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繁荣的婴儿工厂 |
平克·麦坎醒来时已快到中午，她揉揉双眼，笨拙地起身。麦坎肚子里的双胞胎已经五六个月大了，这让她行动很不方便。她穿着宽松的花睡衣，缓慢踱过节能灯照射的走廊，走进浴室，用冷水草草洗了把脸。
麦坎和另外46名孕妇共同蜗居在印度古吉拉特邦阿南德县阿坎克沙医院的地下室里。阿南德县是大型乳制品制造商阿穆尔公司的总部所在地，有“印度牛奶之都”的美誉，但阿坎克沙医院的特殊业务为这个繁华县城打上了一个灰色标签：“印度婴儿工厂”。
几个月前，24岁的麦坎还在一家服装厂担任车间主管，月薪94美元，负责监督50名工人缝制女装。她出身于工人家庭，自幼聪慧，在寄宿学校上过学。但由于家庭困难，她不得不在16岁时辍学打工。20岁的时候，麦坎嫁给了附近村庄的一名保安。2019年，她深感自己在家中“是佣人而非妻子”，故而选择离开这个家庭。服装厂的工作足够她养活自己和孩子，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新冠疫情蔓延至印度后，麦坎和许多工人一样，因为严格的封锁措施而被工厂解雇了。她没有积蓄，只能依靠慈善组织的援助勉强糊口。为了年幼的孩子，她想到了代孕。“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下去，那么我儿子未来的命运会和我一样。”麦坎声音微颤，“我想，就一次，我和宝宝就能从泥潭里出来了。”
2020年10月，麦坎来到了印度规模最大的代孕机构：阿坎克沙医院。她的母亲有过代孕的经历，试图劝阻女儿，但没有用。麦坎说，代孕的报酬远远超过她打工能赚到的钱。阿坎克沙会分期给代孕者报酬，成功产下一个婴儿的薪酬是6230美元;如果流产，那代孕者将收到截至流产前已支付的酬劳和额外的135美元补偿金。麦坎怀的是双胞胎，因此除了捐献卵子赚取的245美元外，她还能赚7395美元。她的生活费也由院方承担，这能帮她省下不少钱。
麦坎只是印度数以千计的代孕女性中的一位。2002年，印度将商业代孕合法化，代孕女性可以从中获得经济补偿。2012年的一项研究估计，印度代孕业务每年的产值超过4亿美元，全国约有 3000家代孕机构。
阿坎克沙医院的许多代孕者多为体力劳动者，当过家政工或工厂工人。代孕所得薪酬可以改善她们的生活。麦坎希望用这笔钱开一家小型服装厂，卖自己制造的衣服。绝大部分代孕者是来自农村地区的贫困妇女，但在疫情流行、全国失业人口急剧增加的情况下，许多受过教育的城市妇女也来到阿坎克沙医院捐卵或代孕。
阿坎克沙医院的外观引人注目，那是一幢铺满玻璃幕墙的高楼，耸立于香蕉田中。医院大厅的液晶屏幕循环播放着创始人纳亚娜·帕特尔大谈生殖健康的视频。自2003年以来，她把生意越做越大，令阿南德县成为了印度商业代孕的中心。新的医院大楼于2015年落成。作为一站式生育服务中心，新阿坎克沙医院提供卵子提取、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产前护理、分娩和新生儿护理等一系列服务。医院的接待区摆放着美国著名艺人奥普拉·温弗瑞的照片，作为医院2007年的代言人，她吸引了大量海外客源。铺满了整面墙的拼贴剪报彰显着医院的成功。微笑的婴儿大头照贴满了展示墙的每个角落——其中绝大部分是白人。迷宫般的医院地下室就是代孕妈妈们怀孕期间的临时居所。
| 蛛丝结网 |
自代孕合法化以来，商业代孕在印度迎来繁荣。快捷高效的申请程序、成熟的英文服务、廉价的劳动力和医疗旅游的流行推动了行业的发展。专门处理代孕者和准父母合同事宜的孟买律师阿米特·卡尔卡尼斯表示，在代孕最风行的时候，印度每年能吸引数百名来自发达国家的客户，尤其是美国、澳大利亚和以色列。印度最知名的代孕机构阿坎克沙医院因其医疗研究和创新技术在国际市场上广受赞誉。但这只是个例，实际上代孕流程以及代孕者的治疗与经济补偿方式因机构而异。
帕特爾搭建了一个约由20名“看护人”构成的人脉网。这些“看护人”会协助医院寻找潜在的代孕者。瓦萨瓦在2019年首次代孕后就加入了“看护人”的行列。她16岁结婚，最终离婚，返回娘家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瓦萨瓦在附近城镇当家政工时，与一位雇主谈到了自己的困境。雇主向她展示了帕特尔上传至YouTube的宣传视频，不久后瓦萨瓦就签约成为了阿坎克沙医院的代孕者。“我和孩子们有时不得不饿着肚子睡觉，”她回忆代孕前的艰辛日子说，“代孕之后，至少能填饱肚子。”瓦萨瓦用代孕的薪酬开了一家小商店，供应牛奶、薯条、巧克力、扁豆和大米。阿坎克沙的工作人员鼓动她向周围熟人推荐代孕一行，并承诺每推荐成功一人，就给她269美元的提成。
印度大多数代孕机构会委托中介寻找潜在的代孕者，并安排她们的住宿和体检等事宜。然而不同的中介，处理方案不尽相同，向代孕机构收取的费用和给予代孕者的薪酬也有很大差异。“没有针对这些中介和代孕机构的官方规定，只有粗略的指导方针。”卡尔卡尼斯说，“所有代理方全凭自己的偏好行事。”
帕特尔曾在几名代孕者身上栽过跟头，痛定思痛，2007年她下定决心创建了“看护人”系统。她谨慎地把自己手下的“看护人”和一般中介区分开，将支付给“看护人”的费用称为“看护费”。帕特尔表示，她雇佣的女性不光要为代孕者的人品和身份背景作担保，还要负责在代孕者预产期前与机构保持联络，关照代孕者的家人并传达医生的信息。
作为阿坎克沙医院的“看护人”，瓦萨瓦会刻意接近自己的邻舍，介绍代孕这份工作，并分享自己的经历。目前为止，她已经凭借“看护人”身份赚取了538美元。瓦萨瓦介绍的第三位代孕者刚刚怀孕，不久后她又可以拿到269美元。
瓦萨瓦所在社區居住的多是印度种姓制度中位列底层的人。那些女性在可能会被雨季洪水冲垮的棚屋里生活，每天靠在建筑工地打零工或者做家政保姆来养家糊口。社区里已有六名女性签约成为代孕者，其中有人用代孕赚到的钱建起了坚固的混凝土房子。
| 无保障的子宫 |
尽管商业代孕为贫困女性提供了改善生活的机会，但这一行业多年来始终争议不断。2012年以来，有关代孕行业的负面报道层出不穷，披露了业内的诸多弊病，加之印度已然成为外国人首选的代孕目的地，在这样的情形下，行业整顿及改革势在必行。
2013年，非营利组织“社会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兰佳娜·库玛丽对相关法律展开研究，以求推动改革进程。她调查走访全国各地的代孕机构，发现代孕者待遇参差不齐——某些案例中女性甚至没有任何话语权。她所在组织2014年提交的调查报告强调了以下几个问题：代孕者很少能收到与准父母签署的合同副本，大多数合同条款不包括保护代孕者健康的内容，一些代孕者接受了多达24次的试管婴儿疗程。研究还发现，代孕机构之间薪酬差距很大，此外，代孕者拿到手的款额与机构许诺的报酬也存在出入。一些受访者表示，医院工作人员对她们的态度很恶劣，“像对待物件一样”。
对代孕的谴责在2014年达到顶峰，当年有一对澳大利亚夫妇遗弃了印度代孕母亲所生的双胞胎婴儿。第二年，印度议会通过新法案，禁止境外人员来印度寻找代孕者。卡尔卡尼斯说，代孕行业最鼎盛的时候，他一年能接到近200份合同，每周要会见15位海外客户;而现在，他一年也就接手了约20份代孕合同。
即便如此，代孕行业仍持续发展着。像沙鲁克·汗这样的大明星也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在城里，代孕行为已经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然而对准父母和代孕者而言，道德上的谴责仍旧存在。麦坎在代孕前向亲戚和邻居谎称自己要出远门工作，因为她担心离婚后怀孕会有流言蜚语。她说：“如果我告诉别人我在代孕，他们会觉得我抛弃了自己的孩子，他们不懂我只是在出借我的子宫。”
站在医生的立场来说，保护孕妇和商业代孕本身就存在利益冲突，这意味着胎儿的健康比代孕者的健康更重要。大多数代孕者会接受剖腹产，这给孕妇造成的身体伤害比顺产的更大，但它对胎儿可能更安全，对医生来说也更高效。
名叫帕尔玛的代孕者成功代孕一次后，又回到了阿坎克沙医院。她希望能为孩子赚取更多的教育资金。疫情蔓延之际，阿坎克沙医院特地为她和其他代孕者提供了化妆、缝纫和制作饰品的课程。除紧急情况外，帕尔玛被禁止走出医院大楼。她洗好衣服，在医院草地上的小寺里完成了参拜。接下来的时间，她将和其他代孕者一起聊聊天、看看电视。很快，代孕的妇女们就收到了医院派发的水果和椰子水，这些都是帕尔玛平时在家买不起的奢侈品。
[编译自美国《时代周刊》]
编辑：要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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