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建舟

引 言

如何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艺学”的理论体系？笔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是，基于“历史的”而非“本质的”，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思路与方法，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从感性具体到知性的抽象，再到理性的具体。它是感性具体在最高层次上的回归，既扬弃了感性具体的混沌性，又扬弃了知性分析的割裂性，以一种更高的理论形态达到了思维的超越性。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里所说：“我们的美学是现代的，和旧美学不同的地方是从历史出发而不从主义出发，不提出一套法则叫人接受，只是证明一些规律。”(16)但我们又不能忽视“本质化”研究，必须结合“历史性”研究所总结的一些历史经验，综合各种规定，并进行理论提升，达到有机联系的整体统一，以便建构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康德谈论理论框架的建构时，将结构比之于建筑。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指出，“故建筑术乃吾人知识中关于构成学问之学说，因而必然成为方法论之一部分”，“故全体乃一有机组织的统一体(articulatio)非一集合体(coacervatio)。此种统一体自内成长(per intussusceptionem由内摄取)，非由外部的增加(per appositionem由于附加)所致”(569—570)。“自内成长”是理论框架建构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强调由材料的内在规律决定的，而不是由外部人为的强制。这个“内在规律”最根本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同一定的物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其上是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法律的和政治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82)。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从社会存在去寻求社会意识，始终是一条根本性的规律和一种根本性的方法。因此，我们“历史地”而非“本质地”总结经验和教训，综合各种规定，进行理论提升，建构理论体系，正是在这些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

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艺学”的基本原则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艺学”的基本原则由党和国家相关重要文件所决定。例如，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文艺座谈会并发表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0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此讲话于次日发表)，同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的《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等，这些重要文件是我们“政治文艺学”理论建构的基石。在此基础上，我们归纳出“政治文艺学”基本属性、政治文艺学与生产的关系，以及“政治”与“文艺”各自的边界。这些文件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艺学”的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成果，指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9)

　　我们的“政治文艺学”基本属性是，我们的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需要文学艺术的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857)其后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强调这一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二为”方针，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5)，努力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这些精神表明，我们的“政治文艺学”必须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民族复兴服务。这是基本原则。

　　我们试图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艺学”，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社会生产方式”入手，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我们则从“文学生产方式”入手，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密切联系“社会生产关系”，总结经验，概括规律。我们要高度重视马克思提出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原理，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艺术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也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基础对艺术发展有积极的作用是肯定的。这种“不平衡”关系有两种典型的体现：一种情况是某些文艺类型只能兴盛在生产发展相对低级的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繁荣阶段也就过去了，马克思指明的古希腊神话和史诗就是如此。另一种情况是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并不是成比例的。在我国物质生产相对发达的今天，我们的文艺生产不应陷入这种“不平衡”陷阱，要写好新世纪的“中国故事”，不断增强中国软实力。

　　“政治”的边界可以用“强化政治”与“弱化政治”来区分。在特殊时期，尤其是在国内国际局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强化政治”是难免的；在国内国际局势比较宽松的情况下，“弱化政治”就更加适宜。例如，延安整风运动的发生，其导火线是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损失惨重，此前毛泽东就对国民党怀有戒心，制定了先发制人的计划，被共产国际否决。这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文艺上，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渐掀起自由主义思潮。因此，整顿党风、整顿学风、整顿文风就水到渠成。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纷纷发表。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20世纪80年代，“弱化政治”一度开始显现，这种弱化与国内国际政治背景不无关系。“文艺”的边界在这里主要考察“文学”的边界。其通常边界是四大文学类别：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大文学”概念逐渐受到重视，“文学”边界不断扩大。我国的传统“文学”有纯文学和杂文学之分，纯文学范围太窄，杂文学范围太宽。当下的“文学”则要适当改造，使纯文学范围适当放宽，杂文学范围适当收窄。例如，网络文学、文艺性“博客”、文艺性“跟帖”等都可以纳入“文学”之中。这些新型文学是网民心声的反映，值得高度重视。“政治”与“文艺”的松紧度，一般来说，“政治”紧张，“政治”与“文艺”的关系也十分紧密，“政治”宽松，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比较松动。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松紧度，既是一种政治技术，又是一种文艺技术。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艺学”的二重视野

这种视野下的“政治文艺学”，我们称之为“小政治文艺学”。只要阶级存在，文学试图超越“阶级性”而反映普遍的“人性”就显得既奢侈又虚妄。尽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逐渐远去，尽管我们不再强调“阶级”，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只要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现象存在，“阶级”就存在，就会或隐或显地反映在作品中。在强化“阶级”的阶级社会中，文学的阶级性十分突出。斯大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对于了解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具有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体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社会的艺术观点受阶级斗争的制约，而且归根到底受到经济制度发展的制约。组成文学艺术的内容的艺术观点也就是一定社会和一定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要求的反映。在对抗性社会的条件下，文学艺术不可能对各个阶级采取同一的毫无区别的态度。毛泽东指出：“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865)历史证明，在原始社会制度结束到共产主义以前的几千年的过程中，阶级斗争的规律对于文学以及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各种艺术观点的发展，一直都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文学本身的影响只可能在相对的条件和前提下起作用，这些条件和前提又取决于某一国家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关系。因此，文学紧密地与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尤其与一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斗争的形式相联系。

　　反映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利益的文化与另外含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因素的文化并不是彼此隔绝的。它们互相联系着，同时在这个意义上它们还是一个一定的统一体。但不应把这种统一理解为在协调意义上的，以及没有矛盾、没有阶级斗争的意义上的统一。在对抗性社会的每个民族文化中，经常进行着两个方面的斗争：进步的、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东西与反动的，和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相联系的东西之间的斗争；新与旧之间的斗争——生长着的、发展着的东西与衰颓的、死亡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这两方面的斗争在文学上也有它的反映。文学即是由于它与人民的、民主主义的方面或是与反人民的方面相联系而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意义。(毕达可夫 119)

　　因此，在阶级没有完全消灭的社会里，“阶级”视野下的文艺学理论的建构就顺理成章，我们称之为“小政治文艺学”。

　　这种视野下的“政治文艺学”，我们称之为“大政治文艺学”。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可谓最大的政治。马克思主义从关注无产阶级出发，到最后关注全人类，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点之一。马克思主义从“阶级”视野扩展到“人类”视野。为此，我们的“政治文艺学”的理论建构也从“阶级”视野扩展到“人类”视野，从“小政治文艺学”扩展到“大政治文艺学”。历时地看，许多文艺珍品具有历史超越性；共时地看，许多文艺珍品具有时代超越性和民族超越性。总体来看，许多文艺珍品具有全人类意义。

　　历史的东西与其他时代之间绝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在社会生活中遇见许多这样的现象，它们并不随着产生它们的那个时代的消逝而消逝，相反地，却继续在其他的历史条件下存在。如人和自然的关系、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大人和小孩的关系，或者像意志、勇敢、智力、崇高等人性的基本特质，都可作为这样的例子。[……]假如作家描写一定的性格时善于表现它的历史特质，那末他必然会在这些特质中揭示出为其他历史时期的人所共有的一般特点。(毕达可夫 164)

　　作家描写具有历史特质的一定性格，这性格并非局限于特定的时代或特定的历史，而是具有超越性，甚至成为共性。许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坚持这种观点，从马克思到高尔基，再到毛泽东，无不如此。毕达可夫对此作了高度概括：

　　个别民族所创造的伟大的文化珍品会超出民族意义的范围并且成为这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宝库所作的贡献。许许多多不同的民族创造了大量文化珍品。这些文化珍品虽然按其本性和形式来说仍然是民族的，但同时也具有全人类的意义。

　　例如，马克思就指出过古代艺术的全人类的意义，在这里他看见了对人类的童年时期的最完全、最正常和最美好的反映。高尔基指出，全人类的东西在俄国文学中比在其他国家的文学中更为响亮，全世界都承认俄国文学的意义，全世界都赞叹俄国文学的美和力量。

　　[……]具有人民性的全部特征的、描写对全体劳动人类都是重要的和有利的现象与性格的作品，是有全人类意义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这个理论是决定文艺作品的全人类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毕达可夫 166)

　　这种概括不仅具有宝贵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鲜明的实践意义。对世界无产阶级来说，苏联文学和中国社会主义文学都具有全人类意义。刘慈欣的长篇小说《三体》描写了“三体文明”对“地球文明”的毁灭性威胁，冯骥才的著作《末日夏娃》描写了现代高科技导致人类的毁灭的可怕结局，这些作品均因为超越民族、超越国度、超越阶级、超越种族而具有全人类意义。因此，不管“阶级”是否存在，只要我们拥有超越意识，超越各种疆界，上升到全人类视野，高度关注全人类的命运，“大政治文艺学”的建构就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艺学”的基本品格

狭义的“党性”是指政党属性，广义的“党性”是指一切思想性。文学的“党性”可以理解为“对一定的社会阶级利益的反映，以及文学按照这些利益所实现的对人们的教育”(毕达可夫 124)。党性原则，狭义地说，是指共产党员在实际活动中必须坚守的党的各项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3)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明白的道理，都必须始终坚守的准则。党性原则主要包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行动的指南；以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奋斗目标并为之奋斗终身；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觉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在高度自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铁的纪律；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在一切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党性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艺学”的理论建构也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党性原则表现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文学艺术现象的态度的本质。列宁说：“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全集》，第一卷 363)列宁的著名论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是苏联文学理论的根本文献，列宁主义的党性原则是苏联文艺学的坚实基础。这种原则使无产阶级文艺学与腐朽的资产阶级文艺学严格地区别开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如此，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具体体现。2015年9月11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意见》规定了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出更多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文艺精品，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3—4)。《意见》还突出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文艺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各级党委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宏观指导，把好文艺方向，防止把文艺创作生产完全交由市场调节的倾向(《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16)。

　　“人民品格”体现为文学的人民性。这个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中最重要、最复杂的中心问题之一。人民性是艺术的现实主义方法的基础。人民性的主要的、决定的因素，应该是作品的现实主义的本质及其进步的思想倾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公，是历史的创造者。列宁说：“胜利将在被剥削者这一边，因为生活在支持他们，数的力量即群众的力量在支持他们，一切自我牺牲的、有思想的、忠实的、勇往直前的、觉醒起来去建设新事物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潜力与天才的取之不尽的源泉的力量在支持他们。胜利属于他们。”(毕达可夫 141—142)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学说出发来研究文学，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学史上的进步的、革命的特征及倾向。按照列宁的思想，文学的真正的人民性是与体现人民的优点、人民的理想，以及体现一切能促进劳动群众历史发展的东西这一点相联系的。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那样：“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855)人民群众所经常关心的是对现实的真实的反映、对生活冲突和倾向的深刻的揭露。别林斯基早就指出：“人民性并不是什么优点，而是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必要的条件，如果把人民性理解为对某个民族或某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和性质的正确的描写的话。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活都是表现在自己的、为它所独有的形式中。因此，如果对生活的描写是真实的，那么这种描写也就是人民的。”(毕达可夫 144)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人民”。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有两条，即“在国内，唤起民众”，“在国外”，形成国际的统一战线。这两条经验的核心是“人民”，在国内，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472)。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如此。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希望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2016年2月，他在主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时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同年5月，他在主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同年12月，他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人民品格”也是我们“政治文艺学”的基本品格。

　　理论来源于实践、指导着实践并且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文学理论也是如此。文学理论是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把文学实践经验加以概括和提高，就形成了理论。文学理论随着文学实践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文学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没有文学实践，便没有文学理论；文学理论一经产生，就要反转来指导文学实践。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倾向不单是文学理论所能决定的，而是各个方面的合力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是最进步、最科学的文学理论。它批判地吸收了历史上一切进步的文学理论，同时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一步总结了人类文学实践的经验，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学实践的经验，因而最富于战斗性和科学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思想，十分注重“实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如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282—284)。他特别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还引用列宁之语：“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284)最后总结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的“政治文艺学”必须具备“实践品格”。我们要打破本质主义的顽疾，“文艺学有鲜明的实践品格，这是长期的、多种多样文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升华，正是变动不居、鲜活的文艺实践构成了文艺学永葆生命力的现实基础”(范玉刚，第5版)。我们要倾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问题，积极探索文艺“人民性”的践行及其实践路径；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依靠我们强大的文艺力量，坚持实践品格，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艺学”的理想原则

我们这一核心命题，意在强调文学与政治的互动想象关系。这与有的学者提出的“文学想象政治”的命题不同。“文学想象政治”认为，文学并不从属于政治，单向地成为政治的工具，成为政治的想象，而是主动地用自己的独特性去想象政治，体现主体性与超越性，二者应平起平坐(刘锋杰 薛雯 尹传兰 7)。这种“审美优先”的观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文学艺术创造和批评的主导倾向，这与以前过度强调文学艺术的政治性意识形态原则有关，但“审美优先”也导致了另一种普遍主义式的去政治化倾向，即对文学艺术所本应具有的从根源上批判社会病理、揭示背后的权力结构性关系并追求人类全面解放的志向，一句话，即文学艺术的政治性之放弃。我们的命题“文学与政治相互想象”与此不同，不只是“文学想象政治”，也不只是“政治想象文学”，而是文学与政治相互想象，文学与政治密切互动。黑格尔说：

　　在相互作用里，被坚持为有区别的因果范畴，(α)自在地都是同样的；其一方面是原因，是原始的、主动的、被动的等等，其另一方面也同样如此。同样，以对方为前提与以对方为所起作用的后果，直接的原始性与由相互作用而设定的依赖性，也是一样的东西。[……](β)但上述这种因果统一性，也是独立自为的。因为这整个相互作用就是原因自己本身的设定，而且只有原因的这种设定，才是原因的存在。(320)

　　他说，在历史研究里，一个民族的性格和礼俗，与宪章和法律，到底什么是什么的原因？实际上，二者均可依据相互联系的原则去了解，在某一联系中，原因既是原因，又是效果，效果既是效果，又是原因。(321)

　　文学与政治相互想象，这种互动的原动力是社会政治思潮与文艺思潮、政府的政治决策与文艺方针、政党的政治倾向与文艺思想、知识分子团体的政治倾向与文艺思想，以及各时代民众的文艺风尚等所形成的历史合力，其核心是“人民力量”。这种“政治文艺学”研究的是政治渗入的文学，而非一般的文学；研究的是文学渗入的政治，而非一般的政治；研究的是互动之中的文学与政治，而非单纯的文学、单纯的政治。

　　即文学对政治的“傲慢与偏见”的克服与政治对文学的“傲慢与偏见”的克服。前者是指文学走进“象牙塔”中，营造自己的园地，无视外界的政治环境，无视人民的文化需求，我行我素，独自前行；或者文学投身经济大潮之中，极力追逐自己的利益，无视外界的经济环境，无视社会的影响，误导民众的价值观。“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如象征派文学、雅舍文学)，“为利益而艺术”的文学(如黑幕小说、香艳文学)，在百年中国文学演变过程中，逐渐让位于“为政治而艺术”的文学。后者是指政治强力介入文学，把文学变成政治宣传工具，无视文学自身的规律，无视作家的创造个性，强力贯彻国家意志，既伤害了政治，又伤害了文学，造成双重伤害的可悲局面。我们需要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在百年中国文学的演进过程中已经形成，即“人民”。在文学中，“人民”是一个重要主题，不同内涵的“人民”不断发展变化，甚至成为一个重要文学母体；在政治中，“人民”是一个核心内容，“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部分。问题是：在这个“平衡点”如何使政治与文学平衡？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双百”方针的提出就是一次伟大的尝试，可惜中断了；后来的“双尊重”文艺方针又是一次伟大尝试；目前，习近平总书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论述更是一次伟大尝试。

　　即“文艺的政治化”“文艺的政治色彩”和“文艺的政治契合”。“文艺的政治化”包括几种情形：一是极端情形，即文艺完全沦为政治的工具，如《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这一纲领性的文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文艺作品；二是文艺相对政治化，即文艺为政治服务，代表性的文件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由此催生的一些文学作品，代表性的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三是文艺主动涉及政治，即文艺呈现现出较浓的某种政治，如20世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文艺的政治色彩”是指作家创作时并没有强烈的政治意识，而是根据自己的创作理念自由创作，但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作品自觉不自觉地带有政治色彩，例如与革命历史体裁迥然不同的一些新历史小说，像《白鹿原》。“文艺的政治契合”可谓最高境界，其意为作家创作并没有受政治的影响，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个性和特长而自由创作，但其作品的主旨与当局的政治理念存在异曲同工之妙，即契合。如上述刘慈欣的长篇小说《三体》和冯骥才的著作《末日夏娃》，这些作品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与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五、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艺学”的结构模式

为了更好地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艺学”，我们试图用四个关键词来建构研究框架或者说阐述模式，这四个关键词是：“‘人民’文学主题”“人民中国”“社会形态”和“原动力”。“人民中国”的概念是在“乡土中国”概念的启发下提出的。“乡土中国”概念见诸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书。费氏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性”有三方面特点：一是“乡下人离不了泥土”；二是不流动性；三是“礼俗社会”(5—9)。换一个角度看，中国社会是人民性的，这种“人民性”有四个特点：一是，中国绝大多数的民众处于基层；二是，普通民众往往追随能够体现其利益的政治团体或政党；三是，普通民众往往拥护顾及其利益的政府或一些政策；四是，普通民众适合阅读与其文化程度相适应的大众化文艺作品。因为我国是“人民中国”，近百年中国文学的“人民”主题越来越凸显；也因为我国是“人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逐渐确立并不断加强。在“人民中国”，文学的“人民”主题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不断互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至上”思想也不断强化。在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下，“以人民为中心”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更加巩固。“‘人民’文学主题”是抓手，“人民中国”“社会形态”和“原动力”是三大支点，这四个要素在百年中国文学“人民”主题的演进过程中形成内涵不尽相同结构却相似的“人民主题——社会制度”模式，这种阐述框架可称之为“四要素”模式。例如，在晚清，文学的“人民”主题实际上是“新民”主题。“人民中国”处于“臣民中国”向“新民中国”的嬗变之中。社会形态，在政治上，是封建专制向君主立宪制嬗变；在经济上，传统小农经济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逐渐破产，城市工商经济开始萌发；在文化上，传统文化遭遇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近代文化的强烈冲击。时代的原动力是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惨败所导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救亡图存成为当务之急，知识阶层首当其冲，知识精英毅然发起思想启蒙运动。由此，晩清文学的“新民”主题与反抗封建专制的斗争紧密联系，从而促进社会巨变，所形成的结构模式为“新民——新中国(立宪制或共和制)”模式。“四要素”结构模式具有开放性，这是因为“‘人民’文学主题”与“人民中国”中的“人民”内涵是不断变化的，“人民中国”也是不断发展的，从晚清被列强瓜分，发展到如今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二。“社会形态”和“原动力”更是变动不居、不断发展的，因此“四要素”结构模式就不可能是封闭、一成不变的。

结 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义中国为马克思主义贡献出了自己的智慧，其中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没有专门论述文艺学的部分，零零星星的文艺学资源难以与“政治经济学”匹配。社会主义中国根据自己在文艺上的政策、理论和实践，根据建党一百年来的文艺经验，可以逐渐总结归纳，尝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艺学”。这种“政治文艺学”既基于“历史的”，又不排除“本质的”，尤其强调“自内成长”，即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经验，通过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从感性具体上升到知性的抽象，综合各种规定，进行理论提升，达到有机联系的整体统一。这种文艺学是对“审美文艺学”的有益补充，有利于现有文艺学的发展，并使之丰富多彩。

　　范玉刚：《新文艺群体现象召唤文艺学的开放性》，《中国艺术报》2019年11月27日第5版。

　　[Fan，Yugang.“The Phenomenon of New Literature and Art Groups Calls for the Openness of Literature and Art.”27 November 2019.]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Fei，Xiaotong.：.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06.]

　　格奥尔格·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Hegel，Georg W.F..Trans.He Lin.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96.]

　　伊曼纽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Kant，Immanuel.Trans.Lan Gongwu.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97.]

　　弗拉基米尔·列宁：《列宁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Lenin，Vladimir.Vol.1.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84.]

　　刘锋杰 薛雯 尹传兰：《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Liu，Fengjie，et al.：-Shanghai：Fudan University Press，2013.]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Marx，Karl.“Preface to”.Vol.2.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7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Mao，Zedong..Vol.1.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Vol.3.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1.]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Vol.4.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1.]

　　《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5.]

　　依·萨·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

　　[Pidakov，Ivanov S.Trans.Peking University Literature and Art Theory Research Department.Beijing：Higher Education Press，1958.]

　　伊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

　　[Taine，Hippolyte Adolphe.Trans.Fu Lei.Hangzhou：Zhejia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20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Party Documents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Beijing：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Press，2017.]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Xi，Jinping.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6.]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