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腊月二十日，大寒后第二天，也是寒假的第一天。我五点起床，挑起窗帘望望外面，雪花正在稳稳地下着。我轻声穿衣，关了各个卧室的门，到厨房擀那块头天晚上准备好的面团。古语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了节省时间，我常常在头天晚上准备好第二天一早需要的食材。我做了四碗西红柿菠菜面，例外地也给自己荷包了个蛋。我悄悄吃完饭，是刚刚五点半的样子。冬日里太阳出得晚，离日出至少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关门下楼，外面还是黢黑一团。昏暗的路灯在小区里慵懒地亮着，那一小团光照得四周飘落的雪花越发显得稠密。我家那辆小福特趴在停车位上，上面已经积了一层厚厚的雪，所幸还没有结冰。我简单清理了一下，便驱车上路了。
在這样的小县城，没有了早起上学的学生，很多人此刻都还在酣睡。街道上的路灯都还没有亮起来，偶尔能看到一两处车灯光，闪烁着，并不真切。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我的眼睛多年近视加散光，又过了四十岁，新添了些花眼的毛病。坐在驾驶座上只得像只鸭一样伸长脖子，才能依稀看清前面的路。从小就有这么一个印象，下雪的夜晚，人都会不自觉地睡得香甜深沉。我之所以违背常理，起个大早，是为了完成自己许久以来的一个心愿：等放了寒假，一定要把母亲从老家接来，给她治疗一下眼睛。
我在县城工作，是一所重点高中的教师。父母住在三十里外的乡下。母亲的眼睛看不清东西，已经一年多了。一年前，母亲还在这里帮我照看两个孩子。可是有一天，她坚持要走，非要回农村去。我跟妻子小梅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慌了手脚。我平常课程紧，周一到周五不用说了，周六也安排了上课，周日还有自习辅导；小梅在医院当护士，白天忙得脚后跟打腚锤子，晚上有时还要上夜班。我们的女儿刚刚上小学四年级，儿子才上幼儿园。平常母亲住在这里，负责接送一个，我跟小梅再抽空接送一个，才能勉强让生活维持下去。离开母亲，生活无疑就乱了套了，我们不知道两个孩子该怎么拉扯大。
“我的眼前总是有一些蝴蝶在飞，晚上看天上，都是两个月亮！”母亲说。
“你眼睛坏了回家有什么用？我们给你看！”小梅没好气地说。
但是，母亲拒绝了我们的好意。她固执地说，自己在这里帮不上忙，再成了需要人照顾的病号，只能给我们添麻烦。她坚持说自己的眼疾是累的，回家歇歇就好了。“在这儿只让你接送接送孩子，饭都不用做，怎么就累着你了？”小梅顶了一句。母亲自知失言，红着脸笑了。可最终我们也没有拗过她，还是放她走了。
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无理的“罢工”。家里还种着几亩地，养着几只鸡，这都是父亲的工作。他是没有可能顶替母亲，到这里帮忙的。临走，小梅气呼呼地撂下狠话：关键时刻掉链子，看日后你有没有求我们的时候！
结果，母亲回去之后，视力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渐渐地连眼前人的五官也看不清了。有一天，上级某医院去村里义诊，说她是患了严重的白内障。
虽然路都是熟悉的，可在这风雪交加天又没亮的时刻，并不好走。城区还好，有住宅楼上窗户里散发出的零星灯光，出了城，除了飞快摆动的雨刮器和车灯照出的一小片光明里簌簌飘落的雪花，几乎难辨东西。路上有一些积雪，更多的地方化成了水，聚成深浅不一的水洼。在夜色里，只有一些跑长途的巨型大货车从后面赶上，或者从对面呼啸而来，带着刺耳的啸叫，跟我的小车擦肩而过。有的上面还载着巨型的罐子，依稀能够看出印着大大的“爆”字，让人凭空捏一把汗。
天气预报显示，子夜时分会有小雪，但两个小时后就会停下，到凌晨是阴到多云天气。现实中这场雪却迟到了几个小时，也猛烈了许多。车窗外云层把天幕压得很低，雪花把世界搅得天昏地暗。虽然偶尔会有昏黄的灯光从什么地方传来，因为蒙了一层雪的缘故，越发让人晕头转向。在一处新修的十字路口，我停了下来。这里尚未安装红绿灯，一辆辆让人望而生畏的巨无霸拖车，竟然在眼前排起了一条长龙。
我点上一支烟，等待着车队启动。早晨起来后的第一支烟，让我几个小时没有接触尼古丁的身体隐隐有了一丝眩晕的感觉。有一个瞬间，我的思绪回到城里的家中。这一刻，小梅和两个孩子应该都还在甜美的梦乡吧？这趟回家，我没有跟小梅商量，只在头一天晚上简单地告诉她，今天我要用车。
这一两年来，我们的关系，已经快冷淡到陌生人的程度。那种亲热的事儿不用说了，早就断了荤腥，真正地相敬如宾。除了跟孩子有关的内容，连话都能省即省了。
这种刻意保持的距离，并没有产生美，反而渐渐拉开了一道鸿沟。这种逐渐加大的距离感带来的不适，在她进门后重重的关门声里，在她吃饭时放出的抖音小视频的喧闹声里，当然也在有时候孩子提前吃完饭离席，我们在饭桌上相对而坐的尴尬咀嚼声里。
2
这种尴尬，是从一年前母亲从老家打来电话，表示要治眼时开始的。
那一次，母亲在电话里说，自己的眼睛越来越糟。但随之，她欲言又止，仿佛劝慰我似的说，你不用放在心上，村子里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多的是！像我们队里的凤花大娘，还有村子西头的邵爱琴。我的大脑飞快转动着，努力回忆着她提到的这些人的面容。这时，母亲又特意补充说，邵爱琴的儿子小光，跟你一样也是有本事的人，大学毕业在城里工作，不是也没给他娘治？看来，年纪大了，眼睛上的毛病，治不好了。
我心里明白，母亲其实急切地想要治疗自己的眼睛。两眼看不清楚东西带来的烦恼和焦躁，是普通人不能理解的。但是，我明白那种绝望和无助。因为，我奶奶就是一个盲人。从我记事起，她的眼睛就瞎了。奶奶一个人住在村口的家里，母亲一天三顿给她送饭，直送到她103岁那年走了。
我的心针扎一样难受，知道当务之急，是赶快送母亲去医院治疗。但是，对着电话，我却吞吞吐吐。我知道，父母年岁都大了，家里还有几亩地需要父亲照顾。就算他能够不管地里的活计，愿意陪母亲来看病，现在医院从挂号到付款到买药，都是电子系统，他们也未必应付得过来。我是家里的独子，只要让母亲来治眼，前前后后我都得靠上。
这样行吗？在母亲走后，我们的小家庭好不容易慢慢走上了正轨。我平常负责接送女儿，小梅负责接送儿子，遇到特殊情况应付不过来，就其中一个跟单位请个假。辛苦是辛苦，但小梅也认了，没再有什么怨言。如果让母亲住院，这突如其来的小小变故，就可能激化家庭矛盾，打乱原本有条不紊的平静生活，甚至引起一场家庭灾难。
我几经犹豫，还是没忍住，在一次吃饭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小梅。那次，其实也很偶然。我忘了为一点什么家庭琐事，小梅又羡慕地提起了同事，说他们的孩子都有爷爷奶奶照顾。我便说：
“我们的父母尽管不能帮我们，可也在尽自己的努力，不给我们增添负担。”
我看见，小梅诧异地从饭桌上抬起头，用奇怪的眼神瞟了我一眼。
“我母親眼睛坏了很久，都还没有治。”我一边往嘴里扒拉饭，一边说。
“她眼睛坏了？”我听见小梅冷笑了一声。
“你知道的，她从我们这儿走时，就开始看不清东西。后来有一次，市里医院义诊去了村里，说是白内障。”
在令人尴尬的气氛中，经过短暂的沉默，我听到小梅轻蔑地笑了笑，嘟囔了一声：“她回去清闲了一年，没给看孩子，眼睛却瞎了？真是报应啊。”
我们都没再吭声，但空气里聚集着火药味，似乎再有一点细微的火花，就能引爆整个世界。小梅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你想给她治可以，只要不影响我们家里的正常生活。”
在这一年里，我曾经无数次设想着，开上汽车，去几十里外的老家，把母亲接来。那段不算远的路程，我在上高中时就经常骑着自行车来回。接来是很容易，但下面呢？父亲能否丢下家里的那几只鸡？就算能丢下鸡，至少从他自己看来，一个七十多岁的农村老头，干这照顾人的事儿从心里就有些打怯。
他担心四处碰壁，担心到时会两眼一抹黑。如果他能够胜任，母亲就不会给我打电话求助了。更何况，在他看来，自己辛辛苦苦培养出了一个大学生，一个吃国粮的，到了他们这个年龄，有个病有个灾的，我这个儿子理应“该出手时就出手”了。
去年暑假，我原本计划抽空带母亲去把手术做了，可恰巧妻子被单位外派学习。我照顾着两个孩子的生活学习，一刻不得闲。母亲的眼疾让我一直不安，渐渐成了一块心病。那段日子，我常常梦到初三时候的一件事儿。那时，我的眼睛近视了，看不清黑板。而父亲惦记着地里没收完的麦子，不肯带我去配眼镜。
我急得直哭，母亲忍不住，虽然车技生疏，但还是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出发了。那时还没有公交，出租车也没有现在及时。母亲是用自行车驮着我，赶了几十里，到县里给我配了第一副眼镜。梦中的情景跟现实大同小异，但总有些神奇的变化。有时候，好不容易到了医院，却没有了母亲。有时候，到了诊室，坐在那里测视力配眼镜的却是母亲，而不是我。
在这个寒假之前，母亲最后一次打来电话，又提到了自己的眼疾。她说自己视力越来越模糊，问我如果治疗晚了，会不会影响恢复效果。我支支吾吾，不置可否。最后，她还顺便提到了我的小姨。她说，你小姨的腰摔断也好几年了。去年，打电话给在市里干修车厂的你的姨表弟，想去市里医院看看。你姨弟答应得挺爽快，可你弟媳却死活不同意，怕耽误店里生意。
我哑然许久，虽然母亲没有提到小梅，可我听了还是羞愧难当。有些话，怎么跟母亲说呢？我宽慰她说，小梅也一直惦记着你的病，还给你预先找了最好的专家。只要我们能腾出时间，一定会给你好好治的。
3
住院第二天，母亲便顺利进行了手术，这消息是父亲从电话里告诉我的。
在我的说服下，他们采纳了我的建议，用了折中的办法。即我带他们走完挂号、就诊、核酸、住院这些繁琐的程序，安顿下来之后，由父亲负责充当陪护人，在病房照顾母亲。为此，父亲极不情愿地卖了他养的那几只鸡。做这些并没占用我太多时间，何况又趁着小梅休班。但回家后，小梅的脸色还是有些难看。我说，我咨询过医院的朋友，短则三四天；如果有炎症需要消炎，可能就会拖延一些日子。顶多一个星期，这事儿就彻底过去了。小梅没有吭声，可我知道，她还在心里怨着母亲当初的“罢工”，没有解开心中的疙瘩。
在母亲手术后那天晚上，我在小梅下班后，急不可待地赶到了医院。主治医师周大夫是我的朋友，我没去病房，直接去值班室询问母亲的情况。没想到她一见我，张口就说：“你爸妈真是一对模范夫妻，一个科室的人，都说这老两口真是恩爱，是年轻人的典范。老头搀扶着老太太，寸步不离地照顾着。下床吃个饭，解个小便，也是搀扶着。”
我有些不好意思，回想一下这些年，父母的确算得上恩爱。虽然是经人介绍认识，可据母亲讲，相亲那天，父亲被媒人领着，在姥姥家院子里的枣树下喝了一碗茶。母亲躲在屋里，挑开窗帘子看了他一眼。父亲一瞅见她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就看上了她。
我赶忙问周大夫母亲的病情，两只眼睛都恢复得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出院。这时，我才知道，母亲这次仅仅做了一只左眼。原来，为了减少感染几率，白内障手术两只眼睛不能同时做，至少要间隔一个星期。这情况我事先没有问清，更没有想到。这时，周大夫似乎看出我脸色的变化，安慰我说：
“其实，病人不需要住院一周。三天后就可以办理出院，一周后重新入院就可以了。”
我告别周大夫，走出值班室。心里却想着这一次的入院，从挂号到排队就诊，再到检测核酸等结果，忙得晕头转向。加上程序和科室位置不熟悉，跑了很多冤枉路。如果两天后出院，回家待两天再次入院，无疑又要重新折腾一次。这样，弄不好就要拖延到过年。想到这儿，我的头都有些大。进了病室，母亲正在床上躺着，父亲坐在一边的陪护椅上。看我进来，父亲扶母亲坐了起来。母亲做过手术的左眼挂着一小块白纱布，笑着相互打了招呼，父亲便问：
“我们听周大夫说了，两天后出院，在家休息两天后再回来。我想着，这两天还回老家折腾什么，能不能到你那儿住上两天？”
我呆住了，不知怎么回答。这时，我看见母亲悄悄扯了扯父亲的衣角。我想起母亲上次“罢工”回家的时候，小梅开始坚决不同意，甚至为此，还爆发了一场家庭战争。但是，在母亲走后，小梅却罕见地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卫生大扫除。尤其细心地将母亲住过的小屋彻底清理了一遍。母亲血压高，又患着哮喘，须常年服药。打扫过程中，从母亲住的房间床下收拾出的一个空药瓶子和一团随意丢弃的卫生纸，让小梅气愤不已。
在收拾完卫生后，看着焕然一新的小屋，小梅哼着歌，钻进厨房，罕见地蒸了一盘大虾，做了一个肉末茄子，又和面做了麻汁油饼。那一天，一家大大小小都很高兴，仿佛要过节了一样。后来，生活重新走上正轨，母亲离开后的一年里，小梅早晨起来，常常脸色煞白地说：
“我的天哪，晚上做噩梦了，我梦见你妈又回来了。”
小梅在给母亲看病上，虽然也不会不舍得花钱。可在接母亲来看眼之前的这一年里，为了不陷于被动，我还是偷偷攒了一些私房钱的。我盘算着在检查和手术所需的花销之外，应该还有些剩余，便慷慨地说：
“你们在我那儿住当然可以，但因为只有一个空闲房间，你们有两个人，母亲刚手术完，又需要静养，我已经在附近酒店定了一个房间，如果你们嫌麻烦不愿意回老家去，就住那里。”
他们两个连忙摆手，说花那个冤枉钱干啥。我坚持就按我说的办，并说酒店有食堂，吃饭也方便。那天，我们各执己见，最终没有商定。接下来的两天，因为小梅上班忙，我一直没来得及去医院。第三天上午，我打电话问他们何时出院，说去接他们去酒店时，他们已经办理完出院手续，坐上回家的出租车了。
母亲第二次来做右眼，是腊月二十七。母亲坚持没让我开车去接，而是打了上次回去乘坐的那辆出租车司机的电话。我去医院跟他们会合，才发现父亲提了一箱奶，还有女儿以前爱吃的一种饼干。我帮他们挂号检查，办理了住院。因为临近年关，家里琐事儿多，再加上住院的病号不多，父亲又已经轻车熟路，我把他们安顿下来后，便回家了。我一路上看到，街道两旁的大小树木上都挂了形状各异的彩灯，店家的橱窗上也都贴了大大的福字。虽然因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没有卖鞭炮的，更没有零星的炮声，少了些年味，但从大家匆匆的脚步和脸上的神色看来，也很有些节日的气氛了。
我心里盘算着，如果当晚就能手术，住上三天，年三十那天或许还可以回去。如果拖一两天再手术，母亲可能不得不在病房里过这个春节了。我心里乱糟糟的，但慢慢又欣慰起来。春节小梅正好有三天假期，我或许可以多来病房陪陪母亲，这样看来，也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没有打开心结，前些天小梅一直没有来医院探望母亲。如果春节时心情好，说不定小梅还会领着孩子，跟我一起到病房来看看。如果那样，一切都圆满了。
傍晚，我还没来得及打电话过去，问什么时候安排手术，却接到了周大夫的电话。她说，在例行术前检查时，发现母亲的右眼受过伤，泪囊不通，且有些脓状物。为了保证白内障手术不感染，需要先做泪囊摘除术。临近春节，手术不多，如果没什么特殊情况，晚上就可以做手术。这样，手术后打两三天点滴，还赶得上回家过年。春节后休息一周，就可以再回来了。
我的脑袋“嗡”了一下子，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白内障手术，需要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折腾。但是，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
“老人家的眼睛受過外伤吗？被撞，或者被打过？”周大夫在那边问。
“我……我……”
我支支吾吾，不能确定。在我印象中，母亲的眼睛并没有受过伤。没有被什么东西撞过，至于打，父亲应该也不是那种喜欢家庭暴力的男人。记忆里，父亲和母亲以前的生活，比我和小梅要幸福得多。在我印象里，母亲一双大眼睛里，似乎整天含着笑影儿。她说话没急躁过，更不要说跟谁生气，跟谁红脸了。她是村里出了名的贤惠妻子，更是远近闻名的孝顺儿媳妇。奶奶眼盲那么多年，做不了地里的活儿，也没法照顾家里，可母亲没有怨言，每顿饭都是做好了，给她端到面前。
除夕这天，我上午没来得及去医院，也没打电话。半下午的时候，父亲打来电话，说做完泪囊摘除手术，周大夫说恢复得很好。他们已经办理了出院手续，已经打车离开了。他还特意叮嘱说，年前这两次来，添了不少的麻烦。春节后不几天他们又要回来，这次过节，就不让我再开车回去拜年了。我赶忙说这哪里行？我和小梅跟孩子们一定会回去的。但争执几句之后，便也答应了父亲的要求。
这次，我没有提给他们订酒店的事儿，也没有提下次来时开车去接。我只是叮嘱他们，打出租车路上注意安全，下次来时提前打个电话。
4
这个春节哪儿也没去，吃了水饺，我带俩孩子在小区玩了一会儿。回到楼上，小梅还赖在床上看手机，看到我们回来，似乎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年过得真不错，还是一直待在暖气屋里好啊。”
母亲是在正月十六来做第二只眼的手术的，仍然打电话叫的那辆出租车。我骑电动车去医院帮他们办手续，看到父亲提了一些吃的，什么蕉叶、菜丸子之类。这次手术照例很顺利，出院那天，我趁小梅中午下班，赶到了医院。母亲第一次做手术的眼已经基本恢复正常，刚做的那只眼前面还挂着一小块纱布。
“你妈眼睛好了，想去看看两个孩子。”父亲说。
“当然可以，孩子也很想奶奶。但是，刚刚做了手术，周大夫说还是多休息，少用眼。”我说。
我心里想起一年前母亲刚离开时，打来电话，说想起孙女，常常一个人流泪。我女儿从小跟着她，那段日子，经常站在阳台的窗前，指着下面街上骑着三轮车的老人，问是不是奶奶回来了。奶奶接送她上学，骑的也是那样的三轮车。她们祖孙俩尤其有感情。可是，眼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打心眼里暂时不想让他们到家里去，以免生出事端。
父亲不再提刚才的话，他开始从床下扯出一个卷起来的编织袋，从里面掏出两袋饼干，还是以前孩子爱吃的那种，不知从哪里买的。他把它们按到我的手上，开始收拾着床上和床头柜上的东西，夜里用作被子的棉大衣、牙刷牙缸、没用完的卫生纸，一件件地塞到袋子里去。
“这些日子，几次住院，小梅和两个孩子都该来看看的，因为……”
“这个我知道，因为疫情，探视方面医院管得严了！又是核酸，又是陪人证的，来一趟不容易！”父亲头也不抬地说。
这时候，母亲半躺在那里，开始絮絮叨叨地说起小梅的好来。她拍着身上穿的那件毛衣说，在我们这里看孩子的那几年，小梅给她买过好几件毛衣，还有两件羽绒服。父亲的好几件衣服，也是小梅买的。
“我都不知道的。”我笑着说。
我的话让母亲露出吃惊的神气，扯起衣襟，露出里面的一件保暖内衣。说你看看，这件衣服，也是小梅给买的。
“你们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你以前跟奶奶相处得多好！不急不躁，从来没怨过奶奶，更没跟她红过脸。提起这事儿，全村人都竖大拇指！小梅心里也没啥，就是脾气坏些，跟你相比，还差得远。”我说。
我的话让母亲挂着一块纱布的脸上，露出了奇怪的笑容。
“谁不是从年轻时过来的呢？”母亲叹息道。
“你不能怨小梅，两人好好过！”父亲没有抬头，插嘴说。
“我就没见过你跟奶奶生气！”我跟母亲说。
“这些天，我有一句话想要给你说，可都没说。今天我就要走了，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母亲说。
“你说。”
“你老实告诉我，你跟小梅，是不是鬧矛盾了？我虽然眼睛不行了，可啥事儿也别瞒我。我知道父母不能帮助看娃，年轻人有难处。你要多体谅她！你给我记住，可不能做错事儿啊。”
我点头答应，看着他们收拾好东西，送他们下楼。母亲走下楼梯，在大厅里站住了。她抓住我的胳膊，说：
“我的这个右眼，要不是泪囊坏了，也不用折腾这么长时间。有件事儿我没告诉你，其实这只右眼，是我自己打坏的！在你们小的时候，别人家婆婆都能照看孙子，你奶奶眼睛不行！有一年割麦子，我把你们俩放在家里，让她听着动静。可你姐姐的额角，却在石头上磕出一个血口子。邻居从地里把我叫来，我抱着你姐姐去镇上包扎完，回来路上越想越气。我怪自己瞎了眼，咋摊上这么一个人家！我一路上一个劲地用巴掌扇我的右脸，骂自己眼瞎，一路上，眼泪就一直哗哗地流。从那，眼睛就坏了！”
我听着母亲的话，心底泛起汹涌的波澜，甚至一时间说不出话。送他们走后，我骑着车子回家。阳光很暖，路边灌木丛里不知什么植物铁样的枝条上，似乎萌动着什么。我心里想着两个孩子，当然还有小梅。不知为什么，我有些急着想要看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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