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伟

一

较之以往历史时期中国白话文的发展，五四时期的现代白话文面貌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并且许多改变就是五四新文化阵营有意倡导并加以推广的结果。本文主要着眼于五四时期一般现代白话文的建设，即以五四时期所谓“应用文”的整体构想与书写创制作为研究对象——这无疑是“现代汉语”显现的重要时刻，一种新的书面书写权威在具体的历史时刻得以确立与展现。由此，我们会探讨一些极为明显的五四白话文外部特征的系统性倡导，辨析若干语言文字变革现象的深层文化逻辑，以及审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发展态势。

　　可先言及傅斯年在“文言合一”视野下对语言文字发展的“自然”与“制作”差异的辨析，从中反映出中国语言文字观念的时代性嬗变。反对“制作”而要求“自然”发展的人们的意见为：“文言合一，自然之趋向，不需人为的指导，尤不待人为的拘束。故作为文言合一之词，但存心乎以白话为素质，而以文词上之名词等补其缺失，斯已足矣。制为规条，诚无所用之也。”(傅斯年 185)傅斯年的态度则完全相反，持有一种鲜明而典型的五四时期“有所作为”的“现代”白话文的“创制”观念：

　　文言合一之业，前此所未有，是制作也。凡制作者，必慎之于事前。率尔操觚，动辄得咎。苟先有成算，则取舍有方，斯不至于取文词所不当取，而舍其不当舍，舍白话所不当舍，而取其不当取。文言合一，亦不易言矣。何取何舍，未可一言断定。与其浑然不辨，孰若详制规条，俾取舍有所遵率。精于方者成于终，易于始者蹶于后。谓此类规条为无用，犹之斥世间不应有修词业也。(傅斯年 185)

　　有意思的是，“自然”与“制作”的对立观点双方，所标举的语言文字理想都是“言文合一”。“反对者”认为“言文合一”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其中包含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即以语言的白话为素质。傅斯年在使用“语言”这一概念之时，就已说明：“下文或作语言，此作白话，或作俗语，同是一词”(185)。所以，“反对者”是在语言“声音”之上，再“以文词上之名词等补其缺失”，明显关注于自然的“声音”，而“文词”是第二位的，思路是“以文字就语言”，并不会产生文字方面的书写方式“规条”。傅斯年所坚持“言文合一”的内涵则大为不同，主要面对的恰是“文词”，或言是以“文词”优先的，关注的核心在于“文”的问题，顺理成章会极为重视书写方式的“制作”问题，更多体现出建设现代白话文的高度自觉，视之为庄严的事业，而语言“声音”方面的问题，傅斯年未曾提及，是阙如的。

　　在如此的语言文字观念嬗变的逻辑之下，当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领袖的胡适、陈独秀以《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等著名论文，在理论层面完成了以白话文的书面语替代文言的书面语的论证之后，“现代”的一般白话文在现实层面上应以怎样的面孔出现，五四白话文怎样进入具体的技术与操作的层面，就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问题，也是五四时期中国白话文发展的内在迫切需求。

　　这当然不会是宋元以来的既有传统白话文的简单再使用了，也不会像胡适那般在五四白话文倡导之中简单正面列举《红楼梦》《水浒传》的白话文就可以解决。当白话文的“现代”书面书写方式的重大问题被提上五四新文化阵营的议事日程，诸如傅斯年的“制作”立场就会强力浮出历史的地表，成为一个时代的语言文字变革的必然选择与必经之路。如在之前傅斯年的观点之中，他既认识到“言文合一”任务的艰巨性，但最终仍坚定归结到应由人工拟出的“规条”，中国语言文字在傅斯年等人的眼里，显然不再是“自然”发展的一桩事物，不仅需要面对自然的语言“声音”，还须将传统白话文加以“现代”的大力“改造”与必要的书写方式“创制”，从而显现出一种高度书面化的践行结果。五四时期现代的“文”的面貌由此得以展示，并在其中充满了五四一代再造河山一般的信心。完全可以说，他们是自觉将语言文字的壮丽事业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事业，主动要求加以不懈的变革、开拓与建设，而这一切正是本文所谓“整体构想”“书写创制”的精义所在。

　　在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杂志之上，我们能够找到三份对白话文进行整体构想的系统性方案，即是傅斯年在所谓“制作”观念之下的具体“规条”。它们以逐条罗列的方式，将五四语言文字变革的意见充分明确化、条理化，并凝固下来，在相当程度之上规定了五四文学语言以及现代汉语的基本面貌与历史走向，对于中国语言文字现代转型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我们关注的作者与篇目分别为：钱玄同在《新青年》第3卷第5号“通信”栏目中的来信、刘半农在《新青年》第4卷第1号的论文《应用文之教授——商榷于教育界诸君及文学革命诸同志》与傅斯年在《新青年》第4卷第2号“读者论坛”上的论文《言文合一草议》。

二

被陈独秀称誉为“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不景从也”(陈独秀1917年2月1日13)的钱玄同，在最初积极响应胡适“文学革命”倡导之后，于《新青年》的第3卷第5号与陈独秀的“通信”中，系统提出十三条白话文“改造”意见，可见其语言学家的当行本色。其内容为：

　　1 以国语为之。

　　2 所选之字，皆取最普通常用者，约以五千字为度。

　　3 凡一义数字者，止用其一，亦取最普通常用者。

　　4 关于文法之排列，制成一定不易之“词典”。不许倒装移置。

　　5 书札之款或称谓，务求简明确当。删去无谓之浮文。

　　6 绝对不用典。

　　7 凡两等小学教科书，及通俗画报，杂志，新闻纸，均旁注“注音字母”，仿日本文旁注“假名”之例。

　　8 无论何种文章，必施句读及符号。惟浓圈密点，则全行废除。

　　9 印刷用楷体，书写用草体。

　　10 数目字可改用“亚拉伯”码号，用算式书写，省“万”“千”“百”“十”诸字。

　　11 凡纪年，尽改用世界通行之耶稣纪元。

　　12 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

　　13 印刷之体，宜分数种，以便印刷须特别注意之名词等等。(钱玄同 8—11)

　　钱玄同的系统观点非常明确，涉及五四时期白话文书写创制的方方面面，要义在于白话文的一种外部规范化。他既重复了使用国语、“不用典”等五四一代人的共同看法，也提出了在一般白话文之中若干具体而微的主张，主要是以实用性、精确性与简捷性为旨归，包含许多书面书写方式的建设性意见。在使用国语、白话文的基础之上，钱玄同考虑到使用常用字，语义单一化，语法明晰，去浮文等问题，而更多的意见在于某一书写方式方面，技术性地采用非常明确的“欧化”办法，如标点符号、公元纪年、左行横迤等，即汲取西方语言文字的成熟书面书写经验来丰富现代汉语的书面书写方式——这些意见大多为后世遵行。陈独秀对于钱玄同的这一方案，只有毫不含糊的一句回答：“先生所说的应用文改良十三样，弟样样赞成。”(陈独秀1917年7月1日 13)

　　再来看第二篇文献——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商榷于教育界诸君及文学革命诸同志》一文，刊载于《新青年》第4卷第1号，承接钱玄同有关应用文的话题而又有所发展，“钱先生所要说的是应用文之全体，我所说的是应用文之教授”(刘半农 28)。在此文之中，刘半农详尽讨论了现代白话文作为一般书面语的教学问题，包括范文“选的方面”“讲的方面”以及“出题的方面”“批改的方面”等教学实践活动。在其中，刘半农谈到了学生作文，提出十二个事项，可视为对现代白话书面语建构的系统意见：

　　1 题目要认得清楚。其主要处，尤须着意。

　　2 文宜分段。文中意义，当依照层次说出。

　　3 下笔时应先将全篇大意想定；勿做一句想一句，做一段想一段。

　　4 时时注意字义安适与否？文法妥协与否？意义不与论理学相背与否？

　　5 作文要有独立的精神，阔大的眼光。勿落前人窠臼，勿主一家言；勿作道学语及禅语。

　　6 勿作古字僻字；字义有费解，或未能了解其真义者，宜多查字典，或以习见字之相当者代之。字有古义已失者，宜用习用之今义。

　　7 不避俗字俗语，即全用白话亦可；要以记事明畅，说理透澈为习文第一趣旨。

　　8 勿打滥调，勿作无谓之套语，勿故作生硬语；实用文最宜明白晓畅，凡古文家、四六家、八股文之恶习，宜一概避去。

　　9 引证当记明出处，如某书某节或某页，引用西书，当并列译文及原文。

　　10 实用文取迅速主义。篇幅不逾五百字者，限两小时完篇，过五百字及有特别情形者，可酌量延长。

　　11 篇幅不论长短，自一二百字至一二千字均可。要以不漏不烦，首尾匀称，精神饱满为合格。

　　12 字体以明了为佳，亦不必过求工整，免费时刻。(刘半农 35—36)

　　刘半农主要从五四时期白话书面语行文的意义逻辑及其组织安排而言：题目、段落、大意、精神等都是为了文章的意义充实，言之有物；字义的明确、使用白话，不用套语是为了一般书面语意义表述的准确、明晰、有力；引证、篇幅、字体则是着眼于一般书面语的实用性，制定出必要的一般性行文规则。可以说，刘半农的系统意见在于规范五四时期作为一般书面语的白话应用文的内在行文脉络，而要求在“章法”上做到“有序”。另还可以重点关注刘半农“亦不必过求工整”一句，显然针对于文言。由于中国古代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一般书面语与“纯文学”的区分，其审美的非独立性反而带来士大夫书面书写在审美方面的弥散。如同周祖谟的看法：“文言就是古代的文学语言，换句话来说，就是古代的书面语言和人民大众诗歌创作的语言，它不仅为文学服务，而且为一般的文牍和政治、历史、哲学、科学方面的著作服务。”(周祖谟 28)在此时，文言“过求工整”的做法已成为五四时期白话书面语建构的对立面，普遍被五四中人视为陈陈相因的“陈词滥调”，而他们以语言文字的工具论和实用论为基础，绝对要求去除那种文言式的文字审美追求。

　　第三篇文献为傅斯年在《新青年》第4卷第2号中发表的《言文合一草议》，提出十条关于白话文的建设意见。具体为：

　　1 代名词全用白话。“吾”“尔”“汝”“若”等字，今人口中不用为常言。行于文章，自不若“你”“我”“他”等之亲切，此不待烦言者也。

　　2 介词位词全用白话。此类字在白话中无不足之感(代词亦然)，自不当舍活字而用死字。

　　3 感叹词宜全取白话。此类原用以宣达心情，与代表语气。一个感叹词，重量乃等于一句或数句。以古人之词，表今人之心情与语气，隔膜至多，必至不能充满其量，而感叹之效用，于以丧失。

　　4助词全取白话。盖助词所以宜声气，犹之感叹。以宣古人声气者宣今人，必不切合。

　　5 一切名静动状，以白话达之，质量未减，亦未增者，即用白话。

　　6 文词所独具，白话所未有，文词能分别，白话所含混者，即不能曲徇白话，不采文言。

　　7 白话不足用，在于名词，前条举其例矣。至于动静疏状，亦复有然。不足，斯以文词益之，无待踌躇也。

　　8 在白话用一字，而文词用二字者，从文词。在文词用一字，而白话用二字者，从白话。但引用成语，不拘此例。

　　9 凡直肖物情之俗语，宜尽量收容。此种词最能肖物，故最有力量。

　　10 文繁话简，而量无殊者，即用白话。文词白话文法有殊者，即从白话。(傅斯年 185—87)

　　傅斯年的意见主要集中于词类的方面，无疑也是从书面书写层面来思考问题的。他将代名词、介词、感叹词、助词、名静动状等都规定为必须使用白话文，而这些观点也为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所采纳，是五四白话文理念的直接辐射与实现。如果照此奉行的话，相信至少那些过渡时期半文半白书面语的杂糅情形会大为改观，五四白话文不会再有那些文言标志性的重复极多的“之乎者也”了。这必然会带来五四时期白话文较之以往书面语面貌的极大改观，同时又何尝不是中国语言文字精神气质的极大改变。此外，傅斯年还以一种开放而实用的姿态看待文言与白话，虽使用了“死字”“活字”——五四时期特有的二元对立性词语，但在相当程度上区别于胡适在五四白话文倡导之中“死文字”与“活文字”的截然划分。因为，他并不讳言是以“白话”为基础来吸收“文词”的优长，即是主要着眼于五四白话文在书面书写方面的表现力问题，并不人为设置樊篱，直视文言与白话文的各自优长。概而言之，傅斯年是以白话文为旨归，并在白话文与文言文现实实用性的比较视野之中，试图拓展出五四白话文多元而开阔的语言文字源泉。

三

上述《新青年》的三篇重要文献在整体构想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指导性规则，可作出一个概括：以国语与白话文为语言文字基础，对某些类别的古时词语明确弃用，文言也可在局部作补充性使用；采用通用的常用字；行文注重意义逻辑的层次展开，重视文法，不用典，力求明白晓畅，在字义方面要求单纯明晰化；在数字、纪年、书写方法、标点符号等进行西方式的移植、在技术层面采用西方惯用的计量单位。显然，五四时期“欧化”取向的整体构想与书写方式全面进入了中国既有的白话书面语体系，显现出以无歧义的确定意义沟通社会实用需求的思路，进而产生了中国白话书面语外部明显的“现代”面貌，乃至于当时的人们直接称之为“新式白话”。这一切当然有利于在白话文之中实现来自西方的“新知”输入，并极大促进了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同时，这也在相当程度之上造成了所谓的五四时期“欧化白话文”，成为了中国现代白话文的开端。需要补充说明，之所以认定钱玄同等人的三份方案是为白话文发展的“欧化”取径，是因为它们并非凭借语言方面的“言文一致”，或源自传统资源的现代创造性转化而实现，而是直接“拿来”西方既有的通行且成熟的书写方式，使得中西不同的书面书写情形交融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白话文之中。

　　如果将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相比较，仅是通过对钱玄同等人三份方案的分析，就不难发现五四时期与清末民初时期的白话文发展已经不是一回事了。杜新艳认为：“近代报刊白话文的尝试表明，不加修饰、不加裁剪、原汁原味的口语表达方式无法在书面表达体系中成为主流。若要达此目的，必须使白话书面化。”(409)但是，由“白话”到“白话文”的“文”的创生，又不是在晚清白话报刊的语言之中就能够完成的。五四时期白话书面语的“构想”与“创制”，可以说是从晚清白话文的“痼疾”出发，而钱玄同等人的三份方案并不是像晚清那样只是想着怎样利用白话去“利俗”，更是需要不断创造与提升白话文的内涵与品质，使之在实质上由“俗”转化为“雅”，由“传统”转化为“现代”，完成中国语言文字的古今之变。正是由于白话文这一“文”的地位确定，使得白话文成为了五四时期思想文化与文学创作的普遍媒介。另外，没有经过“创制”加工，直接继承晚清白话报的一类报刊，在晚清之后的发展情况则为：“自清末一脉延续下来的老牌白话报刊，则继续走着一条市场化乃至世俗化的营业小报的路子，去阅读对象主要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市民阶层，而非知识界和文化界的精英。在新型知识分子建构新的文化秩序中，他们没有能够参与其中。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的声影是隐形的，他们的话语是失声的”(胡全章 68)。

　　于是，“现代”成为了五四时期语言文字变革的动力与目标，成为了绝对性的价值追求，而“创制”在此还呈现出另一副面孔，即为一种高度性的书面语整合力量。仍以书写方式为例，不必说中国古代的传统书写方式被直接视为“落后”，就是新文化阵营的一些含有传统因素的意见也遭到了扬弃。可举一例，胡适在《新青年》第5号第3号“通信”栏目的《论句读符号》一文之中，列举了十种标点符号的使用，同时由于“其两式并列者，一以横行，一以直书也”(胡适 203)，即是说有西式的“左行横迤”和中国传统的“右行竖迤”两种方式，并无取舍，在标点符号的使用方面各形成一套办法，例如句号“住。或·”、冒号“冒：或、、”，显示出某种兼容的“含混”——当然，这样的方案现在早已被整合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如果转换角度，如此欧化倾向的白话文“创制”，其实也是一种“压抑”。因为，“现代”的历史性强行进入，使得中国固有的若干传统书写方式合法性全面瓦解，进而使得其价值被全面遮蔽。或许，我们可以在逻辑层面推测这会使得中国书面语的书写方式丧失了更多的可能性。

　　着眼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发展道路，我们还想进一步思及钱玄同等人的三份方案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虽然在这些文献之中，出现了“国语”的概念，但是一个基本事实是在五四时期、乃至1950年代之前，即便有诸如《国音字典》之类的“国语运动”成果的官方颁行，但在实践层面真正能在全国普遍推行并广泛使用的“国语”并不存在。当时中国的语言学界，一度还为了现代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音是“国音”还是“京音”进行争辩，而没有定论。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中国实际上已有了普遍应用的现代白话的书面语系统，所以普遍国语的“声音”在中国近、现代时期事实上只能为“文字”维系——这就沿袭了中国古代的“书同文”传统。所谓“书同文”传统，是指在中国古代时期，帝国内部人们都使用同样的汉字，而说着不同的方言——当然，在某些特定阶层也存在具有不同程度共同语性质的“官话”，但最终都由汉字维持了广袤国土之中千差万别区域的文明联系与向心力，保有了士大夫文化阶层的特殊地位与政治体系的文官制度，造就了中国古代文学在语言文字方面特有的推敲锻造与情韵声色，同时也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很明显，在“书同文”的传统下，汉字主导与建构了中国“文”的全部含蕴与价值。

　　就深层文化逻辑而言，五四时期《新青年》的白话文整体构想与书写创制确体现为“欧化”的发展倾向，但其基于“文”的书面语情形，仍为“书同文”的传统机制所支配，其根底仍是在于由汉字所面对的中国社会及其文化构成，而不是沿着西方式“语言中心主义”的“言文一致”语言文字逻辑行进。后者概括说来，即是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中，有着由所谓“语音中心主义”形成“语言民族主义”的历史过程。我们今天认定的中国现代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并不是某种纯然的优势方言，而是一种文本化的语言、一种在汉字书写规范化之下创造出来的语言、一种超越方言声音的标准化“非天然”的语音体系。在这一情形之下，钱玄同等人三份方案的意义就可以进一步凸显：在现代白话文的一般书面语中造成一种标准化、规范化的现代民族书面书写方式，而它的推行实际上能够起到一种凝聚现代文化、联络现代中国人情感、满足现代中国人普遍文化书写的作用，并在相当程度上执行了中国现代民族共同语的功能。再大而言之，正是基于这一通用的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的书写方式，五四白话文奠定了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行进道路。

　　在另一方面，高度书面化、文本化的五四时期书面语“创制”很快就带来了一个直接的后果，即现代白话的书面语与当时的日常语言产生了“脱节”的情形。诸如钱玄同等人三份方案之类的五四新文化知识分子的顶层设计，重视书面书写的问题，相对忽略语言的“声音”问题，并没有达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攻击文言的“言文不一致”而宣称白话文“言文一致”的效果，而是使之走向了某种“新文言”，并与一般大众相隔绝，知识分子精英色彩显得非常浓厚，这尤为体现于某些五四作家的文学创作之中。

　　在1921年6月开始的《小说月报》“语体文欧化”讨论之中，沈雁冰称：“对于采用西洋文法的语体文我是赞成的，不过也主张不离一般人能懂的程度太远。”(16)郑振铎的态度为：“为求文学艺术的精进起见，我极赞成语体文的欧化[……]不过语体文的欧化却有一个程度，就是：‘他虽不象中国人向来所写的语体文，却也非中国人所看不懂的。’”(16)他们试图在现代白话文之中以一种适合的欧化程度去应对普通的读者，只是愿望是美好的，“适合的欧化程度”如何量化与操作，如何在现实之中实现，都谈何容易。

　　到了1930年代，左翼对于这一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就没有多少的客气了。瞿秋白说：“新文学所用的新式白话，不但牛马奴隶看不懂，就是识字的高等人也有大半看不懂。这仿佛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字和言语。因为这个缘故，新文学的市场，几乎完全只限于新式智识阶级——欧化的智识阶级。这种情形，对于高等人的新文学，还有可说，而对于下等人的新文学，那真是不可思议的现象！”(“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 147)所以，瞿秋白将五四文学及其语言定性为：“中国文学革命运动所生出来的‘新文学’，为什么是一只骡子呢？因为他是‘非驴非马’：——既然不是对于旧文学宣战，又已经不敢对于旧文学讲和；既然不是完全讲‘人话’，又已经不会真正讲‘鬼话’；既然创造不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又已经不能够运用汉字的‘旧中国文’。这叫做‘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学阀万岁”；瞿秋白 177)在这里，固然有着1930年代左翼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巨大观念分野，但也不难辨析出1930年代左翼对五四时期白话文书面语的极大不满。按照瞿秋白的阶级观点，其“欧化”的小资产阶级价值取向完全与普罗大众相隔绝，在现实之中全面走向了反动。此中，当然包含了1930年代左翼鲜明的政治与文化意识，形成了对五四时期书面语精英化倾向的一种凌厉的批判视阈，同时也是1930年代左翼倡导“大众语”的一个逻辑出发点。

　　就一般意义而言，书面语与日常语言存在必要的差别，是正常的语言文字现象。但是，作为全民使用的现代民族共同语，五四时期白话文书面语的某种极端化发展，造成了一般人群基本上是看不懂、甚至产生某种社会阶层区分的效果，这样的现代民族共同语势必会在新的历史时空之中面临不断的危机与挑战。书面语与日常语言如何相互激荡并保持现实的活力弹性，如何达到胡适所言的“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理想境地，乃至如何创造与普及自己的读者，都是20世纪中国语言文字变革之中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实践问题。在五四时期之后，中国社会结构仍是变化剧烈，犹留有传统“士”色彩的五四知识分子发生了极大的分化，其启蒙影响逐渐式微，昔日的“庙堂”早已不存在，试图重返“中心”的“广场”也发生了坍塌，而此时支配性的政党政治环境使得中国现代语言文字“欧化”发展倾向为“大众语”“民族形式”“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等追求所覆盖。这样，我们会清晰地看到，有着自己文化路线的政党团体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继续推动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发展的过程。

四

汪晖为五四时期白话文的书写“创制”提供了一种视野宏大的历史诠释，源头指向“我们可以看1900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在这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一共有100多种科技期刊问世、创刊。其中大概包括自然科学期刊24种，技术科学期刊73种，医学期刊29种。辛亥革命后的六、七年创刊的刊物比过去的总和增长了两倍，从1911年特别是1912年到1919年《新青年》创刊前后创刊的刊物比这之前所有的刊物加起来，要多好几倍，至少是两倍”(“科学话语”304)，它们产生的“后果就是汉语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技术化、科学化的过程。这个技术化过程的第一步就是要生产和制定单义的、精确的、适合于技术操作的概念。因为我们日常语言的特点是每个概念有多义性，写诗比较好，科学家经常抱怨汉语不精确，所以他们要制造一些特殊的概念，用逻辑的关系来界定它们，这就是科学名词的制定和审查工作”(“科学话语”314—15)。这些工作与五四时期白话书面语的“创制”做法是一脉相承的，也与我们论及的《新青年》上的白话文整体构想与书写创制的三份方案是息息相关的。

　　汪晖的结论是：“一般地来讲，我们讲五四白话文运动，首先强调的是白话文，由于胡适之写白话文学史又上溯到整个中国的白话文传统，因此经常会有人说白话而讲到宋代的平话、元代的杂剧、元代由蒙语译出的皇帝的敕语、圣旨颁布的法律、明代的小说，这些都变成了白话的见证，好像一个复兴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把科学话语的共同体的活动放进来，我们就知道现代白话并不是一般的白话，它是经过一个科学话语洗礼的白话，这个意义上才有所谓的新，才能跟科学的价值配合起来，这是文化运动背后的权威性的根源之一。”(“科学话语”316)“科学”“科学话语的共同体”的标出，表明了近代以来，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建构的重要空间，以及一种世界观公理方面持续的“科学”追求冲动。汪晖后来甚至还认为：“中国的现代日常语言、文学语言和人文话语都是在科学话语的实践中孕育成熟的，也是以科学化作为变革的方向和理由的。”(《现代中国》 1143)这对于我们理解钱玄同等人的三份方案具有启示意义，因为这三份方案何尝不是对白话文的一种全面“科学话语洗礼”。可一言概之，“科学”显然是这三份方案提出的内在驱动力与实现目标，促使中国语言文字开辟出新的时代性发展空间。

　　再引用郭颖颐的一段话，以期说明“科学”带给中国语言文字的另一影响：

　　人们就把科学作为一种不可能的教条终极性应用于任何最基本的人类情境。通过对方法的崇拜导致了方法论的形而上学，与此相异的精神活动却被讥讽为“非科学的”。许多现代中国的思想领袖都未能把批判态度和方法论权威、科学客观性与绝对理性、科学规律与不变的教条区别开来。这就引起了一个多种观念互相竞争的时代。而这有助于开启另一个时代，即一种超级思想体系的一统天下。(郭颖颐 172)

　　“科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实践，具有明显权力关系的排他性，因为“科学在中国经历了一段其价值不断提升的历史，尽管一开始它就被赋予了救亡是使命和文化的权威，但直到‘五四’时期，它才突破了自洋务以来绵延半个世纪的‘体—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真正具有了新文化权威的根本意义，成为普遍的和终极的价值。它被用来批判一切既存的制度和文化，也被用作一切新尝试的价值准则”(严搏非 481)。当中国“科学话语的共同体”逐渐成熟，意味着清末民初时期那种多元语体并存的语言文字局面的合法性丧失，即便这一局面在现实中仍会较长时间在局部“残留”，但已经命运般规定其逐渐消失的前景。在“科学”话语的权威之下，与五四时期新文化、新文学价值同构的现代白话文势必会定于一尊。

　　相应能够看到这样的景象：一方面，五四白话文继承了中国既有的汉语、汉字体统，它毕竟不同于欧洲各国在其民族国家形成之中告别一统的拉丁文的情形，也不同于日本、韩国那样，在其“现代”进程之中，放弃了曾经使用的由汉字建立书面语的做法；另一方面，五四白话文又实质性否定了包含文言与白话在内的传统语言文字的实践方式，实乃一种新的现代装置的语言制度的创出，实乃一种新的世界观与语言文字形态的建立。钱玄同等人的三份方案同样是在五四时期一般书面语领域之中，参与完成这一历史重任，最终造就一个统一而均质的现代性支配下的一般书面语实践，形成了“现代”的内核——这也是中国唯一具有现实合法性的现代一般书面语。

　　再让我们延伸论及五四时期一般书面语与新文学作品语言的关系。五四新文学以现代白话文作为一统的语言文字基础，构筑了一个时代文学作品语言的底线与平台——这同时也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所取得的标志性成就，而五四新文学作品语言正是从一般书面语变革的历史洪流之中得以开启。正如鲁迅指出：“白话的生长，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因为态度很平正，若夫以前文豪之偶用白话入诗者，看起来总觉得和运用‘僻典’有同等之精神也。”(鲁迅 431)在这一底线与平台之上，五四作家创作的本身就是在不断锻造与调适现代汉语，是现代白话书面语的具体而集中的呈现。这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如王元骧所言：“借语言来反映现实就意味着把丰富多样的感性的东西纳入到一般的概念系统之中，这就与文学的形象性的要求发生了矛盾。这实际上是以逻辑语言来理解文学语言所造成的困惑。语言原本是人们为了反映生活、交流思想情感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在人们的实际语言行为、包括作家借助语言来创造文学形象的过程中，人们并非完全按照逻辑语言中词语的概念性的意义来使用语言，它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具体的实际应用和交往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因而对于词的意义我们也只能在人们的语言行为过程中，联系它的具体语境才能获得确切的理解。这样，就克服了逻辑语言的抽象性而赋予它具体的、特定的、活生生的内容。”(8)可以说，钱玄同等人的三份方案已经昭示了五四时期汉语书面语是一个空前逻辑化的欧化倾向的现代白话书面语，五四作家同时还必需面对与搏斗于这一欧化倾向的白话文，从而使得五四文学作品语言的建构能够从五四白话文一般书面语的“母体”之中独立出来，从而使得所谓的“文学文”取得一种相当自足的地位。

　　这样，我们既能看到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冰心等人在五四时期以其强烈的个性与审美意识，完成了属于自身的文学语言的建构，形成了各具风格的感性而肉体的语言，并不断找寻着异于中国古典的“现代中国”的“文学性”与“诗性”，总体呈现出高度审美的、虚拟现实的、陌生化的、深度心理的、强烈批判现实精神的文学语言追求；也能看到更多五四时期的文学作者为这一高度理性化与技术化的白话文所裹挟、所湮没，反倒是遮蔽了表达内容的力量，全然加入时代的“众声合唱”之中，泯灭了个体的存在而不为人知。并且，当五四时期渐行渐远，后一种情形就愈演愈烈，文学语言的表达更多让位为一种共同性话语的表达。到了今天，我们估计可能就不再会有人考虑建构某种既定的“科学”价值取向的“文学语言”了，甚至“‘科学’价值取向的文学语言”的说法本身，就会让不少人觉得有些别扭，以至于我们在当下可能会深刻怀疑语文学语言表达本身是否真的存在一个“科学”的问题。但是，在另一方面，诸如五四时期对白话文的整体构想与书写创制，早己汇入“现代中国”的基本文化经验之中，成为一种常识，人们习焉不察——从此角度来说，我们仍生活于五四的余荫庇护之下。就五四作家的文学语言经验而言，当然会有超越观念的极大丰富性，而个体作家方才是一种语言文字命运的最终承担者，以至于我们发现不少有所成就的五四新文学作家，基于自己的语言文字体验，对五四一般书面语的现代白话文都有不同程度的批评意见。他们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建树，是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之中得以实现，不停息地找寻着符合自身经验的文学语言表达方式，成为了整个中国语言文字现代转型之中极具价值而不可消化的部分。

　　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已将五四时期欧化倾向的白话文等同于中国现代白话文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基本面貌了。这一切也反映在钱玄同等人的三份方案之上，由对白话文做出系统性的“构想”与“创制”，表明出一种鲜明的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转型意识，而这一意识无疑具有强烈的现代思维方式与激进的变革精神。于是，在傅斯年的宣告声中——“言文合一，趋向由于天成，设施亦缘人力。故将来合一后之语文，与其称之曰天然，毋宁号之以人造也。”(傅斯年 188)我们清晰看到在一个空前巨大与繁复的中国语言文字现代转型的实验室之中，五四白话文体现出强烈的科学化、技术化、精确化、逻辑化的理性书写追求，在书写方式、意义组织与词类选择之中不断加以完善，以满足“现代中国”最为广泛的文化书写需求，进而形成了中国语言文字发展长河之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范式。

　　最后需要说明，我们不会本质主义式地界定与畅想所谓“真正”与“成熟”的中国“现代书面语”“现代文学语言”乃至“现代文化”，更不会由此为出发点，返观与指责特定历史时期的语言文字实践。因为，在具体的时空之下，历史本来就是一种混溶而不容割裂的“局限”，历史并不会因为后人的观念而改变面貌，某一时代的特色其实就是某种历史“局限”带来的选择，人们其实是很难能在其中分辨出二元褒贬的所谓“优点”与“缺点”、“进步”与“退步”、“顺流”与“逆流”，乃至于强行分辨的本身很有可能并无意义，抑或只是依附于某种外部标准而被强行施加意义。换言之，变动不居而尚未有止境的中国“现代书面语”“现代文学语言”乃至“现代文化”才是中国现实社会之中的常态，并一直延绵地流向与塑造了我们。而且，我们远未达到完美，较之前人并未高明了多少，直至当下仍需面对那些宿命般缠绕生长的中国现代语言文字问题，仍需不断建设于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化事业，尽管它们已改变了在曾经的历史场景之中的话语构成与表述方式，但确实还与现今的我们共存着，未曾有过须臾的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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