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明，中国作协会员。1986年生于黑龙江小兴安岭，2008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在《花城》《山花》《青年文学》《长江文艺》《芙蓉》《百花洲》《散文选刊》等刊发表作品六十余万字，出版有小说集《舞翩翩》。现居江西抚州，供职于某国企。

　　我们那里早不叫“林场”了，而是叫“村”—“鸡岭村”，我家的准确位置就成了桃山镇鸡岭村二组。究竟什么时候改的，没人知道，也没人说得清，要不是有人外出办事或者写信写地址，恐怕至今无人察觉，大家都当自己是“林场人”。我想，改名大概就发生在林场停止了采伐，农田三五成群地结队而来的那几年，工人下岗，成了不地道的农民。

　　农民将农田分为好几种，紧贴着房前屋后的称呼为“园子”，种着茄子、辣椒、大葱、大蒜、西红柿。以我们的房子或园子为坐标，往北一两里，穿过两条瘦弱的河沟和一片低矮的林子，就到了北大地。北大地躺在北山的怀抱里，与呼兰河和沿山路做着邻居，比园子面积大很多，耕种的作物也变成了更粗放的马铃薯，我们叫土豆。在我出生之前，北大地业已成型，想来是林场人作为“工人”身份时开垦出来的。北大地上，家家户户的田地基本上与各家的园子遥遥相对，我家园子对着的北大地的部分，就是我家的那几十根垄，张三家的对应张三家的，李四家的对应李四家的。可山、河流、山路终究不是规规矩矩、纵横捭阖的，林场的房子更是不老实，横七竖八，东一栋西一垛，那些对应不了的就只能沿着河流的走向，在西河口、山河口、石头门、老大桥、东山的河流谷地开垦自己的土豆地。

　　土豆地零星分布在林场外围，零星的土豆地以气不可挡之势将林场包围起来。

　　种土豆的时节，通常几家扎伙，人多的出人，力多的出力，什么都没有的出工具，或负责中午简单的饭食—葱油花卷，葱，酱，干豆腐……一应备齐，人们肩挑担扛，犁杖、锄头、二（三）尺子、麻袋……人与物，柔软的与坚硬的，组成一支 “播种团”， 浩浩荡荡向北大地开去。作为“种”的土豆籽是上一年留下的上好的土豆—沿着即将发芽的外围削成的大小不一的土豆块。

　　最开始，我们只知道种个头较大的白土豆，后来口耳相传，不知从哪引进了又软又面的粉土豆，再后来种得最多的变成个头不大的“红苹果”—成年人的一只手掌攥两三个不成问题。“红苹果”品相极佳，表皮更光滑，又是那种相对规则的球形，攥在手里，就像某段时间城里老年人流行玩的金属按摩球，或今天的文玩核桃。刚成熟的“红苹果”表皮极软，洗净后无需削皮，用指甲挠两下，浅紫色的表皮随之剥落，像是覆盖其身的一层雪，让人想到婴儿的脸，极易划破。

　　热闹中，少不了孩子的身影，孩子无人看管，只得跟随父母下地。有几年，我的住在另一个林场的二大爷总会将他唯一的孙子，也就是我的侄子王成送到我家來住上几天。王成的父亲英年早逝，按说他们林场也不缺玩伴，可这个可怜的孩子总像是孤苦伶仃。二大爷一生育有五儿一女，却像是被施了魔咒：王成的父亲去世没几年，二大爷的长子也跟着过世，还有一个从小被过继给我另一个大爷的儿子在人生过半时突然双目失明，第四个儿子脑出血出院后落下了后遗症，唯一一个健全的儿子许是为了摆脱这种魔咒，他选择离开了家乡，远赴西北。最小的女儿也早早嫁到了外地。王成从小是被他妈妈—我那一度靠卖油炸糕谋生的嫂子拉扯大的，自然也少不了他爷爷的帮扶。

　　种土豆时，我和王成的任务是负责去呼兰河打水。烈日高悬，劳作的人们成了嗜水如命的牛，吭哧吭哧，几根垄一个来回，就要消耗掉两个塑料壶。我和王成就提着塑料壶出发了，我们说说笑笑，到了地边子却犯了难。地头与河之间的林子是最磨人的，那几十米甚至可能只有十几米的距离，在孩子的眼中却是无可形容的长。脚下鲜有人走，没有路，到处是枝条、荆棘。低矮的树木之于我们是巨大的，它们将太阳挡在头顶，弯着腰抱成一个个树窝。蚊虫开始不断在耳边嘤嘤作响，也会有马蜂或一种被我们唤为“大瞎蒙（虻）”的害虫围着我们吵闹。我们唯有彼此鼓励，必要时，我甚至还得装腔作势地拿出长辈的姿态。

　　祖父祖母一生育有七子，家境贫寒，“分家”后彼此关系日渐寡淡，所谓亲情变得徒有虚名，为了利益而彼此隔阂的场面不断上演。但在孩子心中，却没有这样的界限和隔阂，甚至也没有辈分。侄子王成与我同龄，那段时间他尤爱往我们家跑。每次来，他都带点他母亲炸的油炸糕;回去时，我们让他给二伯带点土豆，或者土豆饼。在耕种土豆的东北林场，土豆的吃法五花八门，单说与面粉结合做成的充当主食的饼就能数出好几种来，发面的、死面的，直接吃的、需卷着菜的，烙的、炸的……林场里，家家户户屋里都有个土豆窖，秋天收获的土豆藏在地窖里，一直吃到第二年新土豆下地。若还有吃不掉的，就干脆用来喂猪。

　　北山再往北，是连绵起伏的群山，是早些年采伐、采山的去处，那些木头和山货被源源不断地运出。林场变成村，没几年，在这些更远的深山里就诞生了新的田地，比如山河、鸡嘴山、苗圃、七公里、八公里、二十六……这些地方都出现了农田的身影，它们是林业局更名前被集体开垦出来的，然后以公家的名义租赁给我们耕种。这些面积更大的地里生长的作物不再是自给自足的菜园子，而是养家糊口的大型作物—黄豆。为了供我和姐姐读书，我们家在八公里有了几十亩新地，它们在一处山坡上，被老孙家和老耿家的地夹成了两块，刚好构成一个“田”字型，我家的两块分别在“田”字的右上和左下。

　　种这样的地，是极其费气力的。路途太远，山路崎岖，赶上雨多的春季，山路坑坑洼洼，或者河水冒泱将某段冲毁。为了这些更远处面积更大的地，人们多数购置了拖拉机，经年累月，山路被拖拉机摧残得遍体鳞伤。渐渐地，除了春播秋收需拖拉机进山，打药时需拖拉机驮着药罐进山，其他时间的维护，包括除草、简单的浇水，人们还是会选择骑车前往。骑车去八公里，来回路上要花掉两三个小时，中午定是不会回来的。早上出发前，我妈会带上自己蒸的馒头，园子种的大葱、黄瓜，她下的大酱……偶尔她也会去大商店买点烧饼、面包、榨菜、火腿肠之类的改善生活。

　　不仅辛苦，还得担惊受怕地与动物周旋。被人们叫做黑瞎子的熊几乎绝迹，可狍子、野猪总能在雨后的泥土上留下清晰的脚印。黄豆种久了要换茬，否则收成越来越差。有两年，为了给土地换茬，我爸将其中的一块改种了玉米，野猪的痕迹开始呈现爆发势头。待玉米初长成，大片大片的脚印出现在地头。起初，我爸乐观地以为野猪只是打地边经过，直到有一天，他穿越层层青纱帐来到地中间，才发现了野猪的聪明，或者叫狡猾。野猪本事不小，它让田地的外围完好无损，却在中间的不同位置将玉米糟蹋得不成样子。我爸气急败坏，决定与野猪斗个高下。他开始在田边搭建临时窝棚，借着两棵粗壮的树，再敲进土里两根木桩，顶棚和四周都用塑料布围着，窝棚窝在树底下，很是隐蔽。夏天的很长一段时间，我爸卷着铺盖卷搬到八公里的玉米地去住。早在多年前，捕杀野物的气枪已经成了违禁品被没收，我爸没有任何可以和野猪抗衡的武器，他也没打算真正对抗，深山老林，孤家寡人，谁知道还会有什么出没。最终，我爸带了几个不锈钢盆，买了几挂鞭和一些“双响子”，夜里一旦有莫名的声音传来，他觉察出不对劲，就掀开窝棚门，敲几下盆子，或者点着一挂鞭，再或者点几个双响子。声音在山里回响，凭借声音的作用将野猪吓走，这方法当真起了作用。其实，在这些物什被带去八公里之前，我爸原本先把我家的大黑狗带上去了，谁料大黑狗在家看院子时蹦跶得欢，一进了山就吓得蹲在树底下打哆嗦，整夜无声，别说对野猪起不到任何恫吓作用，风吹草动声稍大点。先被吓得狼嚎一般，它这表现，免不得挨我爸好几脚。

　　养地虽困难，可种地几年，人们发现收入还算可观。从林场到村，从工人到农民，丝毫没打消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念想，也就没谁在意这种变化了。

　　这些田地的诞生，让很多人有了新的营生，包括那些极少数没有承包这些地的人们。比如，有的人买了收割机，一到秋天忙得晕头转向，雇佣收割机的价钱一涨再涨。就连什么机器也没有的，也能凭一把子力气去赚给人家铲地、给人家薅大草的钱，从一天十块钱到一天几十块钱，劳动力的价格不断翻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己承包耕种后，林场的劳动力竟一度紧缺，连那种平时热衷于打牌赌钱、干起活来偷奸耍滑又难缠的，都成了被雇佣的香饽饽。尤其是开始耕种的几年，人们掌握不好耕种的时节、化肥和农药的用量，稍有误差，便遭受大自然的惩罚。大自然喜欢人斤斤计较，土地总渴望博得宠爱。化肥少一点，黄豆苗不出，肥多了，又烧苗;农药少了，黄豆地成了草场，农药多了，苗又黄叶子，长不起来了。播种的时间也得精准，早个三五天，一场霜冻就得逼着你种二茬，一旦晚了两天，到收割时又会赶上秋雨或霜冻，即便赶不上，黄豆也很难长好。这东西根据成熟期分很多种，有成熟期八十几天的，九十几天的，一百多天的……大自然会手把手教你掌握分寸，教你懂得尊重，别看是没多少文化的山里的大老粗，更得懂。

　　对人的分寸也在这样的田间地头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地不比北大地，更不比园子归属清晰，将“口”字变成“田”字的那个“十”字是几家田地的间隔路，或者排水沟，它不是规规矩矩的“十”字型，往哪边偏了，排水沟冲到谁家地了，谁家地多用了水，谁哪一年又多种了一根垄，都有可能成为纠纷的导火索。这些插曲的排除最终靠的也是“分寸”二字。我有时想，就连开垦，将林子变成田地，包括与动物周旋的过程等等，都适用。

　　这是适用于天地万物的最朴素的哲学命题。

　　这些居于深山的农田，不便管理，面对这样的田地，人们自然不会那般老实。到了静待豆子生长的时节，人们也闲不住，必是今天地边倒下一棵树，明天一把小火开出几亩荒，地的外延越扩越大。我在发现了这个秘密的同时，按照这个逻辑，也发现了在我出生之前就诞生的北大地的秘密：它理所应当也是低矮的林子和荆棘。林子存在的意义，在于给最初的巴掌大的农田穿上夹袄，农田越吃越胖，夹袄越穿越薄。年复一年的丰收过后，作物虚张声势，引着田地一点点向河谷蔓延，等秋末一过，再降几次温，风将夹袄的棉絮一掃而光，林子豁牙漏齿、四处漏风，农田就终于和河流亲吻在了一起。

　　农田战胜林子，最终连结成片的日子，指日可待。

　　除此之外，更多的秘密我发现不了。我听不到八公里黄豆秧苗破土的声音，它们太远了。生长的季节，倘若雨水阻隔了人们进山的步伐，只需几天，它们就完成了蜕变，再看时，它们到脚踝了、过膝盖了、齐腰了……它们变成了几十亩的绿色舞台，隐藏在林子深处，穿过森林，豁然开朗。

　　我也发现不了关于人的秘密。“天保工程”的口号提出很多年，林场都未见变化，却突然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人越来越少。病死的病死，迁走的迁走，直到连人都雇不到，连铲地、除草都要到别的林场去找人……

　　同样，我也无法知道更多关于我的侄子王成的秘密。我必须承认，他成年后的生活对我而言就是一个个巨大的秘密，即便关于他的消息会不时传来：听说他高中就处对象了，听说他没考大学，听说他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铁路技工，听说他分配工作留在了哈尔滨铁路局，听说他结婚了……

　　我听说他还有点恨他爷。

　　我好奇，他干嘛恨他爷呢？他不是从小跟他爷长大的吗？他们说，因为他爷在他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选择袖手旁观。他奶过世后，他爷换了好几次老伴。亲戚说，到头来，他爷的钱都搭在了最后一任老伴身上，他被骗了。他爷在铁路上，退休金并不低。

　　这些，确实很像我二大爷的作风，一个在我们很多亲戚眼中行事颇为怪异的老头。我见到他的次数屈指可数，印象中他总是很爱笑，露一排大白牙。他的笑能立马拉开你与他的距离，他的笑里充满类似于鄙夷和不屑的东西，充满长辈对晚辈的盛气凌人，充满强势和霸道，充满自我，不容反驳。这个老头出生在朝鲜，以难民的身份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后来跟着我爷爷奶奶以“华侨”的身份被接回国。或许，经历了太多的生死，尤其是当他几个儿子陆续先于自己离去，这遭遇让他看清了很多事情，关于生死、关于亲情。对于这些，他或许有了异于常人的看法。谁知道呢。他开始不为任何人活。他似乎从没为自己的子孙活过。他只为自己活。总之，他将自己的晚辈统统得罪了一遍。他唯一仅存的儿子—我军哥也因当年试图参军却硬被他拦下一事而长久耿耿于怀，毕竟那时若我军哥参了军，就能回到铁路分配工作，而今，他只能远走他乡谋求生路，周而复始，就像土地换茬一样。

　　去年，我们从南方奔回老家，发现耕种的作物变了。人越走越少，我们的园子和北大地都种上了黄豆，跟八公里一样。走后这些年，我们的园子和北大地都给了四大爷家的刚哥耕种。接着，搬离林场的人越来越多，去城里陪读的在城里买了楼，外出打工的长期在外漂着，他们的园子和北大地都或送或卖地留给尚在林场的亲戚和朋友耕种。林场仅有的几个耕种者也无需考虑用种玉米来给土地换茬这类的头疼问题了，收成不好就不好，反正田地多得是，总有收得好的地方。到头来，林场成了那几个人的林场，林场同时也成为了深山，成为我们回乡人要跋山涉水，废掉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抵达的深山。那几个人还在这深山的空余田地里种起了木耳，养起了蘑菇……

　　从菜园子到土豆地，从黄豆到玉米，再到只剩下黄豆，到木耳和蘑菇……作物在更迭中闪动着时代的蒙太奇，最终体现在人的变化上，从林业工人到林场农民，从人多到人少，从大兴采伐到大兴耕种，再到退耕还林。这是一个时代的轮回，几代林场人是这时代变迁的见证者。

　　前几天，二大爷的死讯突如其来。二大爷晚年离开了他所在的林场，跟着王成在绥化生活。去奔丧的我大伯家的一个堂姐给我爸发来信息说，七叔，我看我二叔真可怜，夜里走的，走时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没人知道他咽气的具体时间。堂姐说他们赶到绥化时，二大爷已经在火葬场，王成带着亲戚们去瞧了一眼，看热闹似的，大家发现什么也做不了。二大爷安静地躺在那，头顶上甚至连香烛、花圈、烧纸这类的东西都没有。我军哥尚在从西北回来的路上。大家试图买点香烛烧纸，却被二大爷的女儿制止了，她信奉耶稣，说不兴那样。

　　我爸很伤心。我爸没说话。我爸肯定想到了自己，他也六十多岁了。

　　我也隐隐难过。我突然有点想念二大爷，他是那么孤独。我想，出生在兄弟七人的大家庭，在那个困苦的年代，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被格外优待，从出生开始。我猜测，他出生时也是孤独的，孑然一身而来，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特别像回事似地围在祖母身边期待他的到来，如同他离去一样。

　　那晚，我梦到了我这半生都没见过几次面的二大爷，他变成了土地里的一株作物，跟其他作物一起，周而复始地轮回，只不过周期短一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