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文学批评史中，李梦阳、何景明的论文书事件，是考察弘治文学复古运动走向分裂的重要文献。论文书牍的写作，固然始于汉魏，兴于唐宋，但在明代诗文宗尚复古与文学总结的风气下，持续不断的流派更替及论争，让这一文论形式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生机与空间，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一些新面貌。现今学界对明代论文书牍的考察，基本上处于散点研究的状态，更多是将之视为研究明代文学家思想及文学批评发展史的一种材料，很少关注论文书牍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的演变历程及时代特征。本篇的目的，是在提出并廓清几个基本概念的基础之上，观察明代文学流派的共同体意识是如何介入明人的论文书牍写作之中，并推动这一文论体式的主要批评领域，从经验书写、文学史总结转向更纯粹、深入的学理辨析的。我们亦可借此观察，中国文学批评从近世向现代转型的一个侧影。
一、明以前的论文书牍传统及其写作姿态
论学书，一直是文人书札中引人关注的一种类型。其中的论文书，又因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设立，在各类文论作品选之编纂活动的推动下，为学界重视。当然，论文书亦有名、实之别，有的径以“论文书”“论诗书”“论乐书”等命名；有的题名虽是“与□□书”“答□□书”等常见形式，其内容却是专业性很强的文学批评。一方面，我们承认，实在定义下的“论文书牍”概念，更能反映古代文学批评的复杂面貌；另一方面，既然作者或编者将书信冠以“论文书”等专名，自然有其较自觉的编写意图，作为研究者，对其中蕴意进行深究，亦有必要。自六朝隋唐至明清近代，论文书牍一直是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路径之一。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4册)，收录论文书牍160篇，其中36篇有释说，124篇以白文本形式附录；①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文论选》(7种9册)，收录论文书牍339篇，皆白文本，无释说；②黄霖、蒋凡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4册)，收录论文书牍65篇，皆有释说。③另羊春秋编的《历代治学论文书信选》，是至今唯一有关论文书牍的专门选本，收录论文书牍91篇，④其文本阐释颇多可观，惜篇目多见于郭绍虞选本，新发掘的文献略显不足。总的来说，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古代论文书牍的整理，在文献发掘(郭绍虞本、人民文学本)、文本阐释(羊春秋本、黄霖本)两个方向皆有较大的推进，经数代学人之努力，已达到相当可观的文献规模及研究深度。
当然，与之对应的缺憾，亦客观存在。郭绍虞、人民文学、黄霖的三种历代文论选，都把论文书牍与其他类型的文论作品放在“整体文论”的框架内，这固然有打破文体壁垒的宏通优势，但也造成了我们对论文书牍之文本语境与文类机制的探究不足；专门的论文书牍选如《历代治学论文书信选》，相关文本阐释多停留在一些经典的名篇上，我们若能挖掘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来，或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明清文学的批评网络。综上而言，文献发掘、文本阐释、体制考察三个维度，至今仍难较好地统合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论文书牍研究的深入推进。如果说宋元以前的情况，因为名家别集与断代文章总集的整理已较成熟，相关研究可以循序展开，那么，明清的论文书牍，虽已整理出上百篇作品，甚至一些个案研究相当深入，但在总体上，仍处于一个只论“点”而难论“线”“面”的分散状态。这个时候，经由六朝唐宋论文书牍总结而来的经验及学理认识，既可以明确明清论文书牍中一些复杂话题的历史源头，也可以归纳出文类内部相对稳定的体式规范与层级差异。它们作为论文书牍的基本批评观，既被后代创作者沿袭，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这对我们深入讨论明清论文书牍的情况，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现存最早的群体性论文书牍，出现在文学自觉的魏晋时代，以曹丕、曹植兄弟与其周边文人的书牍往来为代表。特别是曹丕《与吴质书》、曹植《与杨德祖书》等名篇，各论当世作家及诸友之文，为后世论文书牍的先驱。至于径以“论文书”为题的撰写体例，北宋姚铉所编《唐文粹》中的柳冕的《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与徐给事论文书》《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答杨中丞论文书》《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五篇，当为最早。当然，六朝隋唐的作品，多倚赖宋以后的实物文献存世，且以选本、类书为早期著录形态，其现存文题是否为原题尚难言确凿。但考虑到韩愈、柳宗元的宋刻文集中已有《与冯宿论文书》《与友人论为文书》《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等用例，而柳冕又是古文运动在韩、柳之前的先驱人物之一，那么，中唐古文运动及其思潮对“论文书”的自觉定名，可谓至关重要。
一般来说，无论在别集还是总集中，论文书牍均见于“书”卷中，这是常规的编录方式。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书”的类型亦被不断细分。在构成中国文章正典序列的《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明文海》等文章总集中，论文书牍逐渐被归并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类。这些总集中的论学、论文书牍，数量众多，覆盖面广，体现出编者对书信论学方式的着重关注之意。如《唐文粹》卷84—85，虽未定名，实论文书牍之属；与之同时代的《文苑英华》，卷690专列“经史”一类，与“劝谕”“交友”“荐举”等书牍并称；《宋文鉴》中的九卷“书”以作者时代编次，未作二级分类，大致以论时务、学术为主；《元文类》篇幅较小，“书”仅一卷，收录的11篇书牍，皆专题性议论文；至黄宗羲所编的《明文海》，论文书牍终成大观，此书卷151—159标识“书·论文”，卷160—162标识“书·论诗”，共十二卷的规模，实为清初文人对明代论文书牍的一次回顾与总结。在一定程度上，亦可视为一部变相的明代文论史，只不过主事者没有直接发声，而是用编排削删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文论史观。明代甚至出现了论文书牍在别集中单独成卷的情况，方应祥撰、李际期编的《方孟旋先生合集》二十卷中，有十二卷为书牍，分类定卷，共十二类，“论文”为诸类之首。书中另有“经济”“理学”等书牍类型，可见论文书牍作为论学书牍的一个子类，已经相当独立，成为文人思想的常规表现形式之一。
宋代以来论文书牍独立性的逐渐确立，亦与“书”和“尺牍”开始明确区分有关。浅见洋二指出，在宋代的文集编纂中，“尺牍”开始成为与“书”不同的独立文类。⑤一般来说，“书”多为长篇，所论为非日常的重要事务；而“尺牍”多为短篇，与日常的私人活动有关。显然，文学批评意识强、长于理论辨析的论文书牍，在文体类分之后，更明确地归属于“书”而不是“尺牍”。也就是说，随着“尺牍”的自立门庭，“书”中私人性、日常性的内容逐渐流失，学理性、公共性的长篇开始占据“书”的主流，这为各类论学书牍走向专精提供了动力。
从体制特征来说，“书”的独特性在于其对话性质，即《文心雕龙·书记》概括的“辞若对面”(刘勰 456)，写信人与收信人的文字如同面对面的交谈。因此，“书”往往有一个特定的预期读者，其语境受限于往还书信之内容，而不像论、说、原等正宗的议论之体那样，其预期读者为公共人群。虽然也有作家期待书信的读者不止寄赠对象，还有历史读者，但他在创作过程中，仍需考虑现实读者的阅读反应及实效。
依据书信双方身份、地位的差异，可将论文书牍大致分为地位不对等的“投献型”与“示答型”(以下简称“投书”“答书”，统称“投答型”)，及地位大致平等的“对话型”三种。此分类固然与书信双方的身份认知有关，但本质上还是因为身份的差异造成了使用者对书牍功能的理解有别。唐人的论文书牍，因其导夫先路的位置，多成经典。其中很多名篇，究其语境，多与后学问教有关，是具有指导后学性质的示答型书牍。如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是他元和八年(813年)在永州司马任上，指点“自京师来蛮夷”(柳宗元 871)拜师学文的韦中立之作；其《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及李翱的《寄从弟正辞书》、皇甫湜的《答李生书》、孙樵的《与王霖秀才书》、司空图的《与李生论诗书》等，观其题意及正文内容，收信人皆科场未第之士子，亦属于前辈教导后学之文。⑥
这些书牍集中出现在中晚唐，与当时进士科兴起、社会阶层流动加剧有关。越来越多的普通士子想借文学之阶梯进入政治之世界，却不得学习之法，便希求通过向文坛名家请教，获得一些经验上的指授。⑦李翱的《寄从弟正辞书》，开篇即“知尔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怀，念勿在意”(李翱 431)；皇甫湜《答李生第二书》，亦有“近风偷薄，进士尤甚，乃至有一谦三十年之说，争为虚张，以相高自谩[……]生美才，勿似之也”(王定保 60)的勖勉之句。甚至韩愈的《答李翊书》《答尉迟生书》，作于贞元十八年(802年)李翊、尉迟汾进士登第的前一年，二人投石问路之意甚明。作为文坛前辈的韩愈，也乐于承担起文学导师的角色，引导文学思潮之潜流，培植步趋自己学说的年轻后进。
宋元的情况亦大致如此，名篇如王禹偁的《答张扶书》、欧阳修的《答吴充秀才书》、苏轼的《答谢民师书》、黄庭坚的《答洪驹父书》等，皆指点后学，有授之以渔的姿态。著名的论文书长篇——元代郝经的《答友人论文法书》，开篇即“急来惠问作文法度利病”(郝经 512)云云，对方来信的初衷，已决定了信中话题的深度。在这一类书信中，授学一方固然地位较高，可以充分地表达文学见解，但其指点多在学文的门径与技法，及有意扩大个人学说的社会影响。考虑到初学者的知识结构与层级，师者的解惑不涉太精深的文学话题。
与“示答型”相比，“投献型”书牍受身份、地位的约束更加明显。年龄、阶层、官职品阶、文坛地位等要素，都会影响投书者表达其文学观念的力度。总的来说，投书不具备展示文学批评新见的充裕空间，在观点的论辩力度上要弱于答书。当然，也有个别投书者以鲜明的姿态引起高位者的共鸣而获得成功。如张籍在《上韩昌黎书》中指出韩愈不合圣人之道的缺点，“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为博塞之戏，与人竞财”，希望他能“绝博塞之好，弃无实之谈，弘广以接天下士，嗣孟轲、扬雄之作，辩杨、墨、老、释之说，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张籍 993)，言词直切。李商隐的《上崔华州书》同样立场鲜明，对中唐以来“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文章风气表达了不满，提出“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李商隐 108)的文学主张。可以说，这些论文书牍之所以成为名篇，正是因为其中观点迥异时流，特出于一般的投书之外。
与上述两种类型不同，元稹的《叙诗寄乐天书》、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则是双方地位较平等的“对话型”论文书牍的代表。等位对话的姿态，确保论者可以自由且自觉地对某一话题进行回顾与思考。当然，唐人尚未对“书”与“尺牍”的文体类分有明晰的认识，故论文书牍中承载了大量的私人与日常经验，其中的文学批评模式，更偏向基于经验的总结式，而非学理至上的专题式讨论。如元稹以“稹九岁学赋诗”(元稹 351)开篇，总述自己近四十年的诗歌创作经历及所得；白居易亦“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白居易 960)。那么，他们的诗文得意之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将书牍中的常见内容，分为论文学原理、论文学史、论创作经验三类。由此返观白氏的“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其中“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至“言者无罪，闻者足诫，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论文学原理；“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至“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论文学史；“仆常痛诗道崩坏”以后，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白居易 962)。一般来说，单篇书牍的言说范围越宽，其议论越平泛；驻足于某一话题，进行集中的讨论，更能推进学术的发展。唐宋的“示答型”论文书牍之所以在批评史中更受重视，就是因为其中内容多属创作论的范畴，介绍诗文的宗法对象，写作的经验、路径、法则等，带有较强的实用性与经验色彩；另一批被当代学人重视的作品，则是论文学史的书牍，如曹丕、曹植等人论当世作家及诸友之文，是典型的对当代文学实况的描述与评价。与以上两类具象化、经验主义的文论方式不同，中国古代文论不以概念辨析与理论建构著称，故专论文学原理的书信较少且晚出，如王廷相的《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虽晚在明代，仍是关于文学意象论的一篇重要文献。⑧一旦明白了文学原理论、文学史论、文学创作论三类在论文书牍中的大致关系，那么，在论文书牍的发展早期，像元、白这样的一流作家介入论文书牍的写作，并将之视为个人文学总结与理论思考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不仅是私淑教育、张大门庭的工具的做法，无疑是对论文书牍的一次功能升级。这也为日后论文书牍的发展，从文学史批评走向文学概念及原理的发微，创造了实在的可能。
由此可以说，“对话型”是一种较易推动话题深入的类型。不过，现存的宋以前文献中，构成等位对话的两篇论文书牍都被保存下来的情况并不多。⑨然而在明代文献中却颇有数量，学界熟知的李梦阳的《驳何氏论文书》《再与何氏书》与何景明的《与李空同论诗书》，李梦阳的《与徐氏论文书》与徐祯卿的《与李献吉论文书》，茅坤的《复唐荆川司谏书》与唐顺之的《答茅鹿门知县》等，都是相当重要的作品。它们所造成的同一文学流派内部的论争张力，是前代论文书牍无法比拟的。笔者以为，构成直接往复关系的对话型论文书牍，是明清文论研究中有待深入挖掘的一个领域。
总的来说，唐代作为论文书牍发展的第一个质变期，其批评重创作之格局、眼界，及学习、创作经验的具体传授。其中如经典学习、文学流变、文教关系等话题，大致基于历史性思考，较少涉及文学原理诸问题。宋代以来随着“书”体定位的日益明晰，论文书牍亦在这一过程中走向专精，立足于文学本位的思考与探讨渐趋密集。在思想内容上，既有对唐人学说的借位与拓展，也有新学说、新议题的创立与探索。不管怎么说，明代以前的论文书牍，是研究明清文论必须面对的一个写作传统，只有整理好了前代遗产，才能更好地认识后人同类写作中的创新之处。
二、从独白到辩难： 明人论文书牍的文本语境与内在张力
明代的文学论争，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高峰。之前的唐宋，在论争的自觉性及深度上不如明代；之后的清代，在流派内部的批评张力上，亦有一定程度的减弱。这一时期的文学论争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文学流派的不断更替，及流派内部的反思与分裂，制造出了充裕的论争空间。相关研究，以冯小禄关于明代文学论争的两部专著最具代表性。⑩这些论争如何通过文本表现出来，可以有多种文体形式，论文书只是其中一端而已，但李梦阳-何景明、唐顺之-茅坤、陈子龙-艾南英诸次论争的影响力，让书牍这一体式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声名大振，也是客观的事实。然而，如果我们回到文学批评的现场，仍存在不少疑问： 这些在批评史上赫赫有名的论文书牍，其创作伊始的预期读者有多少？我们对书牍的阐读，是否应警惕无视论说语境而过度阐释的倾向？书信本私人物品，在结集传播之前，作家通过什么途径将其批评效应最大化？作为文学批评史之重要文献的论文书牍，其意义到底在于进入“过程”的批评现场，还是后代批评家(结集一般发生在作家晚年甚至去世以后)在前代作家经典光环下的一次重新考掘与群体认同？以上有关文类运作机制诸问题，前辈学人在使用书牍材料讨论文学批评话题时，并没有太留意。如前所言，在唐宋的论文书牍中，双方地位有差的投答型占据相当的比例。其中的投书受限于写作者的低位，难以全面、深入地对文学话题展开讨论。答书则体现年长者或高位者的谆谆教诲，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文坛前辈对某一类学习话题的经验独白，至于他面对的是张生还是李生，并不会对书牍内容产生太大的影响。举子们的提问大同小异，相关回答难免有程式的痕迹，其内容不如学者间的讨论那么深入且有针对性。
与投答型论文书牍不同，在明代文学批评史中，对话型论文书牍拥有较大的空间。有的反映流派内部的分歧，如李梦阳与何景明；有的则是不同观点之间的辩难，如陈子龙与艾南英。类似的等位对话，唐宋亦有之，如元稹、白居易的论诗书牍，就是两位诗人就文学史观及创作经验的自觉对话。但元、白的对话重在表达个人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仍属于一种自足而论的学术独白。明人的论文书牍中，有不少往复书信俱在的情况，让我们足以了解具体的言说语境；其观点针锋相对，深剖细析，也更接近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辩难。这与明人文论的自觉程度有关，亦有赖于明代集部文献相对完好的保存度。
本篇所谓的“境内”驱动，是相对于“境外”而言。在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中，有过禁止“境外交”的明确规定。如王世懋《与吴明卿》曰：“于鳞狷介，曩实注情足下。以足下有境外交，遂使子与得跻而上。”(王世懋 527)吴国伦复信曰：“于鳞评诗，时跻子与，时跻仆。仆皆安之，意于鳞无它心也。若曰仆有境外交，而于鳞心薄之，则于鳞大谬矣。”(吴国伦 321)这一名词虽出现甚晚，却颇能反映明代文学流派自茶陵派以来，在阵营壁垒上的泾渭分明之态。当然，拒绝“境外”的力量，不等同于锁闭门户，反而让批评家之眼光及思考的着力点，放在“境内”的各种文学细节上，在无疑之处生出新的疑问来。这种对“境内”裂缝的发现与探讨，也在一定程度上，将明代文学批评中的精英化一路，引向专精而非广博的路径。与清代学术偏向实证不同，明代学术特别是理学，善于对抽象话题作细致入微的探讨，黄宗羲称明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黄宗羲 17)，其言颇中肯綮。在这一学术风气影响下的文学批评，在某些局部用意于文学精微之处的探究与追问，亦在情理之中。
本篇无意将“境内”“境外”的概念，局限于带有强烈自觉意识的文学流派及其核心作家群。笔者认为，只要作家在文学身份及观点上，认同某一文学共同体的独立性，并具有一定的排他意识，那么，他在此共同体范围内的文学活动，便是“境内”；对此共同体之外的文学群体及诸现象的批评或互动，便是“境外”。也就是说，“境内”“境外”未必需要围绕文学本体(如复古文学、性灵文学)来讨论，也可以文学外围属性(如馆阁文学、地域文学)为讨论对象。较自觉的“境内”论文书，可追溯至韩愈、柳宗元、张籍等人的作品。由此，对话型论文书牍，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不同共同体之间的批评，多意气之争，且难以调和；二、某一共同体内部的反思，多内部路线之争，论者的态度或有轻重缓急，深度却颇可观；三、无共同体意识的常规批评，可观者少，但有一种情况需留意，即针对性极强的批评。这类批评者于己无共同体的意识，但对其他共同体却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如徐渭之于诗文复古派、汤显祖之于戏曲声律派等，他们未必建构学说，但对文坛的主流学说有很强的破坏力。通观明代文学论争的发展史，前中期流派林立，此消彼长；后期个体突出，解构性强。按理来说，第一、第三种类型，应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事实上，明人论文书牍以第二种类型尤为显眼。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人从内部发现问题并予以突破的意识，或许比常规文学史所呈现的更加自觉与复杂。
我们以“前七子”领袖李梦阳为例。最早收录李梦阳书信的《空同集》，将李氏书信分为两卷，前一卷为写给同辈的“对话型”书牍，后一卷则为写给师长的“投献型”书牍。这里违背常情未将写给师长的书信置于前，或出于文学价值的考量，因为李梦阳较具文学批评与理论建构意义的书信，均出自“对话型”书牍，其中就包括在明代引起激烈反响的致何景明、徐祯卿的书信，而他写给师长的书信则端正拘谨，未深入探讨文学话题。后一卷书信中，以写给业师杨一清的《奉邃庵先生书》为最多，其中六篇与李梦阳点评《石淙诗稿》有关。然而这些书信对文学话题并无深论，李梦阳对杨一清诗的批点可见于《石淙诗稿》刻本，颇有见地且未留情面，但在书信中限于语境，对杨的作品只有几句简单的概括，全为浮泛的褒赞之辞，足见双方身份差异对论文书中批评话语的限制。
现存李梦阳的“对话型”论文书牍中，与徐祯卿、何景明、吾谨的三组具有较高的批评价值。三组书信分别作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正德十年(1515年)左右、正德十二年(1517年)后。李、何作为文学复古运动的密友与领袖，展开深入的对话，前人研究成果已多，此不赘言。而在李梦阳眼中，刚登进士的徐祯卿同样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文学俊才，他在二人会面后寄上《与徐氏论文书》，亦见其迫切、诚恳之意。由于徐祯卿在面谈中表达了“窃欲自附于下执事”(李梦阳 652)的愿望，李梦阳在信中直接向他提出了改六朝而趋两汉的建议。二人都视对方为“境内”之人，徐信古而欲从游空同左右，李则引导之以同声相求。李梦阳在信末要求“更一深论”(李梦阳 653)，可见未将徐祯卿视为普通的后学之士，而是可与之深入对话的同道密友。
至于吾谨，在进士登第后上书乞归，“强项诸公间，与李、何谈文章，与王先生谈性理之学，率负气，矫矫雄辩”(屠隆 259)，表现出相当自觉且深刻的论文能力。作为收信人的李梦阳，其回信内容无法停留在偏实用性的经验之谈上。其回应虽较简短，却聚焦在以“字象”“笔精”(李梦阳 656)等书法概念论文法的狭小范围内，反映出无论是寄书者还是收信人，都必须在学习的普遍疑难之外，针对某一个具体话题发表个人见解，方能得到对方的尊重。吾谨的“师意”观与李梦阳的“师辞”观有不小的差异，但总的来说，此时的吾谨仍主张复古，对以李梦阳为首的文学复古人士充满敬意，无论“师意”还是“师辞”，都是在“师古”理念下发明己意，仍可归为“境内”的分歧。在给郑善夫的《与郑继之地官书》中，吾谨明言“今之为诗者，仆尝推李献吉、何仲默、孙太初为善，追逐古昔”(黄宗羲编 1567)，可见他不满的只是复古思潮下的逐流之辈而已。之所以将李、吾之争归为“境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梦阳在《驳何氏论文书》中，曾提到“故予尝曰作文如作字”(李梦阳 655)，故《答吾谨书》中的“字象”“笔精”之喻，实可视为李、何之争的一种思想延续。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境内”，不只是用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来吸引同道，产生一种文学群体聚合上的内在驱动力；同样是辨章学术，深究并强化同一话语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之异同及其层级，在文学“关键词”的层面，推动明代文学批评的发展。
我们再来看戏曲界的情况。近年来，有关汤显祖的另一次文学论争，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那就是汤显祖、刘凤之争。学界主要关注的，是汤、刘二人在乐学上的不同观点，因为从整体文学史来说，二人归属于不同的文学立场。但我们须留意，刘凤写信给汤显祖的时间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汤显祖时任南京太常寺博士，而太常寺官员的职责就是审音定乐。至少在刘凤看来，汤显祖具备与他深入对话的知识结构与文学观念。换句话说，讨论需要有相同的逻辑起点，否则容易偏离纯正的学术，而流于裹挟社会舆论的意气之争。带有舆论用意的文学批评，可以有很多呈现的途径，如集序撰写、诗话批评等，一般来说，会采用间接批评而非直接对话的方式，如汤显祖对沈璟改写《牡丹亭》的态度，就是通过给其他朋友的书信来表达和宣泄的。刘凤虽对汤显祖的戏曲取向未必认同，但既然他采用了论文书牍这样一种相对私人的对话方式，那么，其主观意愿仍是希望借汤显祖出任太常寺官员的契机，以乐律之学为桥梁，促成一次平和的“境内”辩论，而不是制造对立的舆论效果。
与之相比，清代的袁枚、沈德潜之争，表现出与前代截然不同的姿态。双方诗论观点水火难容，袁枚是心知肚明的。在这种情势下的论文书牍，与其说是一篇理性的商榷文章，不如说是一篇吹响战斗号角的檄文。从这个角度来说，《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再与沈大宗伯书》两封书牍，较接近现代学术中的商榷式论文，名义上是与某位作者商榷，实则是两位作家在公共场域中发声。与其说袁枚的预期读者是沈德潜并期望说服对方，不如说他面对的是所有期待这场论战的观众，立论的平允与否，将让位于声音在公共场域中的传播、接受程度。他在《随园诗话》中旧事重提，不过是用诗话的传播途径，作再一次的发声：“本朝王次回《疑雨集》，香奁绝调，惜其只成此一家数耳。沈归愚尚书选国朝诗，摈而不录，何所见之狭也！尝作书难之云：‘关雎为国风之首，即言男女之情。孔子删诗，亦存郑、卫，公何独不选次回诗？’沈亦无以答也。”(袁枚 15)从“沈亦无以答”，可知此事基本上是袁枚一个人的独角戏，无论沈德潜作答还是无以答，都正中欲与诗坛领袖辩难的袁枚之下怀，使得袁枚借势扩大自己学说的社会影响。
综上所述，论文书牍的往复张力，与文学流派及其论辩的自觉性密切相关。从早期汲汲以求社会阶梯的“投答型”论文书牍，到后来逐渐增多的脱离外物、围绕文学自身展开的“对话型”论文书牍；从对创作经验的总结、文学史的回顾、文坛现状的评述，到对文学原理及概念诸问题的辨析；从以自我陈说为主的论文独白，到流派内部相互求异的论文辩难；从私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到公共舆论中的批评之音。如果我们在探讨论文书牍之内容的同时，深究包括身份、地位、往复关系、传播途径等在内的书牍生成机制，及由此形成的文本语境，那么，古代论文书牍的发展脉络，可以得到更丰实的梳理与呈现。
三、作为“境内”批评方式的《与友人论文书》
与“友人”论文，在唐宋书牍中并不多见。现存最早的为柳宗元的《与友人论为文书》，稍后有孙樵的《与友人论文书》、陆龟蒙的《复友生论文书》。整个宋元时代，仅陈长方的《与友人论文书》、刘壎的《答友人论时文书》、郝经的《答友人论文法书》等数篇而已。因为可考察的样本偏少，学界尚无人讨论书牍中的“与友人”传统，其“友人”到底是一个虚构的言说对象，还是一位无法具名或日久遗忘的收信人。唐宋的样本不足以支撑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但在明集文献中，“与友人论文”一类的书牍存世不少，虽然明代的情况未必等同于唐宋，但不失为我们观察唐宋人论文观念及论文书牍体式流变的一个窗口。从古代书牍题名的生成机制来看，“与友人书”的存在，本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如果说唐代以前的书牍，尚存在流传过程中题名发生变异或丢失的情况，那么，宋元以后的书牍，主要依赖于作家别集流传，只要别集的早期版本尚在，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其原貌。而且，古人在收信答复时，一般会将原信奉还寄信人。故从常理来说，作家生前或去世后不久编成的别集中题名“友人”的书信，不是无奈的失忆，而是一种特定的书写方式。
“与友人”作为一种观念，其言说对象的虚化，与其对话性的消退、议论性的凸显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逻辑关系，尚难定说。明代以前，没有“论□□”后缀、仅有“与友人书”四字的题法很少，如宋祁《景文集》中四篇，为寥寥数语的短札而已。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题曰“与友人”的书信，就必须在内容上偏于议论。即使在论学书牍丰富的明代，文人别集中题曰“与友人书”的日常书信同样众多。但另一方面，至晚在元代，李存的《与友人书》已是长达千五百字的论学书牍了，“友人”观念虚化并伴随议论性的兴起，作为一种创作选择，至少已在一部分文人中普及开来。
与前代文献少征不同，明集中的“与友人论文书”，就文题之生成而言，至少有三种情况。首先，题曰“与友人论文”，而收信人清晰可考。顾璘的《答友人论文》中有“顷者获读《拘虚集》所载，才丽学侈，诚今闻人也”(顾璘，《息园存稿》 1272)一句，则此信的寄赠对象为上元人陈沂。顾璘与陈沂、王韦并称“金陵三俊”，朱应登继起，合称“金陵四家”，可谓文坛密友。信中注曰“少作”，当作于弘治九年(1496年)进士登第后。顾璘在陈沂墓志铭中，有“璘自登第后相结为文友，倾心四十余年，切劘契许，日益胶固，真如兄弟骨肉”(顾璘，《凭几集续编》 1002)之句，可知此时与陈沂结交未久。题中“答友人”的写法，或可理解为顾璘晚年编集时，对二人同道之谊的一种纪念。至少在他的观念中，“与友人论文书”，是一种引为同道的姿态。他放弃了“答陈鲁南书”或“答陈鲁南论文书”的常用题法(同卷另有与陈沂书牍四通)，而选择采用“答友人论文书”的题法，绝不是对陈沂的轻视，而是对二人论文经历的高度认可。这种观念的形成，实为唐宋论文书传统与明中叶论文书风气的综合产物。
其次，有的作品原为其他议论文体，后被改题曰“与友人论文书”。如袁宏道的《与友人论时文》，在早期的万历三十年(1602年)吴郡书种堂刻的《锦帆集》中，题作《诸大家时文序》；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其弟袁中道编《袁中郎先生全集》时，尚存原貌；但至崇祯二年(1629年)的《袁中郎全集》四十卷本，编者改题曰“与友人论时文”，并将之从杂著卷移至尺牍卷，使其完成了从集序到论文书的变身过程。由于四十卷本流传最广，后来许学夷的《诗源辩体》、贺复徵的《文章辨体汇选》等引录此文时，皆题作“与友人论时文”，进一步巩固了其论文书的身份。袁宏道此文，主张在文学代胜的视野下，看待时文的“意则常新”“调则无前”(袁宏道 185)。他高度评价瞿景淳、唐顺之等的制义文，批评对象直指当时的文学复古派，实有引同伐异的笔法在其中。但相同的文本，置于不同的文体语境中，其阅读感受有不小的差别。编者对题名的改动，应是考虑到了在一般读者的眼中，集序文字多彰谀之嫌，论文书批评则带有强烈的共同体意识。而“与友人论文书”自带的对话性减弱、议论性加强的特征，正为文体上的改头换面提供了可能。
另外，明集中有不少“与友人论文书”，明确标曰“馆课”，属翰林院庶吉士的应题之作，题中“友人”，显为虚指。如正德十二年(1517年)庶吉士汪思、陈沂，二人文集(《方塘汪先生文粹》《石亭文集》)中都有《入馆后与友人论文书》，那么，他们的同年状元舒芬，其《舒梓溪先生全集》卷九《与友人论文》，是馆课的可能性亦大；又如隆庆五年(1571年)庶吉士吴中行，其《赐余堂集》卷四俱为“馆课”，中有《与友人论学书》一篇，一旦明确了此文性质，同为隆庆五年庶吉士的刘虞夔，其《刘宫詹先生文集》卷五的《与友人论学书》，虽未标识“馆课”，实为同时应题作品；再如万历十七年(1589年)榜眼陶望龄，其《歇庵集》卷二十俱为“馆课”，中有《拟与友人论文书》一篇，其同科庶吉士周如砥的《青藜馆集》卷四《与友人论文》、冯从吾的《冯少墟集》卷十五《与友人论文书》，亦注曰“馆课”，由此推断，当科状元焦竑的《焦氏澹园集》卷十二《与友人论文》，是馆课的可能性亦大。学界以前引用焦竑此文，并未留意其馆课性质，在某种程度上，这有脱离语境、孤立阐释文本的危险。另如王立道、亢思谦、曾朝节、杨于庭等庶吉士作家，他们文集中的《与友人论文书》，亦当留意。
在明代庶吉士的馆课语境中，所谓的“友人”，首先是对馆阁文学统序的认同，这是一种带有浓郁的精英主义色彩的“境内”驱动。如隆庆二年(1568年)庶吉士徐显卿，其《天远楼集》中有《与同年诸翰林论文书》一篇，观其题旨，比泛言“友人”更直白。从论文书的发展来看，《与友人书》成为庶吉士教习的常规命题，说明其文学批评功能在国家体制内得到了极大的认同与提升。
馆课论文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话性。明代的庶吉士馆课，交由馆师(翰林院学士)、阁师(内阁大学士)来考核，因牵涉散馆后任职去向等事宜，除了一甲三人早授翰林院职、可以高枕无忧外，其他人不敢有丝毫怠慢。他们很清楚，馆课作为庶吉士考核的重要环节，其预期读者的优先级，首先是作为考评者的馆师、阁师，其次是作为比较者的同科庶吉士(每次馆课有排名)，最后是优秀馆课结集后，作为风评者的社会读者。在馆阁文学系统中，论文书是议论体的一种，而非书启的一种。陶望龄的馆课《拟与友人论文书》，在《歇庵集》中就与《比周骄泰和同辨》一起同列“辨”体；收录在《皇明馆课经世宏辞》及续编中的书牍，皆为专题性议论，如论诗文、论边事、论海防、论士习等，非泛泛的交谊书信。可以说，书牍本有的对话性，因为“友人”的虚化而被消解。故作为馆课的论文书，更像是“论”体的一种变异。从这个角度来说，馆课论文书要想在文学批评层面推陈出新，很难通过简单的“境内”对话来达成，但可以通过“境内”的精细化命题来达成。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一步考察，那些同一次命题下的论文书，是只要“论文”即可，留给应试者较宽松的议论空间？还是馆师会提出一个更精细的议题，推动馆阁文学批评的深入发展？
我们以万历十七年(1589年)的馆课为例。现存四篇论文书的文本，关涉两位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由于馆课是作家进入全国文坛之早期文本的典型，不失为观察作家早期文学思想与日后所倡流派学说之关系的绝佳个案。如公安派诗人陶望龄，其《拟与友人论文书》曰：
诗人之赋，外见而传诸情；文人之作，内见而阐诸理。由此言之，文生于见已，词乃决之耳[……]凡文之组缀藻绣、矜饰乎外者，皆其中之无有者也。凡文有优劣，而无古今，非文之无古今，而其作者不可为古今。其善古者不必尊古，而善尊古者不必卑今。桓谭谓扬子云书过老耼，而柳宗元又以韩退之旷荡自咨，扬子云所不及，虽推奖已甚，然实有所契，非苟相诩己也。如三子者，其见精粗，自少悬隔，如以词虽雁行可也。仆稚昧无知，识溺流俗。所闻每见汉以后书，辄闭目不欲看。后稍知其非，就阅之，深自悔恨。乃知秦篇汉制，不乏于后，独今所谓学秦汉者，乃刺谬耳。前代韩、柳以降诸名家，皆务去之者也而合焉。不为西京则已，为西京未有善于诸家者也。(陶望龄 650—51)
陶望龄虽从“情”与“理”的常见命题切入，很快就偏离了理应的主线，进入文学宗尚“古”与“今”的话题。他结合深悔年少不读汉以后书的亲身经历，提出“善尊古者不必卑今”的观点，重审唐宋韩、柳诸家的创作事实，反对文宗秦汉的封闭式学习行为。一方面，这固然是对当时复古流俗的一次针对性批评；另一方面，也是在唐宋文学变革的史实掩护下，思考当代文学革新之可能。一旦认识到作为翰苑新人的陶望龄，敢于发出与时不同的声音，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日后的文学选择，会走上偏于自由、性灵的公安派一路了。
我们再看焦竑的同题论文书，呈现出与陶文截然不同的论说走向：
窃谓君子之学，凡以致道也。道致矣，而性命之深窅，与事功之曲折，无不了然于中者，此岂待索之外哉。吾取其了然者，而抒写之文从生焉。故性命、事功，其实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惟文以文之，则意不能无首尾，语不能无呼应，格不能无结构者，词与法也。而不能离实以为词与法也。(焦竑 92—93)
焦竑此文，主要讨论文章之实、词、法三者的关系。认为文章的语言与结构，是其外在的表现形式；而文章的内容与思想，是其内在的根本。而所谓的“实”，指向儒家的性命、事功诸事，作为文章的“了然于中者”，正与“索之外”的“词”“法”构成互为表里的关系。这样的文学观，与理学家的自我认同密切相关。陶、焦二人的论文书，皆以文与“理/道”的关系为议论起点，但由于二人有别的知识结构与文学旨趣，故而走向了不同的话题领域。由此可见，明代庶吉士的馆课教习，并不只是作为文体训练的“论文书”写作而已，馆师还会在更小范围内给出专业性的话题(如文理关系、文道关系等)。由此，也促成了馆课的两面性：一是在命题上严守馆阁文学之正统性，二是在解题上允许学生在正典之外作适度的发挥，给予其较宽裕的阐释空间。这与科场考试的命题方式有相通之处，只不过庶吉士有更高的文学素养，具备在文学批评上进行创新性阐释的能力。
与陶望龄、焦竑在入仕之初已有较好的文学理论素养不同，更多的庶吉士，其课业在从举业之学转至文章之学时，难免出现思想上的困惑与阵痛。究其原因，既与文学知识的欠缺相系，亦与馆阁正典的无形压力有关。如冯从吾的论文书就保留了不少举业思想的痕迹：
夫六经，尚矣。下此谈文者，不曰《国》《策》，则曰秦汉；不曰佛、《老》，则曰《庄》《列》。建安而下，率置贬辞矣。然其间如昌黎、庐陵辈，犹或寓目焉。曰此词人之雄也。如濂、洛、关、闽，见谓迂远，而阔于事情，曰此宋头巾语耳，不翅瓦砾置之矣。夫宋之文，载于《性理》一书，其雕章琢句，焜燿耳目，不逮《国》《策》诸书，仆不敢强为左袒。但其析理阐义，羽翼圣经，亡论韩、欧，即秦汉有之乎？亡论秦汉，即《左》《国》有之乎？子舆氏以来，此为正印，奈何以瓦砾置之也[……]救纵横虚无之弊者，在于明理，上而《六经》、孔、孟，下而濂、洛、关、闽。夫非理学之渊薮，而修词之标的[……]今人为文，其主意与古人异。古人为文，主意在发理而翼圣；今人为文，主意在炫辞而博名。主意在理，故读理学诸书，易入而易信；主意在辞，故不得不剽取《国》《策》《庄》《列》，以涂人耳目。(冯从吾 547—48)
冯从吾固然认为宗尚先秦六经、诸子及《左传》《战国策》之文，贬低建安而下文学，是一种失之偏颇的文学观。但他提出的改良方案，既不是将后来的韩愈、欧阳修等人的文章发扬光大，也没有用革新的眼光去倡导新时代之文学，而是将文章写作指向两宋以后的“五经”性理之路。将理学正典与文学正典直接画上等号，经学史、理学史在他眼中就是文学的发展史。如果说陶望龄、焦竑主张内理外文，保持了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只不过陶重论文，焦重论理，那么，冯从吾主张的内外皆理、文即是理，基本上抹杀了文学的独立性。其文学思想虽只是举业思想的一种简单转化，但也形成了对“文”“理”关系的另一种认知。
纵观中国文学史，馆阁无疑是古代最持久、最稳定的文学共同体。虽然它时常被置于文学进步的对立面，但它又有制度化的人才选拔、培养机制，将天下英才纳入彀中；又有儒家思想作为其理论基石，继承“文道”“诗教”等一系列正统学说。在广义上，只要身处“四书”“五经”的教育体系中，大多数人都难以跳出儒家文学观的范畴；在狭义上，儒家文学理论要获得内在的学术驱动力，翰林院作家是当仁不让的推动人选。明代庶吉士馆课中的“与友人论文书”，只有置于这样的学术视角下，才能凸显这一写作样式作为“文学共同体”与“文学批评方式”的多层用意，从而挖掘出特定场域中特定文类的丰富内涵。
无论存世文献的数量、往复关系的大量确立，还是文学批评的自觉性，明人论文书牍的整理与研究，较之前代的同类研究对象，都有很大的开拓空间。笔者对论文书牍之写作模式与发展走势的梳理，未必精准，但优先考察并解决论文书牍的几个基本问题，如“论文书”的名、实定义，论文书牍的往复语境，论文书中的“友人”指代等，可以较好地打开局面，为接下来对论文书牍的专题研究，提供较扎实的文献及理论准备。我们需认识到，明人论文书牍在批评方式及议论话题上的推陈出新，实为唐宋论文书牍传统与明代文学论争风气的合力结果，两个方面的探索不可偏废。只有基于文学传统之上的时代新变，才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注释[Notes]
① 参见郭绍虞主编： 《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980年)。
② 参见张少康编： 《先秦两汉文论选》(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张明高编： 《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周祖编： 《隋唐五代文论选》(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陶秋英编： 《宋金元文论选》(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蔡景康编： 《明代文论选》(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顾易生、王运熙编： 《清代文论选》(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舒芜编： 《近代文论选》(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③ 参见黄霖、蒋凡主编： 《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
④ 参见羊春秋编： 《历代治学论文书信选》(长沙： 岳麓书社，1983年)。
⑤ 参见浅见洋二：“文本的‘公’与‘私’——苏轼尺牍与文集编纂”，《文学遗产》5(2019)： 72—84。
⑥ 程千帆指出，中唐古文家发表自己文学见解的书信，往往是为了回答向他们行卷的举子而写的，参见程千帆：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程千帆全集》第8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2—73页。
⑦ 唐代的举子投书，亦带有一定的论文性质，但在保存数量上不及名家答书。而且唐人行卷风气极盛，投书的论文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被行卷的创作意义所掩盖。参见叶晔：“投书与示法： 唐宋古文家论文书牍的发生语境”，《中华文史论丛》1(2020)： 167—94。
⑧ 参见陈书录：“王廷相的诗歌意象论与嘉靖前期诗学演变”，《文学遗产》5(2009)： 98—106。
⑨ 现存最早的往复论文书牍，为曹丕、曹植兄弟与其周边文人的书牍往来，相关研究成果，参见汪春泓：“吴质《答魏太子笺》笺说”，《文学评论》4(2005)： 133—38；刘跃进：“同盟者的文学活动——读曹丕与吴质的往还书信(上)”，《文史知识》3(2016)： 109—14；刘跃进：“曹丕与吴质的书信往还(下)”，《文史知识》4(2016)： 117—22；刘跃进：“文章之难，难在知音——读曹植与吴质的往还书信”，《文史知识》5(2016)： 106—112；刘跃进：“诋诃文章，掎摭利病——读曹植与杨修往还书信”，《文史知识》6(2016)： 91—99；刘跃进：“‘文以气为主’的展示——读曹丕与繁钦的往来书信”，《文史知识》8(2016)： 90—94。此外，陆厥的《与沈约书》与沈约的《答陆厥书》，元稹的《叙诗寄乐天书》与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元、白二书作于同年，但非直接往复)，亦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名篇；张籍的《上韩昌黎书》《上韩昌黎第二书》与韩愈《答张籍书》《重答张籍书》，虽是问学投答的书信，但在文学论点的深度及系统性上，已表现出文学流派早期形成中的某些内部张力。
⑩ 参见冯小禄： 《明代诗文论争研究》(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冯小禄、张欢： 《流派论争： 明代文学的生存根基与演化场域》(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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