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里，有一些特殊的人，他们虽然居住在农村，但却基本不干农活，大忙的时候，别的老年人，哪怕是七、八十岁的，都要到田里去帮着儿女干活，他们却可以很悠闲地拿着钓鱼竿、捧着茶杯，到河边去躲在树荫下钓鱼。而每到月末或月初，就会有邮递员来到门口，喊着拿汇款单，他或他的老婆就会拿着印章喜滋滋地出现在门口，按过印章，接过汇款单，看一看上面的数额，如果多了，就会自言自语地说一句：“又加了！”然后高高兴兴地回家。
他们是家在乡村的城里的退休老工人。
这些退休老工人一般在年轻时就到了城里工作，户口也迁到了城里，但他们的老婆却在农村，孩子也在农村。这样的家庭，既不是纯粹的城市家庭，又不是纯粹的农村家庭。相对于在城里工作的男人来说，由于有乡下老婆孩子的拖累，他们始终生活在城市的边缘，面对喧嚣而繁华的城市，他们难以融入，心里总有一种抛之不去的乡下人的自卑；而相对于在农村劳动的妻儿来说，有人在城里挣钱，有人按月寄钱回来，却是他们的骄傲，在村人面前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村里人也会既嫉妒又羡慕，把他们当作特殊人看待。到了退休了，他们从城里回来了，户口让孩子顶替了，他们又迁回农村了，成了农民了，但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仍然是拿国家钱、吃国家饭，“旱涝保收”的“公家人”。
我们村里的袁二爹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人。
袁二爹排行老二，年轻时“袁二”出名，老了后人们才在“袁二”后面加了个“爹”字，村里人大多不知他的大号。从泰城退休在家已经20多年。猛一看外表完全是一个农民，皮肤粗糙、黝黑，额角上布满深深的皱纹，但言谈举止却留有城里人的烙印，特别是说话，一口泰城方言。我们说“吃（qi）饭”，他说“彻（che）饭”；我们说“哈（下）河口”，他说“哈湖口”，常常让人产生“听口音不是本地人”的疑惑。以前他家和我家相距较远，没什么交往，大约在30年前，他家重新建房，搬到我家前面的一块空地上来了，从此成了邻居。他原本是一个瓦匠，经人介绍到泰城的一个建筑队做瓦工，后来成立建筑公司，他就转成了公司的正式职工，穿起了工作服，戴起了安全帽，按月拿起了工资，户口也迁到了城里，成了城市人。但因为家属在农村，又有两个孩子，城里也没有房子，加之家庭穷，上有老下有小，门口离不开，他就每天早上从家里骑自行车去公司上班，晚上下班再骑车回家。来去六、七十公里，十几年里几乎天天如此。后来公司分给他一间十多平米的房子，这才使得他刮风下雨天不要再来去奔波。偶尔生产队里不忙，得了空闲，也把老婆孩子带到城里的房子里住上几天，过一过城里人的日子。
在公司里干的时间久了，成了老工人、老师傅了，公司就将袁二提拔成班长，有时让他负责一个小工程，有时让他负责某一个方面的工作，他的手上便也有了一点小权。村里人看到他常常运回来一些当时非常紧俏的物资，如钢材、水泥桁条、水泥门窗、钢窗等建房用的材料。而时间不长，他就拆除了原来那两间低矮破旧的草屋，建起了三间瓦房，那些弄回来的东西全都派上了用场。那时队里大多数人家还住的草房，只有很少几户人家是瓦房，或者半草半瓦的房子，楼房还没有在农村出现。可想而知，他的这座瓦房当时是怎样的让人眼热心羡甚而至于心生嫉妒了。
袁二爹在55岁时退休，由初中毕业的二儿子顶替去做了一名水电工。回家的那天，公司里给他戴了大红花，用专车将他送了回来，又是敲锣，又是放鞭炮，好像做了官衣锦还乡似的，让他在退休时大大风光了一回，以至在退休多年后，还常常提起，引为终身的荣耀。
退休后，袁二爹就又成了一个农民。但是他很少到田里去干活，他的老婆也不要他去干活。在老婆的心中，他是一棵摇钱树，她的后半辈子全靠他。袁二爹每天就捧着茶缸，含着香烟，在家前屋后转转，到左右邻居坐坐，聊聊天阴天晴，扯扯家长里短。他的茶缸里有一半是茶叶，茶缸的内壁上满是褐色的茶垢，茶浓得发苦，一般人不能进口。香烟差不多一根接一根，食指和中指因常年夹着香烟被熏得焦黄。不过，他对烟和茶要求不高，只要有色、只要冒烟就行。虽然拿的工资也不少，但还是很节俭，舍不得浪费一分钱。村里的一些老人常常聚在一起扒点小麻将，输赢也不大，但他从不参加。除了好点烟、茶之外，袁二爹还爱好钓鱼。房子的西边有一条小河，里面杂鱼不少。隔三差五，他就拿了钓竿，蹲到河边，不到半天功夫，就会钓到好几条甚至好几斤鱼，中午的餐桌上就会飘起鱼的香味。这时的袁二爹，就会拿出一瓶酒，坐在桌上一边自斟自饮，一边听着挂在门头上的广播匣子里唱的戏文，那种适意，那种快活，真有点赛神仙的味道。外面这时就是田里活儿再忙，也与他没有多大关系，他可是一个退休老工人，他派享这福呢！
最让袁二爹感兴趣的事是看人家建房造屋。在袁二爹退休后的这二十多年中，乡村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农民的腰包有了钞票了，大多拆去了旧草房，盖起了瓦房或楼房。每当村里哪家盖房，袁二爹必到现场。他捧着茶杯，踱着方步，来到人家建房工地，东转转，西看看，主家见他来了，都很热情地与他打招呼，请他帮助参谋参谋。他很乐于为主家出谋划策，甚至还担当起了工程监理的角色。有的地方质量不达标，主家并不懂，经他一说，明白过来，就要匠人返工。次数一多，虽然为主家负了责，但匠人却不高兴了，看到他来犹如见到鬼，言语间常常发生碰撞。有一回包工头跟他较量起来，说你一个退了休的人，在家闲得没事做，来跟我们捣蛋，砸我们饭碗，你缺德不缺德？你有工资拿，我们也要混口饭吃哩！这样挨过几次骂，袁二爹也就不再多事。以后就是再到哪家的工地上去看看，也从不多言多语了。
在前后左右的邻居中，袁二爹比较喜欢到我家来玩，特别是我回家的时候，可以说每次必来。因为我也是在外工作拿工资的人，他觉得跟我有话可说，谈得来。有一段时间，国家实行工改，除机关事业单位加工资外，企业退休人员也加，而且加得还不少。每次我回去，袁二爹到我家来，都要跟我谈加工资的事，谈他能加多少，谈公司的领导还没有忘了他们，言语间很有一种满足感，幸福感。我也乐于跟他闲聊，常常两人坐在门口的大凳上，一边喝茶，一边聊天，直聊到月亮升上树梢。有时他也跟我谈他过去的经历，在公司里他的技术是如何的了得，别人解决不了的事情只有他能够解决，有一次砌一座几十米高的烟囱，到了最后谁也不敢上，只有他上去才将烟囱封了口，为此单位还评了他先进个人。“现在坐在家里拿这几个钱也不是容易的啊，都是当年流汗流血冒险拼出来的啊！”这是他常对我说的一句话。
今年春节我在家过年，正月初一上午，我没有看到袁二爹，下午我到他家去拜年。刚到门口，我就高声地喊了一声“二爹——”，这时他的老婆从前面厨房里出来，告诉我，二爹睡在床上。我以为他忙过年忙累了，就没有打扰，说了几句恭贺新年的吉祥话，然后离开了他家。哪知春节上班后不到一个月，有一天遇到袁二爹的侄女婿，他们问我，袁二爹去世了，知道不知道？我一听，很吃惊，什么？袁二爹去世了？什么时候的事？他们告诉我，刚刚几天的事，是肺癌，春节期间就睡在床上不能起来了。我这才想起，怪不得春节下午去看他，他老婆说他睡在床上，原来已病重了啊！我真后悔没有去看他一下。
我为我们村里少了这样一个退休老工人、少了这样一个经常能跟我聊天的有趣的老人而感到难过。那种不管农忙农闲，捧着茶杯在田间地头悠哉游哉地行走着的乡村风景以后是难得看到了。
（写于2008年6月29日，晚23时24分完成草稿，7月3日晚修改）
他们是家在乡村的城里的退休老工人。
这些退休老工人一般在年轻时就到了城里工作，户口也迁到了城里，但他们的老婆却在农村，孩子也在农村。这样的家庭，既不是纯粹的城市家庭，又不是纯粹的农村家庭。相对于在城里工作的男人来说，由于有乡下老婆孩子的拖累，他们始终生活在城市的边缘，面对喧嚣而繁华的城市，他们难以融入，心里总有一种抛之不去的乡下人的自卑；而相对于在农村劳动的妻儿来说，有人在城里挣钱，有人按月寄钱回来，却是他们的骄傲，在村人面前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村里人也会既嫉妒又羡慕，把他们当作特殊人看待。到了退休了，他们从城里回来了，户口让孩子顶替了，他们又迁回农村了，成了农民了，但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仍然是拿国家钱、吃国家饭，“旱涝保收”的“公家人”。
我们村里的袁二爹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人。
袁二爹排行老二，年轻时“袁二”出名，老了后人们才在“袁二”后面加了个“爹”字，村里人大多不知他的大号。从泰城退休在家已经20多年。猛一看外表完全是一个农民，皮肤粗糙、黝黑，额角上布满深深的皱纹，但言谈举止却留有城里人的烙印，特别是说话，一口泰城方言。我们说“吃（qi）饭”，他说“彻（che）饭”；我们说“哈（下）河口”，他说“哈湖口”，常常让人产生“听口音不是本地人”的疑惑。以前他家和我家相距较远，没什么交往，大约在30年前，他家重新建房，搬到我家前面的一块空地上来了，从此成了邻居。他原本是一个瓦匠，经人介绍到泰城的一个建筑队做瓦工，后来成立建筑公司，他就转成了公司的正式职工，穿起了工作服，戴起了安全帽，按月拿起了工资，户口也迁到了城里，成了城市人。但因为家属在农村，又有两个孩子，城里也没有房子，加之家庭穷，上有老下有小，门口离不开，他就每天早上从家里骑自行车去公司上班，晚上下班再骑车回家。来去六、七十公里，十几年里几乎天天如此。后来公司分给他一间十多平米的房子，这才使得他刮风下雨天不要再来去奔波。偶尔生产队里不忙，得了空闲，也把老婆孩子带到城里的房子里住上几天，过一过城里人的日子。
在公司里干的时间久了，成了老工人、老师傅了，公司就将袁二提拔成班长，有时让他负责一个小工程，有时让他负责某一个方面的工作，他的手上便也有了一点小权。村里人看到他常常运回来一些当时非常紧俏的物资，如钢材、水泥桁条、水泥门窗、钢窗等建房用的材料。而时间不长，他就拆除了原来那两间低矮破旧的草屋，建起了三间瓦房，那些弄回来的东西全都派上了用场。那时队里大多数人家还住的草房，只有很少几户人家是瓦房，或者半草半瓦的房子，楼房还没有在农村出现。可想而知，他的这座瓦房当时是怎样的让人眼热心羡甚而至于心生嫉妒了。
袁二爹在55岁时退休，由初中毕业的二儿子顶替去做了一名水电工。回家的那天，公司里给他戴了大红花，用专车将他送了回来，又是敲锣，又是放鞭炮，好像做了官衣锦还乡似的，让他在退休时大大风光了一回，以至在退休多年后，还常常提起，引为终身的荣耀。
退休后，袁二爹就又成了一个农民。但是他很少到田里去干活，他的老婆也不要他去干活。在老婆的心中，他是一棵摇钱树，她的后半辈子全靠他。袁二爹每天就捧着茶缸，含着香烟，在家前屋后转转，到左右邻居坐坐，聊聊天阴天晴，扯扯家长里短。他的茶缸里有一半是茶叶，茶缸的内壁上满是褐色的茶垢，茶浓得发苦，一般人不能进口。香烟差不多一根接一根，食指和中指因常年夹着香烟被熏得焦黄。不过，他对烟和茶要求不高，只要有色、只要冒烟就行。虽然拿的工资也不少，但还是很节俭，舍不得浪费一分钱。村里的一些老人常常聚在一起扒点小麻将，输赢也不大，但他从不参加。除了好点烟、茶之外，袁二爹还爱好钓鱼。房子的西边有一条小河，里面杂鱼不少。隔三差五，他就拿了钓竿，蹲到河边，不到半天功夫，就会钓到好几条甚至好几斤鱼，中午的餐桌上就会飘起鱼的香味。这时的袁二爹，就会拿出一瓶酒，坐在桌上一边自斟自饮，一边听着挂在门头上的广播匣子里唱的戏文，那种适意，那种快活，真有点赛神仙的味道。外面这时就是田里活儿再忙，也与他没有多大关系，他可是一个退休老工人，他派享这福呢！
最让袁二爹感兴趣的事是看人家建房造屋。在袁二爹退休后的这二十多年中，乡村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农民的腰包有了钞票了，大多拆去了旧草房，盖起了瓦房或楼房。每当村里哪家盖房，袁二爹必到现场。他捧着茶杯，踱着方步，来到人家建房工地，东转转，西看看，主家见他来了，都很热情地与他打招呼，请他帮助参谋参谋。他很乐于为主家出谋划策，甚至还担当起了工程监理的角色。有的地方质量不达标，主家并不懂，经他一说，明白过来，就要匠人返工。次数一多，虽然为主家负了责，但匠人却不高兴了，看到他来犹如见到鬼，言语间常常发生碰撞。有一回包工头跟他较量起来，说你一个退了休的人，在家闲得没事做，来跟我们捣蛋，砸我们饭碗，你缺德不缺德？你有工资拿，我们也要混口饭吃哩！这样挨过几次骂，袁二爹也就不再多事。以后就是再到哪家的工地上去看看，也从不多言多语了。
在前后左右的邻居中，袁二爹比较喜欢到我家来玩，特别是我回家的时候，可以说每次必来。因为我也是在外工作拿工资的人，他觉得跟我有话可说，谈得来。有一段时间，国家实行工改，除机关事业单位加工资外，企业退休人员也加，而且加得还不少。每次我回去，袁二爹到我家来，都要跟我谈加工资的事，谈他能加多少，谈公司的领导还没有忘了他们，言语间很有一种满足感，幸福感。我也乐于跟他闲聊，常常两人坐在门口的大凳上，一边喝茶，一边聊天，直聊到月亮升上树梢。有时他也跟我谈他过去的经历，在公司里他的技术是如何的了得，别人解决不了的事情只有他能够解决，有一次砌一座几十米高的烟囱，到了最后谁也不敢上，只有他上去才将烟囱封了口，为此单位还评了他先进个人。“现在坐在家里拿这几个钱也不是容易的啊，都是当年流汗流血冒险拼出来的啊！”这是他常对我说的一句话。
今年春节我在家过年，正月初一上午，我没有看到袁二爹，下午我到他家去拜年。刚到门口，我就高声地喊了一声“二爹——”，这时他的老婆从前面厨房里出来，告诉我，二爹睡在床上。我以为他忙过年忙累了，就没有打扰，说了几句恭贺新年的吉祥话，然后离开了他家。哪知春节上班后不到一个月，有一天遇到袁二爹的侄女婿，他们问我，袁二爹去世了，知道不知道？我一听，很吃惊，什么？袁二爹去世了？什么时候的事？他们告诉我，刚刚几天的事，是肺癌，春节期间就睡在床上不能起来了。我这才想起，怪不得春节下午去看他，他老婆说他睡在床上，原来已病重了啊！我真后悔没有去看他一下。
我为我们村里少了这样一个退休老工人、少了这样一个经常能跟我聊天的有趣的老人而感到难过。那种不管农忙农闲，捧着茶杯在田间地头悠哉游哉地行走着的乡村风景以后是难得看到了。
（写于2008年6月29日，晚23时24分完成草稿，7月3日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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