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本土植物与外来植物的斗争中，不少美国本土主义者希望借助草甘膦除草剂消灭外来物种。然而，这种除草剂不仅会误杀其他物种，还有可能致癌。
| 驱逐鞑虏 |
2015年1月某个周五晚上，在圣何塞举办的加州本土植物协会年会上，1000名来宾正在听取环境历史学家杰瑞德·法默的主题演讲——论桉树对加州生态和历史的影响。只可惜，桉树并非加州本土植物，而是维多利亚时期从澳大利亚引入的舶來品。在大部分与会者看来，桉树毫无疑问是充满威胁的外来入侵者。它的枝干干燥易燃，对鸟类不友好，还会贪婪残忍地攫取原本属于本土植被的水源。
演讲中，法默尽责地强调了桉树的上述丑恶行径，却也引用了多年来他人提出的正面评价。此举过于莽撞，将桉树称为“加州本地人”的说法引起骂声一片。在提出这一观点后，这位温文有礼的演讲者不断被嘘声、斥骂声和嘲讽声打断讲话，如此情形直到他提及长角甲虫时方才停歇，这种甲虫在上世纪90年代从澳大利亚非法引进，专门用于杀死桉树。听众为桉树天敌叫好。
这些信念坚定的加州本土植物拥护者所厌恶的不仅是桉树。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当地政府颇有影响力，渴望重回1769年第一批欧洲移民定居时，湾区没有树木的原初草原风貌。他们为了实现理想，害得蒙特利柏树屡屡遭到旧金山相关部门的毒手。柏树不是这些本土主义者清理名单中的唯一项目，未来几年，奥克兰、伯克利及其周边地区近45万棵树将以“降低山火风险”的由头被砍伐。
在不断变化的自然界中定义何为“本土”和“入侵”会引发争议。例如，骆驼原产于北美，但该地区的骆驼早在8000年前就灭绝了。相反，充满神圣感的红杉树是早在6500万年前就潜入北美大陆的“入侵者”。美国国家入侵物种委员会将“入侵者”定义为“一种引入后确实或有一定可能对经济、环境或人类健康产生危害的外来物种”。但已故的演化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对这一观点不以为然，认为该定义不过是“浪漫的胡言”。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本土生物不过是“那些恰巧第一个在某区域获取资源并站稳了脚跟的生物”，他讽刺这些“先来者”不过是学会了与周围环境和谐共处，便将“后来者”视作入侵剥削罢了。
即便如此，反外来物种侵害的思想依然在全美盛行，无论是大学生物系、野生生物官方机构还是各种花园俱乐部。我住在弗吉尼亚州时，当地本土植物协会的一位热心女士告诉我，她梦想中的弗吉尼亚自然景观应当与1607年那批移民者所见的一样。为了这片梦中图景，她严厉敦促我对家中的连翘花（起源于巴尔干半岛）斩草除根，再用美丽的本土灌木取而代之。前总统小布什在得克萨斯州度假时，总是花大量时间清理牧场的红柳树。许多州设有机构来监管并消灭外来入侵生物。2014年，北卡罗来纳州入侵植物委员会为两位护林员颁发“年度卓越奖”，以表彰他们在工作期间发现一小片入侵植物马齿苋草的杰出贡献。越南人称马齿苋为“美国杂草”，因为在那里，这种草生长于美军喷洒过“橙剂”的荒芜土地上。
恰巧，越战期间的橙剂供应商孟山都公司，也生产美国最广泛使用的有机磷除草剂——农达草甘膦。草甘膦作为孟山都招牌除草剂的主要活性成分，是对抗入侵生物的最佳武器。根据加州入侵植物委员会2014年的一项研究，当地超过90%的土地管理者会使用该化合物消灭外来入侵生物，特别是桉树。马萨诸塞州相关负责人发现，草甘膦对铲除湿地芦苇有奇效；宾夕法尼亚州大力推广使用草甘膦灭除紫珍珠；路易斯安那州则规定将其用于马齿苋，并提醒可能需要多次使用才能根除。
| 被害妄想 |
这种反外来物种侵害的狂热不仅仅是局部情况。正如联邦政府给出的官方立场：“外来物种入侵对美国环境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影响到美国全境和世界上每个国家。”2014年，联邦政府花费逾20亿美元对付外来物种入侵，其中近一半资金用于草甘膦和其他有毒药剂。
本土主义者认为，与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相比，这笔投资微不足道。内政部声称外来物种侵害造成的经济损耗高达1200亿美元。不过，这个数据来自康奈尔大学生态学家大卫·皮门特尔。他本人对外来物种的厌恶甚至延伸到人种方面，从他公开反对移民就可见一斑。
仔细想来，其他据称由外来物种造成的损害案例同样值得商榷。例如，被认为易燃的桉树，恰恰能够在山火中幸存；它们并不会抢占其他植物的水源，而是通过自身叶片吸收水分并导入其根部，使得周遭土壤保持湿润；它们也不会驱赶所有野生动物，帝王蝶越冬时就很喜欢栖息在加州的桉树上。
红柳所消耗的水分也不比原产于美国西南地区的三叶杨多。据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生物历史学家马修·周所言，红柳的坏名声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一家矿业公司的恶意营销。该公司生产需要大量水资源，但当地河水水量有限，且已经用于农业灌溉和其他用途。于是，这家企业通过研究证明红柳会消耗大量水资源，而在消灭这种“入侵者”后，余出的水便足以供其生产经营所需。
看似平凡的芦苇引发了迄今最坚决也最可疑的灭绝运动。芦苇被指控掠夺其他湿地动植物的生存空间与资源。为此，特拉华州政府每年在德拉瓦河河口27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反复喷洒数千加仑的草甘膦除草剂。2013年，纽约政府计划毁灭皮尔蒙特的芦苇沼泽，当地居民发现后愤而反抗，“我们爱沼泽。它如此美丽，保护我们免受飓风影响，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
正如上文所述，灭绝入侵者的本土主义理想和恢复原初风貌的幻梦交织在一起。繁茂的芦苇荡覆盖了新泽西草原的大部分地区，这无疑大大激怒了渴望回到原初草原景观的本土主义者。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的前高级研究员彼得·特蒂奇认为，芦苇大范围繁殖和新泽西州的公路建设有着密切关系。公路阻断了河流，形成了大面积适合芦苇生长的湿地环境。拆除公路，草原自然就恢复了。但他也提到，新泽西500多个垃圾填埋场不断泄漏的氮和磷，正是依靠芦苇湿地才得以净化。他说：“无论如何，我们不可能重建失落的自然景观，因为这些景观存在的条件已经消失。由于人类活动，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大不一样，我们不可能逆转时光。”
对于反外来物种侵害的思想，玛卡莱斯特学院的生物学教授马克·戴维斯批评得更为尖锐，“这是生态原教旨主义，迷信过去的纯洁被外来者玷污。”在他看来，外来物种不是在排挤本地物种，而是进入了一个已经被人类毁坏或至少搅扰的地区。换而言之，它们是症状，而非病因。比如，臭椿树适合在盐碱地里生长，这种树自美国东海岸沿着州际公路向内陆蔓延，它们特别的蔓延轨迹正是公路部门冬季撒盐除雪造成的。
| 比居同势 |
孟山都公司试图摘掉“橙剂”的标签，成为一家全新的“生命科学公司”。为此，公司高层投入大笔资金在转基因生物项目上。孟山都圣路易斯总部与密苏里植物园不过几英里距离。孟山都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地理条件，与植物园前负责人、植物学家彼得·雷文深入合作，达成共赢。1996年，孟山都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夏皮罗邀请雷文一同出席孟山都中心破土仪式。公司不仅为该中心捐赠土地和200万美元，还投入了5000万美元用于建设另一个转基因研究所——丹佛斯植物科学中心。而孟山都的转基因工程，主要是计划对农作物进行草甘膦免疫的基因改造。
上世纪90年代孟山都试图扮演造物主时，克林顿政府成了它坚实的后盾。当法国拒绝引入转基因玉米时，美国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和诸多参议员均在为孟山都说话。孟山都的工作人员甚至拿着克林顿政府开出的津贴。孟山都的高级副总裁弗吉尼亚·韦尔登就曾担任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为公共政策提供建议。
雷文小组关于反外来物种侵害的建议也乘着这股东风得到了高度关注。“有害杂草的入侵对美国自然环境和经济造成的大规模破坏，只有洪水、地震、山火等自然灾害可以相提并论。”时任内政部长布鲁斯·巴比特在报告时如此疾呼。短短一年时间，克林顿签署第13112号行政命令，成立国家入侵物种委员会，旨在抵御和控制外来入侵物种，将入侵物种所造成的恶劣影响降至最低。委员会咨询顾问之一便是孟山都的产品研发部经理——曾参与研发草甘膦除草剂配方的植物学家尼罗伊·杰克逊。
尽管孟山都三句话不离“生命科学”，但其大部分利润都依赖于草甘膦除草剂的生产销售。到90年代末，孟山都农达除草剂的收入年增长率高达20%，正如公司高管所评价的：“农达是孟山都的上帝。”农达与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共生关系确保其神圣地位不可撼动。农民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 物极必反 |
外来干预对雷文一直崇尚的生物多样性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举个例子，帝王蝶的幼虫以乳草为主要食物，但草甘膦对这种植物的杀灭效果极好，随着除草剂的使用，帝王蝶幼虫的主食消失殆尽。1995年，在农达使用初期，美国田野上空有近10亿帝王蝶；但到2014年，这一数目已骤减到3500万。在一部分人看来，它已濒临灭绝。
雷文对帝王蝶的现状仍旧持乐观态度，理由是孟山都公司计划在非农耕区域促进乳草生长。但这样的野草绿洲十分稀少，即使有也可能变成其他入侵物种的地盘。这样一来，人们不得不再喷一次草甘膦优先杀灭新敌人，才能给乳草腾出可怜的生存空间。
2004年以来，许多农民开始将草甘膦除草剂喷洒在未经基因改造的农作物上，以促成人工早收。麸皮上残留的草甘膦会随着进一步加工，上到人们的餐桌。多年来，孟山都及其盟友激烈否认“草甘膦对人体有害”的指控。2001年，时任助理国务卿兰德·比尔斯接受采访时狡辩说：“食盐和婴儿洗发水的毒性或许比草甘膦还要大。”尽管比尔斯竭力否认，但草甘膦对人体有严重危害的事实就摆在眼前。它不仅会引发皮疹和其他人体疾病，甚至可能毒杀家禽。
残酷的现实也无法撼动孟山都这座大山。美国国家环保局1991年的研究推翻了“草甘膦可能致癌”的结论。2013年，经过孟山都的多次游说，法国撤回了关于草甘膦化合物对老鼠产生致癌作用的报告。面对暴风雨般的质疑，孟山都始终坚持“草甘膦对人类健康无害”的立场不动摇。
“减速带”终于出现在这辆高速行驶的资本大车前。2015年3月，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支持下，17名科学家在法国里昂会晤，进行几种化学物质的致癌性评估，其中就包括草甘膦。该研究小组由国际知名流行病学专家亚伦·布莱尔领导，他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工作了30年，发表了450多篇论文。
布莱尔小组审查了三组数据，分别来自动物实验测试、反复接触草甘膦人群的流行病学研究，以及对草甘膦致癌过程的分析。结果显示，实验动物患癌率过高。在美国、加拿大和瑞典进行易接触人群流行病学研究的小组也得出了相似结果。他们发现，使用草甘膦或近距离接触草甘膦与非霍奇金淋巴瘤患病风险增加存在关联，“它们往往同時出现。”
不难预料，孟山都对这一结果十分愤怒。生物技术食品行业公关网站上满是对这项研究的嘲讽。有同情心的记者斥责孟山都利欲熏心，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休·格兰特对此不屑一顾：“垃圾科学和不实谣言迷惑消费者，这实在令人痛心。”
和以往一样，孟山都要求撤回报告。但就布莱尔和我谈话时展露的立场来看，他似乎不太可能选择撤回，“历史上，同样的事发生在烟草、石棉和砷上。”为表示对布莱尔研究的支持，法国政府立刻禁止花艺商店出售农达。
除此以外，一场新的灾难正在酝酿：目标植物逐渐出现草甘膦抗性。农民对付抗药性杂草唯一的方法就是喷洒更多。过去一季度只需要喷洒一次的除草剂，如今需要三次。所有这些让我想到了玉米和大豆田里的小蓬草，它们也是草甘膦灭杀的目标之一。近几年来，农民发现了一种经多年草甘膦灭杀后仍能顽强生存的超级小蓬草。一位农民称，它不仅可以在高于正常浓度四倍的除草剂喷洒后存活，甚至还能从死里逃生的经历中脱胎换骨，长到原本的两倍高，茎秆粗到足以卡住收割机的利刃。
也就是说，在美国，一种非外来的入侵者正被大量制造出来。
[编译自美国《哈泼斯杂志》]
编辑：要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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