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natural history)又译“自然史”，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和古罗马老普林尼的《博物志》，近代更是发展为科学的主流学科，涌现出林奈、布封、达尔文和赫胥黎等大博物学家。中国开眼看世界以来，科学的地位非比寻常：“科学力图从其他领域汲取力量用以证明自身的意义，但也力图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事务提供认识的原理。科学作为合法性源泉与有待合法化的知识的双重特点，深刻地体现在科学/政治、科学/文明、科学/时代等有关科学的叙事方式之中。”(汪晖1111)因此中国知识分子打破科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分野，形成了“科学话语共同体”。博物学知识与理论也从福柯的“认识型”发展为“科学话语共同体”的重要话语，成为革故鼎新、救亡图存的合法性基础。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周氏三兄弟都加入“科学话语共同体”，以博物学理论与知识为根基提出新文化思想。鲁迅的“科学救国论”以博物学为重要支柱，并以“生物学的真理”提出“幼者本位”伦理思想，批判封建礼教的“孝”，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周作人提出“生物学的参考”和“伦理之自然化”，提倡新道德，破除旧道德。周建人在《新青年》上发表进化论文章，翻译《物种起源》，提出“民族进化论”。周氏三兄弟的博物学“科学话语”发展出新思想与新伦理，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一、 博物学： 周氏三兄弟的“科学话语共同体”之路
自1858年韦廉臣、艾约瑟和李善兰合译《植物学》、1867年《上海新报》发表合信的《博物新编》起，西方博物学开始传入中国。樊炳清主编及蔡元培作序的《哲学辞典》已经有“博物学”词条：“以广义解之，凡研究自然界事物之学，皆是。即有关自然之理学。然通常取稍狭之谊，则为包括地文地质学及动植物矿学之总称。”(樊炳清660)许多高等院校开设博物学专业，博物学也成为中小学的必修课程，“中华博物学学会”等博物学协会成立，《博物学杂志》也创办、发行。鉴于博物学对西方科学与文化的特殊价值，福柯的《词与物》曾深入探讨其认识论意义。福柯从词与物的关系提出“认识型”理论，“旨在重新发现诸认识和理论在何种基础上才是可能的；知识依据哪个秩序空间被确立起来；在何种历史先天性基础上，在何种实证性要素中，观念得以呈现，科学得以确立，经验在哲学中被反思，合理性得以塑成”(福柯8)。博物学和语法、财富分析都属于西方古典时期的“认识型”： 语法命名和分类现实事物，财富分析将物的价值转换为价格，博物学通过命名之网设定和认识自然，整理自然的结构和特性。博物学“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去发现一个新的好奇对象： 而是涵盖了一系列把一个恒常的秩序的可能性引入表象的总体性的复杂操作。它把整个经验性领域同时构成可描述的和可整理的”(福柯166)。即博物学将自然事物分门别类、建构秩序和赋予意义。
曾是科学主流的博物学在近现代中国确立的“认识型”远远超出自然科学的范畴，涉及哲学和文化领域，更是直接推动了社会思潮和政治活动：“如果说科学革命的成果提供了新的思维习惯、新的探究方法，并改变了人们对整个宇宙的看法，那么，对于中国的激进的士子们而言，真正激动人心的并不是沿着科学革命的战略路线继续前进，而是把科学运动的成果作为‘反传统’思想运动的理论依据和‘反传统主义’的逻辑前提。他们对宇宙图景的看法乃是基于人类历史生活与自然过程的一种独特类比。”(汪晖1248—1249)
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指出，科学在近现代中国发展为“科学话语共同体”：“指的是这样一个社会群体，他们使用与人们的日常语言不同的科学语言，并相互交流，进而形成一种话语共同体。”(汪晖1123)随着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科学话语共同体”的外延和影响不断扩大，一方面是科学家群体以科学思想阐释重要的社会问题，“如科学与道德、科学与社会政治、科学与人生观、科学思想中的进化论”(汪晖1123)；另一方面，处于这个话语共同体之外或边缘的人也使用科学话语，描述和思考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种种问题。“科学话语共同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新伦理有着巨大的影响与作用，“赛先生”对“德先生”具有基础性意义。而博物学及其进化论思想正是这个“科学话语共同体”的重要理论基础与建构话语。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周氏三兄弟先后翻译、宣传和研究博物学，加入“科学话语共同体”。一直以来，“鲁迅的自然科学”“周作人的民俗学”“周建人的科普小品”备受学界关注，却罕有人提及周氏三兄弟与博物学的关系。其实鲁迅的地质学、矿物学和植物学，周作人的“花鸟虫鱼”和周建人的生物学研究正是博物学的范畴。
鲁迅自小就喜爱《南方草木状》《广芳群谱》《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花镜》《释草小记》《释虫小记》等中国传统博物学著作，并习惯鉴定植物的名称，记下植物的特性和培育方法。然而鲁迅1890年从江南水师学堂转学至矿路学堂是他日后研究和翻译博物学的关键原因。鲁迅学习地质、矿物和机械等课程，课本是英国人赖耶尔的《地质学纲要》和美国人代那的《金石识别》，他也被赫胥黎的《天演论》所触动。1904年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后，鲁迅还阅读了德国学者海克尔的《自然创造史》等博物学著作。鲁迅在留日期间撰写了《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物志》《人的历史》等博物学作品。
1911年，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担任博物学教员。这期间鲁迅指导弟弟周建人学习植物学，一起到会稽山采集植物标本，将这段经历写成了《辛亥游记》。文章用活泼生动的文笔描绘了“一叶兰”“臭梧桐”“跳鱼”“野菰”等动植物。1912年，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博物馆、图书馆和美术馆等事宜，其工作和博物学有着直接关系。即使鲁迅弃医从文后，其前期《我们怎么做父亲》《灯下漫笔》等著名杂文仍以博物学理论为思想基础。鲁迅后期仍然不遗余力地宣传博物学，非常推崇《昆虫记》，多次在文章和通信中提及：“单为在校的青年计，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于高深，于是就很枯燥。现在要Brehm的讲动物生活，Fabre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并且插许多图画的。”(《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26)终其一生，鲁迅对博物学的兴趣未曾减退，“翻阅鲁迅购置的自然科学书籍[……]他的关注点主要还是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昆虫学、人体解剖学上”(孙郁302)，如《进化新论》《东亚植物》《植物的惊异》《园芸植物图谱》《牧野植物学全集》《通俗动物新论》《动物的惊异》《虫的社会生活》等博物学著作。
少年时期的周作人在兄长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也喜欢上了《花镜》《毛诗品物图考》《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南方草木状》等传统博物学书籍。《我的杂学》一文回忆其读书共分八类，第五类就是博物学书籍。周作人对《花镜》的喜爱未曾改变，先后买了康熙原刊和日文版本，不时翻阅。周作人真正对西方博物学有深入了解，始于他翻译和介绍《昆虫记》和《塞耳彭自然史》等博物学书籍。1923年，周作人先后翻译了《昆虫记》的四篇文章，发表在《晨报副镌》上。并写了《法布尔〈昆虫记〉》，表达他对这位“科学的诗人”的喜爱和敬意，“羡慕有这样好书看的别国的少年，也希望中国有人来做这翻译编纂的事业”(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自己的园地》81)。
1934年，周作人介绍《塞耳彭自然史》，引用英国戈斯《十八世纪文学史》的原话赞誉怀德：“这是十八世纪所留给我们的最愉快的遗产之一[……]其文章精密生动，美妙如画，世间殆少有小说家，能够保持读者的兴味如此成功也。”(周作人，《我的杂学》161—162)周作人在回顾自己五十年人生经验、试图为青年提供参考的《十堂笔记》里，特地介绍博物学的价值。周作人还亲自撰写介绍动植物的博物学散文，《周作人文类编》第四部《人与虫》介绍草木鱼虫的文章有150篇之多。
周建人与博物学的关系最为密切。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曾写信指导周建人自学植物学：“学习别的科学，都需要一定的实验设备，自学是比较困难的。但植物随处都有，可以自己采集标本，进行分类研究。”(周建人，《花鸟虫鱼及其他》1)鲁迅寄回四本植物学书籍和一部显微镜。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担任博物学教员时，亲自指导周建人学习植物学。1912年，周建人被绍兴小学教师养成所聘为博物学教员。到了北京以后，周建人与中国现代科学家王星拱一同成为《新青年》重要的自然科学撰稿人，介绍和宣扬进化论。周建人曾担任商务印书馆刊物《自然界》的主编，撰写与出版了《人类的祖先》《花鸟虫鱼》《科学杂谈》等大量博物学书籍和教材。周建人1947年的译著《种的起源》是达尔文著作(Origin of Species)的国内首个白话文版本，1953年此书修订并改名为《物种起源》。
周氏三兄弟的博物学情结既有个人喜好的因素，更是因为博物学属于“科学话语共同体”的重要话语，成为近现代中国破旧革新的合法性基础，直接推动了社会和政治的进程。而周氏三兄弟的特殊地位，使他们成为“科学话语共同体”的代表人物。博物学的“科学话语”直接影响和促成了三人反封建礼教、反旧道德的新文化思想，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鲁迅的“科学救国论”与“生物学的真理”
近现代中国的“科学话语共同体”以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为向导，推动祖国富强、民族文明进步。达尔文提出、赫胥黎忠实拥护的进化论是划时代的博物学理论，《天演论》被严复翻译到中国后，力求救亡图存、振兴民族的知识分子将其奉为圭臬。博物学和进化论成为“科学话语共同体”的重要话语。鲁迅在认知层面将博物学的自然知识与理论视为真理，认为是各种社会与民族都应遵循的普遍规律。于是博物学的理论与知识从自然科学拓展至文化思想的领域，可以开启民智，扫除封建迷信的荼毒，指导国家走向文明富强。“科学救国论”是鲁迅为救治积弱难返的中国所提出的一剂良方。在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的《随感三十三》一文中，鲁迅反驳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蒋维乔以生物学家科荷发现霍乱弧菌后、沛登柯弗吞食病菌不死的例子证明“精神能改造肉体”的谬论，大张旗鼓地提出“科学救国论”：“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随感三十三》；《鲁迅全集》第1卷318)“科学救国论”其实诞生于鲁迅的青年时期。《科学史教篇》用心良苦地介绍科学的发展史，认为振兴实业和操练新军只是学到了西方的皮毛，唯有学习西方的科学才能富国强民。这正是认同科学成为普遍规律、可以推动社会发展的观念：“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1卷25)。甚至说：“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35)而博物学在鲁迅的科学大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人之历史》介绍人的进化，直接抨击盲目敌视新事物的保守派：“夫德意志为学术渊丛，保罗生亦爱智之士，而犹有斯言，则中国抱残守阙之辈，耳新声而疾走，固无足异矣。”(《人之历史》；《鲁迅全集》第1卷8)博物学在反对宗教迷信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在鲁迅心中激起了共鸣，鲁迅认同黑格尔批判13世纪创世说统治下的欧洲是历史最黑暗时期，并强调“非虚言也”(9)。
《中国地质略论》指出中国被列强侵凌掠夺不自知，对列强零星施舍感激涕零，而国民之间为了蝇头小利不惜自相残杀，感慨这正如生物退化：“呜呼，现象如是，虽弱水四环，锁户孤立，犹将汰于天行，以日退化，为猿鸟蜃藻，以至非生物。”(《中国地质略论》；《鲁迅全集》第8卷5—6)认为国家积弱不振、民众愚昧无知，很大部分原因是博物学知识不够昌明，沉迷于“风水宅相”迷信邪说：“凡是因迷信以弱国，利身家而害群者；虽曰历代民贼所经营养成者矣，而亦惟地质学不发达故。”(6)因此鲁迅希望介绍中国地质的演化，揭穿有神秘力量控制人类命运的幻象，“斩绝妄念，文明乃兴”(6)。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吐露青年时期学医的想法，以为学医在和平时期可以救死扶伤，战争时期可以当军医报效祖国，还可以促进国人维新的信心。鲁迅的“科学救国论”将博物学视为文明的标志、文化发展的思想准则，是其重要的“科学话语”之一。
鲁迅的博物学“科学话语”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发展出“生物学的真理”观。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鲁迅的进化论思想，鲜有提及其“生物学的真理”观。对鲁迅甚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的进化论正是“科学话语共同体”最重要的话语之一，“自晚清以降，进化论提供了进步的社会观念的自然观基础。现代变革的概念——政治变革、道德变革和文化变革——以进化的观念为前提”(汪晖1189)。即进化论从自然界的生物规律扩大至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伦理准则。尽管这不是达尔文的原意，赫胥黎更是明确反对应用进化论到人类社会，主张伦理学应该限制人类的残酷竞争，然而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之际，依然认同严复翻译《天演论》创造性发挥的“优胜劣败”社会发展法则。鲁迅基于博物学的“科学话语共同体”立场，将进化论升华至“生物学的真理”观，以其衡量和指导社会活动。
鲁迅1919年11月发表在《新青年》的《我们怎样做父亲》，正式提出“生物学的真理”，即保存、延续和发展生命是“生物界的现象”，用“爱”对待孩子、帮助生命的发展是“自然界的安排”。鲁迅由此总结出如何做父亲的建议：“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坟·我们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135)中国传统礼制以长者为本位，以“恩”压制和牺牲子女，鲁迅尤其痛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腐朽思想。于是鲁迅以否定父辈本体的“孝”伦理为切入点，反对压制和桎梏孩子、使孩子养成奴性的父权观念，呼吁“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135)。
鲁迅共四次提到“生物学的真理”，呼吁人的解放，批判压迫人的旧思想旧文化，拥抱新思想新文化。前两次“生物学的真理”是为“我们如何做父亲”指明方向，后两次是反驳某些人对“生物学的真理”的诘难，为其合理性辩护。
第一次是顺应“生物学的真理”，认为人要借鉴自然界生物保存生命、延续生命和进化生命的发展规律，提倡以幼者为本位，反对以父母为本位、压迫孩子的传统文化——“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坟·我们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138)。第二次是提出要理解孩子、指导孩子具有健康体魄和高尚道德以及开放包容的自由精神，解放孩子成长为独立健全的人，根据“生物学的真理”对父母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父母有“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141)。
第三次是指出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早就崩溃，不能责怪在遵循生物规律以幼者为本位身上。第四次是指出生物学的真理虽然促使人繁衍后代继续生命，却不认同使用多妻主义这种不正当的手段来危害群体。可以说，鲁迅“以孩子为本”“新父子关系中对父母的要求”“遵循生物学的真理并不会产生坏后果”等关键问题的思考，都以“生物学的真理”作为理论基础与指引。
鲁迅将生物学规律提升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范畴，其价值与意义非同小可。纵观鲁迅所有文章，罕有以“真理”为理论根据者，谈及“真理”的主要有《摩罗诗力说》介绍易卜生《人民公敌》中的斯托克曼医生坚持真理，《文化偏至论》介绍克尔凯郭尔的“主观真理观”。这些“真理”都是为人所追求的至真至善的存在，“生物学的真理”却是起着认知论基础的作用，对“三纲五常”之一的“父为子纲”发起最猛烈的攻击，摧枯拉朽般横扫“孝”的天理基础。鲁迅后来的演讲和文章多次重申“生物学”的理论，然而都没有提升至“真理”的高度。如鲁迅在《忽然想到》中再次强调根据“生物学的现象”要生存、延续和发展的观点：“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47)
鲁迅提出“生物学的真理”观，一是因为《我们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的写作正值新文化运动最高昂的时期，身处其中的鲁迅思绪激荡，先后发表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重要小说，在提倡新的父子伦理关系上坚信“生物学的真理”的正确性与重要性。二是鲁迅提出新的父子伦理关系有着特殊的考虑。他抨击中国封建文明是一场人肉筵宴，中国旧社会的历史不过是安排这场人肉筵宴的厨房，他坚信如果破除父权的压制，孩子身上没有父辈身上的奴性，自然会拥有完整独立的人格，新一代的青年人将会改变社会，必将“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破坏这厨房”(《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229)。要想打破父亲和家庭对青年的束缚，新的父子关系必须以“真理”为基础。三是新文化运动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紧密结合，博物学“科学话语”具有特别意义，鲁迅用来抨击封建礼教、发展新道德。在驳斥道学家以“表彰节烈”挽救“国将不国”的荒诞时，鲁迅就将新道德和新科学联系在一起：“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连而起。但此等现象，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行为思想，全钞旧帐。”(《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123)因此“生物学的真理”是鲁迅新文化思想的理论依据或思想武器，更是在认知层面推翻旧的思想基础、建立新的真理观和世界观的重大转变。
三、 周作人的“生物学的参考”与“伦理之自然化”
周作人与鲁迅同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而且1917年至1923年7月正是两人手足情深、兄弟同心的时期，思想也尤为投契。周作人的“生物学的参考”论和鲁迅“生物学的真理”观一脉相承，都认为博物学的知识和理论揭示了自然与社会的真理，为人生和社会指明方向、提供规律。发表于1919年的《祖先崇拜》同是批判儒家的“孝”，周作人提出“生物学的参考”论，并在日后反复提及：“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y(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谈虎集》5)周作人在许多文章里反复强调，要从生物的自然知识反思社会和个人：“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立春以前》174)，“动植物的生活状态也就是人生的基本，关于这方面有了充分的常识，则对于人生的意义与其途径自能更明确的了解认识”(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苦口甘口》14)。与鲁迅的想法相近，周作人通过运用“生物学的参考”来破除“孝”施加于人的桎梏，铲除培养奴性的土壤，追求人的解放。《祖先崇拜》指出崇拜祖先既不合道理也会对社会和个人有害，反驳敬拜鬼魂和报恩两大崇拜祖先的理由。周作人在驳斥了万物有灵、人死变为鬼魂的荒谬后，根据“生物学的参考”提出：“在自然律上面，的确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生存的。”(《周作人自编文集·谈虎集》5)因此不是子女要还父母的债，而是父母背负着养育子女、帮助子女比自己更好的债。如果一味崇拜祖先、崇尚古人，那就是违背了自然的规律。周作人于是将祖先崇拜转变为自己崇拜和子孙崇拜。
《人的文学》认为人的文学应该以人的道德为本，特地谈及亲子的爱，也从“生物学的参考”角度极力反对将子女视为父母的附庸、子女要报恩父母：“照生物现象看来，父母生子，正是自然的意志。有了性的生活，自然有生命的延续，与哺乳的努力，这是动物无不如此。到了人类，对于恋爱的融合，自我的延长，更有意识，所以亲子的关系，尤为深厚。[……]至于世间无知的父母，将子女当作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吃他骑他，那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艺术与生活》15)“生物学的参考”还参考了进化论，反对非人的旧文学，呼吁建立新文学——“人的文学”：“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9)周作人承认人是众多生物的一种，生活现象完全和别的动物相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9—10)。与此同时，人又是进化的生物，可以改造生活、不断发展，“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10)。周作人以博物学的自然规律为参照，尊重人的生活本能和人性，批判反人性的封建礼法，如殉节、守节和违反亲子情感的孝行等。因此“人的文学”既要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又要促进人类和平、社会文明。
周作人“生物学的参考”后期发展为“伦理之自然化”。周作人在《论小说教育》中反思中国思想界没能推翻旧秩序，认为全盘西化不能完成思想革命的任务，必须立足于中国传统思想重新建构：“我想思想革命有这两要点，至少要能做到，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一是道谊之事功化。”(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苦口甘口》27)他反对传统思想将伦理道德赋予动物身上的“自然之伦理”，如运用儒家的“孝”解释“乌反哺”“羔羊跪乳”“枭食母”等自然现象的牵强附会。周作人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伦理之自然化”：“今宜通物理，顺人情，本天地生物之心，推知人类生存之道。”(27)
《我的杂学》对“伦理之自然化”有着更详细的解释：“中国现今紧要的事有两件，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一是道义之事功化，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固有的思想，后者是实践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周作人，《苦口甘口》97)所谓“现代人类的知识”有着特定的界定，并非西方所有的自然科学知识，而是博物学的生物知识；“固有的思想”则专指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周作人的《我的杂学》里专有一节介绍他对生物学和博物学的认识，谈到《塞耳彭自然史》《昆虫记》和汤姆逊的著作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其中的博物学知识可以帮助读者领悟人生的道理：“经典之可以作教训者，因其合于物理人情，即是由生物学通过之人生哲学，故可贵也。”(73)周作人还改动《论语》中孔子让弟子学习诗经的话，读诗经“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觉得也有新的意义，而且与事理也相合，不过事君当读作尽力国事而已”(74)。
周作人运用博物学知识分析中国的“仁”，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扶持是基于求生的本能，并由此发展出人类独有的同情之心：“中国国民的中心思想之最高点为仁，即是此原始生存道德所发达而成，如不从生物学的立脚地来看，不能了解其意义之深厚。”(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立春以前》137)即博物学不仅是认识和改造自然世界的知识，还是人类社会的参考标准，兼备自然世界之真和人类社会之善。周作人的汉文、古典文学、外国文、希腊神话、神话学、人类学、儿童学、性心理学、医学、日本研究、地理学、戏剧史、佛经等杂学都没有提高至博物学“人生哲学”“尽力国事”的高度。“伦理之自然化”以博物学的生物知识为基础发展出新道德，摈弃古代中国轻视科学、压制人性的旧道德。周作人的博物学求知求真，包含着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国民精神的改造，并试图通过宣传博物学启迪民智、推动社会进步。
四、 博物学与周建人的“民族进化论”
周建人的作品虽然以翻译、宣传博物学为主，但蕴含着变革发展的新思想新文化。1919年，周建人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上发表了《生物之起源》，鲁迅的《孔乙己》也发表在这一期。《生物之起源》回顾中西方古代的生命起源学说，再详细介绍西方生物学家对生命最初起源的微生物的发现和研究，阐述进化论如何解释生命的起源和进化，是国内宣传进化论的重要文章。周建人还将生物的进化发展为“民族进化论”。1923年的《达尔文主义》是《新青年》第八卷第五号的开篇文章，将达尔文进化论的“竞争”视为“改革”的根源——人应该顺应自然的竞争规律，而一个民族和国家也必须不断变革发展来适应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旺盛的活力，生存下去。周建人指出竞争先是个体之间的竞争，然后是民族之间的竞争，最后是人类整体与生物界及非生物界的竞争。竞争是社会改革的动机，缺乏竞争是社会停滞甚至退化的前兆。竞争还是个人独立的标志，可以激发个人才智。社会个体的竞争，使个人奋发向上，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科技进步，造福全体人类。因此竞争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促进人们的互助。社会各阶层的合作，也是一种广义的竞争，使民族具有强大的生存能力。如果失去竞争，使旧的社会停滞，社会众多个体如岩浆涌动，造成火山爆发，从而打破原有的旧平衡，造就新的平衡。周建人认为一个民族的改革必须经历竞争的阶段，乐观地预见一时的沉静必然萌生各种竞争的因素，促使竞争的发生，推动民族的进步。周建人充满希望地呼吁：“古代曾有盛大的动物，因为不能追上环境的变迁，在地史的中途灭亡了[……]古老的民族，也难逃公例；希望所在，便在人能觉悟，知道努力，奋力往能生活的路上走，这便是进化论借给人们的教训了。”(周建人，《达尔文主义》8)可以说，周建人以进化论唤醒民众，希望民众奋发向上、振兴中华民族，与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和“科学救国论”一脉相承。
近代以来，中国形成科学文化与社会文化两套看似各自独立的知识体制，其实两者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科学话语共同体”打破科学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分野，尤其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新文化运动中“德先生”和“赛先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命题。新文化运动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科学与理性的“赛先生”是“德先生”的内核，民主社会的“德先生”是“赛先生”的追求目标。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指出《新青年》旗帜鲜明地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以两位先生作为反对孔教和礼法、国粹和贞节、忠孝节等旧伦理、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和旧政治的理论根源。“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0)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领袖运用进化论高举革新大旗，其思想根源是社会发展应该参照自然，以自然规律为社会发展准则，涉及博物学。如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呼吁青年应该“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因为“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陈独秀，《敬告青年》3)。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也结合进化论和唯物史观分析道德的本质与变化，指出道德不能超自然、超物质，也不是上天的赋予或者圣人的教化，而是一种由本能发生的自然现象。群居动物在适应自然的竞争法则的过程中产生了道德，道德和求生、认知、繁衍、母爱一样，都是动物的本能：“道德原来是动物界的产物。人类的道德，从人类还不过是一种群居的动物时代，就是还没有进化到现今的人类时代，既已存在。”(李大钊138)因此，道德“他的基础就是自然，就是物质，就是生活的要求。简单一句话，道德就是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之社会的本能”(李大钊138)。
新文化运动有着博物学的“科学话语”基础，然而周氏三兄弟与博物学的渊源之深、对博物学的喜爱程度非比寻常。周氏三兄弟的博物学是他们推动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来源，也是“科学话语共同体”的典型个案。博物学的“科学话语”的贡献与意义，是理解和研究新文化运动甚至中国现代思想“德先生”与“赛先生”深层次关系的关键。周氏三兄弟的博物学“科学话语共同体”将理性精神与科学求知融入启蒙民众、救亡图存的宏愿，为中国现代科学史、思想史和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外，当代社会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疏远，发现和研究周氏三兄弟的博物学，继承他们探索自然和热爱自然的博物学精神，可以赋予博物学保护环境的新意义和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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