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学仁

　　你的一部分

　　香港那个地方，喜欢用非现实的电影，讲述现实里的感受。当1967年的造反风潮渐渐平息，市民的恐惧却难以消失，这在他们的电影《鬼干部》里看得出来。

　　他们拍摄的鬼电影很多，有的是鬼，有的是魔，魔比鬼还要恐怖，还要难于控制。这部电影中的血魔，附在历代暴君和权势者身上，荼毒天下苍生，制造遍地冤魂。它有五千年的来历，恰好与华夏民族的文明岁月同龄。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举国上下，人鬼不分，全都陷入癫狂，原本锁在山洞的血魔，趁机逃了出来，附在革委会干部身上继续作恶。

　　香港人通常很忙，需要快餐式文化。他们的电影呢，也和其他文化一样，用不着怎样深刻。导演在这部电影里，清晰、直接、粗糙地表示了自己的见解：权力本身和对权力的追逐。唤醒癫狂的魔性，践踏了人性伦理。香港人没有太多时间思考一些细致的问题，看了这部电影，简单地领会到这些，也就够了。如果还能再问上一句，为什么出现这种癫狂时代，已经是相当不错的观众了。

　　我是在网络上看到这部电影的，看到四十多分钟时，又想到了德国的一部电影，名叫《浪潮》。那部电影里仅仅死了一个人，不像香港电影《鬼干部》里尸横遍野，却让我感到更加可怕，从内心开始，每一寸血管里都流淌着恐怖。

　　“你们认为，独裁专制在德国不可能重演，对不对？”电影里的一位中学教师，向课堂上的学生们问道。

　　丹尼斯·甘舍尔的这部电影中，有一个关于政治运动的小型实验。中学教师文格尔在一个星期里，要求学生消除身上的个性，向他们灌输集体主义思想，很快形成一个以文格尔先生为核心、有统一着装和问候手势、名叫“浪潮”的政治团体。这个团体的成员，找到了让自己变得强大的归属感和荣耀感，他们排斥外来者，标榜内部团结，鼓吹集体利益，用渐渐癫狂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是否伤害到他人早已不重要了。《浪潮》里的实验，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沮丧的心理事实：独裁专制的种子，浅浅地埋藏在我们心中，一旦被唤醒，就难以控制其疯狂生长。它提醒我们，只需要短短几天，极权主义就可能卷土重来。

　　文格尔实验中使用的形式，我再熟悉不过了。它们正是我进入小学后，一直接受的教育形式。

　　我得坐直了身体，把手背在身后，眼睛看着前方；

　　我得举起手示意，得到允许才能站起来回答问题；

　　我得穿统一的服装参加活动，白色上衣，蓝色裤子；

　　我得加入唯一被允许存在的组织，先是少先队，后来改名叫红小兵；

　　我得在教师找到我时，说出其他同学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我得服从集体，除了集体利益就没有自己的利益。

　　我接受的这种教育形式，从小学开始，一直到中学结束。当我中学毕业时，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大学停办，七年之后我进入大学，那种教育形式大部分在延续：我还要举手示意站起来回答问题，我还要穿统一的服装参加活动，我还要听从党团组织的教育并争取加入其中，我还要放弃自己的利益服从集体。除了把手放在背后，几乎什么都没有改变。

　　还有一点也没有改变，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教师找到我，要我汇报其他同学的情况，但这一点被我拒绝了。像小学时候那样，知道同学再多的秘密，我也不会说出去，那样做很可耻。我宁肯放弃所谓的政治上的进步，也不堕落成一个出卖别人的告密者。

　　附带说一件事情，这种性格一直保持到我参加工作以后。在电视台工作的一个年轻女同事，声音甜美，至少在她接听观众的电话时，让一位有同性恋倾向的女士感到声音甜美。那位女士一次次打来让她不能接受的电话，又一次次受到我的同事严厉的训斥，但是绝不肯放弃。这就影响了电视台的工作，我是那个部门的负责人，不能不管。我就让同事把她所有的电话都转给我，然后用心理医生的工作方式，询问和倾听，分析和回答，直到我被调离那个部门，她的心理疾患也有所减轻，才中断了对她非专业的、但是有效的心理治疗。就像《国王的演讲》里那位非专业的语言矫正师，我没有行医执照，但我承担着社会责任。那件事情过去了十多年，我没有向任何人说出那位女性患者的童年经历，只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则，作为一位心理医生，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说出患者的秘密。

　　还是说《浪潮》，正是从东方社会习以为常的教育形式开始，演化出它的一步步发展，怎样合理、正常、轻易地走向了极权主义。影片中的这些事情，真实得让我不寒而栗。它还没有我必须接受的极权主义内容哪，仅仅是一种极权的形式，就让我感到了深深恐惧。在文学写作的过程中，我知道了其他写作者往往忽略的一点，对于评论家来说，重要的是内容决定形式，对于写作者来说，重要的是形式决定内容。这就像你选择了潜水的形式，无法进入天空，你选择了飞翔的方式，也无法潜入水下。同样的道理，没有极权主义的教育形式，他们无法向你灌输极权主义的内容。

　　这部电影，是根据现实中的事件拍摄的。但这件事并非发生在产生过极权主义的德国，而是发生在具有自由传统与民主制度的美国。

　　1967年4月，加利福尼亚一所高中的历史课上，一位学生向教师罗恩·琼斯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对此，琼斯不知道如何回答。之后他决定，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就在他的教室里，他想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纳粹主义，包括它的恐怖，也包括它的魅力。

　　星期一，他命令他的学生，端正坐姿，抬头挺胸直背，双脚平放，双手背后。接下来的是速度训练：起立，坐下，一遍遍重复。

　　星期二，琼斯踏入教室，迎接他的是所有人的聚精会神和充满期待。他在黑板上写下了“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然后，用手做了一个简短的动作：手臂前伸，手掌先向上，再向下滑出一个曲线，一个波浪。琼斯把这个手势定为班级的问候礼，他们团体的标志性动作。

　　星期三，告密的风潮到来了。琼斯只委派了三个学生检举批评者和反对者，结果却来了二十多人。他们积极告发反对这个组织的人，包括他们的父母，他们的朋友。他们的组织叫做“第三浪”，威力最大的浪潮。这场运动在三天之内，已经成为了他们生命的全部。

　　星期四，课堂里的人数已涨到了八十多人。新来的学生，都逃掉了原本应去的课。

　　星期五，学校大礼堂里，超过二百名学生笔直地端坐，二百多只手臂对着琼斯举起，做了“第三浪”问候礼。琼斯开始讲话：“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优秀的纳粹。”然后他播放了纳粹德国时代的影片，让学生们从痴迷中醒来，结束了这次实验。

　　再优秀的纳粹也是纳粹，再进步的极权也是极权。它们是人类的灾难。

　　阿伦特从耶路撒冷审判中获得的启示是：正因为平庸的普通民众机械地服从，才使得那些灾难真实地发生，它所造成的浩劫，要比所有邪恶本能汇聚起来所产生的灾难还要可怕。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觉得，只要我们把别人视为自己达到目标的工具和对象，那么危险就已产生，不管这目标看起来是多么美好。中国一位学者体会到：不假思索地跟着别人去做，回避思考——既不想思考又没有能力去思考，正是刚刚走过的二十世纪一些重大灾难的社会根源。

　　大多数日本人觉得远离了军国主义，大多数德国人觉得远离了纳粹年代，大多数美国人觉得远离了麦卡锡，大多数中国人觉得远离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聪明了，我们理智了，我们不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再说，我们都看见朝鲜，正在从极权主义的巨大伤痛里，艰难地向后极权时代过渡。我们还能再次被极权主义绊倒？

　　但是，琼斯的极权实验告诉我们，极权主义并没有走远。它那强大的生命力，深植于每个人内心，已经成了我们的一部分，或者这样说，它从来就是我们的一部分。

　　极权的英雄

　　罗恩·琼斯仅仅利用极权教育的入门形式，就诱发和扩张了人性的缺点，这让他感到震惊，让他的学生感到羞愧。那时他们可能不会觉察到，有了极权的形式以后，不知不觉地，极权的内容也会随之到来，搅起满天风云。当他们心中泛起恐惧匆匆结束实验，此时，正宗的极权主义正在世界上泛滥。

　　要探讨极权主义的定义，需要从柏拉图开始，这需要很长时间。在我初步归纳之后，这个定义就简洁多了：它是使用现代技术的专制集团，对于个人和公众生活，囊括一切和深入一切的超级控制。

　　但它为什么会诱发和扩张人性的缺点，仍然是个挺复杂的命题。好在我们有了菲利普·津巴多，他指出了极权社会诱发普通人作恶的十个特定条件：营造束缚性的契约关系；设计有意义的角色；制定保证服从的基本规则；装饰起冠冕堂皇的说辞；预留推卸责任的后路；诱人一步步陷入；加害程度逐渐加强；悄悄从正转邪；高筑有进无退的门槛；强调宏大的高尚理想。菲利普·津巴多，美国的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在远离极权的地方研究极权，对先前德国与苏联的极权历史知之甚多，对当时世界各地的极权运动，还缺少足够的思考素材，能有这么多发现，也不错了。

　　极权教育的内容之一，是站在极端的政治立场上，不断制造新的敌人。我受到的那一类教育里，比较明显的有这样几点，一是制造恐怖气息，让大众感到离开他们，就会陷入敌人的魔掌悲惨死亡；二是制造仇恨心理，让大众对那些虚拟的敌人，产生真实的仇恨。三是制造愤怒情感，甚至是暴戾性格，把年幼的孩子培养成新一代斗争工具。看似疯狂的红卫兵造反派，就是在恐惧、仇恨中渐渐长大的一代愤怒青年，当他们卷入一场屠杀和施虐的漩涡，立即变成这个漩涡的强大推动力。我们不要忘了，还有个像中国红卫兵一样疯狂的愤怒青年，在遥远的古巴，深刻地说出了一件重要的事实：

　　“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

　　如果这句话嫌长，不容易记住，还有一句短一些，是他反复说过的，“一个革命者必须成为被纯粹的仇恨所驱动的杀戮机器。”还有更为简短的一句话，是他写给他父亲信中的，“我发现我真的喜欢杀戮。”

　　他说出了他们的发现，他们的宗旨，他们的事实，他们的真理。

　　他叫切·格瓦拉。

　　他的一生很短，生于1928年，死于1967年。

　　他还有一句话，现在就得记下来，再过些时间，恐怕会忘记。他说：“古巴人民应当用自己的鲜血作为革命每天的滋养品。”

　　他说这句话时，卡斯特罗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功，在古巴人民的想象里，暴君推翻了，革命胜利了，更体面、更尊严、更富裕、更快乐的生活，也会跟着到来。这种想象，与苏联人和中国人曾经有过的想象相似，但是，革命胜利了，实际的情况却是，以后的每一天，人民都要供奉自己的鲜血，滋养新政权不断革命。切·格瓦拉，这位拉美地区的著名革命活动家，古巴革命的重要领袖，他说得多么坦率啊，他领导的革命，就是一个喋血的巨兽。

　　记得我读过的书里，有对切·格瓦拉早年生活的描述。

　　他的贵族出身，首先引起我的兴趣。他父亲和母亲的祖先，都从欧洲来到美洲，都在西班牙统治地区担任过总督，都是阿根廷的名门望族。这样一个贵族子弟，怎么会成为革命的领袖人物？

　　再读下去，他的哮喘病引起我的兴趣。两岁的时候，母亲带他去游泳，自己游得很畅快，让穿着一身湿漉漉的游泳衣的儿子，在寒冬中冻得发抖。从此他患上了一辈子不能治愈的严重哮喘，有时还受到死亡的威胁。是不是这种本应属于贫困阶层的疾病，带给切·格瓦拉喜欢叛逆的心理和不顾一切的性格？

　　我见过一些哮喘病人，在强烈的痛苦中生活。别人可以随意享用的空气，对于他们来说非常吝啬。因为供氧不足，他们像钓出水面的鱼，急促无力地呼吸着，嘴唇是紫色的，脸憋得通红。在《切·格瓦拉：未公开的档案》中，我读到这样一段文字：“许多疾病通常会骤然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和道德……它们常常会招致绝望情绪，而这种情绪与人类精神最高尚的体现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对于意志坚毅性格刚强的人来说则刚好相反。疾病早就决定了他勇敢的忍耐力，对经受的苦难不是怨天尤人，并以此取代痛苦和难以克服的感受。”好像这段文字的作者，也拿不定主意，切·格瓦拉是“但是”前面的那种人，还是“但是”后面的那种人呢？实际上这并不矛盾，意志坚毅、性格刚强的人，同时也可以是心性黯淡、道德特异的人。别人可以有双重的人格，切·格瓦拉也可以有，这不奇怪。

　　再一个让我感兴趣的，是只活了三十九岁的切·格瓦拉，本来是阿根廷人，却先后参与了危地马拉、古巴、刚果、玻利维亚的革命。这个以输出世界革命为己任的丛林游击大师，如果活到九十三岁，将会推翻多少个国家的政府呢？

　　前些天本·拉登死了，网络上还有人拿出切·格瓦拉与本·拉登比较。两个人都出身富足，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前者出身阿根廷名门望族，医学院毕业；后者出身沙特富豪家庭，留学英国。两个人都为别的国家战斗，前者在古巴和卡斯特罗一起革命；后者在阿富汗反抗苏联入侵。两个人都奉行恐怖主义，前者枪决了大批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平民；后者发动全球恐怖打击，打击的对象大多是平民。两个人都死于枪下，前者被捕于玻利维亚丛林，后被处决；后者命丧巴基斯坦，被特种部队击毙。在此之外，网民发现他们身上还有一些相通的、共同的气质，于是断定不久以后，本·拉登的头像，也会像切·格瓦拉的头像一样，印在T恤衫上，到处都是。

　　阅读有关切·格瓦拉的传记文字，最后一个让我感兴趣的是，他所在的拉丁美洲地区，那个政治地理中的名词，它所代表的是怎样一个莫名其妙的历史进程。那个地区的经济开发不晚于美国，那些国家的独立也有二百年之久，为什么发展到现在仍然贫困落后，与独立了半个世纪的亚非国家相比看不出优势？

　　这样一来我得探讨更多的问题。比如，第一，当年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拉美推行的文明变革，与英国人在北美推行的文明变革相比，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在方向与活力上，真的存在很大差距吗？第二，影响那个地区的天主教，与影响北美的新教相比，是否在富国强民的治国意识上有较大差距？第三，如果是因为以农牧业为主的拉美经济比不上以加工业为主的北美经济，为什么不能早一些调整？第四，如果因为政治动荡影响了社会的发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拉美出了一大群独裁者？第五，不仅拉美国家，还包括其他各地，一百年前贫穷落后的国家，一百年后仍然贫穷落后，为什么世界上成功实现国家和民族振兴的寥寥无几？第六，很多拉美国家与亚洲国家，将父权家庭模式套用在国家组织上，于是他们管理国民就像对待儿童，这种管理方式，又怎样让大众生活在国家行政化的恐怖当中？第七，实行市场经济以后，拉美地区大众盼望的民主迟迟未到，为什么他们的民众，必须耐心地等到经济够繁荣、人民够成熟、公民可以负责任地行使公民权以后，才能沐浴到民主的光芒？

　　1967年，切·格瓦拉死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存在了。现在过了将近半个世纪，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以致那遥远的拉美，仍然遥远地相信他们的英雄崇拜，仍然有很多人，在遥远地想念切·格瓦拉。

　　谎言与不幸

　　中国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写的是苏联发射宇宙飞船的事。1967年，他们的宇宙飞船返回地球时出了事故，进入大气层以后，减速降落伞无法打开，只能由它坠毁。关于这件事情，课文写到，苏联人搞了电视直播，全体苏联人都看着宇航员科马洛夫，他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两小时了。他用了大部分时间向党和政府汇报这次航天事故的经过，剩下少部分时间，与他的母亲、妻子、孩子告别。

　　其中与女儿告别的那一段，把很多中国学生深深感动了：

　　科马洛夫12岁的女儿接过话筒，泣不成声，科马洛夫微笑着说：“女儿，你要坚强，不要哭。”“我不哭，爸爸，你是苏联的英雄，我是你的女儿，我一定会坚强地生活！”

　　刚毅的科马洛夫禁不住落泪了，他叮嘱孩子记住这个日子，以后每年的这个日子到坟前献一朵花，向爸爸汇报学习情况。

　　女儿表示，长大以后要像爸爸一样当宇航员。科马洛夫告诉女儿：“我要告诉你，也告诉全国的小朋友，你们一定要认真学习，认真对待每一个小数点，每一个标点符号。‘联盟一号发生的一切，就因为地面检查时，忽略了一个小数点，才造成今天的悲剧。同学们，记住这个小数点的悲剧吧！”

　　这篇文章给我留下了不同以往的印象。在我小学和中学读到的课文里，讲的都是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告诉我们怎样牢记过去的苦难。一篇课文描述说：“那时你饿得像瘦猴，三根筋支起一个头。天下穷人心连心，收留你家在咱村。”那些课文，还告诉我们怎样防止以后的复辟。“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日夜想着复辟资本主义”，其实直到1960年代，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进入过资本主义社会，即使出现了资本主义，也不是复辟，而是新的创建。当时的教育内容，大概也只能这样了，从仇恨到仇恨，从谎言到谎言。可是，在那篇描述苏联宇宙飞船坠毁的课文里，虽然还是离不开热爱国家、崇尚英雄、认真学习等说教，但也出现了一点点人性的内容，写到父亲与女儿告别时流了泪。

　　谎言带来的不仅仅是谎言，还培养了我们接受谎言的习惯：不假思索地相信我们所处的集体，相信它告诉我们的一切。时隔多年，我才有了分辨谎言和真相的能力，觉得那篇课文真是搞笑。这艘宇宙飞船是在进入大气层后发现降落伞打不开的，这就是说，它与地面的距离，还不到十公里，怎么可能留给宇航员两个小时说话的时间？

　　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正从家里出来，穿过一座公园和几个街区，向电视台走去。我家到电视台的距离，按照出租车的里程，正好是3公里，但我愿意锻炼身体，走着上班。快一些走，需要28分钟；慢一些走，40分钟；不快不慢地走，35分钟就够了。忽然我就想到，如果我的上班路途是10公里，我得走两个小时。10公里，两个小时，这不正好是科马洛夫的宇宙飞船在大气层里经过的路途和时间吗？和我一样，不快不慢的步行速度，他的飞船会坠毁？鸡蛋壳做的？

　　真他妈的奇怪！我受骗了！

　　在那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突然喊出的两句话，把公园里晨练的人吓了一跳，也把我吓了一跳。

　　接着查一下资料，《大英百科全书》记载：

　　科马洛夫于1967年4月23日凌晨3：35驾驶“联盟1号”由拜科努尔发射场升空。按计划，他在飞行一天之后将在轨道上与随后发射的“联盟2号”会合并实行人类第一次空间对接和太空行走。成功进入轨道后，“联盟1号”接连发生故障。返回地球的第一次尝试使用离子定位法，没有成功。后来，科马洛夫利用人工月球定位法，成功引导飞船进入了返回轨道。但是由于飞船失控造成的旋转使得主减速伞绳被缠在一起，无法打开。4月24日6时24分，“联盟1号”坠毁。科马洛夫成为世界第一个在飞行中的宇宙飞船中丧生的宇航员。当时空军现场指挥官报告说需要急救措施，然后就掐断了通讯联系。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在上午11时左右接到负责航天事务的卡曼宁将军的报告，说科马洛夫已经遇难。塔斯社在当天14：00向世界报道了这次不幸事故。

　　根本就没有电视直播，根本就没有这最后的两个小时，根本就没有科马洛夫式的告别。

　　那时候苏联与美国正在太空里一争高下，并且苏联领先，他们的尖端技术必须保密，根本不可能通过直播让美国人看见飞船内部的情景。即使这样，美国和其他国家也通过特殊的技术手段，监听到科马洛夫在飞船里说话的声音，飞船出现事故到地面坠毁的时间很短，惊惶之余，来不及说些什么。

　　看了更多的资料，我又知道和想到了更多的事情。1967年年底，正好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日，苏联人想搞声势浩大的纪念和庆祝活动，向全世界宣传他们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可是那一年3月4日，斯大林的女儿叛逃到美国，西方的新闻媒体争相报道，让苏联人丢尽了脸面。他们在4月23日的太空实验，是想完成人类第一次空间对接和太空行走，向革命胜利五十周年献上一份重要的、体面的礼物。

　　斯大林唯一的女儿叛逃西方，与宇航员科马洛夫死于航天事故，在1967年的苏联，可以算是两件惊动世界的大事。世界上的人们，对苏联的了解越来越多。比如斯大林一家人的生活，重新登上了人们话题的榜首。

　　斯大林与他妻子的经历，像是一部传奇的戏剧。他21岁那年，住在一位革命同志家里，有一天，那个家庭两岁的女儿娜杰日达差一点溺水而死，是斯大林救了她的性命。16年后，女孩18岁嫁给了斯大林。娜杰日达活到31岁，受不了斯大林粗暴的欺辱，用一把手枪自杀。

　　那年，他们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刚刚6岁。她和全体苏联民众一样，是在二十多年以后，才知道娜杰日达的死不是因为精神病和其他疾病。这让她特别悲伤，不由自主，想起母亲死后，自己的不幸生活。

　　父亲把她视为掌上明珠，但是监护极其严格，带有暴君般的专制特点。10岁那年，一次在南方参加少先队营活动时，女孩子们都穿着最新流行的短裙照相，她把穿着短裙的照片寄到了莫斯科，让父亲看看自己的美丽。可是一周后，少先队营辅导员接到用飞机送来的克里姆林宫紧急专递，原来那张照片又寄了回来。寄回来的照片让所有人都惊呆了，正面是红铅笔划的几个叉，背面写着“妓女”字样和斯大林的签名。

　　16岁还是17岁，那一年的痛苦记忆真想彻底忘记。第一次坠入情网，选择的恋人不一定是对的，但父亲知道这件事以后，不应该扇她两个耳光，不应该把那个人投入监狱，先后两次，十年之久。之后仅仅为了报复父亲的专制，她一次次草率地结婚和离婚，直到父亲死后才停了下来，开始过平静的生活。

　　直到1963年，独身的斯维特兰娜，遇到了在莫斯科工作的一位印度人，才重新焕发了爱情。第二年，那个叫勃烈日涅夫的人赶走了赫鲁晓夫，接掌最高的国家权力。可是她没想到的是，自己作为斯大林的女儿，在反对斯大林的赫鲁晓夫时代，可以不受干预地有自己的感情，到了拥护斯大林的勃烈日涅夫时代，个人的恋爱又受到粗暴干涉。仅仅因为那个人是印度人吗？她还是与印度人结了婚。但好景不长，丈夫患了肺病，很快离开了人世。

　　1967年，她要到印度为丈夫送葬，获得了唯一的出国机会。一次机会就够了，可以离开所有的记忆，那些谎言与不幸紧密纠结的记忆。

　　魔幻与现实

　　说是有那么一天，办公室的门突然开了，有个人闯进来，掏出一把手枪，不紧不慢地摇晃。也不知道手枪里有没有子弹，但屋子里的内阁成员很害怕，立刻签署文件，让那个闯进来的人当了总统。后来，那个人的任期满了，总统还没有当够呢，于是修改宪法，让他一直到死，都是国家不变的领袖。就这样，一个曾经有过自由的国家，成了独裁专制的炼狱。

　　二十多年过去了，尸体的恶臭到处弥漫，一批又一批人无辜而死，包括他的政敌，也包括他的百姓。独裁者做了数不清的坏事，人们都忍耐了。只有一件事，引起了强烈反感：他竟然把自己母亲的生日，定为这个国家的纪念日。人们就说他精神失常，把他赶下台去，投在监狱里。不久以后他死了。

　　这个具有魔幻色彩的现代故事，并不是一部小说或者电影里的虚构。那件真实的事情，发生在中美洲的危地马拉，那个挥了挥手枪就当上总统的人，叫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

　　卡布雷拉当上总统的第二年，也即1899年，首都危地马拉城一位律师家里，出生了一个男孩。他将健康活泼地长大，他将学会做很多事情，他将活到七十五岁，并且名垂青史，成为危地马拉在世界上最荣耀的人物。

　　他叫米格尔·阿斯图里亚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创者，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人，“由于他出色的文学成就，他的作品深深地扎根于美洲印第安人的民族气质和传统之中”。

　　在接受诺贝尔奖时，照例有一个获奖演说。阿斯图里亚斯的演说很平淡，一如他的职业外交官身份。他先说到瑞典文学院的颁奖，促成了一个世界文学的优秀家族。他荣耀又谦卑地说，这个家族就是擎着光明火炬的诺贝尔家族，他们企图一代繁衍一代地把整个世界变成为一个大家族。新成员需要才智超群的人，说到我本人，则可以说是现有这个家族成员中最不争气的一个。

　　对于中国的读者，他虽然不是最不争气的一个，却是最被忽略的一个。

　　我知道其中的一些原因。他曾经以拉丁美洲进步作家的身份，于1956年访问了中国，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但他走了以后，就被中国人忘记了。在他获奖的1967年，所有的中国人都深陷于愚昧、狂乱的社会灾难之中呢，世界还隔着一道铁幕不让中国人看见呢，哪会有人注意诺贝尔文学奖，哪会有人知道阿斯图亚里斯？即使到了1980年代初期，厚重的铁幕逐渐沉降，革命的狂欢暂时停止，出版社开始小心翼翼地、慢慢腾腾地印刷外国的小说和诗歌，我成了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充满饥渴一般在世界文学里埋头阅读，可是在那时候，阿斯图亚里斯还是没有进入我的视野。他的书好像只有一部中文译本，小说《玉米人》，混杂在马尔克斯、略萨等一批拉美作家丛书之间，算不上令人瞩目。

　　他的第一部作品，是他三十一岁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危地马拉神话》，而他最重要的作品，是三十七岁出版的长篇小说《总统先生》。

　　这都与他童年和少年的经历有关。这段时间里，他的家离开首都搬到乡下小镇，生活在一群土生土长的印第安人中间。他们有讲不完的神话故事，有很久远的文化民俗，让阿斯图亚里斯感到特别的惊奇。这些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勇敢、善良、热情，同大自然有一种奇妙的、多重的、深刻的联系，可以从天地万物获取源源不绝的能量。他们相信他们意识中的世界，无限自由，完美无缺，永远在流动，永远在组合，一个人可以活在里面，死在里面。

　　但他们的神话传说，与世界上很多民族的神话传说一样，不过是一些简单的故事，或者是一些简单的讲故事的方法。它与现代世界里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相距十万八千公里，需要一个人或一批人的努力，方能把二者拉近，将二者融合，形成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文学流派。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产生这样做的想法也不容易。比如我们东方古老的禅宗，从日常生活中直接掌握真理，最后达到真正认识自我。禅宗强调的悟性，比起印第安人的神话，更容易与现代意义的文学写作联系起来，可是要把禅宗演变成现代的文学流派，至今还没有人想到，没有人做到。

　　阿斯图亚里斯不比我们聪明太多。但他能够想到在他描述现实的文学写作里，让神奇魔幻的印第安神话重新复活，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他这样想了，并且做了，是由于他的幸运。

　　他是二十四岁前往欧洲大陆的，停留了十年，先是英国，后是法国，一面继续研究古代印第安人的玛雅—基切文化和语言，一面参加超现实主义的文学运动。有一天，像习练禅宗者的开悟一样，他的心突然变得明亮了：回忆与现实、魔幻与梦想的欧洲超现实主义运动，印第安人异常丰富的神话与民俗，他的故乡美洲的梦幻一般的现实生活，这三者的联系多么紧要啊，为什么不能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文学表现方式，打开美洲大陆新文学的未来？

　　也许在这个时候，阿斯图里亚斯才真正感到身为危地马拉人的幸运。危地马拉的大多数居民是印第安人和深受印第安民族文化熏陶的人，他们生活的世界，一方面是现实的世界，另一方面，又是一个魔幻的世界。在很多日子里，他们分不清现实与魔幻的区别。比如我在前面讲述的独裁总统卡布雷拉的事情，他晃一晃手枪就当上了总统，他可以随意延长自己的总统任期，他迫害了太多的人却没有人推翻他，他把母亲的生日定为全国纪念日却被赶下台去，这种事情，世界上很多地方都不可能发生，但在危地马拉却发生了。阿斯图里亚斯说过：“神话、传说和魔幻，是危地马拉现实的组成部分。假若没有它们，危地马拉的现实生活就不是真实的。”

　　更幸运的是他离开了那个独裁国家，才有可能写出《总统先生》。1967年的诺贝尔奖颁布时，瑞典文学院评价说：“这部高贵、典雅而又略带讽刺的悲剧式作品，是对本世纪初在拉丁美洲各国出现的独裁统治的控诉，这类独裁者至今在那里仍然阴魂不散；他们翻手覆雨，骄横跋扈，使整个社会充满暴戾与猜忌，使千万生灵沦入人间地狱，生不如死；对这种社会惨状，阿斯图里亚斯在作品的字里行间表示了强烈的愤慨之情。”

　　还有一段话，也是瑞典文学院说的：“他曾试图通过一个印第安人的传奇故事，来表明自己的祖先是如何死不瞑目地看着子孙后代受难与挣扎，只有收复失地，重振纲纪，才可使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这是一个多么凄美而沉痛的信念，我们可以想见这位壮怀激烈的民族诗人，一定经常梦见先人们痛苦的目光和祈祷的声音。”

　　说得好，说出了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阿斯图里亚斯的真正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