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匆遽，不经意间，我与刘华老师结识已四十个春秋。刘华老师在《我与宁都之缘》一文中说：“宁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我当编辑以来，到达次数最多的县份，没有之一;而罗荣则是我当编辑时认识、未曾中断联系、至今依然密切来往的作家，仅有的唯一。”“人如车窗外的风景。有的匆匆闪过，再也记不得了;有的无缘错过，再也回不去了;有的无奈别过，再也见不着了。或者，被刻上‘某某到此一游’，刻字的树意外死了;被塞进豪华影集，厚厚的影集受潮发霉了……宁都不然。罗荣不然。因为很有风景的宁都总是我的终点以及起点。”
1982年夏天，我在文化馆黄白老师的厨房兼膳厅认识了刘华老师。文化馆占据的，是“阳都古治”的地盘，黄白那间小厨房，清代是州衙，民国是县衙的门房，约摸有六七个平方。在逼仄的小屋里，我们三人饮酒聊天。关于那顿饭，刘华老师记得清清楚楚：“重走红色之旅的那日，我的咽喉肿痛愈加厉害，傍晚到宁都时嘶哑的嗓子已经失声。黄白在家中备饭，罗荣去买来六神丸，真是灵丹妙药啊，半小时后能吃能说能喝酒了。”是六神丸的灵妙吗？我想不全然是。我记不起那顿饭间，我们都聊了哪些文学话题。那间古老的门房，几年后也因扩街而拆除了。时光消除了三个文学人的一次聚会，却为我打下了终生追寻文学梦的基桩。后来，黄白老师远走海南。我则留在故乡，守候他和刘华老师的鸿影。
黄白老师赴琼后编务繁冗，许多年里只有鸿雁传书。刘华老师则每年都会翩然而至，令我大喜过望。刘老师说：“人是风景。来宁都真是看人的。”这就是缘！很有意思，我与刘华老师生辰同年，同月，前后只差两天。与我家毗邻而居的命相先生杨瞎子，曾说我的八字，命中逢天乙贵人。我的同庚刘华老师，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贵人吧？
当然是！1988年，省文联与江西师大开办首届作家班（也仅此一届），刘华老师在通知下发前，就电告我做好准备。这个消息对于从事写作但先天不足的我来说，不啻是天外之音。经过找老师补课，到师大参加考前辅导班，我惴惴不安地走进了考场。几天后，刘华老师的电话来了，他的声音亢奋：“罗荣，考得不错！”我长吁一口气，有一股暖流，立时在血脉中环绕。握着话筒，我只说了四个字：“谢谢！谢谢！”
九月里，我走进了师大中文系。师大十年前我来过，是来看望我少时的同学。那个时候，我的心底深处泛着人生的酸楚。十年后，我终于也踏进了这座心中的殿堂。那天，秋阳真艳，真好！放下行李，我直奔省文联《星火》编辑部。我在刘华老师家，吃上了高等学府的第一顿饭。
我常常在下午下课以后，去刘华老师家。刘老师其时住的是他夫人的单位福利房，从师大出门往东，得步行好几公里。在刘老师家，我总是得到编辑部最新消息，比如需要哪种类型的稿件。我向来手快，因此比其他同学多少占点先机。不会忘记那是个文学繁荣到让人眼花缭乱的年代，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吸纳着五花八门的文章。发稿赚钱，似乎是很容易的事。经不住诱惑，我写了若干篇其时称之为“通俗文学”的庸俗作品，得到了不菲的报酬，每晚阔绰到可以享受一碗肉丝炒粉加一个茶蛋。极为关注我创作动向的《赣江文学》编辑赵德章老师，写信要我保持“纯文学”的定力，别乱花迷眼。他几乎痛心疾首地斥责，写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堕落！我异常震惊，把赵老师的话告诉了刘华老师，想听取他的意见。刘华老师脸色凝重，说：“赵德章说得对！”
我在泥潭边缘猛然收住了脚步，回转头，沉下心来治学，定下心来写“纯文学”。有一天，我把写的小说《仙履》《扶辔》送到刘华老师案头。第二天下午，刘华老师来到我的寝室，尚未坐定，就说，那两篇小说写得不错，编辑部几位老师看了，都说好，可以用！对我来说，这样的用稿速度，是破天荒的。《仙履》和《扶辔》，写的是红军女人的故事。红军女人的故事，在我的家乡不知有几千几万。刘华老师与我谈起了对这个题材的开发，他兴致盎然地说：“这是个富矿！”我是个话痨，我说有部电影叫《战争让女人走开》，其实战争不会让女人走开，也不可能让女人走开。而女人，也不会走开。战争是一头魔兽，只要脱离樊笼，它就会肆无忌惮地吞噬生灵，而且专门啃啮人类中的青壮年。要说战争对于性别有所区分的话，在于它的烈焰更多地烤化男人的骨肉，更多地烤炙女人的灵魂。刘华老师赞同我的观点，我们商定，要为我家乡的红军女人写本大书。若干年后，刘老师在《我与宁都之缘》中说：“在听到太多女红军、女苏干的故事之后，曾经一度，我和罗荣打算合作寫一部反映她们命运的长篇报告文学，可是，这一计划最终因采访的困难而流产。”计划流产不因采访困难，也不因刘老师事务繁忙，是因我从学校出来后忙于他事而搁置，以致有人得知我们的计划有价值而捷足先登。但我知道，刘老师和我的构思，是对心灵创伤的撩拨，是对人性深处的探寻，没有去写，也许更好。
1991年，刘华老师推荐我上鲁院。去不去鲁院，当时我很踌躇，一是缘于单位，二是缘于家庭。刘华老师说，不去可惜。他的话，让我打点了去北京的行装。半年的鲁院进修，让我返乡时有脱胎换骨之感。在文学精英荟萃的京城，我的小说《血证》《合坟》《照壁》上了《解放军文艺》，被选入当年的《小小说选刊》并获年度二等奖。也许就在同一年吧，我的小说《断指》以师大作家班一同学的名义（他完成不了学分）在《星火》发表，被《小说月报》选载。二十年后，同学来宁都探望，说起他因这篇小说改变命运的往事，感慨系之。
虽为同庚，但刘华是我的老师，不仅因他的学识，更因他的人品。性格上，刘老师和我大致都属于内向型的人，不谀不谄，孜孜于文学。他后来当《星火》主编、省作协驻会副主席、省文联副主席，乃至做到主管一省文学艺术的主席，从来没有摆过架子。他来宁都，不是文学官员，不是文坛大佬，是朋友，是师长。我曾拉他去唱歌，他开始不愿去，说不会唱歌。我说老歌你肯定会。去了，我点了十几首民歌，逼他拿起话筒。他很羞涩地试了试，然后一首首唱下去。他的音色或许不算优美，但音准相当好，中气也相当足。刘华老师羞涩地说，罗荣啊，这是我几十年中第一次放开喉咙唱歌。我笑了。在宁都，刘老师能放声高歌，是我的荣幸和我家乡的荣幸！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让人敞开心胸放浪形骸的。
我曾经让刘华老师当过几分钟武夫。有一天，我问刘老师，敢不敢打枪？刘老师说，敢哪！我开车带上刘老师，到达翠微峰，钻进金精洞深处，取出佩枪，压上五粒子弹，让他对着前方的杂树射击。刘老师接过了枪。那是一双拿笔的手，此时拿的是枪。他的手微微颤抖，却很有范地一手握枪，一手撑腰，砰砰连响。没有设定射击目标，但我肯定他有心中对准的靶环。他把空枪交回我手时，脸色因激动而潮红。他说，罗荣啊，这是我第一次打枪。我说，您的枪声，会永远留在这座名山名洞中。
2002年，省作协与赣州市文联、作协联合在宁都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陈世旭老师与刘华老师都亲临会场。受世旭老师委托，刘华老师代表省文联、省作协对我的拙作进行点评，并对宁都方兴未艾的文学创作予以了肯定。也是那次会议，刘华老师提出了文学上的“宁都现象”。
那几年，在刘华老师的关爱下，宁都涌现了一批基础较好的文学人才，纷纷加入了省作家协会。这批作家与诗人中的谢帆云、罗怡文、温谈升、陈育新、廖安生、温新民、杨玲娟等，至今仍然是宁都文学界的中坚力量。
我受刘华老师恩惠甚多，有两部小说、一部散文集是他为我争取资金出版的。我的小说集《入世》付印时，请刘老师作序，刘老师慨然应诺。他在序中写道：“罗荣始终坚持着自己对小说艺术的理解，不趋时媚俗，不被‘乱花’迷眼，全神贯注于平民百姓的生活命运，这是十分可贵的。并且，他在描写平民百姓生活憧憬与生存现实的矛盾时执意地况味人生，构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
新世纪初的一个正月，刘华老师来了宁都。那几天，正好是他与我的生日期间。他的司机万师傅跟我说：“刘主席说，他最喜欢来宁都。”我听了痛快极了，刘老师把生日放在我这里过，那是一种什么情分？我想，只能是师生情，挚友情。
刘老师来了，莲花山是必须去的，虽然去过许多次。翠微峰是必须去的，虽然去过无数趟。刘老师说，他的宁都之行，“其实是行走在文学里，当然每次都少不了与文学和历史相伴，一道去造访翠微峰，次数多得记不住。”
去得次数多的，又何止莲花山与翠微峰呢？几十年间的造访，我几乎陪刘老师走遍了宁都值得去走的地方。我们去过黄陂镇的山堂和观音排追寻红军的足迹;去过小布镇的赤坎瞻仰墙头的红军标语;去过东山坝镇的小源缅怀伟人失落的时光;去过青塘的河背搜寻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争议。我们也曾步履闲适地徜徉在江背、增坊、朗霁、带源、中村、璜村、东龙、马头这些古村落，细细品味那些宋元的古驿道，明清的古祠堂。那些荒草萋萋的卵石驿道、题写着“进士第”“尚书第”门额的大屋，以及参天的古树、蜿蜒的河流，都被刘老师收进了相机镜头。刘老师收藏的，还有老屋上的飞檐翘角、瓦楞衰草、长锈铁尺，门前的户对门当、水墨图画、砖雕石刻，老屋里头的天井壁画、漆金扇隔、石臼础柱。他把我家乡消逝的历史留住，也把我忽略的细节带走。在一个落日熔金的傍晚，我在刘老师后面走着，心中的怅惘陡然而起。
说不清有多少次，我在节日里陪刘华老师去乡下观看民俗活动。正月元宵，我们去看割鸡、扛灯、桥梆灯、兔子灯、茶篮灯、竹马灯、关刀灯、牌楼灯，去看有上千人参与，有二十四乘彩轿的禳古史，去看万人空巷的游傩。八月中秋，我们去看竹篙火龙、火龙火虎，去看儺戏和采茶戏。我们总是在月上中天甚至月亮偏西的时候，才余兴未尽地踏上归程。走在浩浩月色下，我总想，刘老师的笔下，一定会留住我的家乡。
书写宁都的契机是偶然来到的。刘老师在《我与宁都之缘》中说：“应该是缘分到了。进入新世纪的某个元宵节，我在广昌驿前巧遇南昌摄影家，一位不修边幅的大男人，一见面，他兴奋得像个小天使，连忙把他的相机端到我眼前，刚刚拍来的民俗世相向我展示了五彩缤纷的宁都，别样的宁都。仿佛神示，弄得我心旌摇荡，不禁慨叹道：‘我在平日里多次到过的地方，竟让我如此陌生。看来，结识一方土地，需要抵达它的节日，抵达它的内心，抵达乡村每个盛大典仪的现场。’”是不修边幅的摄影家启示了刘华老师重新认识宁都吗？我觉得不是。应该是他深厚的文学素养受到偶然触发的写作冲动。或许，是真挚友情衍化出的对朋友家乡的喜爱。
后来，刘华老师的笔下出现了我的家乡。他写了《节日的宁都》，他说：“节日的宁都是隆重的。它被缠绕在一根根竹篙上，是林立的鞭炮;被填充在一杆杆鸟铳里，是喜庆的轰鸣;被粘贴在一只只彩灯上，是精巧的剪纸;或者，它端坐在一抬抬花轿里，是形形色色的戏剧人物。”“节日的宁都是乡土的。它在一座座祠堂里听戏，笑得前仰后合;它在山路上、河堰上庄严游走，神圣的步履惊醒了冬眠着的土地;它在夜色笼罩的田野上狂欢，灯火长龙的舞蹈映红了所有的脸、所有的心。”刘华老师用诗的语言，来赞美我的家乡。我曾把《节日的宁都》转发在《宁都文艺》转载在《客家宁都》。读到他那些优美的排比句的乡亲，无一不心旌摇荡，自豪无比。
接下来的日子里，刘华老师又写了《鸡年新春看割鸡》。割鸡是石上村的乡俗，生儿子的人家，次年正月十四要到汉帝庙和本族宗祠杀鸡祭祖。（杀鸡不言杀，称割，是周代古语。孔子云：割鸡焉用牛刀？）那个鸡年，石上村李姓有四十八个男孩诞生，割鸡仪式漫长而且热烈，缠绕在长竹篙上的鞭炮，此起彼伏地燃响，春雷般在空中滚动。浓浓的硝烟，弥漫了整座村庄。夜里，是隆重的喜字担灯游乐仪式，村庄的人们，全都沉浸在添丁的喜悦中。刘老师诙谐地写道：“在这个夜晚，梅江和被它滋润的田野也会受孕吧？”
我极喜欢刘老师的语言，充满了灵动与张力，显得空灵而深邃。他写洛口南云的竹篙火龙，结句说：我给城里的朋友发短信，说正在赏月。朋友问，哪有月亮呀？我说，乡下有。乡下的月亮，还很圆呢。（《中秋夜，火龙灯》）
刘老师的乡下，即是我的乡下。刘老师的圆月，是我家乡的圆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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