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官员形象
这基本上是学界的共识： 现代文学最重要、最成功的人物系列是知识分子和农民形象。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他们的合作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指出：“与‘改造民族的灵魂’这一总主题相联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两类形象始终受到密切的关注： 农民和知识分子。在这两类形象之间，总主题得到了多种多样的变奏和展开： 灵魂的沟通，灵魂的震醒，灵魂的高大与渺小，灵魂的教育与再教育的互相转化，等等。”(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7)但是阅读20世纪中国文学，从胡适、鲁迅读起，还是从梁启超、李伯元读起，有很大分别。在20世纪初的晚清四大名著中，主人公并不是“士农工商”，而是各种各样的官员。官员形象虽然在“五四”以后的小说中被有意忽视，但是到当代小说中又成为重要人物系列。所以，本文认为，有必要考察官员/官场形象在20世纪小说中的发展变化(官员、官场、干部，在本文中均为中性概念)。李伯元对晚清“官本位”现象的无差别批判，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解析无官不贪的人性原因——贪腐是刚需。清朝后期半数官员是捐的，捐官投资，官员家庭开销，以及向上级送礼(“政治保险金”)，合起来超过官俸部分，必须靠实缺贪腐。这几乎是经济学原理。第二，普遍贪腐必然导致教育、经贸、军事、吏治，还有救灾、慈善、外交等等官场全方位失职。而且从知县、臬司、藩台、巡抚，直至军机处的中堂，层层贪腐层层保护，反正“佛爷也知道，通天下十八省，哪来的清官”。清廷非常体谅，现实当中的慈禧也没有派人到租界去抓小说家，反而把小说当作官场反贪的线索。《官场现形记》人物太多，没有突出的文学典型。但其作为群象刻画，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却是后人所不及的。“五四”以后，人们以为“官本位”现象一去不复返，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官制度，历史悠久，也可能来日方长。中国小说家在100年前就已看到，后来国人忙于追求革命或现代性，居然没有足够重视。
第三个层次，晚清小说认为贪腐之可恶，不仅在于社会成本太高，或者延误军机政事，更在于官员道德堕落、违反儒家伦理(最触目惊心的底线，是官员将女儿送给上司做妾)。文学始终是人学，但晚清重视“人伦”，五四最关心“人生”，延安以后强调“人民”，80年代重新回到“人生”。第四个层次，李伯元等人的写作动机，是真心认为中国病了，病因就在官场。官员怎样，百姓就怎样，上行下效。所以，批判拯救官场，正是拯救国家的关键。
晚清四大名著，还有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主要人物都是官员，差别只是李伯元冷嘲，吴趼人热讽。《孽海花》男主角身兼官员和读书人，艺术价值最高的《老残游记》，关于官场的立论也最令人注目——清官可能比贪官更坏。
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和官员(干部)，有一个“互相改造”的过程。在晚清阶段(只有在晚清阶段)，知识分子自以为拥有巨大精神优势，或如梁启超在体制外设计国家前途(还极为精准)，或如李伯元写小说把官员当学生教训。这些晚清小说中的官员主角，到“五四”新文学，几乎忽然全部消失——这是一个学界似乎还很少讨论的文学现象。从1918年的《狂人日记》，到1943年的《小二黑结婚》，中间二三十年的中国现代小说，极少以官员为主要人物。仅有的少数例外或有1938年的《华威先生》，以及茅盾早期中篇《动摇》等。
为什么晚清作家认为官员/官场是中国问题的关键，到了五四文学官员/官场却好像被突然忽视了？这是一个可以从中国作家生态变化、民国出版审查制度、社会政治思潮变化，以及现代文学本身发展规律等等不同角度深入探讨的课题。
第一，鲁迅说过，“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鲁迅，第三卷554)。在军阀和国府管制下，文学要在报刊审查制度及警察暴力下批判官员(民国后改称“干部”)，比在租界嘲讽晚清官员难度更大。
第二，辛亥革命、北伐“清党”等等政局变化，让人们看到即使旧官场被打倒，新官上任也未见得会变好。所以关键并不在官员和官场。“五四”作家不再像李伯元、刘鹗那样有信心教育官员，也不再只将官民对立视为中国危机的关键。鲁迅看到，在传统礼教和社会秩序下，官员和民众都有被人压迫和欺负别人的两重性。“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鲁迅，第一卷224—227)因此，“五四”文学的批判重点就不仅是官，也不仅是民，而是官民共享的国民劣根性。“五四”文学的确主要写知识分子和农民，但是往前上溯到晚清，往后延伸到50年代，我们就会看见官员这条人物主线，只是曾经“中断”了一段时间。
第三，民国文学中“官场”貌似缺席，其实是隐避，而不是真正消失。魏连殳做了将军的秘书，显示“孤独者”的尴尬处境。“狂人”最后病愈候补实缺，做官等于失败堕落。茅盾的《动摇》详细记录了北伐前后大革命中一些干部如何选举、怎样恋爱，也是早期民国官场一角。官府依旧迫害民众，只是作家不让高官直接出场。只有鸳鸯蝴蝶派小说如《啼笑因缘》《秋海棠》才会直写军阀作恶。“五四”小说更注重渲染官场的帮凶爪牙，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比如《药》里的康大叔，比如《骆驼祥子》里的孙侦探。
官员(干部)形象再次成为现代小说的主角，是在1943年的《小二黑结婚》里。主人公名义上是小二黑、小芹，最出色的形象是三仙姑、二诸葛，但是对剧情起关键作用的是村武委会主任兴旺、村镇委员金旺、妇救会主任金旺老婆，当然，最关键的还有区长(也是赵树理小说与故事原型的最大不同)。
《小二黑结婚》重新出现了传统审美的“善恶对立”的格局，但不只是晚清的贪官欺压民众，还有好官为民做主。官分善良邪恶，民分先进落后，从1943年一直到70年代末，中国小说里一直贯穿着这种人物四分法——既要改变晚清的“官-民对立”情节模式，又要延续民间文艺的“忠-奸对立”审美习惯，区别好官坏官，依据国共或者路线，划分群众的标准，依据年龄或财产。这个时期的官员/干部形象，内心(格物、致知、修身)和工作(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矛盾。《红旗谱》中地下党教师贾湘农一心革命，发动农民造反。地主冯老兰儿子认识国军司令，镇压学运。《红岩》里的许云峰、江姐心胸高洁，为民众谋解放；反派徐鹏飞、严醉等，态度虚伪，手段毒辣。《红日》里的沈振新军长有将军风度，只有张灵甫稍微复杂一点，脸谱化中有点变化。
黑白分明、善恶对立既是战争文化需要也是通俗文学规则。《林海雪原》里，国军残余土匪相，203首长像王子。《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前后两任地下党男友既是战士又是君子。革命历史小说中的男主角大部分都是中青年，英俊正气。舞台剧中则是年轻美丽的女性吴琼花、韩英、江姐等，被丑陋的老男人南霸天、彭霸天、徐鹏飞等审问迫害。性别斗争悄悄融入革命题材。
从文学角度看，晚清小说中的“官员”形象，除了状元官金雯青与行医文侠老残，一般共性多、个性少。五四文学“官场”虽被忽略，魏连殳、华威先生的性格还是充满了矛盾或戏剧性。50年代文学的主人公，比较知名、比较感人(也比较有文学意义)的形象，大都是已有“干部”之心，尚无“官员”之位(如许云峰、江姐、卢嘉川等)。“干部”和“官员”这两个概念重新发生联系，是在50年代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两者的大规模被混淆，则是在80年代以后，尤其是在通俗文学中。
晚清写官是无差别批判，五四写官是有差别忽略，“十七年”写官是黑白分明，第四个阶段，更准确地说是70年代末开始，官员形象不仅重新回到了中国小说的中心舞台，而且至少分化成五个类型。
第一类是许云峰、江姐等英雄形象在新时期的延伸，内心品德高尚，做事也有益于社会。比如乔厂长，《平凡的世界》中的田福军，《芙蓉镇》里的谷燕山，都胸怀坦荡，把民众利益放在首位。组织部的林震是这类形象的先锋。
毛泽东早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就看到了官僚主义，指出了“干部”与“官员”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乔厂长、田福军因为身处改革开放时代，更容易得到上级的支持。比起许云峰这种一代英雄，他们也可以有些小缺点，比如乔厂长急急忙忙找女工程师结婚，比如田福军开会以前要抠脚，谷燕山在战争当中被打成性无能等等。小缺点是为了纠正“高大全”，使英雄更有人情味。
仔细想想，张承志歌颂的几代哲合忍耶教主，好像也都是内心善良、行为高尚的“领导”。
第二类，就是负面的官员形象——徐鹏飞、张灵甫及金旺、兴旺的继承人。这些人内心丑恶，行为害民，至少也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官”(如韩常新)。这类人物在“新时期”文学中相当丰富。《芙蓉镇》里的李国香因为性心理不平衡，才要在政治运动当中出风头。《古船》里的赵多多与赵四爷，一个粗野，一个文雅，都是贫苦出身，最后变成新恶霸——赵四爷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典型。《平凡的世界》里有几位在“文革”后期积极打击农民村“资本主义”的干部，有的随形势转向，有的一直有问题，不是睡寡妇，就是搞权斗。在新的路线斗争格局下，他们属于反改革的反派人物。《平凡的世界》当然主要写农民，但与农民对话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各级干部——在大部分现当代小说中，“民”与“官”之间(之外)，总有一个“士”的角色与角度，比如路见不平的老残，目睹闰土、祥林嫂的“我”，听福贵讲如何“活着”的文青。只有《平凡的世界》(及《官场现形记》)例外，没有出现“士见官欺民”的现代小说常见模式(这也是士、民、官三种形象的最基本组合关系)。或者是路遥、李伯元隐身在作品中，让民众自己面对官员或干部。这两部被人低估的作品比较能体现中国国情： 百姓受难时，哪里总有(哪里需要)读书人在一旁目睹同情？
第三类官员是80年代文学的新品种，在五四、延安时期和“十七年”都没出现过，却成为20世纪晚期小说中最常见的干部/官员形象。通俗讲就是“好人做坏事”，分明是好官，却坏了老百姓的事情。
李顺大辛苦积累盖房材料，结果被“大跃进”折腾没了。区委书记刘清同志，一个作风正派、威信很高的领导人，特地跑来探望他，同他促膝谈心，最后硬是把国家应有的赔偿给劝没了，劝得李顺大还流泪感动。另外一个吴书记，看到农民陈奂生躺在车站，身体不舒服，好心叫车把他送进县委招待所，没想到一晚上住宿费五块钱，把陈奂生进城卖农副产品的收入去掉了大半。刘清同志、吴书记在高晓声笔下都是好人，可是做的事情分明害了农民。
更典型的案例，当然是余华的《活着》。农民土地入社，忙于煮钢铁，然后大饥荒等等，都是听从队长的指挥的结果。农民都相信队长，队长是好人，可是好人领导大家走向了灾难。县长夫人生病，福贵儿子抽血死了。偏偏县长春生和福贵原是国军战友，又是好人办了坏事。只能流泪，不能问责，只写细节，不论背景。这种好心却做坏事的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白鹿原》——20年代共产党员鹿兆鹏就鼓动农民运动，结果砸了祠堂毁了乡约……
阎连科《受活》里的茅枝婆是好干部的最后一个榜样。一个老红军，几十年来领了一村的残疾人入社、炼铁、度荒年、经“文革”。茅枝婆革命道德绝对高尚，可是她一生做的大部分事情都害了受活庄的乡亲，最后她非常后悔。
第四类官员形象是“官僚主义者”，是一种从理想朝气渐渐变成世故犬儒的干部。最典型的当然是50年代的刘世吾，他年轻时可能也是一个林震，经历多年“官场”，百般锤炼，成熟了，有涵养了，也变得世故了，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这种官僚化(干部变成官员)的过程到底是中国特例还是普世规律——王蒙提出的问题，在中篇《蝴蝶》里，还有韦君宜的长篇《洗礼》里，都有更细致的探讨。总体上，作家相信经过“文革”洗礼、忘了初心的干部，能够在人民的感化下重新成为好战士、好官员。同时，中国作家也愿意想象或期待干部/官员的知识分子化——如果某官员爱读书，尤其是爱读文学书(特别是《静静的顿河》《契诃夫全集》之类)，通常内心里(或曾经)是个好官。这种一厢情愿的官场想象，至少是从《孽海花》开始的。
第五类官员形象特别奇葩，分明不是“好人”，他们在人格道德上都有明显缺陷，却能在客观上为民众办实事。比如《受活》里的柳县长，追求个人崇拜，相信白猫黑猫，想做老百姓的父母官，但是他的“政绩”绝术团的确帮残疾人赚了人民币。想买列宁遗体，要不是选错政治符号，如果修个伏羲或西施墓，也完全可能振兴当地经济。还有另外一个让人忘不了的官员——《白鹿原》里的白孝文，做过国民党保安团长，小说结尾又做新社会的县长，他将来会不会有政绩呢？还有阎连科新作《炸裂志》里的领导，以及余华《兄弟》里的李光头，即使不是官员，也很有权势。明明是个坏人，怎么居然也可能做好事呢？这又是一个严峻的问号。
在以上五种干部类型中，以第三和第四种最有文学意义。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人物系列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官员。第三种“好心办坏事”，是农民对官场的基本想象，第四种“好干部爱读书”，代表知识分子对官员的美好期待。
二、 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管子·小匡》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黎翔凤400)士农工商也是20世纪中国小说里人物形象重要性的一般秩序。知识分子一直是主角，一来作家身份就是知识分子，是创作主体；二来大部分小说的主人公也是知识分子。20世纪小说里的知识分子形象，最简单的概括就是呐喊与彷徨的交替——晚清是呐喊，五四是彷徨，50年代又呐喊，80年代又彷徨。百年来，晚清时期中的知识分子主人公(或叙事者)最勇敢也最有信心，或为“国师”顶层设计(《新中国未来记》)，或在租界(局外)毫无顾忌地批判清朝(《官场现形记》)。作家与主人公心态高度重合，感时忧国救世救人。梁启超不仅首先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还主张“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新小说》1902年11月14日第一年第一号)。从黄克强、李去病开始，20世纪小说中很多知识分子主角，都有指点江山指导官场的使命感。李伯元在小说结尾说他批判官场的目的就是教人怎么做官。《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书生主角“九死一生”，也说要跟各种肮脏“怪现状”作斗争(实际上有很多妥协)。《孽海花》的主人公原型是同治七年状元，官至内阁学士；老残更是晚清知识分子文侠形象的典型代表： 虽有高官赏识提拔，依然坚持街头行医，路见不平，看见官府执法不公，就挺身而出，像侠客一样仗义执言(当然身上带着“尚方”信件)。
晚清小说中文人主角的政治能量被他们自己高估了，而晚清小说的文学史价值却被后人低估了。五四和晩清的关系，现在学界颇有争论。仅就白话文和感时忧国而言，五四作家与梁启超、刘鹗基本一致。关键的不同在于，晚清小说家从感时忧国出发，写出了救国家救百姓的黄克强，写出了批判怪现状的“九死一生”和侠客老残；鲁迅等人也从感时忧国出发，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却主要是“病人”、弱者和孤独的人。
五四主流作家比起晚清报人小说家(梁启超除外)，实际社会地位其实更“高”一些，作品影响也更大，但是他们笔下的读书人形象，却更“弱”，且充满矛盾——“狂人”是个精神病患者，大声疾呼反礼教，自己却去候补做官；魏连殳能够流泪长嚎“象一匹受伤的狼”(鲁迅，第二卷90)，但也要苟且担任将军的秘书官；《沉沦》男主角躲在妓寨写爱国诗；冰心的超人既相信尼釆又相信小花；莎菲既喜欢男色又追求革命；“财主底儿女们”只能“在幻想里预尝着这种甜美的荒唐和悲惨”(路翎13)……总之，现代文学里的知识分子，既想唤醒农民也要改造官场，又怀疑、悲观、动摇。怀疑无力唤醒农民，悲观也无法改变官场，两面作战，好像均无胜利希望，于是只好彷徨困惑。民国小说家写知识分子，基本上就三个类型——病者、弱者、孤独者。
到了50年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又成了勇敢的战斗型人物。很多主角不仅在心态上，而且真的身兼干部身份(如许云峰、江姐、贾湘农、少剑波)，或者选择干部做爱人(林道静、卢嘉川、江华)。读书人如果不做干部，其他选择就很有限，不是甫志高就是余永泽，都是反派。主人公的处境是危险的，甚至要牺牲生命；作家的写作策略却是安全的，集体创作，广受欢迎。在当代文学生产机制中，“三红一创”的作者们，先当干部再做作家。当时知识分子普遍要接受的“洗澡”等改造过程，则要滞后大约二三十年才进入小说。
80年代(准确地说是1978年)以后，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再次变得比较复杂——也还有勇敢侠气，最多是彷徨苦闷，以及各种怀疑超脱。张承志《金牧场》的抒情男主角如侠客般抵抗投降，梁晓声、韩少功笔下的知青也坚守理想。抒情主流是苦难历程中的彷徨苦闷——《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好像在重复郁达夫式的情欲/思想苦闷(不同在于郁达夫想“启蒙”女工，张贤亮则是被农民“救亡”。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史的一个缩影)。在另一些作家那里，技巧实验伴随着种种怀疑： 残雪《山上的小屋》怀疑家庭，马原《错误》怀疑江湖，王朔《动物凶猛》、王小波《黄金时代》怀疑究竟什么是“流氓”……也还有一些前所未见的知识分子，神奇如白鹿原上的朱先生，无聊如《废都》中的庄之蝶……
知识分子形象在“五四”前后的反差尤其值得注意。之前国家不幸，小说人物像英雄、如侠客；之后革命来临，知识分子主人公不是疯狂、忧郁，就是孤独。究其原因，一来是科举被废，士无法“仕”，断了读书人传统救世之路。二来因为现代小说注重人物心理，外表看着像侠客英雄，内心恐怕也是孤独彷徨。三是五四文人觉得拯救中国，“国民性”比“官场”更重要——既是文化上的悲观设想，也是政治上的天真期望。
疯狂、忧郁、孤独，这三个知识分子的性格类型，早就出现在鲁迅的小说里，代表人物分别是狂人、孔乙己、魏连殳。这三种知识分子形象，后来也贯穿了中国小说100年。
虽然鲁迅自己很悲观，他最后让狂人重新做官，但是至少狂人在“病中”的清醒、勇气、战斗精神，引导了20世纪不止一代的知识分子。觉慧、林震、蒋纯祖，还有还没被冰心感化的“超人”，《古船》中的抱朴，《金牧场》里的“人民之子”，甚至《白鹿原》里面对各种军阀政党都毫无惧色的白鹿书院的朱先生……这些人物天真、勇敢、执着，像狂人一样呼喊“不要吃人”“救救孩子”。他们都是努力在黑屋子里开窗的战士，也不管开了窗以后能不能开得了门，也不管屋子里的人是真睡还是装睡，或者会不会责怪他们。甚至许云峰、江姐他们也是这种救世传统，也有狂人的遗传。
这是20世纪中国小说里的第一类知识分子——“狂人”，中国的堂吉诃德。
第二类读书人从孔乙己开始，明明社会处境很惨，精神上却还残留着儒家教育的优越感。吃饭喝酒都没钱了，腿也被人打瘸了，还洋洋得意地教旁人“茴”字的四种写法。如果孔乙己也有机会用第一人称抒情，他其实也像郁达夫笔下“袋中无钱心头多恨”的多余人，基本特点就是身体已在社会底层，心里仍想着五洲四海。这种零余者形象令早期的沈从文很有共鸣。5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又有大量机会在底层“洗澡”或劳改，可以有意无意保留“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士大夫基因。生态心态形成巨大反差，一直发展到人们今天说的“地命海心”。劳改犯章永璘饥饿中读《资本论》，最后还到大会堂去感谢绿化树。知青们年纪轻轻葬身沼泽地，坚持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秦书田低声下气刷标语，要求从“右派”改为坏分子。孙少平和其他搬运工的不同，在于他在工地点油灯读西方小说。王蒙在80年代回首审父，发现倪吾诚其实也是喝洋墨水的“孔乙己”——自己陷于乱世，没法修身，更难齐家，被家中女人泼了一身绿豆汤，仍念念不忘欧洲的种种先进文明。总之，后来无论“右派”平反或知青下乡，其共通点都是生态心态的强烈反差形成反讽，“身处低贱心比天高”成为20世纪中国小说中知识分子的一个宝贵传统。
“五四”文学有“狂人”和“多余人”，80年代后，小说中出现了“狂人”与“多余人”之混合，就是身处社会底层，仍做思想先锋的人物形象。地主儿子苦读《共产党宣言》，劳改犯枕着《资本论》睡觉，金牧场草原培养“人民之子”，这些符号后面，是安全策略操作，但也有真的传统和信仰。
“孤独者”是现当代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第三个类型。这些人也感时忧国，但不如“狂人”般勇敢坚定。他们的社会处境也不如意，但没有孔乙己们那么悲惨。基本上，他们的生活水平还在一般民众之上，他们的主要特点是内心痛苦、忧郁、矛盾、彷徨、孤独。在“狂人”战士看来，他们的忧郁多少有点自作自受；在普罗大众看来，他们的烦恼又有点矫情，自作多情；但是在这类知识分子自己心里，心理危机就是一切，是最真实的世界。有时这种孤独可以很深刻，比如《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怀疑自己对礼教的态度，比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做官也很痛苦。有时这种孤独连着身体，灵肉冲突，性苦闷，更容易得到青年人的共鸣，比如《沉沦》。这一系列形象，包括有心无力、追求爱情的涓生，包括“承上启下”的觉新——既承受上一代重托，又理解弟妹的反叛，也包括整天不需要操心经济人生，可以专职追求爱情，但还是孤独苦闷的莎菲女士等等。
这类忧国忧民无力、社会地位小康、内心好像特别痛苦的孤独者形象，主要集中在20年代到40年代。5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被编入不同级别的干部队伍，要么像林震般革命，要么学韩常新“上进”，“多余”“孤独”都是奢侈品了。
除了鲁迅小说里的狂人、孔乙己、孤独者等三种知识分子类型以外，还有第四种，鲁迅没有写，钱钟书等人补上。这种读书人形象缺乏忧国忧民的志向，也不接受别人对他的拯救或者改造，他在社会生存中只能作些无奈的选择和挣扎，虽然于事无补，却也于世无损。比如《白金的女体塑像》里的医生，《梅雨之夕》中为陌生女子撑伞的上海男人，还有无用才子方鸿渐，缺乏忧国忧民传统、不会救人也不要人来救的一个知识分子。90年代模拟颓废的庄之蝶，以性爱作精神武器的王二，某种意义上也是方鸿渐的传人，也是拒绝救人和谢绝被救的“消极自由”的追求者。
简单概括，百年小说里的知识分子，晚清是侠客救世，五四是彷徨孤独，50年代是英雄为民(很少多余人)，80年代后主流是“地命海心”，有人坚持抵抗投降，有人追求消极自由。
三、 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农民形象当然贯穿于20世纪中国小说的各个阶段，而且有一个被欺压——被欺亦欺人——翻身/分化——很苦很善良的变化过程。《官场现形记》里农民、丫鬟、仆人等都是被迫害者，《老残游记》里“民众”定义宽泛，有雇工、妓女，也包括地主，并非特指耕地的农户。所以吴福辉认为：“只是到了‘五四’，[……]文学才发现了农民。”(吴福辉174)虽然在他看来，五四知识分子观察、审视农村农民的立场态度，“和晚清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截然不同”(14)，但在小说里，农民还是很苦很愚昧的弱势群体，从麻木的闰土，到卖人奶、被抽血的《官官的补品》中的农民夫妇，从《生死场》里忙着生忙着死的东北妇女，到沈从文笔下将妻子送出来卖笑的农民丈夫……还有茅盾的《春蚕》、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等，主要都强调农民苦境。最大的不同是五四也有作品写农民不仅被欺而且欺人，《阿Q正传》既代表又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农民文学。《小二黑结婚》以后，农民形象被分化——不是在被欺和欺人的两重性上分化，而是分化成了先进和落后。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一直到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农民都被划分成先进和落后。男主角如梁生宝、萧长春常常兼任基层干部。小说中的中间人物，如二诸葛、郭世富、梁三老汉等，是比较成功的文学形象——因为“落后”的内涵比“先进”丰富，包括“迷信”等知识及信仰系统，包括宗族祠堂文化的残余，包括“红牛黄牛能够耕地就是好牛”的农民哲学……
到了70年代末，农民在小说里又从幸福翻身主体变回受欺负的苦难群体。在高晓声、茹志鹃笔下，麻木善良的农民辛苦劳作几十年，经历了“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或者“十年”等多次社会危机，承受了最实实在在的损失。李顺大、陈奂生，流着阿Q的血，延续阿Q的命，既狡黠又麻木，好像打尽小算盘，还是糊里糊涂在底层“幸福”挣扎。这些农民的命运与“好心办坏事”的干部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依存”的矛盾关系，可以象征50年代官民关系的基调和主流。这种关系偶然也有不和谐，如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写农民抢粮。《平凡的世界》和《插队的故事》里农民做小生意都会被批“走资本主义道路”。《芙蓉镇》里卖豆腐发财，要变成“新富农”。《活着》的主角是地主儿子，小说中却有太多感人的细节。“很苦很善良”，原是对劳动人民的精神概括，可是善良的中国读者，看着看着也就忘了阶级斗争这条弦，认同福贵似乎就代表了几十年中国农民的典型命运。
只有极少数作品，不仅写农民很苦很善良，也写他们很坏很愚昧。《白鹿原》中鹿三和他的儿子黑娃，分别代表农民的麻木、忠厚和暴力、残酷。《受活》中的农民，残疾人被人欺，圆全人也欺人。貌似又回到了鲁迅一早分析过的农民的两重性。
官场与农民的“矛盾依存”关系，也有历史演变过程。晚清小说是官场压迫农民及地主；“五四”后官府主要压迫贫农，地主是帮凶。但农民被欺亦欺人。延安以后，农民分成先进和落后，官员也是黑白分明。好官拯救人民，不听从好官，便不属于“人民”范围——官民关系，有一个互相证明的逻辑关系。80年代农民回首往事，虽然被人欺负，但官员大多数还是好人，不知怎么糊里糊涂地办了坏事。农民很苦很善良，想想终究是好官，所以也就原谅了。诉苦是和谐社会的安全阀门(《活着》持久畅销)，但多细节，少分析，多流泪，少问责。
农民与官场，是矛盾依存的关系。知识分子与农民，则是“启蒙救亡”的关系。晚清五四，知识分子想启蒙民众；50年代知识分子身处底层，接受再教育，但其实不是农民让他们在底层，农民反而真的在“救亡”——救章永璘等人于生存底线。到了80年代，知识分子又再启蒙大众。小说里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的复杂性，黄子平等学者已经分析过，有“灵魂的沟通”(国民性无处不在？还是沈从文理解柏子，萧红描写王婆卖马？)，有“灵魂的震醒”(开始是读书人想唤醒昏睡的大众，后来要倒过来，农民用白面馍馍等震醒知识分子的灵魂，再后来有了“装睡”一说，人们已不知谁应该震醒谁的灵魂或肉体，或者究竟什么是“睡”，怎样是“醒”)，也有“灵魂的高大与渺小”(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7)(从《一件小事》开始的知识分子对农民的崇拜)，还有“灵魂的教育与再教育的互相转化”(知青-农民的最佳同框文本是史铁生《插队的故事》)。
四、 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工人和商人形象
比起“士”和“农”，20世纪中国小说中著名的工人形象确实较少。有现代文学史评论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表达了对被压迫的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唐弢230)，20年代中期，郁达夫一边描写青楼文化抒发性苦闷，一边积极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他的《薄奠》也写了人力车夫。人力车夫虽然不是严格的产业工人，但显然也不是农民或者职员。如此分类，祥子就是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工人形象，特别是在自己的生产资料早早被兵痞抢走以后。和烟厂女工诅咒自己从事的烟厂不一样，祥子把人生希望建筑在自己工作上。另外，《子夜》里也有一些工人群像，罢工斗争当中有大公无私的，有投机叛变的，有贪图私利的。《淮南子·齐俗训》里说： 士农工商，“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610)。所谓“言巧”，指的是工艺、技术。从这个角度看，写工人的文学，真是老舍最实在——只有祥子，曾经全心全意地追求他的工艺技术、他的生产工具，还有他的职业道德。
到“十七年文学”里，工人阶级名正言顺地成了领导阶级，但在文学史上有定评的作品，以工人为主角的仍然很少。有意思的现象是，“红色经典”里的主人公自己是干部或者农民，是职业革命者，可是他们都被安排有一个不用出场的产业工人父亲。《红旗谱》里，领导农运的教师贾湘农，祖父是农民，父亲是工人；《青春之歌》里的卢嘉川、江华，还有《红岩》里的许云峰，他们都是工人家庭出身。许云峰还是工委书记，在长江兵工总厂当过钳工。总体上，这些工人身份标志，符号意义大过文学内容。
到了80年代以后，这个情况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重放的鲜花”里林震要下工厂调查，改革文学中的乔厂长也要抓工业生产，《平凡的世界》有工地搬砖、煤矿工下井等等，但这些小说要么写的是工厂，不是工人；要么主题还是农民“进城”，是农民变成工人。
为什么在近百年中国小说里，相比之下，士农工商中的工人形象比较单薄？甚至在“十年”期间，大批判都用“无产阶级”的名义，怎么就没有描写无产阶级同时也有艺术价值的小说？《朝霞》的工人创作比例高了，文学意义恐怕仍然存疑。这也值得研究者思考，尤其是据说现在中国城市人口已经超过农民了，人民的主要成分已经发生了变化。
中国小说的三大主角是知识分子、农民和官员，相对来说，工人和商人是“弱势群体”——不是剧情里的弱势，而是较少有机会成为小说主人公。如果还要再比较，商人其实比工人受到更多的关注，尤其在20世纪上半叶。
“十七年文学”和“十年”文学当中，读者记得住的工人主角，不分男女，实在很少。以后须多些阅读，再作研究。反过来，讲起商人，人们马上想起吴荪甫、赵伯韬、“财主底儿女们”、还有《林家铺子》里的林老板等等(大部分就靠茅盾一个人在写)。现当代文学怎么写商人，倒是非常值得讨论的题目。
按照《淮南子》的说法，“商与商言数”。晚清小说里的官员来往，议政少，言数多。他们并不关心国事，整天讨价还价： 这个官位，任期多少年，值多少银子；上面来了巡视组，下面交多少钱，要交的太多，宁可坐牢去……官场有不少生意。
许地山写过《商人妇》，主要是写妇人命运，很少言及“商”。全面剖析商家历史处境，还是需要有政治经济学理论武装的茅盾。《子夜》中的商人群像，简单说有四类： 一是赵伯韬买办；二是吴荪甫民族实业家；三是在这两者之间投机，既想办实业又想多赚钱的杜竹斋；第四类最惨，就是像冯云卿这种在乡下的土财主，进城经商，到处失败，最后用女儿做工具骗情报，白白赔了千金和白银。晚清小说里的人伦堕落，到了茅盾笔下变成商人沉沦的标志。人们一方面佩服茅盾作为小说家对于都市商界各色人物的观察兴趣，另一方面也可惜茅盾的商人分类有时候太迁就阶级分析的理论框架。相比之下，在更多激情、更少理论的路翎笔下，商人蒋捷三和他的后代是比较难以定性、也比较复杂的商人形象。严格来说，张爱玲笔下的男人也大都可算商人。乔琪乔和季泽是花心、没有出息的商人。范柳原虽然跳交谊舞，背诗经，恋爱的基础还是有钱帮女主角订头等舱船票和浅水湾海景房。之后情人一到手，马上又要坐船去英国做生意，尽显商人本色。最有意思的是佟振保，他的商人性格并没有表现在他怎么开厂、如何办实业上，而是一发现老婆出轨，气昏了头出门，居然没讲价就上了黄包车。能让一个商人气到忘了讲价的地步，该是多么令人激动、愤怒的事情。
50年代以后，“三红一创”里很少有商人形象。刘思扬作为革命者，出生于有钱的家庭，但那只是背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有同学贪图物质，下嫁权贵。总体上前30年，公私合营，商人也不见了。
80年代，张炜《古船》里老隋家的两个儿子抱朴和见素，可以视为新时代商人形象的代表，而且代表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弟弟以恶抗恶，不择手段，反抗他的家族所蒙受的不公正的历史遭遇。所以，他拼命要抢夺家族粉丝企业，要争着承包，也要到城里去投机打拼。当然，张炜把他写成失败者。出身更低且性格比较类似的，还有《兄弟》里的李光头，在余华笔下，他非常无耻地在新时代从成功走向新的成功。哥哥抱朴，张炜把他写成一个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积蓄力量，同时又苦苦研读《共产党宣言》的人。所以，最后他发展了商业，复兴了家族，还拯救了父老乡亲。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化的商人形象。放在20世纪文学背景中，《古船》颇有野心地虚构想象了中国式新时期资本主义的两种发展可能。
80年代以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商人在中国改革开放当中就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角色。电视剧里，也有更多晋商的传统、大宅门的历史、胡雪岩的传奇等等。总之，有钱人也要有光荣历史。在全面回顾民国史的《白鹿原》中，白嘉轩和鹿子霖是财主，是地方上的“族权”和“政权”的代表，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善于讲数的商人。买卖土地、销售鸦片、创办学堂、建造白塔，有意无意地还培养书记、县长等家族接班人兼政治代理人。历史的经验表明，做生意首先要做官——晚清作家早就告诉各位了。白嘉轩和鹿子霖的形象，正好补充了“三红”系列当中有钱人形象的历史缺失。补得是否合适，是另外一回事。
虽然商人形象不多，但90年代前后中国、最优秀、最有影响的一些长篇小说，如《白鹿原》《活着》《古船》《生死疲劳》等，主人公却都是“财主底儿女们”，似乎不是偶然现象。
综上所述，倘若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人物形象系列只是知识分子和农民，那么“启蒙救亡”关系便是最重要的文学主题。但是从晚清开始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不难看到官员/干部形象显然是知识分子与农民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人物系列。因此，在考察小说中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梳理知识分子与官员形象之间“互相改造”的历史过程，同时探讨小说中农民命运与官员/官场的矛盾依存关系。
“互相改造”有个过程，晚清小说中知识分子想改造官场、教育官员；“五四”主人公退一步，视仕途为堕落；50年代是革命改造作家(主角干部化)；80年代后小说家对知识分子和官场的关系有更多元的想象： 或者回顾苦难历程，身处底层，心中仍然充满政治使命感；或者寄希望于干部/官员的知识分子化；或者寻求不同的脱离政治的方法，下棋、做爱、受戒等等。
“矛盾依存”关系也有复杂的演变。晚清是直接对立，官府压迫农民；“五四”还是官压民苦，但官员不是焦点，主要写帮凶爪牙；延安以后官场/干部分化，或是敌人或是救星；80年代再回首，发现还有官员欺负农民，但是“好心办坏事”，有时甚至“坏官”也可能为农民谋幸福。
从文学性而言，官员形象总体上并不如知识分子和农民形象那么有成就，并没有产生阿Q、祥子、七巧、方鸿渐或者章永璘、白嘉轩、福贵那样的典型人物(虽然也有华威先生、刘世吾或江雪琴)。但是在晚清和当代，小说中如果没有官员形象存在，中国故事便无法讲述。
本来是两种人物形象系列合成一个主题线索，现在要考察三种人物形象系列，同时出现至少三条主题线索，多了很多变数，于是，小说里的中国故事更加复杂了。
注释[Notes]
① 顾颉刚《〈官场现形记〉之作者》一文记载：“《现形记》一书流行其广，慈禧太后索问是书，按名调查，官交有因以获咎者，致是书名大震，销路大广。”参见魏绍昌： 《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6页。
② 傅斯年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1919年1月1日)发表文章《人生问题发端》，主张：“拿着人的自然解释人生观念，简捷说拿人生解释人生，拿人生的结果解释人生的真义。”“所有我们可以知、应当知、以为要紧，应当以为要紧的，都是和人生有关，或者是人生的需要。”可参考周展安： 《现实的凸显及其理念化——对“五四运动”思想与文学内在构造的再思考》，《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论文集2019》。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20—43页。
③ 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上的讲话(后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同年3月12日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都谈到了王蒙小说发现官僚主义的问题。参见黎之： 《回忆与思考——1957年纪事》，《新文学史料》3(1999)： 123—139。
④ “生活的卑微，在这卑微生活里所发生的感触欲望上进取，失败后的追悔，[……]人人皆觉得郁达夫是个可怜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参见沈从文： 《论中国创作小说》，《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陈子善，王自立编，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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