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锋

　　在清代，韩愈“凡为文辞宜略识字”之说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命题。翻检其时文献，可以发现以汉学家为中心，清代能文之士频繁引述“凡为文辞宜略识字”，以示自己对小学的重视。可以说，“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常识化”是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贡献。在此之前，小学从未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占据如此显赫的地位。而在此之后，作文需通小学不仅成为文人的广泛共识，还与西方语文学相结合，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文学教育。本文拟从观念演变的角度出发，系统考察“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提出、流布以及其内涵变异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在“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理论旅行”中，有哪些因素促使它最终成为一个文学常识。

一、 清代之前的“凡为文辞宜略识字”

“凡为文辞宜略识字”语出韩愈《科斗书后记》。文不甚长，今节录其有关者如下，并稍作解说：

　　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天下之欲铭述其先人功行取信来世者，咸归韩氏。于时李监阳冰独能篆书，而同姓叔父择木善八分，不问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称三服，故三家传子弟往来。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于汴州，识开封令服之者，阳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经》，汉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愈宝蓄之而不暇学，后来京师[……]因进其所有书属归氏。元和来，愈亟不获让，嗣为铭文，荐道功德，思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因从归公乞观二部书。(韩愈105—106)

　　朱熹《韩文考异》于“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句注：“‘识’下或有‘古’字。”(韩愈106)联系上文“嗣为铭文，荐道功德”，可知在原始语境中，“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文辞”专指碑铭之文，而“识字”则特指辨识以“科斗文”为代表的古文奇字，内涵是明确的。古代碑铭制作，士人参与度较高的主要是撰文、书写、篆额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可由一人完成，但更多时候则如《科斗书后记》所述，仰赖韩云卿、李阳冰、韩择木等专精一能者的分工协作。而在唐代，无论是书写还是篆额，都习惯使用区别于当时流行书体的古字体，这是《科斗书后记》所记三家往来密切的基础，也是李阳冰之子李服之会把科斗文《孝经》、卫宏《官书》送给韩愈的原因。但贞元年间的韩愈一无大量写作碑铭文的计划，二乏对古文字的真正兴趣，因此对这部合卷只是“宝蓄之而不暇学”，此后又转借给乐于此道的友人归登。等到元和年间，文名渐著的韩愈开始接受各方的碑铭文请托，出于了解古文奇字的需要，才将其取回研习。因此，“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最初只是专门针对碑铭写作的论题，作为关键词的“文辞”和“识字”，内涵都很具体，并非关于一般辞章写作的泛泛之谈。

　　宋代奠定了韩愈一代文宗的崇高地位。在古文运动的推动之下，韩愈文集中的奇辞奥旨不仅为一时士人所习诵，更成为他们述学论文的有力依托。在这样的背景下，“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开始受到部分士人的关注，其具体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异。

　　宋人一方面扩展了韩愈的思路，正式将“凡为文辞宜略识字”运用到广义的文学批评中。陈耆卿《代跋钱君韵补》：“韩退之云：‘凡为文辞当多识古字。’夫多识古字，未足为文也，然不识则无以为文。”(陈耆卿65)这是把整句话从原来专论碑铭文写作的具体语境中剥离出来，转变为对为文的一般要求；而“略识字”被悄悄转换为“多识古字”，要求也明显更高了。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八“杜子美诗”条在对杜甫《赠田九判官》的声律问题作了辨析后感慨道：“退之云：‘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有以也。”(邵博130)这是将韩愈之说挪用到诗歌批评领域，着重强调写作者对文字声韵特征的了解。

　　另一方面，宋人还尝试在小学的视域下定义“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洪迈《容斋四笔》卷十二“小学不讲”谓：

　　古人八岁入小学，教之六书，《周官》保氏之职，实掌斯事，厥后浸废。萧何著法，太史试学童，讽书九千字，乃得为吏。以六体试之。吏人上书，字或不正，辄有举劾。刘子政父子校中秘书，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为小学，次于六艺之末[……]韩子曰：“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又云：“阿买不识字，颇知书八分。”安有不识字而能书？盖所谓识字者，如上所云也。(洪迈425)

　　洪迈罗列了古代统治者、知名学者重视小学的实例，而以韩愈的“凡为文辞宜略识字”作结。在解释“识字”的内涵时，他又引证了韩愈《醉赠张秘书》中的“阿买不识字，颇知书八分”，借此否认“识字”仅指辨认字形。既然能写隶体但无法通晓字意的阿买已被韩愈明确指认为“不识字”，那么所谓的“识字”自然“如上所云”，指的是对于小学的专门研习。在这里，韩愈被视为重视小学的代表人物，而“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则被阐释为对小学的提倡。洪迈之外，宋代另一位同样以博闻著称的学者王应麟也在《困学纪闻》中对“凡为文辞宜略识字”作了相似的阐释。

　　宋人既在“为文”层面扩展了“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适用范围，又对“识字”作了必要的概念厘清。这两方面的努力，为之后清代汉学家以研习小学来定义“识字”，进而以“凡为文辞宜略识字”为其文学主张张本作了基本的理论准备。但仅就宋代而论，“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内涵的变异大体呈现出各自为战的局面，邵博、陈耆卿所理解的“识字”固与韩愈有异，但他们都不曾尝试在理论上明确“识字”的内涵。洪迈、王应麟以研习小学定义了“识字”，但他们有意无意间，忽略了韩愈此语本为“为文”而发的原始语境。在宋代，尝试将这两方面的论述有机结合，从而把虽“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阐释上升到小学与文学关系层面的似仅孙觌一人，其《切韵类例序》谓：

　　余少时读司马相如《上林赋》，间遇古字，读之不通。始得颜师古音义，从老先生问焉，累数十日而后能一赋。[……](相如赋)流传数百岁后，班孟坚删取其要，颜师古为之训解，学者读之，往往不通，此六书韵学之废，而士大夫不识古字之过也。韩吏部云：“凡为文辞宜略识字。”而世溺于所习，履常蹈故，读书缀文，趣了目前，不求甚解。(孙觌300—301)

　　孙觌以司马相如《上林赋》在后世的流传为例，说明“六书韵学”之于文章读写的重要性，这在“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阐释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与后来的清代诸儒相比，其论述的粗糙是显而易见的。孙觌对“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肯定建立在有限个案举例之上，缺乏更深层次的学理推演，这多少削弱了其结论的有效性。而对与之密切相关的其他问题，比如怎样“识字”以及“识字”的程度等，孙觌也未给出建设性的意见。这导致其论述与上述诸人相较，似乎只存在举证范围上的差别，而缺乏学理上的根本转换。说到底，宋人对“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关注毕竟是有限的，在当时，文论者更热衷讨论的是“文”与“道”，是“诗法”与“文法”，而非小学。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内涵的发掘是分散而随意的，并未形成一套有共识、有体系的说法。元明时期，在普遍不重视小学研习的风气下，士人更少道及“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吴澄、袁桷等人虽有征引，也只是重复了宋人的言论，没有更进一步的思考。只有到了清代，当汉学思潮席卷学界之时，“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才真正得到了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并最终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文学命题。

二、 清代汉学家的再解读

正如翁方纲、章学诚等人所指出的，清代汉学与宋代学术实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就某种角度而言，它其实是清人在清算明人学术的思想指导下，通过发展宋人学术中为理学话语所遮蔽的某些面相而最终形成的一整套学术体系。因此，宋人在清代汉学著述中的形象是颇为复杂甚至矛盾的： 他们是空谈性理之风的开启者，也是实事求是之学的引路人。在“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阐释上，清代汉学家普遍承袭《容斋随笔》《困学纪闻》的观点，将“识字”理解为研习小学。如孔广森《与裴编修谦论篆第一书》云：“昌黎所言‘为文宜略识字’，固非识其点画，学其偏旁而已，必将探六义之根源，审八体之因造。”(375)明确否定“识字”仅指“识其点画”，转而提倡具有穷根究底意味的“探六义之根源，审八体之因造”，这是洪迈、王应麟思路的延续，亦是汉学立场的要求。惠栋认为：“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惠栋300)戴震也认为治经必须：“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戴震240)治经明道，均要从小学入手，方是正途。在这种情况下，已被宋人赋予了研习小学内涵的“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成为支持其观点的重要依据。而与洪、王等人不同的是，在借“凡为文辞宜略识字”为其推崇小学造势的同时，汉学家们始终没有忽视韩愈此言本为“为文”而发的原始语境。相反，通过对“识字”与“为文”关系的指认，他们把对小学的重视贯彻到文学批评中，从而使“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成为一个标识性的文学口号，对有清一代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代初期，汉学家对“凡为文辞宜略识字”中的“为文”与“识字”关系的解释尚延续宋人的思路。比如陈祖范《字辨序》云：

　　杜子美云：“读书难字过。”韩退之云：“士大夫宜略识字。”苏子瞻暇则勤看字书。古贤达且犹若兹，况吾党哉？假令日识十字，一岁可遍识眼前习用字，非甚难事也，患不为耳。夫帖括之文，语助相缀，词章之学，粉饰为工，小学之不讲，其于哗世取宠无害也。然欲求进乎古之立言者根柢坚深、尔雅茂密之学，必于是乎始矣。(陈祖范629—630)

　　这段话强调了识字之于著述的重要性，并对康雍年间时文、辞章领域中普遍存在的忽略小学的现象深表不满。而从论述策略上看，陈祖范认为识字可以避免创作上的用字、用韵之误，所以应重视小学。说法可谓直截，然失之粗率。因为类似“遍识眼前习用字”这样的表述，实在难以让人将其与汉学的专门之学联系起来。正如《四库提要》“小学类序”所揭示的，清代汉学家眼中的小学，实谨守班固《汉志》之例，只包括“韵书”“字书”“训诂”三个分支，属经部。而传统上认为与诗文写作关系极大的《佩文韵府》《声律发蒙》等“属隶故事、以便记诵者”(永瑢338)则被划归为“类书”，属子部。换句话说，研习小学意义上的“识字”，与传统文学创作所认为的“识字”，其实是两个同中有异的概念。对汉学家来说，如果只在传统文学创作的领域内谈论“凡为文辞宜略识字”，不免有混淆概念之嫌，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这一口号的冲击力。而若想凸显“识字”的小学内涵，则须正视作为专家之学的“识字”与日常文学创作的“识字”之间的差异，重新论证“识字”与“为文”的关系。这一富于挑战性的课题，在汉学鼎盛的乾嘉年间得到了精彩的处理。

　　乾嘉时期，倡导“凡为文辞宜略识字”说最力，对“识字”与“为文”关系论证最为明晰的，应属多年典学在外的汉学护法朱筠。其《劝学编序》谓：

　　唐韩愈氏曰：“士不通经，果不足用。”又曰：“为文须略识字。”今汉儒之书颁在学官者，则有毛苌氏、何休氏、赵岐氏、郑康成氏，其书见传于世者，则有许慎氏。诸生不读许氏书，无以识字，不读毛、何、赵、郑氏书，无以通经。诸生应使者试为文，不如此，其求合于诏令“淸真雅正”之指者盖难矣。夫淸真者非空疎之谓，雅正者非庸肤之谓，诸生将求免于空疎庸肤以仰符诏旨，其必不能外乎识字以通经矣。(482)

　　朱筠将韩愈所言“为文须略识字”与“士不通经，果不足用”作为立论的纲领性语句置于文段开头。以下论述，基本围绕这两句话中“识字”“通经”“为文”三个关键词渐次展开。首先，“识字”是“通经”的基础，“识字以通经”，这是汉学一贯主张的重申。然后，“识字”又和“通经”一起构成了“为文”的必要前提。朱筠从汉学家专重“汉儒之书”的立场出发，主张阅读汉代经注以通经，阅读许慎《说文解字》以识字。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写出好的文章。《说文解字》乃清代小学第一大书，王鸣盛《说文解字正义序》认为：“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余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王鸣盛430)所以，朱筠虽仅以《说文解字》为例，实际显示的却是对整个小学的重视。朱筠更进一步指出，以上“识字以通经”的做法正是使诸生应试文“合于诏令‘清真雅正’之指”的不二法门。因为“清真者非空疎之谓，雅正者非庸肤之谓”，只有提倡“识字”“通经”，作者才有可能达到“清真雅正”的境界。“清真雅正”乃清代中期雍正、乾隆等帝王对于文风的共同要求，“通经服古”亦是其时表达尊经意图时的习用之语。朱筠通过在“识字-通经-为文”的阐释框架中引入这些语录，使自己的文学主张与当朝功令紧密结合，从而加强了这篇文章的官方色彩。在《劝学编序》中，“凡为文辞宜略识字”说并非汉学家对于文章写作的门户之见，而是贯彻、落实正统文化政策的必然要求。

　　而在同时期的汉学家中，以“凡为文辞宜略识字”为论文口号，并使用“识字-通经-为文”模式为之解说者在在皆是。王鸣盛《问字堂集序》有：“夫学必以通经为要，通经必以识字为基。自故明士不通经，读书皆乱读，学术之败坏极矣，又何文之足言哉[……]韩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其名‘愈’，说文无此字，新附亦无。然其言曰：‘凡为文章宜略识字’，又曰：‘羲之俗书趁姿媚’，是亦深有意乎识字者。”(452)在对“识字”“通经”“为文”三者关系的认识上与朱筠同调。洪亮吉《北江诗话》谓：“诗人之工，未有不自识字读书始者[……]以韩文公之俯视一切，而必谆谆曰：‘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杜工部诗家宗匠也，亦曰：‘读书难字过。’可知读书又必自识字始矣。”(洪亮吉2271)虽以“读书”易“通经”，实际上仍然是在以广义的学术作为中介，为“识字”与“为诗”搭桥。

　　上述朱筠、王鸣盛、洪亮吉等人在“凡为文辞宜略识字”阐释策略上的相似性表明，乾嘉时期的部分汉学家已就如何弥缝经学话语与文学话语的罅隙达成了某种模糊的共识。在此前的文论语境当中，重视小学的声音确嫌微弱，但主张写诗作文应该以学问为根基者却代不乏人，特别是到了清代，段玉裁在《戴东原集序》中直言：“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段玉裁1)王念孙《陈观楼先生文集序》则谓：“夫文章者，学问之发也。”(王念孙529)而经学，正是中国整个传统学问的核心。所以，只需严守汉学的基本立场，着力申明“识字”乃“通经”之根本，再借由“通经”与“为文”的关系，“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将很容易渗入“夫文章者，原出五经”(颜之推237)、“文之致极于经”(焦竑750)等经典文论命题当中，并催动其内涵的变异。就像王昶所指出的：“文以载道，而道备于经。”(王昶676)“识字所以读经。”(622)既然“文本于经”是古代中国最为根本的文学观念之一，而读经又须仰仗小学，那么，“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合法性就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了。可以说，正是“识字-通经-为文”这一阐释方式的确立，最终使得汉学家语境中的“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成为一个立场鲜明、逻辑自洽的文学口号。

　　总结起来，乾嘉时期汉学家对“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阐释，与前人相比有两点显著的差异： 首先，他们在将“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确立为自身文学口号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充分的理论自觉。在汉学的语境里，“识字”的意思就是研习小学。岑振祖谓：“读书必本识字。六书明，然后六经如指诸掌矣。”(岑振祖327)以此为基础，汉学家尝试建立“识字”与“为文”之间的联系，并最终采用了“识字-通经-为文”这一论述策略。其次，汉学家对“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提倡是一种群体行为，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除了直接引用外，翁方纲之诗“识字与为文，万古水赴壑”(翁方纲448)及周寿昌之诗“作文谓宜略识字，六书五音袪淆讹”(周寿昌635)也属对韩愈名言的化用。可以说，“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已近于汉学中人的“口头禅”。这两点，前者见其探讨之深入，后者见其范围之广大。它们都有效地增强了“凡为文辞宜略识字”作为一个文学主张的影响力。

三、 对汉学家文论的回应

在不遗余力地鼓吹“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同时，汉学家也不忘在创作中实践其主张。一方面，他们多以古文奇字作文。王宗炎《晚闻居士集》、王念孙《王光禄遗文集》中，大规模地出现了以复杂的异体字形代替常见字形的情况。另一方面，他们写作了大量考证字词的文章，并收入个人文集当中。翻检其时汉学家的文集，可以发现“考据之文”不仅数量众多，创作范式也已相当成熟，隐然与“叙事之文”“议论之文”成三足鼎立之势。而由于汉学中坚翁方纲、纪昀、朱筠等人长期执掌文衡，应试士子为了投其所好，往往“摭拾《竹书》《路史》等文字，自炫新奇”，或“以《说文》内不经见之字，钞写一二”，这与陈祖范所言康雍时代士子不重识字的风气相比，已不啻霄壤之别。如果说上述例子还仅涉及用字的生僻怪异，那么文章内容的变化，更昭示了汉学风气浸润之深。纪昀《丙辰会试录序》云：“至经义之中，又分二派。为汉儒之学者沿溯六书，考求训诂，使古义复明于后世，是一家也。为宋儒之学者，辨别精微，折衷同异，使六经微旨不淆乱于群言，是又一家也。”(纪昀149)经义文自其诞生之日起即以推阐义理为主，但到此时，文字训诂已能与其分庭抗礼，成为士子最热衷的写作题材之一，足见“凡为文辞宜略识字”说影响之深，牵涉之广。

　　但所谓“风气所在，毁誉随之”(章学诚713)，非汉学中人亦不乏特出之士，能对“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热潮有所反思。有意味的是，他们通常没有选择在“凡为文辞宜略识字”之外另立宗旨，而是入室操戈，通过对“凡为文辞宜略识字”进行创造性的再解读，动摇汉学家阐释的合法性。在这方面，袁枚和章学诚的意见最具代表性。袁枚矛头所向，直指提倡“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最力的朱筠，其《答洪华峰书》谓：

　　顷接手书，读古文及诗，叹足下才健气猛，抱万夫之禀，而又新学笥河学士之学，一点一画，不从今书，驳驳落落，如得断简于苍崖石壁间。仆初不能识，徐测以意，考之书，方始得其音义，足下真古之人欤！虽然，仆与足下，皆今之人，非古之人也。生今反古，圣人所戒。然而古有当反者，有不当反者。假作篆隶，宁不溯所由来，此古字之当反者也。既作行楷，何忽变其面目？此古字之不当反者也。(袁枚1567)

　　洪华锋即其时著名的学者洪亮吉。洪亮吉早年善诗赋，曾受到袁枚的奖掖。后来他投入朱筠幕府，在学术与书法上均有意追效其师，于文章书写中大量使用古文奇字。而在袁枚看来，这样的书法虽然有其审美上的独特价值，但同时给人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他进一步指出，“古有当反者，有不当反者”，洪亮吉在书法上的尝试，乃属典型的“不当反”者。因为行楷为后出书体，掺杂古文笔法显得不伦不类。最后，袁枚抬出韩愈：“韩昌黎云：‘欲作文必先识字。’所谓识者，正识其宜古宜今之义，非谓捃摭一二，忍富不禁，而亟亟暴章之。”(袁枚1567)袁枚没有正面反驳朱筠对于“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理解，但联系上文所言“新学笥河学士”一语，可知他十分清楚洪亮吉风格转变的渊源所在。故此处所论，可视专门针对朱筠而发。袁枚认为，“凡为文辞宜略识字”中的“识字”，指“识其宜古宜今之义”，亦即知道什么时候该用古字，什么时候该用今字之意，绝非一味溺古。这一见解与历来对“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阐释存在较大差异。如本文第一节所论，《科斗书后记》里的“识字”，确指辨识古字。故自宋代以降，相关阐释都带有明显的好古倾向，只是到汉学家那里更趋于极端。袁枚在这样的传统中宣称“宜古宜今”，落脚点无疑在对于“今”的肯定上。他如此评价洪亮吉的新作：“《上笥河学士一百十韵》，搜尽僻字，仆尤不以为然。诗重性情，不重该博，古之训也。”(1568)“诗重性情，不重该博”这一定语透露出“宜古宜今”与“性灵说”之间的关联。袁枚论文，一向主张“传真不传伪”(1802)，本不欢迎可能妨碍作者“自抒所得”(袁枚1800)的诸条限制。他以“宜古宜今”来解释“识字”，本质上是在汉学家的好古风潮牢笼一切的时代里，为能文之士争取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这与他在《散书后记》中极力推崇“著作之文”而贬抑“考据之学”，具有立场上的一致性。

　　相比于袁枚，章学诚与汉学家的关系更为复杂。他是朱筠的学生，一生交游亦多为汉学之士。但是，在“凡为文辞宜略识字”这个问题上，章学诚却没有如洪亮吉般紧跟老师的脚步，而是与袁枚一样，对其内涵别出新解，其《朱先生墓志书后》谓：

　　今之攻小学者，以为六书不明，则言语尚不可通，况乎义理。然韩子曰：“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略识”云者，未如今之辗转攻取毕生莫能殚也。以其毕生莫殚，故终其身而无可属辞之日。然不应妨他人之属辞也。韩子立言如五原禹问诸篇，昔人谓与孟扬相表里者，其中仁义道德诸名，修齐治平诸目，不知于六书音画，有何隐奥未宣究也。(章学诚577)

　　章学诚的论证紧紧扣住的是一个“略”字。针对其时流行的不习小学便无法著书立说的言论，章学诚指出，韩愈所说，乃“为文辞”需要“略识字”。这里所谓的“略”，就是大概、大体的意思，而非穷尽毕生精力去作专门、精深的攻求研习。不难发现，章学诚对“识字”“为文”的理解与以其师朱筠为代表的汉学家大体相同。但他把自宋代以来就被无数阐释者轻轻放过的“略”字拈出，从而使这句话的语义发生了改变。其《报谢文学》言道：

　　古人学问文章出于一，后世多不能兼[……]韩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乃云：“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略识云者，不求甚解，仅取供文辞用也[……]非古今人不相及，去古久远，音义训诂再失师传，非终身专力于是，不能成家，是以不可兼也。(章学诚638)

　　由此可知章学诚对“略”字的发现和强调，植根于他对学术史的整体判断。在章学诚看来，古代中国官师合一，学术文章也出于一。学既成而文亦成，因此能够存在以小学家而为文章家者。后世则官师分离，学术文章亦随之分途。后人于学术文章之中，能专精一项已非易事，遑论兼通。所以以文章家而兼小学家，在文人高度分化的时代背景下是难以实现的。韩愈的“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就是对这一新形势的最佳注脚。

　　袁枚与章学诚从不同角度质疑了汉学家对“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阐释。但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对汉学家的批判都是有限度的，更多体现为一种程度上的差异。袁枚的“宜古宜今”之说虽偏重于正面肯定“今”的意义，但毕竟同时承认了“古”。也就是说，当文章写作需要“古”的时候，还是得回到汉学家的老方法，对小学加以研习。章学诚则更明显，在他写给应举学生的《清漳书院留别条训》三十三则中，有四则专论小学的意义及《说文解字》的学习。其他如《定武书院教诸生识字训约》《答大儿贻选问》，也反复论及“识字”之于“为文”的意义，而这显然已经落入了汉学的藩篱。因为自元明以来，传统的时文练习并不重视研讨《说文解字》，而将小学提高到通经为文的根本地位并要求专门研习，乃是清代汉学家的主张。虽然章学诚通过强调“略识字”中的“略”字，努力使自己与“今之攻小学者”划清畛域，但这并不妨碍他和袁枚的异见最终只是成为汉学家主张的修正，而非否定。在清代文论特定的历史视野中，袁枚和章学诚事实上是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加入了提倡“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浪潮里。

四、 作为常识的“凡为文辞宜略识字”

综上所述，“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在韩愈《科斗书后记》的初始语境中，旨在说明辨识古文奇字之于铭文写作的必要性。宋人从文学批评和小学两方面分别拓展了“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内涵。元明两朝，由于小学的相对衰微，“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受到了忽视。逮至清代，汉学家重新“发现”了“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理论意蕴，由此出发，他们整合并发展了宋人的遗产，最终使“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成为其标志性的文学口号。至乾嘉年间，此说已引领文坛的风气，附和者自不必说，就连袁枚、章学诚等批判者，也是在部分接受汉学家阐释的前提下推出了自己对于“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见解。

　　乾嘉以降，汉学阵营对“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鼓吹逐渐得到了来自敌对阵营和普通士人的认同。既出于汉学名家陈寿棋门下，又受桐城派姚莹赏识的张际亮在《伊阙访碑图为方彦闻大令题》中感慨：“凡为文章宜识字，昌黎此语岂我欺。”(张际亮452)晚清桐城派巨子吴汝纶在《高田忠周古籀篇序》中亦谓：“韩退之有言：‘凡为文章宜略识字。’世有治文术者，得高田君之书而研习之，庶几其有益于多识也乎？”(吴汝纶242)吴敏树《罗念生古文序》则以自己“尝喜学为文，而未能识字”(吴敏树332)为憾，希望向罗汝怀讨教训诂声音方面的知识。类似的言论，在其桐城前辈方苞、刘大櫆、姚鼐那里是见不到的。刘大櫆论文讲“音节”，姚鼐继承之，而有“格、律、声、色”之说，但他们都没有再进一步，由重视文章的格律、声调问题进而强调小学在写诗作文中的基础作用。张际亮、吴敏树、吴汝纶等人的转变，无疑受到了汉学家的影响。这既体现于他们对“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引用，也体现于他们对“识字”定下的较高标准。乾嘉汉学风行之后，桐城派欲讲格律、声调，已不能仅仅向几本韵书、类书讨生活，而必须对在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手中高度发达的小学研究给予理论上的回应。这是其文论最终与汉学家合流的重要原因。“凡为文辞宜略识字”还渗透到一般文士的观念当中。施补华在《姚子展墓志铭》中称其：“为诗古文词，若有天得[……]以古文写五经，讲求六书、声音、训诂，曰：‘吾非能为经师。韩愈氏有言： 凡为文章宜略识字。将以治吾文也。’”(施补华351)姚子展的自我体认完全是一个文人，但他对识字通经的看法与朱筠、王鸣盛等人如出一辙。可见，“为文”之前需要先读经，读经需要先“讲求六书、声音、训诂”，已成为当时知识界的某种“共识”。

　　而等到古文遭遇千年变局的民国时期，“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更依靠西方学说的助力，戏剧性地进入当时的课本当中，成为名正言顺的文学常识。正如陈广宏所指出的：“晚清以来有关‘中国文学’的建构，其最初框架实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古典语文学之语法、修辞学的影响，而我国传统的文章学似亦更适应于与之对接。”(陈广宏49)西方古典语文学讲究字词、重视语法，这与此时已为各文派所接受的“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恰好有相通之处。林传甲按照学部章程的相关要求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前三篇分别题为“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古今音韵之变迁”“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黄人《中国文学史》在论及文学起源时，有“文学定义”“文字之起源”“音韵”“书体”等专节。新兴文学史对于字词的重视，自然与当时知识界对西学的接受相关，但也未尝不可视为对过去百余年间“文章家不可不通小学”(文廷式309)议论的继承。中西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使得讲文学首先从小学说起成为章程制定者与文学史撰写人的必然选择。

　　于是，在中国文学的转折时刻，诸多大家继续在他们的文学教育中倡扬“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汉学殿军章太炎在苏州向他的听众宣称：“昌黎云：‘作文宜略识字。’七子不能，故虽高谈秦汉，终不能逮。湘绮可谓识字者矣，故其文优于七子也。”(章太炎249)“识字”程度的高低，在章太炎那里成为造成不同时代、不同流派文学高低的关键因素。桐城派的姚永朴则干脆把“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写进其北大讲义《文学研究法》中：

　　试观古今文家，如李斯有《仓颉》七章，司马长卿有《凡将》篇，扬子云有《训纂篇》八十九章，班孟坚(固)复续十三章，而段氏玉裁《说文注》引其中所载孔子以下数十家之说，皆深于文事者。唐韩退之尤兢兢于此，故其言曰：“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可见欲文章之工，未有可不用力于小学者。(姚永朴7)

　　在文学教育的转型期，后来被新文化人目为旧文学代表的汉宋双方，不约而同地把“凡为文辞宜略识字”视为作文的基本常识。通过演讲与著述，他们最终将这一其实并不古老的“常识”传授给了新时代的学生们。

　　回溯“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千年“旅行”，不难发现，清代汉学家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是他们将“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内涵基本确定为“文章家不可不通小学”，并通过反复的征引将其推而广之。凭借清代汉学这股“东风”，“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第一次在中国文论话语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并最终成为被各派士人所普遍接受的“常识”。过去，学界对汉学家文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文言说”及其背后的“骈散之争”。文论中汉学与宋学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被转换成了骈文与散文的对立。但事实上，偏爱创作骈体文的汉学家主要集中在江南一带，其中起而为骈文争正统者，更多为阮元、焦循等扬州学人。其他地区的汉学群体既不热衷于创作骈体文，也未参与骈散优劣的论战。他们挑战唐宋文统的方式，限于在诗歌古文中引入“古文奇字”，以及着力经营以训诂述学为主要内容的“考据之文”。而上述三种汉学家所深度参与的文体实验，都仰赖“凡为文辞宜略识字”作为其基本的理论出发点。换句话说，让文学创作与小学研习紧密联系起来的“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才是汉学家文论的根本。只不过，与“文言说”相较，“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理论锋芒稍嫌不足。它对唐宋文统的冲击体现为一种“加法”，即在已有的文道、文法、文例讨论之外，加上韩愈的“识字”一项。如此“师出有名”，一方面减轻了“凡为文辞宜略识字”被接受过程中的阻力，但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它所具有的挑战色彩。尤其是近代以来，经过与西方语文学的融合、对话，相关理念伴随着文学教育的改革，更成为“卑之无甚高论”的基本知识。于是，“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很少被视为汉学家的代表性命题进行讨论。但是，假如我们回到历史现场，重检当年汉学家当年的议论，应该承认“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在其中的重要性，也应该承认，它的“常识化”是汉学家对中国文论的巨大贡献。

　　当然，“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常识化”并非仅仅仰赖汉学家的阐释策略和大力推广。它的成立，自有其学理上的必然性。文章本由字词构成，这一观念在先唐曾得到反复强调。《释名·释言语》有：“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刘熙109)《文心雕龙·章句》谓：“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而为章，积章而成篇。”(刘勰570)先唐的文章大家相当重视小学的研习，其中如李斯、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人，甚至有专门的小学著作，只是未在文论中进行阐述罢了。章学诚谓：“六朝以前，辞章必善小学。”(章学诚813)曾国藩有：“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曾国藩23)都见到了当时小学与辞章的这层联系。而自唐宋古文运动后，一方面是在“文以载道”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文论的重点明显朝内容方面转移，文家每每以“载道”与否品评文章优劣，文字修辞的讨论则被贬入较低的层次；另一方面，则是“文从字顺”的风格在宋之后逐渐成为古文的主流，罗大经就发现：“韩、柳犹用奇字重字，欧、苏唯用平常轻虚字。”(罗大经93)辨识古文奇字不再是写作文章的必要技能。两个要素相叠加，使得小学难以得到能文之士的重视，以致曾国藩有“自宋以后，能文章者不过小学”(曾国藩23)的感慨。从这个角度看，汉学家重新阐释“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其实是回到古文运动的起点，上接先唐传统，而对唐宋以降文章学发展的偏颇之处有所矫正。在这一点上，它和“文言说”存在一致性。

　　注释[Notes]

　　① 在唐代，碑文的书写字体主要为楷书、八分书两种，前者自属流行字体，后者则已与古字体相关。而“篆额”，顾名思义，一般以篆书为之，而篆书在唐代，无疑属古字体。因此在碑铭的制作中，韩云卿的角色是撰文者，韩择木的角色是书写者，李阳冰则为篆额者，这是他们被时人称为“三服”的原因。所谓“三服”，《汉书》颜师古注引李斐说云：“齐国旧有三服之官，春献冠帻縰，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凡三。”(班固： 《汉书》，颜师古注。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286页。)强调三者分工协作的特性。《蕉窗九录》著录《茅山元靖先生碑》：“一颜鲁公楷书并文。一唐柳识文，张从申书，李阳冰篆额，世号‘三绝’。”(项元汴： 《蕉窗九录》，《丛书集成初编》第1557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第26页。)此处的“三绝”可与“三服”互相发明。

　　② 《困学纪闻》卷八“小学”：“韩文公曰：‘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杜子美曰：‘读书难字过。’字岂易识哉。李衡《识字说》曰：‘读书须是识字。固有读书而不识字者。’”见王应麟： 《困学纪闻》栾保群、田松青校点，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81—282页。

　　③ 如吴澄《赠郑子才序》有：“古之治经者先小学，唐昌黎韩子亦言：‘为文宜略识字。’盖不通字义，则训诂失真，用字失当，此治经为文者之所以尚字学也。”见吴澄： 《吴文正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台北：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34页。袁桷《陈元吉韵海序》：“小学废已久，言六书皆本于许慎。或者谓扬雄《太玄》奇字与许氏不合，皆其私臆，殊不知屈氏而下，若司马诸赋，其不易解辨，岂亦其所自制？故昌黎韩子谓：‘凡为文宜略识字。’则世所为许学者，苟趋省易，实秦相斯之学也。”见袁桷： 《清容居士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3册，台北：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00页。

　　④ 凌廷堪《榷经斋札记序》：“自宋以来，为考核之学者所著书，以洪野处《容斋笔记》，王深宁《困学纪闻》为最。”见凌廷堪： 《校礼堂文集》，《凌廷堪全集》第3册，合肥： 黄山书社，2009年，第249页。

　　⑤ 此种现象已引起清代最高统治者的注意。详见《清实录·仁宗睿皇帝实录》卷六八，北京： 中华书局，2008年，第28册，第903页。以及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二载嘉庆十三年上谕，梁章钜《制义丛话 试律丛话》，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⑥ 袁枚曾评价朱筠：“写《说文》篆隶，教人难识。”(《论文辨伪》；章学诚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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