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现代文学发展的进程中，萨特提出“介入文学”(littérature engagée)的概念，实际上是为了调整文学的发展方向，整合文学与社会的总体关系。法国现代文学自19世纪中期诞生并开始发展，其最核心的特征，是文学逐渐脱离社会，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独立封闭的场域。换言之，文学拥有了以美学为标准的独立评判体系，不再依附于社会政治与道德准则，而作家则或多或少主动与社会时政保持一定距离。但是20世纪前半叶混乱的国际局势与动荡的政治环境，尤其是新的阶级矛盾的出现，强烈冲击着作家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创作伦理。萨特深刻认识到文人故步自封、自娱自乐所带来的问题，批判资产阶级作家“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形式主义游戏。他力主文学应介入社会政治生活，尤其应当为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大众服务，以试图重新弥合文学同社会之间的鸿沟。
不过，作为特殊政治环境下的产物，萨特宣扬的介入文学在某些方面过于极端，形式完全让位于思想，这使得文学丧失了其特有的文学性，丧失了美学价值，成为某种理念与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这种观念直接消解了文学本身的存在意义，使其完全沦为了社会道德乃至政治理念的附庸。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介入文学退潮之际，学界在批判萨特文学观的基础上，又一次反思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反思文学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在这个潮流之中，不乏巴特、阿多诺等著名批评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介入文学的论争，并不是直到其热潮退去时才开始出现的。在萨特发表《什么是文学？》，也就是介入文学理论的奠基之作的同时，法国文坛就已经出现了反对萨特文学观的声音，这当中尤以巴塔耶为代表。他对介入文学的思考，尤其是他自己的文学愿景，构成了法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一批随后成长起来的、被归入“法国理论”这一范畴中的著名思想家。
萨特的介入文学概念，主要出现在他于1945年为《现代》杂志所写的发刊词，以及两年之后发表的《什么是文学？》当中。在后者之中，有相当一部分观点都在影射巴塔耶，尤其针对他于1943年出版的《内在体验》一书。相对而言，巴塔耶的文学观则没有这么系统，他对文学的论述零散分布在他的各个作品与文章当中。1957年出版的《文学与恶》，是巴塔耶唯一一部关于文学的专著，但是该作品也并不是一部系统阐发其文学理论的著作，而是以单篇的形式，收录了他之前为不同作家所写的文学评论。然而，无论是在巴塔耶的前期作品，还是在《文学与恶》当中，都能找到很多或明或暗与萨特针锋相对的论点。鉴于萨特的哲学和文学思想在国内已有相应的译介和研究，而巴塔耶的文学思想在国内研究界则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又鉴于巴塔耶生前虽然并未与萨特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论争，但是他对文学的诸多设想都站在萨特的对立面，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试图借助萨特介入文学和巴塔耶文学观的对比研究，阐述巴塔耶自己独特的文学愿景。通过参照文学介入之功用与这种文学思想的意义与局限性，笔者以为可以更清晰地呈现巴塔耶所提倡的文学之无用性，并阐发这种思想对重塑主体性的特殊意义与价值。
一、 文学与社会： 介入的工具或至尊的耗费
萨特介入文学的要求，最重要的一点是让文学介入政治生活，为社会服务。作家不仅仅要服从创作本身的美学原则，更要在“美学律令的深处分辨出一种道德律令”(Sartre,Qu’est-ceque
la
littérature111)。在他看来，社会道德与政治理念凌驾于美学原则之上，文学性并不足以让作品本身获得独立存在的意义，其价值是通过服务社会体现出来的。因此，文学的目的不在于自身，它服务于一个更高级的理念，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而作家创作，也意味着将文学作品抵押给社会，作品只是抵押物，作者通过作品与社会签订契约，向社会负责。在《现代》杂志发刊词中，萨特通过回溯法国作家介入社会的传统而明确呼吁，作家应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环境负责，积极参与到社会与政治事务之中：我以为，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发生的镇压，福楼拜和龚古尔都要对此负责，因为他们没有写出一行阻止镇压的话来。有人会说，这不是他们的分内之事。那么，卡拉冤案是伏尔泰的分内之事吗？德雷福斯事件与左拉有何关系？刚果政府又关纪德什么事？这三位作家，每个人都在自己一生所处的具体环境中，考量了一个作家应负的责任。(Sartre, “Présentation des Temps modernes”13)
而在《什么是文学？》的第四章中，这种呼吁更进一步，具有了明确的时代目标与要求： 1947年以来的作家，应当为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大众写作，用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
让文学服务于外部的、更高的理想，对于这样一种观念，巴塔耶非常不以为然。在其1950年写给勒内·夏尔的信中，巴塔耶表达了文学与社会政治相斥的观点，表面在回应夏尔，实际上却在针对萨特的介入文学：
在此，巴塔耶首先批判了萨特存在主义观点的基本原则之一——选择。出于外部社会道德准则的强迫性而作出的选择，不应当成为文学创作的原动力。文学并不产生于作家同社会的契约所带来的责任要求，而是服从于作家内在的激情与欲望，服从于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因。如果由此而生的文学作品符合萨特所谓的介入原则，那也仅仅是偶然情况，而不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由此，巴塔耶认为文学具有“至尊性”(souveraineté)，认为文学不屈从于外在的理念与价值，不承认任何在它之上的权威；它是作家自我内在动力的产物，因此自己拥有绝对权威。
这种文学作为一种至尊的耗费活动的观点，巴塔耶在后来的《文学与恶》中作了进一步阐发。在他看来，波德莱尔和卡夫卡的创作，都符合这样的原则，以至于他们终其一生都生活在社会的阴影之中，不被主流价值所接受与承认。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波德莱尔的文章中，巴塔耶将矛头直指萨特，批驳萨特在其论述波德莱尔的著作中展现出的文学观。萨特认为，当下的意义由未来决定，人的存在价值由其未来将会实现的目标决定。但是巴塔耶认为这一原则仅仅适用于“工作的乏味世界”，适用于以功利主义为基本教义的劳动社会。相反，在“诗歌的世界”中，作为主体的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与融合发生在当下，发生在文学创作的即刻之中(Bataille,LaLittérature
et
le
Mal194-196)。可以看到，在此巴塔耶将他对功利活动与耗费活动的区分，从单纯的社会学维度上升到了一个形而上的维度，纳入主客关系与时间的范畴之中。在任何以未来规划、以某一既定目标的实现为前提的功利活动里，主体存在的意义总是被悬置在一种时间的吊诡里，悬置在永远不会达到的将来时态当中。人的存在永远是一种未完成时，永远处于异化的状态。而耗费行为则正相反，耗费的主体只着眼于当下的即刻，着眼于激情与欲望爆发的瞬间，在其中充分实现存在的价值，享受片刻的至尊性。因此，萨特和巴塔耶的分歧，本质上在于他们对主体与客观社会关系的认知存在差别。萨特坚信人是万能理性的奴仆，认为在任何活动中，人都可以通过理性去理解未知之物，完成未竟之事。但与此同时，人的主体存在也因此而被异化为工具，因为存在本身不是目的，其价值的实现永远依托于下一个未来目标的达成。而巴塔耶则在理性的场域之外，找到了人类存在的另一种方式，一种拒绝工具理性的参与、完全臣服于主体内在冲动的耗费行为。在这种行为之中，存在本身即为目的，完全沉浸于此刻的情感爆发，充分实现主体价值。在此意义上，作为一种功利行为的介入文学，实际上消解了作家的主体价值，将之转嫁到了一个外在的、未来的社会理想之上。相反，真正的文学作为一种全心全意于当下的耗费行为，是对作家主体性的承认，也是实现其存在价值的方式。所以文学创作首先是且只是主体的一个至尊行为，由这一行为产生的作品与行为本身已无关联，作品也许会对外部客观世界有所影响，但这些对于创作主体而言都无关紧要。从根本上来看，萨特眼中的文学与客观现实是同质的，是社会与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写作必然意味着介入。但这就导致他所倡导的介入文学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文学若完全与介入相融合，便会丧失自我的至尊性，失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一旦试图与现实保持距离，则意味着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萨特对于波德莱尔、福楼拜等现代作家，一直都保持着这样的批判态度。反之，巴塔耶认为社会与文学这两个场域在根本上是异质的，外部社会需要人让渡自我的主体性，而文学则恢复并尊崇人的内在主体性。他从未否定社会现实，否认理性框架下劳动、生产与工作的意义，但文学本质上并不属于这一领域。
二、 文学与语言： 意义的载体或未知的呈现
文学的基础是语言，而从语言的层面来看，萨特和巴塔耶依旧持有对立的观点。《什么是文学？》中最著名的论述，应当是萨特在第一章中提出的诗歌和散文的区分，因为此论断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是后人批评介入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萨特认为，“词语首先并非对象，而是对对象的指涉。首先要知道的并非它们招人喜欢还是令人讨厌，而要知道它们是否正确指涉了世界上的某个东西或某个概念”(Qu’est-ceque
la
littérature70)。由此推演，语言仅仅是一种工具，是传递信息的一个媒介。其作用是对客观世界进行揭示，将世界的本质展现在人类面前。而散文正是依托于语言的中介功能，力求清晰表达思想的文体。由于介入文学的宗旨是思想高于形式，重要的是作品传达出介入的思想。因此在萨特看来，散文才是文学介入社会的最佳体裁。相反，诗歌刻意抛弃了语言传达信息的功能，因为它并不以表述清晰、明确的思想为目的。语言在诗歌中不再是表意的工具与手段，它本身成为写作的目的。诗歌的核心就是晦涩的语言游戏，是由词语组成的纯粹美学形式。因此萨特认为，诗歌同音乐、绘画和雕塑这类仅表现形式美而不传递思想的艺术一样，是无法介入的。由此可以看出，萨特将他的功利主义观点带入了语言的层面，语言首先要服务于思想，表达意义，充当理念的传声筒，其形式与美学价值则永远处于次要地位。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区分了散文与诗歌：“散文在本质上是功利性的；我愿意把散文作者定义为一个使用词语的人。”(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70)相反，诗歌“不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它们(词语)，甚至完全不使用它们，我觉得诗歌反而服务于它们。诗人就是拒绝使用语言的人”(63)。在谈论散文与诗歌区别的时候，萨特有意引用了一个马与黄油的例子。虽然只是一句带过，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正是巴塔耶在《内在体验》中谈论诗歌时所用的例子。由此可见，在对诗歌的这部分论述中，萨特所针对的正是巴塔耶的思想。何谓诗歌？在巴塔耶看来，诗歌是“一场献祭，而词语是这场献祭中的牺牲品”。“我们使用词语，我们使之成为功利行为的工具”。语言的功能是传递信息和思想，它是知识的载体，人类当然无法离开这种功能而生活。但“如果语言之于我们完全是功利性的，我们将毫无任何人性可言”。诗歌所做的，正是牺牲了语言的这种表意性，它将人“从知领向未知(inconnu)”，将“不可知”置于我们面前(Bataille,L’Expérience
intérieure156-157)。也许此时的巴塔耶，其思想表述还过于晦涩难懂，俨然一个萨特口中的“新神秘主义者”。但是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已经可以隐约分辨出一点： 诗歌，或者一切纯文学与艺术，并非仅仅是如萨特笔下那般纯粹的形式游戏，它也在试图交流与传递某种内容，试图将读者带向未知。而在《文学与恶》里评论热内的文章中，巴塔耶进一步阐发了这种观念，并再一次将矛头直指萨特。语言的作用是交流，而巴塔耶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交流类型：“我理解的交流，只有在那种弱的交流，亦即世俗语言的交流(或如萨特所言，那种建立在让我们自身、让世界变成完全透明的散文之上的交流)失效的时候，才最强大，就如同黑夜一般。”所谓“弱的交流”，是“世俗社会(即劳动与生产力相结合的劳动社会)的基础”，也就是人与人之间通常进行的用以表意的交流，建立在语言工具性基础上的交流；而“强的交流”则属于文学世界，其目的不在于传递任何信息，而在于将交流的主体置于一种“不透明”之中，这不透明是主体的“最终归宿”(La
Littérature
et
le
Mal311-312)。萨特强调通过语言将世界以明晰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巴塔耶则并不认为语言是万能的，主张应在文学之中牺牲语言的表意功能，将主体置于未知与世界的不透明之中。这种对立的背后，是二人对人的认知与语言能力的不同看法。萨特依然默认理性的强大，认为客观世界的一切都可以通过人的理性被认知与把握。在对未知这个概念的理解上，他与巴塔耶有着本质差异。在他看来，所谓未知就是还未能够，但终将会被理性所知的东西。因此，运用作为理性产物的语言来揭示世界，意味着首先将世界作为认知的客体被主体同化、占有与吸收，然后再以明晰的意义的形式呈现出来。相反，巴塔耶认为客观世界本身并非完全透明，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去认知并通过语言去呈现，它拥有一个晦暗的部分，反抗理性，拒绝认知主体的同化，构成了不可被交流与传递的未知。这里的未知，不是萨特所谓的还未知晓的知识，而是单纯作为知识的否定形式、作为知识的对立面存在的。因此它不是认知主体的客体，也无法被语言以意义的形式表述出来。要接触、感受这个未知，只能通过语言的献祭，通过牺牲文字的表意功能，让其潜在的另一种“强的交流”功能展现出来。这种强的交流是一种“内在体验”(expérience intérieure)，是“客体与主体的融合”，而在这融合之中，体验同时既是“非知(non-savoir)主体”又是“未知客体”(L’Expérience
intérieure21)。《内在体验》一书中，很大一部分都在谈论这种超越文字表意性的交流。它颠覆了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行为，不再是主体通过理性对未知客体的把握与占有。其核心是主体出离自我，与客体融合在一起，这是一种超越理性的精神融合。在此意义上，萨特提倡的介入文学，默认世界完全透明，试图将世界以知识的形式传递给读者，这种建立在语言表意性基础上的交流，更像是一种科学实证主义的做法。它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具有积极意义，能够迅速而准确地将作品核心内容和观念传递给读者，但是却同时存在一个悖论： 如果文学承担的任务和功能与日常交流无异，其目的就是传达某些理念、教条乃至意识形态，那么它是否还有资格占有一个独特的领域，是否科教读物、广告宣传或政治檄文也可以被称作文学？而巴塔耶所谓的真正的文学交流，即强的交流，并非试图通过语言直接说明某些道理，给出答案，而是承认理性和语言的无力，通过文字的形式美学将读者带向世界更深刻的晦暗。在此，文字不再用以表意，而文学也不再用以传播知识与观点。反之，文字的排列与组合变成了纯粹无意义的形式，成了一种耗费活动。在这之中发生的，是主体同客观世界的合二为一，用心去体验认知、理性与语言所无法理解与传达的东西。
三、 文学与现代性： 积极的肯定或无用的否定
阿多诺在他评论介入的文章之中，阐述了文学现代性的悖论。他说艺术有两个极端，一端是完全取消与现实界限的所谓介入艺术，而另一端则是完全否定同现实的关系、纯粹追求形式探索的“为艺术而艺术”。现代文学摇摆在两个极端之间，并没有办法在二者间划清界限，“我们无法区分萨特的山羊和瓦莱里的绵羊”(Adorno 285—288)。进一步讲，艺术同现实之间必然存在区别，不可一概而论；但另一方面，任何艺术作品都不是平地起高楼，不是凭空而来(creatio ex nihilo)，它都源自经验现实。阿多诺因此总结道：“任何文学作品的一切内容、一切形式范畴，哪怕其形式是迂回婉转、无法辨别、连它自己都认不出来，也是源于经验现实，而这经验现实正是它试图挣脱的。”(300—301)也就是说，现代文学存在于这样一种张力之间： 它必然来源于客观世界，来源于经验现实，但是它却不断试图挣脱现实的束缚，以求创造自己独立的场域。因此，文学的现代性可以被看作一种否定的力量，文学的价值在于对现实、社会与世界的否定与抗拒。这种否定性既是文学同客观现实的联系所在，又是文学自主意义的体现。综合前文所述来看，萨特和巴塔耶实际上处于现代性的两个极端。萨特弘扬介入文学的目的，是让文学退下神坛，取消其特殊的历史与社会地位，将其同化为人类生活的一个普通的组成部分，让其成为我们日常交流、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式之一。在这背后，是萨特的一种肯定论断，肯定文学作为功利活动的手段，肯定理性对未知的把握与占有，肯定作家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而巴塔耶的文学愿景则完全处在萨特的对立面，他强调文学的至尊性，力图在一切人类活动中为文学开辟一块单独的场域，独立于社会法则之外。这背后是巴塔耶对否定性的独特理解，否定工具理性的权威，否定文学在任何世俗领域、任何“有限经济”(économie restreinte)体系下的意义与作用。不可否认，介入文学的提出有其积极意义。“在法国，统治着美学领域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某些方面是同学院派与反动的潮流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何涉及存在与介入的内容在此具有这种革命色彩”(Adorno302-303)。萨特敏锐地认识到了新的阶级矛盾出现了，认识到了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大众已经进入历史舞台，因此他对被资产阶级垄断的文学进行批判，力图将文学从旧的窠臼中解放出来，成为为无产阶级大众服务的工具。与此同时，他试图唤醒在作家身上沉睡的知识分子身份，唤起作家的时代良知，将时代的精神品质与道德注入文学。在此意义上，萨特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将否定之否定即为肯定的辩证史观赋予文学，让其成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他因此不理解波德莱尔为何会如此迷恋恶的主题，不理解作家为何会刻意违背社会道德，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恶而作恶，这很明显是故意去做与我们所一直承认的善所相反的事。这是去希求我们所不愿的，因为我们一直痛恨邪恶的力量，而不去希求我们所愿的，因为善从来都是深刻意愿的对象与目的。”(La
Littérature
et
le
Mal189)在萨特看来，文学的道德即为社会的道德、历史的道德，文学应当成为社会与历史的肯定论断，生产现实层面的积极意义。但是问题在于，文学是否是介入的一个好的选择？除去文字所传达的意义与信息之外，文学本身具有艺术形式，而正是凭借形式的客观惰性，文学得以反抗与否定社会和历史，为自己开辟出自主的空间。萨特过于强调文学的思想高于形式，这反而消解了文学本身的特性，让其有了被其他一切文化产品所替代的危险。阿多诺便批评萨特的极端主观主义，执着于作者的主观思想，而对文学形式的客观性不够重视，认为这种高度提纯的抽象理念与简单的外在形式相结合，完全适用于文化工业(industrie culturelle)。任何商业广告与政治宣传都可以以此为模板，对所谓的介入文学产品进行批量生产，甚至利用与歪曲作者的本意(Adorno291)。这只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是，一旦承认美学形式的惰性，承认文学的否定性，作者便往往无法做到萨特所倡导的那种完全的介入。萨特自身的创作历程就是最好的写照： 其主要文学作品都在二战之前完成的，而在战后介入的语境下则基本放弃了文学创作，转型为一个知识分子，以各种论战文章介入政治。当他试图写就一部完全符合介入文学概念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路》时，却发现小说的创作根本无法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最终不得不放弃。也就是说，介入是必然的，是人类社会所必需的，但文学却不是介入的理想方式，它本质上同介入之间存在着“相斥性”。
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波德莱尔对现代性作了如此定义： 现代性是“解放出潮流在历史中所具有的诗意，从转瞬即逝中抽离出永恒”；“现代性就是过渡、转瞬即逝与偶然，是艺术的一半，而另一半则是永恒与持久”(Baudelaire694-695)。也就是说，现代性意味着与宏大历史的断裂，完全立足于现在与当下，从中提炼出一种永恒之美。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性是一种对传统的双重否定与颠覆： 一方面将当下置于历史之上，将转瞬即逝的主体性置于客观世界之上；另一方面强调审美的独立，让艺术成为独立于外部社会的自主存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何萨特与巴塔耶对波德莱尔有着完全相反的评价。萨特的立场，正是波德莱尔试图颠覆的传统，一种将人的主体性纳入历史洪流、将文学创作依附于社会生产的价值观。与此相反，巴塔耶继承了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思考，并深化了其否定的力量，以此重塑人的主体价值，尊重文学的自主与至尊。
对此，哈贝马斯在他关于现代性的著作中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与总结。他说巴塔耶力求“逃离西方理性因其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取得的胜利而打造的封闭空间”，说他希望“战胜主观主义，因为主观主义用它那种物化的暴力压迫世界，让世界僵化成为客体的总和，被技术利用，被经济剥削”(Habermas 251)。这段评论难免会让人联想到阿多诺对萨特的批判，萨特的介入文学所遇到的问题，正是巴塔耶试图从现代性的角度去纠正与解决的。而他的做法，是去“打破对主体性的限制”，即“一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功利行为的胜利”所带来的局限，让主体重新发掘“曾一度被诅咒的本能冲动”，以获得“它的解放”，“让它进入真正的至尊领域”(Habermas252-253)。从这个层面上看，虽然萨特的介入文学强调文学对于社会现实积极的功用，而巴塔耶则主张文学的无用性，但是相比于前者，巴塔耶立足否定的文学观也许更具有深层次的肯定和积极意义，因为它不是对社会的顺从，而是一种反思，一种对人类存在问题的修复。文学的无用反而是它最大的功用，这才是巴塔耶文学愿景的核心意义。
注释[Notes]
④ 关于萨特与巴塔耶文学观的对比研究，参考Denis Hollier.LesDépossédés：Bataille，Caillois，Leiris，Malraux，Sartre. Paris： Minuit， 1993； Jean-Fran?ois Louette. “Existence， dépense： Bataille， Sartre.”Les
Temps
modernes602(1999)： 16-36；Lignes(Georges
Bataille—Jean-Paul
Sartre) 1(2000).⑤ 介入engager一词本义为mettre en gage，意为将某物抵押、典当出去作为担保。在此意义上理解，将文学介入社会，意味着将文学作为达成某一目的的保障抵押给社会，其本身仅仅是一种手段或工具，重要的是作者与社会之间的契约关系。
⑦ 见Jean-Paul Sartre.Qu’est-ceque
la
littérature，Situations. Vol.2. Paris： Gallimard， 1975. 64； Georges Bataille.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157.⑧ 在巴塔耶于1943年发表《内在体验》之后，萨特撰写题为“一个新神秘主义者”的文章，对前者的作品进行批判。详见Jean-Paul Sartre， “Un nouveau mystique”，Situations， Vol.1 (Paris： Gallimard， 1947)，133-175.⑨ 关于萨特与巴塔耶对于“未知”的不同理解，详见Alain Milon. “L’expérience-limite： le discontinu de la nomination.”Cahier
de
l’Herne：Maurice
Blanchot. Eds. éric Hoppenot and Dominique Rabaté. Paris： éditions de l’Herne， 2014. 359.
引用作品[Works Cited]Adorno， Theodor. “L’engagement.”Notes
sur
la
littérature. Trans. Sibylle Muller. Paris： Flammarion， 1984.285-306.Bataille， Georges.Choix
de
lettres(1917-1962). Ed. Michel Surya. Paris： Gallimard， 1997.
Habermas， Jürgen.LeDiscours
philosophique
de
la
modernité. Trans. Christian Bouchindhomme and Rainer Rochlitz. Paris： Gallimard， 1988.Sartre， Jean-Paul. “Présentation desTemps
modernes.”Situations. Vol.2. Paris： Gallimard， 1975.7-30.- - -.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Situations. Vol.2. Paris： Gallimard， 1975.5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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