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华盛

　　一

　　没有家谱族谱可参考，祖先的名字也就一一湮没于历史的荒草堆中。与恒河沙数的小蚁微尘一样，来和去都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和在意。如果前三代家世渊源深厚，有声名显赫一时的先人，还可以有夸大其词的传说或代代相传的轶事挂在后人嘴边，念叨咀嚼，瞻仰凭吊，同时贩卖一下虚荣。反之，如我祖父祖母这般，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也只有活在后辈纯属情义式的怀念中，只怕这种怀念，这些回忆的片断，最终也会随着怀念者的年岁渐增而风化消逝……

　　二十八年前，我祖父去世时，祖父的三儿子我的大叔一边抹眼泪，一边拿出笔纸，打算以文字的方式悼念我祖父的一生。但他写了两三页就搁在那儿没下文了，是笔力不济还是情绪太满写不下去，我不得而知。前几年我听说我的伯父，祖父的大儿子，也在写一部回忆录，写他自己从当兵开始到成为集体大企业厂长到个人承包再到慢慢衰落的跌宕起伏的一生。我推测，他的文中肯定会提到祖父。不过，我还没有向他要。我估计他自传的开头是一部励志史，笔头大约停在巅峰时刻而不知如何面对之后的苍凉收尾。

　　我出生后懂事时，我的祖父已经将近70岁了。我们之间至少隔了一个甲子的风云。所以我看到的只是一个男人的晚年。他早些年的经历就只能交给“道听途说”来七拼八凑。而我现在站在中年的门槛上，把目光投向看不见的百年前，明知无法还原历史的真实，还是固执地要攫取这些碎锦，这些淹没在大时代中的小痕迹，作为我个人微薄的致敬和思念的方式……

　　1910年，清宣统二年，这是“维新变法”失败后的一年，也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一千多页的《奉化市志》的“大事年表”对这一年虽没有任何记载，然而清廷风雨飘摇，水灾鼠疫此起彼伏，被苛捐杂税盘剥的农民雪上加霜，各地饥民抢米事件时有发生……一切似乎有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趋势。不知道举国酝酿的“光复”潮有没有惊醒象山港畔的渔村应家棚。受鲁迅的小说影响，我猜测同是江南小村的百姓，更多的都是“苟安乱世”的麻木念头吧？他们只要天子尚在，朝代未换，尚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勉强果腹，就不会铤而走险。只是，最终是“苟安乱世”而不可得，夭折的夭折，逃荒的逃荒，充军的充军，而留下来的老弱病残只有忍饥的忍饥，挨饿的挨饿，等死的等死……

　　在这样的多事之秋，我的祖父降生在了应家棚一户人丁单薄的应家。他跟我喜欢的钱钟书、曹禺同年，只是命运在一开始就不是公平地摆在不同的阶层面前的，哪怕是同一个时代。

　　祖父的名字叫应祥裕，寄托了父母“吉祥富裕”之期盼。他是家里的长子也是独子，他没有兄弟姐妹，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因为他母亲在他3岁时就生病去世了。父亲是个渔民，在沿海桐照栖凤一带的船上做雇工。1911年，也就是我祖父两岁时，听说同盟会有招募栖凤的渔民112人组成敢死队参加光复杭州的战斗，不知道同为渔民的祖父的父亲有没有参加，这当然是无从考证的事，因为我的太祖父去世得太早了。

　　听说祖父7岁时有一天，他正在院子里跟小伙伴玩耍，有人经过叫他：“你还在这里玩，你爹在山岭头那边爬呢。”那天晚上父子俩睡一起，父亲头一次跟他说了许多亲切的话，还说以后一定要供他读书，这样长大了才有出息。第二天早上，他起来推父亲时，发现父亲已经浑身冰冷了……

　　7岁的祖父就这样成了孤儿。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在人人都为着讨口饭吃而自顾不暇的时代，7岁孤儿的命运只好交由同族的族长通过族人大会来裁决。族长最终劝服同族的人每家拿出一两升米，合起来交给应家棚邻村杨村的一个裁缝，让他在裁缝师傅家里做学徒，好弄个谋生之技。彼时，裁缝与绣缝、笔缝并列为“三缝、四佬、十八匠”的“三缝”，在当时也是既实用又重要的小手工业，不仅要正式拜师，还要严格遵守规则，至少三年才能“出师”。师傅家也是拖家带口，生活拮据，原本是看在这些米的分上接纳了他。米缸一见底，师傅的脾气就上来了。祖父说他每次吃饭喝粥总是懂事地只盛一点，宁愿饿着肚子也不敢再去盛。有一次他看到师傅接了活儿心情比较好，就大着胆子又盛了一次，师傅见了，立马飞过来一剪刀。剪刀头戳中了右手臂，深深地扎到肉里去。那个血腥剧痛以及惊骇，以至于祖父在晚年想轻描淡写地说给我们听时，眼神还是收缩的。他撩起衣袖给我们看大剪刀所戳下的大疤，斜长形的，两边暗紫，中心内陷发白，很触目惊心的一条。

　　从7岁到12岁，因为不堪师傅的打骂，祖父曾经逃过三次。前两次没逃成功，主要是年纪小，脚力不够，没逃远，都是被抓过来狠狠地暴打一顿。12岁那年，因为不小心打破了师傅的一个茶杯，寻思被师傅知道了肯定免不了毒打，于是又跑了出来，这次一口气跑到离应家棚十多里的地方，逃成功了。时间大约是1921年。

　　1921年，也就是民国十年。中国的革命史吹入了清新之风，在一片军阀割据之战中，新生党派已萌芽，各地示威游行抬头。当然，民国依旧疲惫前行，顾此失彼。在全国的流浪大军的洪流中，我的祖父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水泡，没有人来管这个12岁的小流浪汉，哪怕他在应家棚的族亲们，也没有谁来在乎这个孩子的走失。

　　12岁及之后的四年间，祖父风餐露宿一个村一个村地走，足迹踏遍了奉化地区的许多山村。我不知他是毫无目的地晃荡只求糊个口呢，还是有一定目的要到哪个城里去寻出路。我后来看《三毛流浪记》时，觉得那个三毛的原型应该是我祖父，只不过一个背景在上海，一个背景在乡下。

　　这期间，他帮人烧过火，放过牛，打过各种短工。听说他在西坞附近放牛时，村里有一对没有孩子的老夫妇看上他了，有意想留他当儿子。祖父大约是过怕了寄人篱下的日子，所以并没有答应做人家的儿子，只是在他家放牛做短工。后来碰上村里发大水，我查阅了一下史料，应该是1921年6月奉化的一次特大山洪暴发，据说当时农田受淹14万亩多，死亡人数接近三百。那对老夫妇也没有财力雇养他了，对他说：“各自逃难吧。”

　　大约16岁时，祖父的左腿上长了一个疮。一开始也没多大注意，用些草药随便涂涂就算了。直到这个疮出脓溃烂，不能走路了，才正式去看，说长的是疔疮，而且非常严重了。大约是没有衣锦还乡的扬眉吐气，所以祖父没有回到自己的家鄉，就来到离应家棚十里外的曹村。曹村有个气派的曹皇庙，传说1129年南宋皇帝赵构（民间称“小康王”）南逃时就曾得曹皇庙菩萨护佑而躲过一劫。坊间也有“到过曹皇，勿用见阎王”之说。对庙宇而言，附会民间故事可扬名，而收留流浪汉更显慈悲。祖父就在曹皇庙里暂时栖身。脓疮腐烂的范围越来越大，一条腿完全不能走路了，他痛得在庙里“哟哟”大叫。听说庙附近有个阿婶心地好，偶尔会拿碗饭来给他吃。后来有人说几十里外的慈溪有医生会动外科手术。祖父便拖着病腿翻山越岭爬到那儿，让医生把腿给锯了，一直锯到了膝盖以上……

　　17岁的小伙子就这样成了一个跛子。他的名字也从祥裕变成了“拐僵”，他不得不使着一根可以夹在胳肢窝的拐杖来支撑自己走路。他长得很好，即便在晚年，也仍然有高风清俊的面貌，而他的个头有一米八多，要不是另一条腿空荡荡地在那儿，原本是十分挺拔的。所以一个挺拔好看的人，在这么年轻时突然断了一条腿，那个心理落差一般人肯定是想象不出来也承受不了的。我小时候，对祖父的那条残腿是又好奇又有些害怕，它萎缩得比另一条腿细，接口处几条缝路拧在一起。乍一看，好像一个手的手肘。这个手术并不完美，以至于酸疼无力之类的后遗症折磨着祖父的一生。至于精神上的挫伤，更是难以估量。听说我伯父的服装厂最鼎盛期，伯父曾邀祖父去厂里看看，祖父怕自己一条腿给伯父丢脸，始终没答应。而祖父12岁从故乡应家棚出来后，再没回去过，是不是也与丢了的这条腿有关呢？

　　没了一条腿的祖父正式或者说不得已以裁缝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了。那时裁缝是吃百家饭的，谁家想做衣服，祖父就提着简易的工具包到谁家家里去做。当然，有些人家里道坦窄，那就在他家附近的四合院的堂前，或者三岔路的路口，只要有一丈见方的地儿，够搭一个铺板，再加上一台缝纫机就行。据说最初是没有缝纫机的，全手工，随身背个针线包就可开工了。我见过的祖父用的最原始的熨斗是一个铁勺，铁勺里面加炭火升温。而我小时候看到的那架到处都露出“骨头”零件的缝纫机大约是很迟才买来的。他后来想把这个缝纫机传给自己的儿媳妇辈，终究也没人继承他的衣钵。尽管他对自己的裁缝技艺十分自信，一心想在下一辈中找一位相宜的人才而终究不可得。

　　二十岁上的时候，经人介绍祖父去了上海，在“宁帮”裁缝下做事。1930年的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东方夜巴黎。与祖父同年的阮玲玉正当红，只是当红的如烟花，不红的如尘砂，不同的活法再加上不同的内心韧劲而已。写《1930年的上海》的尾崎秀树的兄弟尾崎秀实说：“我住在这个上海，当时还年轻，怀着一股不成熟的热情，完全成了这个环境的俘虏。”这是个什么环境呢？左翼？白色恐怖？黑社会？一切似乎与祖父无关，因为他断了一条腿。

　　记得我母亲的一位跛脚朋友，他说有人对他说：“得亏你跛了脚，否则你这么活络的人，肯定是要吃枪毙的。”我想到我祖父，以他的聪明才智，要是双腿健全，绝不可能安分于一个裁缝工作的，也许会像他的工友一样，加入到杜月笙的门下而成为黑帮之一，也许会受“左翼”影响而成为“燎原”的“星星之火”去开启不同天地……有时，失去的一条腿，也许也是规避风险安稳做个小平民的期许吧，但同时也失去了高远的视线，只管着周围的细碎生活。

　　城里的风气不太好。听说他的同事伙计们做衣服之余都喜欢去外面吃饭赌博什么的，花销很大。祖父一方面也想做一个合群的人，但他也有精明的一面，他把赚过来的铜板细细地缝在棉衣中，别人拉他去玩时，他拍拍口袋说钱花光了。这个细节是我的父辈转述给我的，说祖父就是用他自己的亲身事例来教育他们的。不过，我祖父晚年的时候经常会搓牌九还有抽烟，大概都是那时学来的吧？

　　城里流行蹲坑，一条腿的人特别不方便。祖父后来还是回到了乡下，又回到曹村这一带做衣服。那时候，他应该接近30岁了，还是孑然一身，空为他人作嫁衣裳。

　　二

　　我祖母是曹村的邻村吴江村人，我只记得我祖母说她家是五姐妹，她是最小的，小时候冬天五姐妹睡觉只有一床被子可盖，大家只好紧紧地挤在一块儿取暖。后来又听她说她年轻时去上海做过短工，给人帮佣。她说有一次她过南京路，看到有个外国人，人高马大的，披个睡衣，在二楼阳台上大把大把地撒钱，一边说着听不懂的外国话笑着下面抢钱的中国人，一边睡衣散开来，露出他的光身子……

　　我的祖母比我祖父小4岁，在他们人生的前三十年，他们之间总是擦肩而过，没有任何交集。我的祖母在上海打工时，我的祖父大约正饱受失腿之痛在我祖母的家乡附近做裁缝。而我祖父去上海打工时，我的祖母大约正回乡并且嫁给了曹村人，生下了一儿一女。

　　所以我祖母遇到我祖父时，已经是个带着一儿一女的寡妇。我只听她有提起过她的前婆婆比较严厉，经常嫌弃她纺纱织布手脚太慢。这件事她到晚年的时候都跟我提起过两次，可见当时与婆婆的裂隙较大。也许这一点是最后促使她改嫁的原因之一吧。

　　应该是曹皇庙旁经常接济我祖父的这个阿婶做的媒。而且从后面的情形来看，我的祖母嫁给我祖父时并没有带上儿子和女儿，大约她前婆婆强势地留了下来。所以她后来跟这个女儿的关系很僵，两人好几年都没互相理睬，一直到她晚年时，才有女儿的儿女来拜年，但也只是春节时走动一下。儿子跟她关系好一些，尤其是她晚年时，跟这个最大的儿子还走得很近，两人时常会坐在一起晒晒太阳，唠唠嗑，说说过往。我们小时候，一直知道这两位叫大伯父和姑母的人，跟我们好像很远，大伯父温和老实，姑母常常会摆出一脸冷淡的样子，他们那时的生活条件好像都比我們好一些。这种区别对待，我父辈应该比我们印象更深。

　　我祖父与祖母结婚时已经三十四岁了。应该是1943年左近，全国各地都在抗日，日本也侵入了奉化，我祖父曾经流浪过的一些村庄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日机的轰炸和日军的焚毁，再加上本地土匪趁火打劫，百姓的日子更加惶恐不安。也许也是这样的处境，促使我祖母想找个依靠重新有个家庭吧？

　　从1944年到1954年十年间，不算生下夭折或流产的，我的祖父母共生了四个儿子。祖父曾开玩笑对别人说：“我们家，打开门，四条光棍。”

　　而这十年，从日本投降撤出奉化被逐出中华到国内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以及此后的“土改”、“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建立生产合作社，每一件都是翻天覆地的大事。我的祖父母肯定与中国亿万同胞一样，一愣一愣地或一惊一喜地见证这些事件的发生。而这其间，祖父的跛脚使他适当地远离了如火如荼的一切，参不了军，也没被抓壮丁，减少了被战火溅到的风险，也缺少了被革命洗礼的经历。在各种洪流的裹挟中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的祖父母，只有家庭是他们唯一的定基石。与中国的许多普通家庭一样，他们携手并肩也好，抱团取暖也好，背负着孵养幼雏的信念，活着。

　　在祖父成家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生活状况应该只能用“捉襟见肘”这四个字来形容吧。尤其是四个儿子相继出生，光靠裁缝的一双手如何养活一大家子？何况那年月大家的日子都贫困，做新衣的人寥寥无几，做了衣服又赊账的也比比皆是。再说外姓人在曹村，要想立足，困难肯定相对较大。我父亲回忆说小时候他最不愛做的事就是逢过年去那些老赖家里要回衣钱或讨些米充数。

　　外面的农活和家里的洗衣做饭等家务，那都是我祖母的事。人民公社记工分吃大锅饭时，我祖母跟成年的儿子都去生产队劳动的，我祖父加入的是手工业者的队伍，据说他还当过缝纫组的组长。当然，他也要帮着去田里干活。村里有个新来的书记，有一次看到祖父坐在田里拔秧，看着背影高大，没发现他只有一条腿，说：“怎么有个全劳力的不去种田混在这儿拔秧？”祖父回头说：“书记啊，我跌倒爬勿起呀。”众人哄笑，这事被人传为笑谈，既有笑其跛脚，也有笑其语言滑稽的意思。我长大后看海明威的墓志铭“恕我不起来了”，不知为何，立马会想起祖父的这句冷幽默。

　　听说，我祖父有一次在别人家里做衣到很晚，天非常冷，那家做了碗年糕汤给我祖父吃，祖父想到家里的一个个在挨饿，怎么吃得下，他吸干汤汁后，把年糕悄悄倒入棉衣的布口袋里带回来给孩子们吃。

　　我还听人说，“三年自然灾害”时，为了让孩子们还有点稀粥喝，我祖母饿得三天里只是喝白开水兑点咸菜汁。后来去见一个亲戚，亲戚家端出了大碗粥，我祖母没喝多少居然吐了起来。原来她的胃已经饿得快要粘起来了，我们经常说饿得前心贴后心，这事儿还真有。

　　好像听我父亲说的，他说村里分了照顾田给手工业者。我祖母带着我父亲去施肥，我父亲挑了一小担“水胶灰”（当农田肥料用），她挑了两大桶粪肥。一步一步挑上山坡，快要歇口气时，粪桶担上的竹扁担暴断了，一担肥料全倒了……

　　关于那个年月里的事，我似乎只能在这些片言只语的听说中得出一个浮光掠影的印象。我有时也猜想我祖父母之间的感情，有我们书中所看到的那种爱情吗？中国人都是很含蓄的，你看不出他们的婚姻与爱情的关系有多深。但在他们接近半个世纪的婚姻关系中，对于一个流浪了小半生的孤儿和一个被讥为“命相太硬”的寡妇来说，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字也许不是“爱”，而是“家”。更何况他们跟着共和国从1949年走到改革开放，这一路过来，风雨同舟，不离不弃，已是至亲……

　　三

　　我的祖母好像永远是跟在我祖父后面默默收拾的影子，你在平时可以完全忽略她的存在，她也总是尽力让自己处在最不重要的位置上，像个隐形人。每一次吃饭，她总没在饭桌上，她总留着最后对付那些残羹冷炙。我母亲曾经感叹说我祖母任何一个孩子吃剩下的饭碗她都可以吃掉。我母亲认为她做不到，我们吃剩的让她吃她也做不到。

　　也因为我祖母平时总是沉默寡言，很少说起自己的事，所以她早年的经历基本也就断层了。但她却擅长讲鬼怪故事，逢上冬天在园子里晒太阳，小孩大人会央着她讲故事。她记性很好，也不知这些鬼怪故事都是从哪儿听过来的。

　　她淡眉小眼塌鼻高颧骨，两只耳朵长得肥大厚垂，被人说有长寿相。她个头矮小，到了晚年，背一驼，越来越矮了。她裹过小脚，听说她父母后来还是不忍心放了她的脚，她还曾为她的天足害羞过。

　　她一年四季跟别的同时代的留长发的女子一样，梳个髻，用一条毛巾搭在头上，平时只用篾梳梳掉头皮屑，而坚信除了一年的七月初七等三个可以洗头节日之外，其他时间洗头发后的脏水，死后会让自己喝。

　　她不知从何时开始吃斋念佛。我小时候曾问她念的“心经”、“大悲咒”之类的是什么意思，她说：“经就是经么，还有什么意思？”她用锡箔折成小船或元宝的形状，对着这些念上12遍的心经，然后再以一毛两毛一叠来卖钱。她会帮人“扫腌臜气”，就是说别人有腰酸背痛的情况时，她说那是邪气入侵了，要用手“扫”。手上拿了一小卷头发，头发里面包了茶叶和米，只要一边“扫”一边念经，就会把这些邪气驱除出去。每一个来“扫腌臜气”的人都交口称赞，说经她一“扫”以后，少则一次，多则两次三次，果然就痊愈了。

　　我后来看她给别人“扫腌臜气”，那真是一个辛苦的活。因为她要帮人按摩一两小时，她口中念着经，有力地摩挲着患者的患处，一直到她感觉手上重得已经抬不起来为止，她说这是对方身上的邪气被她的手吸出来的缘故。这个“扫腌臜气”本身是不需要钱的，她赚取的是“扫”了之后，她卖两三叠锡箔给人家，叫人家临睡前在床头或门口去烧一下，驱驱邪。不过她经常不好意思收人家的钱，常常是半送半卖或者直接当了免费的义工。所以过年的时候，经常会有人送年糕过来答谢她。

　　当然，“扫腌臜气”是一种迷信的行为，但这是一个信徒的迷信行为，她本人对此深信不疑。其实为何每一次都会有效果，按我现在的分析她其实是一个按摩工，我们一些经络不通的毛病，经几次按摩之后确实会疏通痊愈。

　　我曾经问我祖母，你每叠锡箔都要念12遍心经多辛苦，不如把声音录在录音机里，让录音机代替你得了。祖母连声说：“罪过罪过，不可不可。”她气愤地说村里的某个谁谁就是经也没念把锡箔卖给别人了，她觉得这样亵渎神灵的事是要遭到报应的。

　　我小时候一直觉得跟祖父更亲近一些，偶尔晚上睡在祖父家，也是我跟祖父睡一头，我祖母睡另一头。原因大约是房间里常常听到的都是我祖父的声音，而我祖母，总是默默地做事。我祖父喝醉了，默默收拾碗筷善后的人是她；我祖父擦好澡换下衣服了，拣拾起衣服团在盆中出门去溪边洗衣服的是她。以至于她一出门，或者我祖父一进门，总会高声地问：“老太婆呢？”我却从没听到过她是怎么称呼我祖父的。我到现在还惊讶她是怎样把一个小小的鸡蛋做成一大碗的蛋羹的，居然都能凝结起来。她把白菜放到锅里蒸，蒸熟后拌上酱油居然也美味，后来我自己怎么做也做不出那个味道。我用青泥做了一个罐子，她居然把泥罐晒干盛上米和水放到炭灰缸里去焐粥，还真把粥给焐熟了，那个泥罐用了好几次以后才裂缝。

　　我祖父走后，最开始祖母还是一个人住，她总是尽量不去麻烦任何人，哪怕那时儿子们的日子都已经过得很好了。她一年到头吃素，吃咸冬瓜霉豆腐咸菜，难得开荤。她穿着很朴素，老蓝大襟黑大襟夹袄，数得清的几件。偶尔媳妇们给她买上一件过年的新衣或一双新鞋一顶新帽子。但我有一次看她手上戴了一个戒指。我问她哪儿来的，她说是找到的一个铜戒指，她绕了几圈红线戴在手指上，别人问她是不是黄金的，她笑了。

　　在我记忆中，我祖母出手最豪阔的一次是为曹皇庙菩萨金身“开眼”，我没记错的话，她当时好像出了两百元。对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来说，两百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一定是诸多奔涌而来的“过往”让她比“虔诚”更想大方一回。我祖父要在世，一定会想起他七十年前带着一条腐腿躺在曹皇庙的角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日子。

　　我祖母从没向人诉说过病痛，所以儿子们都认为她很健康，除了发过两场骇人的“头晕病”以外。其实她的眼睛白内障很严重，她看不清的时候自己去菩萨面前求些香灰来洗洗。她的手脚因长年劳作而粗糙开裂，一看到这双手，就让我想到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后来这双手得了灰指甲，她只用橡皮膏把裂口包一下，忍着那些细细碎碎的疼。到晚年时，她没法弯身自己剪指甲，而且是因为灰指甲而变硬变厚的剪不动的指甲。但她从不开口让儿孙帮她剪。有一次我发现了，主动帮她剪了一次，后来她就等到周末我放假回家时，穿着拖鞋过来十分难为情地跟我说：“我的脚泡好了，洗好了。”后来我上大学了，一年只有放寒暑假才回家，听说那期间我父亲帮她剪过两次。有一次我听她说伸脚老要勾到被子上的缝线时，心里很有触动。她一个人住时，我去看她，她总是说天快黑了，你赶紧走吧。可是我一下楼，回头，却见她一直倚在楼梯口看着我的背影……

　　作为有神论者的祖母晚年时，因为想到不久于人世而有了祥林嫂似的烦恼。在她闪烁的语言中，我似乎觉得她对于第一任丈夫并没忘情。幸好她信佛，每天一有烦心事就坐下来，闭上眼睛，把佛珠放在胸前，一遍一粒地念。当然后来她比我祖父迟了十多年去世之后，还是跟我祖父葬在了一起，大约是赡养她的四个儿子的顺理成章的想法，那边的大伯和姑母也没有任何要争的意思。

　　她去世时我母亲整理她的换洗衣服，发现她的内衣全是各种补丁。我母亲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母亲感叹：“说说都是孝顺人家，儿子媳妇都好，可是真正贴心的细心的还是没做到呀。”

　　四

　　我的祖父是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听说我的父辈们都很怕我祖父。他虽然一条腿，生气的时候他还会笑着说：“来，孩子，过来，爸爸不打你。”一旦抓到手，他一阵狠揍。大约他一直信奉“棍棒出孝子”，孩子“不打不成器”。

　　他的儿子们后来倒确实又孝顺又有出息。“改革开放”之后，他们有的成了乡镇企业的领头羊，有的捧上了好饭碗。应家的四兄弟成了村里乃至镇上都有名的人物。

　　一个村里的困难户，曾担心四个儿子可能都要打光棍，他大半辈子都是租住着别人的房子。别人开玩笑说我祖母每年养一头猪娶上一个媳妇。但后来他的儿子们全都是自己造起了一幢幢漂亮的新楼房。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父亲把整个花木场的土地买了下来，造了个有前院后院的新楼房，楼房后头还带着两间花木场原来的房子。祖父病重时，为了便于照顾就被儿子们搬到花木场的房子里了。有一次大家把他搬出来晒太阳，他指着面前的新房子问：“这是谁的房子呀？”别人告诉他这是老二的房子，他特别开心：“老二也造新房子了？”

　　他曾对祖母说：“老二一定一直在怪我们。”他大约觉得四个儿子中最亏欠的人是我父亲。因为在四个儿子中，他选中了我父亲作为他的另一条腿。所以这个儿子，6岁要带2岁的弟弟，8岁要上山去拾柴，13岁才让他上学，虽然成绩优异却没上三年学就因为要帮家里干这干那而辍学。身体体检合格，兴冲冲要跑去当兵了，人都出了村口了，祖母跑去把他追回来，觉得在老大和老二之间，还是选择个头矮小的老大去当兵。他后来学开拖拉机时硬是自学了点知识，但每次看书还是会读出声来，像个小学生一样念字。他当上了保险公司的代理经理，每一次写年终报告时都特别火大……我母亲曾说，四兄弟中，我父亲是性情脾气样子最像我祖母的。我还听说我伯父小时候每一次手脚特别勤快时，我祖父会问：“说吧，是不是有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的父亲对他的父亲是不是有一种又爱又怨的情感。对于祖父来说，这也是他不得已的选择。至于有没有偏心的成分，我也就不清楚了。但伯父后来管理一个大厂子，村里乃至镇上的许多人都是厂里的工人时，我祖父应该是自豪的。

　　对于我们孙辈来说，我的祖父则是我见过的最慈祥最风趣的老头。他额头饱满，挺鼻浓眉，人中长嘴唇薄目光有神，一看就是那种很智慧的老人。他穿的衣服都是中式对襟的。冬天的时候，里面一件白色的对襟衣，外罩一件灰色对襟的夹衣，再外披一件黑色对襟的棉袄。经常，他也许嫌扣扣子麻烦，每一个筷子扣都散开着，所以即便冬天，你也能看到他露出前胸到肚脐的这一长方。

　　他晚年爱喝酒，总要喝得半醉才罷休，他喝酒的状态就好像他本人是那盛满故事阅历的酒坛子，不开口，只把那一辈子的风刀霜剑美梦忧愁化为酒气馥郁。有时候祖母会悄悄地在酒瓶里兑些开水给他喝。他也笑眯眯地心知肚明地打趣：“老太婆，真奇怪呀，今天的酒怎么那么淡呀？”

　　他晚年时，看到那些远路过来的乞丐，都会叫我祖母盛一碗饭，饭上扣上几块菜给他们。而他晚年住的小阁楼，更是一些流浪猫的集散地，这些猫每逢吃饭时总会从阁楼下来，我祖父一边喝酒一边剔些鱼骨头给它们吃。后来我父亲碰上来我家要饭的，也会非常客气地端出饭菜来。

　　在孙子孙女面前，他经常有老顽童一样的潜质。他常常跟我们开玩笑，坐在那儿，突然眼睛往上翻说：“唉呀唉呀，爷爷要死了要死了。”然后他就真的一动不动了。他一看我们吓哭了，就笑了，说：“乖囡乖宝，不哭不哭，爷爷又活过来了。”这样的“装死游戏”多了以后，我们都知道了。所以，他一装死，我们大一些的就假装哭，知道他希望我们哭。有一次他装死，我的堂弟笑嘻嘻的，去捏他敞开着的衣服里的奶头。他笑了：“坏东西 ，爷爷死了也不哭呀，要哭得响，哭得响知不知道。”

　　我14岁时他去世，我们个个哭着要扑到他身上去。边上的人一边拉一边说：“眼泪沾到死人身上不吉的。”这大约是一种什么风俗，但我，跟我的堂兄弟姐妹们，全然不顾。每次说起祖父时，大家都会争着说：“爷爷对我最好了。”他就有这样的本事让每一个孙子孙女都觉得他对他（她）是最好的。我也一样，一直觉得我祖父对我才是最好的。

　　其实，作为祖父，他也确实做到了最好，不说别的，只举一例，他说小孩子的鼻子都是很嫩的，所以我们流鼻涕他从来不拿手帕过来拧或擤，而是用他的嘴对着我们的鼻孔吸鼻涕再吐掉。他做这些非常自然，似乎擤鼻涕本来就该是这样。

　　我们争相想成为他的最好，好比他的儿子们争相想让他看到他们的出息一样。所幸他看到了他的儿子们一个个成了大器。他去世的时候，拉条幅的举花圈的送葬队伍像个长龙一般，从山脚蜿蜒到了山坡上……

　　五

　　我的小名叫大米，是我祖父取的。在奉化话中，“大”与“掇”也就是“拿”的谐音。所以大米也叫掇米（拿米）。

　　我祖父说：“小孩子的名字有什么，叫石头叫瓦砾都可以。大米大米，家里米去拿点来啊！”边上的听众会心大笑。

　　我是个早产儿，我母亲怀第一个孩子时，因坐我父亲的拖拉机一路颠簸流了。后来第二个好好地也流了。我是第三个，我母亲吃药保胎，好容易保到七个月，我还是迫不及待出世了。

　　我出生时三斤半，头只有一个拳头大小，身子就像只老鼠。我父亲把我放在手里看了一眼，然后放下我，叹了口气，出去了。大家一看，心凉了一半，怕是养不活，后来看我痴睡痴吃，又怕是个傻瓜。我母亲大约也担惊受怕了好些时间。有个接生婆来看我母亲，没忍住话头：“唉哟，汤（僵）果唉。”我母亲听了更加伤心。

　　搁现在的话，早产儿都放氧气箱。我们那时没氧气箱，只是床上挂下厚厚的帐子不让我见风。而且我祖母还熬核桃水给我喝。所以后来我长得比我妹高，我妹妹就说，我是喝过核桃水的，补钙，而她小时候，总是跌倒，又长不高，大约是缺钙。

　　母乳很有营养，一个月后，接生婆又来看我母亲。她说我变成“南瓜”了，后来又说变成“冬瓜”了。我就这样从养不大的僵果子变成了冬瓜。我二姨回忆说满月时，她抱着我从我外祖母家坐公交车回来，车上所有人都来看：这个孩子，胖得肉乎乎的，可是个儿还没来得及长，所以又短又胖，格外好玩。那时我祖父正在堂前给人做衣服，看到我欢喜得不得了，抱过来脸蛋亲亲，脑门亲亲，脚丫亲亲，屁股亲亲。我祖父的欢喜，不光是我长得可爱，大约是因为我终于活下来了。

　　在新生儿的死亡率高达千分之六七十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七个月早产的我以杂草般的倔强传承了我祖父母生命中的韧性。所以我并不需要像石头瓦砾这样的“贱名”来镇住心魂也一样生命力旺盛。最关键的是，我的小名“大米”哪里是石头瓦砾一样的东西，那是匍匐在生活泥地上的人们，日夜捧在手心揣在怀里含在口里生怕丢了的东西。那是我祖父多吃一口就挨一剪刀的奢侈，是他们那辈人经年累月打饥荒的肚子的最爱，也是我的祖祖辈辈们穷极一生糊口的最接地气的目标。

　　我母亲曾说，她嫁给我父亲时最开始没分家，与祖父祖母一桌吃饭的，我祖父每次都叫我祖母盛白米饭给我母亲吃，而他们却吃掺了番薯土豆南瓜的杂粮饭。我祖父母自然不知道，再过半个世纪，吃腻了白米饭的人们把杂粮当宝贝来调剂，当然，我祖父母也不会因为转基因或污染而发愁。

　　我从五六岁到小学毕业，基本都是在祖父母家吃饭的。祖父家的一张老八仙桌，一面巴墙，祖父坐在西头衣柜前可当地柜的椅子上，我则坐在北边的条凳，挨着他的左手边，我的右边常常是我妹妹和堂弟。祖父在饭桌只贯彻一个宗旨：“把饭吃干净。”他对我们说，他们以前，哪怕是粪坑边的一粒饭，都要拣起来吃。“饭不吃光，要天打的！”他说。我们不能理解雷公对于吃饭这类民生事也这么爱管闲事吗？但又觉得吃喝拉撒，“吃”可是排在第一位的。

　　为了鼓励我们把饭吃干净，我祖父时常会从口袋里摸出五分钱的硬币放在桌上，说：“爷爷把五分钱放在这儿啊，你们谁吃得最清爽，饭一粒不剩，我就给谁五分钱。”我们就会吃得又快又干净，嫌不干净还用舌头舔干净，然后跟祖母邀功：“奶奶你都不用洗碗了。”祖父便很开心地給我们分钱，最干净的五分，并列干净的五分，有一粒剩的两分。

　　五分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是五颗牛轧花生糖或者两只烧饼或者一支白糖棒冰呀！

　　我父亲很严厉地告诫我们不许拿祖父母的钱，但我祖父还是会变着法儿给我们钱。有时我去山坡打柴给祖母烧火，以我七八岁的年纪，自然只能折一些野草比如一年蓬的枯茎或者香樟树掉落下的枯枝，然后用稻草扎一小捆，轻轻地抱回家来。我祖父会拿出很夸张的劲头说：“唉呀唉呀，我家阿米会打柴了，真了不起，来，让爷爷称一下，有多重。”然后他真的拿一杆秤，勾住柴，故意把秤砣往最外的方面打且往上抬，说：“真重真重，秤砣都翘起来了。这个柴，值三毛一斤！”让我明正言顺得到了两三毛钱。而祖父自己呢，他爱抽烟，自己买烟丝裹，我常去店里捡烟屁股给他，他剥开来把还好的烟丝挑出来放烟斗抽。“双抢”时期，我们去拾稻穗，拾来，他用手搓，搓下稻子晒，就为多那么一点口粮……

　　就像没饿过的人不懂得那些挨饥受饿的岁月里成倍放大的米饭的分量一样，现在拥有丰富美食和玩具衣服的人，如何懂得那时用零钱堆积的小小幸福……

　　1989年，好容易不用再为果腹发愁的祖父迎来了他最后的岁月。他坐在老屋门前晒太阳，虚着眼瞧瞧日光，叹了口气说：“唉，老啦！” 我那时读初中，周末有回来看他，我蹲到他身边，握握他青筋盘亘的手背。

　　他常说：“瞧咱家大米的这对眉毛，眉锋起角，以后出息大了。”可惜我第二次握他的手的时候，他已经在病床上了。叔伯们那会儿都赚了点钱了，想着给苦了一辈子的老父亲过个美满晚年，一个个都舍不得他走，“强心针”几千一支挂下去，一开始还能延五六天，到后来，两三天，后来一天，后来，一拔出针头，气就弱下来了。

　　我用热毛巾敷祖父满是针眼和乌青的手背。他虚弱，眼泛泪光，甚至有点可怜巴巴地对我说：“针打得整个手都肿了。”

　　医生说：“他身上，连一向有的哮喘都好了。没病了。就是，老了。”我大叔一边抹眼泪，一边极不情愿地拔出了针头。

　　祖父临去前，用尽最后的力气从枕头底下把他的钱包扔了出来……

　　米粮，钱财，一辈子都在为最基本的生存而挣扎。这悬在头上的生死之码，真正撒手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

　　落葬的时候，大家为要不要带走他的拐棍而纠结。有的说不要带，他跛了大半世，换个世界应该双腿健全；有的说带，万一没还回双腿，也能支撑一下。后来究竟带没带居然两个版本都有。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梦见祖父是拄拐的或者没拄拐的……

　　犹记我小时候，夏夜乘凉，在三角道地，左邻右舍都带着椅子板凳聚拢来，围着我祖父的躺椅听我祖父讲笑话。我祖父前半辈子流浪了半个江南，又做裁缝吃百家饭，经历多，见识广，所以段子特别多。而且他还有“脱口秀”的能力。他把自己的流浪经历用顺口溜的形式编起来，可以像民谣一样让人口口相传。可惜我年纪小，只记得他以足迹为线索，把每一个村都用一句话来概括，非常形象生动又好笑。句式大约都是“哪里翻过是哪里，哪里的人做什么”。我记得有一句：“翻过塘头周（一个地名），塘头周粪臭，翻过……”

　　他去世以后，還有许多人念着他的有趣段子。其中广为流传的一则是，他有一次对人说：“某人啊，你家来客人了，有穿花背心的，有穿红棉袄的，有穿黄夹袄的……”那人跑回家一看，原来是一群小鸡跳到他家桌子上吃饭菜。有花小鸡，红小鸡，黄小鸡……

　　我母亲说我祖父随便说一句什么话都会令人发笑，他的幽默简直像是与生俱来。可惜他的四个儿子，有些遗传了他的高个子，有些遗传了他的高额头，却没有一个人，如他这般冷面滑稽又目光锐利，也没有人用心地去记述他的那些幽默段子，只好让那些苦涩日子中的笑的佐料随风而逝……

　　看余华的《活着》，我常常想起如我祖父母的这一代人，他们经历过王朝没落、外敌入侵、日月换新天、新生力量的动荡不安，却以一种趴在生活中的韧性，日复一日地挺了过来。而且从未用苦大仇深的面容去对待磨难和贫困，依然还能拥有丰沛的对生活的热爱，对子孙后辈的疼惜，那是任劳任怨，还是无奈中的自我调解，还是豁达从容，趣味地解构生活的素常？答案就在风中飘扬。

　　我想起祖父在弥留之际，半梦半醒时，突然大声唱起了童谣，哼起了儿歌，好像已经回到童年，踏在故乡的土地上。他终老在曹村，故乡应家棚翻过一个山头就到，曾祖父曾祖母的荒坟在哪儿？立在曹村山坡上的他的坟墓，不言不语。而我祖母，更是悄悄地来，轻轻地走，带走了一肚子的故事。最怕火葬的她最后逃不脱特定时间的特定规则，无一例外被一把火舌舔为轻烟。人的一生几多遗憾，答案也全在风中飘扬！

　　祖父走之后的二十八年里，祖母走之后的十五年里，人世也有了许多变迁，不少是他们没料到的。我的父辈们都出生于建国前后，与共和国一起经历了各种风雨，小人物于大时代中沉浮，偶尔的招摇，盛年里的那点血性志气，瞬间被吞没，底子总是寂寞。他们渐渐走向老年，而我们孙辈们，也慢慢步入中年，又开启新一轮的努力和担当。我们开枝散叶，像藤本植物一样，在大地上蔓延开来，有时这一枝花繁叶茂，有时另一枝旁逸斜出。血脉是什么？亲情是什么？影响是什么？回忆又是什么？时间永在向前，我们在更替中如芸芸蝼蚁，不由自主。此时他还活在此人心中，彼时此人又活在谁的心中？也只有梳理缕缕断发，以陈年往事下酒，且记取且怀念。这漫长又短促的百年时光，两三代人依稀渺茫的足迹，在时代隆隆的轰鸣声中，他们，我们，泛起了一些轻尘……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