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炳青,四川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十月》《四川文学》《青年作家》《散文百家》《散文选刊》《奔流》《草原》等刊,多篇作品被选刊选载,出版有散文集《后窗》。
脆弱的绳子
有些事情,越不想让它发生它偏要发生。有些物件,本来毫无关联,可通过人之手,却成了事情发展中的关键。
就像我手里的这根绳子。
绳子有食指粗,盘成了几圈。我掂了掂,估计有十来米长,灰暗,软软的,无精打采,神情有些委屈、无辜的样子。这是男生宿舍的三楼。我推开窗,探出头,楼下有一道低矮的铁闸门,门外是一条窄窄的人行便道,泥土路,硬硬的,还有些碎石瓦砾。沿着便道走十来米,转个弯就上了公路,就上了街。
这根绳子的主人压根没想到,它会如此脆弱,不堪重负,否则,这个平时头发像刺猬的学生,会在家里找一根更粗更结实的绳子,来完成这次有计划的翻越。
绳子是刺猬头从家里带来的。
这是冬月。周二早上。刚到办公室就有学生张皇进来,报告说刺猬头摔了跟斗,伤得有点重。赶到教室,他伏在桌上,刺猬样的头发更显凌乱,还沾着稀泥。叫他试着站起来,我看到一张苍白的脸和痛苦的神情。两位同学搀扶着他,他仍痛得呲牙咧嘴。我意识到情形严重,经验告诉我,必须马上向学校报告。20分钟后,120急救车来了,把他抬上担架,送去了县医院。
向班上的学生了解情况,几位学生你望我,我望你,一副茫然的表情。寝室长说是早上在寝室的楼道口不小心摔的。从他们躲闪的眼神中,我敏锐地察觉出他们在说谎。
再三追问,他们知道事态严重,瞒不过,道了实情。早上来上学的走读生发现了趴在离校门不远处,瑟缩成一团,不住地呻吟的刺猬头。几位同学连背带抬把他弄回了教室。
他是一个住校生,怎么会大清早的躺在校外呢?
从同寝室同学像挤牙膏似的、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脑里大致还原出了事情的经过:按惯例,晚上就寝前值班老师和宿管员要先检查就寝情况,然后熄灯睡觉。熄灯后约半个小时,刺猬头悄悄叫起了同寝的另两个同学。刺猬头拿出从家里带来的绳子,一头拴在窗格子上,推开窗子。学校为了安全,加了防护钢条。百密一疏,他早就找出了破绽。他灵巧地掀开活动的顶窗,然后吊着绳子,翻了下去。后面的学生正准备跟下去,却听到绳子断裂和刺猬头重重摔在地上的声音,吓慌了,作鸟散,悄悄回到各自的铺位睡了。
那两位没来得及翻的学生就站在我的面前,低着头,不敢看我。我极力压抑住气愤,看见同学出事了,起码应该赶紧向宿管报告啊,一个二个怎能不管不顾,溜之大吉呢!万一要是没得到及时的救助而出了人命,这个责任谁负?那两人被我说的后果吓住了,满脸的惊恐和不安,只是申辩说:是他约我们的,我们不去,他硬要我们一起去。
其实,我也被我推测和想象的后果吓到了,如果是领导听到我的推测和想象,也可能会尿裤子。我的前一任就是因为在上课时,一个学生从寝室的阳台摔下去,再也没爬起来而被免职调离。学生不知道,每次领导去县上开会,领导的领导首先强调的是安全。每次学校开会,领导首先强调的当然也是安全。只要没出安全责任事故,教师就是合格的教师,校长就是合格的校长。
站在走廊上,对面的龙峰山被一层冬雾缭绕。平时,看到的是一座青山,绵延十多公里,像一条龙脊。刺猬头的家,应该在山的哪棵树旁呢?
我翻到学生的通讯录,拨通了刺猬头家长的联系电话。接电话的是刺猬头的爷爷。电话里,他不大听得清。开始我把事情说得轻描淡写,叫他马上到学校来一趟。他说家里没人,事情又多,没得空。我只好说比较严重,已叫救护车送到县医院去了,需要家长去护理。
在等他爷爷的时间里,我叫当事的几位学生拿来笔和纸,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写翔实,署上本人的名字、日期。这些笔录,将来或许会成为学校管理不负主要责任、老师不负主要责任的证据。学校领导已来了电话,说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股骨头断裂。起码要住院两周。
上学期,班上也有三个学生偷着翻围墙出去,其中有一个摔了下来,好在摔得不重,但还是一瘸一拐的,几周才好。他们翻出去,只有一个目的,去街上的游戏厅,上网、打游戏。
正在上课,教室门“嘭”地推开了。一个老人,突兀地走了进来,声音响亮地叫了声“老师”,有点像平地惊雷。学生的目光,全聚在了他的身上。他背个背篓,皮鞋上粘着泥,佝偻着背。他径直走到讲台前,对着我说,我是王少华的老爷。台下,有学生在“嗤嗤”窃笑。
把他带到办公室,给他倒了杯开水,叫他等一会儿。离下课还有十来分钟,我又返回教室。这是上课时间,是我上课的时间。这个时间里,教室就是我的阵地,我必须守在阵地上。阵地在,人就在。只要人在,阵地有风吹草动,甚至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地震雪崩,也可以卸脱我的不少责任。
刺猬头读了一年多的书,这是第一次见到他的“家长”。每期都要开一次家长会,但他的家长都没来。其实,初一时,就发现这个刺猬头有些异常。星期一上课,他总是趴在桌上睡觉。问他原因,他总说,在家里没睡好。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了,趁他睡得正熟时,揪住他的耳朵,把他提到办公室。正在训斥他时,他眼泪突然夺眶而出,高声申辩说,我怎睡得着嘛?我怕!原来,他的爸妈都外出打工,长年不在家,偌大的房子,就他一个住。他晚上睡觉害怕,常常睡不着。爷爷奶奶跟着伯伯过。好在两家挨着,平时就爷爷伯伯们照看,也在伯伯家吃饭。
我拿出绳子。老人看见绳子,就开始带意识流地骂刺猬头。我劝住了他。我向老人说明事情的经过。我尽量拿捏好說话的轻重,既要让对方觉得,事情全是孩子的错,不怪学校、老师,又要表现出学校、老师对这事的重视、关心。这是说话的技术,也是艺术,更是对一个教师的职业智商的检验。这个在医院里的刺猬头,此时是个烫手的山芋,我要尽快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甩给眼前这位老人。你赶快去医院看看情况。我和颜悦色地对老人说。我担心他说他没带钱,没有钱。我担心他说他忙,田里地里的活要做,要喂猪喂牛,不能去医院照顾。我更担心他说,事情是在学校出的,而且孩子的父母没在家,他不管,也管不着。
果然,他使劲吸了两口自己卷的叶烟,烟灰掉在办公桌的本子上。那灰,已成死灰,不会复燃。他说,孩子十岁就被父母扔在家里。我们当老爷的也不知道这孩子整天想甚么。平时想管也管不了。幸好,他没再沿着这个思路往下说。他象征性地摸摸口袋,说家里没那么多钱。我说,学校已给垫了入院费,而且,有保险。出院后拿票据来找我,我们帮你去报住院费用。他没再说什么,起身,提背篓,说,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三天后,我提了水果去医院。推开门,刺猬头斜靠在病床上,一只脚打着石膏,手里正玩着手机。见到我,有些不舍地把手机放在枕边。他的爷爷坐在旁边,感激地站了起来。我走到他跟前,问他痛吗。他想伸脚证明,但石膏裹着的腿太沉重。尖锐的疼痛使他呲牙咧嘴。他不好意思地对着我笑。从医生处得知,这个学期,他回不了学校,当然也不能坐在教室里了。我拿出绳子,递给刺猬头,说,还给你。留着,作个纪念。
绳子的断裂处,我绾了个结。
破碎的镜子
教师办公室清静的时候,通常是上课的时候。
门半掩,窗半关。各种声调和频率的讲课声,从不同的教室,不同的方向传进来。有流水般滔滔不绝的,有洪钟般响亮的,也有黄莺般婉转的。这个时候,通常办公室里只有两三个人。备课、写教案、批改作业。
半掩的门是被猛然推开的。由于力太重,门在壁头上“嘭”的一声,反弹一下又撞向壁头。紧接着,英语老师和一个男生进了办公室。
准确地说,男生是被推搡着进的办公室。英语老师高挑,漂亮。卷曲的发,披肩,红栗色。画眉,长长的人工眼睫毛。脸上的每一个部位都作了精心的修饰。平时从身边过,香气袭人。即使不装饰,也是名副其实的美女。那男生被扯到办公桌前,侧着身,偏着头,虚空地望着窗外。他的身态语言,鲜明地表明了他的态度,他的态度更刺激了英语老师。她大声问,你用这面镜子做什么?男生没开腔。英语老师将手里拿着的一面小镜子往桌上一拍,你说,你刚才用这面镜子做了什么?由于情绪明显失控,她的声音高、尖、急,像唱歌中出现了破音,还带着哭腔。
那男生被逼到了死角,没了退路,才懒洋洋地说,没做什么。
没做什么?她气得发抖,那张漂亮的脸严重变形。手一扬,“啪”,一个耳光脆生生地掼在了他的脸上。英语老师年轻,从师范院校出来,从事这项光荣而神圣的职业没几年。作为她的同事,见情势失控,不能再袖手旁观,我走了过去。
你问他,他用镜子照我!
英语老师欲说还羞。
我才注意到,她今天穿了条裙子。裙子短,短不及膝,刚盖过屁股,从上到下呈喇叭状,大花,浅黄色。上课的时候,她领学生朗读,读着读着,就走下了讲台,在教室里边走边读。走到这位男生座位旁,停住了。这位男生假装系鞋带,把手里的小镜子伸到她身后的裙下。她正沉醉在讲授中,经旁边一位女生提醒才发觉。
这是个初二的学生。他梗着脖子,表达着对这一耳光的反抗和不满。吃了一耳光的那半张脸,有些微红的掌印。我望着他。我们的眼睛对视着。他的眼睛闪过了一丝慌乱,躲开了我的眼睛。他低下头,看着桌子。
年轻漂亮的英语老师,是第一次遇到偷窥。她去年结婚,还没孩子。但相同的案例,却时不时发生。在这所学校的十年时间里,我知晓的起码有三次。教室里明目张胆地偷窥,这种行为的心理、动机,不能简单判斷。也许,他当时见漂亮的女老师在旁边,正好手里又有镜子,出于顽皮、好玩的天性,就犯了这样的错。也许,是出于对性的朦胧的渴望,强烈的好奇。还有其他也许。二十多年前,我在另一所乡镇初中,那时条件差,土墙砌的浴室,只有两米多高。有段时间,在女浴室洗澡的女生或女教师发现有人在墙头偷窥。学校派人暗中蹲守,终于抓了个现行。偷窥者竟是一名初三学生,平时斯斯文文,学习成绩也好,还是班干部。这事成了当年学校的特大新闻。离中考还有一个多月,在老师们的叹惋声中,这个学生背起书包,羞愧而黯然地离开了学校。
班主任来了。我与他对视的时候,英语老师给班主任打了电话。见到班主任,那男生委顿了下去。她余怒未消,把刚才与我说过的话又重述了一遍。
班主任燃起一支烟,吸了一口,烟袅袅而起,他的脸便模糊在烟雾里。他拿起桌上那面因刚才的外力而破裂的小镜子,慢悠悠地问,老师冤枉你没有?
没有。男生低着头,继续看着桌子。
你这是什么行为?嗯?他的声音变得严厉。你这叫二流子、流氓行为,性骚扰!
下课的铃声响过,办公室外,很快拥着几个男生,挨挨挤挤,扒着玻璃窗看,都生动地笑着,而且笑的内容丰富。英语老师交叉着双臂,脸望着窗外。她的脸正常了一些,但还有些微红,似乎刚才是她的脸被扇了一耳光。被班主任数落的男生,抬起头,望着墙壁。他望着的那面墙上,张贴着《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教研组长工作职责》《班主任工作制度》 《学校禁烟制度》。这些制度贴上去好几年了,有两张还卷了角,显得有些蔫头耷脑。他的目光空洞、空泛,墙上的那些字肯定是一个都没看。他的身子,依然有些微侧,显出些玩世不恭、无所谓的神情,甚至,还带着点点邪恶的笑。
上课铃响了。办公室又清静下来。班主任叫那男生先给英语老师赔个不是。那男生僵在那里,一言不发。班主任起火了,扯着他的耳朵,吼道,我说了半天,结果你一句都没听进去嗦?他咧着嘴,用手护着耳朵。英语老师还有别班的课,拿起书本,扔下一句,不当着全班赔礼道歉,我不上你们班的课。
上完课,我回到办公室,见那男生还蹲在墙角。班主任正在打电话,他的情绪,有些激动。事情出了,你们家长总得要配合一下,来共同解决撒!
从班主任口中得知:那男生的父母几年前就离了婚,他跟着父亲。父亲是开按摩店的。他经常在父亲的店里出入,身上沾了不少流气。你不知道。班主任说,上学期,这个家伙在教室里就强行抱着一个女生,想亲人家的嘴!你看嘛你看嘛,刚才给他的父亲说了这件事,希望能来学校配合教育一下。他的父亲说事情多,来不了。啥子都是学校的事!班主任说着说着,气愤地把那面破裂的小镜子和未燃尽的烟恨恨地摔在垃圾桶里。“哐当”一声,那面镜子彻底碎了。
几天后,学校的张贴橱窗里,贴出一张处分的公告。
我不知道,那个男生后来到教室里去公开赔礼道歉没有。我也不知道,那个处分,除了给当事老师一个安慰,还起到哪些作用。
隐 隐 作 疼
这是稀松平常的一节课。
但又有点不太一样。
铃声响起的时候,我不是像往常一起,迅疾起身,快步走向教室。而是两手先摁住桌子,让屁股缓慢地离开椅子,再缓慢地直起,站定了,才迈开步子。这个过程,需要好几秒的时间。最近,头晕症又犯了。早上起床,必须先抓一个靠背,往床头靠。在靠的这几秒钟里,大脑一片空白,身体和意识处于短暂的休克状态。几秒钟后,才逐渐恢复如常。这样的情形,在最近的几年里,已出现了几次。每次都要持续十来天。去医院,做了心脑电图,拍颈椎片,又查不出什么毛病。
窗外,一道高高的、厚厚的围墙。三角梅从围墙的坎上垂下来,旁逸斜出,不羁而野性地爬满墙壁。一大片一大片明艳的红,织成了一匹红锦,在明晃晃的阳光下,恣意而奔放。地上,散落的花瓣,横七竖八。教室外,几株一人多高的紫薇,串串粉红,文静而含蓄,羞羞答答地掩映在浓密的绿叶间。
讲台上的我,眼睛望着的,不是窗外,不是窗外的花草。此刻,我眼里装着的那些花草,在教室里,在教室的座位上。
这节课讲的是《谈谈诗歌》。
初算下来,学生在前两年半的初中课本上所学的现代诗,还没超过十首。教室里的这些花草们,正处于做梦的年龄,诗歌的年龄,是诗歌滋养的最佳时期。这些花草们,不是城市里的盆栽,他们来自田间、地头。再过大半年,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可能不会选择读书,将麻雀般散回乡间,或城市的工地、车间、厂房。但我希望他们将来的生活,要有远方和诗歌。将来他们的枕边,拥有诗歌,是多么甜蜜的事。即使有痛苦,也是甜蜜的痛苦。
《谈谈诗歌》作为学生自学内容,若轻若重地安排在教材的附录部分。内容蜻蜓点水,泛泛而谈,内中列举艾青的好几首诗歌作例子。艾青的诗不是不好,但仅仅举艾青的,我觉得毫无新鲜感。讲课的内容和程序,我做成了课件。多媒体的运用,使教师从只有一支粉笔的刀耕火种时代一步迈入现代。这些农村的孩子,得以享受到和北京、上海城市里的孩子一样的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没有窗帘。靠窗的学生晾晒在初夏的阳光里。教室里的两台吊扇,“呜呜”地转着,长长的吊杆,轻微地抖动。我讲课的声音,必须高过吊扇的干扰声,而且要像春雨,让台下的花草树们得到滋润,要像和风,给他们送去一丝丝清凉。
为了让他们感受到诗歌的甜蜜,我备了三颗糖。
我们学校打造的校园文化是陶行知文化。“民主、生活、创造”几个鲜红的字张贴在教学楼醒目的位置。“备糖说”不过是临时借用下他老前辈的。陶行知做校长时,有一天看到一位男生用砖头砸同学,便将其制止并叫他到校长办公室去。当他回到办公室时,男孩已经等在那里了。陶行知掏出一颗糖给这位同学,“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比我先到办公室。”接着他又掏出一颗糖,说:“这也是给你的,我不让你打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你尊重我。”男孩将信将疑地接过第二颗糖,陶先生又说道:“据我了解,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很有正义感,我再奖励你一颗糖。”这时,男孩感动得哭了,说:“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能采取这种方式。”陶先生于是又掏出一颗糖:“你已认错了,我再奖励你一块。我的糖发完了,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
向学生们抛出的第一颗糖是臧克家的 《海》:
从碧澄澄的天空
看到了你的顏色
从一阵阵的清风
嗅到了你的气息
摸着潮湿的衣角
触到了你的体温
深夜醒来
耳边传来了你有力的呼吸
三十年前,读这首诗,立时充满了对大海的无限神往,两遍就记住了,至今不忘。 教室里,响起学生们的朗读声。我听出来了,虽齐整,但生涩,只能称之为念,还不是朗读。我给他们示范朗读。我朗读的时候,叫他们闭上眼睛,想象大海的颜色、气息,想象海风、海水、海浪。如此反复两遍之后,我的情绪,学生的情绪,也像渐渐高涨的潮水。我欣喜地听出,他们的朗读声里,有诗的味道了。
接着,又抛出了第二颗糖《月之故乡》:
天上一个月亮
水里一个月亮
天上的月亮在水里
水里的月亮在天上
低头看水里
抬头看天上
看月亮,思故乡
一个在水里
一个在天上
为了使花草们更好地咀嚼这颗糖,我还准备了这首诗的歌曲视频。
我走下了讲台,坐在一张空出的学生座位上。我希望他们觉得,老师是在和他们一起咀嚼、品味。视频里,歌者浅唱低吟,乐曲声像低回屈曲的流水,细细碎碎地在教室里流淌。渐渐地,我和花草树们都沾了水珠,并浸在了这流水里,正当这水流到“低头看水里”的时候,响起了“橐橐橐”的敲门声。
这声音,在某些场合,完全可以作为打击乐呈现,烘云而托月。但此时,这声音却像是林中突兀而起的枪声,湖水消失,天鹅惊飞。随着敲门声,门被推开,探进一个脑袋,发染成了栗色,眼镜,涂了膏的红唇,微微笑着向我示意。她,是我们美丽的教务主任。
门被彻底推开。美丽的教务主任跨进了教室,她的手里,拿着笔和几张单薄的纸。但捏得很紧。她的身后,教室门口,站着三个人:校长、副校长、副校长。他们成了一道墙。音乐声中断,流水中断,诗歌中断。学生的目光,都鱼一样游离了黑板,聚到了领导们的身上。随着她的示意,我快步过去。她语气温柔、客气,却不容辩驳,像一把软刀子,温柔地刺来:对不起,打扰一下,我们看一下你这节课的教案。
教室里出奇地静。凝重的静里,弥散着不安的寒意,像堆积的雪。前两周,学校就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学常规管理的通知》,在几大页的措施中就有对教师的教案和批改作业情况采取定时检查和随时抽查的方式。她站在我跟前,只有几十公分的距离。她的红唇,幻化成一朵红罂粟。我很想对她说,如果你们是听课,请在后面找个座位。如果是检查教案,要么在我上课之前,要么在我上完这节课之后。现在我在上课,你们稍等一会,等我上完这节课再检查。但她没说检查,而是说看。她矜持的笑,一直挂在脸上,放不下来,和站在教室外一言不发、神情严肃的三位领导形成反差。
但我嗓子有些堵,什么都没说。如果说了,就是在撞一堵厚墙。我走回讲台。我快步迎上去和回到讲台的神情和步态肯定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可怕的静里,能感觉到,我的前胸后背都贴满了学生和领导的目光。身上那点可怜的自尊,像一羽薄纱,正被几十双复杂的目光剥落,散成碎片,赤身裸体地暴露在这复杂的目光下,无处遁形。我回到讲台,拿着教案本,翻到了这节课的教案。
教案本上的教案是这样的:
一、 我们为什么需要诗歌
(1、2、3略,见课件)
二、诗歌的主要特点
(略,以《海》为例,见课件)
三、怎样读诗
(1、2、3、4、5略,以《月之故乡》《走吧》为例,见课件)
美丽的女领导拿在手里,只瞥了一眼,旋即给了我。教案本上,没有三维教学目标,没有教学重、难点,没有课堂环节的设计,更没有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互动过程设计。她手里检查表的表格里这些规定动作,教案本上都没有。那些水分,被我挤掉后只剩几根干条条。因为我觉得,那些是泥水匠的活,是程序员的活。而我面对的,是我的学生。她依旧堆着笑,依旧客气地说,打扰了!
重新关上门,再也没有了先前的情绪。我勉强支撑着,试图把散落在地上的碎片捡起来,一片一片往身上贴。红罂粟飘走了,气味却挥之不去。前面,总是横着一堵墙,怎么绕也绕不过去。讲课的声音,比先前高出许多,却是虚高。从台下学生的恍惚中,看到了我的恍惚。这堂课,已形聚而神散。我知道:诗歌没了!诗意彻底消解了!
捱到下课,好几个学生围过来,默默地看着我收拾书本。他们的目光,充满关切和不安。一个女生怯怯地问,老师,你会不会被扣工资?
一阵眩暈拥上来,从头往胸蔓延,我稳住了,手捂住胸口,那里,隐隐作痛。
投影仪没关,第三颗糖,还粘在电子白板上,苦涩而满怀心事的样子,那是北岛的《走吧》:
走吧
落叶吹进深谷
歌声却没有归宿
走吧
冰上的月光
已从河面上溢出
走吧
眼睛望着同一片天空
心敲击着暮色的鼓
走吧
我们没有失去记忆
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
走吧
路呵路
飘满了红罂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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