文专修课程标准》，1926年。

　　[---，ed.“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the First Specialized Chinese Course for the General Department in Senior Middle School.” 1926.]

　　三、根据市场需要，加快物流企业转型升级。鼓励物流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联盟合作、上市融资等多种形式实现规模扩张、资源集聚。

　　《中学国文教授要目草案》，《教育研究》24(1915)：40—45。

　　[“Draft on Chinese Education in Middle School.”24(1915)：40-45.]

　　《专载：高级中学普通科国文暂行课程标准》，《湖南教育》15(1930)：4—7。

　　[“Exclusive News：Interim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hinese Courses for the General Department in Senior Middle School.”15(19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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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怀琛 陈彬稣 汤彬华编：《新时代国语教科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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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4.4(1918)：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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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短篇小说》，《新青年》4.5(1918)：395—407。

　　[---.“On Short Stories.”4.5(1918)：395-407.]

　　——：《中学国文的教授》，《新青年》8.1(19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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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毓魁编：《国语文类选》。上海：中华书局，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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