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聘上岗
想在嘉吉公司的肉类加工厂找份活儿很容易。一份“普通生产线”岗位的在线申请表六页长，15分钟不到就能填完，不需要简历，更不用推荐信。申请表里包括一份含14个问题的问卷，询问的内容例如：
“你是否有使用刀具切肉的工作经验（不包括在杂货铺或熟食店的工作经历）？”没有。
“你在产品制造或加工领域工作过多少年（比如装配流水线）？”经验为零。
在点击“提交”4小时20分钟后，我收到了电话面试的邮件通知。面试时间不过短短三分钟，面试官口头承诺录用我。她还说，眼下工厂招的六个岗位，都安排在下午3：45到凌晨00：30至1：00的第二班，其中三人被派往屠宰场，另外三人则负责肉类加工。
我立马选择了肉类加工。夏天屠宰场的温度接近38℃，由于潮湿闷热，屠宰牲畜时弥漫的血腥味愈发浓稠。除了糟糕的工作环境，屠宰过程中剥皮割舌等种种环节也着实过于挑战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面试官如此描述肉类加工：一批工人在车间对牛肉进行切割包装的现代化流水线作业。加工车间的温度保持在0℃到2℃之间，但面试官说：“干活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冷。”
我们随后谈到具体的工作分配。剔肩胛骨的活一看就不是我能干的，这需要熟练工，而我对第二项剔除胸骨的工作也没有什么把握。最后留给我的只剩下修整肩颈肉这一个选择。根据面试官的描述，这一岗位主要负责将初步剔骨的肉块切成标准规格。“那能有多难？”我心想，然后便痛快地接受了这份起薪一小时16.2美元的工作。
入职培训
在经历了背景调查、药物筛查和体检之后，公司打电话通知我可以上岗了。嘉吉的肉类加工厂坐落在道奇市东南市郊，就在知名品牌“国家牛肉”旗下一家更大的肉类加工厂旁边，工厂附近有污水处理厂和饲养基地。在夏天，这片地区总是弥漫着粪便发酵和肉类腐烂后散发出的恶臭。
堪萨斯州西南部有四家大型肉类加工厂，其中两家位于道奇市。四家肉类加工厂为堪萨斯州西南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它们的员工总数接近1.3万人。流水线上的工人绝大部分是移民。
上世紀80年代初，随着越南难民、墨西哥等拉美移民的到来，肉类加工业开始走向繁荣。近几年，来自缅甸、苏丹、索马里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难民成了工厂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如今，道奇市近1/3的居民来自海外，其中3/5是拉丁裔。第一天上班时，我在车间入口处看到了用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和索马里语四种语言书写的警告牌，它提醒员工，一旦出现新冠症状就主动居家隔离。
最初两天，我和工厂的其他六名新员工一起，在屠宰场附近一间没有窗户的教室里接受培训。教室的墙上贴着两张海报，上面用英语和索马里语写着“给人们带去牛肉”。人力资源部代表在入职培训的过程中反复向我们强调这一光荣使命。“嘉吉是一家国际企业，”在冗长的幻灯片展示前她如是说，“我们几乎养活了整个世界。这也是为什么在疫情暴发时我们仍坚持运营，因为我们得吃饭啊，对吧？”新人们纷纷点头。
6月初，疫情已迫使至少30家美国肉类加工厂停运。数据显示，已有至少74名工人死于新冠肺炎。嘉吉公司工厂在4月13日报告了首例病例。堪萨斯州公共卫生记录显示，2020年，该工厂2530名员工里有600多人感染了病毒，至少有4人死亡。
感染病毒并不是在工厂工作唯一的健康风险。肉类加工业本身就是出了名的高风险。政府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8年，几乎每隔一天就有一名肉类或禽类加工业工人受伤或入院接受治疗。在入职培训的第一天，新员工中一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非裔就讲述了他在对面“国家牛肉”加工厂险些被机器砍断手臂的惨痛经历。他卷起袖子，露出右肘外侧一道三寸长的疤痕。
15分钟的培训休息间隙后，我们回到教室聆听工会代表发言。
“我们为什么在这？”他问。
“为了赚钱。”有人回答。
“对！为了赚钱！”他说。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钱成了我们讨论的焦点。工会代表告诉我们，美国食品与商业工人联合会的当地分会近期正在商讨要为所有小时工永久加薪两美元。第二天午餐时，那个阿拉巴马州的非裔说他非常渴望加班：“眼下我要拼命工作。活儿这么多，我甚至都没有花钱的时间。”
我的“摩登时代”
牛肉加工的整个流程都在一个塞满了铁链、硬塑料传送带、工业级封口机和成堆纸板箱的巨大车间里完成。第一步是将屠宰场运过来的待分割胴体挂在冷冻仓库里36小时。随后才是切块：两扇牛肉被分为前躯和后躯，紧接着分为更小的适合销售的肉块。这些小的肉块才是真空包装放入纸箱内的成品。在疫情暴发前，平均一天要从工厂中运出4万只箱子，每箱肉重量在9斤到80斤之间。肉类加工包装业的信条是“永不停歇的流水线”。麦当劳、沃尔玛和克罗格等大型连锁店的牛肉都来自嘉吉。嘉吉在美国有六家牛肉加工厂，其中，道奇市的加工厂规模最大。
新员工试用期为45天。试用期间，员工需要证明自己足以胜任这一岗位，培训人员会对新员工进行一对一监督。我的负责人30岁，只比我小几个月，是缅甸的克伦族难民。他原本叫帕尔塔，但在2019年获得绿卡后，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比利安（十亿）。“说不定我有朝一日真成了亿万富翁。”当我问起他为什么起这个名字时，他似乎因为透露出了自己美国梦的心思而害羞地笑了。
比利安很有耐心。他向我展示了如何戴上多层手套、穿上束腰外衣和白色棉质罩衫。接着，他递给我一个橙色手柄的不锈钢钩子和一组刀。一组三把，都是黑色刀柄的4.5寸弯头刀。他领我到18米长的传送带边上，随后抽出一把刀，向我演示如何用磨刀器。接着他开始作业，取下传送带上的肉块，娴熟地切去软骨，剔除骨头碎渣，扯去又长又细的筋。在我眼中，比利安干起活来毫不费力，我接手后，他谆谆叮嘱说：“慢慢来。”
冷冻肉出乎意料地好切，但比利安还是提醒我，每隔一块肉就要磨一下刀。在切到第十块肉时，我不慎让刀刃磕在了钩子侧面。比利安立刻示意我停止作业。他脸上的表情告诉我，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没有什么比用钝刀切肉更糟的，我必须换一把新刀才能继续工作。
回想在工厂的这六个月，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只进过一次医务室，意外发生在我上工的第11天。我在翻一块肩颈肉时手滑了一下，钩子刺进了右手手掌。护士包扎好伤口后说：“没什么大事，过几天就好了。”她经常应付这样的伤病。
他们的“美国梦”
到我上工20天时，比利安带我去签署了几份正式的工作文件。他還给了我一顶白色的安全帽，换下原本那顶象征着新人的棕色安全帽。
我暗暗希望通过考核后，就能融入工人的圈子，但那些怀疑的目光让我觉得新安全帽并没有起到预料中的缓和作用。我的肤色本身就是阻碍。在30多名处理肩颈肉的员工里，我是仅有的两名白人中的一个。我的大部分同事来自墨西哥，剩下一部分人来自萨尔瓦多、古巴、索马里、苏丹和缅甸。当别人问我为什么应聘这份工作时，我告诉他们疫情来临时我在亚洲旅行，回来后我想尽快赚一笔。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是记者，虽然我身边的一名墨西哥裔员工差点就道出了真相。
“你不会是卧底老大吧？”他在换班时冷不丁问道。
“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
“我在这儿干了四年，没见过白人做这个的。”
好在大部分同事最终还是接纳了我，连疑心最重的那名员工也逐渐转变了态度。慢慢地，他会跟我聊最近看的电视剧，或者问出国旅行的事。他说他过去想过有一天能出国旅游，但现在他必须工作，养活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他才24岁，却已经计划在工厂待到退休。
“工厂给了我所有。”他的语气带着不符合年龄的沧桑。
“如果你可以干你想干的任何工作，你想做什么？”
“一大堆事！”他说着，眼睛亮了亮。
“头一件呢？”
他思考了几秒，抬头仰望天花板，“拥有这样的厂子。”
这样的对话帮助我在单调的工作中得以喘息。另一件好事是我与那位有趣的墨西哥朋友达成了默契：如果我们之中任何一人偷偷溜去看时钟，我们会在肉块上浅浅地刻上时间告诉另外的人。这种团体小动作看似不值一提，但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虽然流水线作业会让我产生一种深深的疏离感，但正因为这些暖心的小秘密，我从未觉得孤单。
离开工厂几周后，我开车去花园城看望比利安和他的家人。我在一家越南小菜馆和他们碰头，然后跟着他们去当地的动物园玩。我以前不太爱去动物园，但在肉类加工厂工作后，我发现看到那么多动物活着竟是一件如此让人欣慰的事情。这些动物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画面更是温馨感人。比利安五岁的儿子桑尼很兴奋地叫出动物的品种，他敬畏动物，这让我好奇他对他父亲的工作了解多少。
经过羚羊展区时，我问比利安和他的妻子达莉拉为什么要给孩子取名桑尼（阳光）和克莱韦（聪明）。达莉拉盼望长子能如光一般闪耀，而比利安的梦想更加具体，“我希望克莱韦聪明，好好学习，将来能当个医生或者律师。”无论他们长大后是什么样，比利安都不会让孩子在肉类加工厂工作，有他挣辛苦钱就够了。对比利安来说，家人才是他挥洒血汗的真正意义。
[编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
编辑：要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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