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文艺风》
王嵘
收到第2期《文艺风赏》的时候，看一眼封面，看见图画里的麋鹿，孤寂的神情写满了“迷路知返”的寓意，竟有点被震撼了。从“先声夺人”这一点来看，本期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从封面里，多少能揣测出这一期杂志的旨味，让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通读之后，惊喜不可谓没有，“主题”回归正统，杂志栏目的编排设置也精致、丰富了许多。“迷途知返”，同样可以是杂志本身的写照。
本期主题是“除夕”，一改第1期“爱刑海”新锐小众的调子，回归到传统的话题上来。出刊拟在春节，主题有了浓浓的应景味道，只是刊到读者手中已到了草长莺飞的季节，“年味”四散无踪迹，那么阅读便成了“怀旧”。虽然如此，但本期主题仍然是成功的，较第1期有了质的飞跃。“除夕”主题下的四篇，不再是毫无关系的独立小说，而是按照50、60、70、80年代排列成了一个时间轴，由各自年代的作家来完成，来展现春节这一个意象的时代变迁。而作者群也正如笛安此前所允诺的，请到了蒋韵、毕飞宇这样老资历的作家，请到了现今炙手可热的编剧顾小白，也不忘提携80后的新人一把，诚意十足。姑且不看小说质量，有了名人，自然有了看点。四篇小说均为短篇，虽说为杂志的其他栏目留出了篇幅，杂志结构变得精巧许多，但对于小说本身，并不一定是好事，短篇的篇幅毕竟有限，不够方便作家施展拳脚。但名家就是名家，篇幅虽短，但力道颇足，此外，新人之作亦毫不逊色。
蒋韵的《春生万物》（短篇），故事是老的：穷街窄巷的两个萍水之人，生活各自不幸，一个天生烂漫但家庭残缺不全，一个身怀绝技但患有残疾，这一女一男，隔着一条街，因着生活的同病相怜而生出了默契，除夕之夜，女子的丈夫归家撒泼，正是默契人适时送来的生日祝福，化解了女子因一念之差险些酿成的惨剧。这样温馨感人的小故事并不少见，只是从50年代人手中写出，更多了些悲天悯人的温暖情怀。事实上，在《文艺风赏》“主题小说”里，与其说写故事，不如说是写意念，小说本身所在的时代与腔调，才是其被纳入主题序列里最根本的原因。因此，虽然《春生万物》是老故事，但属于老时代里的老旧情怀，足以穿透字句，扑面而来。毕飞宇的《一九七五年的春节》（短篇），时代大风暴的末期，年尾，妖娆的情态开始在闭塞的乡村里弥漫开来，而这样的妖娆，不够热烈，却有些衰败，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毕飞宇写女人的确是把好手，用“妖女”的疯癫，却写出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苍凉，用“妖女”的粗鄙，却写出了众人欲拒还迎的忸怩作态。“妖女”是一个女人，是一个母亲，也是一个时代。属于70后顾小白的春节，是另一番滋味。《未央歌》（短篇）明写哥们儿情怀，实则在悼念那逝去的青春时代，那撒酒疯、打架、恣意狂欢的年代，是一首狂想曲，上山下海，待雄心变成了皱纹，爱慕变成了白发，那些拟把疏狂拼一醉的岁月早已不在，只能从每年年尾的一次聚会狂欢中，寻得当年壮志豪情的影子。80后的春节，萧凯茵的《迟开的水仙花》（短篇）替80一代人道出了难言之隐。女主角方圆初入职场的谨慎冷漠，对待感情的小心迟疑，宁可独居也不愿凑热闹的清高劲儿，便是这80一代人的小小写照，如果说此前的50、60、70年代是由一个个群体组成的，那么80年代，则是小众个体的狂欢。
其实四篇小说拆开了看，未见得各自精彩，譬如《春生万物》的“老旧”、《迟开的水仙花》的“青涩”，譬如毕飞宇的“隐晦”、顾小白的“直露”。但四篇在一起，就成了历史，映衬着时代的画卷，回顾春节，更重要的是回顾这风流激荡50年。但《文艺风赏》的定位就在这里显露出了问题。明明是大的格局，大的时代跨越，这里偏偏又将其窄化小化了，仍然是用一个80年代人的眼光去打量着历史与时代，去追究“春节的传统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日益淡薄”这样的命题。事实上，并不需要“为赋新词强说愁”，时代感早已显山露水，至于应有怎样的论断，人人自有评说。但总而言之，瑕不掩瑜，这一期“主题”可谓精彩。
“小说视界”、“青梅煮酒”、“文艺新锋”、“经典重读”、“新审美观”各栏目走的依然是传统期刊的老路子。“小说视界”下阿乙的短篇《稻草的后代》和肖以默的短篇《有风的日子》，分别写孩童的邪恶和苦难的亲情，从文字、情节来看，都是好小说，只可惜放在了主题小说之后，分量有些不足，故事过于凌厉，阅读感受难免有些疲惫。不如主题小说之后由“青梅煮酒”这样的对话栏目来穿插，也让读者有调整状态的时间，不错过好小说。“青梅煮酒”栏目，用来感性认识名家的同时，也是主编大显才情的时刻，笛安与阿来、麦家的对话，充满了机锋，饶有趣味。本期让人欣喜之处还在于，保留了“双城记”栏目，并且将其位置前移，笛安的巴黎和恒殊的伦敦依旧相互映照，本期谈酒吧文化，悠游从容的态度背后是对于各自城市的爱恨别离，符合年轻读者的阅读习惯。吴忠全是本期力推的“文艺新锋”，但不客气地说，无论是从文字的质感还是从情节的设置来看，都属中等偏下，感人不足，煽情乏力，与同是“文学之新”出身的萧凯茵相比，文字造诣远不及。《文艺风赏》大有力捧柯艾文化主办的“文学之新”大赛新人的意思，除了萧凯茵，第1期的李枫和本期的吴忠全，都是“文学之新”的出身，这些都是《文艺风赏》重要的约稿来源。
第1期“新审美观”以韩松的科幻为噱头，本期又以对于氏族进化历史的想象力为卖点，想象力有余，却嫌轻浮。“经典重读”搬出了沈从文，有点教科书的意味，但选出的小说又并非主流之作，意图是什么？
事实上，《文艺风赏》的混乱和暧昧正显现在这些走传统期刊路子的栏目上，与名家对话、重读名作，是尊重经典和传统的良好示范，但形式上缺乏创新，内容毫无新意，放在这样一个新锐杂志里，多少有些格格不入。而“小说视界”与“文艺新锋”有重复之处，不如合二为一，让推出新人有更好的着力点和贯彻机制，至于孰优孰劣，自能明辨。
杂志的细节仍需诟病：“主编手记”红底白字，字字难辨；“青梅煮酒”的《风声》电影插图和“双城记”的巴黎伦敦影像堪称完美，但其他栏目的配图始终有些隔，无论小说是传统抑或现代，插图始终是走的文艺腔、清新范，像是在自说自话，破坏了整体美感；“愿望”、“秘密”处于“隐”的状态才最具风情，掏出心肝给世人看，风情不足矫情有余，这个栏目究竟有多大的意义，还是仅仅只为了凑够篇幅？
总体说来，第2期《文艺风赏》是足够有诚意的一期，看到了新变与佳作，也不难察觉出锐意进取的姿态，只是混音仍嗡嗡作响，于是也有了新的期冀。
第2期《文艺风象》是多啦A梦（即机器猫）的特集。本期杂志划分出了三个清晰的区块：创作篇、人文篇、花絮篇。创作篇即小说部分，人文篇则是插图、专访部分，而花絮篇就是多啦A梦的特集了。这一期做得比较有心思的地方在于，虽然花絮篇是实写多啦A梦的部分，但前面的创作、人文篇里也将这个主题贯彻始终。
《文艺风象》的创作团队明白，单纯依靠不连贯的绘本，能撑到什么时候，这是一个未知数，那么，就以多啦A梦这样喜闻乐见的主题贯彻始终吧。创作篇的小说，仍然是不痛不痒的中学生小品文，让人缺乏看完的耐心，但每篇末尾都附上一个类似的多啦A梦小故事，轻灵调皮，诚意满满。至于多啦A梦特集本身，没有更多可说的，全是小女生手工、搜集、恋物的小心思，付之微笑，不必认真。
对比《文艺风赏》和《文艺风象》，着实感觉到这是属于两个年龄层，或者可以说是属于两个阶段的刊物，两个刊物能走多远我不知道，只能说，《文艺风象》或许新颖，或许明确简单，但她的轻松确实已经成为了我这样的读者“不能承受之轻”，太梦幻、太美，也真的离我们太远，而《文艺风赏》，她像一个长得不太好看的新生儿，对于她，总有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期望，就像我们自己。
看《小说选刊》
费祎
《小说选刊》第3期共有六个中篇，分别是阿袁的《子在川上》、于德北的《假想敌》、田耳的《韩先让的村庄》、张庆国的《如风》、丁力的《房东》和迟子建的《七十年代的四季歌》。短篇小说则有晓航的《碎窗》、艾玛的《白日梦》等六篇。
阿袁在创作谈里说，她写《子在川上》（《十月》，2011年第1期）是为了缅怀她曾经的桃花源，然而读完小说，读者会发现书里人物所生存的世界远非一方净土。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苏不渔的中文系副教授，该副教授有着典型的“传统文人”性格：清高，狂狷，不屑名利，然而他也有着人性的小小瑕疵，喜欢与美女谑浪笑傲、臧否人物。站在对立面的是系主任陈季子，陈主任个性正相反，深谙人情世故，表面宽容大度，暗地绵里藏针。小说主要围绕这两位大学教授的纠葛展开，以苏不渔“被辞职”作结。期间又淡笔轻描塑造了朱小黛、马理智、姚老太太、陈师母、苏师母等人的形象。由于阿袁的大学教师身份，自己人看自己人，有着格外的明白透彻，文章写来文气十足，是典型的学者之文。时不时蹦出的古文章句彰显了小说的主题，也增添了阅读的趣味。
艾玛的《白日梦》（《芙蓉》，2011年第1期）同样是知识分子题材，与《子在川上》相比，它更少一份调侃和戏谑，更多一份对知识女性隐微情感的洞察。在舒缓的叙述下，一个叫孟香的中年大学女教师的形象逐渐饱满鲜亮起来。她年少时的情感伤痛，她中年时的婚姻危机，还有她被自身强大理性所压抑的鲜活的感性世界，都在小说中得到了一一呈现。结构全文的虽也有具体事件，然而更多的还是孟香的意识流动，在缓缓的思绪当中，爱与恨，思念与忘却，执着与妥协，种种情感缠绕纠结却又欲语还休。这就让文本仿若一首伤感的怀旧歌曲，恰似文中所引的那首《席德与白日梦》：“偶尔也会在一个人的时候哭个不停/我得变成我啊/我如何变成我啊/那如花般易凋的香魂/那如一缕清风吹过的一生……”
《七十年代的四季歌》（《上海文学》，2011年第1期）一看就是迟子建的作品，童稚的视角，细腻温情的文风，对似水流年的静默而安然的回忆，回忆中那抹不去藏不了的一丝儿忧伤，都像是一朵朵花签别在我们这位女作家的衣襟之上。小说分为四个章节，分别是“春：外祖母的灶火”、“夏：祖父与飞鸟”、“秋：母亲和生产队”、“冬：父亲的和尚梦”。这四个章节的小标题有着长诗的格局，然而文本却更似悠长淡远的散文，散文与小说这两种文体在迟子建的文章中得到了暧昧的统一，更为难得的是，在这两者之中，那种静悄悄的诗意每每如风而至，让文字和情感都有了美。小说的最末一段话是“我也常梦见父亲。有一次，我在梦中见到他坐在溪畔的石头上，身披袈裟，抚琴而歌。他的头颅因为没有一丝头发，在幽暗的森林中，就像一盏青白的灯”——仅仅是读着，不必用大脑思想，就让人感觉到“我”在怅怅然，在轻微的叹息，而这素朴的叹息声里，充满了深情。这篇小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萧红的《呼兰河传》，相近的文风，相近的主题，几让人恍兮惚兮。然而，《呼兰河传》到底还是更浑圆些。
短篇小说《碎窗》（《中国作家》，2011年第1期），有着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标题，然而这个小说的全部优点也只在此了。情节显得荒诞，然而荒诞的几无哲学色彩，大致是由于想象力的离奇所致吧。
《小说选刊》第4期有余一鸣的《入流》、史生荣的《研究课题》、卢一萍的《索狼荒原》和嘉男的《安详之道》四个中篇，短篇则有凌可新的《星期天的雨》、吕魁的《火车要往哪里去》以及晓苏的《花被窝》等七篇。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新近文坛似乎得到了较多的关注，第3期有《子在川上》和《白日梦》两篇，这一期里则有史生荣的《研究课题》（《安徽文学》，2011年第2期）。坦白说，“研究课题”不是一个很雅致的名字，它一点也不含蓄，然而它的好处便在于直接，直接的像小说正文所讲的故事。小说很富现实性，已婚的大学副教授何维爱上了漂亮的女同事叶小萌，进而生发了与其合作申请研究课题借机接近的念头。而欲申请成功，则必须找关系托人情。于是何维的大学同学于利明适时出场，小说由此展开，从而将学界与官场、商场搅成了一锅粥。在小说里，我们看到了学问如何与研究课题挂钩，而课题申请又如何与世故人情紧密相连，为了申请到资金，社会科学专业的学者如何竟研究起了公路等种种荒诞又真实的现象。而各种人性的自私、狡诈、虚荣和浮夸亦一一跃出水面，将人们理想中的象牙塔的平静湖面吹得乌烟瘴气。这里没有诗情画意，只有蝇营狗苟。这里固然也有风花雪月，然而早已经掺杂了利益和阴谋。我们当下的教育体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缘何堕落到如此田地？史生荣的这篇小说更多的是启发我们去反思并寻求解决之道。至于小说本身，则似乎尚有提升的余地。小说像是一只湿了翅膀的蜻蜓，太贴近生活的地面了，没有能够飞起。
本期值得关注的两个短篇是《星期天的鱼》和《火车要往哪里去》。《星期天的鱼》（《厦门文学》，2011年第2期）初看有点道德说教的色彩，因它很“感人”地讲述了一对夫妻最初感情不和继而在死亡面前幡然悔悟的故事。“感人”似乎很容易让人同“浅薄”联系起来，然而小说家在这略显老套的情节和构思中还是挖掘出了一些新鲜的东西，这份新鲜感，很大程度上是“星期天”与“鱼”这两个意象的贡献。作者写到了星期天三人的海边垂钓，却不是老套地描写诗情画意的风景，而是将日常生活中夫妻之间的别扭，朋友之间的小小的利益上的渴求以及上级与下属之间的尴尬都呈现出来。总而言之，此篇虽非佳作，亦不无可取之处。
《火车要往哪里去》（《大家》，2011年第1期）关注的依旧是“城与人”的话题。写一个家境贫寒的男大学生“我”在小县城里的女友的资助下考到上海一个著名学府，在现代化的都市氛围的熏陶之下，“我”成了现代社会里的“陈世美”，狂热地爱上了漂亮精致的上海女孩徐菲菲。然而，“我”的爱情并非纯粹的，看似单纯的爱里掩埋着“凤凰男”的企图，“我”更多的是爱上了上海，爱上了象征光明前景的命运的彼岸。小说的结局是令人伤感的，“我”本欲送走女友，结果自己却阴差阳错登上了离去的火车，从而错过了徐菲菲的生日聚会，也丢掉了高攀的勇气。从表层来看，这是一篇爱情小说，是一个痴情女子负心汉的老套故事，然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却在于，跳脱到了这一爱情模式之外，发掘出了更深刻的社会学层面上的意义。
看《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钱益清
第3期的《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颇有看点，其中，《燕式平衡》（《钟山》，2011年第1 期）再次为我们展现了林那北所擅长的对于女性世界幽微冷静的探析，对怪异复杂的世情人心的盘剥。小说开头就以沉静的语调缓缓道来：在旁人眼里艳羡的婚姻，对余致素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十三年里薛定兵共提出二十五次离婚，平均每年一点九二次。”这悚然的数据促使我们紧随作者的手术刀层层剖析下去，然后藏于深水的漩涡逐一浮现，它们是薛定兵前妻周丹楔子般牢牢插入这场婚姻所带来的血肉模糊，是这畸形依存关系背后来自薛定兵的身世中盘旋不去的阴影疑云，更是余致素少年时切入生命并顽固储存下来的精神伤口，这些盘旋交错的急流造就了表面平静下致命的漩涡，所有人身不由己挣扎其间。林那北的叙事力量为她塑造的人物辟出生命空间，从而抵达深层精神领域，而女性的柔软又让她在以理性贯通作品内在脉络的同时，不忘努力探索那些没有答案的感性领域。
除此之外，作品还试图通过家庭中的女性的视角来感受权力的病态蔓延以及对家庭人伦的潜在侵蚀，《燕式平衡》中对薛定兵爬上副市长位置后轰然倒下，其过程中种种官场人事的灰色内幕的书写，显然颇具野心，但元素的丰富性需要更好的融合，小说在这点上仍有不足，使男性话语权造成女性命运悲剧和金钱权力对人的侵蚀仿佛两条不甚交集的线，微有脱节、生硬之感。
鲁引弓的《少年捉奸队》（《江南》，2011年第1期），称得上是一篇“好看小说”，其“好看”不仅在于题材是较有新意的“少年反腐”，更在于情节的推进与叙述的语言都明白晓畅，以通俗小说的路子承载了严肃文学之道。故事里的“我”是一名勤工俭学的高中生，被妇联的彭姨安排到设计局去工作，伺机打探其老公的风流事并搜集证据，此期间局内各式黑幕和权色交易轮番上演，众生丑态正如社会微型缩影。所以当一干少年愤而成立捉奸队，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惩恶行动时，大人们伪善、庄矜的面具只能在这些最清澈也最尖锐的眼睛面前碎为齑粉。借着文中孩子的口，作者发出了撼人的质责：当我们把社会弄成如此混浊肮脏后，又该如何面对下一代？传统的价值观教育与社会现实的相悖，让社会转型期的少年们陷入了深深的精神困境。作者虽展示了这一困境，但遗憾的是，除了表示出深深的愤慨和忧虑之外，却终究未能提出任何理性解药。所以少年们也只能在愤慨中冲动、燃烧过后归于寂灭，或者像“我”一般冷眼旁观，或者如朵朵般以生命为代价抗拒社会的同化。总之，摆在面前的道路显然是让人失望多于希望的。
葛水平的《春风杨柳》(《青年文学》，2011年1期)依旧关注着其所热爱的乡土题材，黄土地上的人，带着这方水土养出来善良、淳朴，却也因贫穷、艰难的生存困境，逃不开利的诱惑，于是就少不了由此而来的人事纷争。但葛始终是一个充满爱心和善意的作家，她从不使人绝望，反而使希望在作品中点染亮色，无论是杨丙西对残疾儿子的付出，柳成土为徒弟的奔走，还是小彩在困境前更显顽强的爱情，小说始终流露着一种温情。只是故事的情调和内容稍显陈旧，由铜鼎引发的两家恩怨似曾相识，不禁让人想到其之前的《裸地》，颇有串味之嫌疑。
孙频的《碛口渡》（《青年文学》，2011年第1期）带着浓重的乡愁意韵，语言氛围伤感而优美。陈佩行，一个为爱而生的女人，她追逐爱情犹如飞蛾投火，更如一出登台入梦的青衣戏。而残酷的生活现实中淬炼了她，躁动凝练为澄静，而爱情也归依于某些更为辽阔、深远的感情。回归碛口渡后，女人找到了生活的美，找到了根，找到了那些平凡人活着的支撑。作为山西的80后新生力量，孙频正越来越多地被关注，而其清新和稚弱之处同样明显。诗意之美既可为赞，亦可为毁，《碛口渡》始终显得过于漂浮，缺乏一些更质实的东西作为地基，方能定住那一方自由高蹈的灵魂。
4期作品基本围绕人与人之间复杂的情感来展开，特别是男女之间。由于过度的书写，此类题材往往雷区重重，一不小心就容易落入窠臼。胡学文的《从正午开始的黄昏》（《钟山》，2011年第2期）可算是突围之作，与其说是剖析情感，不如说是在作一场精密的精神分析。小说采取复调方法写作，一方面展现给我们作为正常人的乔丁中规中矩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拉开乔丁私底下追随“凤凰女孩”放纵肆意、黑色自由的梁上人生。这种明显的人格分裂，被作者借助两个各自独立又丝缕交联的叙事空间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通过虚实相交的细节设置，现代人生存的撕裂感和复杂的心理矛盾在其中得到了新的展现。小说延续了胡学文一贯的人文关怀和人性思考，具有感人的深度。
娜彧小说《完美结局》（《作品》，2011年第2期）的题材明显来自于电视新闻中越来越多的“亲子鉴定”带来家庭伦理大爆炸事件，但高明之处在于把审视的目光聚焦在爆炸前隐伏于人性中的偏执和毒素，而非爆炸后破碎残缺。新婚之夜的空白床单，打破了丈夫对妻子的完美认知，从而开启了一场漫长无涯的怀疑之旅，最后甚至发展为一种极度病态的“求证”：一再重复的亲子鉴定，带来的不是内心的平静而是更多的猜忌、否定和焦灼。丈夫要的答案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很久之前他心里已经认定的那个怀疑，为此他不惜折磨身边的一切人甚至自己。所以当妻子讥诮地吐出他想听的“事实”并离婚后，丈夫反而可以回复到正常友好的状态——这正是所谓的“完美结局”。小说用紧凑的细节和流畅的叙述把这出充满讽刺意味的黑色喜剧进行到底，进退较量中，人性、情感的微妙也有较好体现。
《羞耻》（《当代》，2011年第2期）的故事同样带有取材于校园师生恋等新闻事件的影子，只不过张庆国点到即止地把情感收束在了朦胧的暧昧中。功利化、商品化的教学环境，渐趋冷漠、压抑的校园生活，率性而不失人情味的女教师，迷茫成长中渴求温暖的学生，所有因素衍合成一个必然的结果。但这并不是作者真正意图展现的，事实上，其瞄准的目标在于整个已经走入不正常状态的教育体制。与其说故事中的学生爱上教师是因为青春期的情感萌动，不如说是在这冰冷、唯物质的校园和社会的双重樊笼中，极度缺乏人性关怀之下拼命抓到的一根浮木，这是病了的教育所滋孽出的惨淡小花，带着足以令我们扪心自问的疼痛：羞耻，究竟为谁之羞，为谁之耻？
李铁的《犯桃花》（ 《上海文学》，2011年第2期）再度对职场潜规则进行解读，略有姿色的女员工和权力在握的经理间似乎只剩下一种关系可选，即使最初抵抗，也终将在以非为是的圈子的挤压下消泯于无形。在这里，圈子的巨大力量已成为一种畸形公理，作者试图超越局部的个人道德评判，把造成这种异化的社会性根源置于审判席上。对于小丹、李和等，作者更多地是以宽容、垂悯的姿态对其进行剖析，两者或为生存，或为“自尊”，似乎都是不得以而为之，可视为社会主流权力话语逼迫下导致的沉沦。所以后来于小丹对李和生出微妙情感，并在其东窗事发之际挺身而出——正如小说创作谈里说的“桃花不是贬义词”，也许作者希望借此来表达仍在寻求的人性中的真与纯。
孙频的《铅笔债》（《文艺风赏》，2011年第2期）讲述了一对姐弟间感情债欠下和偿还的故事，浓郁细腻而略带先锋感觉的表述较为妥帖地表现出了内心世界中幽暗深邃的角落，读时让人抱持期待。但另一方面，人物内视角与过分强大的叙事声音，则往往无意中放大与附加了内心的波折，稍显有些“作”，后半程越来越多加入的煽情和狗血，更是破坏了整个故事的内涵。
叶广苓的《凤还巢》（《小说月报·原创版》，2011年第2期）似乎更可归为回忆性散文，出身满清遗族的女作家四十年后重返故园，再怎么咂摸记忆的余韵，反照于现实的也只是一片风流花散的惘然。而李文方的《巴什卡小铺》（《北方文学》，2011年第2期）可视为其对哈尔滨外国侨民的一次审视，但显得平淡。作者显然缺乏在文本中思考历史的野心，更关注共通的人性温情，即便如此，其所表现的温情也显得有些流于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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