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我第三次登南城麻姑山。大雨一整夜，晨起时，天色仍阴沉得骇人，登山估计要“泡汤”。来至麻姑山下，引我们上山的当地朋友很有信心地说，不妨，麻姑会显灵的。我将信将疑。
一路上山，天屡屡欲雨，但终究没下来，似乎决心给足我们面子。而当我们来到高达四五十米的“麻姑献寿”塑像下时，天色竟豁然开朗，蓝天白云衬着白色花岗岩塑像更显得光彩照人。
看来，此山果然有些“灵验”。
“麻姑献寿”在传统文艺特别是传统美术中颇为常见。宋代刘松年《瑶池献寿图》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幅名家之作；后世人物画高手，如明代仇英、陈洪绶、张路，清代任熊、任伯年等都有“麻姑献寿”图传世。在民间美术中“麻姑献寿”更是热门。传统图式一般多取麻姑仙端庄而立的静态；前时在中国陶瓷博物馆曾见一清康熙古彩“麻姑献寿”盘，绘仕女二人，主要人物是麻姑，鹿拉车，车上载一酒坛，坛上覆以荷叶，取其前往瑶池献寿之意，为同题瓷绘的上佳之作，应是当年一件祝寿礼。麻姑山上的这座汉白玉麻姑献寿雕塑，端庄而美好，目光和悦，足踏祥云，手捧仙酒蟠桃，仙鹤与神鹿左右相伴，鹿回首扬蹄颇具动感，与静态的塑像形成呼应，是在历代“麻姑献寿”图式基础上的精心之作。
在庞大的道教神仙谱系中，麻姑仙是广受人们喜爱的一位。
关于麻姑仙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魏晋时期的《列异传》和《神仙传》。民间信仰的形成肯定比这早。民间传说很丰富也很生活化，文献记载中的麻姑则亲切而凛然神圣。《神仙传》中麻姑出场时是十八九岁的美丽少女模样，头顶作髻，余发下垂至腰，衣有纹绣，光彩夺目，却自云“已见东海三为桑田”，留下一个“沧海桑田”的成语。麻姑堪称不老的寿仙，有别于彭祖、南极仙翁的鹤发童颜，也不同于西王母的端庄威严，可谓青春永驻，岁月无痕，兼有世人梦寐以求的青春、美貌和长寿。
因麻姑崇拜的影响力，全国出现了不少传为麻姑成仙处的仙山、洞窟，还有许多祭祀麻姑的庙。仅江南一带就有四座麻姑山，其中当然以江西南城麻姑山最为著名。此山早在东汉时就有道士修行，是古来著名的道教胜地。传麻姑仙在此山得道飞升：“南城县有麻姑山，顶有古坛，相传云，麻姑于此得道。”似乎是与这则记载相印证，山上至今有一座整修过的坛台，台高三层，麻石铺阶、青石护栏，坐落于烟霞掩映的山谷空旷处。
二
南城麻姑山扬名天下，首先与唐代道士邓紫阳大有关系。
说起来，邓紫阳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有“右军如龙，北海如象”之誉的唐代大书家李邕曾撰《唐东京福唐观邓天师碣》，这位“邓天师”即邓紫阳。据载邓紫阳是南城人，出身南阳望族。少年时即遍访名山，潜心修炼，以道法精深名闻当时。开元二十三年（735年）邓应诏入宫，成为唐玄宗身边举足轻重的道士之一。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仙逝于西京太元观，留下两大遗愿：一、归葬麻姑山；二、在麻姑仙坛建庙。其门人上奏玄宗，玄宗感念邓紫阳的道行功德，派遣中使车舆送殡，葬于麻姑山顶，同时敕建麻姑庙。
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中对此有记载：
开元中，道士邓紫阳于此习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廿七年，忽见虎驾龙车，二人执节于庭中，顾谓其友竹务猷曰：“此迎我也。可为吾奏，愿欲归葬本山，仍请立庙于坛侧。”
羽化之际邓紫阳奏请归葬麻姑山，乃人之常情，但我读这段文字时颇感困惑的是：邓紫阳为何提出要立麻姑庙？或者说立麻姑庙对于他来说为什么如此重要？
在麻姑山建庙当然并非凿空之论。可以肯定的是，至晚在唐玄宗时期，麻姑已在当地民间广受祭祀。但民间信仰在尚未得到官方认可之前，处于一种自发、松散的状态，对外缺乏广泛号召力，对内也无法进行有效的规范、管理。邓的功劳，正是以奉敕立庙的形式，使民间已有的祭祀受到官方的认可。
我们可以推测，邓紫阳为麻姑仙请旨立庙，很可能是利用自己在宫廷里最后的影响力，为这里留下一座欽定的祭祀场所，为自己的徒孙子弟留下一份可以传之久远的基业。邓久在皇城，大约对当时民间道教的生存危机有所预感。熟悉一点中国宗教史的人都知道，道教在唐代深受皇家推崇，特别是在武宗时期还发生了灭佛事件，灭佛事件背景复杂，其中道士们的推波助澜起了很大作用。但是，道教排佛得宠的背后，正孕育着道教自身的一场危机。那些身为道教信徒的士大夫，一方面仍在信仰道教，一方面却开始对以神秘法术受尊崇的道士们十分警惕。随着灭佛事件的发酵，物极必反，皇帝的信任一旦失去，“诞妄”的道教流派就会受到排挤。
就在邓紫阳身后数十年里，发生了官府清理民间祭祀场所的事件，麻姑庙由于是皇帝敕建，自然不在清理之列。有祭祀场所，就要有道士来管理，据记载，邓紫阳的后人邓思明被确定为麻姑山“焚修道士”，后来在宫廷里也逐渐赢得了一定影响力。由此看来，邓紫阳可算是居安思危了。当然这只是猜测。
敕建麻姑庙，显示了此山的尊荣。但这种敕建并不是皇帝单方面的赏赐，更体现了地方精英稳固自己地位的努力。实际的效果是，通过皇帝批准为麻姑仙建庙立祠，邓紫阳为南城麻姑山在同类仙山中争得了一个钦定的名分，造就了南城麻姑山在道教史上的辉煌，也扩大了麻姑信仰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从那时起，麻姑真正成为了这座山的主人；曾经，她只是一位尊贵的过客。
作为道教神祇，麻姑入载《神仙传》，在神仙谱系中拥有不低的地位。但《神仙传》中的麻姑仙故事对于麻姑山周边百姓来说意义不大。在本地百姓的信仰中，麻姑不应是四处云游的赤脚大仙，而应该属于这座山，应该是此地的佑护神。因而相对于“沧海桑田”之类的传说，此地百姓更津津乐道于麻姑早年在此成仙的故事，津津乐道于麻姑仙救助百姓的善良与智慧。这样一种地方性很强的民间信仰，与麻姑仙在道教文化中作为寿仙，作为赐福、献寿之神的形象有着一种微妙的错位。
三
行至山中一处平旷开阔之地，是依山而建的“仙都观”。麻姑庙自唐代敕建以后，历经多次毁坏与重建，名字也曾改变，宋代更名为“仙都观”延用至今，围绕着历次重建，留下了许多文字记载，成为一部麻姑山志中的重要内容。
拾阶而上，但见庙宇巍峨，庄重肃穆。仙都观内有一座四角碑亭，此亭正面匾额大书“鲁公碑亭”，亭中央置立着颜真卿撰书的《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后人简称为《麻姑仙坛记》。这块碑在书法史上地位崇高，有“天下第一楷书”之誉。《麻姑仙坛记》传世有“小字本”“大字本”等，都很著名，宋时即有人对“小字本”提出质疑，而“大字本”一般无争议，原碑早已无存，但至今留下的拓本仍足以支持此碑在书法史上的尊崇地位。
这块碑对于麻姑山实在很重要。麻姑仙的传说虽然丰富而多彩，但麻姑崇拜具有民间性和自发性特点。麻姑和福、禄、寿等神仙一样，属于道教神仙中的民间俗仙，在道教经典教规教义中并无记载，有别于“三清”之类的道教神仙，因而对于居于传统社会主流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多少有些陌生。要知道在唐宋以后，尽管道教在宫廷里仍得到重视，但仙道世界在士大夫心中的地位却大大地下降了。为了拉近与士大夫的距离，后世道教大师多声称自己的道学渊源于老庄；为了保持自己在主流文化中的地位，他们奢谈道学而对于法术却讳莫如深。当邓紫阳为后代徒孙留下的基业逐渐被岁月磨蚀，《麻姑仙坛记》碑却保证了麻姑山在主流文化中的地位，仙都观不断被重建也与此有关。碑亭矗立在仙都观内最醒目的位置上，正体现了此山、此观与此碑间的关系。
亭中的碑版是今人根据上海博物院藏的宋拓本重新精刻的。翻刻后的碑文因字口过于清晰而显得有些“新”，以今日重建的庙宇之规模，也衬得这一组高2.7米、宽3.9米的石碑有些单薄、不够厚重。但我们参观时，碑前正陈列着宋拓本的高仿影印手卷，站在碑前，将这拓本与竖立的碑版相印证，“天下第一楷书”的精气神裹挟着其特有的沧桑之感扑面而来。新碑是已故著名篆刻家许亦农先生的作品，刊立于1992年，距今27年，新碑本身记录和见证了当代传统文化复苏振兴的一段历程。重刻《麻姑仙坛记》是当年书法界的盛事，国内外著名书家纷纷作书祝贺，仙都观特意为此建立起一座周长数百米的书法碑廊，将这些诗文书迹镌刻其间，成为今日观内一景。
《麻姑仙坛记》是颜真卿为人临摹最多的碑帖之一，也是楷书碑帖中影响最大者之一。人们在临摹、读帖之时，总是无法绕开对于其中文字内容的揣摩。当年读《麻姑仙坛记》中讲述王方平与麻姑仙的故事，感觉很陌生，因陌生而好奇，正是这样一部如今很容易得到的字帖，为我掀开了《神仙传》里庞杂仙道世界一角。同样使我好奇的是颜真卿。
作为一位名臣，颜真卿以其秉性正直、笃实纯厚、德学超群、堪为人范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透过《麻姑仙坛记》人们却发现对仙道的热衷也构成了颜真卿生命的一部分。事实上，颜真卿与道教、佛教渊源都颇深。其祖上留下的《颜氏家训》中就有“神仙之事，未可全诬”和“兼修戒行，留心诵读，以为来世津梁”等训诫。据说颜真卿青年时曾卧疾百余日不愈，道士的丹药使他康复，也许因此颜真卿常留心仙道；颜真卿也曾探访高僧名德请教佛法，并最终成为一名居士。然而这一切并无损颜真卿的刚烈、正直和忠义，无损他济世安邦的抱负和理想，道家与佛家超然物外的隐逸情怀，反有助于颜真卿在人生的起落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操守和真性情。我想，只有读懂颜真卿生命中的这一面，才能读懂他壮阔、饱满的人生，才能真正读懂他的书法。
大历三年（768年）颜真卿被贬为抚州刺史。仕途失意之际常有的问道向禅之心，促使他在公务之余更加热情地寻仙访道。他曾将此期所作诗文编成《临川集》十卷，惜原书已佚，今存诗文中，与道教有关的就有《华盖山王郭二真君坛碑记》《南岳夫人仙坛碑铭》《临川县井山华姑仙坛碑铭》及《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等。颜真卿以极大的热情记载古今神仙道士传说，景仰之意溢于笔端，并认真地记载了当地“恒修斋醮”等道教盛况。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是留下了拓本的《麻姑仙坛记》。
《麻姑仙坛记》朴厚古雅、内敛含蓄，寓奇逸于刚正，融篆籀之气于楷法，线条如千年枯藤，结体宽博大方，可谓苍古沉雄，仪态万端。欧阳修《集古录》中说：“此碑遒峻紧结，尤为精悍，……笔画巨细皆有法。”确实达到了一种直指心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乃颜体楷书的代表作之一。人们讨论《麻姑仙坛记》书风时，一般是从颜真卿写碑时的年齡、阅历与书法功力角度进行阐释，如果结合颜真卿此时倾心仙道、超然物外的生命状态，则其中书风与运笔上的变化，可能找到更深层的答案。
由于颜真卿的缘故，后世文人对于麻姑山的热情也高涨起来。麻姑信仰在民间仍如火如荼，而一批批文人登麻姑山的重点却是观碑、拜颜鲁公：“读罢幽碑增夙慨，思余正气凛秋穹。神仙事渺文章在，不拜麻姑拜鲁公。”明代文人金章登麻姑山写下的这首诗，透露出文人士大夫对于麻姑信仰的隔膜和对于颜鲁公的文化归属感。颜真卿和他的碑记打通了民间信仰与士大夫文化之间的隔阂，并在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张力。
颜真卿作为一位有功于麻姑山的名人，自己也成为了此地人们祭祀的偶像。传统社会中，地方神祇的祭祀仪式往往对周边老百姓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因而这种祭祀活动总是试图把不同阶层和社会背景的人们的祈愿统统包容进来，形成最大公约数和向心力。南城麻姑山作为一处历史悠久的祭祀中心，很早就从单纯的仙人崇拜转向多元。唐宋以来麻姑山上佛道并存，不仅有道教仙都观，也有云门寺、碧涛庵等佛教寺庵。后来还有三忠祠、胡公祠、育英堂等儒家祠庙的建立，为麻姑山增添了先贤崇拜的内容。颜鲁公位列三忠祠中，与文天祥、李纲等宋代名臣一并接受后人的祭祀。
于是，麻姑山更加热闹起来，在明人的记载中，麻姑山“日上千人朝拜，夜里万盏明灯”。信仰不同、阶层各异的人们把这里视为一个共同的祈愿中心，人们打破平日各自不同的生活界限，投入到共同的祭祀中，风调雨顺、岁稔年丰等构成了人们祈福的主要内容。这种格局延续至今。
一处著名人文景观的生成，最初可能是出于一种巧合或幸运，如同一颗种子在漫无目的的旅行中偶然落入大地。麻姑山不仅有深厚的文化，还有灵动的自然禀赋。自然造化与历史赋予，孕育着这颗种子的生长，并形成了这座名山的文化主干。绮丽的山水、瑰奇的仙话和巍峨的书法碑版，彼此形成了一种互文，不可分离地凝成了此山的魂魄与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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