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lator：Zheng
Ningningis a Ph.D. candidate at Si-Mi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modernity and western thought. Address： Si-Mi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500 Dongchuan Road， Shanghai 200241， China. Email： znn_933@163.com1996年，我向社会学杂志《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专刊《理论与理论家》投稿，题为《保卫理论》，旨在向已故的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致敬。这位激进的社会理论家自称“不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是该杂志的创刊编辑，在他的众多著作中，有一本书就叫作《保卫社会学》(For
Sociology)。这篇文章也是为了纪念天才的文学理论家比尔·雷丁斯(Bill Readings)而作，其理论尤其受到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ois Lyotard)的启发，同时他也是我十年前在批评与理论学院所主持的研讨会的参与者之一。比尔以他对所谓“废墟中的大学”的无情批判著称，但就在不久前，他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年仅34岁。正如我在献词中所说，他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有针对“理论”一词的说法都在暗示，这种被称作“理论”的东西仍旧可被认为对英美学界施了魔咒，而在激烈争夺影响力的各学派当中，素养(literacy)仍是人文学科领域获得存在感和职业发展的通行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如此。尽管古尔德纳和雷丁斯所借鉴的传统极为不同，但他们作为各自学科中理论自我意识的价值倡导者，而被关联在一起。但正如我这篇文章的挽歌口吻所表明的，理论的显赫地位显然已经到头了。诚然，所谓“理论战争”最糟糕的日子已经以不稳定的停火告终，这使得各学派不安地共存着。然而，不可避免的是，随着战争的持续和伤亡人数的增加，那些抵制任何形式理论霸权的声音越来越大。的确，早在1982年，新实用主义文学批评家们就已经发出了警告，他们反感将普遍的解释框架——任何的普遍框架——强加于具体文本的阅读之上的尝试(Knapp and Michaels740)。为了回应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保罗·德曼Paul de Man早在1986年所确立的“对理论的抵制”这一增长之势，我认为有必要在普遍意义上为“保卫理论”作出解释，而不是试图去捍卫它的这个或那个说法，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我之前就已探讨过它的影响。因为正如我在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理论”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富有感情色彩、意义不确定的通用能指，并被许多批评家们污名化为“一场征服的游戏，因其不幸与先验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有关，以及它在元语言方面的徒劳探究而遭贬损”(Jay，Cultural
Semantics16)。在我那篇辩护词发表后的几年里，对理论热情的消减却只是加剧了。到了2001年，即使像赫尔曼·拉帕波特(Herman Rapaport)这样的解构主义拥护者，也会将这不幸的误解和可疑的运用描述为“理论乱象”。反理论浪潮可能还存在着代际的维度，因为在理论鼎盛时期过后，智识成熟的人认为老一辈学者阻碍了他们的职业道路。显然，在尼古拉斯·戴姆斯(Nicholas Dames)看来，理论的兴衰也可以追溯到近年学院外的美国小说界。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现的小说家，诸如托马斯·品钦、唐·德里罗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都被一些回归到形式上更为传统的心理写实主义者所取代。或许这一转变可以通过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出版于2001年的小说《纠正》(The
Corrections)中的一个关键情节得到体现：奇普·兰伯特(Chip Lambert)作为一名前“文本制品学的助理教授”、“消费叙事课程”的教师、“都铎戏剧中的菲勒斯焦虑课程”的讲师，以及一起受毒品诱惑而与一名本科生发生桃色事件中的受害者，屡次前往斯特兰德书店，去推销他那套价格不菲的理论集。这是现实主义符号最具侵略性的小规模胜利。从集体标价由3 900美元被降到65美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奇普通过“他的女性主义者、他的形式主义主义者、他的结构主义者、他的后结构主义者、他的弗洛伊德主义者以及他的酷儿们”来为昂贵的晚餐筹集资金，为的是给新女友留下一个好印象。奇普最终把“他心爱的文化历史学家”，“把他的福柯、格林布拉特，以及胡克斯和普维贬价到一股脑儿塞进了购物袋，并以115美元的价格把它们全部卖掉”。(Dames162)
在这篇讽刺趣闻中，理论在经济市场上的崩溃体现了其作为一种文化力量的衰落，这被认为是对其知识破产的揭露。
然而，这种说法却未能指明“理论”最初为何走向鼎盛，而却将其视为一种争夺知识权力和声誉的时髦伎俩。即便理论已经过时，这一说法也没有考虑理论或许仍有很多东西可以教给我们。《保卫理论》曾试图去提出“理论”的一些优点，近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后，我认为，这些优点仍值得考虑。我接受这个词的语义功能，而拒绝确立一个规范性含义，这将不可避免地排除对某些用法的讨论。面对上述各种指控，我也并不试图为理论恢复清白，事实上，这些只是对理论诸种说法之一的合理申诉。我要做的是，将理论一词定位于一个由其所谓“他者”所组成的力场之中——有时完全是反义词——我希望这将揭示它所涉及的利害关系，因为对理论的抵抗是以号称更有说服力的替换的名义来展开的。即使这里显然还有更多的思考空间，但我总共想到了七个术语。第一个术语侧重于特定的、有明显定性特征的对象，它被认为已由通用概念——更不用说更高层次的理论——的均质化力量所本质化。接下来的五个术语所关注的不是理论性包含的主导对象，而是建立理论的主体。它们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与所遭遇的任何对象——物质的或文本的——进行交互。这里的替换词包括了“实践”和“经验”两个术语，它们具有各种不同的含义，有时被理解为具有独特的个体性或主体间性，但总是被视作一种“具体”，以与理论的所谓“抽象”进行对照。另外两种主体遭遇客体的模式被认为是“叙述”，以及“读”“看”“听”的阐释艺术，可以作为在更高层次上理解和解释个别文本、手工制品和表演的模式。理论的最后一个“他者”所面对的是与理论探究对象相反的方向，并要追溯到个别解释方法之前。它位于理论家的共同体之中，在这里，权力问题和认定机制占了上风，并且，理论化的语境甚至比他们所生产的理论更为重要。
《保卫理论》中所追踪的理论和其“他者”的异域之间外延和内涵的所有细微差别，不应在这里赘述。而且我也不想再一次批评它们隐含的主张，即它们本身就具有内在自足性，而不是在一种构定张力中对其前提和局限性进行具有理论依据的反思。相反，我想把注意力集中在“理论”动态语义力场中的一个重要术语上，而这篇文章并没有很好地处理该术语。讨论这个术语似乎是一个奇怪的选择，因为在与“理论”的关系史上，它更多地是充当一个同义词而不是反义词，而且在与所谓反义词的斗争中，它也常常遭受同样的命运。或者说，至少二者之间的潜在张力很少被阐明，直到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对理论通用概念的抵制出现时，这种张力才充分显现。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术语就是“哲学”。虽然它们经常被理解为术语重叠，或者其中一个已经被嵌套在另一个抽象的层次结构中，但随着“理论”的戒备态势增强，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张力也开始加剧。
理论与哲学鸿沟的一些根源和症状，便体现在这种尖锐刻薄的批评话语中。对于莱特这样哲学纯洁性的守护者，“理论”并不具有代表其自身的任何品质，却只是哲学的一个“糟糕”版本。如果不位于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研究领域，即他们若不坚守于哲学系，其研究就会被指责为越界和在他人领地偷猎的行为。由于只有受过专业训练和有文凭的人才能进入这一领地，这些侵入者会被居高临下者斥为业余人士，缺乏边防警察对获准入境者所要求的严谨和训练。因为这些闯入者大多来自文学系，他们一方面无法明确区分哲学论证和文学语言，无法区分对确定性的追求和意义的共识，另一方面又重视多义歧义性、隐喻丰富性，重形象而轻字面意义。
我还可以举出理论与哲学之间假定对立的其他维度，但在结论处，我更想强调孤立看待两者的不足，以及强调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否定辩证关系的建设性。当然，想要实现一种积极的整合也许是困难的。事实上，评论家约翰·麦康伯(John McCumber)认为，即使是礼貌的对话也未必可靠：
在“理论战争”的高潮阶段，理论阵营中敌对的两派甚至经常互相攻击，而如果非要说双方有过交流的话，那么互相嘲讽挖苦、开尖酸刻薄的玩笑和冷酷的沉默有时是唯一的沟通方式。
但现在或多或少尘埃落定，正如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曾有过的激烈斗争一样，可能是时候对每一条路径进行清算并从中吸取教训了。或者可以说，两大阵营中的忠实拥护者如果都能保持某种应有的谦逊，就能从各自对立方的洞见中获益，同时也能承认自身立场的局限性。我们已经了解到，“理论”和“哲学”并不总是同义词，在当代思想领域中，它们都据有各自的一席之地。但即使它们在同一个地盘上战斗，本质上它们也不是你死我活的反义关系。
简而言之，与其继续将理论与哲学之间的张力视为现代版本的“学科之争”，即其中一方必须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成为胜利者，不如努力处理好它们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利用一方的优势来弥补另一方的弱点，这才是更良性的方式——如果你想抵制过于和谐的目的，也可以称之为否定的互动关系。完全停止敌意可能是盲目乐观的想法，但至少在理论上，超越冲突的努力是值得追求的。
注释[Notes]
① 我的文集《文化语义学： 我们时代的关键词》(1998年)中重新刊登了此篇。
② 古尔德纳本人在向路易·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致以讽刺的敬意。
③ 译者注： literacy一词源于拉丁语literatus，在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处，意为“博学的人”。到了中世纪时期，指能够阅读、写作，甚至会说拉丁方言的人，由此可见，其古典含义关涉到一个人的读写说的能力，要言之，即一个人的识字能力。英语中的literacy一词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其现代含义强调了古典含义中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而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传统的读写能力已经不足以表明一个人的知识受教状况和所掌握的技能，它往往被视作一种有效沟通和交往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故其中文的通行译法为“素养”。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该词的定义，它包括认识、理解、解释、创造、通讯、计算、表达、阅读各种印刷、电脑显示、光盘影像等资料的能力。在当今世界，素养不仅是一项基本人权，更是终身学习的基础。由此引申出来常见的用法，如公民文化素养(Citizen Cultural Literacy)、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等。
④ 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在同一时期有过类似的观点。
⑤ 其所反对的具体指解构理论。
⑥ 参见赫尔曼·拉帕波特(Herman Rapaport)《理论乱象： 消蚀中的解构主义》(2001年)一书。
⑦ 译者注： 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是美国当代女权主义理论家格劳瑞亚·晋·沃特金(Gloria Jean Watkins)的笔名，取自其外祖母的名字，为作区别，故都使用小写字母。普维(Poovey)，即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玛丽·路易斯·普维(Mary Louise Poovey)，其主要研究集中于19世纪英国文学和英国史，以及文学批评史、女性主义理论和经济史。
⑧ 将这些熟悉的术语加上引号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表明它们也是多义的、意义分散的且总是充满变化。要公正地将它们与“理论”置于同一个语义力场中，需要仔细地解读它们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矛盾的含义。
⑨ 比如，参见马克·华伦(Mark Warren)《什么是政治理论/哲学？》(1989年)一书。
⑩ Hasa.“Difference Between Philosophy and Theory.” DifferenceBetween.com. 7 Dec. 2016.2 Oct 2020.
有效开展核酸检测系统使用前的确认活动是NAT的前提，是降低实际运行过程中风险的有效手段[2]，葛红卫等[3]提出为获得准确、可靠的检测结果，实验室除在血液检测方法使用之前还应在一定周期内，对已经过确认的检测系统和检测方法进行性能验证，识别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偏倚，并及时加以纠正。卫计委在全面推进血站NAT工作实施方案（2013—2015年）中要求建立NAT实验室质量体系，为实现血液安全与之相关的过程均需要得到有效控制和确认。另外本实验室每年定期参加卫生部临检中心、澳大利亚室间质评（CITIC）也是动态评价核酸检测系统性能的必须质量保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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