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生

　　领完小学结业考试的成绩单，武志权和李晓梅带武安安回了老家。那是二〇〇一年，还没有动车，如果坐普通火车，要从南汇赶到闸北的上海站，太麻烦。况且火车只到老家市里。他们傍晚出发，从惠南镇汽车站坐专线到周浦镇，再换上直达大别山小镇的长途大巴。

　　天气很热，发车前，乘客们站在路边等待。行李已被塞进了大巴肚子。武志权和李晓梅脱掉白大褂和厨师帽，换上正常衣服。安安穿着他最喜欢的一套衣服，绿白相间的格子短袖衬衫，以及侧面印着字母的卡其色短裤。他第一次听到那么多人同时说家乡话，感到很新奇。他们把“你”发成“嗯”，把“明天”说成“明个”。

　　“这两年发什么财？”一个男人接过武志权递过的香烟，问。

　　“做点面粉制品，做点面粉制品。”武志权咧嘴笑，谦虚地说。

　　后来司机拍打车子前门，嚷着，“上车、上车。”他们往车门涌过去，想抢个靠前的好位置。

　　“那我的书和衣服呢？”车子发动后，安安又一次提起这个问题。李晓梅只让他收拾了回去需要用的东西。

　　“带不下。”李晓梅说，“等学校联系好了再说。”

　　行驶了一会儿，车子上了高架。经过几个立交桥后，他们开上郊区高速。安安问武志权，是不是已经出了上海。武志权说，快了。过了很久，安安快睡着了，武志权摇醒他，指着一个蓝牌子给安安看，“这是上海的界牌，你记住了吗？”他从不放过让安安增加知识点的机会。

　　等安安醒过来，天已经亮了，车子驶在盘山公路上，有一段挨着悬崖。山谷中是一个湖泊，湖水泛着绿意，那是叠在水面上的山坡倒影。安安探头朝外看，公路绕在对面山坡上，如浅色的丝带一般，一晃而过。他们转眼就开进夹在山体中的道路，两边树林葱郁。

　　“那是水库。”湖泊再次出现时，武志权说。他解释着这水库的来历、作用。这个县以水库闻名。接着让安安分辨省市县镇的概念。“上海是直辖市，市长的权力和省长相当。”

　　“那惠南镇是不是相当于别的地方的县？”安安问。

　　后来又有一段山路。这时他们已经抵达小镇，换上了去村里的拖拉机。这段山路坡度平缓，沙土路面上，雨水冲刷出一条条沟壑。道路两边，排列着阶梯状的农田，再远一些，房子紧挨着山。

　　“会有蛇从山上游进房子里吗？”安安问。

　　到了，下车。车子从他们身边开走，黑色的尾气热烘烘的。他们拎着行李，走上一条通往公路下方的小径。“还记得吗？”武志权问他。他看见那幢土坯房，就全记起来了。房子的侧面有一扇偏门，但常年锁着。偏门正对的，是另一家的台阶底部。几栋房子混乱地挤在一起，最低那栋，是奶奶家。他小学一年级的暑假回来那次，拿着锄头，在门口的晒谷坪上“挖野菜”。奶奶警告他，那草有毒。从奶奶用力踏平那块泥土地的表情判断，有问题的应该不是草本身。

　　他们绕到房子正门，踏上石阶，越过阴沟，走了進去。

　　“我在门口听车响，响了一早上，也不是你们。”奶奶说。

　　她坐在阴影中的竹椅上，想伸手去够搭在长凳上的拐杖。武志权让她别起来。安安注意到她的右腿上绑着石膏。

　　“安安上学，要考完试放暑假才能回来。”李晓梅说。

　　“你们回来干什么，多大的事儿么？”奶奶提高了声调，“你姐她们也是。叫你们不要回来。”

　　“是安安要回来。”李晓梅说，“每天念着要看他奶奶。”

　　安安怨怼地盯了一眼李晓梅，被奶奶一把拉进怀里。她环住安安的身体，右手在安安胳膊上摩擦。一些细小的茧子和倒刺，刺痛了他裸露的皮肤。

　　安安想起一个二年级时做的梦。奶奶站在灶台边洗碗，阳光透过木窗上的薄膜照进来，罩住奶奶。她将碗一个个拎出，放在台面上沥水，接着用筅帚刷锅，又白又粗的胳膊在空中打着圈，有力地撞击着锅壁上残留的锅巴。

　　那个梦之后，连着两年暑假，他央求李晓梅让他回老家，都被拒绝了，理由是不放心他一个人远行。

　　“肉堆堆的。”这是奶奶捏完他手臂后的评价。“你们是昨天走的？还是前天？”

　　“昨天晚上。”武志权说。

　　“一夜就到了？”她仔细地琢磨着，“那可真是快呀。”

　　现在，她的头发白了一大半。嘴角、眼角和眉毛，相似地向下耷拉着，看上去皱在一起。她说起庄稼的事情，因为腿的问题，她将田半包给了别人，商量了收割之后的分成——她对比例挺不满意。听到后来，安安意识到，所谓“别人”，就是二婶。

　　“丹姐在家吗？”安安问。

　　“她家猪病了，昨天说要上木山去找兽医，估计傍晚才回来。”奶奶告诉他。

　　但午饭前，丹姐和二婶就从屋后小路下来了。那会儿安安正在晒谷坪上，试图将一堆劈好的木柴按照井字形往上码。二婶挑着扁担，两头各有一个水桶。她说，在木山上听丁书记说他们回来了，还以为是在说笑话，后来下山了，看见烟囱里在冒烟。等进了屋，二婶又把这话重复了一遍。丹姐走在她后面，手肘勾着箩筐，问跟上来的安安早上几点到的。

　　“三叔，三婶。”丹姐咧嘴笑着，露出整齐的牙齿。

　　“丹丹比安安还高了。”李晓梅说。

　　“天天跟同学说，‘我弟在上海，三年级就学英语了。”二婶抄起安安没喝的茶水，咕咚灌了几口，“说等她弟回来，教她英语。现在回来了，我看你好不好好学。”

　　丹姐微笑着，不说话。

　　“丹丹上初一了吧？”李晓梅问。

　　“是的啊。都上初中了。你说好笑吗？”二婶说。“上回听你大姐说，安安也要回来上学了？”

　　“没有户口，在上海上不了初中。”李晓梅说。

　　“不对。”安安纠正道，“可以上初中，但不能考高中。”

　　“回来上也好。”二婶说，“丹丹喜欢了吧？跟弟一块儿上学。”

　　安安和丹姐都没说话，各自站在李晓梅和二婶的身后。李晓梅附和道，武志权总说，让安安回来，跟他丹姐好好学习。这倒也不是现编的。二婶听见，像被吓了一跳，连声否认。

　　“丹丹要是有安安一半好，我也心满意足了。”

　　丹姐依然微笑着，不准备说话。

　　“二哥什么时候回来？”武志权问。

　　“说也就这几天吧。”二婶说。

　　奶奶重复了一遍无需回来的话。

　　“要收花生、割稻啊。”二婶仿佛被奶奶的话逗乐了，“老奶奶以为都回来看她。割麦找的是木山老张家那个人，一天四十还是五十啊。不找的话，我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除非不睡觉。你二哥从来也不问这些事儿。”

　　“二哥这两年还行。”武志权开口，“去年卖铜混到钱了。”

　　几年前，饭店关门后，二伯开了一家废品站。位置不变，还在松江那条郊区公路边。他便宜卖掉桌椅和厨房设备，把挂在树上、写着“停车，吃饭”的牌子摘了下来——安安以前问过，谁规定车到这里要停车吃饭的？原先炒菜的男孩走了，来了一个新的男孩，样子黑瘦，只比安安大两岁，负责垃圾分类打包的活儿。安安喜欢去那儿，因为二伯会满足他对火腿肠的热爱。有时，他要一根，二伯买一包。商店的主人是个阿姨，和李晓梅年纪差不多，总让他回答了“爱二伯”，才把零食递过来。

　　“好个屁。”二婶说，“一年到头也不往家里寄几毛钱，上回丹丹的学费还是找她舅借的，这还没还上。”

　　“他做生意收东西要垫钱，手上肯定也是紧巴巴的。”李晓梅说。

　　“靠他啊，吃屎也摸不到嘴。这两年混了几毛钱，到处借给别人。我都懒得问了。”二婶的表情凝固起来，声调越来越高，“前年过年回家一趟，待不到几天就跑了。”

　　“还不是你天天撅他。”丹姐的微笑消失了。说完，她朝灶台走去，坐到灶后，问李晓梅要不要加柴火。

　　“我撅他什么了？”

　　“你自己知道。”说完，丹姐朝灶台走去，坐到灶后，问李晓梅要不要加柴火。

　　安安以为二婶会沿着之前的情绪轨迹，爆发出来，但她瞬间又笑开了，笑着骂道：“丫头長大了，就只知道老子了。”

　　“你要是春天回来就好了。山上有兰花。五月有映山红，六月刚吃完樱桃。七月什么也没有。”丹姐领着他，沿小路往公路走。

　　李晓梅饭做到一半，发现缺鸡蛋。二婶在奶奶的鸡椆里没掏出来，只好指派丹姐回家去拿。安安也跟了去。

　　“八月呢？”

　　“八月啊。”丹姐想想了，“八月栗子快熟了。”

　　“我都不知道栗子树长什么样子。”

　　丹姐停下来，指了一棵树，叶片狭长，掩映着嫩绿色、毛茸茸的果实。安安伸手去摸。丹姐说：“再过一阵，就不能摸了。须子会变成硬刺。”

　　他们穿过大路。丹姐家的房子就在公路另一边，背靠着一座矮矮的山头。关于蛇的疑问，又浮现出来。丹姐从鸡窝里取了鸡蛋，顺手喂了鸡。

　　“你还和那个朋友玩吗？叫王明，对吧？”丹姐问。“你给我寄的那张相片，你们在一棵树下面照的那张。我给你二婶看，你二婶说那是桃树。”

　　他一时想不起王明的样子，但他能回想起那张照片。是邻居阿四拍的。阿四高中毕业，没找工作，成天背着相机走街串巷。

　　那照片是随信寄的。从小学一年级暑假见面之后，安安和丹姐一直有通信交流。起先信很短，类似于看图说话。等认的字多一些后，信长起来，基本和身处年级的语文作文字数要求相同。他的信，总是写成“一件小事”：做面条卖面条的过程、去东方明珠春游的一天。那是一些愉快的课外作文练习。但从五年级下学期开始，他已经有一年多没写过信了。“作业太多啦。”武志权问起时，他这么说。

　　“他还做蛋炒饭给你吃吗？”

　　“我们只玩过一个暑假。”安安说，“后来他走了。”

　　“走了？去哪儿了？”

　　“没去哪儿啊。”安安说，“他回老家了。九月一号开学。我们这边也是吧？”

　　接着安安想起，他在信中写，那是他最好的朋友。这当然是言过其实了。王明只是从外地来过一个暑假，他甚至不知道王明是哪儿的人。愉快的记忆当然还有，比如在炎热的太阳下钻进阴凉的小路，小路彼此连通，走上一小时，绕到原点，去买一瓶冰汽水。王明的父母在工地上干活儿，白天就他一个人在家，安安在他家看过不少电影。作为回报，安安带他参与了小伙伴的踢鞋子游戏。安安和王明被分进一组——后来安安想，那是因为他们都是外地人。但那时候，他并不介意这一点，因为他们总是赢得胜利。

　　“梁晓娟也走了。你还记得梁晓娟吧。”丹姐顿了顿，说。

　　他努力搜索出这名字。丹姐在信中将她形容为自己最好的朋友——因此，他在回信中提到了王明。她还有个排名第二的朋友。他忘了叫什么名字。

　　“去哪儿了？”

　　“去浙江还是什么地方。浙江是不是离上海挺近的？”丹姐问。

　　“外地人不能在那边上学吧。”他说。

　　他说的是上海的情况。倒也没有什么规定，说外地人不能在上海念初中，只是——班主任告诉他爸妈，他在一旁听到的：到了中考时，要考户籍所在地的卷子。除此之外，还要交上一大笔借读费。浙江与上海挨着，想必情况也差不多。

　　“她是去打工的。”丹姐说。

　　“啊？我怎么记得，法定打工年龄是十六岁，起码也要初中毕业啊？”他为此感到诧异。

　　“她有个表姐，在什么厂里做鞋子。她去做鞋子了，她表姐给她做担保。”

　　他马上想到李晓梅总说的那故事。那是很多年前了，她念完初一（安安算过，那时的她，比现在的安安要大上一岁），父亲去世，她得把上学的机会留给她的小弟弟，只好辍学。在进猪鬃厂煮猪毛之前，她在学校里卖过一阵馒头。她在家蒸好，带进学校寝室里，五分钱一个。有时有老师来查寝，她连人带馒头藏进她好朋友的被窝。“馒头塞进了被窝，还能吃吗？”他为这种联系感到困惑。李晓梅解释，馒头装在竹篮中，不会接触到被子。“那个年代，谁管这个啊？有得吃就不错了。”等回过神，李晓梅说。

　　除了李晓梅和给二伯打工的男孩，他还不认识别的辍学打工的人。梁晓娟是第三个。快走到奶奶家时，安安又想起隔壁做衣架那家人，也雇了一个初中没毕业的男孩，叫李松。他每周有一个可以休息的下午，常被老乡领着，往游戏厅里钻。那是安安不能去的地方。

　　这时，对面来了一个人。他背着麻袋，弓腰往这边走，头发差不多掉光了，只剩一圈稀稀疏疏的白毛飘在头颅两边。粗壮的大腿掩在过于宽大的裤筒中，一步一晃，露出吃力的表情。他看见安安，也停了下来，嘴巴微张着，口水从仅剩的几颗烂牙中流出来，挂在嘴角，看上去茫然又兴奋。

　　“你还记得他吧？”丹姐问。

　　那人的笑容收拢了，叫了几声——即使已相当短促，还是能分辨出是从强到弱，从粗到细，近乎于一种从喉咙中压迫出来的痛苦的呻吟。

　　“我们先过！”丹姐喊道。

　　那人侧过身，让安安和丹姐走了过去。

　　“他能听懂你说话？”安安问。

　　“他知道我的意思。”丹姐说，“他也认识你。”

　　“你怎么知道？”

　　安安回头看，那人还站在原地，茫然地盯着他。

　　聋爷。他记得。但从知道要回家到现在，他完全没想起过。

　　他对丹姐说，他三年级时，写过一篇关于聋爷的作文。爷爷的父母死于抗日战争年代（令安安失望的是，他们是病死而非战死），聋爷的父母收养了爷爷。等爷爷长大结婚，聋爷的父母先后去世，于是爷爷反过来收养聋爷。武志权将这故事总结为一个报恩的故事。爷爷死了，聋爷和奶奶待着，以后归武志权和伯伯们照顾。再以后，就是安安。他写作文的时候，还没想过，聋爷活不了那么长。

　　还有一点，写作文时，他的脑子发育程度还不足以想到，现在想到了——那种问题到底是什么？脑子的问题，傻的真谛。或者说，傻也有不同的种类和程度，那么聋爷属于哪一种？

　　“他不是完全地傻，他能明白别人的意思。什么都明白。他很狡猾。”丹姐说。

　　“怎么狡猾？”安安问。

　　“你让他去锄草，如果他不高兴，就把草挖出来，乱糟糟地扔在田里面。他懂得报复。”

　　“他那副样子……”他是说，那副流着口水、智障的样子。

　　“他还特别擅长偷懒。”丹姐说，“坐在田埂上，手里抓着狗尾巴草玩。”

　　“发呆吗？”安安问。

　　“他是小时候发烧脑子烧坏了。”丹姐说。

　　“没有去看病吗？”

　　“哈哈，”丹姐笑出声，“那时候哪儿有医生啊？”

　　“哦，我知道的，那个年代很苦。”

　　丹姐说了癞蛤蟆的事情。她见过几次，聋爷手里抓着一只癞蛤蟆，跟它嘴对嘴；或者捏着它，往脸上蹭。有时候他会把癞蛤蟆带回家，放在房间里面。她家的廊檐下就出现过。那时癞蛤蟆已经死了。

　　“癞蛤蟆有毒吧？”安安恶心得直哆嗦，他曾被人用癞蛤蟆吓过。

　　“但那样的人不怕啊。”丹姐说。

　　他们就着癞蛤蟆的话题聊开了，鼻涕虫，蚂蟥，挂在树枝上的蛇，还有把人拱死的野猪。

　　丹姐说的是另一个脑子不太正常的流浪汉——他没聋爷命好、有人收养，他是被野猪拱死的——大家这么口口相传，尸体就在一里路以外的一个水潭里，血把石头都染红了。周围几个村的小孩儿都赶来凑完热闹，才有大人知道这事儿，打电话报告给镇上的警察局。

　　“你看到野猪了吗？”

　　“我看到死人了。”

　　他搜腸刮肚，只能想到那只黑猫的故事。两年前的事儿了，他放学回家，一只黑猫跟了他一路，回了家。他用面条店进货的纸箱和蛇皮袋给它做了一个窝，喂了火腿肠。第二天，它跟着他去上学，被撞死了，肠子从肚子里流出来，最终被来往的车辆轧成一张黑色的薄片，与柏油马路融为一体。

　　“替你挡了灾。”李晓梅知道后说，“老菩萨保佑。”

　　“菩萨又不住在上海。”他从小就擅长顶嘴。当然只在私底下，只敢对李晓梅。

　　头几天，武志权、李晓梅带安安走亲戚。姥娘家住另一座山上，要在镇上的三岔路口转车，正是他们回家时，下车的位置。路口有三家肉店，两两相对，黑压压的苍蝇飞来飞去，互相串门。几个堂舅挨着，住在姥娘家附近一条河边，没有桥，他们脱掉鞋子，卷起裤脚，趟水过河。李晓梅这边的亲戚，他一个都不熟。等跑完这些，安安不必再出门。武志权和李晓梅依然每天往镇上跑，联络买地盖房的事情。“不是有房子么？”安安问。奶奶的房子有两进，中间隔着阴沟，从堂屋往里走，再上几级台阶就是三间睡房。聋爷睡中间那间，左边那间属于他们。

　　“那什么时候去说上学的事情啊？”他总是为没确定的安排感到着急。

　　有几个凌晨，他被一阵起床的声响吵醒。奶奶告诉他，那是聋爷出门。收早稻、撒肥料、耕田、种晚稻，打农药。奶奶一字一顿地说，生怕他听不懂。他真正不明白的是，聋爷是怎么学会这些事情的。聋爷一直忙到正午，回来吃饭，休息一会儿，又出门，忙到深夜。他随身带一台绿色的矿灯。二婶也是相同的作息。

　　二婶忙田里，家里的农活就落在丹姐身上。通常等他吃完早饭，沿着奶奶屋后的小路上去时，是丹姐喂蚕的时间。她坐在门口，脚边有两个竹筐，一筐桑叶，清晨太阳初升的时候采的，掐最嫩的尖子。她一手拿抹布，一手拈起叶片，擦干了，放进另一个竹筐。她告诉安安，蚕吃了有露水的叶片会死。

　　“放太阳下晒一晒不就干了么？”安安说。

　　“晒了就蔫掉了。”丹姐说。

　　她说喂鸡要用没打皮的谷子，猪食是用糠和猪草煮的。

　　“糠是什么？”

　　“糠就是糠。”丹姐仿佛难以理解这个问题，又说了一遍，“糠就是糠啊。”

　　“从来没干过活吧？小少爷。”丹姐揶揄他。他的脸一阵发烧。

　　安安说，他在上海也有不少活儿要干。扫地、洗碗一类。生意忙时，他得站在店里，帮忙收钱找钱，这有效地锻炼了他的心算能力。但他没说，这些家务活，能给他换来五毛一块的零花钱。

　　他找来一个凳子和一块抹布，学丹姐，擦起叶子。

　　蚕养在堂屋边一间空关着的房间里，里面有个木架子，架着三个大簸箕。蚕宝宝。这是此前蚕在他脑海中的印象，柔软又无害。可实际上的蚕——一条条肥硕的大白肉虫，正攀附在被啃干净了的桑叶梗上，缓慢地蠕动着，见有叶片下来，高高地昂起半截肉乎乎的身体，首端是一粒粉红色的小珠子。他不知道，那是蚕的头还是蚕的脸。

　　他后退两步，看着丹姐轻轻把叶片扑到蚕身上。

　　“怕啦？”丹姐问他。“蚕宝宝啊，你们没学过吗？”

　　丹姐双指夹住“蚕宝宝”，递到他跟前，见他不接，就收回手。她意犹未尽，将蚕放到她左手中指的指背上。

　　“春蚕到死丝方尽。”丹姐说，“你们学过了吧？”

　　“学过。”

　　“你想啊，蚕一开始是黑籽籽。你见过吗？然后变成虫，然后变成茧，然后变成蛾。从小到大，多有意思。”

　　“猪不也是从小到大的么？”他回了一句。

　　“猪？”丹姐想了想，“猪是杀来吃肉的啊。”

　　丹姐确实有几头猪要照顾。

　　猪圈旁边有个简易灶台，专门用来扠猪食。丹姐先烧开了一锅水，往里倒入准备好的糠和猪草——他现在知道了，糠是粉碎后的谷皮，一种黄色粉末，和米的气味有些相似。猪草是红薯的茎和叶子。丹姐从灶台内侧拿出一根木棍，她问，知道用来干吗的吗？安安当仁不让地接过搅拌的活儿——那棍子粗细适中，十分光滑，在上段有两个凸起，刚好抵住虎口，得以借力。

　　“这棍子是你二伯做给我的。”

　　“做来扠猪食？”

　　“用处可多了。上山打草啊，打狗啊。砍的一棵小枫树。”丹姐说，“还能防聋爷。他就怕这个。”

　　“怕什么？”

　　“奶奶也有一根，以前就用这棍子打他。”

　　“为什么要打他？”

　　“不听话。”丹姐说，“有时候他很不听话。”

　　“他被打的时候，会反抗吗？”

　　“他会叫。”

　　“他一直在叫啊。”

　　“不是你听的那种。”丹姐说，“你听过杀猪的叫声吗？就是那种。”

　　等忙完手里的活儿，丹姐会带他四处转转。村子不大，十户人家左右，沿着一段之字形山路，排列在两边。“这是彭树塆。”在省市县镇的基础上，丹姐为他扩展出村、大队、塆等新的地理概念。村——那可就大了，往下走，要走上一两个小时。但即使这么小的一个彭树塆，在表面之下，也极为复杂、难以看透。奶奶家边上，有一条通过桑树田的小路，尽头是块从山体里伸出的巨石。丹姐带他爬上去，山顶一座低过一座，一直低到远处山谷中，一片纸盒般的白房子上。“看见了吗？那是中学。”安安站在巨石上，感觉十分辽阔。

　　巨石下，是一片梯田。彭树塆里一户姓蒋的人家曾将一块田改成窑厂，起火烧砖，后来废弃了，也没改回稻田。他们通过拱形门洞钻进窑厂，有一块墙壁被熏成黑色。丹姐说，这家人走了以后，这儿除了她，就没人再来了。

　　“他们人呢？”

　　“去打工了。”丹姐说，“砖卖不掉了。”

　　“上海吗？”

　　“好像一开始是的，后来去了北京。那男的在厂里断了一截食指，女的一直病着，躺在床上。算命的说，他们得去北方。”

　　“他们去北方干吗了？”

　　“卖菜。”丹姐说，“卖菜不危险。”

　　从丹姐家后山上去，再往北走上一阵，是流浪汉被野猪拱死的地方——现在，安安已对这说法深信不疑。他们站在一小块平地，往上看去，有一条算不上瀑布的山涧，从山体的凹缝中飞流下来，在他们脚边形成一潭碧绿的积水。他勉强在一块深色的岩石上辨认出血迹，想象野猪在树丛中潜伏，伺机将潭边小憩的流浪汉拱倒。他倒没联想出过分血腥的画面——野猪吃人，剩下的半边尸体之类——只是头碰到了岩石，登时死亡。

　　他们聊到死亡。他所知道的，大多数来自电视剧，或武志权抢走遥控器时，看的罪案类电视节目；丹姐的来自道听途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案件聚焦》里放的一个故事，儿子成年后离开家乡，多年后回来杀了父亲，给母亲留下几万块钱后，又消失了。那节目讲得含糊，谴责儿子违背天良。“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安安说，“否则他杀的为什么不是他的妈妈？”丹姐说的死亡要离奇得多。四梁那边有个人，砍了村头一棵树，浑身长疙瘩，腐烂化脓而死。人们都说，那是棵明朝就有的古树，长在两座山的垭口里，镇村又镇山，是棵有灵的树。后来说到梁晓娟的奶奶。她的死亡倒没有过于诡异的部分，她是在睡梦中去世的。但是——丹姐说，梁晓娟告诉她，那天早上四点，她奶奶起身，叫醒她，说，“那山上的柳树，今年怎么没发芽？”

　　柳树？什么柳树？

　　“她奶奶小时候要过饭，梁晓娟的太姥娘，就是饿死在一棵柳树下的。”

　　那时烈日当空，明明热得很，安安却打了一个寒颤。可梁晓娟的太姥娘，跟被野猪拱死的流浪汉有什么区别呢？与《案件聚焦》里被儿子杀死的父亲，又有什么区别？或许没有。但在颤栗的瞬间，梁晓娟奶奶的死亡——继而梁晓娟，与安安产生了某种联系。

　　“然后呢？”安安问。

　　“然后梁晓娟就出去打工了。”

　　“为什么？”

　　“屋里没人了啊。那房子也快倒了。”

　　“她爸妈呢？”

　　“也在哪儿打工吧，离婚了。”

　　“她走了你会伤心吗？”安安问。当时他们正走在去丹姐另一个“秘密基地”的路上，那是一个不太容易找到的瀑布，从小路进山，要沿着那些几乎不能称为路的小径走上半小时。

　　“伤心什么？”丹姐说。

　　“我是说——”他文绉绉地用了“孤独”这个词。“你不会觉得孤独吗？”

　　“今天不走，明天也会走的。”丹姐说，“而且，现在你回来啦。”

　　作为丹姐形影不离的弟弟，安安差不多把塆里的人都见过了。有时在路上遇到，来人扛着锄头，戴着草帽，眉头在烈日下皱在一起。隔着老远，丹姐就叫人——表爷，表奶，大伯。来人问他们吃了没吃。有几个，他第一次見，不等对方问，丹姐就主动说：“这是我弟，我三叔他家的。刚从上海回来。”

　　对方当然知道“三叔”是谁，立刻露出全然了解的表情。因此他什么也不必说。

　　一天中午，安安和丹姐在路上遇见两个男生。他们一人拎着一根竹竿，眯着眼睛，走在烈日下。丹姐远远打招呼，问他们去哪儿。“去钓鱼。”矮个子说。等走近一些，安安看到那竹竿上系着透明细线。矮个子手上有个塑料袋，打开给他们看。一堆蚯蚓蜷成一坨，在袋子底部蠕动。高个子胖一些，有些虎背熊腰，靠近站着时，有一种压迫感。听说安安从上海回来后，高个子问他，会不会钓鱼。他摇摇头，说不会。高个子又问，上海那边不钓鱼吗？说完，他们一块儿笑了。安安对这种笑声再熟悉不过。它降临时，他不说话就行。丹姐打断了这笑声，“我们还有事，你们先忙吧。”便领着安安离开了。

　　他意识到，他说不说话，或者怎么说话，都不会让丹姐不自在。好像他那种不知所措的礼貌微笑、“从外面回来”的笨手笨脚——不会上树掏鸟窝、不会下水扎猛子，完全可以被理解、被原谅，甚至被赞许。而他很快就习惯了这点。

　　“我们这儿的人就这样子。”丹姐说。

　　他送了一个礼物给丹姐。他六年级的英文课本和相应的练习册。他的说法是，现在，他回来念书，就用不上这课本了。丹姐在信里抱怨英语难学，这课本也许有帮助。这时，他已经看过丹姐的英语书，简陋得连音标都没。“那你们怎么知道单词读什么？”他问。丹姐说跟着老师读。安安追问几个读音，毫不气馁地纠正她。是“to do”，别读成“土豆”啦！诸如此类。后来他们玩起一个游戏，用英语单词去说眼前能看到的事物。鸡、牛、狗、房子、树、公路……当然是他说出来得多。

　　“为什么中国人要学英语？”

　　“可以骂人啊，别人听不懂。”他三年级时，就学会了用“White Eat”骂人。

　　“你跟外国人说过话吗？”

　　“上海有很多外国人。”

　　上海是怎么样的？丹姐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

　　该从哪儿说起呢。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人民广场上成群的鸽子？长风公园的海洋世界，还是上海科技馆中让人毛发倒竖的静电玻璃球？这些地方，他都去过。每学期报名费的清单中，都有一项叫“春秋游”。

　　不过，他不会提——他直到四五年级才搞清楚，他所居住的南汇是上海最靠东的一个县，离真正的“上海”，有着一个小学生难以跨越的距离。

　　“我发现，丹姐没去过上海。”晚上，安安说。

　　“她要是去过上海，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李晓梅说。

　　那是睡觉前的一段时间，他们已经各自躺下了。房间差不多是正方形的，靠墙摆着床，靠窗是桌子，没有窗帘，桌子这边是一张粉色的旧沙发，海绵从破洞中漏出来，又被床单盖住。他睡在沙发上。

　　“她还问我二伯的事情了。”他说。

　　“你没胡说吧？”李晓梅突然紧张起来。

　　“我说我们离得很远。”他说。

　　有一回，他从二伯那儿回家以后，对李晓梅说，他看见二伯握着那个女人的手。哪个女人？就是那个啊。开商店的。回答时，他回想着那女人的模样（此前，那女人的模样毫不重要），她烫着卷发，对于外地女人来说，相当罕见。她总坐在商店靠里的冰柜旁边。也许因为更凉快。但安安触摸过别的商店的冰柜，外表很烫。她的孩子呢？如果她真的和李晓梅差不多大的话。李晓梅问他，你到底看见什么了？他说，他买完零食，打算去公路上，沿着那片玉米地走一走，走到一半，又折回去——他没说，因为零食吃完了，想再去找二伯搞点儿。他一转过弯，就透过商店的玻璃柜，看见两个在冰柜边坐着的身影。

　　“你别胡说啊。”李晓梅说。

　　“我胡说什么啊？”安安说。

　　安安比李晓梅想象中要守口如瓶得多。他从没告诉过她，他真正看到的画面——二伯握着那女人的手，盖在自己的裤裆上。

　　那时他已经懂了一些男女方面的事情。不是什么都懂，但明白不能随便讨论电线杆上贴的关于梅毒和淋病的小广告，尽管它们随处可见。不应该去书报亭翻阅《家庭医生》之类的杂志，里面会提到性交，提到避孕方法。有同学被叫进办公室，一天都没放出来。后来，有人说，因为他们周末聚众看了黄片。

　　“这几天，学到什么了吗？”这是武志权问的。

　　“学什么？”

　　“跟你丹姐啊。”武志权说，“你丹姐辛苦吧。”

　　“怪辛苦的。”他突然切换到普通话，来了这么一句。

　　“我们小时候，都是又上学又干农活。你爷死得早，我们从小挨饿挨到大。你挑过粮食上街去卖吗？”武志权说。

　　就地取材的情感胁迫。安安知道，在武志权看来，这是一种裨益终生的情感教育。他们在上海的邻居——那些跟他们一样的外地人，很少有把孩子带在身边的。丹姐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那时还没有“留守儿童”这个词，但“你丹姐”代表着相同的意义：辛苦、懂事、早熟，而这些品质是他所不具备的，因而仿佛暗示了他的某种残缺与劣势。

　　有一次，他考砸了期中考试，同样的话到了耳朵，变成尖利的指责。他大声地冲武志权吼，那你认她当女儿好了！他做好了准备，被狠狠地打一顿，他心中某个部分，正希望武志权这样做。

　　但武志权没有打他，而是让他跪了一下午。

　　“她英语不太好。不会音标，很多单词不会读。会读的发音也不标准。”他用一种冷静、客观的语气说。

　　“英语不能代表全部。做人才是最重要的。”武志权说。

　　“行了行了，快睡吧。明天要去考试。”李晓梅说。

　　他们找到了一个沾亲带故的谁谁谁，在镇上中学里教务处当领导，要他先去测验一下，再讨论上初中的安排。

　　第二天，那人却打电话来，说家里有急事，推迟一天。趁这空当，爸妈带安安去送灯。

　　村子里大部分的山中小路，他已经被丹姐带着走过了，但有几个墓碑，藏在陡峭的密林里。武志权带着一柄镰刀，对付挡住去路的荆棘丛。他和李晓梅跟在后面，拎着黄纸、蜡烛。

　　“点上蜡烛，就是送灯。让老上人知道他有子孙供养。”武志权兴致很高。这又是一个能教育儿子的好机会。“这是五世祖的坟。你知道五世祖是什么意思吗？”

　　那些墓碑年久失修，上面的字迹模糊难辨，將墓前的草丛除干净后，能看到以前留下来的纸灰。燃烧的痕迹。

　　李晓梅跪在黄纸上，磕头的时候念念有词。

　　有一会儿，他们沿着平坦的山脊，往另外一处墓碑走，他注意到，他们正走在村子的最高处。在一片松树之间的空隙中，他停下来看了一眼。蜿蜒的山路将山谷中的村子连缀起来。他想到他过去玩过的某种桌面纸类游戏，掷骰子，走到哪儿，那一格中的城堡就归你。道路的尽头是镇子——那片白色盒子。再远一点，则是连绵的山峰所组成的曲线，近处阳光不错，但远处的天空却是阴翳的，往后一层山，急切地转为淡灰色，消失于一条并不明显的边界。他突然听到一声鸟叫——丹姐描述过的，呕吐般的声音，“哇哇”地叫着。他回过头去问武志权，武志权说他没听到。他们得加快速度，要在午饭之前送完这一片的灯。

　　他看见了曾祖父的坟——那位病死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老人。爷爷的坟挨在边上。磕完头，安安凑近研究，这两块墓碑，字迹清晰。左侧小字是立碑人的署名，他先看见了武志权与伯伯们的名字，再下面，是他和堂兄弟们的名字。他是新字辈。

　　新亮。新轩。新忠。新安。

　　但他的名字里没有新。

　　接着，他意识到这碑上，没有丹姐的名字。

　　那天下午，他去找丹姐，走到公路上，看见二婶没出门，坐在廊檐下擦桑叶。二婶一眼捉住他，大叫他的名字，他没法儿再退回去了。

　　“女孩不写在上面。”二婶说。其实武志权已经告诉过他了。

　　“为什么啊？”

　　“女孩要出嫁，出嫁了就是把给别人了。”二婶说。

　　他们的家乡话中，“送”，会说成“把”。在他听来，似乎是更为委婉的说法。丹姐正忙着扠当天第二顿猪食，站在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她神情专注，握着木棍，熟练地在锅里搅动着。二婶问他在上海的学生与生活，对他简化的回答一惊一乍。她说她有个外甥，也在上海，每个学期都发新衣服。

　　“是一年一发，不是每学期发。”安安说。

　　他原先是想叫丹姐一块儿去买零食。斗林村有个商店，上午的黄纸香烛就是从那儿来的。他算了时间，已经有一个星期没碰过可乐和干脆面了。但他不想当着二嬸的面说这个。他正打算放弃，二婶起身，进屋拿了斧头和装柴的大框，准备上山砍柴。

　　“再不走就下雨了。”二婶说。

　　丹姐喂完猪，他们就出发了。从大路往下走，有三四里路，脚程快的话，只要二十分钟。他揣着二十块钱——这是他的积蓄，心情不错。他说起以前收集干脆面的卡片时，花了所有零花钱，有时干脆面多得吃不了。现在不收集了，但一段时间不吃，又会想念。还有可乐。夏天的冰可乐。

　　商店里有可乐。跟他预想略有不同的是，商店里的可乐一块钱一瓶，既不是百事可乐，也不是可口可乐。从没听说过的飞天可乐，塑料瓶又薄又软。没有干脆面，只有一两个种类的泡面。趁安安为难地逡巡货架上的商品时，丹姐向老板娘介绍他：三叔的儿子，刚从上海回来。安安看到一包长得比较像干脆面的方便面，凑近看看，幸运方便面？听都没听说过。

　　“幸运啊。怎么不晓得？最有名的了！”老板娘叫道，语气咄咄逼人。她系着一条脏兮兮的围裙，靠在玻璃柜上嗑瓜子。嗑完手心里的一小把，就伸手去大塑料袋里抓。袋子敞着口。“你问你丹姐就晓得了。”

　　他当然没问。安安买了两瓶飞天可乐，一袋鸡蛋糕。郭婶搬了椅子给他们坐。

　　“你妈呢？”郭婶问丹姐。

　　“在屋里。”丹姐说，“郭叔呢？”

　　“谁晓得死哪儿去了。”郭婶说。“你家稻割完了吗？”

　　“还没有呢，要过两天。”

　　“你妈也真牛逼。”郭婶拖长了声调，“一个人霸那么多田畈。怎么搞得过来？”

　　第一口可乐的味道挺好，第二口就没什么气了。蛋糕的味道也很一般，吃起来像在嚼馒头。郭婶的目光转向安安。安安等着回答那些例行问题。

　　“你爸回来了？”还是问丹姐的。

　　“没有啊。”

　　郭婶扭头，朝屋里吼。他们的商店开在一段平缓的公路边，从后窗看出去，是一片绿得发亮的农田。没人回答。“你郭叔说看见他了。”她异常敏捷地吐出瓜子壳。

　　安安信以为真，处于惊讶中——“郭婶又哄我。”丹姐清脆地笑着说。

　　“我看到那辆车上过去，外侧坐着一个人，像得很。”屋里传出声音。

　　没有身影，像是那个空荡荡的长方形门框在说话。

　　“他现在眼睛不好了，耳朵也不好了。”郭婶抱怨道。

　　寒暄的话差不多了。他们起身，准备离开。郭婶又说：“如果——如果你爸回来了，跟他说，我看到他啦！”

　　“想让你二伯让她那儿买东西呗。”等走远了，丹姐告诉他。

　　“他们的东西不好。”安安说。

　　“上回大姑回来，在她家买的东西，都是假货。”

　　“我们这儿警察局不管吗？”安安说完，立刻意识到这不现实。

　　“怎么管？”丹姐愤愤不平地说，“她家人最难缠了。鬼不缠。去年她跟你二婶打了一架，非说你二婶种了多少年的一块田是她的。”

　　“太坏了吧。”安安说。那位郭婶过大的音量、丰富的表情，都有了更明确的指向。“母夜叉孙二娘。”

　　“她儿子也去上海了。我刚上初一时，他在上初三，我还在学校见过呢。一个傻大个儿，长得像树桩一样。去敲竹杠，然后被人找人打了。”

　　他将喝完的可乐瓶用力地朝山坡下掼去。瓶体太轻，软绵绵地飞出一个弧线，碰到松树上，掉了下来。

　　“你要回来了啊。”丹姐忽然捏起嗓子，温柔地说，声音愉悦、缓慢，透露着一种刻意的强调，“你还记不记得啊，一年级的时候，你说要回家跟我一起上学。”

　　“记得。”他说，但事实上他不记得他这么说过。

　　“我们还玩过——你记不记得？”丹姐说，“那天一直玩到半夜啊。都有谁来着，亮哥，玲子姐。我们在地上转铁锨，转到谁就谁唱歌。你后来偷偷跟我说，你唱完了课上学的歌，就唱语文课文，调子是现编的。”

　　他记得更清楚的是，在一群孩子中，奶奶单让他进了屋。那间堂屋边昏暗的睡房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尿骚味。奶奶从衣柜最下面一格的抽屉中掏出一块蓝印花布的包裹，里面裹着一个木盒，盒中又是一块布。布中叮当作响。奶奶拿出一块银币给他，上面有一个男人的头像。她鬼鬼祟祟的表情——这是至今记得的，“别跟他们说。”他只对秘密记忆深刻。但那银币丢在了回上海的路上。他没告诉李晓梅和武志权。

　　他感到羞耻，不想继续回忆那些胡编乱造的歌谣，好在丹姐并不期待他的反馈。他嗅到了一股欢欣的气息，此时此刻的快乐，就像一朵忽然绽开的花朵。他始终对课本里的昙花印象很深——不在于它花期的短暂，而是它的美丽难以捕捉。

　　她挽上他的手，那是最后一段上坡路——她仿佛很累的样子，或者仅仅是想这么表现。一种亲密，或者陡然迸发的对亲密的渴望。一种他从来没有承受过的亲密。

　　“哪儿有人啊。”拐弯后，丹姐家映入视野。丹姐家的地坪比路面高一些，以一段台阶连接路面和晒谷坪。不等安安回答，她对着屋里喊：“爸。”

　　没有人答应。

　　“我就說，他怎么可能这两天回来。”

　　“二伯。”安安喊。

　　依然没人答应。

　　他们在晒谷坪上停下。大门半掩着，从外望进去，黑洞洞的。他有一种直觉。这直觉让他转过身，往晒谷坪的另一边走去

　　“肯定在奶奶那边。”

　　“郭婶肯定是胡扯的。她喜欢胡扯。”

　　“去看看嘛。说不定呢。”

　　“怎么可能？”丹姐嘴里说了几遍，脚步却跟上他。

　　在答案没有揭晓之前，有一半的可能，是一个误会或者玩笑。他脑海中出现了一个指针，往边上偏上一点点——一点点而已，这要求不过分吧，就有可能是真的。

　　上午远处的乌云已经飘了过来，经过竹林时，最后一丝阳光也被挡住了。奶奶坐在门口，望着牛棚，像在发呆。见他们来，眼睛使劲眯起，好像要努力一番才能辨认来人是谁。聋爷叼着烟蹲在一边。这时他已经能分辨聋爷的情绪，高兴时的叫声尾音悠长——尤其在武志权递烟过去的时刻。他吸烟很怪，和武志权不太一样，吧唧嘴，不停地往外喷烟，仿佛嘴里起了火。

　　武志权也不在家。

　　“木山上还有个灯要送。”李晓梅说，“你们要干吗？一会儿吃饭了。”

　　“我没看到我妈，我来看看她在不在。”丹姐说。

　　“她那会儿还在呢，坐了会儿就走了。”李晓梅说。

　　“那我回去看看啊。”丹姐说。

　　“快下雨了。”李晓梅说。

　　他们往丹姐家走。刚走一段路，雨就下了下来，起先只有一两滴，安安能感觉到雨打在脖颈中产生的瞬间的温热。他听到了他的名字，是李晓梅在叫。这会儿他们已经绕过竹林，走到她看不到的地方。丹姐在越来越大的雨中疾步前行，他脚下犹豫一步，又赶紧跟上。他决意装作没听见。

　　他们小跑着，到屋檐底下，身上淋得半湿。丹姐说找毛巾擦擦。

　　她推开门，他跟着后面，听到她尖叫一声。

　　“我踩到什么了。”她说。

　　他们的眼睛还没完全适应屋里的光线。他伸手，将没插插销的那半边门推得更开一些。屋里的阴翳退散了一些，总体还是昏暗的。

　　但足以他们看清了。

　　最大的那只公鸡，正躺在丹姐脚下。还有两只，一大一小，分别在墙角和桌子底下。身子高高拱起，以一边的翅膀为顶点，羽毛柔顺地伏在身体上，深色的尾羽贴在地上，像几只不小心被丢在地上的玩具。

　　他看见了一摊血。稍后，他发现，那是公鸡的鸡冠。

　　丹姐没说话，像是想起什么似地，猛地转身，站在门口朝外望去，灰蓝色的光线将她的轮廓勾勒出来——肩膀过度打开，像被一股力气朝后拉扯，显得身体极度纤细，一颗大脑袋挂在上面。越过丹姐看出去，子弹般的雨水在地上打起一个个水泡。一股股细细的水流，从屋顶瓦片的凹槽中，跌碎在廊檐下的走廊上。

　　“是黄鼠狼吗？”

　　“不是。”

　　“有人来弄的？”

　　“不是吧。”

　　“野狗，狼，蛇？”

　　“不晓得。”

　　丹姐将三只鸡聚在一起，想了想，又拖到廊檐下。

　　有一个瞬间，他疑心她是故意的——那三只鸡，按照大小，整齐地排成一排。雨水打下来，血液迟钝地从鸡的某个部位流出来，沿着一个小坑，缓缓向前爬行，遇见雨水后，液体转为淡红色的速度要快得多。

　　他们进了丹姐的房间。他靠窗站着，丹姐坐在床上，翻着一本书。

　　“没事吧。”他问。

　　“没事啊。”丹姐说，“能有什么事？”

　　他感到一种沉默的必要，于是扭头，从窗子的铁栅栏向外看去，集中精神，观察天黑的过程。昏暗一点点聚拢起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瞬间，而是缓慢地，最终成为一片片的阴影，连缀起来，覆盖在有着屋顶的猪圈里，覆盖在巨大的树冠下方与灌木丛中。他嗅到了一丝混杂着泥土腥味的湿润的凉意。在感官上，这成为了天黑的另一种证据。

　　“其实我记性特别好。”丹姐说。“比如……”

　　“什么？”

　　“你送灯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一个小一点的墓？”丹姐说起这个，“就在爷爷的墓不远的地方。那是我弟弟。当然也算是你弟弟。他们都以为我不记得了。大人都觉得小孩子六岁甚至七岁才能记事。但是我记得。我记事早，我觉得我四岁就记事了——你不要跟你二婶说啊，也不要和你爸妈说。我还记得他学走路的样子呢，我在一边，我爸在另一边，他从我怀里挣脱出来，摇摇晃晃地走到我爸那儿去。他还会笑，笑声怪怪的，有点像小羊叫——羊叫听过吧？一声一调都是分开的。还有他死的时候，脸是平的，青色的。后来我观察过，两岁之前的小孩儿的脸都是平的。”

　　她的声音低下来，却稳稳地，带着一点不容置疑的意味。

　　“后来又有过一个，那时候我已经上一年级了。那时候你还没回来。你是暑假回来的。但是没多久，又掉了。是她栽秧的时候弄掉的。栽秧你晓得吧？要赶着一阵子全部弄完，弄不完苗就死了。我爸后来出去了。”丹姐顿了顿，接着说，“隔几年回来一次。每次回来，出去挑水，上山砍柴，一待就是半天。我妈不喜欢他抽烟，她说那烟一包要好几块钱。他还喝酒。每回他走亲戚回来，一闻到他身上的酒味，我妈就像一颗炸弹一样。大冬天的，她用水桶往他身上泼水，把他关在外面，不给进门。为这事儿吵死了啊。那个猪食锅。猪食锅都掀掉过两次，掀完又找人盖上。他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我妈睡，他睡我的床。”

　　她说，二伯是唯一对她好的人。当然她姥娘也不错——她提了一次，但姥娘很早以前就死了。二伯每次回来，行李里有一半东西是给她的——本子啊，笔啊，衣服和零食。一包包的火腿肠和金纸裹的巧克力。二伯给她砍枫树。二伯十块十块地塞钱给她。

　　“现在你回来啦。”

　　丹姐一口气说完，将他撂在了沉默里。他思索着，该说点什么。有一个瞬间，他觉得简直无以为报，因此感到一种难堪。很快，他有了灵感。武志权打李晓梅的事情。他说那是他还没上学的时候。五岁？六岁？他们睡在一间房里——他解释道，在上海，房租很贵，租另外一间房是毫无必要的浪费。他们以为他不记得了，或者睡得太沉了，沒醒过来。可他记得那些从嗓子眼儿里挤出、又被压住的声音，记得那种面粉味儿混杂着隔夜菜的味道。

　　“怎么打的？”丹姐问。

　　他被这问题吓了一跳。他回答——仿佛没有了退路，“耳光啊，用头撞墙什么的。我是听到的。”

　　“她不还手吗？”丹姐又问。

　　“还了吧。我不知道。”他说。

　　“你怕不怕？”

　　“我不怕。”他硬着头皮说。

　　“我们还是要靠自己。”说完，她又补了一句，“我们只能互相依靠。”

　　接着，他听见了二婶的声音，“丹丹——”丹姐没应。那声音又喊了一声。从嵌在窗框的铁栅栏里，他看见了雨中的二婶，透湿的头发贴在额头上，让她的头颅显出一种滑稽的窄小；她的肩膀上挑着一担柴，正弓着背，很努力地朝这里走。她动作急切，甚至有些控制不住的毛躁，但因为肩上的分量，只能以一个缓慢的速度，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她被肩上的担子困在了雨里。

　　她将木柴撂倒在晒谷坪上，往廊檐下冲——好像少淋一些雨还有意义。接着，他听到一声吼叫，像从撕裂的胸膛中喷涌而出。

　　“你别出来。”丹姐放下书，往外走。

　　“你二嫂今天说，老奶奶嘴里老念着没享过你的福。”晚上睡觉前，李晓梅对武志权说。

　　“什么意思？”武志权问。

　　“想叫你带上海去。”李晓梅说。“她是怕以后老了麻烦到她。”

　　“她那腿，怎么坐车？大热天的，又折腾坏了。”这是武志权说的。

　　“她走了聋子也不好办啊。”李晓梅说，“你看她气得，她气得像个疯子。讲话难听得要死。”

　　大雨一直持续到深夜。他躺下后，那些聒噪的雨声比先前更清晰了些，仔细听，还有着一个单调的旋律，重量相仿的某种东西，不停地掉在地上。持续不断。

　　爸妈很快就睡着了，他们的呼噜声加入了这一合奏。像海浪。先是低沉、漫长的嗡嗡声，积蓄到一定时候，猛然炸开，在顶峰上停留几秒，接着在逼不得已的退潮中，一些异响斜刺出来。周而复始。

　　他忽然想到上海。准确来说，是课本上学过的雨的类型。有一种雨叫锋面雨？他难以确定是否就是这个夜晚的大雨。上海夏天的雨，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候放学路上遇见，转身躲进书店。从商店一扇扇玻璃门望出去，窄窄的马路对面，六层高的公寓楼，在雨幕中逼压过来。他总是想看一场开阔的雨，也总是在这样的念头中感到安全。

　　他想起那家捎带着卖工艺品的文具店。店门口有个大铁桶，里面插着动漫和明星的海报。小尺寸的海报，一块五一张。

　　不知几点，雨停了。等他起来，烈日已将前一天的雨水蒸发干净。下午，他们坐丁书记的车去了镇上，又在中学门口等了一会儿。一辆摩托车在他们面前停下，那人领着他们走进一栋只有两层的办公楼，进了办公室。

　　“听说成绩不错？”那位老师问。爸妈叫他老舅，让安安称呼他为王老师。

　　“能考前二十名，平均在十五名这样。”安安回答。

　　他正抽着武志权递过去的烟，后窗吹进来的风将烟味扑到安安脸上。

　　“那还有努力的空间啊。”王老师说。安安注意到，他的鬓角是白的，头顶却还是黑的。

　　“是的，是的。”武志权嘿嘿笑着，不停点头。

　　这时，一个年轻些的老师走进来，在王老师对面的办公桌上坐下，拿出两张试卷，递了过来。

　　“这是我们何老师，初三尖子班的班主任。”王老师说。那位何老师也接过了武志权递出去的香烟。王老师晃了晃手上的试卷，“这是初一期末考试的卷子，只找到数学和英语的，你先做做看。做完了给何老师。”

　　说完，他起身，示意安安坐在他的办公椅上。武志权免不了一番推辞，直到王老师说，他出去办点事儿，武志权才让他坐下；又对他说，晚点来接他。

　　办公室不大，摆着四张办公桌，两两并在一起。对面有一扇窗，木头窗框中镶着玻璃，远远能看到几个黑点在快速移动。或许是几只苍蝇。外面有蝉叫，一声一声，节奏贴着爬行的苍蝇，一个瞬间，他产生一种苍蝇在叫的错觉。

　　何老师掏出钥匙，开了带锁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沓试卷，平摊在窄窄的办公桌上，准备批改。见他看着对面发呆，就说，“怎么不做？”

　　“我没有笔。”他说。

　　何老师扔来一支蓝色的圆珠笔。

　　“上海回来的？”

　　“嗯。”

　　“还没上初中？”

　　“刚读完六年级。”

　　他先做了数学卷子。题目不难，只有两道一元二次方程组的运算不会，还没学过。而其他的题目，运算的复杂程度，不到上海卷子的一半。他检查了一遍，翻到试卷开头，看见写的考试时长是一个半小时。他又看了看钟。才过去不到四十分钟。

　　他抬起头，那几只苍蝇不见了。他的注意力落在玻璃的污垢上。不仅仅是灰尘，还有一种油垢似的黏稠的物质。玻璃窗外，几棵大树在风中摇晃。有一幢楼，阳台上挂着衣服，或许是学生宿舍。他以后是住那里吗？他不禁想多看几眼，但门洞黑黑的，小小的，望不进去。阳光很亮，照在一片白墙上，一种眼睛难以分辨的白。

　　他继续做英语试卷。

　　另两张办公桌的主人回来了。一男一女，年纪比他爸妈小些。

　　“这谁啊？”男老师问。

　　“外面回来的。”何老师回答。

　　他竖起耳朵，等着那对话继续，但男老师在自己的办公桌边坐下了。女老师踱步到他身边——他能感觉到，她正低头看着他的试卷。他将小臂朝胸口收了收，好露出上面已勾选完的选择题——那些题目，只相当于他四五年级时的难度。

　　她什么也没说，放下手上的东西，又走出了办公室。

　　他做到阅读部分。那文章说的是一个姓史密斯的英国家庭，现在住在北京。从他家的窗口，能看到天安门。露西·史密斯十二岁（与他同岁），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是李小龙。杰克·史密斯喜欢中国历史，常去故宫。史密斯夫妇都是英文老师。他们全家都喜欢烤鸭。

　　他想到丹姐。她正伏在窗边的桌子上做暑假作业吗？还是猪草没了，她又背着箩筐，去红薯地里打？他想到她那件起着毛球的脏绿色汗衫下红红的伤口——正来自她那根宝贝的枫树木棍，汗水渗进去，她会疼吗？还是咬住牙，就像昨天晚上，面对李晓梅的大呼小叫，挤出一点笑容，说明她真的没事？

　　她不知道烤鸭是什么吧？至少没吃过。

　　“这不算什么，还有过更狠的呢。”在他房间里，她对他说。她将短袖往上推，问他有没有看到那条棕色的伤痕。他说他没看见，她不放弃，转了转身子，好让那盏昏暗的电灯照亮她。“就在那儿啊，怎么会看不见？那么大一条。”她那迫切的语气，像急于展示什么成就。

　　一条棕色的伤痕啊。

　　后来，她恢复了那种轻快的语气，似乎什么都不在乎。“我没告诉你，这样不会太久啦。我早就想好了，我也要出门了。我不想念书了。”

　　她早就想好了。

　　史密斯家庭为什么举家搬来了北京？这是短文后的第一道题。

　　选项C。因为他们被中国古老的文化吸引了。这是正确答案。

　　他做完试卷，又等了好一会儿，他爸妈和王老师都没有回来。

　　“我做完了。”他鼓起勇气说。

　　“这么快？”

　　“嗯，做完了。”他说。

　　“不太会做吧。”何老师说。

　　安安走出办公室。沿门廊边缘横着一条排水渠，几只花花绿绿的塑料包装袋正躺在渠中的淤泥里。一条主路贯穿校园。他知道校门在右手边——这会儿被一个上坡挡住了。左边，能远远看到藏在一排白杨树后的煤渣跑道。告示栏里展示着绘画比赛的作品和征文比赛的获奖名单。

　　他瞥见一双眼睛。等他转过头，那人已经经过他，只留下背影。

　　“他是谁？”这是安安在心里替那人问的问题。

　　他决定去操场逛逛。那操场地势低，要走下一段长长的台阶。他站在最上一级台阶，忽然看见操场外的一片农田，两者没有明确的分界；再外面，一条河紧贴着操场的弧形，一边消失在山的背面，另一边隐没于渐渐出现的镇上的房子。他玩起了一个迷宫游戏。操场左边，有一个通往农田的入口，如果他下去，小路會带着他左转，接着分岔。没有一条笔直的田间小径能带他走到河边。他设定一个规则，不踩进种着蔬菜的田里，不抄近路。他的目光跟随不停转弯的小路，最后停在操场单双杠区域对着的河岸。

　　然后呢？他可以沿着一排勉强能分辨出来的石墩子过河（中间有一个较大的空缺，不一定跳得过，也不一定跳不过）。河那边，又有两条小路。一条进山，一条进镇。

　　他下到台阶的中间，停下脚步。他在犹豫。太阳在他对面，正从两座山峰中往下落。水面上金光闪闪。傍晚凉爽的河风迎面吹来。他们会不会已经回来了？这念头突如其来，令人不安。找不到他，该着急了吧？

　　于是他往回走，透过玻璃窗，往他考试的办公室里看了一眼。没有人。这回，他把操场的事儿抛到九霄云后，站在办公楼侧面的一块空地上等着。

　　但那种不安的感觉没有消失，就像一片始终存在的水上光斑，在他心里浮动着，挥之不去。他有些走神，盯着不远处：三张乒乓球桌，并排而立；边上，池塘上漂着一片浮萍。他的余光却时刻对校门的方向保持警惕，每次出现飘荡的人影，都立刻转过头去。一段时间以后，他说服自己，要等那人影下了坡，在余光中清晰可辨，再扭头去看。

　　傍晚的下课铃响了，一个大大的喇叭就挂在办公楼的外壁，喇叭口对着他，一波波音浪向他袭来。那坡上冲下来一群人影——一些学生，领头的几个男生，奇怪地盯着他看。在他看来，近乎嘲笑。但一股力量摁住了他，使他不愿朝任何一个方向挪移一步。他在原地站着，等那些男生跑过他的身边，冲向他身后的食堂。接着，大部队从坡上下来，更多眼神向他射来。这回，彼此都漠然得多。

　　等待爸妈的心思已经过去了，只剩下一种他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坚持下去的念头。等最后几个学生经过他，进了食堂，空地上又剩他一个人了。他突然想到，办公楼里随时可能走出一个老师，上前问他在干什么或者他是谁。

　　这种想象瞬间击垮了他，让他摇摇欲坠。那几乎是一种生理性的反应。

　　“我去镇上逛了好一会儿，在那座桥上站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安安这么告诉丹姐。

　　“镇中间的大桥？有两个栏杆是空的那座？”

　　“还有别的桥吗？”

　　“你要是一直往外走，快出镇上的地方，还有一座。”丹姐一边把桑叶盖到蚕身上，一边说。

　　“我没去。”他现在不那么害怕蚕了，“我往回走了，看到一个商店卖的有可口可乐，但是我没带钱。”

　　“那真是不走运。”丹姐说。“所以，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呢？”

　　他不知道，也没问。在回来的路上，他想到小学二年级的某天，天气非常冷，放学后，他没有等到武志权和他那辆破破烂烂的自行车，而武志权没有说过不来接他的事情。他第一次走路回家。直走、左转再右转。二十分钟，却漫长得像走了一个晚上。他无法控制地想象，推开门后可能看见的事情。一堆警察？有人在流血。可千万不要发生啊。他在路上祈祷。他的祈祷确实奏效了，爸妈正在店里轧第二天要卖的面条和饺子皮。要锻炼一下你独自回家的能力——武志权的表情，甚至为他成功地找回了家而感到骄傲呢。

　　总是有很多考验。这样或那样的考验。

　　丹姐在收拾房间。她将衣柜里的衣服掏出来，一件件叠整齐，又放回去；堆在桌上和地上的书，按照科目和用途重新分类。他看见有两本破破的《小学生天下事全知道》，那是他三年级买了全套的《十万个为什么》之后淘汰的两本书。

　　“你打算去哪儿呢？”他忍不住问。

　　“去哪儿？”丹姐反问，“等会儿要去牵牛，那片草地吃差不多了，我今天早上给它换了一块地方。”

　　“我是说，”他犹豫了一下，“你昨天说的事情。”

　　“哦。对，那事儿。”丹姐继续码书，她从桌上拽下一块抹布，擦了擦那两本课外书的封面。“我可能先写封信问问梁晓娟吧。”

　　“她在浙江。”

　　“应该是的。”

　　“她走的时候给我留了她姐的地址。但是没有电话。不然我开学直接打电话问就行了。”丹姐擦完书，翻了翻，“兔子的眼睛为什么是红的？武则天的墓碑为什么没有字？”

　　“兔子的眼睛里有血。”他记得这个。武则天的事儿他就不知道了。

　　“一种说法是，武则天立无字碑是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德。”丹姐照着书上念，“还有一种说法是让后人评说自己的功过是非。”

　　“你知道有个人给二伯帮工吗？”在去牵牛的路上，他又提起这事儿，“亳州还是哪儿的，也是安徽的，讲话跟我们很不一样。”

　　“以前听他说有一个，但好像不是你说的这个。”

　　“我认识他。”他说，“每天都在捆纸板，捆瓶子，没有星期六星期天。睁眼就干活儿。”

　　“我要是走了，你把那根棍子拿走。如果聋爷……他有时候会发疯，你就用那棍子打他。”

　　他觉得肚子里的某个位置往下一沉，好像聋爷的尖叫已经包裹了他。

　　要互相依靠。他想到丹姐这么说时，郑重其事的样子。但她现在似乎完全忘了。她看上去毫不在意。可他只能将这一连串的指责憋在心里，因此更加懊恼。

　　“我就是想啊，”他像是从水里被捞出来似的，“你走了，就剩我一个了啊。”

　　过了很久——那时他们已经牵着牛往回走了。丹姐没话找话似地问他，要不要到牛背上坐坐，他摇摇头拒绝了。

　　“生气了？”

　　丹姐在等着他的反应。他感到了另一种抗拒，对这种态度的抗拒。但随后他意识到，是那句话本身——是他亲手将这种权力交给了丹姐。

　　“我还以为，你会去找二伯。”他说。

　　“最终还是会去的。”丹姐这么回答。

　　“我突然想到——”他说。他顿了顿，嗓子里绕着无数句话，太过拥挤。

　　“你说。”

　　他要说什么？那女人的笑容在脑海中一闪而过。神采飞扬，毫不顾忌。他忽然意识到，只有泼辣的女人才这么笑。这是一种你要保持距离的人。因为她会逼你作出爱的选择。爱二伯。最爱二伯。以此才能交换她手上的火腿肠。但它并不免费。

　　“你要说什么？”丹姐问。

　　“哦，我就是想到，二伯住的那个地方，太小了。”安安说，“而且真的很远。”

　　但是，出门打工的事情，第二天就从丹姐的嘴里销声匿迹了。他们倒是聊了聊他在学校里做过的那张试卷。丹姐拿出数学书，给安安讲了一元二次方程的知识。她没说清，他也没太听明白。

　　“我能不能跳级，跟你一个班？”一个打桑叶的早上，安安说。

　　“我们老班不太好，凶得很。”丹姐说。“爱喝酒，每天晚自习进班，都能闻到一身酒气。喝了酒，打人更狠，把竹棍抽断。你们上海有这样的老师吗？”

　　他和丹姐推测他的班主任是谁。他会在尖子班，显而易见，那么他很有可能被分到一个水平高、脾气好的班主任，那老师姓刘。

　　只是——很偶尔地，他想到他的班主任可能是另一个人。一个坏脾气的、秃顶的、有口臭的、喜欢扇学生耳光的、脏话不离嘴的中老年男人。这莫名其妙的幻想。它出现时，他会感到一阵阵的心悸。

　　“不会的。”他告诉自己。

　　爸妈回上海的前几天，带他去镇上领卷子。开车的是一个陌生司机，后车厢有个简易的帆布大篷。他坐在最里面，手上抓着一根粗钢筋。他们上车时，车厢里坐着一个女人，脚边有一个网兜，里面捆着一只鸡。女人在斗林村下车后，车上就剩他们三人。他扭头盯着不断后退的植物，松树的叶子是簇生的细针，铁树像一个巨大的不会开花的菠萝，白杨的树干有一种造作的笔直。他这阵子认出的植物是在上海时的总和。爸妈商量着回上海要做的事情。雇一个小工、去和大学城的某家食堂谈谈、捎带着卖熟的面粉制品。有些话飘进了耳朵，有些话没有。

　　车子经过斗林村商店时，他从车篷的一个破洞中看见了郭婶，她坐在门口的水井边，正在洗衣服。有一会儿，她停下手里的动作，盯着车子出了神；有一个瞬间——他以为她看见了他，等车子开过去，他突然意识到，她只是在发呆。

　　我们还是要靠自己。他想到丹姐这么说。

　　（或者是，我们只能靠自己。）

　　这话就像持续的耳鸣般，在腦袋中嗡嗡作响。

　　“看见了吗？那房子。”武志权说。

　　“哪个？”安安探头朝外看，一座废弃的砖房正在后退。

　　“那是斗林村小学。”武志权说，“我们小时候就在这里上学的。”

　　“哦。”

　　“那时候还没这条大路，走的都是小路。你没走过那小路吧？”武志权说，“天黑了才吓人啊，走着走着就滚到沟里去了。”

　　他为什么要走小路？这些和安安有什么关系？

　　“我们老家怎么样啊？”武志权继续问。

　　“挺好的啊。”他说。

　　“想在上海念，还是家里念？”武志权又问。

　　“家里就挺好的。”

　　“先去看看你的成绩。”武志权说。

　　能看到镇子了，再过一个大转弯，车子就会开上那条宽阔的镇子公路。

　　一进镇子，安安就赋予了自己一种权力——一种不必再忍受什么的权力。将他留在老家，这决定是武志权作出的，因而也可以被解读为放生。他想象自己是一只从笼子里面被放生出来的鸟。不是麻雀，也不是那种哇哇乱叫的鸟。某种鸟。他不必再去费心获取来自武志权的任何肯定，不必感到痛苦。一种东西结束了。他带着点幸灾乐祸的、愤恨的愉悦想，武志权还不知道吧，一些东西结束了。

　　于是他决定，要用一种正向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没错，教室就像他曾在募捐宣传资料里看到的那样——破破烂烂，却努力用红漆，或者宣传标语维护尊严；一眼望进一楼的教室，找不到两张相似的桌子。但那些学生的面孔——微微昂着头，齐刷刷地盯着黑板，表情中透露着某种他确信自己能把握的愚笨。他总会得到点什么的，在这里，他的成绩是更有价值的交易物。至于宿舍楼，那些黑洞洞的房间，那挂在阳台上随风摇摆的衣服——他甚至能想象，他会在给上海同学的信中写到这些：我们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一起上课，一起放学，没有人管，非常自由。但唯一的坏处是，我们得自己洗衣服。

　　等踏上办公室前的门廊时，他又想到，他应该这么写：我们像成年人般，自己照顾自己。

　　他们走进办公室，王老师正与那天见过的两个老师说话。何老师不在。

　　“成绩很不错嘛。”见他们进来，王老师在抽屉里翻着试卷。

　　他习惯性地看向武志权，但武志权没有在看他。

　　武志权脸上又挂满了笑容，轻快地点着头说：“给你们添麻烦了。”

　　这时，上课铃响了，另两位老师夹着书往外走。女老师撂下一句，“那天看他做英语题，快得很，一题也不错。”

　　“成绩很好啊。数学就错几道题——”王老师翻出了试卷，指着那几个红叉问，“这是还没学过的知识点吧？”

　　“是的。”他点头。

　　王老师让他爸妈在空着的椅子上坐下。站到李晓梅身边，靠门口的办公桌边。

　　“他初三直接回来考试没问题的，只要成绩不退步。”王老师吐出一口烟，瞥了瞥门口，又强调道，这话本不应该说出来，学校里有升学率与重点高中人头数的规定。

　　“家里就这一个，平时我们也很注意学习成绩。”李晓梅说。

　　“实在不放心，初三下半年转学回来就行了。”王老师说。

　　“还是当面问问老舅放心些。”武志权说。“小孩子吃不了家里的苦。我们做生意，也回不来。”

　　这话说到后半句，武志权的目光转向了安安。他的眼睛中，闪烁着一丝光芒，混杂着骄傲与狡黠，好像安安又一次通过了某种考验。

　　这是什么意思？安安想不明白似地，在脑袋中思考着。

　　他又要回上海了吗？初三，离现在还有三年。他只能通过回想三年级的事情，来理解三年的含义。那时，他还对儿童节上台表演怀有巨大的热情呢。或许他现在还有类似的热情，可他已经学会了掩饰。

　　但他还没准备好。没有准备好接受武志權那个恶作剧一般的笑容；没有准备好理解，或者原谅，发生在他内心中的那次——遗弃。在被推着走出办公室时，他满脑子想着的是丹姐。他该怎么提起这事儿呢？他脑海中猝不及防地闪过一个画面，丹姐面对大人时露出的笑容，看上去毫无芥蒂。现在，他终于明白，那到底意味着什么。一阵羞愧向他袭来，他觉得口干舌燥，浑身发冷，甚至没法回应李晓梅突然说起的，对面那栋楼，就是她初一时的宿舍。

　　他要用尽力气，才能支撑着自己走出校门。

　　他们往镇中心走，在那儿能找到车子回家。那个开满肉铺、飞满苍蝇的三岔路口。这一路上并不容易，武志权和很多路边商店的店主都认识，每走几步，就停下来打招呼。后来，他们走到他之前想进去的那家商店，老板是武志权的初中同学。他热情地招呼他们进去坐，从冰箱里拿了一瓶冰镇可乐，递给安安。

　　可口可乐。

　　安安拧开瓶盖，咕咚灌下一口，舌尖上泛起微微的刺痛，一股汹涌的冰冷液体直往喉咙里钻。是这个时刻，那些如影随形的寒意被抵消殆尽，他想起了可口可乐的滋味。等喝完第二口，他就将丹姐抛在了脑后。

　　他要回上海了。

　　（责任编辑：丁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